酷我-北美枫

[livetodream]

by 熊平

写在前面：重复的中国历史

从来没有人能准确预知未来的世界。但我们可以从已知的过去的世界窥知未来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因此，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不过是一家一姓之更替兴衰，于人类文明无半点之进步。或有进步者，一姓变更为几姓，原来为一家的天下，现进化为几家的天下，权当作进步罢。暂按不表。



2009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与最大的错误

2008年，总结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与失败，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正当中央政府开始准备调整政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之际，发端于美国而席转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由于30年改革积累起来的贫富分化和国富民穷的社会问题，必需循序渐进温和地解决，但面对30年跛脚改革（只改革经济领域而不改革政治领域）的沉疴，解决的重要前提是必需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的很多政策调整都胎死腹中（或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出台的政策（例如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也纷纷掉头，保经济增长成为2009年的头等大事。事实上，所谓保经济增长，上面说就是保社会稳定，说白了就是保政权，保执政地位。因为，如果一旦经济突然下行，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社会各阶导利益博弈如此激烈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可以预料和控制接下来的情况。

2009已经过去。今天，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在宏观层面上，仍然了无新意，但较之2009年，在微观操作层面上，则留下了较大的弹性空间，利于中央政府“见风驶舵”，即保经济增长（即保政权）仍是主调，但要观照内外部经济运行环境。

反观2009年保经济增长的得失，可以说，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在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由一篮子货币政策改为与美元挂钩，最大的错误则是10万亿天量信贷投资全部投入“铁公基”和房地产。最大的正确中央肯定会坚持，但最大的错误，却很难一下子更改。所以说，2010年，是更加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政治智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决定2012年中国是否会发生社会危机比较关键的一年。

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未爆发之前，中央正逐渐调整过去单一美元人民币汇率政策改为一篮子货币政策，以加大中国政府在全球资源的控制权和自主支配权（例如石油、铁矿资源），是一项重大长远的国家战略。但是生不逢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中央的政策部署，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赶紧掉头，人民币汇率重新紧盯美元。这个最大的正确，为2009年全年保8立下头功，也为中央政府缓解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冲击立下头功。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经济结构调整

表面上看，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涉外金融政策问题，而实际上，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所以，今天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质上是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因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利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国际上采取“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国内采取“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模式，后面谈最大的错误天量信贷会讲），积累了全球第一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天量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响到美国的国家信用（虽然理论上说美国人可以无限量印钞），如果今后30年还想以“低人权优势”继续向美国输出产品，持续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与国内消费型并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在弦之箭。一方面是美国等国际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富民穷的大环境下，国内民众要求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要求与呼声日渐强烈。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在所难免。但经济结构转型也不可能说转就转，在国富民穷和国民财富占有比相差巨大悬殊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要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只能是“循序渐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需要美国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2万亿天量的美元外汇，一定程度上也把美国“绑架”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上。2009年中央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紧盯美元政策，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年达20%，但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国际其它货币实际上也处于贬值的行列，欧元等国际其它货币要求人民币升值时，中央政府仍能顶住压力，不为所动，并暗指美元才是人民币无法升值的“罪魁祸首”，在全球声讨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而日元等货币干脆就放弃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

30年跛脚改革的沉疴，在国际上表现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结症在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模式；国内问题则表现为国富民穷，官富民穷，消费疲软，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结症在于“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模式。在新形式下，这两种模式都不可持续，而且国民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要持续下去，共享必需是前提，改革才能拥有合法性和正义。



10万亿天量信贷拯救了谁：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角力的背后

2009年初，中央政府推出刺激经济政策的4万亿中央信贷，并且全部投向“铁公基”，当时我就傻眼了，写了个4万亿投资不如每人发3000块来得快的贴子。没想到一年下来，全年信贷总量居然达到了9.8个亿的天量，与2008年相比，广义货币投放量净增30%！以至于形成了2010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第六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通货膨胀而言（奢望还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吧）。事实上，近10万亿的天量信贷，除了一部分投入“铁公基”外，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楼市和股市，特别是有国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地王”频现，房地产再一次“绑架”了中国经济。

10万亿天量信贷到底拯救了谁？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突然宣布加息25个基点，早于市场预期；11月3日，再次加息25基点；12月1日，第三次加息。在第一次加息之前，澳方就有官员表示，由于中国对澳洲铁矿石的强劲需求，澳洲首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困境，将率先加息。只是，公众没有想到的是，澳洲加息会这么早，而且加的这么猛，一个月内两次加息，三个月内第三次再加息。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10万亿的天量信贷，第一个拯救的不是自己，而是澳洲人。虽然中国靠10万亿的天量信贷实现了经济保8目标，但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后遗证，将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中国还需要为这10万亿天量信贷继续买单，而澳洲人，却实实在在地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也正是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厂商底气十足的最根本原因：中国如果不想让2009年这10万亿天量信贷打水漂，2010年必需继续实施至少不低于7万亿的新增信贷，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必需更加强劲。



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打压房地产保股市是必然选择

既然10万亿的天量信贷首先拯救的是别国澳洲，如何继续发挥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长期效用来拯救自己？这也是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除汇率原因之外的另一重大原因。但如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会议上没有明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反思2009年全年信贷流向，如果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在2010年新增7至8万亿信贷的前提下，“打压房地产保股市”将成为中央的必然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反思2009年，10万亿天量信贷除了“铁公基”具有长效投资拉动“鸡的屁”之外，房地产已经成为压制拉动“鸡的屁”的另一驾马车即消费拉动的罪魁祸首，国内消费迟迟拉不动，房地产投机已经首当其冲。前面汇率问题已经讲过，国际上，“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单一引挈因国际压力已无法持续或加深，为缓解压力，重点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国内引挈还是大有潜力可挖。2009年，中国汽车行业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就是中央政府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效应。中央政府很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未来三年，汽车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挈是必然选择，因为汽车是易耗消费品而不是金融投资品。除了汽车之外，前段时间中央也曾吹过风，旅游将是中央拉动国内消费的另一辅助法宝。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革成本全部由老百姓承担，成果却由体制内既得利益独享，所以汽车消费成为中国拉动2010年“鸡的屁”的最大消费引挈完全可能。当然，能买得起汽车的，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垄断企业等既得利益群体，外加一部分有私营企业主和外企高管。

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所以2010年，为保证即将新增的7至8万亿信贷对全年“鸡的屁”拉动的效率，中央保股市打房地产是确保2010年经济平稳增长的必然选择。2009年，表面看，中国经济回暖了，宏观上看也是如此。但事实上，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投资，中国经济的回暖，回归到实体经济层面，并不乐观。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最终的着力点仍在实体经济。有人说，作为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业不是很火爆吗？事实上，在中国目前金融政策与体制下，房地产已不再扮演单一的实体经济角色，房地产俨然成为一种金融投资产品，中国楼市，超过一半的住房购买源于投资与投机。2009年保八成功之后，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2010年以泡沫渐大的房地产业，中央势必形成打压力之势，因为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制约实体经济进一步复苏的最大障碍，同时还要挟着整个民生问题。2010年中央政府之所以有打压房地产行业的底气，在于中央已经找到了可以逐步取代房地产的行业，也就是汽车制造业。所以，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中央政府势必延续外，预计将同时扩大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面，一连串的促进消费（主要是体制内消费）和保民生（主要是体制外医疗与社会保障）的组合拳，在2010年中央政府将会依据国际经济复苏形式随时出击。



疯狂的大蒜的本质：寻找天量信贷背后的民间资本出路

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2009年末，借甲流之东风，大蒜疯狂了。事实上，在大蒜疯狂之前，楼市已疯狂，股市也处于半疯之状态。一方面，是大量限入困境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是10万亿的天量信贷投向“铁公基”和国有垄断企业以及房地产；中间夹着的，是近万亿民间游资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楼市疯狂，股市半疯之后，大蒜疯了。下一个疯的是谁？如果不实行有效的预防，谁也将无法预料，或者，下一个疯的是生产食用油的大豆，最后是整个物价。

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适度的通胀并非坏事。适度的通胀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复苏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有经济学家表明，2010年，3%—5%的通胀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有体制内专业鞋帮经济学家就解读，2010年中国通胀将在5%以内的可控范围内。但是谁也不敢打包票，2010年中国全年通胀就不会超过5%，有经济学家甚至预测2010年如果中央延续2009年政策，全年通胀预期将超过15%。2009年，中央广义货币量投放较2008年增加30%，再加上2010年必需跟进的7至8万亿的信贷总量，虽然通胀对货币投放量相对滞后，但如果一旦新增货币总量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渠道，能量释放，通胀将无法预期和控制。2009年末，疯狂的大蒜就是最好的例证。

最近，食用油已开始新一轮涨价。而中国75%左右的食用油企业都由外资控制。也就是说，面对2010年的通胀预期，中央政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资本，还有国际资本。所以，2010年中央政府要全力防通胀（即实现全年通胀控制在5%以内），各项政策仍需亦步亦趋，仍需“见风使舵”。最近有房地产商代表解读中央经济政策扬言2010年楼市仍将突飞猛进的断言，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说，2010年，是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智慧最关键的一年。2010年中央政府的智慧决定了中国未来几年的社会政治格局，要么把2009年的政策成果断送，至使2011年继续被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国际资本要挟，为2012年社会危机埋下定时炸弹，要么继续扩大2009年经济复苏成果，为2011年轻松应对全球经济不稳定打下良好基础。

这也是2010年中央政府打压房地产保股市的深刻政治原因。前面讲了为什么要打压楼市，这里讲讲为什么要保股市。所谓保股市，说白了就是为国内民间资本找出路，缓解通胀压力。保股市并不是主张政府去股市圈钱，而是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领域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到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潜力可挖了。今后几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仍将难有大的突破，要保持今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实际上，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可以说“非常有潜力”。可以预计，金融领域的改革将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面对即将到来的7至8万亿信贷量，为控制通胀，中央政府不可能再大手笔印制钞票，要确保银行系统坏帐可控的前提下，2010年，中央政府极有可能“向民间借贷”，通过银行系统，向国内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融资”和“增发”，而为实现有效“融资”和“增发”，中央政府势必要保股市“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势必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逐步放松金融领域的某些“管制”，为资本寻找出路，同时亦会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的解决。2010年，如果某天二级城市商业银行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上市，股民们不必太惊奇。



2012，真正的危机：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

为什么2012？而不是2015或2016？或是更远？在电影《2012》这部美国灾难片里，是“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了美国。事实上，如果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在2008年爆发而是在2016年之后更晚的时间，对于全球而言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为，即使全球金融危机晚于2016年爆发，2015或2016年，中国由于经济的衰退也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16年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衰退原因有时间另文再谈）。只是，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国“鸡的屁”增长模式下，美国人首先扛不住了，趁中国人还能扛得住，提前释放了。因为如果美国人等到2016年之后，中国人也将扛不住。所以2008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象是一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联合导演的一场扼杀中国和平崛起的阴谋。

是的。中国人扛住了。本伯南克当选《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工人”（事实上是中国民工）紧随其后获得亚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获提名。《时代》周刊盛赞了“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但他们可能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承担的代价和屈辱，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有着极为深刻和精彩的论述。这本被民间喻为“中国式资本论”的著作，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社会分裂的成本。因为环境破坏了还可以花巨大代价来修补，资源枯竭了还可以积极寻找新的资源，但社会分裂了，却是需要比补救环境和寻找资源所付出的更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来弥合。袁剑指出，改革开放30年特别后十几年，中国社会正从最初的“团结”走向“分裂”。

我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分为“1978—1986—1989”、“1989—1992—2003—2008”五个阶段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属于共赢时期；第二个时期，属于博弈时期。第一个阶段，1978—1986，属于8年黄金阶段，在这个阶段，官民共享了整个黄金8年，在1984年达到顶峰，其间虽然存在工农业剪刀差，但社会基尼系数达有史以来最低；1986—1989属于3年震荡阶段，虽然存在官倒、腐败等突出问题，但总体上仍属于官民共赢时代；1989—1992为停滞阶段，这种停滞属于博弈底色下的停滞，特指社会发展的停滞，相反1992年全年“鸡的屁”达14.2%；1992—2003为分化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从开始到日趋激烈；2003—2008为分裂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进入白热化，堪称惨烈，但由于这种社会分裂为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掩盖，所以并未酿成真正的社会危机。2008年事实上也是官方与民间共同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年”，所谓“拐点论”，“十字路口论”，就是缘于此。当然，民间反思的力度要大大强于官方的反思力度，相比民间反思的主动，官方的反思只是“被迫应战”。

2003年至2004年，我在北大在线《燕园评论》发表题为《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以及《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两篇文章，指出未来改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民众的最大剥夺之间寻找平衡”，如果不寻找经济以外的手段，社会分裂必将加剧，最后将是所有人付出代价。文章被多种学报和内刊转载，被誉为新世纪的“醒世恒言”。社会学研究者从来就不是预言家，然而社会却总是沿着我担心的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为什么偏偏是2012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央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难题，从2009年的中央政策看，我们只是“延缓”了金融危机而不是“解决”了金融危机。按照中央政府的算盘，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们正是用“延缓”政策代替了“解决”政策而获取了巨大成功。在这里，我想插一句的是：权贵们太贪得无厌了！所谓博弈，也就是有妥协。精英们这次搞错了算术，此金融危机非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可以比拟，这次精英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仅有民众，还有美国。更确切地说，是登上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30年，“鸡的屁”年增长率平均超过10%，从1978年的3600亿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1986年以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没有随着“鸡的屁”的飞速增长而同步快速增长。相反，在2003—2008年，普通民众成为改革环境破坏与资源破坏的直接承担者，成为相对受损的最大群体，以致民间对改革的合法性开始产生质疑。在这五年中，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且逐年快速大规模增长，权贵与精英越来越挑战普通民众的承受底线，国内社会矛盾已完全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分裂在一些领域已成水火之势。（不想举例了。）在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分裂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问题已经与经济问题捆绑，一旦经济严重下行，社会危机暴发将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而言，2012年的社会危机，将由经济危机引爆。2010，2011这两年，如果中央政府仍然投鼠忌器，权贵不再妥协，2010年仍然沿用2009年的政治思维，在社会保障、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上，再不还债，任由权贵、精英相互勾结，一旦经济下行，哪怕只有两三年，对中央政府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后30年，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还债年”，即还民生。我之所以说中央政府已错过打压权贵的最好时机，在于2009年，如果中央政府有长远的智慧与魄力，宁愿让2009年全年经济“保5”，打压房地产保股市促汽车保民生，201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会主动得多，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仍可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软着陆”。但现在，中央政府还需要美国的“帮忙”，才可以安然渡过危机。可以说，由于2009年的决策失误（前面所谈的最大的错误），中央政府已失应对金融危机之“先手”，中央政府“主动”让美国捆绑了自己。美国大片《2012》中国人制造诺亚方舟拯救美国人的事，只是个电影的商业桥段，用以满足中国人一种虚妄的自大狂和单相思。



燃烧的远征：共享、公平与正义——改革的合法性前提

2009年，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的一项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和赞扬，这就是“神木医改”。“神木医改”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就在于这个“改”，是建立在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我前面说过，改革开放30年，在改革之初，我们以为一切改革都将是一种“增量”游戏，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改进”，而事实上，1986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改革越来越成为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或“较量”，或“剥夺”。至2005年，改革的“共识”已基本消失，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已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06年，我在《大痛无声：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表情》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的丧失和改革共识的彻底破裂，以往连贯的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断裂，并主张以“秦晖底线”（权力与责任对等）来重建共识。3年过去了，不会写诗的我写了一句诗：“我看见人民的身上插满了吸管/我保持沉默的姿势”，中国社会正按照我的担忧一步一步走来，社会秩序正从“断裂”走向“分裂”，到处都是“天花板”，“贫二代”，“富二代”，“权二代”，“官二代”等“二代分裂”社会正在变化现实，社会阶层“板结”，阶层结构“钢化”，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通道变窄，向上变迁的成本加大，贫富官权恢复“世袭制”。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如果要进一步深入，避免更多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共享”是取得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在中央政府要求“鸡的屁”持续增长的政治动力下，0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很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改革”，政府将越来越成为“主导者”，以“共享”的思维智慧，适当增加“公平”与“正义”的“佐料”，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安抚”，将是中央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临的“选择”。例如最近“全民医保”、“全国社保统一”、“中小城市入户”等政策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是到具体操作层面上，中央政府却并未估计到执行的难度。所谓执行的难度，并非是媒体和某些官员所说的技术难题（在中国，技术从来不是瓶井），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所以，尽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有更多在民众看来“利好”的改革措施出台，但由于实际上操作上的难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中央政府发布的“利好”政策，可能都只是“看起来很美”。

这正是社会危机产生的前兆。如果中央政府不痛下决心，还是象以往一样任由地方“虚与委蛇”，到2012年，如果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复苏并不是那么强劲，在后哥本哈根全球低碳政治环境下，中国再指望“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生产模式已走不通，仅凭“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生产模式，“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为什么“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201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人数约为630万，2011年将为758万， 2012年将超过800万，将达到历史最高峰，然后逐步回落，至2016年止，中国社会将开始步入老龄化，一帮御用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中国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在美国，看经济复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就业率，而不是看“鸡的屁”。2012年，面对如此多的大学毕业生，加上前几年的失业或暂就业低收入大学生群，如果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下行，中央政府有没有准备？

一部《蜗居》的热播，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以扫黄的名义，《蜗居》在某些电视台被停播了。但比《蜗居》更现实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可能更应该让中央政府敏感。社会学从来不讲特例，你可以说，那些“蚁居”的大学生应该自己努力，并可以举出陈天桥、丁磊等例子。但在目前刚性和板结的社会结构下，到处都是“天花板”，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处于“血拼老爸”的时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相较于20年、3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１１月２６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自缢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前，杨元元发出了“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感叹。所谓公平，最根本的就应该是机会公平。可《蚁族》中所记录的这些80后“小强”们，他们“带着坚强，藏着温暖，传递希望”，缺少的只是一点点“机会”。“毕业之后，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尾声：你准备好了吗？

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介意冲突和危机的到来。关键是你如何去应对这些冲突和危机。是堵还是疏，早有古训。前段时间，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到中山香山讲坛开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有幸现场去聆听。末了，我问了朱先生一句：“如何评价蒋经国先生这个人？”朱学勤先生简单回答了一句：“蒋经国先生的伟大程度将超过孙中山，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有超过100年的价值。”回答甚合我意。蒋经国先生，这个曾经的最残酷的独裁者，仅凭他晚年行将就木的那一刻的转身，就足以让他在五千多年的不断重复的中国历史上华丽闪耀100年。人民终究是历史的纤夫。历史的方向盘却总不由人民掌握。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你准备好了吗？

http://blog.sina.com.cn/xiongping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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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熊平

写在前面：重复的中国历史

从来没有人能准确预知未来的世界。但我们可以从已知的过去的世界窥知未来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因此，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不过是一家一姓之更替兴衰，于人类文明无半点之进步。或有进步者，一姓变更为几姓，原来为一家的天下，现进化为几家的天下，权当作进步罢。暂按不表。



2009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与最大的错误

2008年，总结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与失败，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正当中央政府开始准备调整政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之际，发端于美国而席转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由于30年改革积累起来的贫富分化和国富民穷的社会问题，必需循序渐进温和地解决，但面对30年跛脚改革（只改革经济领域而不改革政治领域）的沉疴，解决的重要前提是必需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的很多政策调整都胎死腹中（或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出台的政策（例如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也纷纷掉头，保经济增长成为2009年的头等大事。事实上，所谓保经济增长，上面说就是保社会稳定，说白了就是保政权，保执政地位。因为，如果一旦经济突然下行，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社会各阶导利益博弈如此激烈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可以预料和控制接下来的情况。

2009已经过去。今天，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在宏观层面上，仍然了无新意，但较之2009年，在微观操作层面上，则留下了较大的弹性空间，利于中央政府“见风驶舵”，即保经济增长（即保政权）仍是主调，但要观照内外部经济运行环境。

反观2009年保经济增长的得失，可以说，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在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由一篮子货币政策改为与美元挂钩，最大的错误则是10万亿天量信贷投资全部投入“铁公基”和房地产。最大的正确中央肯定会坚持，但最大的错误，却很难一下子更改。所以说，2010年，是更加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政治智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决定2012年中国是否会发生社会危机比较关键的一年。

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未爆发之前，中央正逐渐调整过去单一美元人民币汇率政策改为一篮子货币政策，以加大中国政府在全球资源的控制权和自主支配权（例如石油、铁矿资源），是一项重大长远的国家战略。但是生不逢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中央的政策部署，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赶紧掉头，人民币汇率重新紧盯美元。这个最大的正确，为2009年全年保8立下头功，也为中央政府缓解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冲击立下头功。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经济结构调整

表面上看，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涉外金融政策问题，而实际上，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所以，今天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质上是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因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利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国际上采取“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国内采取“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模式，后面谈最大的错误天量信贷会讲），积累了全球第一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天量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响到美国的国家信用（虽然理论上说美国人可以无限量印钞），如果今后30年还想以“低人权优势”继续向美国输出产品，持续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与国内消费型并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在弦之箭。一方面是美国等国际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富民穷的大环境下，国内民众要求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要求与呼声日渐强烈。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在所难免。但经济结构转型也不可能说转就转，在国富民穷和国民财富占有比相差巨大悬殊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要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只能是“循序渐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需要美国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2万亿天量的美元外汇，一定程度上也把美国“绑架”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上。2009年中央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紧盯美元政策，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年达20%，但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国际其它货币实际上也处于贬值的行列，欧元等国际其它货币要求人民币升值时，中央政府仍能顶住压力，不为所动，并暗指美元才是人民币无法升值的“罪魁祸首”，在全球声讨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而日元等货币干脆就放弃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

30年跛脚改革的沉疴，在国际上表现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结症在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模式；国内问题则表现为国富民穷，官富民穷，消费疲软，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结症在于“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模式。在新形式下，这两种模式都不可持续，而且国民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要持续下去，共享必需是前提，改革才能拥有合法性和正义。



10万亿天量信贷拯救了谁：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角力的背后

2009年初，中央政府推出刺激经济政策的4万亿中央信贷，并且全部投向“铁公基”，当时我就傻眼了，写了个4万亿投资不如每人发3000块来得快的贴子。没想到一年下来，全年信贷总量居然达到了9.8个亿的天量，与2008年相比，广义货币投放量净增30%！以至于形成了2010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第六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通货膨胀而言（奢望还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吧）。事实上，近10万亿的天量信贷，除了一部分投入“铁公基”外，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楼市和股市，特别是有国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地王”频现，房地产再一次“绑架”了中国经济。

10万亿天量信贷到底拯救了谁？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突然宣布加息25个基点，早于市场预期；11月3日，再次加息25基点；12月1日，第三次加息。在第一次加息之前，澳方就有官员表示，由于中国对澳洲铁矿石的强劲需求，澳洲首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困境，将率先加息。只是，公众没有想到的是，澳洲加息会这么早，而且加的这么猛，一个月内两次加息，三个月内第三次再加息。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10万亿的天量信贷，第一个拯救的不是自己，而是澳洲人。虽然中国靠10万亿的天量信贷实现了经济保8目标，但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后遗证，将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中国还需要为这10万亿天量信贷继续买单，而澳洲人，却实实在在地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也正是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厂商底气十足的最根本原因：中国如果不想让2009年这10万亿天量信贷打水漂，2010年必需继续实施至少不低于7万亿的新增信贷，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必需更加强劲。



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打压房地产保股市是必然选择

既然10万亿的天量信贷首先拯救的是别国澳洲，如何继续发挥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长期效用来拯救自己？这也是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除汇率原因之外的另一重大原因。但如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会议上没有明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反思2009年全年信贷流向，如果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在2010年新增7至8万亿信贷的前提下，“打压房地产保股市”将成为中央的必然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反思2009年，10万亿天量信贷除了“铁公基”具有长效投资拉动“鸡的屁”之外，房地产已经成为压制拉动“鸡的屁”的另一驾马车即消费拉动的罪魁祸首，国内消费迟迟拉不动，房地产投机已经首当其冲。前面汇率问题已经讲过，国际上，“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单一引挈因国际压力已无法持续或加深，为缓解压力，重点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国内引挈还是大有潜力可挖。2009年，中国汽车行业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就是中央政府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效应。中央政府很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未来三年，汽车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挈是必然选择，因为汽车是易耗消费品而不是金融投资品。除了汽车之外，前段时间中央也曾吹过风，旅游将是中央拉动国内消费的另一辅助法宝。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革成本全部由老百姓承担，成果却由体制内既得利益独享，所以汽车消费成为中国拉动2010年“鸡的屁”的最大消费引挈完全可能。当然，能买得起汽车的，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垄断企业等既得利益群体，外加一部分有私营企业主和外企高管。

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所以2010年，为保证即将新增的7至8万亿信贷对全年“鸡的屁”拉动的效率，中央保股市打房地产是确保2010年经济平稳增长的必然选择。2009年，表面看，中国经济回暖了，宏观上看也是如此。但事实上，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投资，中国经济的回暖，回归到实体经济层面，并不乐观。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最终的着力点仍在实体经济。有人说，作为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业不是很火爆吗？事实上，在中国目前金融政策与体制下，房地产已不再扮演单一的实体经济角色，房地产俨然成为一种金融投资产品，中国楼市，超过一半的住房购买源于投资与投机。2009年保八成功之后，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2010年以泡沫渐大的房地产业，中央势必形成打压力之势，因为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制约实体经济进一步复苏的最大障碍，同时还要挟着整个民生问题。2010年中央政府之所以有打压房地产行业的底气，在于中央已经找到了可以逐步取代房地产的行业，也就是汽车制造业。所以，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中央政府势必延续外，预计将同时扩大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面，一连串的促进消费（主要是体制内消费）和保民生（主要是体制外医疗与社会保障）的组合拳，在2010年中央政府将会依据国际经济复苏形式随时出击。



疯狂的大蒜的本质：寻找天量信贷背后的民间资本出路

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2009年末，借甲流之东风，大蒜疯狂了。事实上，在大蒜疯狂之前，楼市已疯狂，股市也处于半疯之状态。一方面，是大量限入困境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是10万亿的天量信贷投向“铁公基”和国有垄断企业以及房地产；中间夹着的，是近万亿民间游资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楼市疯狂，股市半疯之后，大蒜疯了。下一个疯的是谁？如果不实行有效的预防，谁也将无法预料，或者，下一个疯的是生产食用油的大豆，最后是整个物价。

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适度的通胀并非坏事。适度的通胀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复苏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有经济学家表明，2010年，3%—5%的通胀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有体制内专业鞋帮经济学家就解读，2010年中国通胀将在5%以内的可控范围内。但是谁也不敢打包票，2010年中国全年通胀就不会超过5%，有经济学家甚至预测2010年如果中央延续2009年政策，全年通胀预期将超过15%。2009年，中央广义货币量投放较2008年增加30%，再加上2010年必需跟进的7至8万亿的信贷总量，虽然通胀对货币投放量相对滞后，但如果一旦新增货币总量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渠道，能量释放，通胀将无法预期和控制。2009年末，疯狂的大蒜就是最好的例证。

最近，食用油已开始新一轮涨价。而中国75%左右的食用油企业都由外资控制。也就是说，面对2010年的通胀预期，中央政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资本，还有国际资本。所以，2010年中央政府要全力防通胀（即实现全年通胀控制在5%以内），各项政策仍需亦步亦趋，仍需“见风使舵”。最近有房地产商代表解读中央经济政策扬言2010年楼市仍将突飞猛进的断言，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说，2010年，是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智慧最关键的一年。2010年中央政府的智慧决定了中国未来几年的社会政治格局，要么把2009年的政策成果断送，至使2011年继续被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国际资本要挟，为2012年社会危机埋下定时炸弹，要么继续扩大2009年经济复苏成果，为2011年轻松应对全球经济不稳定打下良好基础。

这也是2010年中央政府打压房地产保股市的深刻政治原因。前面讲了为什么要打压楼市，这里讲讲为什么要保股市。所谓保股市，说白了就是为国内民间资本找出路，缓解通胀压力。保股市并不是主张政府去股市圈钱，而是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领域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到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潜力可挖了。今后几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仍将难有大的突破，要保持今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实际上，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可以说“非常有潜力”。可以预计，金融领域的改革将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面对即将到来的7至8万亿信贷量，为控制通胀，中央政府不可能再大手笔印制钞票，要确保银行系统坏帐可控的前提下，2010年，中央政府极有可能“向民间借贷”，通过银行系统，向国内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融资”和“增发”，而为实现有效“融资”和“增发”，中央政府势必要保股市“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势必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逐步放松金融领域的某些“管制”，为资本寻找出路，同时亦会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的解决。2010年，如果某天二级城市商业银行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上市，股民们不必太惊奇。



2012，真正的危机：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

为什么2012？而不是2015或2016？或是更远？在电影《2012》这部美国灾难片里，是“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了美国。事实上，如果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在2008年爆发而是在2016年之后更晚的时间，对于全球而言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为，即使全球金融危机晚于2016年爆发，2015或2016年，中国由于经济的衰退也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16年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衰退原因有时间另文再谈）。只是，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国“鸡的屁”增长模式下，美国人首先扛不住了，趁中国人还能扛得住，提前释放了。因为如果美国人等到2016年之后，中国人也将扛不住。所以2008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象是一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联合导演的一场扼杀中国和平崛起的阴谋。

是的。中国人扛住了。本伯南克当选《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工人”（事实上是中国民工）紧随其后获得亚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获提名。《时代》周刊盛赞了“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但他们可能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承担的代价和屈辱，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有着极为深刻和精彩的论述。这本被民间喻为“中国式资本论”的著作，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社会分裂的成本。因为环境破坏了还可以花巨大代价来修补，资源枯竭了还可以积极寻找新的资源，但社会分裂了，却是需要比补救环境和寻找资源所付出的更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来弥合。袁剑指出，改革开放30年特别后十几年，中国社会正从最初的“团结”走向“分裂”。

我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分为“1978—1986—1989”、“1989—1992—2003—2008”五个阶段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属于共赢时期；第二个时期，属于博弈时期。第一个阶段，1978—1986，属于8年黄金阶段，在这个阶段，官民共享了整个黄金8年，在1984年达到顶峰，其间虽然存在工农业剪刀差，但社会基尼系数达有史以来最低；1986—1989属于3年震荡阶段，虽然存在官倒、腐败等突出问题，但总体上仍属于官民共赢时代；1989—1992为停滞阶段，这种停滞属于博弈底色下的停滞，特指社会发展的停滞，相反1992年全年“鸡的屁”达14.2%；1992—2003为分化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从开始到日趋激烈；2003—2008为分裂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进入白热化，堪称惨烈，但由于这种社会分裂为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掩盖，所以并未酿成真正的社会危机。2008年事实上也是官方与民间共同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年”，所谓“拐点论”，“十字路口论”，就是缘于此。当然，民间反思的力度要大大强于官方的反思力度，相比民间反思的主动，官方的反思只是“被迫应战”。

2003年至2004年，我在北大在线《燕园评论》发表题为《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以及《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两篇文章，指出未来改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民众的最大剥夺之间寻找平衡”，如果不寻找经济以外的手段，社会分裂必将加剧，最后将是所有人付出代价。文章被多种学报和内刊转载，被誉为新世纪的“醒世恒言”。社会学研究者从来就不是预言家，然而社会却总是沿着我担心的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为什么偏偏是2012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央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难题，从2009年的中央政策看，我们只是“延缓”了金融危机而不是“解决”了金融危机。按照中央政府的算盘，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们正是用“延缓”政策代替了“解决”政策而获取了巨大成功。在这里，我想插一句的是：权贵们太贪得无厌了！所谓博弈，也就是有妥协。精英们这次搞错了算术，此金融危机非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可以比拟，这次精英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仅有民众，还有美国。更确切地说，是登上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30年，“鸡的屁”年增长率平均超过10%，从1978年的3600亿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1986年以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没有随着“鸡的屁”的飞速增长而同步快速增长。相反，在2003—2008年，普通民众成为改革环境破坏与资源破坏的直接承担者，成为相对受损的最大群体，以致民间对改革的合法性开始产生质疑。在这五年中，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且逐年快速大规模增长，权贵与精英越来越挑战普通民众的承受底线，国内社会矛盾已完全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分裂在一些领域已成水火之势。（不想举例了。）在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分裂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问题已经与经济问题捆绑，一旦经济严重下行，社会危机暴发将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而言，2012年的社会危机，将由经济危机引爆。2010，2011这两年，如果中央政府仍然投鼠忌器，权贵不再妥协，2010年仍然沿用2009年的政治思维，在社会保障、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上，再不还债，任由权贵、精英相互勾结，一旦经济下行，哪怕只有两三年，对中央政府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后30年，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还债年”，即还民生。我之所以说中央政府已错过打压权贵的最好时机，在于2009年，如果中央政府有长远的智慧与魄力，宁愿让2009年全年经济“保5”，打压房地产保股市促汽车保民生，201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会主动得多，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仍可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软着陆”。但现在，中央政府还需要美国的“帮忙”，才可以安然渡过危机。可以说，由于2009年的决策失误（前面所谈的最大的错误），中央政府已失应对金融危机之“先手”，中央政府“主动”让美国捆绑了自己。美国大片《2012》中国人制造诺亚方舟拯救美国人的事，只是个电影的商业桥段，用以满足中国人一种虚妄的自大狂和单相思。



燃烧的远征：共享、公平与正义——改革的合法性前提

2009年，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的一项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和赞扬，这就是“神木医改”。“神木医改”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就在于这个“改”，是建立在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我前面说过，改革开放30年，在改革之初，我们以为一切改革都将是一种“增量”游戏，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改进”，而事实上，1986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改革越来越成为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或“较量”，或“剥夺”。至2005年，改革的“共识”已基本消失，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已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06年，我在《大痛无声：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表情》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的丧失和改革共识的彻底破裂，以往连贯的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断裂，并主张以“秦晖底线”（权力与责任对等）来重建共识。3年过去了，不会写诗的我写了一句诗：“我看见人民的身上插满了吸管/我保持沉默的姿势”，中国社会正按照我的担忧一步一步走来，社会秩序正从“断裂”走向“分裂”，到处都是“天花板”，“贫二代”，“富二代”，“权二代”，“官二代”等“二代分裂”社会正在变化现实，社会阶层“板结”，阶层结构“钢化”，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通道变窄，向上变迁的成本加大，贫富官权恢复“世袭制”。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如果要进一步深入，避免更多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共享”是取得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在中央政府要求“鸡的屁”持续增长的政治动力下，0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很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改革”，政府将越来越成为“主导者”，以“共享”的思维智慧，适当增加“公平”与“正义”的“佐料”，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安抚”，将是中央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临的“选择”。例如最近“全民医保”、“全国社保统一”、“中小城市入户”等政策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是到具体操作层面上，中央政府却并未估计到执行的难度。所谓执行的难度，并非是媒体和某些官员所说的技术难题（在中国，技术从来不是瓶井），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所以，尽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有更多在民众看来“利好”的改革措施出台，但由于实际上操作上的难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中央政府发布的“利好”政策，可能都只是“看起来很美”。

这正是社会危机产生的前兆。如果中央政府不痛下决心，还是象以往一样任由地方“虚与委蛇”，到2012年，如果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复苏并不是那么强劲，在后哥本哈根全球低碳政治环境下，中国再指望“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生产模式已走不通，仅凭“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生产模式，“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为什么“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201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人数约为630万，2011年将为758万， 2012年将超过800万，将达到历史最高峰，然后逐步回落，至2016年止，中国社会将开始步入老龄化，一帮御用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中国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在美国，看经济复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就业率，而不是看“鸡的屁”。2012年，面对如此多的大学毕业生，加上前几年的失业或暂就业低收入大学生群，如果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下行，中央政府有没有准备？

一部《蜗居》的热播，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以扫黄的名义，《蜗居》在某些电视台被停播了。但比《蜗居》更现实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可能更应该让中央政府敏感。社会学从来不讲特例，你可以说，那些“蚁居”的大学生应该自己努力，并可以举出陈天桥、丁磊等例子。但在目前刚性和板结的社会结构下，到处都是“天花板”，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处于“血拼老爸”的时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相较于20年、3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１１月２６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自缢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前，杨元元发出了“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感叹。所谓公平，最根本的就应该是机会公平。可《蚁族》中所记录的这些80后“小强”们，他们“带着坚强，藏着温暖，传递希望”，缺少的只是一点点“机会”。“毕业之后，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尾声：你准备好了吗？

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介意冲突和危机的到来。关键是你如何去应对这些冲突和危机。是堵还是疏，早有古训。前段时间，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到中山香山讲坛开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有幸现场去聆听。末了，我问了朱先生一句：“如何评价蒋经国先生这个人？”朱学勤先生简单回答了一句：“蒋经国先生的伟大程度将超过孙中山，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有超过100年的价值。”回答甚合我意。蒋经国先生，这个曾经的最残酷的独裁者，仅凭他晚年行将就木的那一刻的转身，就足以让他在五千多年的不断重复的中国历史上华丽闪耀100年。人民终究是历史的纤夫。历史的方向盘却总不由人民掌握。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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