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钟磊0502]

于耀江

诗歌相对于其它文本，几乎是打开内心的直接精神发言。小说则是通过故事，靠人物、事件、情节等，还原出来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客观，让人阅读，拆解和批评。所以诗歌的直接精神发言，确实是主观的，充满无穷无尽的想象力量；尽管其中不乏情感、经验、时间、记忆等不同的精神起点和启发，但它还是因为私人性和隐秘性，因为存在的时间长度和伸缩性，因为瞬间的细微和不可逆转性，让写作者与阅读者、接受者，无法完成心灵在第一时间里的交换和对应。当然，这些又都不是障碍和阻隔，它内部的火焰自然会点燃、传导和烧破它的周围，或者是一种感觉、感受；或者是一种情绪、激情；反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更包不住诗歌激情的火焰。

我想，诗歌不应该是宗教的，尽管它有时可以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但诗歌的真正高度是在民间。我喜欢有人间气息的诗歌，哪怕我们的生活根本就避免不了世俗，但也不去或不可能喜欢神的气息和其它。为此，我们不要把诗歌追求到极至；追求到极至，恐怕就把诗中杂芜有趣的东西追求没了。我甚至喜欢一个人参与社会失败后，退出来的那样一部分精神。它是远离的，无奈的，安静的，同时又是回归到自我的。
(2008-11-20 08:24:37)

于耀江

上面的一段话，不是针对“神性”要说的话，是这段时间以来想要说的话，攒下了。进入对话以后，思维弄得既兴奋又活跃，当然有时也混乱，说话的欲望经常在心里开出许多个头来，只好顺延说下去。至于“神性”的话题，让我突然感到大而隐秘，或抽象的力量太大，不能马上闪回和贴入进来。尽管它也是心灵内部的东西，也始终伴随着每一首诗的开始和结束；但这种神秘的精神经验，在我们诗写的过程中，因为现实的经验不断地发生和转换，我们就在转换拐弯的地方把它忽略了。大家都知道，我毕竟不是搞理论的，也没有学科的准备和建构；包括这段时间，跟大家谈诗歌的话题和交流内心的感受，始终到达不了专业化的平面。
(2008-11-20 09:21:30)

钟磊

“其实诗歌的神性不是宗教性，是来自心灵的内部。”说得真好。我记得前两年我写过关于诗歌神性的随笔，现在找不到了，大概的意思是诗性是人性的闪电，穿越人性或道德，诗人必须具有诗性的硬度。我认为宗教性和政治化的诗歌，不是真正的诗歌，而是思想和意义的教化史。宗教以不切实际的某种教义蛊惑人心，企图承受不符合人性的灾难而使人空待上帝的福音。其实诗是现实生活的产物，是来自心灵的语言艺术。是诗人在参与世界变化的表现中最具灵动，最富灵性的特质。所以，诗是世界一项心灵性的唯美运动。
我们聊过许多，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基本是自然的聊法，聊得过瘾。如果说聊一个命题的确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仍然是随便聊聊的更好些。我知道你在理论批评领域不是专业，但是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具有深入到灵魂的力度，以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诗歌中显现出某种奇幻的气息使一些微小的事物进入精妙的象征，弥漫着许多神性的意旨。这是我非常缺乏的。

(2008-11-20 14:24:52)

钟磊

“我甚至喜欢一个人参与社会失败后，退出来的那样一部分精神。它是远离的，无奈的，安静的，同时又是回归到自我的。”
昨天，说了一些半截话，今天再说说。这也是我喜爱和认同的写作方式。在本土诗人中这样的典型可能只有昌耀书写的到达了极至，在欧洲相对讲我比较喜欢叶芝。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叶芝凯尔特式的狂放恣肆和爱尔兰式的神秘广阔。在象征主义时期，完成了超感官的应和与非概念的音乐性。在晚年的诗歌写作中，专注于性感字句变得愈加孤独，一方面由于否定了真实的经验世界中改善的可能性，从而将自己囿禁在纯文学的领地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放纵想象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边缘，因此更加深了自己的无力感。就像老年叶芝居住在幽闭的塔堡里度过最后的岁月。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有时间的轨迹，在时间里建造精神的迷宫，埋下感觉之迷。在寻找着童年或回家的乐园中，都走在时间的魔道上。时间的过去和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坚持生命的呈现，在线性的时间里流动，延续生命的古老或经历新奇的生命过程，感受着诗性节奏，与万物融合，使意象存在呈现在无名的领域，转而又消失在无名之中。生命的虚化和精神的虚化，在藏有某种神性化的时间里轮回，只留下对生与死及其过程的理解。
(2008-11-21 08:35:3

于耀江

关于现代诗歌的形式，还有几句要说的话：现代诗歌的形式自舶来之日，因为装载自由度很宽的思想，同时也显示了很宽自由度的装载。西渡在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时曾经这样阐述：“至于诗歌的形式，我认为只要一种形式有助于丰富汉语诗歌表现力，我们都有权力使用，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第一，现代诗歌普遍要有形式感，但不需要统一的形式问题，已经解决。这是自新月派以来，从理论到实践探讨出来的结果。第二，学习诗歌的形式，不是为了接近，而是为了区别。像普拉斯加盟洛威尔开创的“自白派”运动，之后又远远超越其上，达到主义和实验的高度统一。第三，形式和形式感，是范畴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的人做到了写到诗歌的形式为止，有的人却能够做到写到诗歌的形式感为止。第四，诗歌不但要创造适合自己的形式，而且每一首诗都应该找到独特的形式感。形式是必须的装置和有效的限制，没有形式感的形式，是不断重复和坠入的诗歌陷阱。第五，本质上，形式感折射了一个诗人内心节奏、语言态势和精神行走的方向。
(2008-11-21 08:43:01)

钟磊
因工作忙，只能断断续续的和你聊。我今天还有些忙，刚刚通知沈阳市领导的公务车需要改造设计，我就先聊到这儿。
(2008-11-21 09:10:07)

钟磊

是的。诗歌在形式上的装载应该是自由的或者说是自用的。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形式，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西渡在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时提到这个古老的话题有些炫技，没有触及诗歌的根本问题。从荷马史诗，到草叶集，从白话诗，到伪叙述，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化，我认为任何一种形式，只要能够折射了一个诗人内心节奏、语言态势和精神行走的方向都可以采用，西渡的问题不足为奇。
(2008-11-21 09:29:09)

钟磊

第一，现代诗歌普遍要有形式感，但不需要统一的形式问题，已经解决。这是自新月派以来，从理论到实践探讨出来的结果。第二，学习诗歌的形式，不是为了接近，而是为了区别。像普拉斯加盟洛威尔开创的“自白派”运动，之后又远远超越其上，达到主义和实验的高度统一。第三，形式和形式感，是范畴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的人做到了写到诗歌的形式为止，有的人却能够做到写到诗歌的形式感为止。第四，诗歌不但要创造适合自己的形式，而且每一首诗都应该找到独特的形式感。形式是必须的装置和有效的限制，没有形式感的形式，是不断重复和坠入的诗歌陷阱。第五，本质上，形式感折射了一个诗人内心节奏、语言态势和精神行走的方向。

我支持你的观点,这是非常透彻的!
(2008-11-21 09:42:01)

于耀江

一首诗的诞生，我们无法确定它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这个过程里的时间也无法掌控。它进入语言的隧道和彼此的照耀，进入意象的拥挤和最后使用的减法，进入一个人从清晰的逻辑往模糊的世界搬运。其实人是弱化的，相对大千世界整个客体而言，表面看，人已处于占有统治地位的主体，实际上人和人类世界是在本来空白的地方，进行他的生存演习和生活模仿。包括文学，包括我们正在操作的诗歌文本，包括我们自以为得意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美妙，具体到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的形状和它包括进去的成分。诗歌的开始，往往只是与诗歌相关的一个词语、一种感觉、一个方向；觉得有叙述的可能性，或这种可能性就是一首诗产生的关键所在。有时的写作过程，就是产生和完成幻觉的过程，就是在现实的平面把文字提升到离光最近的地方。这样的瞬间，永远地不能解释，理论也永远地不能到达。与其说诗歌写作，还不如说是事物自己在说话，诗歌只不过是对事物说话语调的一种模仿。而汉语本身就极具暗示性，不管来自一次清晰的写作，还是来自一次模糊的写作，或就是从清晰向模糊过渡的一次写作，都要在普遍当中接受它的暗示和在暗示中自觉抵达。
(2008-11-21 09:59:41)


钟磊

“诗歌的开始，往往只是与诗歌相关的一个词语、一种感觉、一个方向；觉得有叙述的可能性，或这种可能性就是一首诗产生的关键所在。有时的写作过程，就是产生和完成幻觉的过程，就是在现实的平面把文字提升到离光最近的地方。”

我从绘画角度说，色彩的冷暖与画家的内心温度有关。一种蓝色的感觉或冷或代表思想的方向。一种红色的感觉或温暖或代表近或走过来，再经过画家内心的感觉，感受，抵达思维内部，又经过思想的维度，穿过自己，再到达世界的表面。如果画家的眼是复眼，在画家的心灵里构成三维空间，在画布上或一张纸上反映出来。所以说，精神或存在的敞开，和一个生命的气质有关。
我们读过达利的画作，将理性和想象力强加在一个画面里：一个软化的时间成就了他的画风，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从美国又转到亚洲各国。
从绘画的角度说到我们的诗歌。画家或诗人在不断塑造自我或世界的时候，一旦出现结果便不可复制。有些诗歌的语言有灰暗的色彩，有些诗歌的语言有明亮的色彩。而任何色彩或任何语言，只要能够打破客观事物存在的秩序，在完成精神运动的过程中，使存在的与非存在的东西重新并置，再暴露出自我最真实的一面或最个性的一面，会发现新的奇观。这就是艺术对世界和自我的改写，这或许就是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共有的活动。不过，我们再扩大一些想，任何一种文化精神抵达世界的方式，（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或是宗教）无非也是如此。这可能是道德的各种分配。
一首诗歌的写作和一幅画的创作过程一样，同是精神在存在中的某些活动。方式不同，但是抵达世界和自我的结果是同一的。
(2008-11-21 15:04:44)

钟磊

我曾在2007年8月的《新诗价值的历史坐标》随笔中说过，本土新诗的本土性和现代性的问题，因为我不想过于张扬，现在才刚刚想起。
关于现代性的诗歌问题我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真正的诗人要想获得某种恰当的历史在场感，必然是在本土新诗的写作中，获得本土种族生命状态的历史背景和特征。既不能重复过去的历史感，又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中穿过历史，给本土新诗的审美历史留下空间。这种历史在场感并不是先于写作而存在，而是在写作现实中相对历史而产生的独立审美性。它拓开历史的审美资源，丰富着本土新诗审美价值的可能性。关于本土性的诗歌问题我有过这样的论述：本土新诗尚未定性，体系尚不清晰，仍然以丰富的内涵及想像力传递传统的智慧和哲理，没有完全把握历史的在场感，不触摸本土种族意识的历史在场感，不自觉维护本土意识，本土新诗多于喧嚣，少于沉淀。本土新诗主义不断揭竿而起，本土新诗看似波澜壮阔，但本土新诗的文本和历史动态并没有沉淀下来，并未引起世人瞩目。其主要因素是缺少历史在场感的成色。作为诗歌体制外的诗歌作者观看本土新诗问题，本土新诗与本土五千年的诗歌并无本质差异，继续以中国古典哲学的灵动、深邃、玄远相匹配，在模糊中闪耀智慧的光芒。其暗喻能量极大。
如今，这个问题有过去一年多了，我想你是怎样看待这两个问题？
(2008-11-22 19:27:56)

于耀江

这篇谈话尽管不是针对你的那篇谈话，但无意中也有触及的部分，就算做一种接续吧。

直到现在，我的写作文本仍能看出我最初文本阅读的痕迹，或最初的文本阅读影响我的写作直到今天。它们更大的比重来自于本土文学的影响，而非本土之外文学的影响。我也曾经企图通过西方文化思想和写作文本，影响自己站在东方立场上的写作，或就是中国式的写作，哪怕就是自己生活所属的地域。但最终西方文化思想的渗透，只能提高一点我在理论上的认识，即从理论到理论，几乎没有影响到诗歌写作的文本，或这种可能性过于微乎其微。因为诗歌翻译文本始终存在文化差异和诗意过渡的障碍，让我们不知道汉语之外一首诗最初的文本样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样态，翻译过来又有多少对应和保留。每当找不到像阅读本土诗歌那种感觉时，我就在想，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歌，突然转译到汉语里面，进行新的表述和呈现，它蕴藏在原码之中的诗意还生效吗，还有可靠性吗；或我们有多大胜算能把握住这样的一次阅读、经历和到达。汉语直接写作的诗歌和汉语转译过来的诗歌，在汉语性格和天赋上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一种语式、一种节奏、一种韵律、一种语感所构成的艺术动机，以及生发出来的诗意，也该是意料之中无法等同的结果。所以，像火焰倾向黑暗，我更倾向于汉语写作的神秘力量。一个词散发出来的气味和它将要连接下去的气息，本质上就是我们生命自身的发现和寻找。只是我们还没有叶芝（19世纪90年代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没有他的神秘深化和复杂化，或在爱尔兰唯美主义的黄昏里，呈现出诗意的更加宽广的倾向。
(2008-11-24 09:07:06)

钟磊

最近以来工作忙些，但是，我们聊诗已经具有一定的态势，收不住了。我最近一直和上海的诗人聊诗，也很有趣，我想，诗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无路可逃了，我时刻在迎接着诗歌。
“汉语直接写作的诗歌和汉语转译过来的诗歌，在汉语性格和天赋上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一种语式、一种节奏、一种韵律、一种语感所构成的艺术动机，以及生发出来的诗意，也该是意料之中无法等同的结果。所以，像火焰倾向黑暗，我更倾向于汉语写作的神秘力量。一个词散发出来的气味和它将要连接下去的气息，本质上就是我们生命自身的发现和寻找。”
关于本土性和现代性，你已经思考得这么透彻了，我还停在表面，很惭愧的。你非常重视生活和生命状态，使个体状态隐于生活和生命的现场，在闲适的写作中，凭借汉诗的传统性，确立了需要捣毁的与建设的诗学体系，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把握各种资源，你的诗歌写作已经构成了传统性，现代性以及对西方思潮的有机体，可以这么说是它们的总和。
为什么我会再次提起这样的问题？我是看到杨勇对陈先发的访谈中提起的，我是想对照上海，北京，吉林的诗歌，求证我省诗歌是否与他们在一个平面上。尤其是你在实践层面上的呼应，使我看到了你在我省诗歌理论和创作领域里的位置，同时我也认识到你在本土诗歌领域里的位置。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你在实践的层面证明了这两个问题。
(2008-11-24 10:53:00)

于耀江

站在文化的立场，就文学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而言，只要进入谈话现场，我们认识当中某种概念的箭头就会直接指向传统。或我们的理解总会出现偏差：现代性和传统不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还会形成相互的对立和尖锐。其实，无论现代性还是传统，其中都包含着时间、地域、思想、文化等隐秘的照耀和自我照耀。能否这样理解：今天的现代性是从昨天的传统演化而来，它们有自我保持的时间性和相互的识别性，最终却在时间的长度上折断和得到重新连接；因为现代性不能永远保持现代性，最终会和被它取代的传统一样，成为新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昨天的传统里面应该存在和活动着向今天过渡而来构成现代性的丰富元素。时间挪移到今天的文化背景，我们今天的民族性已然不是昨天的民族性；我们今天的本土性已然不是昨天的本土性。正如你的阐述：“既不能重复过去的历史感，又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中穿过历史。”昌耀穿过了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荒凉的西域土地，海子穿过了安庆北郊以成长的力量和速度追赶的黄熟麦子。当然，还有许多人，因为诗歌的经历改写了自己的一生；但没能因为改写的一生穿越诗歌漫长而又幽暗的经历。
(2008-11-25 09:16:30)

钟磊

问候。昨天晚上走得太匆忙，来不及道别，非常抱歉。感谢王剑，海军，学军，少君等兄弟们。诗从现代性出发，必然会再回归传统，这是时间的必然规则。海子和昌耀的诗歌经历，不仅遵从了客观事物存在的秩序，而且还遵循了内心的语言秩序，记录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体系，海子接近神话，昌耀完成了寓言。在过去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各种概念充斥过人们的精神空间，有些人伪造过认识自然的各种工具，随意划分和分割过自然的各个领域，冒充自然的秩序。只有海子和昌耀的诗歌经历证实，只有某些无名的诗歌或真实的语言会溶入到自然的秩序之中。诗歌只有接近或类似自然，诗歌才能具有自然的释义学的功能。我们在我们生命过程中，在短短的百年之内，所认识的只是自然的一瞬，小得如一粒尘沙，不可能给自己和世界准确的命名。
昨天我们提到过我省女诗人左手短暂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我省诗人淡化了左手诗人，缺乏对左手的诗性认识，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又提到白连春诗人的一些近况，由此，我想到诗人在当下的社会生活活动中，生命状态极端恶化，生存环境仍然边缘化，我们的诗人，应该对诗人的生存状态作出一些反思。
我们在昨天的交流中，许多朋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我想用先哲说过的话说，和而不同。任何一方的论述都是必要的，此不是彼，彼也不是此。在每一个诗人的视野中都能看到自然或社会存在某种侧面，每个侧面都暗含着每一个人对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分解式。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给自然或社会存在一个准确的命名，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对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某种可能性的期待。
(2008-11-28 18:58:14)

于耀江

我们是在生活经验和学习经验之上开始写作的，从而积累、形成和到达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还要进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超越自己的经验，进入诗歌王国里自由自在的天空和永远也不会到达的飞翔。（包括鸟在内的飞翔，飞翔本身就是目的，到达的目的已经不是目的了。）这样，我们对诗歌在品质上的要求和诗歌在品质上也不再缺少现代感性、直觉的力量、非理性的魅力、生命体验的真实等重要而又敏感的元素；或它们都应该囊括其中。所以诗歌的文字一旦进入心灵和时间的特殊通道，它在经验之内向经验之外发生变化，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经验起点，或新的经验只能属于这个瞬间和心灵范围，属于这样的一首诗，或这样一首诗当中这样的一句。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好诗都是先验的，都是在超越的经验中得到的；超越经验，既是超越自己的经验，也是超越别人的经验，甚至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经验。从而真正回到汉语元素和写作自身无法消弭的敏感。汉语暗示到了心灵过渡的每个层面，汉语用耳朵听到了事物复合中的每一种声音，最后把它们记录到诗歌里面。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潜藏着自己说话的声音，就像矿石本身潜藏着稀有金属在里面说话的声音。
(2008-11-28 19:53:29)

钟磊

“真正的好诗都是先验的，都是在超越的经验中得到的；超越经验，既是超越自己的经验，也是超越别人的经验，甚至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经验。从而真正回到汉语元素和写作自身无法消弭的敏感。”
的确。超越时空的感觉是诗。诗歌在语言中呈现的是诗性的感觉。最近，我在上海诗歌圈里和上海的诗人们也在交流诗的感觉问题，但诗不能从感觉出发，再回到感觉之中，应该是在自我之歌中道出自然界的全部真理。不过，当诗歌受到质疑和自由受到威胁时，“诗艺”就像“诗辩”一样，往往成为一种必要的形式。
这里是保加利亚诗人布拉加•季米特洛娃最新英译本《伤疤》的主打诗。我欣赏季米特洛娃的紧迫感和力量，欣赏她每写一首诗都像是一篇最后声明的态度。她的作品散发有过深刻体验的气息。

《诗艺》

每写一首诗
都要像你的遗作。
在这浸透锶、装满
恐怖主义、
以超音速飞行的世纪，
死亡可怕地突然袭至。
寄出每个字
都要像死刑前的最后一封信，
刻在牢房墙上的呐喊。
你无权撒谎，
无权玩小游戏。
你哪里有时间
改正错误。
写每一首诗都要
简洁、无情、
带血——仿佛是你的遗作。

以诗写诗，要求诗写得真诚，写到诗，人合一的境界。我一直认为诗歌事业是一项诚实的事业，诗人在每一首诗里泵出自己的一滴血真的有些不易，不过，诚实的写诗和造作的写诗是有本质区别的。
(2008-11-30 10:52:3

于耀江

那天聚会，当然不是把诗歌谈话挪移过来的场合。少君倒是很有想法，也想体现掩藏在背后始终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最终因为不是场合而结束了将要继续下去的内容。因为当时提到了“加速”一词，那么就只好在这里继续“加速”了。

诗歌的写作不能加速，不能把语言当作逃亡的路线在内心追赶自己。等到诗歌出现的时候，才是诗歌真正的开始。加速写作可以说是加深记忆的写作，大都发生在个人写作的嬗变期和某种思潮打破固有文化定势宁静的时刻；加速写作往往是对语言过于迷恋和自信而导致的类型化写作和批量生产。当艺术之光重新照亮集体写作的历史和个人写作的前路，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人写作的前期，极易接受影响和产生影响，极易在文化、思想、形式、技术、语言上表现出自己的倾向。有时这种倾向带有群发的性质，个人的孱弱和渺小，道德的隐秘性和意志的不够坚定，都会导致趋众、趋光一样的精神屈服。最为典型的是来自北大校园另一个诗歌殉道者戈麦。加速让他超越现在的语言太远，他无法不失去自己的周围和诗歌文本的参照，而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语言了，或也只剩下自己对自己的屈服和自己对自己的不屈服。越是精神执拗，越容易导致青春期写作的专注和敏感，最后通过精神分裂形式使之诗歌精神框架彻底崩溃。
(2008-11-30 12:28:45)

钟磊

问好，很多天没有聊诗了，我们的诗友也没有加入。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聊诗，虽然是无用的。
的确如你所说，某种类似青春期的写作或自己对自己的屈服和自己对自己的不屈服，会导致文化精神的崩溃。其实，一个人诗歌的写作，是一个人一生的文化价值观的生命律动。如果一个诗人缺乏对当下生活的关照，只限于自我表现，在诗歌里坚守诗歌的纯粹，只是诗歌的祭司。
最近以来我一直在想，在诗歌无用的年代，如何把握自己在诗歌里的行动？从历史经验经验来看，真实的历史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无法再现和重复，诗人穿越历史的最佳方式就是经历现实。因此说现实是历史的本源。诗人只有经历了现实，才能够为历史作证。而我们这一代本土的大部分诗人都生活在政治特权的强制之下，本土诗人的精神应该具有现实的硬度。本土诗人必须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去接近和触摸历史的真实，解决掉历史的灰暗问题，使同等生命获得生存的尊严，以诗人存在的自由和意义获得诗人自主的声音。
最近读到一些信息。在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获奖演说中，他说：“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他又在回忆录中坦承道：“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可以说，正是说真话构成为他的著作的全部重量。在当下所谓的正常社会中，讲真话或许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讲真话则首先是一个勇气问题。索尔仁尼琴是有勇气的。他不同于别样的作家，仅限于忆述禁锢时代与私人问题相关的某些具体的行为、对话、场景，根本不想去触及社会制度的真实的本质。而索尔仁尼琴集中暴露的，惟是苏联社会中“非人的残暴统治”，大量的反人权、反自由、反人类的现象，种种暴力与谎话，与现代极权制度的核心部分密切相关的事实。真实地涉及国家犯罪，最高统治集团犯罪。
所谓的真实和真理，是不屈从任何权力与权威的。这样的生命本身和精神内核才有真正的挑战性。我想一个真诚的诗人，在追求文化价值的生命过程中是存在风险的，任何一种生命和精神内核，在与残酷现实的对抗中不存在高度的风险性，是没有可靠性的社会价值，诗人和诗歌更是如此。
(2008-12-07 08:31:35)

于耀江

知道你每天都很忙，除了工作、生活，还有其它，包括诗歌圈子更大范围的应答。遗憾我们的圈子没有发动起来，或大家正在厚积薄发，但怎样都可以理解。我们慢慢聊，没规定，没任务，有心情了就在诗歌的方向里漫游，有一棵大树的主干就行，就能生出说话的枝杈。

马奈生于法国艺术界一个热闹非凡的时代，但他既厌恶安格尔的学院派，也不喜欢德拉克洛瓦和库尔贝的学院反对派。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选择了他个人的道路，做了一辈子仅仅听命于他那不可抗拒的内心追求的孤高者。我读过他的《有鲤鱼的静物》、《葡萄与无花果》、《圣拉扎尔火车站》等，他确实不愧为艺术途径多样化的印象派之父。从19世纪跨越到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诗歌现场，还有几人像马奈那样，能够保持自己对于艺术态度的中间立场。这种选择不失为一种清醒、独立、理性的追求。大约是2003年的一本诗歌资料显示：第三代诗人的两个代表人物于坚和韩东，在诗歌精神印证上产生很大分歧。主要是前者于坚在发言，他在《为自己创造传统》一文里，表现得相当激动和激烈：“我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今天》，但在我的语言立场和身体上，我不喜欢《今天》，我的工人阶级感情和文化源头令我不喜欢那种享受着特权并因此叛逆的干部子弟诗人的‘比你较为神圣’的优越感和‘生活在别处’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不喜欢《今天》领袖对古典文化的红卫兵态度。”尽管有些超出诗歌艺术探讨范畴，但它特别表明于坚的诗歌立场。可能韩东在忙着写他的到语言为止的小说，没有接续下文，或没有下文本身就是下文。表面看是于坚单兵出击，但实际上争议已经存在。我们身边正在进行的诗歌也是一样，有争议，有时表现为暗流涌动而已。同样，贴近于坚的立场，对学院派和知识分子写作产生怀疑，持有不同和等待时机成熟发表出来的意见。归纳起来是这样的：把生活和概念化、底层和现实、地方性和大文化对峙起来。从而消解从感觉上升到理性的诗歌写作意义，当然它不是惟一的途径，但作为有效途径，最终将理性上升为诗歌写作的最高值，这种追求还是符合诗歌精神和普遍认知的。
(2008-12-08 12:46:52)

钟磊

莫奈的绘画是19世纪欧洲自然主义的绘画巅峰。但是他又与把巅峰看作又一个起点，他的绘画追求总是和历史相连接，专注光在物体间的运动。他的日出印象是印象派的命名。
我们的本土绘画现场，的确缺乏莫奈这样的画家。我们的朱德群和赵无极将西方的油画材料运用在中国画的抽象写意中，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是不能自如地游移在真实性的绘画中。
我们本土的诗歌现场，在于坚和韩东之间并未产生本质的裂变，两位的一些言论我也读到，我认为是口语化诗歌的山头主义的自身利益的分争。于坚曾说：“今天许多诗人，受的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写作主要是自我表演。过去君子不为的品行，现在大行其道，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目空一切、惟我独尊很普遍，文革创造的那个假大空社会在市场的影响下，越来越走向实际。而诗人却在网络上继承假大空，自我突出，也许是诗歌离市场最远的缘故吧。汉语之金子、毒素、垃圾都在诗歌中释放，诗是语言的金字塔端，也是极端。”这种观点只是对本土文化的发展的惯性认识。
于坚和韩东在办《他们》的时候，提出：“诗到语言为止。”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是如果从精神角度讲，诗歌是不是人或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招魂行为？自于坚获得鲁迅文学奖开始后，韩东与之对抗，本土诗坛人人共知。再从于坚的许多文本和诗歌的写作过程看，我个人认为于坚在本土诗歌的精神上没有坚守住真正的诗歌精神内核。其实历年来的鲁迅文学奖在近些年来发生了不少丑闻，于坚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不可能不被坚守诗歌精神内核或价值的人质疑。
从最近二、三十年的本土诗歌写作现场看，我们寻找一下本土诗歌精神和价值的坚守者，我们找出了海子和昌耀，从他们的一生中找到一些答案。其实，本土诗歌写作现场仍是争名夺利的现场，在短短的的二、三十年里，有多少历史的过客在争夺各个方面的历史话语权？
(2008-12-08 15:48:49)

于耀江

“所谓的真实和真理，是不屈从任何权力与权威的。这样的生命本身和精神内核才有真正的挑战性。我想一个真诚的诗人，在追求文化价值的生命过程中是存在风险的，任何一种生命和精神内核，在与残酷现实的对抗中不存在高度的风险性，是没有可靠的社会价值的，诗人和诗歌更是如此。”
你的这种认知，是一个诗人应该具有的真正认知，也是一个诗人应该具有的真正良知。你推荐的保加利亚诗人布拉加•季米特洛娃的《诗艺》，我喜欢她的以诗谈诗，喜欢“写每一首诗都要 / 简洁 / 无情 / 带血——仿佛是你的遗作”，追问、要求、终极的味道出来了；尽管每一首诗不是最后一首，但我同意每一首诗当作最后一首去写。但我们认识到的真诚，在诗歌的文本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怎样的一种才能接近和到达。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是真诚的，或从来不产生怀疑，因为个体进入历史和时代都要晚于历史和时代，有许多东西连想都想不到，何况去做到呢。由此，认识的盲点区域和没有参照根据的鼓舞、自信同时产生。我们应该加以重新认识和做到进一步的澄清：1、经过心灵过滤的语言，才有过滤的资质到达所谓的真诚。就像不是雨水落在叶子上，而是从叶子里面滴出来的水分，这种经过和转换是不一样的，尤为显得重要。2、不能到达本质的认知，不管怎样的诗歌文本和怎样的诗歌发言，也不能缩短到达真诚的距离。真诚的残酷就在于它的评判标准早已存在客观的前方，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写作都必须经过、面对、用减法计算。3、只要一个人的内心通过诗歌形式得以体现，那么真诚的份额同样通过这种形式得以体现。但它不是全部的，永远也不能是全部的，生命的生存、社会的背景、现实的参照、文化的变异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4、以为走进了诗歌就走进了心灵，以为走进了心灵就走进了真诚；这样的误区，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造就了多少虚伪的诗人和虚伪的文本，乃至诗歌行进中虚伪的过程。5、当然，最需要警惕的还是靠题材取胜的诗歌写作文本：它们有极尽讨好意识形态的嫌疑；直接将题材本身当作艺术的桥梁通过；迎合普遍的文化趣味和认识，在艺术道德之外追求庸俗的价值和完成个人的野心；这些都是非常可耻的。它们在体现诗歌制造的同时，经常以背叛艺术良知为代价，成为反真诚的同谋和帮凶。关键是我们诗歌的纸媒，体制内有限的那么几家，它们都在做了些什么。让我想起一只苹果，从它的核心开始不断向周围的半径所进行的腐烂的辐射。
(2008-12-10 08:10:35)

钟磊

你说的五种情况在文学作品写作中均有可能，关键是我们怎样甄别？我们从本土的诗歌写作现场来看这类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侧面。从你说的一、二、三、四点的情况判断，尤其是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本土的诗歌写作现场和诗歌文本，需要真正的诗人具有一定的思想穿透力，明辨是与非，真与假。需要真正的诗人在文化各个领域的认知能力和建构能力，需要真正的诗人是否具有站在时代或历史的桥头，横刀立马，心雄四野，霸气四溢的能力。
你说的第五点是客观存在的。是本土文化的惯性，造成了无耻的文者大行其道，背叛了艺术的道德，背叛了艺术。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本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在文学领域尤甚。在政治，经济，哲学等文化领域也是如此。真实和真诚在本土的社会学科里存在少之又少，本土文化进入一个矫揉造作的时代。一方面权贵和文化精英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权理念，在政治权力上实行集体世袭制，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实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打造财富神话，制造明星崇拜。另一方面在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下，大搞择优取士的科举制，大搞应试教育，教条主义，这与上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王制几无差别。
为什么本土的社会一直以官僚权贵文化为世袭制呢？因为本土的文化有着一个封建历史的强大模板，有着官本位的悠久传统。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和文化太多、太深、太重地影响着现代人了。
(2008-12-10 11:26:46)

于耀江

真的无奈和没有办法，这样的事实既然能够延续下来，一直到今天，那么就谁也改变不了了。权贵者艳羡精英，或精英者艳羡权贵，它们一旦搭背为奸，衍生出来的该是什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几千年来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政体，加上在这个政体之上嫁接出来的商品经济，我们保持的和想要保持的诗歌家园，会是安详、干净和形而之上的吗。实际上我们的诗歌家园早就不复存在了。一方面，它处于权力尺寸和权力本位不但施行，而且还特别生效的时间；另一方面，它也处于商品经济脱离历史脚步、进入人为化的血腥和积累阶段。或所谓的商品经济让权贵显得更加权贵，同时也让精英分裂的人格更加分裂。这是诗歌心灵最为破碎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呆滞、麻木、神经、漂浮、游荡、不定，连祭奠的能力都没有，连擦洗自己伤口的眼泪都没有，连成功的骄傲都没有，连失败的沮丧都没有，也就是彻底的什么都没有。我忽然感到，诗歌还是太心灵、太自我、太渺小、太无力了；它根本就参与不了社会的进程和现实的变数。在现实层面上，一定级别的文学组织，一边拿着饷银和花着纳税人的钱，一边同样做着文学腐败的事情，干着一些指鹿为马的小人勾当；本质上，远远不如那些坚守在民间、良心未泯、智性清澈、技艺不俗的个人。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后者，既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或是永远的。坚守我们诗歌的心灵家园，或者是我们诗歌的理想国，或者是我们诗歌的乌托邦。
(2008-12-11 08:35:5

钟磊

我一直认为诗歌是无用的。我们在当下的社会上谈论诗我感觉是非常悲哀的事。如若在诗歌的理想王国里守住诗歌的乌托邦，就会落入权贵恒贵，穷人恒穷的陷阱，就会走进虚无和灭亡。我们太渺小了，小得不如一粒石子能够包容天地万物！
记得我们在开始谈诗的时候，我说过，“我想我在寻找一条贴近现实生活亮度的诗歌写作道路。”这条道路是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努力找到光明，即使失败也要倒在寻找光明的路上。记下此生的悲哀，也记下来生的悲哀吧，在知白守黑里找出我们的路，走过一生一世。一言以蔽之，从任何学理上都很难说出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这一切都是狗屁。相信，一个民族的方向性是要经由一定的历史，在一定的尺度里安慰丢失家园的灵魂吧。
不说这些了。我们只说我们，说说心里话。一个化冰为水，与时间消逝的过程。
(2008-12-11 11:27:30)

于耀江

依然没有什么，是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歌而已，不是我们不需要诗歌。一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显得多么短暂，尽管我们有时比一个时代还短暂。我们在时代里活着，并不表明我们为了时代活着，因为无论诗歌还是其它，只要精神至上，都会超越这个时代而到达它的下一站。我们写诗，应该是诗歌这种古老的文明符号给我们留下了时间无法磨灭的古老记忆。所以说，我们进行的诗歌书写，其实是诗歌在书写我们，是这种古老的记忆通过我们的精神隧道，在我们生存的大地上进行的最美好的讲述。当然，它也太高了，像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屋脊一样，诗歌是我们的精神屋脊。诗歌不是我们肉身生存的方式，但它是我们精神生存方式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的生存只是简单地活着，写诗则是活得更好，使之精神的仓库不断填充和变得丰富；这是诗歌的弱智者所体察不到和享受不到的。在诗歌精神逐渐黯然、趋小和人文精神进入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以来的没落（包括西方人文精神，以及我们的现代诗歌曾经嫁接过来的母体），我们的坚持，无不体现诗歌精神长度上的连接和诗歌精神宽度上的拓展。诗歌精神的长度乘以诗歌精神的宽度，等于诗歌精神的自由度。
(2008-12-12 12:59:32)

[[钟磊]]

于耀江

诗歌相对于其它文本，几乎是打开内心的直接精神发言。小说则是通过故事，靠人物、事件、情节等，还原出来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客观，让人阅读，拆解和批评。所以诗歌的直接精神发言，确实是主观的，充满无穷无尽的想象力量；尽管其中不乏情感、经验、时间、记忆等不同的精神起点和启发，但它还是因为私人性和隐秘性，因为存在的时间长度和伸缩性，因为瞬间的细微和不可逆转性，让写作者与阅读者、接受者，无法完成心灵在第一时间里的交换和对应。当然，这些又都不是障碍和阻隔，它内部的火焰自然会点燃、传导和烧破它的周围，或者是一种感觉、感受；或者是一种情绪、激情；反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更包不住诗歌激情的火焰。

我想，诗歌不应该是宗教的，尽管它有时可以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但诗歌的真正高度是在民间。我喜欢有人间气息的诗歌，哪怕我们的生活根本就避免不了世俗，但也不去或不可能喜欢神的气息和其它。为此，我们不要把诗歌追求到极至；追求到极至，恐怕就把诗中杂芜有趣的东西追求没了。我甚至喜欢一个人参与社会失败后，退出来的那样一部分精神。它是远离的，无奈的，安静的，同时又是回归到自我的。
(2008-11-20 08:24:37)

于耀江

上面的一段话，不是针对“神性”要说的话，是这段时间以来想要说的话，攒下了。进入对话以后，思维弄得既兴奋又活跃，当然有时也混乱，说话的欲望经常在心里开出许多个头来，只好顺延说下去。至于“神性”的话题，让我突然感到大而隐秘，或抽象的力量太大，不能马上闪回和贴入进来。尽管它也是心灵内部的东西，也始终伴随着每一首诗的开始和结束；但这种神秘的精神经验，在我们诗写的过程中，因为现实的经验不断地发生和转换，我们就在转换拐弯的地方把它忽略了。大家都知道，我毕竟不是搞理论的，也没有学科的准备和建构；包括这段时间，跟大家谈诗歌的话题和交流内心的感受，始终到达不了专业化的平面。
(2008-11-20 09:21:30)

钟磊

“其实诗歌的神性不是宗教性，是来自心灵的内部。”说得真好。我记得前两年我写过关于诗歌神性的随笔，现在找不到了，大概的意思是诗性是人性的闪电，穿越人性或道德，诗人必须具有诗性的硬度。我认为宗教性和政治化的诗歌，不是真正的诗歌，而是思想和意义的教化史。宗教以不切实际的某种教义蛊惑人心，企图承受不符合人性的灾难而使人空待上帝的福音。其实诗是现实生活的产物，是来自心灵的语言艺术。是诗人在参与世界变化的表现中最具灵动，最富灵性的特质。所以，诗是世界一项心灵性的唯美运动。
我们聊过许多，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基本是自然的聊法，聊得过瘾。如果说聊一个命题的确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仍然是随便聊聊的更好些。我知道你在理论批评领域不是专业，但是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具有深入到灵魂的力度，以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诗歌中显现出某种奇幻的气息使一些微小的事物进入精妙的象征，弥漫着许多神性的意旨。这是我非常缺乏的。

(2008-11-20 14:24:52)

钟磊

“我甚至喜欢一个人参与社会失败后，退出来的那样一部分精神。它是远离的，无奈的，安静的，同时又是回归到自我的。”
昨天，说了一些半截话，今天再说说。这也是我喜爱和认同的写作方式。在本土诗人中这样的典型可能只有昌耀书写的到达了极至，在欧洲相对讲我比较喜欢叶芝。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叶芝凯尔特式的狂放恣肆和爱尔兰式的神秘广阔。在象征主义时期，完成了超感官的应和与非概念的音乐性。在晚年的诗歌写作中，专注于性感字句变得愈加孤独，一方面由于否定了真实的经验世界中改善的可能性，从而将自己囿禁在纯文学的领地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放纵想象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边缘，因此更加深了自己的无力感。就像老年叶芝居住在幽闭的塔堡里度过最后的岁月。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有时间的轨迹，在时间里建造精神的迷宫，埋下感觉之迷。在寻找着童年或回家的乐园中，都走在时间的魔道上。时间的过去和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坚持生命的呈现，在线性的时间里流动，延续生命的古老或经历新奇的生命过程，感受着诗性节奏，与万物融合，使意象存在呈现在无名的领域，转而又消失在无名之中。生命的虚化和精神的虚化，在藏有某种神性化的时间里轮回，只留下对生与死及其过程的理解。
(2008-11-21 08:35:3

于耀江

关于现代诗歌的形式，还有几句要说的话：现代诗歌的形式自舶来之日，因为装载自由度很宽的思想，同时也显示了很宽自由度的装载。西渡在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时曾经这样阐述：“至于诗歌的形式，我认为只要一种形式有助于丰富汉语诗歌表现力，我们都有权力使用，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第一，现代诗歌普遍要有形式感，但不需要统一的形式问题，已经解决。这是自新月派以来，从理论到实践探讨出来的结果。第二，学习诗歌的形式，不是为了接近，而是为了区别。像普拉斯加盟洛威尔开创的“自白派”运动，之后又远远超越其上，达到主义和实验的高度统一。第三，形式和形式感，是范畴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的人做到了写到诗歌的形式为止，有的人却能够做到写到诗歌的形式感为止。第四，诗歌不但要创造适合自己的形式，而且每一首诗都应该找到独特的形式感。形式是必须的装置和有效的限制，没有形式感的形式，是不断重复和坠入的诗歌陷阱。第五，本质上，形式感折射了一个诗人内心节奏、语言态势和精神行走的方向。
(2008-11-21 08:43:01)

钟磊
因工作忙，只能断断续续的和你聊。我今天还有些忙，刚刚通知沈阳市领导的公务车需要改造设计，我就先聊到这儿。
(2008-11-21 09:10:07)

钟磊

是的。诗歌在形式上的装载应该是自由的或者说是自用的。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形式，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西渡在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时提到这个古老的话题有些炫技，没有触及诗歌的根本问题。从荷马史诗，到草叶集，从白话诗，到伪叙述，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化，我认为任何一种形式，只要能够折射了一个诗人内心节奏、语言态势和精神行走的方向都可以采用，西渡的问题不足为奇。
(2008-11-21 09:29:09)

钟磊

第一，现代诗歌普遍要有形式感，但不需要统一的形式问题，已经解决。这是自新月派以来，从理论到实践探讨出来的结果。第二，学习诗歌的形式，不是为了接近，而是为了区别。像普拉斯加盟洛威尔开创的“自白派”运动，之后又远远超越其上，达到主义和实验的高度统一。第三，形式和形式感，是范畴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的人做到了写到诗歌的形式为止，有的人却能够做到写到诗歌的形式感为止。第四，诗歌不但要创造适合自己的形式，而且每一首诗都应该找到独特的形式感。形式是必须的装置和有效的限制，没有形式感的形式，是不断重复和坠入的诗歌陷阱。第五，本质上，形式感折射了一个诗人内心节奏、语言态势和精神行走的方向。

我支持你的观点,这是非常透彻的!
(2008-11-21 09:42:01)

于耀江

一首诗的诞生，我们无法确定它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这个过程里的时间也无法掌控。它进入语言的隧道和彼此的照耀，进入意象的拥挤和最后使用的减法，进入一个人从清晰的逻辑往模糊的世界搬运。其实人是弱化的，相对大千世界整个客体而言，表面看，人已处于占有统治地位的主体，实际上人和人类世界是在本来空白的地方，进行他的生存演习和生活模仿。包括文学，包括我们正在操作的诗歌文本，包括我们自以为得意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美妙，具体到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的形状和它包括进去的成分。诗歌的开始，往往只是与诗歌相关的一个词语、一种感觉、一个方向；觉得有叙述的可能性，或这种可能性就是一首诗产生的关键所在。有时的写作过程，就是产生和完成幻觉的过程，就是在现实的平面把文字提升到离光最近的地方。这样的瞬间，永远地不能解释，理论也永远地不能到达。与其说诗歌写作，还不如说是事物自己在说话，诗歌只不过是对事物说话语调的一种模仿。而汉语本身就极具暗示性，不管来自一次清晰的写作，还是来自一次模糊的写作，或就是从清晰向模糊过渡的一次写作，都要在普遍当中接受它的暗示和在暗示中自觉抵达。
(2008-11-21 09:59:41)


钟磊

“诗歌的开始，往往只是与诗歌相关的一个词语、一种感觉、一个方向；觉得有叙述的可能性，或这种可能性就是一首诗产生的关键所在。有时的写作过程，就是产生和完成幻觉的过程，就是在现实的平面把文字提升到离光最近的地方。”

我从绘画角度说，色彩的冷暖与画家的内心温度有关。一种蓝色的感觉或冷或代表思想的方向。一种红色的感觉或温暖或代表近或走过来，再经过画家内心的感觉，感受，抵达思维内部，又经过思想的维度，穿过自己，再到达世界的表面。如果画家的眼是复眼，在画家的心灵里构成三维空间，在画布上或一张纸上反映出来。所以说，精神或存在的敞开，和一个生命的气质有关。
我们读过达利的画作，将理性和想象力强加在一个画面里：一个软化的时间成就了他的画风，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从美国又转到亚洲各国。
从绘画的角度说到我们的诗歌。画家或诗人在不断塑造自我或世界的时候，一旦出现结果便不可复制。有些诗歌的语言有灰暗的色彩，有些诗歌的语言有明亮的色彩。而任何色彩或任何语言，只要能够打破客观事物存在的秩序，在完成精神运动的过程中，使存在的与非存在的东西重新并置，再暴露出自我最真实的一面或最个性的一面，会发现新的奇观。这就是艺术对世界和自我的改写，这或许就是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共有的活动。不过，我们再扩大一些想，任何一种文化精神抵达世界的方式，（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或是宗教）无非也是如此。这可能是道德的各种分配。
一首诗歌的写作和一幅画的创作过程一样，同是精神在存在中的某些活动。方式不同，但是抵达世界和自我的结果是同一的。
(2008-11-21 15:04:44)

钟磊

我曾在2007年8月的《新诗价值的历史坐标》随笔中说过，本土新诗的本土性和现代性的问题，因为我不想过于张扬，现在才刚刚想起。
关于现代性的诗歌问题我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真正的诗人要想获得某种恰当的历史在场感，必然是在本土新诗的写作中，获得本土种族生命状态的历史背景和特征。既不能重复过去的历史感，又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中穿过历史，给本土新诗的审美历史留下空间。这种历史在场感并不是先于写作而存在，而是在写作现实中相对历史而产生的独立审美性。它拓开历史的审美资源，丰富着本土新诗审美价值的可能性。关于本土性的诗歌问题我有过这样的论述：本土新诗尚未定性，体系尚不清晰，仍然以丰富的内涵及想像力传递传统的智慧和哲理，没有完全把握历史的在场感，不触摸本土种族意识的历史在场感，不自觉维护本土意识，本土新诗多于喧嚣，少于沉淀。本土新诗主义不断揭竿而起，本土新诗看似波澜壮阔，但本土新诗的文本和历史动态并没有沉淀下来，并未引起世人瞩目。其主要因素是缺少历史在场感的成色。作为诗歌体制外的诗歌作者观看本土新诗问题，本土新诗与本土五千年的诗歌并无本质差异，继续以中国古典哲学的灵动、深邃、玄远相匹配，在模糊中闪耀智慧的光芒。其暗喻能量极大。
如今，这个问题有过去一年多了，我想你是怎样看待这两个问题？
(2008-11-22 19:27:56)

于耀江

这篇谈话尽管不是针对你的那篇谈话，但无意中也有触及的部分，就算做一种接续吧。

直到现在，我的写作文本仍能看出我最初文本阅读的痕迹，或最初的文本阅读影响我的写作直到今天。它们更大的比重来自于本土文学的影响，而非本土之外文学的影响。我也曾经企图通过西方文化思想和写作文本，影响自己站在东方立场上的写作，或就是中国式的写作，哪怕就是自己生活所属的地域。但最终西方文化思想的渗透，只能提高一点我在理论上的认识，即从理论到理论，几乎没有影响到诗歌写作的文本，或这种可能性过于微乎其微。因为诗歌翻译文本始终存在文化差异和诗意过渡的障碍，让我们不知道汉语之外一首诗最初的文本样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样态，翻译过来又有多少对应和保留。每当找不到像阅读本土诗歌那种感觉时，我就在想，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歌，突然转译到汉语里面，进行新的表述和呈现，它蕴藏在原码之中的诗意还生效吗，还有可靠性吗；或我们有多大胜算能把握住这样的一次阅读、经历和到达。汉语直接写作的诗歌和汉语转译过来的诗歌，在汉语性格和天赋上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一种语式、一种节奏、一种韵律、一种语感所构成的艺术动机，以及生发出来的诗意，也该是意料之中无法等同的结果。所以，像火焰倾向黑暗，我更倾向于汉语写作的神秘力量。一个词散发出来的气味和它将要连接下去的气息，本质上就是我们生命自身的发现和寻找。只是我们还没有叶芝（19世纪90年代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没有他的神秘深化和复杂化，或在爱尔兰唯美主义的黄昏里，呈现出诗意的更加宽广的倾向。
(2008-11-24 09:07:06)

钟磊

最近以来工作忙些，但是，我们聊诗已经具有一定的态势，收不住了。我最近一直和上海的诗人聊诗，也很有趣，我想，诗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无路可逃了，我时刻在迎接着诗歌。
“汉语直接写作的诗歌和汉语转译过来的诗歌，在汉语性格和天赋上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一种语式、一种节奏、一种韵律、一种语感所构成的艺术动机，以及生发出来的诗意，也该是意料之中无法等同的结果。所以，像火焰倾向黑暗，我更倾向于汉语写作的神秘力量。一个词散发出来的气味和它将要连接下去的气息，本质上就是我们生命自身的发现和寻找。”
关于本土性和现代性，你已经思考得这么透彻了，我还停在表面，很惭愧的。你非常重视生活和生命状态，使个体状态隐于生活和生命的现场，在闲适的写作中，凭借汉诗的传统性，确立了需要捣毁的与建设的诗学体系，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把握各种资源，你的诗歌写作已经构成了传统性，现代性以及对西方思潮的有机体，可以这么说是它们的总和。
为什么我会再次提起这样的问题？我是看到杨勇对陈先发的访谈中提起的，我是想对照上海，北京，吉林的诗歌，求证我省诗歌是否与他们在一个平面上。尤其是你在实践层面上的呼应，使我看到了你在我省诗歌理论和创作领域里的位置，同时我也认识到你在本土诗歌领域里的位置。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你在实践的层面证明了这两个问题。
(2008-11-24 10:53:00)

于耀江

站在文化的立场，就文学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而言，只要进入谈话现场，我们认识当中某种概念的箭头就会直接指向传统。或我们的理解总会出现偏差：现代性和传统不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还会形成相互的对立和尖锐。其实，无论现代性还是传统，其中都包含着时间、地域、思想、文化等隐秘的照耀和自我照耀。能否这样理解：今天的现代性是从昨天的传统演化而来，它们有自我保持的时间性和相互的识别性，最终却在时间的长度上折断和得到重新连接；因为现代性不能永远保持现代性，最终会和被它取代的传统一样，成为新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昨天的传统里面应该存在和活动着向今天过渡而来构成现代性的丰富元素。时间挪移到今天的文化背景，我们今天的民族性已然不是昨天的民族性；我们今天的本土性已然不是昨天的本土性。正如你的阐述：“既不能重复过去的历史感，又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中穿过历史。”昌耀穿过了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荒凉的西域土地，海子穿过了安庆北郊以成长的力量和速度追赶的黄熟麦子。当然，还有许多人，因为诗歌的经历改写了自己的一生；但没能因为改写的一生穿越诗歌漫长而又幽暗的经历。
(2008-11-25 09:16:30)

钟磊

问候。昨天晚上走得太匆忙，来不及道别，非常抱歉。感谢王剑，海军，学军，少君等兄弟们。诗从现代性出发，必然会再回归传统，这是时间的必然规则。海子和昌耀的诗歌经历，不仅遵从了客观事物存在的秩序，而且还遵循了内心的语言秩序，记录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体系，海子接近神话，昌耀完成了寓言。在过去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各种概念充斥过人们的精神空间，有些人伪造过认识自然的各种工具，随意划分和分割过自然的各个领域，冒充自然的秩序。只有海子和昌耀的诗歌经历证实，只有某些无名的诗歌或真实的语言会溶入到自然的秩序之中。诗歌只有接近或类似自然，诗歌才能具有自然的释义学的功能。我们在我们生命过程中，在短短的百年之内，所认识的只是自然的一瞬，小得如一粒尘沙，不可能给自己和世界准确的命名。
昨天我们提到过我省女诗人左手短暂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我省诗人淡化了左手诗人，缺乏对左手的诗性认识，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又提到白连春诗人的一些近况，由此，我想到诗人在当下的社会生活活动中，生命状态极端恶化，生存环境仍然边缘化，我们的诗人，应该对诗人的生存状态作出一些反思。
我们在昨天的交流中，许多朋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我想用先哲说过的话说，和而不同。任何一方的论述都是必要的，此不是彼，彼也不是此。在每一个诗人的视野中都能看到自然或社会存在某种侧面，每个侧面都暗含着每一个人对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分解式。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给自然或社会存在一个准确的命名，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对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某种可能性的期待。
(2008-11-28 18:58:14)

于耀江

我们是在生活经验和学习经验之上开始写作的，从而积累、形成和到达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还要进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超越自己的经验，进入诗歌王国里自由自在的天空和永远也不会到达的飞翔。（包括鸟在内的飞翔，飞翔本身就是目的，到达的目的已经不是目的了。）这样，我们对诗歌在品质上的要求和诗歌在品质上也不再缺少现代感性、直觉的力量、非理性的魅力、生命体验的真实等重要而又敏感的元素；或它们都应该囊括其中。所以诗歌的文字一旦进入心灵和时间的特殊通道，它在经验之内向经验之外发生变化，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经验起点，或新的经验只能属于这个瞬间和心灵范围，属于这样的一首诗，或这样一首诗当中这样的一句。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好诗都是先验的，都是在超越的经验中得到的；超越经验，既是超越自己的经验，也是超越别人的经验，甚至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经验。从而真正回到汉语元素和写作自身无法消弭的敏感。汉语暗示到了心灵过渡的每个层面，汉语用耳朵听到了事物复合中的每一种声音，最后把它们记录到诗歌里面。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潜藏着自己说话的声音，就像矿石本身潜藏着稀有金属在里面说话的声音。
(2008-11-28 19:53:29)

钟磊

“真正的好诗都是先验的，都是在超越的经验中得到的；超越经验，既是超越自己的经验，也是超越别人的经验，甚至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经验。从而真正回到汉语元素和写作自身无法消弭的敏感。”
的确。超越时空的感觉是诗。诗歌在语言中呈现的是诗性的感觉。最近，我在上海诗歌圈里和上海的诗人们也在交流诗的感觉问题，但诗不能从感觉出发，再回到感觉之中，应该是在自我之歌中道出自然界的全部真理。不过，当诗歌受到质疑和自由受到威胁时，“诗艺”就像“诗辩”一样，往往成为一种必要的形式。
这里是保加利亚诗人布拉加•季米特洛娃最新英译本《伤疤》的主打诗。我欣赏季米特洛娃的紧迫感和力量，欣赏她每写一首诗都像是一篇最后声明的态度。她的作品散发有过深刻体验的气息。

《诗艺》

每写一首诗
都要像你的遗作。
在这浸透锶、装满
恐怖主义、
以超音速飞行的世纪，
死亡可怕地突然袭至。
寄出每个字
都要像死刑前的最后一封信，
刻在牢房墙上的呐喊。
你无权撒谎，
无权玩小游戏。
你哪里有时间
改正错误。
写每一首诗都要
简洁、无情、
带血——仿佛是你的遗作。

以诗写诗，要求诗写得真诚，写到诗，人合一的境界。我一直认为诗歌事业是一项诚实的事业，诗人在每一首诗里泵出自己的一滴血真的有些不易，不过，诚实的写诗和造作的写诗是有本质区别的。
(2008-11-30 10:52:3

于耀江

那天聚会，当然不是把诗歌谈话挪移过来的场合。少君倒是很有想法，也想体现掩藏在背后始终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最终因为不是场合而结束了将要继续下去的内容。因为当时提到了“加速”一词，那么就只好在这里继续“加速”了。

诗歌的写作不能加速，不能把语言当作逃亡的路线在内心追赶自己。等到诗歌出现的时候，才是诗歌真正的开始。加速写作可以说是加深记忆的写作，大都发生在个人写作的嬗变期和某种思潮打破固有文化定势宁静的时刻；加速写作往往是对语言过于迷恋和自信而导致的类型化写作和批量生产。当艺术之光重新照亮集体写作的历史和个人写作的前路，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人写作的前期，极易接受影响和产生影响，极易在文化、思想、形式、技术、语言上表现出自己的倾向。有时这种倾向带有群发的性质，个人的孱弱和渺小，道德的隐秘性和意志的不够坚定，都会导致趋众、趋光一样的精神屈服。最为典型的是来自北大校园另一个诗歌殉道者戈麦。加速让他超越现在的语言太远，他无法不失去自己的周围和诗歌文本的参照，而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语言了，或也只剩下自己对自己的屈服和自己对自己的不屈服。越是精神执拗，越容易导致青春期写作的专注和敏感，最后通过精神分裂形式使之诗歌精神框架彻底崩溃。
(2008-11-30 12:28:45)

钟磊

问好，很多天没有聊诗了，我们的诗友也没有加入。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聊诗，虽然是无用的。
的确如你所说，某种类似青春期的写作或自己对自己的屈服和自己对自己的不屈服，会导致文化精神的崩溃。其实，一个人诗歌的写作，是一个人一生的文化价值观的生命律动。如果一个诗人缺乏对当下生活的关照，只限于自我表现，在诗歌里坚守诗歌的纯粹，只是诗歌的祭司。
最近以来我一直在想，在诗歌无用的年代，如何把握自己在诗歌里的行动？从历史经验经验来看，真实的历史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无法再现和重复，诗人穿越历史的最佳方式就是经历现实。因此说现实是历史的本源。诗人只有经历了现实，才能够为历史作证。而我们这一代本土的大部分诗人都生活在政治特权的强制之下，本土诗人的精神应该具有现实的硬度。本土诗人必须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去接近和触摸历史的真实，解决掉历史的灰暗问题，使同等生命获得生存的尊严，以诗人存在的自由和意义获得诗人自主的声音。
最近读到一些信息。在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获奖演说中，他说：“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他又在回忆录中坦承道：“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可以说，正是说真话构成为他的著作的全部重量。在当下所谓的正常社会中，讲真话或许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讲真话则首先是一个勇气问题。索尔仁尼琴是有勇气的。他不同于别样的作家，仅限于忆述禁锢时代与私人问题相关的某些具体的行为、对话、场景，根本不想去触及社会制度的真实的本质。而索尔仁尼琴集中暴露的，惟是苏联社会中“非人的残暴统治”，大量的反人权、反自由、反人类的现象，种种暴力与谎话，与现代极权制度的核心部分密切相关的事实。真实地涉及国家犯罪，最高统治集团犯罪。
所谓的真实和真理，是不屈从任何权力与权威的。这样的生命本身和精神内核才有真正的挑战性。我想一个真诚的诗人，在追求文化价值的生命过程中是存在风险的，任何一种生命和精神内核，在与残酷现实的对抗中不存在高度的风险性，是没有可靠性的社会价值，诗人和诗歌更是如此。
(2008-12-07 08:31:35)

于耀江

知道你每天都很忙，除了工作、生活，还有其它，包括诗歌圈子更大范围的应答。遗憾我们的圈子没有发动起来，或大家正在厚积薄发，但怎样都可以理解。我们慢慢聊，没规定，没任务，有心情了就在诗歌的方向里漫游，有一棵大树的主干就行，就能生出说话的枝杈。

马奈生于法国艺术界一个热闹非凡的时代，但他既厌恶安格尔的学院派，也不喜欢德拉克洛瓦和库尔贝的学院反对派。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选择了他个人的道路，做了一辈子仅仅听命于他那不可抗拒的内心追求的孤高者。我读过他的《有鲤鱼的静物》、《葡萄与无花果》、《圣拉扎尔火车站》等，他确实不愧为艺术途径多样化的印象派之父。从19世纪跨越到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诗歌现场，还有几人像马奈那样，能够保持自己对于艺术态度的中间立场。这种选择不失为一种清醒、独立、理性的追求。大约是2003年的一本诗歌资料显示：第三代诗人的两个代表人物于坚和韩东，在诗歌精神印证上产生很大分歧。主要是前者于坚在发言，他在《为自己创造传统》一文里，表现得相当激动和激烈：“我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今天》，但在我的语言立场和身体上，我不喜欢《今天》，我的工人阶级感情和文化源头令我不喜欢那种享受着特权并因此叛逆的干部子弟诗人的‘比你较为神圣’的优越感和‘生活在别处’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不喜欢《今天》领袖对古典文化的红卫兵态度。”尽管有些超出诗歌艺术探讨范畴，但它特别表明于坚的诗歌立场。可能韩东在忙着写他的到语言为止的小说，没有接续下文，或没有下文本身就是下文。表面看是于坚单兵出击，但实际上争议已经存在。我们身边正在进行的诗歌也是一样，有争议，有时表现为暗流涌动而已。同样，贴近于坚的立场，对学院派和知识分子写作产生怀疑，持有不同和等待时机成熟发表出来的意见。归纳起来是这样的：把生活和概念化、底层和现实、地方性和大文化对峙起来。从而消解从感觉上升到理性的诗歌写作意义，当然它不是惟一的途径，但作为有效途径，最终将理性上升为诗歌写作的最高值，这种追求还是符合诗歌精神和普遍认知的。
(2008-12-08 12:46:52)

钟磊

莫奈的绘画是19世纪欧洲自然主义的绘画巅峰。但是他又与把巅峰看作又一个起点，他的绘画追求总是和历史相连接，专注光在物体间的运动。他的日出印象是印象派的命名。
我们的本土绘画现场，的确缺乏莫奈这样的画家。我们的朱德群和赵无极将西方的油画材料运用在中国画的抽象写意中，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是不能自如地游移在真实性的绘画中。
我们本土的诗歌现场，在于坚和韩东之间并未产生本质的裂变，两位的一些言论我也读到，我认为是口语化诗歌的山头主义的自身利益的分争。于坚曾说：“今天许多诗人，受的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写作主要是自我表演。过去君子不为的品行，现在大行其道，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目空一切、惟我独尊很普遍，文革创造的那个假大空社会在市场的影响下，越来越走向实际。而诗人却在网络上继承假大空，自我突出，也许是诗歌离市场最远的缘故吧。汉语之金子、毒素、垃圾都在诗歌中释放，诗是语言的金字塔端，也是极端。”这种观点只是对本土文化的发展的惯性认识。
于坚和韩东在办《他们》的时候，提出：“诗到语言为止。”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是如果从精神角度讲，诗歌是不是人或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招魂行为？自于坚获得鲁迅文学奖开始后，韩东与之对抗，本土诗坛人人共知。再从于坚的许多文本和诗歌的写作过程看，我个人认为于坚在本土诗歌的精神上没有坚守住真正的诗歌精神内核。其实历年来的鲁迅文学奖在近些年来发生了不少丑闻，于坚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不可能不被坚守诗歌精神内核或价值的人质疑。
从最近二、三十年的本土诗歌写作现场看，我们寻找一下本土诗歌精神和价值的坚守者，我们找出了海子和昌耀，从他们的一生中找到一些答案。其实，本土诗歌写作现场仍是争名夺利的现场，在短短的的二、三十年里，有多少历史的过客在争夺各个方面的历史话语权？
(2008-12-08 15:48:49)

于耀江

“所谓的真实和真理，是不屈从任何权力与权威的。这样的生命本身和精神内核才有真正的挑战性。我想一个真诚的诗人，在追求文化价值的生命过程中是存在风险的，任何一种生命和精神内核，在与残酷现实的对抗中不存在高度的风险性，是没有可靠的社会价值的，诗人和诗歌更是如此。”
你的这种认知，是一个诗人应该具有的真正认知，也是一个诗人应该具有的真正良知。你推荐的保加利亚诗人布拉加•季米特洛娃的《诗艺》，我喜欢她的以诗谈诗，喜欢“写每一首诗都要 / 简洁 / 无情 / 带血——仿佛是你的遗作”，追问、要求、终极的味道出来了；尽管每一首诗不是最后一首，但我同意每一首诗当作最后一首去写。但我们认识到的真诚，在诗歌的文本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怎样的一种才能接近和到达。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是真诚的，或从来不产生怀疑，因为个体进入历史和时代都要晚于历史和时代，有许多东西连想都想不到，何况去做到呢。由此，认识的盲点区域和没有参照根据的鼓舞、自信同时产生。我们应该加以重新认识和做到进一步的澄清：1、经过心灵过滤的语言，才有过滤的资质到达所谓的真诚。就像不是雨水落在叶子上，而是从叶子里面滴出来的水分，这种经过和转换是不一样的，尤为显得重要。2、不能到达本质的认知，不管怎样的诗歌文本和怎样的诗歌发言，也不能缩短到达真诚的距离。真诚的残酷就在于它的评判标准早已存在客观的前方，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写作都必须经过、面对、用减法计算。3、只要一个人的内心通过诗歌形式得以体现，那么真诚的份额同样通过这种形式得以体现。但它不是全部的，永远也不能是全部的，生命的生存、社会的背景、现实的参照、文化的变异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4、以为走进了诗歌就走进了心灵，以为走进了心灵就走进了真诚；这样的误区，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造就了多少虚伪的诗人和虚伪的文本，乃至诗歌行进中虚伪的过程。5、当然，最需要警惕的还是靠题材取胜的诗歌写作文本：它们有极尽讨好意识形态的嫌疑；直接将题材本身当作艺术的桥梁通过；迎合普遍的文化趣味和认识，在艺术道德之外追求庸俗的价值和完成个人的野心；这些都是非常可耻的。它们在体现诗歌制造的同时，经常以背叛艺术良知为代价，成为反真诚的同谋和帮凶。关键是我们诗歌的纸媒，体制内有限的那么几家，它们都在做了些什么。让我想起一只苹果，从它的核心开始不断向周围的半径所进行的腐烂的辐射。
(2008-12-10 08:10:35)

钟磊

你说的五种情况在文学作品写作中均有可能，关键是我们怎样甄别？我们从本土的诗歌写作现场来看这类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侧面。从你说的一、二、三、四点的情况判断，尤其是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本土的诗歌写作现场和诗歌文本，需要真正的诗人具有一定的思想穿透力，明辨是与非，真与假。需要真正的诗人在文化各个领域的认知能力和建构能力，需要真正的诗人是否具有站在时代或历史的桥头，横刀立马，心雄四野，霸气四溢的能力。
你说的第五点是客观存在的。是本土文化的惯性，造成了无耻的文者大行其道，背叛了艺术的道德，背叛了艺术。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本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在文学领域尤甚。在政治，经济，哲学等文化领域也是如此。真实和真诚在本土的社会学科里存在少之又少，本土文化进入一个矫揉造作的时代。一方面权贵和文化精英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权理念，在政治权力上实行集体世袭制，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实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打造财富神话，制造明星崇拜。另一方面在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下，大搞择优取士的科举制，大搞应试教育，教条主义，这与上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王制几无差别。
为什么本土的社会一直以官僚权贵文化为世袭制呢？因为本土的文化有着一个封建历史的强大模板，有着官本位的悠久传统。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和文化太多、太深、太重地影响着现代人了。
(2008-12-10 11:26:46)

于耀江

真的无奈和没有办法，这样的事实既然能够延续下来，一直到今天，那么就谁也改变不了了。权贵者艳羡精英，或精英者艳羡权贵，它们一旦搭背为奸，衍生出来的该是什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几千年来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政体，加上在这个政体之上嫁接出来的商品经济，我们保持的和想要保持的诗歌家园，会是安详、干净和形而之上的吗。实际上我们的诗歌家园早就不复存在了。一方面，它处于权力尺寸和权力本位不但施行，而且还特别生效的时间；另一方面，它也处于商品经济脱离历史脚步、进入人为化的血腥和积累阶段。或所谓的商品经济让权贵显得更加权贵，同时也让精英分裂的人格更加分裂。这是诗歌心灵最为破碎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呆滞、麻木、神经、漂浮、游荡、不定，连祭奠的能力都没有，连擦洗自己伤口的眼泪都没有，连成功的骄傲都没有，连失败的沮丧都没有，也就是彻底的什么都没有。我忽然感到，诗歌还是太心灵、太自我、太渺小、太无力了；它根本就参与不了社会的进程和现实的变数。在现实层面上，一定级别的文学组织，一边拿着饷银和花着纳税人的钱，一边同样做着文学腐败的事情，干着一些指鹿为马的小人勾当；本质上，远远不如那些坚守在民间、良心未泯、智性清澈、技艺不俗的个人。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后者，既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或是永远的。坚守我们诗歌的心灵家园，或者是我们诗歌的理想国，或者是我们诗歌的乌托邦。
(2008-12-11 08:35:5

钟磊

我一直认为诗歌是无用的。我们在当下的社会上谈论诗我感觉是非常悲哀的事。如若在诗歌的理想王国里守住诗歌的乌托邦，就会落入权贵恒贵，穷人恒穷的陷阱，就会走进虚无和灭亡。我们太渺小了，小得不如一粒石子能够包容天地万物！
记得我们在开始谈诗的时候，我说过，“我想我在寻找一条贴近现实生活亮度的诗歌写作道路。”这条道路是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努力找到光明，即使失败也要倒在寻找光明的路上。记下此生的悲哀，也记下来生的悲哀吧，在知白守黑里找出我们的路，走过一生一世。一言以蔽之，从任何学理上都很难说出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这一切都是狗屁。相信，一个民族的方向性是要经由一定的历史，在一定的尺度里安慰丢失家园的灵魂吧。
不说这些了。我们只说我们，说说心里话。一个化冰为水，与时间消逝的过程。
(2008-12-11 11:27:30)

于耀江

依然没有什么，是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歌而已，不是我们不需要诗歌。一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显得多么短暂，尽管我们有时比一个时代还短暂。我们在时代里活着，并不表明我们为了时代活着，因为无论诗歌还是其它，只要精神至上，都会超越这个时代而到达它的下一站。我们写诗，应该是诗歌这种古老的文明符号给我们留下了时间无法磨灭的古老记忆。所以说，我们进行的诗歌书写，其实是诗歌在书写我们，是这种古老的记忆通过我们的精神隧道，在我们生存的大地上进行的最美好的讲述。当然，它也太高了，像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屋脊一样，诗歌是我们的精神屋脊。诗歌不是我们肉身生存的方式，但它是我们精神生存方式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的生存只是简单地活着，写诗则是活得更好，使之精神的仓库不断填充和变得丰富；这是诗歌的弱智者所体察不到和享受不到的。在诗歌精神逐渐黯然、趋小和人文精神进入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以来的没落（包括西方人文精神，以及我们的现代诗歌曾经嫁接过来的母体），我们的坚持，无不体现诗歌精神长度上的连接和诗歌精神宽度上的拓展。诗歌精神的长度乘以诗歌精神的宽度，等于诗歌精神的自由度。
(2008-12-12 12: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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