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asdfghjkl

我看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戴晴

　　消息颁布至今，差不多十多天了。北京这边对他、和因他的获奖而引发的一切一切，还是一个不衰的话题。
　　因为是同龄人又是前同事，几天来一直遭受包抄逼问：他是谁？作品如何？人品如何？我一般都说：网上找网上找，什么评价都有，自己去想。但如果对方不依不饶，直觉“兹事体大”——北京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当局那“我们没兴趣”的假装里边，有多少愁肠百结的周密安排外加恫吓，我也就常常和他们讨论个半天。
　　我与高行健当同事的那些年，正是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包括知识层次和哲学审美层次——却还没有找到喷薄而出的渠道的时候。
　　这“渠道”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
　　所谓客观，大家都知道，一部作品（无论文学还是戏剧、绘画）在中国推出，要过多少折人志气、毁人灵性的关卡，还不要说那自残自戕式的“自觉与党保持一致”，以及近年迅猛抬头的“看在丰厚报酬”面上的媚俗。高行健与政治非常疏离。这疏离不是出于清高，也说不上恐惧，他根本就没活在那个情境之中。不在此情境却须时时折回头上下左右打点，这并不比鲁迅形容的“侧着身子战斗”轻松。
　　不错，他曾经申请入党，或许也发过“为党的事业献身”之类的豪言。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无法与坚贞纯洁的沈从文相比。但这正是他要探询的“人性软弱”的一面，而且他毕竟挣扎出来，从那个调动全部社会资源将人变为机器零件环境中。
　　如果没有对像他这样疏离的人都不放过的挤压，外加那则肺癌误诊，他或许还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忍耐着、苟且着、相当克制地抗争着……但它们不由分说地轰然而至，惊破了人性中常有的消极、怠惰。还等什么呢？高行健决定以“有限的时间”做他最想做的事：探询生命的原意、体验生命的真髓，然后——如果“时尚我待”，说出想说的话。他出发了，什么文坛、剧坛纷争，什么绊羁着我们俗人的种种牵挂、纠葛，已经全不相干。他轻松上路，活一天算一天，而且只活在自己“赤裸裸无须掩盖的真实里。”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精神获得自由的同时，他所有知识与文化积累、包括语言技巧，都活起来了。
　　至于主观，以我的从旁观察，从他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到他离开中国的那十年间，还不十分清楚究竟什么形态是他表达感受的最好渠道——各种艺术形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他从来不甘心自身感受的表达要拘泥于人为规定的框框。他的开始画画也是出于偶然：先是请人替他画几幅作礼品，后来想想何不自己画呢？有丰富的内心感受、有开拓性的鉴赏力，学院式训练几乎可以忽略。记得当时我们总问他“小高，你这画哪边朝上呀？”；还有“人家的画都有画坏的时候，你比他们强多了，怎么画怎么是，一张废品没有。”
　　以他可以靠卖画维持生计而言，说不定这是他最容易与人沟通的形态呢。
　　不知道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高行健的时候，对这一决定将给说汉语的世界带来的冲击，有没有一定的估计？
　　遴选过程的揭秘要到2050年，我是等不到了。作为北京人、作为关注并切实感受着身边正发生着种种变化的中国人，我只想向这些遥远的、智睿的人表示敬意和谢意——不为高行健从此衣食无忧可以再接再厉发扬古老优美的中华艺术，也不为诺贝尔评委终于把眼光投向中国而平了我们老大古国遭人小虚、遭人无视的世纪怨尤。
　　我觉得有趣并且为之高兴的是，这选择把中国这潭水搅得真是足够绚烂，而且是在如此广大的空间和如此深的层面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为害最甚的就是舆论一律，不管是强权强制下的还是传统束缚下的、也不管出于“革命”动机还是民族动机。而意见纷呈并自由表达，我们中国人真是久违了。
　　最有趣的当然是大陆官方。中宣部这回连夜开会之后给出的鸵鸟式的态度，与中国开放的大局、以及已经走出思想冰冻期的民众心态并不相符，反映的只是那批还有几天余威可施的意识形态官员的狭隘僵化——对此，我替他们害臊，也觉得遗憾，但并不意外。稍感意外的倒的整整一批支撑了中国文学创作大流、与强权有着复杂的或远或近、或明或暗关照的大陆作家们。
　　如果考虑的人数的庞大，就此发言的大陆作家真可说十分寥寥。跟在官方后边表态早已不在时兴。大家不约而同以沉默所表达的，似乎只有藐视：对那批阅读有限的“北欧学阀”、对纯属“欧洲的玩意儿”的诺贝尔奖。
　　事情果真如此么？这使我想起1986年前后的那次“金山宾馆事件”。
　　出于对中国作家获奖的关注，诺贝尔评选机构曾经特别组团到中国，与作家们直接见面。文坛炸开了锅：谁个有资格参加此盛会、谁个没有，在屡获本土诸般奖项的名家之间已经大打出手；到了会上，又因为眼睛里只有洋学者和洋记者、外带港、台准洋人，又让本土记者因大受冷落而大揭内幕。这是一批曾经为他们的出名出过大力、并且还很被当作朋友、当作哥们儿看待的人呀！今却连约见一回都高攀不上了。揭就揭。有了与洋人搭钩机会，作家们是不会把这类小事放在眼里的—— 他们的主攻对象是有提名和投票资格的洋人。
　　可怜又打错了算盘。
　　一位参加会的翻译家后来告诉我：
　　“真累，一分钟休息时间都没有，所有的名人都来敲门、亲手把签名作品交给你……”
　　“看得过来么？”我问。
　　“看？拿都拿不过来。离开旅馆的时候都扔了。”
　　没参加那次盛会的高行健获了奖。
　　他是个诚实的、敏锐的、感受细腻的、有着多方面才华的艺术家，却未必是率众向黑暗抗争的勇士；他不会趋附强权，也未必会仗义执言、以自身牺牲支撑正义的空间。邓小平“发财至上”的改革，弄得中国人心灵浮躁枯竭。读高行健之所获，只是心中隐隐感到的一点爱、一点美感、一点仁慈、一点浪漫、一点理解与包容 ——他的努力是无形的，他对中国的影响是长远的。

晓鸣 · 发表于: 星期三六月 27, 2007 11:13 am 发表主题:

《文学的理由》
-- 高行健获诺贝尔奖致辞全文
2000-12-08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後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於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

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麽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於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於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於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　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惨案後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

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於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後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於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　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於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於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监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於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麽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於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於後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於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後，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於大众不负有甚麽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於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麽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於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麽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汲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於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後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後，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Lake · 发表于: 星期三六月 27, 2007 12:05 pm 发表主题:

拜读。

长篙 · 发表于: 星期三六月 27, 2007 4:22 pm 发表主题: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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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写诗,你才开始真正写诗;詩無定法,隨性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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