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加建]

一个人写作立场的确立，固然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面对不同道路时作出的选择。
我为什么成了“这一个”而非“另一个”？我为什么写？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必需坦诚地陈述我的经历与我的选择。

1936年，我出生在四川盆地南部一个沱江围绕的小城富顺。我母亲是农村人，自幼聪慧，考上了当时四川有名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一段时期的小学教师。她是一位画国画的山水画家，古典文学造诣很深，写旧体诗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时期，曾经掩护过共产党员陈泽煌安全出逃。我从小受到她的教育、熏陶，热爱大自然，尊重生命，追求民主自由，关心人间疾苦。10岁时，我写下了第一首旧体诗《题东山寺》。这首诗由大人们保存下来，写的是：“四面梧桐秋气深/夕阳山下少人行/松风入室禅心静/缕缕炉烟佛号声”。现在来看，很奇怪，10岁的孩子竟写出如此清冷苦涩的句子，似乎已经在预示，我这一生前景很不妙了！
1947年，我考入自贡市最有名的蜀光中学。这个学校，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姊妹学校，具有争取民主自由的深厚传统和优秀的师资队伍，一些有名的共产党员曾经在此任教，中共地下组织力量强大，各种进步学生社团纷纷建立，因之而被当时国民党政府称之为“共产党的老窝子”。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租住在与学校一河之隔的东兴寺，这是一个挤滿船夫、盐场工人、人力车夫等等的贫民区，而在不远的地方，一个盐商正在修建占地几十亩的花园别墅。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军警的蛮横霸道，资本家的骄奢淫逸，使我再不能沉迷于大自然与唐诗宋词之中去“禅心静”了，我开始在学校的“民主墙”上不断写出抨击这一切邪恶现象的杂文，和反映底层人民悲惨处境的微型小说，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危险分子。
从此，奠定了我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关注人间苦难，直面惨淡人生。
这些行为和政治倾向，引起了语文老师粟纯熙的关注。粟老师是闻一多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参加了由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贴传单、鼓动与组织示威游行、传送解放区出版的学习文件，成了一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我们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我们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
1949年12月4日晚上，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逼近自贡市郊区，为了阻止国民党预定在逃跑前对这个“共产党的老窝子”的破坏，我参加了由地下党直接指挥的“武装护校队”，成为一名年龄最小的队员，缴了校警的枪，担任防卫的哨兵。次日凌晨，部队迸入市区以后，我隨即参军，选择了“对一切邪恶用步枪来发言”的直捷了当方式。
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很多国民党部队来不及逃跑，纷纷遁入山区，和国民党特务机关预先留下的地下武装与当地土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严峻局势。当时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匪”。他们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地形熟悉、为害巨大，一度攻占过四川几十个城市，大肆屠杀我军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在隨后的剿匪斗争中，我因表现勇敢无畏，被选调海军，在西南军区通信学校代培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不久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解放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停止。朝鲜战争吃紧，我和一部份同学提前毕业，调东北空军，住在黑龙江的几个机场，那里冬天冷到零下40多度。直至1954年冬因患哮喘复员回川。在这段时期，我基本放弃了文学写作，有暇时除了阅读一些哲学、美学书籍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军事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我性格刚烈，本质上是个军人。
1950年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全民振奋的年代，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理想的工作，似乎正在一一进行。这个氛围，重新激活了我写作的热情，我衷心地歌颂现实生活中新的变化和美的事物，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于1956年调入自贡市文联担任刊物编辑和诗歌组、美术组的辅导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我接触面的日渐广泛，以及在阅读内部资料里获悉的较为真实的情况，我发现：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相反的丑恶现象正在不断滋生，且和冠冕堂皇的专政权力结合在一起。
困惑、迷惘、忧虑、愤怒，并没有能够使我清醒，我仍然在挣扎中写作，因为，我的“小我”已经被“大我”的阴影所笼罩。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特权思想，必须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两次只传达到县团级且不准记录的内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当时知道这两个《讲话》内容的人都十分欣喜，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庄严承诺下，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也在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大会上，对省、市领导人的缺点及工作中的失误提出了批评。事实俱在，逼得市委秘书长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谁知伟大领袖突然变脸，说之前那些话和承诺是“引蛇出洞”，转眼间我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年轻“大右派”！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化局、市报社联合组成的专案小组，对我进行了两个月的持续批斗，组织省内及国内一些报刊对我写的作品进行歪曲、批判，把我定为“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我也曾对自己以往言行是否有损于党进行过认真反省，但始终无法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个罪名。其时，我正准备应邀调往北京铁道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我写的一部电影正在筹拍，两部短诗集一部长诗即将出版，省委宣传部通报全国对我进行封杀，从此剥夺了我20多年公开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由于我的“拒不认罪”，1958年夏天，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市农场强制监督改造。两年多之后，又以“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将我密捕，关押进看守所将近一年。最终，以“右派反改造罪”判处管制三年，强制劳动教养，不定期！
我劳教的单位是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对外称为《415》信箱。前期任务是修河堤，建矿山公路，后期是负责“宜珙铁路”的全部工程。我所在的《101》中队，集中关押了两百多名全省的大右派，代表党和政府对我们实行专政的指导员，原是阎锡山军中一个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里的看守，随部队起义过来的。十四年的劳教队生活和前后八年的监督劳动改造，我受够了屈辱与折磨，看够了暴力和血腥。长期苦役的重负与精神的戗害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大多数人只好逼得自己麻木，少数的人，成了“靠拢政府”的告密者。不幸的是，我却不能。
尽管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积习难改，对文学之爱并未窒息，对曾经的革命理想亦不能轻易割舍，有时就在下夜班众人熟睡之际，拿起笔来偷偷写作。文化大革命之前几年间，写成了两部歌剧，三部关于革命经历与古老神话的长诗和一些短诗。当然，这些作品中的叙事者和抒情主人公都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在我成为“人民的敌人”之前的那个少年军人、青年诗人。我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写这类题材，并非出于担心搜查时被发现会受到惩罚，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心灵的需求。要知道，我是从小就把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寄托于这个革命事业的呵！��
这些作品，在我出公差上街劳动时，偷偷寄回家乡一个爱我的姑娘保管，她把它们放进一个瓷罐埋在山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她被迫嫁了别人，两年后头发全白了，一场急病很快死去，这个瓷罐也被修建房屋的推土机碾碎、填没。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5年秋天，劳教队的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外面传来消息，说是《415信箱》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一说是交给铁道兵，一说是交给四川省交通厅，改名为“四川省铁路工程总队”，由邓小平的弟弟邓自立来担任总队长。过了不久，果然劳教支队改成了《四川省铁路工程总队》，发下了铁路工人类似的服装。一个好心的中队长告诉我们，总队准备恢复我们的干部身份，以《101队》为基础，成立总队文工团、报社和广播站。从前没入党的人要入党，他愿意作介绍人。
1966年春节即将到来，总队要求《101队》组织一台节目对外演出。完成这个任务并不难，文学、音乐、戏剧方面，《101队》有的是高手，平常休息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专业水平的管弦乐队苦中作乐。反右以前，我原是市机关合唱团的指挥，写过歌剧，队部交给我的任务，是写一台演出一个小时的《宜珙路组歌》。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停产排练。
演出的那天晚上，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幕一拉开，一百个人的合唱队依梯次排列在天幕下方，清一色的铁路员工制服，使得台下观众眼前一亮，立即引来一阵欢呼喝采之声。我压住心跳，缓步走向台前，向观众微微颔首，转身站到指挥位置，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我举起指挥棍，全场鸦雀无声，时间突然停止。我们是年青的铁路工人，为了亲爱的祖国，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来呀，同志们！用我们的歌声，唱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万丈豪情！
指挥棍牵引着歌声高低起伏，合唱队的难友们全都进入了痴迷状态：我们是年青的铁路工人，为了亲爱的祖国，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演出结束，台下响起更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肯停息。我转过身向台下鞠躬谢幕，一弯腰突然感到全身发冷—我这是在干什么？我怎么能用这种虚幻的辉煌画面，来掩盖劳教队现实生活中家破人亡的惨痛与青春被践踏的酸楚？这岂不是我面临精神崩溃的前兆吗？！
我大病了一场。这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必需时时警醒，重新确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创作立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01队》彻底搜书上缴封存，连马克思的著作也不例外。这下，不但文学，连文化也和我们彻底隔绝了！
1973年冬天，《415信箱》奉命把未完成的工程移交到《铁二局》，《101队》的劳教右派们被发配到永川县西山劳改茶场继续改造。这里山高天寒、阴湿多雨，不利于人生活却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当然就成了劳改单位的理想场所。这里生活条件极差，我差一点冻死餓死，且管理比以前更加严格，惩罚更加严厉。我们住的石砌牢房从远处看似是古堡，铁窗上只有栅栏，雨云时时飘进来，弄得满屋潮湿。一夜凌晨，满天大雪，我被冻醒了，站在铁窗前，感慨万端，积习难改，一些句子又浮上心头。为了防止不断的突击搜查，我只能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埋在心里。这首词是写给原在部队当过兵的女性朋友的，当时传说，有解放军部队上山和“四人帮”打游击，当时我想，这也许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首《贺新郎》的词是：“雪疾披衣起/夜弥天/孤峯千尺，寒侵故垒/眼底江山心底事/俱入茫茫影里/问今宵，几人无寐？/海北天南征路远/叹年年，瑶草空凝碧/休漫洒/英雄泪//男儿岂肯图昏醉？/且由他/炎凉百感/俱来胸臆/拼得铮铮诗骨瘦/换取风云正气/归来日，凭卿料理/一寸丹心三尺剑/向长空，共展凌风翼/天欲曙/松涛急”
1974年春节前，我被西山劳改茶场“清放”回我妻子所在的自贡市胜利公社光明二队当农民，陆续为乡亲们架设高压线、安装变压器，使这个队成为全市第一个用上电灯照明、电力提灌和粮食加工的生产队。以后又和一个朋友研制成功“手提水冷电焊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贡市电焊机厂》。
1978年，全国统一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获得了公开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年9月，我在病中写的诗《黄昏》得以在《星星诗刊》上公开发表：“夕阳的余晖里，拿一瓶酒去悬崖边上独坐/寂静里风吹树叶，象在叹息我岁月的消磨/西天的云彩里，有我破灭的爱情、青春的梦/多少沉痛的往事，隨着暮霭又漫上山坡//哎，为了正义的尊严多少年我强噙着苦涩/冷眼看亲朋离散、身体伤残、家园零落/今日，当觉醒的人民亲自来驾驭历史/祖国，且让我把这千钧的泪水悄悄洒向你的山河//呵不！你看那西下的夕阳依旧燃烧似火/摔碎酒瓶，还让我走回茅舍加紧工作/正如那，流放的年月我们用诚实劳动来寄托悲愤/今日，且把散碎了的生命揉作慷慨长歌！”
1979年3月，我的右派一案被“改正”(即政府不负法律赔偿责任的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我被调往市群众艺术馆文学组工作。我身上多处受过伤只能柱着手杖行走。当年整我那些人仍然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候，我的妻子在劳动中受伤瞎了一只眼睛，三个女儿无法照顾，每天上下班我得走几十里路回到农村家里。我拒绝了省作家协会上调我去成都的邀请，决心要和困境中的妻女一起生活。后来，通过有关方面的关注，让她们搬到市艺术馆一向空屋里暂住。
就凭我20几年前那点工资，27.5斤粮票，要养活一大家人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电视机极少，艺术馆有一台彩电，每天晚上对外开放收门票，我就去当守门的收票员，报酬是工作一个晚上补贴三角钱。我还得靠稿费收入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穿衣吃饭、解决三个女儿的学费，就只能写稿费周转最快的诗！我的大量诗歌，就是在收门票的间隙中写成的。再不够开销，星期天我就柱着手杖和妻子上街去卖报纸。
80年代头3年，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帮”之后，人们都以为党接受了历史经验教训，中国有了希望了，因之，生活再艰难，情绪却是昂扬、饱满的。
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多少看清了一些事情，我可不会盲目乐观。1980年秋天，《诗刊》上登载出了我写的《秦始皇兵马俑》：“掘开泥土，露出两千年前威武雄壮的军阵/旌旗蔽日，马嘶人吼响遏了幽谷的行云/人们在赞美，说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而我，却低头掩泪抑止不住悲愤的歌声//西风原上，夕阳荒草嘲弄尽霸图的虚妄/人间的革命，却难以涤荡专制的幽灵/也许听着朝朝代代都有‘万寿无疆’的呼号/才使你们决心守候，至今精神抖擞、栩栩如生//哦，我是摧毁三座大山那支英雄部队的一名战士/面对你们，也不免震惊于你们嘴角的冷笑与眉间的骄矜/是呵，回首往夕多少共产党人身中你们的暗箭悄然倒下/十年浩劫，你们差点破土而出拥戴一个专制的朝廷//‘民族的骄傲’么？多少个血写的问号才能把我们撞得清醒？/‘世界的奇迹’么？捧那段疯狂的历史何以面对后辈、先人？/秦始皇的陶俑呵，今天我要将你的阴魂穷追猛打/尽管你潜入了神圣的经典、堂皇的理论与威严的眼睛……”
果然，两三年之后，什么“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就接蹱而至了！
看来，我只能在我职能范围之内，做一些真正“拨乱反正”的工作。
80年代初，开始引进一些国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封闭了20几年的窗户一旦打开，人们感觉的是新鲜空气扑面而来，目迷五色，饥不择食，竟相仿效，要当“现代派作家”。针对此一情况，我便和文学组长杨曲，开办了一个《文学讲习班》，一是恢复几十年被政治遮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本来面目，二是尽可能解除各种有关文学的胡说霸道对人心灵的束縳。报名的学员非常踊跃，有的人来自几十公里外的区县。现在很多活跃在文学界的作家和诗人，很大部分是这个《班》的学员，他们戏称这个《班》为《黄埔军校第一期》。
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我第一次上讲台，表达了我的看法，那就是“背靠传统，面向世界。”继后，在乐山举行的全国性诗会上，就“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我提出的是：“为历史揭示真/为生活伸张善/为人间创造美”。
不单是如罗丹所说去“发现美”，而是要主动去“创造美”！
这些，都是我几十年来写作实践的体会和领悟。
1984年春天，市文联领导人、反右时负责斗争我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何青调离文联，我得以回到划我右派时的原单位。此时我刚受聘为省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创作员，由省作协发放工资、脱产写作。文联这位新领导李瑞昌原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军人出身，对我极为关注，正是他克服重重障礙把我调回文联，要我和他一起“挑担子”，出任创作辅导部主任，我只能接受下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
由于处境有了改善，我开始用小说、随笔、杂文、歌剧等等其他文体写作。就我这个年龄来说，我的经历是太复杂了：我当过军人、诗人，反右后种过田、拉过架车、推过粪船，在监狱里操过“老大”，在劳教队高寒地区修筑矿山公路快要冻死时冒充过“解放军工程兵爆破技术员”，赌命去设计、实施过几千立方公尺的“定向扬弃爆破”，干过机械工、电工，有的事极富传奇色彩。我有了这么多年生活积累、情感体验，诗歌这种形式已经无法承载了。
诗歌，写得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年龄大了，激情越来越少呢？
“激情”这个东西，非常不可靠，它往往排除理性。小溪之水，也可能波涛汹涌。只有在深刻理性基础之上产生的“深情”，如千尺寒潭之水，方能持久而永不枯竭。2006年我在阿坝藏区走了一趟，写了不少诗歌，就是明证。�之�
我对文学界盛行的走马看花式“采风”和拿着笔记本下去记录这类“体验生活”方式，十分反感。真正的写作，原是本真生命面对自己灵魂的一种倾诉；我甚至认为，只有忘记了自己是个作家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1985年，我受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邀请，来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云南前线。作为曾经当过兵，极具军人气质的人，我当然十分高兴。到了前线，我谢绝了“作家规格”的安排、接待，穿上军装挎上冲锋枪直接来到前沿第一线堑壕，晚上就和战士们住在“猫儿洞”里。一个月时间，我到过老山主峯、者阴山阵地、扣林山阵地，炮火硝烟之中，我终于了解了什么是战争！有很多震撼人心的事，在这里我不能也不必告诉你，我只说：当战斗打响弹片横飞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去想什么为了国家民族等等大道理；当战友的鲜血溅上自己军装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拼命杀敌的勇气。我要说：当作战双方在不断争论谁是在进行“正义的战争”的时候，战场上双方互不相识、无寃无仇、各有亲人朋友盼他平安归来的人，正在不断互相杀戮，头破血流、体裂肢残，孤儿寡母的家庭正在不断产生！
我终于看清楚了：在神圣的光环后面，战争，不过是人类兽性的大狂欢！
但我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于一个人来说，当你受到暴力侵犯的时候，你有权利进行反击！
1988年，我被任命为“专业作家”，完全脱产写作。我先后在北京《中国亚洲电视(集团)中心》担任过常务副总编、北京电影学院出版社电视剧部副主任，以后又在公安部门挂职，当过交警和禁毒警察，在武警部队挂职当过“中校”。我在第一线和他们一起执勤、办案、戡察现场、缉捕罪犯，完全成了“这一个”。由于我具备了一定的刑侦知识与军事行动技能、敢冒险能拼命，大家都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深切地体味了，在对犯罪行为的斗争中，“我们”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与制约，不得不忍受委屈和误解，以及面对各种不同的执法对象时，“情”与“法”在心中的纠结和矛盾。
众多的个案，引发我去思索更为深远辽阔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促使我去发掘复杂人性的深层结构。使我更加明确：我活着、我写作，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追索苦难根源”。
历史真相，可以被遮蔽、被窜改、被遗忘，但谁也不可能杀死它。到一定时候，它会推开压在身上的重重乱石和渣滓、拨开迷零、挺身而起！
我，当年一个13岁的孩子，平时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一个，为什么会毫无恻隐之心，举起枪托，狠狠砸向“组织上”指定的“敌人”？
我当用我的写作不断追问：人，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生活，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和我一起来思索这些问题，明白是什么践踏了他作人的尊严，剥夺了他选择的权利，钳制了他自由的思想—这最后一点，是最为可怕的！
我想起36年前我写的《黄昏》那首诗中一个句子：“当觉醒的人民亲自来驾驭历史”的时刻真的到来，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有希望了！
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在这历史转型期中，应该有所承担，冲破重重压力与诱惑，首先成为觉醒的人、纯粹的人。
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面对自己镜子中的“我”，不敢久久望着自己的眼睛：李加建，人们都说你德高望重如何如何，但你瞒不过我，我太清楚，你心里还有哪些骯髒的念头！
现在，我能做到了。我能坦然地直视镜子中自己的眼睛。
因此，真正的写作，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是对自己灵魂的不断淘洗，就是“修行”！
博大优美的心灵，产生博大优美的作品。
写作，是心灵自由舒展的一种形态，它需要写作者的绝对真诚。
“解放全人类”的这个理想是虚妄的。历史，原本由千千万万个体人的生活遭遇所构成。回到人本身，一切行动当以关注人自身的自由、解放为目的。因此，我在歌剧里反复咏唱：做好身边事，珍惜眼前人。
人间的苦难，使我挺直了残损的身躯。
面对文学，使我免于堕落、沉沦。

—2014年3月7日，小雨中，信笔于《听云楼》。

[[秋夜独行者]]

一个人写作立场的确立，固然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面对不同道路时作出的选择。
我为什么成了“这一个”而非“另一个”？我为什么写？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必需坦诚地陈述我的经历与我的选择。

1936年，我出生在四川盆地南部一个沱江围绕的小城富顺。我母亲是农村人，自幼聪慧，考上了当时四川有名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一段时期的小学教师。她是一位画国画的山水画家，古典文学造诣很深，写旧体诗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时期，曾经掩护过共产党员陈泽煌安全出逃。我从小受到她的教育、熏陶，热爱大自然，尊重生命，追求民主自由，关心人间疾苦。10岁时，我写下了第一首旧体诗《题东山寺》。这首诗由大人们保存下来，写的是：“四面梧桐秋气深/夕阳山下少人行/松风入室禅心静/缕缕炉烟佛号声”。现在来看，很奇怪，10岁的孩子竟写出如此清冷苦涩的句子，似乎已经在预示，我这一生前景很不妙了！
1947年，我考入自贡市最有名的蜀光中学。这个学校，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姊妹学校，具有争取民主自由的深厚传统和优秀的师资队伍，一些有名的共产党员曾经在此任教，中共地下组织力量强大，各种进步学生社团纷纷建立，因之而被当时国民党政府称之为“共产党的老窝子”。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租住在与学校一河之隔的东兴寺，这是一个挤滿船夫、盐场工人、人力车夫等等的贫民区，而在不远的地方，一个盐商正在修建占地几十亩的花园别墅。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军警的蛮横霸道，资本家的骄奢淫逸，使我再不能沉迷于大自然与唐诗宋词之中去“禅心静”了，我开始在学校的“民主墙”上不断写出抨击这一切邪恶现象的杂文，和反映底层人民悲惨处境的微型小说，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危险分子。
从此，奠定了我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关注人间苦难，直面惨淡人生。
这些行为和政治倾向，引起了语文老师粟纯熙的关注。粟老师是闻一多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参加了由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贴传单、鼓动与组织示威游行、传送解放区出版的学习文件，成了一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我们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我们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
1949年12月4日晚上，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逼近自贡市郊区，为了阻止国民党预定在逃跑前对这个“共产党的老窝子”的破坏，我参加了由地下党直接指挥的“武装护校队”，成为一名年龄最小的队员，缴了校警的枪，担任防卫的哨兵。次日凌晨，部队迸入市区以后，我隨即参军，选择了“对一切邪恶用步枪来发言”的直捷了当方式。
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很多国民党部队来不及逃跑，纷纷遁入山区，和国民党特务机关预先留下的地下武装与当地土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严峻局势。当时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匪”。他们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地形熟悉、为害巨大，一度攻占过四川几十个城市，大肆屠杀我军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在隨后的剿匪斗争中，我因表现勇敢无畏，被选调海军，在西南军区通信学校代培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不久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解放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停止。朝鲜战争吃紧，我和一部份同学提前毕业，调东北空军，住在黑龙江的几个机场，那里冬天冷到零下40多度。直至1954年冬因患哮喘复员回川。在这段时期，我基本放弃了文学写作，有暇时除了阅读一些哲学、美学书籍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军事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我性格刚烈，本质上是个军人。
1950年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全民振奋的年代，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理想的工作，似乎正在一一进行。这个氛围，重新激活了我写作的热情，我衷心地歌颂现实生活中新的变化和美的事物，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于1956年调入自贡市文联担任刊物编辑和诗歌组、美术组的辅导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我接触面的日渐广泛，以及在阅读内部资料里获悉的较为真实的情况，我发现：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相反的丑恶现象正在不断滋生，且和冠冕堂皇的专政权力结合在一起。
困惑、迷惘、忧虑、愤怒，并没有能够使我清醒，我仍然在挣扎中写作，因为，我的“小我”已经被“大我”的阴影所笼罩。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特权思想，必须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两次只传达到县团级且不准记录的内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当时知道这两个《讲话》内容的人都十分欣喜，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庄严承诺下，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也在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大会上，对省、市领导人的缺点及工作中的失误提出了批评。事实俱在，逼得市委秘书长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谁知伟大领袖突然变脸，说之前那些话和承诺是“引蛇出洞”，转眼间我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年轻“大右派”！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化局、市报社联合组成的专案小组，对我进行了两个月的持续批斗，组织省内及国内一些报刊对我写的作品进行歪曲、批判，把我定为“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我也曾对自己以往言行是否有损于党进行过认真反省，但始终无法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个罪名。其时，我正准备应邀调往北京铁道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我写的一部电影正在筹拍，两部短诗集一部长诗即将出版，省委宣传部通报全国对我进行封杀，从此剥夺了我20多年公开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由于我的“拒不认罪”，1958年夏天，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市农场强制监督改造。两年多之后，又以“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将我密捕，关押进看守所将近一年。最终，以“右派反改造罪”判处管制三年，强制劳动教养，不定期！
我劳教的单位是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对外称为《415》信箱。前期任务是修河堤，建矿山公路，后期是负责“宜珙铁路”的全部工程。我所在的《101》中队，集中关押了两百多名全省的大右派，代表党和政府对我们实行专政的指导员，原是阎锡山军中一个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里的看守，随部队起义过来的。十四年的劳教队生活和前后八年的监督劳动改造，我受够了屈辱与折磨，看够了暴力和血腥。长期苦役的重负与精神的戗害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大多数人只好逼得自己麻木，少数的人，成了“靠拢政府”的告密者。不幸的是，我却不能。
尽管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积习难改，对文学之爱并未窒息，对曾经的革命理想亦不能轻易割舍，有时就在下夜班众人熟睡之际，拿起笔来偷偷写作。文化大革命之前几年间，写成了两部歌剧，三部关于革命经历与古老神话的长诗和一些短诗。当然，这些作品中的叙事者和抒情主人公都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在我成为“人民的敌人”之前的那个少年军人、青年诗人。我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写这类题材，并非出于担心搜查时被发现会受到惩罚，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心灵的需求。要知道，我是从小就把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寄托于这个革命事业的呵！��
这些作品，在我出公差上街劳动时，偷偷寄回家乡一个爱我的姑娘保管，她把它们放进一个瓷罐埋在山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她被迫嫁了别人，两年后头发全白了，一场急病很快死去，这个瓷罐也被修建房屋的推土机碾碎、填没。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5年秋天，劳教队的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外面传来消息，说是《415信箱》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一说是交给铁道兵，一说是交给四川省交通厅，改名为“四川省铁路工程总队”，由邓小平的弟弟邓自立来担任总队长。过了不久，果然劳教支队改成了《四川省铁路工程总队》，发下了铁路工人类似的服装。一个好心的中队长告诉我们，总队准备恢复我们的干部身份，以《101队》为基础，成立总队文工团、报社和广播站。从前没入党的人要入党，他愿意作介绍人。
1966年春节即将到来，总队要求《101队》组织一台节目对外演出。完成这个任务并不难，文学、音乐、戏剧方面，《101队》有的是高手，平常休息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专业水平的管弦乐队苦中作乐。反右以前，我原是市机关合唱团的指挥，写过歌剧，队部交给我的任务，是写一台演出一个小时的《宜珙路组歌》。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停产排练。
演出的那天晚上，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幕一拉开，一百个人的合唱队依梯次排列在天幕下方，清一色的铁路员工制服，使得台下观众眼前一亮，立即引来一阵欢呼喝采之声。我压住心跳，缓步走向台前，向观众微微颔首，转身站到指挥位置，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我举起指挥棍，全场鸦雀无声，时间突然停止。我们是年青的铁路工人，为了亲爱的祖国，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来呀，同志们！用我们的歌声，唱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万丈豪情！
指挥棍牵引着歌声高低起伏，合唱队的难友们全都进入了痴迷状态：我们是年青的铁路工人，为了亲爱的祖国，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演出结束，台下响起更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肯停息。我转过身向台下鞠躬谢幕，一弯腰突然感到全身发冷—我这是在干什么？我怎么能用这种虚幻的辉煌画面，来掩盖劳教队现实生活中家破人亡的惨痛与青春被践踏的酸楚？这岂不是我面临精神崩溃的前兆吗？！
我大病了一场。这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必需时时警醒，重新确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创作立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01队》彻底搜书上缴封存，连马克思的著作也不例外。这下，不但文学，连文化也和我们彻底隔绝了！
1973年冬天，《415信箱》奉命把未完成的工程移交到《铁二局》，《101队》的劳教右派们被发配到永川县西山劳改茶场继续改造。这里山高天寒、阴湿多雨，不利于人生活却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当然就成了劳改单位的理想场所。这里生活条件极差，我差一点冻死餓死，且管理比以前更加严格，惩罚更加严厉。我们住的石砌牢房从远处看似是古堡，铁窗上只有栅栏，雨云时时飘进来，弄得满屋潮湿。一夜凌晨，满天大雪，我被冻醒了，站在铁窗前，感慨万端，积习难改，一些句子又浮上心头。为了防止不断的突击搜查，我只能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埋在心里。这首词是写给原在部队当过兵的女性朋友的，当时传说，有解放军部队上山和“四人帮”打游击，当时我想，这也许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首《贺新郎》的词是：“雪疾披衣起/夜弥天/孤峯千尺，寒侵故垒/眼底江山心底事/俱入茫茫影里/问今宵，几人无寐？/海北天南征路远/叹年年，瑶草空凝碧/休漫洒/英雄泪//男儿岂肯图昏醉？/且由他/炎凉百感/俱来胸臆/拼得铮铮诗骨瘦/换取风云正气/归来日，凭卿料理/一寸丹心三尺剑/向长空，共展凌风翼/天欲曙/松涛急”
1974年春节前，我被西山劳改茶场“清放”回我妻子所在的自贡市胜利公社光明二队当农民，陆续为乡亲们架设高压线、安装变压器，使这个队成为全市第一个用上电灯照明、电力提灌和粮食加工的生产队。以后又和一个朋友研制成功“手提水冷电焊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贡市电焊机厂》。
1978年，全国统一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获得了公开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年9月，我在病中写的诗《黄昏》得以在《星星诗刊》上公开发表：“夕阳的余晖里，拿一瓶酒去悬崖边上独坐/寂静里风吹树叶，象在叹息我岁月的消磨/西天的云彩里，有我破灭的爱情、青春的梦/多少沉痛的往事，隨着暮霭又漫上山坡//哎，为了正义的尊严多少年我强噙着苦涩/冷眼看亲朋离散、身体伤残、家园零落/今日，当觉醒的人民亲自来驾驭历史/祖国，且让我把这千钧的泪水悄悄洒向你的山河//呵不！你看那西下的夕阳依旧燃烧似火/摔碎酒瓶，还让我走回茅舍加紧工作/正如那，流放的年月我们用诚实劳动来寄托悲愤/今日，且把散碎了的生命揉作慷慨长歌！”
1979年3月，我的右派一案被“改正”(即政府不负法律赔偿责任的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我被调往市群众艺术馆文学组工作。我身上多处受过伤只能柱着手杖行走。当年整我那些人仍然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候，我的妻子在劳动中受伤瞎了一只眼睛，三个女儿无法照顾，每天上下班我得走几十里路回到农村家里。我拒绝了省作家协会上调我去成都的邀请，决心要和困境中的妻女一起生活。后来，通过有关方面的关注，让她们搬到市艺术馆一向空屋里暂住。
就凭我20几年前那点工资，27.5斤粮票，要养活一大家人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电视机极少，艺术馆有一台彩电，每天晚上对外开放收门票，我就去当守门的收票员，报酬是工作一个晚上补贴三角钱。我还得靠稿费收入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穿衣吃饭、解决三个女儿的学费，就只能写稿费周转最快的诗！我的大量诗歌，就是在收门票的间隙中写成的。再不够开销，星期天我就柱着手杖和妻子上街去卖报纸。
80年代头3年，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帮”之后，人们都以为党接受了历史经验教训，中国有了希望了，因之，生活再艰难，情绪却是昂扬、饱满的。
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多少看清了一些事情，我可不会盲目乐观。1980年秋天，《诗刊》上登载出了我写的《秦始皇兵马俑》：“掘开泥土，露出两千年前威武雄壮的军阵/旌旗蔽日，马嘶人吼响遏了幽谷的行云/人们在赞美，说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而我，却低头掩泪抑止不住悲愤的歌声//西风原上，夕阳荒草嘲弄尽霸图的虚妄/人间的革命，却难以涤荡专制的幽灵/也许听着朝朝代代都有‘万寿无疆’的呼号/才使你们决心守候，至今精神抖擞、栩栩如生//哦，我是摧毁三座大山那支英雄部队的一名战士/面对你们，也不免震惊于你们嘴角的冷笑与眉间的骄矜/是呵，回首往夕多少共产党人身中你们的暗箭悄然倒下/十年浩劫，你们差点破土而出拥戴一个专制的朝廷//‘民族的骄傲’么？多少个血写的问号才能把我们撞得清醒？/‘世界的奇迹’么？捧那段疯狂的历史何以面对后辈、先人？/秦始皇的陶俑呵，今天我要将你的阴魂穷追猛打/尽管你潜入了神圣的经典、堂皇的理论与威严的眼睛……”
果然，两三年之后，什么“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就接蹱而至了！
看来，我只能在我职能范围之内，做一些真正“拨乱反正”的工作。
80年代初，开始引进一些国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封闭了20几年的窗户一旦打开，人们感觉的是新鲜空气扑面而来，目迷五色，饥不择食，竟相仿效，要当“现代派作家”。针对此一情况，我便和文学组长杨曲，开办了一个《文学讲习班》，一是恢复几十年被政治遮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本来面目，二是尽可能解除各种有关文学的胡说霸道对人心灵的束縳。报名的学员非常踊跃，有的人来自几十公里外的区县。现在很多活跃在文学界的作家和诗人，很大部分是这个《班》的学员，他们戏称这个《班》为《黄埔军校第一期》。
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我第一次上讲台，表达了我的看法，那就是“背靠传统，面向世界。”继后，在乐山举行的全国性诗会上，就“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我提出的是：“为历史揭示真/为生活伸张善/为人间创造美”。
不单是如罗丹所说去“发现美”，而是要主动去“创造美”！
这些，都是我几十年来写作实践的体会和领悟。
1984年春天，市文联领导人、反右时负责斗争我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何青调离文联，我得以回到划我右派时的原单位。此时我刚受聘为省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创作员，由省作协发放工资、脱产写作。文联这位新领导李瑞昌原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军人出身，对我极为关注，正是他克服重重障礙把我调回文联，要我和他一起“挑担子”，出任创作辅导部主任，我只能接受下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
由于处境有了改善，我开始用小说、随笔、杂文、歌剧等等其他文体写作。就我这个年龄来说，我的经历是太复杂了：我当过军人、诗人，反右后种过田、拉过架车、推过粪船，在监狱里操过“老大”，在劳教队高寒地区修筑矿山公路快要冻死时冒充过“解放军工程兵爆破技术员”，赌命去设计、实施过几千立方公尺的“定向扬弃爆破”，干过机械工、电工，有的事极富传奇色彩。我有了这么多年生活积累、情感体验，诗歌这种形式已经无法承载了。
诗歌，写得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年龄大了，激情越来越少呢？
“激情”这个东西，非常不可靠，它往往排除理性。小溪之水，也可能波涛汹涌。只有在深刻理性基础之上产生的“深情”，如千尺寒潭之水，方能持久而永不枯竭。2006年我在阿坝藏区走了一趟，写了不少诗歌，就是明证。�之�
我对文学界盛行的走马看花式“采风”和拿着笔记本下去记录这类“体验生活”方式，十分反感。真正的写作，原是本真生命面对自己灵魂的一种倾诉；我甚至认为，只有忘记了自己是个作家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1985年，我受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邀请，来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云南前线。作为曾经当过兵，极具军人气质的人，我当然十分高兴。到了前线，我谢绝了“作家规格”的安排、接待，穿上军装挎上冲锋枪直接来到前沿第一线堑壕，晚上就和战士们住在“猫儿洞”里。一个月时间，我到过老山主峯、者阴山阵地、扣林山阵地，炮火硝烟之中，我终于了解了什么是战争！有很多震撼人心的事，在这里我不能也不必告诉你，我只说：当战斗打响弹片横飞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去想什么为了国家民族等等大道理；当战友的鲜血溅上自己军装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拼命杀敌的勇气。我要说：当作战双方在不断争论谁是在进行“正义的战争”的时候，战场上双方互不相识、无寃无仇、各有亲人朋友盼他平安归来的人，正在不断互相杀戮，头破血流、体裂肢残，孤儿寡母的家庭正在不断产生！
我终于看清楚了：在神圣的光环后面，战争，不过是人类兽性的大狂欢！
但我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于一个人来说，当你受到暴力侵犯的时候，你有权利进行反击！
1988年，我被任命为“专业作家”，完全脱产写作。我先后在北京《中国亚洲电视(集团)中心》担任过常务副总编、北京电影学院出版社电视剧部副主任，以后又在公安部门挂职，当过交警和禁毒警察，在武警部队挂职当过“中校”。我在第一线和他们一起执勤、办案、戡察现场、缉捕罪犯，完全成了“这一个”。由于我具备了一定的刑侦知识与军事行动技能、敢冒险能拼命，大家都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深切地体味了，在对犯罪行为的斗争中，“我们”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与制约，不得不忍受委屈和误解，以及面对各种不同的执法对象时，“情”与“法”在心中的纠结和矛盾。
众多的个案，引发我去思索更为深远辽阔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促使我去发掘复杂人性的深层结构。使我更加明确：我活着、我写作，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追索苦难根源”。
历史真相，可以被遮蔽、被窜改、被遗忘，但谁也不可能杀死它。到一定时候，它会推开压在身上的重重乱石和渣滓、拨开迷零、挺身而起！
我，当年一个13岁的孩子，平时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一个，为什么会毫无恻隐之心，举起枪托，狠狠砸向“组织上”指定的“敌人”？
我当用我的写作不断追问：人，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生活，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和我一起来思索这些问题，明白是什么践踏了他作人的尊严，剥夺了他选择的权利，钳制了他自由的思想—这最后一点，是最为可怕的！
我想起36年前我写的《黄昏》那首诗中一个句子：“当觉醒的人民亲自来驾驭历史”的时刻真的到来，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有希望了！
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在这历史转型期中，应该有所承担，冲破重重压力与诱惑，首先成为觉醒的人、纯粹的人。
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面对自己镜子中的“我”，不敢久久望着自己的眼睛：李加建，人们都说你德高望重如何如何，但你瞒不过我，我太清楚，你心里还有哪些骯髒的念头！
现在，我能做到了。我能坦然地直视镜子中自己的眼睛。
因此，真正的写作，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是对自己灵魂的不断淘洗，就是“修行”！
博大优美的心灵，产生博大优美的作品。
写作，是心灵自由舒展的一种形态，它需要写作者的绝对真诚。
“解放全人类”的这个理想是虚妄的。历史，原本由千千万万个体人的生活遭遇所构成。回到人本身，一切行动当以关注人自身的自由、解放为目的。因此，我在歌剧里反复咏唱：做好身边事，珍惜眼前人。
人间的苦难，使我挺直了残损的身躯。
面对文学，使我免于堕落、沉沦。

—2014年3月7日，小雨中，信笔于《听云楼》。

[晓鸣]

李先生的经历, 是中国近几十年时代变迁的一个样本. 诗人有博大的精神, 能在时代的变化中坚持自己的立场, 并在不断的反思中追求完善, 让晚辈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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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经历, 是中国近几十年时代变迁的一个样本. 诗人有博大的精神, 能在时代的变化中坚持自己的立场, 并在不断的反思中追求完善, 让晚辈景仰.

[冰清]

拜读！
一向以来，我就喜欢先生“面对文学”的“慷慨长歌”；钦羡先生的丰富阅历，天赋才思，和刚正不阿、纯真善良的心性这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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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人格令我敬仰！
先生的精神令我感动！
谢谢先生的作品！
http://www.coviews.com/profile.php?mode=viewprofile&u=566

　　“写作，原是本真生命面对自己灵魂的一种倾诉”
　　“真正的写作，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是对自己灵魂的不断淘洗，就是“修行”！”
　　“博大优美的心灵，产生博大优美的作品。”
　　“写作，是心灵自由舒展的一种形态，它需要写作者的绝对真诚。”
　　“困惑、迷惘、忧虑、愤怒，并没有能够使我清醒，我仍然在挣扎中写作，因为，我的“小我”已经被“大我”的阴影所笼罩。”
　　“人间的苦难，使我挺直了残损的身躯。面对文学，使我免于堕落、沉沦。”
　　“我更加明确：我活着、我写作，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追索苦难根源”。”
　　“在神圣的光环后面，战争，不过是人类兽性的大狂欢！”
　　“当你受到暴力侵犯的时候，你有权利进行反击！”
　　“历史真相，可以被遮蔽、被窜改、被遗忘，但谁也不可能杀死它。　到一定时候，它会推开压在身上的重重乱石和渣滓、拨开迷雾、挺身而起！”
　　“我，当年一个13岁的孩子，平时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一个，为什么会毫无恻隐之心，举起枪托，狠狠砸向“组织上”指定的“敌人”？”
　　“我们被告知：***绝不搞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我们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
　　“我发现：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相反的丑恶现象正在不断滋生，且和冠冕堂皇的专政权力结合在一起。”
　　“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和我一起来思索这些问题，明白是什么践踏了他作人的尊严，剥夺了他选择的权利，钳制了他自由的思想——这最后一点，是最为可怕的！”
　　“人，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生活，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觉醒的人民亲自来驾驭历史”的时刻真的到来，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有希望了！”
　　“历史，原本由千千万万个体人的生活遭遇所构成。回到人本身，一切行动当以关注人自身的自由、解放为目的。”
　　

——备注：
　　李加建1936年出生，1947年参加由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1949年参军选择了“对一切邪恶用步枪来发言”的直捷了当方式，1957年被“引蛇出洞”成为“大右派”、“极右派”， 1978年摘帽复位， 1985年受邀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云南前线，1988年在武警部队挂职 “中校”……用整整一代人人生波折的几十载切身亲历着祖国的沧桑，难能可贵地敢于面对现实，思索现实，追问现实，寄希望于人民能觉醒、自由。　
　　

　　
_________________
作品集 http://www.coviews.com/viewtopic.php?p=174481
诗集 http://www.coviews.com/viewtopic.php?p=174480
《勃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http://coviews.com/viewtopic.php?p=277439#277439
在诗歌领域，没有哪一样能像童话，包容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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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的苦难，使我挺直了残损的身躯。面对文学，使我免于堕落、沉沦。”
　　“我更加明确：我活着、我写作，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追索苦难根源”。”
　　“在神圣的光环后面，战争，不过是人类兽性的大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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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年一个13岁的孩子，平时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一个，为什么会毫无恻隐之心，举起枪托，狠狠砸向“组织上”指定的“敌人”？”
　　“我们被告知：***绝不搞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我们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
　　“我发现：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相反的丑恶现象正在不断滋生，且和冠冕堂皇的专政权力结合在一起。”
　　“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和我一起来思索这些问题，明白是什么践踏了他作人的尊严，剥夺了他选择的权利，钳制了他自由的思想——这最后一点，是最为可怕的！”
　　“人，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生活，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觉醒的人民亲自来驾驭历史”的时刻真的到来，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有希望了！”
　　“历史，原本由千千万万个体人的生活遭遇所构成。回到人本身，一切行动当以关注人自身的自由、解放为目的。”
　　

——备注：
　　李加建1936年出生，1947年参加由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1949年参军选择了“对一切邪恶用步枪来发言”的直捷了当方式，1957年被“引蛇出洞”成为“大右派”、“极右派”， 1978年摘帽复位， 1985年受邀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云南前线，1988年在武警部队挂职 “中校”……用整整一代人人生波折的几十载切身亲历着祖国的沧桑，难能可贵地敢于面对现实，思索现实，追问现实，寄希望于人民能觉醒、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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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枫叶林]

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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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真而活，持生命之青色。

[[h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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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坚]

可敬的人，他的命运如苦难的民族。

[[无耐]]

可敬的人，他的命运如苦难的民族。

[吴坚]

浩淼太空托新月，
千古泛流光。
人间得志与失落，
无所谓苍凉。
淡看尘世浮华夜，
过眼烟云扬。
惟有疏梅漏稀月，
皎洁暗自香。

[[无耐]]

浩淼太空托新月，
千古泛流光。
人间得志与失落，
无所谓苍凉。
淡看尘世浮华夜，
过眼烟云扬。
惟有疏梅漏稀月，
皎洁暗自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