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加建]

大雕塑家和劣质香烟
光头族(之四)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那时候的小孩，除了折根竹竿当马骑和滚一个铁环沿街跑之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玩具。很多时间，我就待在我们家开的茶馆里，听那些叼着长烟杆或是噙着短烟棒的老头儿们扯南道北说古论今。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青烟，发出一种幽远的古典香味。后来参了军，也学着那些老兵用二指宽的纸片卷碎烟叶抽，以消除战斗间隙的紧张和急行军后的疲劳。
以后又有了香烟。
我从十几岁开始，在空军电台工作，值夜班常打瞌睡。那时正是朝鲜战争紧张时期，空中情况瞬息万变，如果因为电讯中断贻误战机造成严重后果，那是要杀头的！大人们见我打瞌睡，便教我吸烟，那烟是专供电台人员享用的，不用花钱去买。这样，“为了革命”，年纪很小我就成了瘾哥。以后又成了作家，黏连上烟与灵感的种种说法。这烟，便进一步和艺术家创造力的激发与思索者孤独的稀释联系在一起。监狱里的在押犯人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吸烟的欲望特别强烈。
若干年之后我才懂得，吸烟引起的兴奋，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麻痹，由它去压抑下囚徒生活中的迷惘、悲痛与恐惧。因此，每当微风把岗楼上哨兵吸烟的香气飘送进铁窗里来，光头们总是极力翕动着鼻孔，使劲深呼吸，那样儿比之现今的气功修炼者，还更加庄重、虔诚。
监狱里，唯一能够接触到烟的地方，是那条倒粪桶的“屎巷子”。它从四个大仓入口处结合部的岗楼底下，伸向十几公尺远的狱墙根的大粪池。在这条巷子里，有时会有岗楼上哨兵扔下的烟蒂。
照规矩，每隔几天晚饭之后，由各大仓轮流倒一次粪桶。到时候一声令下，每个小仓出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提了粪桶，小跑步通过岗楼底下跑向大粪池去倾倒，完了之后再提着空粪桶跑步回仓。如果在屎巷子这一小段路程上你能发现岗楼上哨兵扔下的烟蒂，而且碰巧它还燃着的话，你就有可能在往回跑的时候迅即捡起来叼在嘴里，在小跑过程中狠命吸它两口，然后，在到达仓门之前赶紧吐掉。当然，事情远不止我说的这样简单，它还取决于下述的三个条件：第一，你这个大仓是否轮在其他大仓之先？第二，你这个小仓是否轮在其他小仓之先？第三，你是否比与你一道提粪桶的光头更加眼疾手快？
当然，这样能捡到燃着的烟蒂之机率，可能还不到千分之一。
我在石头匣子里关押了一年多，轮到我倒粪桶也记不清倒过了多少次，可就是没有一次能捡到这“烟锅巴”吸。但我也无须抱怨，因为，就在我从看守所出来之前一个多月吧，一个使我大过烟瘾且又由此渐悟成功之道的机缘，意外地出现了。
饥荒造出了许多怀疑和反感“三面红旗”的阶级敌人。解放之后，十分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时候就更加森严了。没有派出所批准并开具的外出证明，普通老百姓是不准随意离开居住地点去觅食求生的，违者即可以“流窜犯”罪名抓起来。
50年代“一边倒”的时候，我们曾经使劲地唱过一首苏联老大哥的“祖国进行曲”，其中有这样两句使人心情舒畅：

“我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
好像自己祖国的主人。”

当时，我们已经把苏联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于是，这“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的权利，也就成为“反革命”的了。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上引歌词最后一句里的“好像”一词，不知道是当年原作者就是那样写的吗、还是中译者的误译（“好像”在此处有“其实不是”之意），它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那个政权的虚伪性。可怕的是：当年数亿人都在起劲地唱这一首歌，竟无一人留心“好像”这一词，全都昏头昏脑地陶醉在一厢情愿的虚拟的天堂之中，竟然将这一句不知来自何处的提醒，轻轻忽略了过去。
将逃荒的老百姓作为“流窜犯”加以惩治，对于防止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起，全国的所有报刊，都在连篇累牍地鼓吹“三面红旗”带来的工农业生产大好形势，而每一个承受人祸后果地区的人民，却因为资讯的封锁和宣传机器的欺骗，误以为本地的灾难都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与老天爷独对此处的不仁，于是，只好自认倒霉。老天爷得罪不起，就将满腔怨愤发泄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身上。中国的大饥荒竟然强化了毛泽东所宣导的阶级斗争！
一天黄昏，仓门哐当一响，跌进一个人来。那人一个趔趄，差一点撞到墙角粪桶之上。我赶忙将他扶起，昏暗中众光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关进来的，竟是一个眉清目秀剃了光头的少女！
“列位大伯大叔，我是从贵州逃荒来的。”那人向众光头一抱拳，声音清脆地说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还望长辈们多多关照！”
众人听这声音，听这言语，再细看，原来只是个身材纤弱、面目姣好的十五六岁男孩。他在铺上坐定，喘息一阵之后，悄悄向众光头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这孩子是贵州遵义川剧团从农村招收的学员，因为像个女孩，便让他学唱青衣旦，取了个艺名叫“素芸”。学了两年，便遇上这特大饥荒，农村的亲人死绝，剧团也自动解散，他只好离开家乡逃命。历来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报上也在说四川很多地方粮食亩产十万斤，且离遵义又不算太远，他便满怀希望投奔而来。进入四川境内，除了捡到点烂菜叶子吊命充饥之外，还背上个“流窜犯”的罪名，三个多月来已经被重庆和隆昌的公安机关关押过两次。他对这第三次关押并无反感，相反认为幸亏前两次关押每日给他的几两囚粮，好歹才救了他这条小命。
监狱里来了个少年犯，这也不算稀奇，我们这三大仓里，原本就关有一个名叫福生的小犯人，这娃娃今年才八岁，却已经有两年的“狱龄”了。这年月，食糖奇缺，除了县团级以上官员享有“特供”之外，城里人只有不定期的、极少的定量供应，农村就根本没有。糖果店里，有时也会出售不知来自何处的所谓“高级糖果”，极为刺眼地摆在空荡荡的货柜上的玻璃罐里，价钱贵得惊人。福生这娃娃年龄甚小，来在糖果店前转悠，自然是情理中事，谁也不会提防，他却往往乘人不备，瞅准时机，抱起糖罐就跑，边跑边在追打中抓出糖果往嘴里塞去，连同头上脸上淌下的汗水、血水一齐咽下，绝不因为挨着拳打脚踢而停止，也绝不因为抓来关押就改邪归正。抓的次数多了，公安人员也厌烦，这娃娃又坚决不说他父母家人在哪里，只好顺手塞进石头匣子，不再放他出去。我关进来的时候，他俨然已以“老犯人”自居，一口江湖黑话，向我介绍了许多蹲监狱的窍门和规矩。因为他没有合适的罪名，也就无所谓等待审判与一定的刑期。习惯成自然，日子久了，看守们看惯了这个孩子，犹如看惯了墙角的那块烂砖，再也不去想他因何会放在这里。
新关进来的素芸，尽管比福生这孩子大不了几岁，但他却是学唱川戏旦角的，被训练得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带有女性的柔美。
麻烦就由此产生。一个女性的幻象，依附在一个少年的身上，掉进了饥饿加上性压抑的狼群里。尽管光头们已经奄奄一息，仍然免不了有下流的动作与猥亵的言语。
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从宋代至明末清初，女角是由女性扮演，不知怎么到了清代，男人扮女角的风气盛行了起来，直到解放之后，此风依旧在延续，且有人由此获取了很高的荣誉。记得似乎是鲁迅先生吧，曾经将此一现象称之为“男人看的是扮女人，女人看的是男人扮，皆大欢喜”。我想，它的所谓“艺术魅力”大概就源出于此。对于捏紧嗓子嗲声嗲气学娘娘腔，扭腰耸臀搔首弄姿的“艺术”，我是十分反感的；但在此间见到素芸，竟然在对他角色的厌恶里引出了一种温柔的情愫。一种硕大无朋的阴暗将现实与梦幻压碎、杂糅在一起，使人在无可奈何的绞扭中变态、变形。
不管旁人怎么理解，我还是把素芸置身于我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夜里叫他睡在我和墙壁之间，杜绝了那些光头们夜黑时分对他的骚扰。奇怪的是，由此我竟然有了骑士般的自豪与欣慰，似乎我正在保护一个十分遥远的少女、一个永不存在的情人。
过不两天，看守兵队长把素芸叫了出去，给了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活干。原来他在收缴的素芸的物件里，发现了两双雕刻了亭子的竹筷。在问明确是这孩子亲手所雕之后，便把他弄到岗楼下面那条屎巷子里，摆上一张小桌，替他干起雕筷子的活计来，报酬是能专捡岗楼上扔下的“烟锅巴”；有时看守兵队长高兴了，也扔一两支香烟给他吸。
这真是一个诱人的差使。
有一天晚上，素芸看到躺在我另一侧的巫医睡熟了，便小声说道：“李组长，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吧。不会，我教你。”
“我当然想去，”我说，“只怕龙队长不会答应你教我。”
“你就向他说，你原本就会雕刻的。”素芸说。
“我能骗过他么？”我心里真没把握。
“你能骗过自己，就一定能骗过别人！”闭着眼睛的巫医突然冒出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
真是金玉良言，一语道破天机。
我曾经研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为了做一个优秀的业余导演。现在，我不得不放弃我对生活的严肃态度，把人生当成一场演出，用一小段荒唐的闹剧，来稍稍缓解悲剧的沉重。于是，我下定决心——学会骗人。
剩下来的时间，我开始“进入角色”，在心里虚构出一个美术学院毕业生的经历，直到我自己也相信：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第二天，吃过早饭看守兵队长来查仓的时候，仓门上水饭洞里刚露出他的脸，我就马上向他报告：我最善于雕刻。
看守兵队长偏着头睥睨了我一眼，迟疑地问道：“你……你会雕筷子？”
“唔，那当然！”我听他那语气，马上明白，他虽然晓得我以前是在文联工作，但对我究竟搞什么专业，大概不会清楚。我估计，这监狱里也只不过有一张派出所送我来关押的简单表格，详细的档案不会放在这里。为了保险，我又反问看守兵队长：“报告队长，我以前在文联是搞艺术的，这点你清楚噻！”（我先把“艺术”和“美术”搅混，留下退路。）
看守兵队长“唔”了一声。作为一个领导、专政执行者，我龙队长哪能有什么不清楚的？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这点你肯定也晓得。”我紧上一句。
看守兵队长含混地“嗯”了一声。
好啦，我开始进入角色：我听到手锤敲打在凿刀上的叮当声，我嗅到大理石粉末呛鼻的气味；我与罗丹和米开朗琪罗为伍……
“欺骗政府，罪加一等。”我斩钉截铁地向看守兵队长说道，“你若不信，请马上查我的档案！”
果然，先骗了自己，接着再去骗别人，这就顺利多了——因为，被骗者感受到的，正是骗人者此时体验出的“真实”！
看守兵队长在靠近岗楼一端，摆放了一张小条桌，素芸和我就在这小桌上雕筷子，工具是用鞋锥改制成的小雕刀。素芸用小雕刀把竹筷的端头镂空，雕刻成一层或两层中空的亭子。
中午，素芸把他雕的一双筷子作为我的产品上交给看守兵队长。那人白了我一眼，对这产量显然不够满意，可也没再说什么。下午，我自己完成了三支，这才定下心来，同素芸一起素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锅巴”吸。那时，香烟上还没有过滤嘴，我们用细线把这短短的烟蒂夹系住，然后紧凑在嘴上使劲吸气，直到它灼痛嘴唇，有时竟烧出了伤疤。
不多几天，我就能在筷子上刻出“节约粮食”之类的标语，并进而把筷子端头的亭子演化为飞龙和舞凤，令看守兵队长大为惊喜大加赞赏，我也不失时机地做疲乏已极状，放下手中竹筷，打哈欠伸懒腰似已力不能支。看守兵队长见了，大喝一声：“呔！你小子不就是想抽烟吗？”转回身去队部取回他收缴的劣质烟卷一包（由锯末和烟梗合成）往桌上一掷，顺手将雕好的一束竹筷抓在手里，仰头向岗楼上的哨兵笑道：“嗨，这小子的手艺，还真不枉自是雕塑系毕业的大学生呢！”
我饿着肚子一连抽了三支烟，接着就捞肠刮肚地发呕，差点儿把黄疸也吐了出来。
此后，我这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艺术家，香烟供应就不成问题了！我再不用饿龙饿虾似的连抽三支呕出黄疸，而是手里拿着雕刀和竹筷，嘴角叼一支烟，鼻孔哼哼叽叽，架着二郎腿斜坐在椅子上，从从容容搞我的艺术作品。大粪的臭混合着香烟的香，逐渐把现实与幻梦搅拌成一团，由此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化境：我就是中国的大雕塑家！我就是罗丹和米开朗琪罗的好兄弟！
吁——骗人与被骗之乐大矣哉！皆大欢喜。

[[秋夜独行者]]

大雕塑家和劣质香烟
光头族(之四)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那时候的小孩，除了折根竹竿当马骑和滚一个铁环沿街跑之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玩具。很多时间，我就待在我们家开的茶馆里，听那些叼着长烟杆或是噙着短烟棒的老头儿们扯南道北说古论今。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青烟，发出一种幽远的古典香味。后来参了军，也学着那些老兵用二指宽的纸片卷碎烟叶抽，以消除战斗间隙的紧张和急行军后的疲劳。
以后又有了香烟。
我从十几岁开始，在空军电台工作，值夜班常打瞌睡。那时正是朝鲜战争紧张时期，空中情况瞬息万变，如果因为电讯中断贻误战机造成严重后果，那是要杀头的！大人们见我打瞌睡，便教我吸烟，那烟是专供电台人员享用的，不用花钱去买。这样，“为了革命”，年纪很小我就成了瘾哥。以后又成了作家，黏连上烟与灵感的种种说法。这烟，便进一步和艺术家创造力的激发与思索者孤独的稀释联系在一起。监狱里的在押犯人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吸烟的欲望特别强烈。
若干年之后我才懂得，吸烟引起的兴奋，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麻痹，由它去压抑下囚徒生活中的迷惘、悲痛与恐惧。因此，每当微风把岗楼上哨兵吸烟的香气飘送进铁窗里来，光头们总是极力翕动着鼻孔，使劲深呼吸，那样儿比之现今的气功修炼者，还更加庄重、虔诚。
监狱里，唯一能够接触到烟的地方，是那条倒粪桶的“屎巷子”。它从四个大仓入口处结合部的岗楼底下，伸向十几公尺远的狱墙根的大粪池。在这条巷子里，有时会有岗楼上哨兵扔下的烟蒂。
照规矩，每隔几天晚饭之后，由各大仓轮流倒一次粪桶。到时候一声令下，每个小仓出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提了粪桶，小跑步通过岗楼底下跑向大粪池去倾倒，完了之后再提着空粪桶跑步回仓。如果在屎巷子这一小段路程上你能发现岗楼上哨兵扔下的烟蒂，而且碰巧它还燃着的话，你就有可能在往回跑的时候迅即捡起来叼在嘴里，在小跑过程中狠命吸它两口，然后，在到达仓门之前赶紧吐掉。当然，事情远不止我说的这样简单，它还取决于下述的三个条件：第一，你这个大仓是否轮在其他大仓之先？第二，你这个小仓是否轮在其他小仓之先？第三，你是否比与你一道提粪桶的光头更加眼疾手快？
当然，这样能捡到燃着的烟蒂之机率，可能还不到千分之一。
我在石头匣子里关押了一年多，轮到我倒粪桶也记不清倒过了多少次，可就是没有一次能捡到这“烟锅巴”吸。但我也无须抱怨，因为，就在我从看守所出来之前一个多月吧，一个使我大过烟瘾且又由此渐悟成功之道的机缘，意外地出现了。
饥荒造出了许多怀疑和反感“三面红旗”的阶级敌人。解放之后，十分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时候就更加森严了。没有派出所批准并开具的外出证明，普通老百姓是不准随意离开居住地点去觅食求生的，违者即可以“流窜犯”罪名抓起来。
50年代“一边倒”的时候，我们曾经使劲地唱过一首苏联老大哥的“祖国进行曲”，其中有这样两句使人心情舒畅：

“我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
好像自己祖国的主人。”

当时，我们已经把苏联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于是，这“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的权利，也就成为“反革命”的了。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上引歌词最后一句里的“好像”一词，不知道是当年原作者就是那样写的吗、还是中译者的误译（“好像”在此处有“其实不是”之意），它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那个政权的虚伪性。可怕的是：当年数亿人都在起劲地唱这一首歌，竟无一人留心“好像”这一词，全都昏头昏脑地陶醉在一厢情愿的虚拟的天堂之中，竟然将这一句不知来自何处的提醒，轻轻忽略了过去。
将逃荒的老百姓作为“流窜犯”加以惩治，对于防止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起，全国的所有报刊，都在连篇累牍地鼓吹“三面红旗”带来的工农业生产大好形势，而每一个承受人祸后果地区的人民，却因为资讯的封锁和宣传机器的欺骗，误以为本地的灾难都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与老天爷独对此处的不仁，于是，只好自认倒霉。老天爷得罪不起，就将满腔怨愤发泄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身上。中国的大饥荒竟然强化了毛泽东所宣导的阶级斗争！
一天黄昏，仓门哐当一响，跌进一个人来。那人一个趔趄，差一点撞到墙角粪桶之上。我赶忙将他扶起，昏暗中众光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关进来的，竟是一个眉清目秀剃了光头的少女！
“列位大伯大叔，我是从贵州逃荒来的。”那人向众光头一抱拳，声音清脆地说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还望长辈们多多关照！”
众人听这声音，听这言语，再细看，原来只是个身材纤弱、面目姣好的十五六岁男孩。他在铺上坐定，喘息一阵之后，悄悄向众光头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这孩子是贵州遵义川剧团从农村招收的学员，因为像个女孩，便让他学唱青衣旦，取了个艺名叫“素芸”。学了两年，便遇上这特大饥荒，农村的亲人死绝，剧团也自动解散，他只好离开家乡逃命。历来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报上也在说四川很多地方粮食亩产十万斤，且离遵义又不算太远，他便满怀希望投奔而来。进入四川境内，除了捡到点烂菜叶子吊命充饥之外，还背上个“流窜犯”的罪名，三个多月来已经被重庆和隆昌的公安机关关押过两次。他对这第三次关押并无反感，相反认为幸亏前两次关押每日给他的几两囚粮，好歹才救了他这条小命。
监狱里来了个少年犯，这也不算稀奇，我们这三大仓里，原本就关有一个名叫福生的小犯人，这娃娃今年才八岁，却已经有两年的“狱龄”了。这年月，食糖奇缺，除了县团级以上官员享有“特供”之外，城里人只有不定期的、极少的定量供应，农村就根本没有。糖果店里，有时也会出售不知来自何处的所谓“高级糖果”，极为刺眼地摆在空荡荡的货柜上的玻璃罐里，价钱贵得惊人。福生这娃娃年龄甚小，来在糖果店前转悠，自然是情理中事，谁也不会提防，他却往往乘人不备，瞅准时机，抱起糖罐就跑，边跑边在追打中抓出糖果往嘴里塞去，连同头上脸上淌下的汗水、血水一齐咽下，绝不因为挨着拳打脚踢而停止，也绝不因为抓来关押就改邪归正。抓的次数多了，公安人员也厌烦，这娃娃又坚决不说他父母家人在哪里，只好顺手塞进石头匣子，不再放他出去。我关进来的时候，他俨然已以“老犯人”自居，一口江湖黑话，向我介绍了许多蹲监狱的窍门和规矩。因为他没有合适的罪名，也就无所谓等待审判与一定的刑期。习惯成自然，日子久了，看守们看惯了这个孩子，犹如看惯了墙角的那块烂砖，再也不去想他因何会放在这里。
新关进来的素芸，尽管比福生这孩子大不了几岁，但他却是学唱川戏旦角的，被训练得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带有女性的柔美。
麻烦就由此产生。一个女性的幻象，依附在一个少年的身上，掉进了饥饿加上性压抑的狼群里。尽管光头们已经奄奄一息，仍然免不了有下流的动作与猥亵的言语。
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从宋代至明末清初，女角是由女性扮演，不知怎么到了清代，男人扮女角的风气盛行了起来，直到解放之后，此风依旧在延续，且有人由此获取了很高的荣誉。记得似乎是鲁迅先生吧，曾经将此一现象称之为“男人看的是扮女人，女人看的是男人扮，皆大欢喜”。我想，它的所谓“艺术魅力”大概就源出于此。对于捏紧嗓子嗲声嗲气学娘娘腔，扭腰耸臀搔首弄姿的“艺术”，我是十分反感的；但在此间见到素芸，竟然在对他角色的厌恶里引出了一种温柔的情愫。一种硕大无朋的阴暗将现实与梦幻压碎、杂糅在一起，使人在无可奈何的绞扭中变态、变形。
不管旁人怎么理解，我还是把素芸置身于我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夜里叫他睡在我和墙壁之间，杜绝了那些光头们夜黑时分对他的骚扰。奇怪的是，由此我竟然有了骑士般的自豪与欣慰，似乎我正在保护一个十分遥远的少女、一个永不存在的情人。
过不两天，看守兵队长把素芸叫了出去，给了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活干。原来他在收缴的素芸的物件里，发现了两双雕刻了亭子的竹筷。在问明确是这孩子亲手所雕之后，便把他弄到岗楼下面那条屎巷子里，摆上一张小桌，替他干起雕筷子的活计来，报酬是能专捡岗楼上扔下的“烟锅巴”；有时看守兵队长高兴了，也扔一两支香烟给他吸。
这真是一个诱人的差使。
有一天晚上，素芸看到躺在我另一侧的巫医睡熟了，便小声说道：“李组长，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吧。不会，我教你。”
“我当然想去，”我说，“只怕龙队长不会答应你教我。”
“你就向他说，你原本就会雕刻的。”素芸说。
“我能骗过他么？”我心里真没把握。
“你能骗过自己，就一定能骗过别人！”闭着眼睛的巫医突然冒出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
真是金玉良言，一语道破天机。
我曾经研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为了做一个优秀的业余导演。现在，我不得不放弃我对生活的严肃态度，把人生当成一场演出，用一小段荒唐的闹剧，来稍稍缓解悲剧的沉重。于是，我下定决心——学会骗人。
剩下来的时间，我开始“进入角色”，在心里虚构出一个美术学院毕业生的经历，直到我自己也相信：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第二天，吃过早饭看守兵队长来查仓的时候，仓门上水饭洞里刚露出他的脸，我就马上向他报告：我最善于雕刻。
看守兵队长偏着头睥睨了我一眼，迟疑地问道：“你……你会雕筷子？”
“唔，那当然！”我听他那语气，马上明白，他虽然晓得我以前是在文联工作，但对我究竟搞什么专业，大概不会清楚。我估计，这监狱里也只不过有一张派出所送我来关押的简单表格，详细的档案不会放在这里。为了保险，我又反问看守兵队长：“报告队长，我以前在文联是搞艺术的，这点你清楚噻！”（我先把“艺术”和“美术”搅混，留下退路。）
看守兵队长“唔”了一声。作为一个领导、专政执行者，我龙队长哪能有什么不清楚的？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这点你肯定也晓得。”我紧上一句。
看守兵队长含混地“嗯”了一声。
好啦，我开始进入角色：我听到手锤敲打在凿刀上的叮当声，我嗅到大理石粉末呛鼻的气味；我与罗丹和米开朗琪罗为伍……
“欺骗政府，罪加一等。”我斩钉截铁地向看守兵队长说道，“你若不信，请马上查我的档案！”
果然，先骗了自己，接着再去骗别人，这就顺利多了——因为，被骗者感受到的，正是骗人者此时体验出的“真实”！
看守兵队长在靠近岗楼一端，摆放了一张小条桌，素芸和我就在这小桌上雕筷子，工具是用鞋锥改制成的小雕刀。素芸用小雕刀把竹筷的端头镂空，雕刻成一层或两层中空的亭子。
中午，素芸把他雕的一双筷子作为我的产品上交给看守兵队长。那人白了我一眼，对这产量显然不够满意，可也没再说什么。下午，我自己完成了三支，这才定下心来，同素芸一起素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锅巴”吸。那时，香烟上还没有过滤嘴，我们用细线把这短短的烟蒂夹系住，然后紧凑在嘴上使劲吸气，直到它灼痛嘴唇，有时竟烧出了伤疤。
不多几天，我就能在筷子上刻出“节约粮食”之类的标语，并进而把筷子端头的亭子演化为飞龙和舞凤，令看守兵队长大为惊喜大加赞赏，我也不失时机地做疲乏已极状，放下手中竹筷，打哈欠伸懒腰似已力不能支。看守兵队长见了，大喝一声：“呔！你小子不就是想抽烟吗？”转回身去队部取回他收缴的劣质烟卷一包（由锯末和烟梗合成）往桌上一掷，顺手将雕好的一束竹筷抓在手里，仰头向岗楼上的哨兵笑道：“嗨，这小子的手艺，还真不枉自是雕塑系毕业的大学生呢！”
我饿着肚子一连抽了三支烟，接着就捞肠刮肚地发呕，差点儿把黄疸也吐了出来。
此后，我这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艺术家，香烟供应就不成问题了！我再不用饿龙饿虾似的连抽三支呕出黄疸，而是手里拿着雕刀和竹筷，嘴角叼一支烟，鼻孔哼哼叽叽，架着二郎腿斜坐在椅子上，从从容容搞我的艺术作品。大粪的臭混合着香烟的香，逐渐把现实与幻梦搅拌成一团，由此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化境：我就是中国的大雕塑家！我就是罗丹和米开朗琪罗的好兄弟！
吁——骗人与被骗之乐大矣哉！皆大欢喜。

[蔡利华]

也是一种快乐。虽然苦涩。
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blogcn.com/user44/cailihua/index.html
http://blog.sina.com.cn/cailihua9363

[[蔡利华]]

也是一种快乐。虽然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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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logcn.com/user44/cailihua/index.html
http://blog.sina.com.cn/cailihua9363

[anna]

李先生的人生丰富而苦涩。。。

那个年代人们如此单纯。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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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Yin

《爱的灯塔-星子安娜双语诗选》
<Nightlights> <Seven Nights with the Chinese Zodiac> ...

http://annapoetry.com

[[星子安娜]]

李先生的人生丰富而苦涩。。。

那个年代人们如此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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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Yin

《爱的灯塔-星子安娜双语诗选》
<Nightlights> <Seven Nights with the Chinese Zodi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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