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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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漫长而无聊，却不期然五十生日转眼就到了。老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如我者，虽年届五十，心中仍是一片迷茫，一团朦胧，不要说知天命，距不惑的境界都还差得远，而立倒是立起来了，只是有些像比尔●盖茨的公司。五十而不能知天命，想想自己不过是一凡胎俗子，不可与圣人同日而语，不知就是不知，不知谁又奈我何，心中也就释然了。只是五十生日逼近，一些念头却蠢动起来：五十生日那天，一定要回故乡过，同儿时的同学、玩伴一起过；五十生日那天，一定要回家，同爸爸、妈妈一起过。
由于早年求学外出，学成后分配到远离家乡的国企工作，回家、回故乡就成为偶尔为之的事情。
青少年时代，在故乡的日子，从小学到高中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68年到1979年这十余年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和恢复高考。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那段时间，可以讲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江安这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边远小城，追随着时代的大潮也疯狂地燥动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蛊惑得那里的“革命”群众雄性荷尔蒙急速上升，特别是红卫兵小将们更是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北京挖出了潜伏在毛主席身边是危险的敌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后，江安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种工人团体、红卫兵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谁都认为自己最忠于毛主席，而别派组织都是毛主席是危险的敌人，不对其实行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遭到破坏，毛主席的人生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最初是派与派之间打嘴仗，论战双方在宽阔的街道上用木架搭起高高的台子，各自引用毛主席语录来肯定自己、否定对方。当然有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会加入进来吵嘴。辩证者各人手捧一本红宝书是必不可少的道具，林彪“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双方都可以祭出的法宝。谁站上风，要看谁的气势更足。谁的气场大，貌似谁就真理在手。所以台上的演讲者总是声嘶力竭，用伟人的名字，伟人的经典语录反复证明己方的革命性和正确性。那时我辈年记太过幼小，哪里热闹往哪里钻，只觉得辩论好看。现在想来，辩论双方都是处于一种无理性的迷狂状态，用一种貌似理性的方式表达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整个中国都被毛主席的气场笼罩着、支配着、控制着。论辩双方，生吞活剥地打语录仗，强辩、诡辩，其目的就是讲自己的心更红，对毛主席更忠，谁的心成色稍差一点，谁就是对领袖大不敬，谁就是领袖的敌人。这种非理性的辩论当然没有胜出者，自然也没有输家。只是可怜了个别辩论者由于论辩中一时失语被打入另类。我记得有一次“飞鸣镝”与“无产阶级联合总队”在辩论时，“飞鸣镝”一女将在雄辩中发生口误，被辩论双方当场打成现行反革命，扫地进入地、富、反、坏、右另册。该女将在引用毛主席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时，紧接着提出一个设问句“真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吗”。想其本意是从正面论述毛主席论断的精辟和伟大正确，谁知由于其理论修养和准备不足，竟然一时语塞，被对手机敏地抓住不放，攻击该女将怀疑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怀疑毛主席就是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该女将百口莫辩，一下子沦为反对毛主席的罪人，抓了现行。时过境迁，不知该女将还健在乎，若健在，也早该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苦是少吃不了的，而今能否换来一声喟叹。
当批判的武器不能达到目的，武器的批判就要粉墨登场了，所谓“文攻武卫”是矣。这也是失却理智的集体迷狂必然的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谁也不想成为被压倒的一方，惨烈的搏杀就不可以避免了。我记得一支造反派队伍上街游行时呼着这样的口号：一二一，棒棒要捞起；吆二吆，棒棒要捞高；多来多，要死不要活。我们一群屁颠小孩，万事不懂、百无禁忌，当然更无畏惧之心。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呼着号子，兴高采烈。如是有枪林弹雨，一样高兴地玩过去了。现在电视上看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那些拿着各式武器参加战斗的孩子们，他们的眼神也是无畏的，或许有仇悢，但更多的则是一种游戏的天真的眼神。
武装支沪打派仗是当时江安发生的一件大事，被打死的几个造反派的尸体被船运回江安临江园码头，受到造反派英雄般的迎接，普通百姓围观者众，大有万人空巷的气势。尸体存放在县委礼堂内，摆入一段时间后，也没有谁对其负责，更无什么光荣伟大的结论性意见，最后由所在派别悄然处置了事。当时以为光荣无比的牺牲，现在看来，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无辜冤死鬼。我等少儿顽皮，把生死当寻常事，知道县委礼堂里停有死人尸体，便几个人相约一起去偷看，忐忑又好奇。透过礼堂破碎的玻璃窗，看到几个床单裹着的凸凹的物件，趟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静黙中有一点神秘，我们的魂渐渐地像要被吸去似的。一阵腐臭的气息飘来，不知谁发一声喊：鬼啊。我们撒腿而逃，如几只惊飞的麻雀，追自己的魂去了。
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得势的群众团体不断变换。运动中的人起起落落、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又反革命。但有一类人却永远是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把子，这就是地富分子、历史反革命。
我的祖父是一个抽鸦片、好赌的玩袴子，1949年前即将几十亩田产挥霍干净，并早死。留得祖母在划成分时，得了一个破产地主的称号。外祖父是县城里的名医，解放前加入了国民党，三反五反时因被检举揭发欠有人民血债，在治疗病人过程中，对无产阶级怀着最深刻的阶级仇恨把病人医死，政府定性为历史反革命，镇压。历史的烟云早已消失在时空的黑洞中，恶与善已无法分辨。但我知道，我的父亲是在新中国加入自愿军抗美援朝的解放军战士，为保家卫国立过战功；我的母亲是一名人民教师，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他们的所作所为，皆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之事。但却因为无法选择家庭出身，被烙上了耻辱的印痕。他们是那样单纯，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热爱共和国，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只想紧跟着共和国的步伐快速前行，做一番朝气勃勃的事业。即使家里的亲人被当成共和国的敌人消灭了，他们也不怀疑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即使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也愿意用忠诚去皈依；即使被烙上耻辱的印记，他们也相信可以用汗水来洗刷。由于父亲、母亲双方家庭出生都属黑五类，因此不管他们如何积极要求上进，不管他们如何真诚地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家庭背景上涂抹的浓重的黑油彩，很容易就将他们从一片红色的海洋中离间出来，成为另类，成为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唯有那样的分子好像永远不得翻身。失意的革命群众不妨拿他们解气，得势的革命群众更是将其当成革命的成果。有此家庭背景的父亲、母亲，便随着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一次一次地厄运临身，心力交瘁。
正属意气风发青壮年时期，想积极溶入主流社会却被拒绝，精神上被无期流放。家里面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再加上两个大人一家六口，靠父母时有时无一点菲薄的工资度日，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那年代，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们几个孩子，绝对不是父母们眼中的心肝宝贝，更多的是生活的负担。基于此，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对待子女，父母的态度常常体现出粗暴。父母之间，也总是因小事不断争吵。兄弟姐妹间，除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关系如同寻常人没多大差别，亲情，像奢侈品一样稀少。现在想来，并非父母不爱孩子，而是长期积聚的，压抑的情绪必须要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不能在组织面前发泄，也不能在革命群众面前发泄，当然只能拿自己的孩子们出气了。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时代，对少年的我影响是严重的。养成了敏感、忧郁、消极、倔强、独立、孤独的性格，对周围的世界暗暗地充满了敌意。少年时期落下的病根，至今仍严重影响着我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
学生时，填写履历简直就是一件要命的事。面对家庭成份一栏，常是提笔凝思，难于下笔，有时填学生，有时填革命干部，有时填工人，没得办法时，只好填地主。除填地主外，填其他的成份，每次都像做贼一样担惊受怕。而填地主，又感到无穷的耻辱。
填写主要家庭成员一栏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能不填尽量不填。
不知是谁这样缺德，发明了如此的履历表，使人时时处于一种被偷窥的惶恐中。基于这样的心理，需要填写详细履历才能做什么的事情，我从来都是回避的。
同学和邻里的讥讽嘲笑常让我无地自容。
父亲、母亲被揪斗让我心惊肉跳。
家庭里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无休止的争吵让我黯然神伤。
1979年高考被川师录取后，我是怀着逃跑式的心情离开了自己家庭，离开自己家乡的。毕业时，母校江安二中也向我发出了召唤，但我抱定了决心：好不容易出来了，决计不会再回去。
少小时，我看到过祖母尖着小脚站在半米高的条凳上被斗地主，几十年过去了，祖母颤威威的身姿依然在我记忆中摇晃；也到过“五七”干校看过强制集中学习的母亲，散发着尿骚气的洗脚桶至今仍强烈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也看到过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几过大黑字，冷不丁就会跳入眼帘，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
毕业时，我宁愿选择了一座偏远的煤矿，也不回到自己的故乡工作，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家庭落户。故乡和家庭，感受最多的是伤害、是痛苦，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和怀念的。面对故乡，面对家庭，我选择了自我流放。
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源头清澈透明，泉水叮咚，涓涓细流，爱憎分明。而我外出求学前的时间，以人生之河分段，正好是源头段。在这一段时间里，单纯幼稚，更多需要爱的乳汁的滋养和关怀。但由于严酷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将人性的善逼到了最隐秘的角落里潜藏起来，人性之恶处处彰显。我们是缺乏爱的一代，不被爱也不会爱。只空洞地被灌输，要爱领袖，爱党，爱国，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暴力、不安、恐惧构成了我生命之河最初的潮流。
求学、工作，直到近五十岁三十余年时间，正是我青年壮年时期，现在想来也是有幸，社会在这时期渐渐发生了变化，居然可以允许个人有自己的欲望，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自由阅读，自由思想，那是人生河流里开出的最美的花朵，也是生命体最愉悦的表达。随着年岁渐长、阅历渐丰，就像涓涓细流汇聚一起，日子逐渐壮阔，风生水起，浪奔浪流，只是没有先前纯净，但这是必须的。青少年时代的看似清纯，其实暗含了不少有毒的物质，如果形成一个湖泊，也养不出生动的游鱼开不出娇艳的水莲花。只有经过那些看似不纯的思想、人物、行为的中和，我的生命体，才慢慢地阔大起来，丰满起来。成见是那样难以改变，经过无数次的惶惑和反复，我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时代的苦难，是每一个人的苦难，谁都是经历者，谁都是受难者，没有人能逃避。我的乡亲、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那些造反派、保皇派，都是时代的受害者和制造者，创伤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一样的深重。清算某一件罪恶，除了伸张正义外，主要目的应该是緾清罪恶产生的根源，尽量避免犯历史性的相同的错误，不让善良的人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遍罪。
在无数次的沉思后我再抬头打望故乡，看故乡的恩怨和风云，眼里也是一片善意和悲悯，眼里的善意和悲悯不是同故乡和家人和解，也不是对过去苦难的遗忘，而是我确认，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共处于同一个生态系统。我看到了他们的不易，了解了他们的苦情，懂得了他们的挣扎。在文革期间，是被政治屏蔽了的善良人性，在黑暗中托举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度，蹒蹒跚跚前行着，不至于最终毁灭。
我父母那一辈及更高辈份的先人们，查五代十代，也查不出一个具有陈胜、吴广、李自成、毛泽东等类人物。从本质上讲，生就的顺人，骨子里流淌着被统治、服从的血液。从这两姓人取名，排字辈就可略知一二。我妈和她的姊妹，分别取名安富、安民、安国和安勋。我父亲家庭字辈，以永、远、凤、朝、庭排列，寓意对统治者的忠诚。我父是凤字辈、我是朝字辈、我儿子当然就是庭字辈了。我父没有将我取名李朝×，我也没有将我儿子的名取名李庭×，但家乡的堂兄弟们、侄儿们，以此取名的还很多。
文革中，父母亲为其家庭出生吃够了苦头，但当“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却为之腕息不已，因为“四人帮”里有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他们不会去追问把痛苦加之于他们身上的是谁，他们认为的当然的统治者倒了台却让他们有了遗民之感。当那年春夏之交发生风波后，他们又骂方厉之、刘宾雁之流为西方奴才。这充分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立场，执政者的立场就是他们的立场，其余的都是异端邪说，别有用心的，反动的。
由谁统治都可以，只要能让老百姓过安生的日子就行。谁都可以批判这样的思想糊涂，但现实中有这样思想的却是绝大多数。他们服从、顺众，承受着权力对他们的压迫，渴望着权力能带给他们安宁祥和，失望、期望，期望、失望，反反复复，一代又一代，却始终相信有那么一个政权，能引领着他们到达幸福的彼岸。那些因为有了这绝大多数民众的烘托而显得卓尔不群的政治精英们，少用心于权力的争斗，多用心于民众的福址，才不会辜负民众的期望。
健忘的人容易忘记仇恨，容易忘记痛苦，容易忘记爱，在大的事件面前也容易失去判断力，没有自己的立场，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成为仇恨的滋生源，痛苦的施加者，而社会又会烟尘四起，民不聊生。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唱红歌、跳忠字舞，为文革招魂、为集权鼓吹，许多现象潜藏的信息让人深思和忧虑。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社会进步，绝不能再让它倒退回去；民众用深重苦难换取的一点自由，更不能被谁轻易剥夺。
五十岁生日那天，我谢绝了朋友们的盛情，急匆匆赶回了我的故乡，同我的父母在一起，同我的中小学同学在一起。时间这位最伟大的雕刻师，已经将父母的形象雕刻成两座废品，所幸身体尚好，头脑还清楚。只是多年来养成的战斗精神始终未改变，是不是个事情都会争论不休。斗了几十年了，习惯成了自然。小家庭小凼凼翻不起多少波浪，只愿社会安定祥和，少生风波。同学在一起，儿时纯真的友谊点点滴滴浮现出来，成为我五十岁生日最温暖的色调。烛光辉煌、祝福声萦绕，那是爱的真情流露，我的眼睛、我的心、我的意识完全滋润了。我在家乡老街寻旧时看到的情景又在眼前晃忽：面貌依旧的老街，夕阳西下，一如昨日，冷不丁一条巷子里冲出三两少年，把我迷幻住，那是我儿时的伙伴吗？但见了他们的健康快乐，方知不是一代人。他们之中，会有我小伙伴们的孩子吧。他们应该是幸福的吧，发生在他们父辈身上的苦难绝不应该在他们身上重复。绝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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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漫长而无聊，却不期然五十生日转眼就到了。老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如我者，虽年届五十，心中仍是一片迷茫，一团朦胧，不要说知天命，距不惑的境界都还差得远，而立倒是立起来了，只是有些像比尔●盖茨的公司。五十而不能知天命，想想自己不过是一凡胎俗子，不可与圣人同日而语，不知就是不知，不知谁又奈我何，心中也就释然了。只是五十生日逼近，一些念头却蠢动起来：五十生日那天，一定要回故乡过，同儿时的同学、玩伴一起过；五十生日那天，一定要回家，同爸爸、妈妈一起过。
由于早年求学外出，学成后分配到远离家乡的国企工作，回家、回故乡就成为偶尔为之的事情。
青少年时代，在故乡的日子，从小学到高中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68年到1979年这十余年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和恢复高考。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那段时间，可以讲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江安这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边远小城，追随着时代的大潮也疯狂地燥动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蛊惑得那里的“革命”群众雄性荷尔蒙急速上升，特别是红卫兵小将们更是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北京挖出了潜伏在毛主席身边是危险的敌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后，江安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种工人团体、红卫兵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谁都认为自己最忠于毛主席，而别派组织都是毛主席是危险的敌人，不对其实行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遭到破坏，毛主席的人生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最初是派与派之间打嘴仗，论战双方在宽阔的街道上用木架搭起高高的台子，各自引用毛主席语录来肯定自己、否定对方。当然有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会加入进来吵嘴。辩证者各人手捧一本红宝书是必不可少的道具，林彪“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双方都可以祭出的法宝。谁站上风，要看谁的气势更足。谁的气场大，貌似谁就真理在手。所以台上的演讲者总是声嘶力竭，用伟人的名字，伟人的经典语录反复证明己方的革命性和正确性。那时我辈年记太过幼小，哪里热闹往哪里钻，只觉得辩论好看。现在想来，辩论双方都是处于一种无理性的迷狂状态，用一种貌似理性的方式表达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整个中国都被毛主席的气场笼罩着、支配着、控制着。论辩双方，生吞活剥地打语录仗，强辩、诡辩，其目的就是讲自己的心更红，对毛主席更忠，谁的心成色稍差一点，谁就是对领袖大不敬，谁就是领袖的敌人。这种非理性的辩论当然没有胜出者，自然也没有输家。只是可怜了个别辩论者由于论辩中一时失语被打入另类。我记得有一次“飞鸣镝”与“无产阶级联合总队”在辩论时，“飞鸣镝”一女将在雄辩中发生口误，被辩论双方当场打成现行反革命，扫地进入地、富、反、坏、右另册。该女将在引用毛主席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时，紧接着提出一个设问句“真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吗”。想其本意是从正面论述毛主席论断的精辟和伟大正确，谁知由于其理论修养和准备不足，竟然一时语塞，被对手机敏地抓住不放，攻击该女将怀疑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怀疑毛主席就是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该女将百口莫辩，一下子沦为反对毛主席的罪人，抓了现行。时过境迁，不知该女将还健在乎，若健在，也早该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苦是少吃不了的，而今能否换来一声喟叹。
当批判的武器不能达到目的，武器的批判就要粉墨登场了，所谓“文攻武卫”是矣。这也是失却理智的集体迷狂必然的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谁也不想成为被压倒的一方，惨烈的搏杀就不可以避免了。我记得一支造反派队伍上街游行时呼着这样的口号：一二一，棒棒要捞起；吆二吆，棒棒要捞高；多来多，要死不要活。我们一群屁颠小孩，万事不懂、百无禁忌，当然更无畏惧之心。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呼着号子，兴高采烈。如是有枪林弹雨，一样高兴地玩过去了。现在电视上看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那些拿着各式武器参加战斗的孩子们，他们的眼神也是无畏的，或许有仇悢，但更多的则是一种游戏的天真的眼神。
武装支沪打派仗是当时江安发生的一件大事，被打死的几个造反派的尸体被船运回江安临江园码头，受到造反派英雄般的迎接，普通百姓围观者众，大有万人空巷的气势。尸体存放在县委礼堂内，摆入一段时间后，也没有谁对其负责，更无什么光荣伟大的结论性意见，最后由所在派别悄然处置了事。当时以为光荣无比的牺牲，现在看来，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无辜冤死鬼。我等少儿顽皮，把生死当寻常事，知道县委礼堂里停有死人尸体，便几个人相约一起去偷看，忐忑又好奇。透过礼堂破碎的玻璃窗，看到几个床单裹着的凸凹的物件，趟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静黙中有一点神秘，我们的魂渐渐地像要被吸去似的。一阵腐臭的气息飘来，不知谁发一声喊：鬼啊。我们撒腿而逃，如几只惊飞的麻雀，追自己的魂去了。
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得势的群众团体不断变换。运动中的人起起落落、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又反革命。但有一类人却永远是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把子，这就是地富分子、历史反革命。
我的祖父是一个抽鸦片、好赌的玩袴子，1949年前即将几十亩田产挥霍干净，并早死。留得祖母在划成分时，得了一个破产地主的称号。外祖父是县城里的名医，解放前加入了国民党，三反五反时因被检举揭发欠有人民血债，在治疗病人过程中，对无产阶级怀着最深刻的阶级仇恨把病人医死，政府定性为历史反革命，镇压。历史的烟云早已消失在时空的黑洞中，恶与善已无法分辨。但我知道，我的父亲是在新中国加入自愿军抗美援朝的解放军战士，为保家卫国立过战功；我的母亲是一名人民教师，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他们的所作所为，皆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之事。但却因为无法选择家庭出身，被烙上了耻辱的印痕。他们是那样单纯，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热爱共和国，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只想紧跟着共和国的步伐快速前行，做一番朝气勃勃的事业。即使家里的亲人被当成共和国的敌人消灭了，他们也不怀疑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即使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也愿意用忠诚去皈依；即使被烙上耻辱的印记，他们也相信可以用汗水来洗刷。由于父亲、母亲双方家庭出生都属黑五类，因此不管他们如何积极要求上进，不管他们如何真诚地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家庭背景上涂抹的浓重的黑油彩，很容易就将他们从一片红色的海洋中离间出来，成为另类，成为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唯有那样的分子好像永远不得翻身。失意的革命群众不妨拿他们解气，得势的革命群众更是将其当成革命的成果。有此家庭背景的父亲、母亲，便随着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一次一次地厄运临身，心力交瘁。
正属意气风发青壮年时期，想积极溶入主流社会却被拒绝，精神上被无期流放。家里面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再加上两个大人一家六口，靠父母时有时无一点菲薄的工资度日，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那年代，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们几个孩子，绝对不是父母们眼中的心肝宝贝，更多的是生活的负担。基于此，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对待子女，父母的态度常常体现出粗暴。父母之间，也总是因小事不断争吵。兄弟姐妹间，除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关系如同寻常人没多大差别，亲情，像奢侈品一样稀少。现在想来，并非父母不爱孩子，而是长期积聚的，压抑的情绪必须要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不能在组织面前发泄，也不能在革命群众面前发泄，当然只能拿自己的孩子们出气了。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时代，对少年的我影响是严重的。养成了敏感、忧郁、消极、倔强、独立、孤独的性格，对周围的世界暗暗地充满了敌意。少年时期落下的病根，至今仍严重影响着我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
学生时，填写履历简直就是一件要命的事。面对家庭成份一栏，常是提笔凝思，难于下笔，有时填学生，有时填革命干部，有时填工人，没得办法时，只好填地主。除填地主外，填其他的成份，每次都像做贼一样担惊受怕。而填地主，又感到无穷的耻辱。
填写主要家庭成员一栏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能不填尽量不填。
不知是谁这样缺德，发明了如此的履历表，使人时时处于一种被偷窥的惶恐中。基于这样的心理，需要填写详细履历才能做什么的事情，我从来都是回避的。
同学和邻里的讥讽嘲笑常让我无地自容。
父亲、母亲被揪斗让我心惊肉跳。
家庭里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无休止的争吵让我黯然神伤。
1979年高考被川师录取后，我是怀着逃跑式的心情离开了自己家庭，离开自己家乡的。毕业时，母校江安二中也向我发出了召唤，但我抱定了决心：好不容易出来了，决计不会再回去。
少小时，我看到过祖母尖着小脚站在半米高的条凳上被斗地主，几十年过去了，祖母颤威威的身姿依然在我记忆中摇晃；也到过“五七”干校看过强制集中学习的母亲，散发着尿骚气的洗脚桶至今仍强烈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也看到过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几过大黑字，冷不丁就会跳入眼帘，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
毕业时，我宁愿选择了一座偏远的煤矿，也不回到自己的故乡工作，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家庭落户。故乡和家庭，感受最多的是伤害、是痛苦，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和怀念的。面对故乡，面对家庭，我选择了自我流放。
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源头清澈透明，泉水叮咚，涓涓细流，爱憎分明。而我外出求学前的时间，以人生之河分段，正好是源头段。在这一段时间里，单纯幼稚，更多需要爱的乳汁的滋养和关怀。但由于严酷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将人性的善逼到了最隐秘的角落里潜藏起来，人性之恶处处彰显。我们是缺乏爱的一代，不被爱也不会爱。只空洞地被灌输，要爱领袖，爱党，爱国，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暴力、不安、恐惧构成了我生命之河最初的潮流。
求学、工作，直到近五十岁三十余年时间，正是我青年壮年时期，现在想来也是有幸，社会在这时期渐渐发生了变化，居然可以允许个人有自己的欲望，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自由阅读，自由思想，那是人生河流里开出的最美的花朵，也是生命体最愉悦的表达。随着年岁渐长、阅历渐丰，就像涓涓细流汇聚一起，日子逐渐壮阔，风生水起，浪奔浪流，只是没有先前纯净，但这是必须的。青少年时代的看似清纯，其实暗含了不少有毒的物质，如果形成一个湖泊，也养不出生动的游鱼开不出娇艳的水莲花。只有经过那些看似不纯的思想、人物、行为的中和，我的生命体，才慢慢地阔大起来，丰满起来。成见是那样难以改变，经过无数次的惶惑和反复，我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时代的苦难，是每一个人的苦难，谁都是经历者，谁都是受难者，没有人能逃避。我的乡亲、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那些造反派、保皇派，都是时代的受害者和制造者，创伤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一样的深重。清算某一件罪恶，除了伸张正义外，主要目的应该是緾清罪恶产生的根源，尽量避免犯历史性的相同的错误，不让善良的人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遍罪。
在无数次的沉思后我再抬头打望故乡，看故乡的恩怨和风云，眼里也是一片善意和悲悯，眼里的善意和悲悯不是同故乡和家人和解，也不是对过去苦难的遗忘，而是我确认，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共处于同一个生态系统。我看到了他们的不易，了解了他们的苦情，懂得了他们的挣扎。在文革期间，是被政治屏蔽了的善良人性，在黑暗中托举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度，蹒蹒跚跚前行着，不至于最终毁灭。
我父母那一辈及更高辈份的先人们，查五代十代，也查不出一个具有陈胜、吴广、李自成、毛泽东等类人物。从本质上讲，生就的顺人，骨子里流淌着被统治、服从的血液。从这两姓人取名，排字辈就可略知一二。我妈和她的姊妹，分别取名安富、安民、安国和安勋。我父亲家庭字辈，以永、远、凤、朝、庭排列，寓意对统治者的忠诚。我父是凤字辈、我是朝字辈、我儿子当然就是庭字辈了。我父没有将我取名李朝×，我也没有将我儿子的名取名李庭×，但家乡的堂兄弟们、侄儿们，以此取名的还很多。
文革中，父母亲为其家庭出生吃够了苦头，但当“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却为之腕息不已，因为“四人帮”里有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他们不会去追问把痛苦加之于他们身上的是谁，他们认为的当然的统治者倒了台却让他们有了遗民之感。当那年春夏之交发生风波后，他们又骂方厉之、刘宾雁之流为西方奴才。这充分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立场，执政者的立场就是他们的立场，其余的都是异端邪说，别有用心的，反动的。
由谁统治都可以，只要能让老百姓过安生的日子就行。谁都可以批判这样的思想糊涂，但现实中有这样思想的却是绝大多数。他们服从、顺众，承受着权力对他们的压迫，渴望着权力能带给他们安宁祥和，失望、期望，期望、失望，反反复复，一代又一代，却始终相信有那么一个政权，能引领着他们到达幸福的彼岸。那些因为有了这绝大多数民众的烘托而显得卓尔不群的政治精英们，少用心于权力的争斗，多用心于民众的福址，才不会辜负民众的期望。
健忘的人容易忘记仇恨，容易忘记痛苦，容易忘记爱，在大的事件面前也容易失去判断力，没有自己的立场，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成为仇恨的滋生源，痛苦的施加者，而社会又会烟尘四起，民不聊生。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唱红歌、跳忠字舞，为文革招魂、为集权鼓吹，许多现象潜藏的信息让人深思和忧虑。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社会进步，绝不能再让它倒退回去；民众用深重苦难换取的一点自由，更不能被谁轻易剥夺。
五十岁生日那天，我谢绝了朋友们的盛情，急匆匆赶回了我的故乡，同我的父母在一起，同我的中小学同学在一起。时间这位最伟大的雕刻师，已经将父母的形象雕刻成两座废品，所幸身体尚好，头脑还清楚。只是多年来养成的战斗精神始终未改变，是不是个事情都会争论不休。斗了几十年了，习惯成了自然。小家庭小凼凼翻不起多少波浪，只愿社会安定祥和，少生风波。同学在一起，儿时纯真的友谊点点滴滴浮现出来，成为我五十岁生日最温暖的色调。烛光辉煌、祝福声萦绕，那是爱的真情流露，我的眼睛、我的心、我的意识完全滋润了。我在家乡老街寻旧时看到的情景又在眼前晃忽：面貌依旧的老街，夕阳西下，一如昨日，冷不丁一条巷子里冲出三两少年，把我迷幻住，那是我儿时的伙伴吗？但见了他们的健康快乐，方知不是一代人。他们之中，会有我小伙伴们的孩子吧。他们应该是幸福的吧，发生在他们父辈身上的苦难绝不应该在他们身上重复。绝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