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访谈中国]

这个原名像笔名一样好的“潘洗尘”。一般而言笔名会比原名要好，起码有自己想法。也就是说给自己了断。于是我们起个笔名，隆重简直就是行割礼的隐喻。疼痛？挺住！但“潘洗尘”到底是原名还是笔名，我并不清楚。也就是说词语之疼暂时还没痛到我这儿——而诗人总归是：疼痛的：诗人的通行证和诗人的墓志铭。我在潘洗尘诗歌中读到的疼痛是潘洗尘不愿长大但恰巧长大的疼痛。纳博科夫说“文学即童话”，潘洗尘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最为文学的一个诗人了，他继续活在他“看海”的童话中。

——老车

【访谈诗人中国】潘洗尘访谈录

用一生抚摸诗歌
——张后访谈诗人潘洗尘


我突然地、决绝地中断了和诗歌界的所有联系——这其中不仅包括“86诗歌大展”的操办者们……

张后：访谈你是一件很困苦的事情，因为这几年关于你的所有的话题，似乎都被先行者访谈遍了，我不知道还能否挖掘出一些新鲜的话题？我感觉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我就打一打擦边球吧，反正我的这个访谈主要是以诗人生活为主的，尽量避开那些诗歌文本上大是大非的老问题，聊些其他的不上纲不上线的“八卦”闲话，我翻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我发现这上边竟然没有你？我从现有的一些资料上看，你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以大学生诗派的身份或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身份冲在诗歌现场的第一线了，你怎么会在这本著名的“红皮书”置身世外了呢？我找不到原因，你能帮我解开这个迷吗？

潘洗尘：迄今为止，我认为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人生转折恰好发生在1986年。那一年，随着我的学生时代被彻底终结，我的个人意义上的80年代（抑或是纯粹意义上的青春时代）也永远地结束了。
其实，社会角色和身份的转换，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无法在那样短的一个瞬间，同时完成身体与心理承受力的转换。尽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与面对同样命运的同伴们相比，已经显得 “镇定”和“从容” 了许多，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压力——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生活上的以及个人情感上的种种烦扰，我的“踌躇满志” 还是很快被打得粉碎。
因此，在大学毕业刚在一家报社做了不到半年的诗歌编辑之后，我便作出了一个令当时身边所有同事和朋友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掉公职，南下深圳。
此后，20年的商海浮沉，让我这个80年代的“诗歌热血青年”很快就从“面目模糊”变得“面目全非”了。
说到“86诗歌大展”，当时的操办人《深圳青年报》的徐敬亚、吕贵品和《诗歌报》的姜诗元都是我当年的诗歌兄长和很好的朋友。至于我为什么“置身事外”，我想一种可能是我当时的“诗歌写作状态”已不够“现代”或不够“群体”；另一种可能就是几位老兄当时根本就不知我身在何处——其实那时就是我自己也常常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也正是在“86诗歌大展”前后，我突然地、决绝地中断了和诗歌界的所有联系——这其中不仅包括“86诗歌大展”的操办者们，也包括80年代初在大学校园里所有“并肩作战”的诗友，那是长长的一串名字：宋琳、许德民、王家新、孙武军、程光炜、于坚、程宝林、伊甸、苏历铭、张小波、曹剑、曹汉俊、周伦佑、查海生、钱叶用、傅亮、陈铭华、孙晓刚、徐国静、简宁、杨榴红、潞潞、唐亚平、骆晓戈、吉狄马加、刘犁、叶延滨、赵健雄、李亚伟、尚仲敏、燕晓东、马莉、沈奇、张建华、张子选、林雪、封新城、菲可、徐芳、彭国梁、胡万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我只有“诗心”没有“诗力”的时候仍然坚守诗歌净土，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最中坚的力量，不仅维护了80年代大学生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尊严，也使我这个80年代中期的“诗歌逃兵”在今天重新唱起“20年后再相会”时，丝毫也没有“恍若隔世”之感。
因此，直到今天我不仅对他们依然心存一份敬重，更心存一片感激。

汇款单的附言上有他的一行小字：“和你一样，我也是农家子弟，希望可以帮到你”……

张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没有引起别人的关注，我是从回味2005年奔走东三省搞诗歌年鉴事情上忽然想到的，你在当年大学生诗歌运动时，是极端的活跃分子，你奔走各省县市的学生联络，你哪来的“财政补贴”，按说你也是平民子弟，并不富有，到处“串联”人吃马喂的要花费很高的？没有点奉献和青春的激情是很难做到的，你是怎样解决的？有没有什么难以忘记的人或事令你心存感慨？

潘洗尘：相信每一个从80年代走过来的诗人，心里都有一本《诗歌地理》。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凭着诗歌，你几乎在中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可以找到自己朋友。那是一个诗人们还保留着我们古风中诗人间彼此阅读、彼此击节的时代。因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盛景依然在那时会成为常景。
我那时几乎到过大江南北所有的“诗歌重镇”。因此，四年的大学生活下来，我几乎没怎么进过教室上课，以至于后来有的必修课老师拒绝给我的结业考试评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在课堂上见过我，于是有的老师干脆就“建议”我去参加“自学成才”考试。
至于那时我“游历天下”的“财政补贴”，一是来自稿费，那时的稿费虽然不是很高，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记得一个“绿风奔马奖”也才有八十块钱的奖金，但相对于当时的物价来比，那无疑已是一笔“巨款”了。另外，那时诗集还很畅销，我的母校在1984年为我印过一本诗集，竟然通过全国各地的诗社卖出过一万多本——当然，这也同时为我个人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二是我的游历活动基本上都有正常的“邀请手续”——也就是盖着某大学某城市的学生会、团委、文联、作协或杂志社公章的邀请信，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路费和宿住费就会由我所在的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校方来报销。现在看来，当时我的母校还真是一个非常开放也非常开明的学校。三就是我前面谈到的当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诗坛大背景，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说当年令我难以忘记或心存感激的人和事，可以说80年代我结识的每一个诗友和经历的每一个诗歌事件都让我心存感激和难以忘怀。
如果一定要说出具体的一两个人或一两件事，第一个至今令我感念不已的人就是谢冕老师，当时在我眼里，谢冕早已因其学品堪称诗歌界德高望重也举足轻重的“泰斗”了，但谢冕老师从未因其特殊的学术地位（尤其是身居北大）而轻视我等无名无份的诗界小辈。一年之中，曾先后两次为我编、著的诗集撰写序文。其中让我后来很多年都深感无颜面对谢冕老师的是，我曾为我当年主编的一本刊物《大学生诗坛》约得谢冕老师专门撰写的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但后来因为刊物中途停刊，文章没有刊出，谢冕老师的手稿我也只是后来从印刷厂的排版车间找到了其中的一半儿。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漂泊南北，几乎当年所有的资料都丢失怠尽，包括我当年出版的诗集和主编的刊物都没能留住一本，但前几天整理旧物时，我竟然发现谢冕老师当年的那半迭8K稿纸的手稿还在——虽然现在谢冕老师可能自己都不曾记得当年的这篇未刊出的文章和这份仅存一半的手稿，但在我心里，她却像永不复返的80年代一样，永远温暖着我的记忆。
第二个让我永生感激的人是早已英年早逝的诗人陈士果，当时他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的宣传部长。记得80年代初我是从一张汇给我的10元钱的汇款单上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的，汇款单的附言上有他的一行小字：“和你一样，我也是农家子弟，希望可以帮到你”。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他在黑龙江的一些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再后来，我们成了书来信往无话不谈的朋友。1997年，47岁的诗人陈士果因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同时带走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晶莹剔透和充满温情的时代。
伟大的80年代，那是一个物质虽然匮乏但精神却无比丰盈的时代。与时下手机电脑等这些当代人的精神依赖物相比，那时的书信往来的联系方式确实显得滞后了很多很多。记得有一次我去株洲参加一个活动，等我千里迢迢地赶到株洲时，才知道活动取消的通知已于一周前寄往了哈尔滨。我就是在那次活动上，认识了和我一样遭遇的廖亦武、伊甸、柯平等诗友。20年后，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当年哪个活动的发起人、已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刘波时，刘波还深情地回忆起那次“未完成”的活动，并说起当年我和廖亦武等把酒谈诗，而他一个人在一旁帮我们粘贴报销的火车票等细节。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书信联络的这种方式滞后，说不定今生就会错过这几个朋友了。
现在，我还时常会有这样的幻觉：一觉醒来，我们又回到了鸿雁传书的时代：
鸿雁传书的时代/字字句句都带着体温/邮路万里/ 可抵万金的家书很重/重到可以飞起来
我翻寻着硬盘里的老照片/却找不回旧日的模样/写封信给儿时的伙伴/但五笔或全拼的问候实在是太轻了/轻得看不见也摸不着……

这绝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张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两个名词，都与你有关，一个是“归来者”，一个是“还乡团”，其实我看了你的新著《在场》——潘洗尘诗歌92首，从写作时间来看，你仍然一直在写作，并没有“脱手”，只是没有公开发表而已，而人们对一个诗人看他是否在场只是单纯的视发表情况来评断这个诗人与写作的关系，我以为是不严谨的，我认为只要他写作了，发表与否并不重要，因此我觉得你并不存在“归来不归来，还乡不还乡”的问题，此问题在你身上是不存在的，是个假命题，虽然在年限上你只拿出来92首诗歌，我相信你手中仍有大量的诗歌没有拿出来，只是你编选的角度令你隐避了别的一些诗歌，甚至相对来说有一些还是比较重要的诗歌，伊沙说他是用全集来写作的人，我想你是用你的一生来写作诗歌的人，你看我说的对吗？

潘洗尘：早就有人提醒过我，说现在诗坛上出现了两个与我有关的词儿：一曰“归来者”，二曰“还乡团”。但说心里话，至今我也没弄明白，这两个词儿到底与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词儿让我想到了艾青，第二个词儿让我想到了胡汉三。但我一个资格和诗都要比艾青差千差万倍人却做得肯定比胡汉三好百倍的人，怎么敢沾“归来者”的光又怎么就惹上了“还乡团”这个词儿呢？
总之，现在的诗坛，关注诗人写作本身的越来越少了，或者说关注诗歌文本的人越来是越少了，而关注诗歌现象、诗学概念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绝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诗歌写作者尤其是诗歌批评界当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才好啊。
至于我个人的写作经历，我本人更愿意接受你过去二十年只是“暂时离开了诗歌现场”这一说法。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我曾在1992年和2002年时曾尝试过重新写作，比如那首《饮九月九的酒》就是1992年的作品，当时发表后还于2000年被收进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但那两次都可以说是“浅尝辄止”，没有坚持下来；二是在一段时间内我虽然从写作的意义上远离了诗歌现场，但诗歌的火焰却一刻也未曾在我的心底熄灭过。从1986年至今，我一直订阅着国内出版的所有诗歌报刊，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从某种层面上说，那些年我还是可以通过阅读让自己和当代诗歌保持着一定的接触面。所以说，那些年我只是暂时离开了诗歌现场，很少写作和发表并与各种诗歌活动保持了一定距离而已。
可以说，一生都能写作，应该是大多数诗人理想的写作状态；而用一生来写作，则是我的写作理想。

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态度，让我自己都不禁有些肃然起敬……

张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在1980年代的中期辞掉那么好的职位（记者）去下海的呢？这样的大决定在当年犹关生死存亡，没有一身是胆的气魄或被逼梁山的境遇是很难抉择的？当下所谓的跳槽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情？1980年代出生的人恐怕更难考虑到一个人在那样的市场经济的发端辞去优厚的公职而自谋毫无保障的生路要经过怎样的内心交割和思想激烈的碰撞？

潘洗尘：当时，做为我供职的那家省报第一个辞职的人，我的行为确实令当时所有的领导和同事都大为不解。尤其是我的那份工作本身就来之不易，我之所以从师范类院校毕业可以不去做教师，那是因诗歌创作上的“小有名气”而受到了当时省里一名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的“特批指标”照顾。但就像我大学四年几乎没进过教室一样（当然我的功课也都是门门能过考试关的），一份悠哉游哉的党报编辑工作（虽然是编诗）显然也让我每天都觉得浑身不自在，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工作与自己“天降大任与斯人”的青春抱负更是离题万里。当时很多人都把漂洋过海作为可以出人头地的最理想途径，哪怕是在国外涮盘子洗碗也在所不辞。而我这个人又偏偏是一个怎么也不会拿一个陌生的国度来给自己的人生当天堂的人，所以，我当时要想给自己的人生求新求变，几乎就只有一个去处了——特区深圳。
从决定到最后成行，可能仅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直到临行的前一天我还一直在那家报社上着班，至今我还记得当那天下班前我突然向刚刚一起工作不到半年的同事们辞行时，同事们惊诧的表情。
现在看，我当时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态度，让我自己都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了。
是为了追求后来人们所说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人生理想？
简直就是胡扯！
这些都是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想也没用。
前路茫茫，一切都未可知！
而那一切的未知，才是冥冥中真正吸引着我的……

做一个知恶行善的人，是有福的……

张后：商场如战场，人的信用如履薄冰，好像是去年，你怎么那样不小心，轻易的相信了什么人？拐走你不少资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网上帮你贴了不少那个人的影印件，现在找到这个人没有？损失了多少钱？可不可以谈谈这件事的始末？也好让一些做生意的诗人朋友以此为鉴？

潘洗尘：那件事情，还是不谈太多为好吧。而且那也不是去年，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北京天问聘用的一个重庆籍的会计，私自从公司帐上挪用了一笔五十几万的资金就人间蒸发了。本来是可以报案追捕的，但一想到他可能确实没有偿还能力，并且老婆孩子的，即便是抓了他也可能还不上钱，还要判刑。所以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了。
至于我去年在博客上贴的那个声明，本意也不是找他还钱，要真找他报案就可以很容易抓到他了，我只是想提醒更多的人别再上他的当。
从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即做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产阶级。财富对于我来讲，只有两个意义：一是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些，二是可以为自己一生挚爱的诗歌办一点实事。
总之我认为，做一个知恶行善的人，是有福的。

事实上我又是一个非常自闭的人……

张后：可能在诗人堆中，洗尘兄你是活得最精彩最炫烂最健康和阳光的一个人？程宝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你：“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身名牌白衣白裤的打扮，非常适合他高挑的身材。作为一个成功男士，作为一家文化企业的董事长，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穿得帅气而高贵”，你满意你目前的现状吗？还有哪些理想和愿景等待推动和实施？

潘洗尘：我一直认为，生活是永远大于诗歌的。至于我还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能活得像我现在还在乡下的弟弟一样，上天也能赐与我两个女儿。由此说来，好像我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但事实上我又是一个非常自闭的人。经常是十天半个月也不会走出办公室一步，就连我的司机都说，我是整个城市里出门最少的人。所以你的“最精彩最炫烂最健康和阳光”之说我当然也只能理解成溢美之辞了。
严格意义上讲，现在的我已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了。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当然也就无所谓满不满意现状了，不知我这样的回答是否能令你和读者满意。
但这确实是我的现状。

一本即叫好又有发行量的诗歌杂志……

张后：其实我觉得以你现在诗歌圈子的力量，完全可以独立办一份诗歌杂志，而没必要“借壳上市”？完全可以以书代刊的形式获得公开出版？你现在是不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采用一种安全的迂回战术，等待文化出版的解禁，就像台湾那样放开出版物市场，简单注个册就完了，那时你就会如鱼得水进行有效的办刊物了？

潘洗尘：建国60年以来的中国诗坛，最具有体制意义的两本诗歌刊物，一本是《诗刊》，一本就是《星星》。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唯一可以借的“壳”，只有《星星》的理论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借这个“壳”也许就不能说没有必要，而且是很有必要了。
至于创办一份以书代刊形式的诗歌杂志，目前正在积极运作之中。也许不久，你就可以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都能看到一本双月刊的大型诗歌杂志《读诗》——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办刊方向，主要是针对目前包括业内高端读者群在内普遍存在的阅读缺失的现状，并从业内入手，从努力改变诗歌批评与研究重现象轻文本的格局开始，大力倡导细读和精读诗歌文本，并努力把一批真正的能代表当今诗歌创作水平的好作品推荐给更广大的诗歌读者群。我们深知，在《读诗》前面，已有《读书》、《读者》、《读库》等这样好的“读”字头杂志，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把《读诗》也办成一本即叫好又有发行量的诗歌杂志。
我想，这个由《读诗》双月刊（双月刊/书店发行）、《星星》诗歌理论月刊（月刊/邮局发行）和《诗歌EMS》周刊（周刊/免费寄阅）等三本从办刊方向到刊期、发行渠道都定位分明的诗歌杂志搭起的平台，今后应当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至于你说的“文化出版解禁”，那当然更是求之不得了。

当时我几乎不吃不睡……

张后：你今年《诗歌EMS》周刊的创立颇得玄机，乃神来之笔啊？令当今诗坛耳目一新，眼睛一亮？我立即收藏了七本，独缺苏历铭的，实际上我手中的七本是苏历铭大方地转送我的，他只保留了他自己那本，我争取收齐所有的《诗歌EMS》，届时还望洗尘兄期期寄予我才好？你创立的灵感是否来自于刚好收到谁寄你的邮递快件？

潘洗尘：今年是我写诗以来写得最苦也写得最多的一年，为了能让自己新的实践成果在第一时间接受读者的检验，今年4月份我曾产生过自印一本简易的《诗传单》随《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附赠的想法。但这个本来一闪而逝的念头，却触动了我想办一本国内刊期最短的刊物从而把更多诗人的诗歌新作快递到读者手中的神经。而为了实验自己这一想法的可操作性，当时我几乎不吃不睡，从组稿到设计、印刷完成只用了48小时的时间就赶出了前8期刊物。目前，这本每期全部32个页码都只发一个诗人新作的诗歌周刊已出版发行了32期，而其后来在业内产生的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应该说连我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诗人寄来他们的新作要求编入《诗歌EMS》周刊。

关注我的新的实验……

张后：《六月我们看海去》和《饮九月九的酒》这两首，我自己可能由于年龄的关系，我更喜欢后一首，虽然是饮酒，于我却似在慢慢品茶（生命如茶），酒的浓烈已在这首诗中散尽，只余下茶的芳香，而上一首却完全体现了少年人的青春血野像喝了一大碗老白干一样的激昂狂荡，“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两首诗创作时间竟相隔十年，十年啊，如果让你自己来选择，你自己更喜欢哪一首呢？“圆也中秋，缺也中秋”？

潘洗尘：从写作的意义上讲，我当然认为《饮九月九的酒》这首更成熟一些，因此自己也更偏爱一些。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读者能忘掉我的这两首早期的作品，而能从我2009年以来的写作开始关注我的新的实验……

我会让合作的时间尽可能地长……

张后：有个诗歌前辈曾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优秀的诗人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诗歌活动家，一个优秀的诗人是自己写作，一个优秀的诗歌活动家，是促使整个社会诗歌繁荣！我认为潘洗尘你全做到了，你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和优秀的诗歌活动家，你所操作的理论刊物《星星》下半月刊是当前中国诗歌理论最高端的理论刊物，它创刊两年来让中国诗歌理论有了更为博大生机的土壤？群体诗人有目共睹……你如何想到要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呢？老巢那个《诗歌月刊》的下半月停刊了，这种不赚钱干往里丢钱的刊物你能坚持多久？

潘洗尘：为何要接受《星星》的理论版，一方面的原因我已在前面提到过了，而另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它当时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一是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本诗歌理论月刊；二是它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和其母刊从内容上可以形成良性互补的“下半月刊”。
能坚持多久?这里面涉及到的未知因素很多,主要是政策上的。
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
总之，我会让合作的时间尽可能地长吧。
至少，我将努力不使这个合作项目因我的原因而结束。

难道真是名和利这些非诗的东西一直在作怪吗？

张后：创办刊物和大搞诗歌活动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创办一个“天问诗歌奖”或“潘洗尘诗歌奖”，以此激励和带动中国诗歌的局面？

潘洗尘：以前，在我刚刚回到诗歌圈时曾尝试着做过几个诗歌奖，但我很快就发现，当下的中国诗歌界诗歌奖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目前由于过多从而导致的过滥的评奖，对诗歌写作本身已经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潜在的伤害……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家对绝大部分名目繁多的诗歌奖项是如何产生的又都是怎样的成色早已心知肚明，却偏偏还都趋之若骛？难道真是名和利这些非诗的东西一直在作怪吗？
所以，至少在目前的诗歌生态下，我还不想再继续趟设立一个什么诗歌奖的这淌“混水”的。

兄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能不礼貌地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张后：你为什么写诗？

潘洗尘：兄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能不礼貌地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为什么要吃饭？不，更准确地说是你为什会谈恋爱？
当你自己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也就自然知道了我的答案。

潘洗尘简介：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董事长
《星星》诗刊理论月刊执行主编
《诗歌EMS》周刊出版人兼主编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
2000年开始陆续有诗作《饮九月初九的酒》、《六月我们看海去》等入选普通高中语文课本。

[[访谈中国]]

这个原名像笔名一样好的“潘洗尘”。一般而言笔名会比原名要好，起码有自己想法。也就是说给自己了断。于是我们起个笔名，隆重简直就是行割礼的隐喻。疼痛？挺住！但“潘洗尘”到底是原名还是笔名，我并不清楚。也就是说词语之疼暂时还没痛到我这儿——而诗人总归是：疼痛的：诗人的通行证和诗人的墓志铭。我在潘洗尘诗歌中读到的疼痛是潘洗尘不愿长大但恰巧长大的疼痛。纳博科夫说“文学即童话”，潘洗尘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最为文学的一个诗人了，他继续活在他“看海”的童话中。

——老车

【访谈诗人中国】潘洗尘访谈录

用一生抚摸诗歌
——张后访谈诗人潘洗尘


我突然地、决绝地中断了和诗歌界的所有联系——这其中不仅包括“86诗歌大展”的操办者们……

张后：访谈你是一件很困苦的事情，因为这几年关于你的所有的话题，似乎都被先行者访谈遍了，我不知道还能否挖掘出一些新鲜的话题？我感觉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我就打一打擦边球吧，反正我的这个访谈主要是以诗人生活为主的，尽量避开那些诗歌文本上大是大非的老问题，聊些其他的不上纲不上线的“八卦”闲话，我翻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我发现这上边竟然没有你？我从现有的一些资料上看，你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以大学生诗派的身份或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身份冲在诗歌现场的第一线了，你怎么会在这本著名的“红皮书”置身世外了呢？我找不到原因，你能帮我解开这个迷吗？

潘洗尘：迄今为止，我认为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人生转折恰好发生在1986年。那一年，随着我的学生时代被彻底终结，我的个人意义上的80年代（抑或是纯粹意义上的青春时代）也永远地结束了。
其实，社会角色和身份的转换，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无法在那样短的一个瞬间，同时完成身体与心理承受力的转换。尽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与面对同样命运的同伴们相比，已经显得 “镇定”和“从容” 了许多，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压力——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生活上的以及个人情感上的种种烦扰，我的“踌躇满志” 还是很快被打得粉碎。
因此，在大学毕业刚在一家报社做了不到半年的诗歌编辑之后，我便作出了一个令当时身边所有同事和朋友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掉公职，南下深圳。
此后，20年的商海浮沉，让我这个80年代的“诗歌热血青年”很快就从“面目模糊”变得“面目全非”了。
说到“86诗歌大展”，当时的操办人《深圳青年报》的徐敬亚、吕贵品和《诗歌报》的姜诗元都是我当年的诗歌兄长和很好的朋友。至于我为什么“置身事外”，我想一种可能是我当时的“诗歌写作状态”已不够“现代”或不够“群体”；另一种可能就是几位老兄当时根本就不知我身在何处——其实那时就是我自己也常常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也正是在“86诗歌大展”前后，我突然地、决绝地中断了和诗歌界的所有联系——这其中不仅包括“86诗歌大展”的操办者们，也包括80年代初在大学校园里所有“并肩作战”的诗友，那是长长的一串名字：宋琳、许德民、王家新、孙武军、程光炜、于坚、程宝林、伊甸、苏历铭、张小波、曹剑、曹汉俊、周伦佑、查海生、钱叶用、傅亮、陈铭华、孙晓刚、徐国静、简宁、杨榴红、潞潞、唐亚平、骆晓戈、吉狄马加、刘犁、叶延滨、赵健雄、李亚伟、尚仲敏、燕晓东、马莉、沈奇、张建华、张子选、林雪、封新城、菲可、徐芳、彭国梁、胡万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我只有“诗心”没有“诗力”的时候仍然坚守诗歌净土，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最中坚的力量，不仅维护了80年代大学生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尊严，也使我这个80年代中期的“诗歌逃兵”在今天重新唱起“20年后再相会”时，丝毫也没有“恍若隔世”之感。
因此，直到今天我不仅对他们依然心存一份敬重，更心存一片感激。

汇款单的附言上有他的一行小字：“和你一样，我也是农家子弟，希望可以帮到你”……

张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没有引起别人的关注，我是从回味2005年奔走东三省搞诗歌年鉴事情上忽然想到的，你在当年大学生诗歌运动时，是极端的活跃分子，你奔走各省县市的学生联络，你哪来的“财政补贴”，按说你也是平民子弟，并不富有，到处“串联”人吃马喂的要花费很高的？没有点奉献和青春的激情是很难做到的，你是怎样解决的？有没有什么难以忘记的人或事令你心存感慨？

潘洗尘：相信每一个从80年代走过来的诗人，心里都有一本《诗歌地理》。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凭着诗歌，你几乎在中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可以找到自己朋友。那是一个诗人们还保留着我们古风中诗人间彼此阅读、彼此击节的时代。因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盛景依然在那时会成为常景。
我那时几乎到过大江南北所有的“诗歌重镇”。因此，四年的大学生活下来，我几乎没怎么进过教室上课，以至于后来有的必修课老师拒绝给我的结业考试评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在课堂上见过我，于是有的老师干脆就“建议”我去参加“自学成才”考试。
至于那时我“游历天下”的“财政补贴”，一是来自稿费，那时的稿费虽然不是很高，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记得一个“绿风奔马奖”也才有八十块钱的奖金，但相对于当时的物价来比，那无疑已是一笔“巨款”了。另外，那时诗集还很畅销，我的母校在1984年为我印过一本诗集，竟然通过全国各地的诗社卖出过一万多本——当然，这也同时为我个人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二是我的游历活动基本上都有正常的“邀请手续”——也就是盖着某大学某城市的学生会、团委、文联、作协或杂志社公章的邀请信，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路费和宿住费就会由我所在的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校方来报销。现在看来，当时我的母校还真是一个非常开放也非常开明的学校。三就是我前面谈到的当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诗坛大背景，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说当年令我难以忘记或心存感激的人和事，可以说80年代我结识的每一个诗友和经历的每一个诗歌事件都让我心存感激和难以忘怀。
如果一定要说出具体的一两个人或一两件事，第一个至今令我感念不已的人就是谢冕老师，当时在我眼里，谢冕早已因其学品堪称诗歌界德高望重也举足轻重的“泰斗”了，但谢冕老师从未因其特殊的学术地位（尤其是身居北大）而轻视我等无名无份的诗界小辈。一年之中，曾先后两次为我编、著的诗集撰写序文。其中让我后来很多年都深感无颜面对谢冕老师的是，我曾为我当年主编的一本刊物《大学生诗坛》约得谢冕老师专门撰写的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但后来因为刊物中途停刊，文章没有刊出，谢冕老师的手稿我也只是后来从印刷厂的排版车间找到了其中的一半儿。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漂泊南北，几乎当年所有的资料都丢失怠尽，包括我当年出版的诗集和主编的刊物都没能留住一本，但前几天整理旧物时，我竟然发现谢冕老师当年的那半迭8K稿纸的手稿还在——虽然现在谢冕老师可能自己都不曾记得当年的这篇未刊出的文章和这份仅存一半的手稿，但在我心里，她却像永不复返的80年代一样，永远温暖着我的记忆。
第二个让我永生感激的人是早已英年早逝的诗人陈士果，当时他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的宣传部长。记得80年代初我是从一张汇给我的10元钱的汇款单上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的，汇款单的附言上有他的一行小字：“和你一样，我也是农家子弟，希望可以帮到你”。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他在黑龙江的一些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再后来，我们成了书来信往无话不谈的朋友。1997年，47岁的诗人陈士果因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同时带走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晶莹剔透和充满温情的时代。
伟大的80年代，那是一个物质虽然匮乏但精神却无比丰盈的时代。与时下手机电脑等这些当代人的精神依赖物相比，那时的书信往来的联系方式确实显得滞后了很多很多。记得有一次我去株洲参加一个活动，等我千里迢迢地赶到株洲时，才知道活动取消的通知已于一周前寄往了哈尔滨。我就是在那次活动上，认识了和我一样遭遇的廖亦武、伊甸、柯平等诗友。20年后，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当年哪个活动的发起人、已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刘波时，刘波还深情地回忆起那次“未完成”的活动，并说起当年我和廖亦武等把酒谈诗，而他一个人在一旁帮我们粘贴报销的火车票等细节。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书信联络的这种方式滞后，说不定今生就会错过这几个朋友了。
现在，我还时常会有这样的幻觉：一觉醒来，我们又回到了鸿雁传书的时代：
鸿雁传书的时代/字字句句都带着体温/邮路万里/ 可抵万金的家书很重/重到可以飞起来
我翻寻着硬盘里的老照片/却找不回旧日的模样/写封信给儿时的伙伴/但五笔或全拼的问候实在是太轻了/轻得看不见也摸不着……

这绝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张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两个名词，都与你有关，一个是“归来者”，一个是“还乡团”，其实我看了你的新著《在场》——潘洗尘诗歌92首，从写作时间来看，你仍然一直在写作，并没有“脱手”，只是没有公开发表而已，而人们对一个诗人看他是否在场只是单纯的视发表情况来评断这个诗人与写作的关系，我以为是不严谨的，我认为只要他写作了，发表与否并不重要，因此我觉得你并不存在“归来不归来，还乡不还乡”的问题，此问题在你身上是不存在的，是个假命题，虽然在年限上你只拿出来92首诗歌，我相信你手中仍有大量的诗歌没有拿出来，只是你编选的角度令你隐避了别的一些诗歌，甚至相对来说有一些还是比较重要的诗歌，伊沙说他是用全集来写作的人，我想你是用你的一生来写作诗歌的人，你看我说的对吗？

潘洗尘：早就有人提醒过我，说现在诗坛上出现了两个与我有关的词儿：一曰“归来者”，二曰“还乡团”。但说心里话，至今我也没弄明白，这两个词儿到底与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词儿让我想到了艾青，第二个词儿让我想到了胡汉三。但我一个资格和诗都要比艾青差千差万倍人却做得肯定比胡汉三好百倍的人，怎么敢沾“归来者”的光又怎么就惹上了“还乡团”这个词儿呢？
总之，现在的诗坛，关注诗人写作本身的越来越少了，或者说关注诗歌文本的人越来是越少了，而关注诗歌现象、诗学概念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绝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诗歌写作者尤其是诗歌批评界当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才好啊。
至于我个人的写作经历，我本人更愿意接受你过去二十年只是“暂时离开了诗歌现场”这一说法。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我曾在1992年和2002年时曾尝试过重新写作，比如那首《饮九月九的酒》就是1992年的作品，当时发表后还于2000年被收进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但那两次都可以说是“浅尝辄止”，没有坚持下来；二是在一段时间内我虽然从写作的意义上远离了诗歌现场，但诗歌的火焰却一刻也未曾在我的心底熄灭过。从1986年至今，我一直订阅着国内出版的所有诗歌报刊，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从某种层面上说，那些年我还是可以通过阅读让自己和当代诗歌保持着一定的接触面。所以说，那些年我只是暂时离开了诗歌现场，很少写作和发表并与各种诗歌活动保持了一定距离而已。
可以说，一生都能写作，应该是大多数诗人理想的写作状态；而用一生来写作，则是我的写作理想。

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态度，让我自己都不禁有些肃然起敬……

张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在1980年代的中期辞掉那么好的职位（记者）去下海的呢？这样的大决定在当年犹关生死存亡，没有一身是胆的气魄或被逼梁山的境遇是很难抉择的？当下所谓的跳槽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情？1980年代出生的人恐怕更难考虑到一个人在那样的市场经济的发端辞去优厚的公职而自谋毫无保障的生路要经过怎样的内心交割和思想激烈的碰撞？

潘洗尘：当时，做为我供职的那家省报第一个辞职的人，我的行为确实令当时所有的领导和同事都大为不解。尤其是我的那份工作本身就来之不易，我之所以从师范类院校毕业可以不去做教师，那是因诗歌创作上的“小有名气”而受到了当时省里一名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的“特批指标”照顾。但就像我大学四年几乎没进过教室一样（当然我的功课也都是门门能过考试关的），一份悠哉游哉的党报编辑工作（虽然是编诗）显然也让我每天都觉得浑身不自在，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工作与自己“天降大任与斯人”的青春抱负更是离题万里。当时很多人都把漂洋过海作为可以出人头地的最理想途径，哪怕是在国外涮盘子洗碗也在所不辞。而我这个人又偏偏是一个怎么也不会拿一个陌生的国度来给自己的人生当天堂的人，所以，我当时要想给自己的人生求新求变，几乎就只有一个去处了——特区深圳。
从决定到最后成行，可能仅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直到临行的前一天我还一直在那家报社上着班，至今我还记得当那天下班前我突然向刚刚一起工作不到半年的同事们辞行时，同事们惊诧的表情。
现在看，我当时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态度，让我自己都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了。
是为了追求后来人们所说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人生理想？
简直就是胡扯！
这些都是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想也没用。
前路茫茫，一切都未可知！
而那一切的未知，才是冥冥中真正吸引着我的……

做一个知恶行善的人，是有福的……

张后：商场如战场，人的信用如履薄冰，好像是去年，你怎么那样不小心，轻易的相信了什么人？拐走你不少资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网上帮你贴了不少那个人的影印件，现在找到这个人没有？损失了多少钱？可不可以谈谈这件事的始末？也好让一些做生意的诗人朋友以此为鉴？

潘洗尘：那件事情，还是不谈太多为好吧。而且那也不是去年，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北京天问聘用的一个重庆籍的会计，私自从公司帐上挪用了一笔五十几万的资金就人间蒸发了。本来是可以报案追捕的，但一想到他可能确实没有偿还能力，并且老婆孩子的，即便是抓了他也可能还不上钱，还要判刑。所以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了。
至于我去年在博客上贴的那个声明，本意也不是找他还钱，要真找他报案就可以很容易抓到他了，我只是想提醒更多的人别再上他的当。
从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即做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产阶级。财富对于我来讲，只有两个意义：一是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些，二是可以为自己一生挚爱的诗歌办一点实事。
总之我认为，做一个知恶行善的人，是有福的。

事实上我又是一个非常自闭的人……

张后：可能在诗人堆中，洗尘兄你是活得最精彩最炫烂最健康和阳光的一个人？程宝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你：“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身名牌白衣白裤的打扮，非常适合他高挑的身材。作为一个成功男士，作为一家文化企业的董事长，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穿得帅气而高贵”，你满意你目前的现状吗？还有哪些理想和愿景等待推动和实施？

潘洗尘：我一直认为，生活是永远大于诗歌的。至于我还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能活得像我现在还在乡下的弟弟一样，上天也能赐与我两个女儿。由此说来，好像我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但事实上我又是一个非常自闭的人。经常是十天半个月也不会走出办公室一步，就连我的司机都说，我是整个城市里出门最少的人。所以你的“最精彩最炫烂最健康和阳光”之说我当然也只能理解成溢美之辞了。
严格意义上讲，现在的我已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了。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当然也就无所谓满不满意现状了，不知我这样的回答是否能令你和读者满意。
但这确实是我的现状。

一本即叫好又有发行量的诗歌杂志……

张后：其实我觉得以你现在诗歌圈子的力量，完全可以独立办一份诗歌杂志，而没必要“借壳上市”？完全可以以书代刊的形式获得公开出版？你现在是不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采用一种安全的迂回战术，等待文化出版的解禁，就像台湾那样放开出版物市场，简单注个册就完了，那时你就会如鱼得水进行有效的办刊物了？

潘洗尘：建国60年以来的中国诗坛，最具有体制意义的两本诗歌刊物，一本是《诗刊》，一本就是《星星》。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唯一可以借的“壳”，只有《星星》的理论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借这个“壳”也许就不能说没有必要，而且是很有必要了。
至于创办一份以书代刊形式的诗歌杂志，目前正在积极运作之中。也许不久，你就可以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都能看到一本双月刊的大型诗歌杂志《读诗》——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办刊方向，主要是针对目前包括业内高端读者群在内普遍存在的阅读缺失的现状，并从业内入手，从努力改变诗歌批评与研究重现象轻文本的格局开始，大力倡导细读和精读诗歌文本，并努力把一批真正的能代表当今诗歌创作水平的好作品推荐给更广大的诗歌读者群。我们深知，在《读诗》前面，已有《读书》、《读者》、《读库》等这样好的“读”字头杂志，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把《读诗》也办成一本即叫好又有发行量的诗歌杂志。
我想，这个由《读诗》双月刊（双月刊/书店发行）、《星星》诗歌理论月刊（月刊/邮局发行）和《诗歌EMS》周刊（周刊/免费寄阅）等三本从办刊方向到刊期、发行渠道都定位分明的诗歌杂志搭起的平台，今后应当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至于你说的“文化出版解禁”，那当然更是求之不得了。

当时我几乎不吃不睡……

张后：你今年《诗歌EMS》周刊的创立颇得玄机，乃神来之笔啊？令当今诗坛耳目一新，眼睛一亮？我立即收藏了七本，独缺苏历铭的，实际上我手中的七本是苏历铭大方地转送我的，他只保留了他自己那本，我争取收齐所有的《诗歌EMS》，届时还望洗尘兄期期寄予我才好？你创立的灵感是否来自于刚好收到谁寄你的邮递快件？

潘洗尘：今年是我写诗以来写得最苦也写得最多的一年，为了能让自己新的实践成果在第一时间接受读者的检验，今年4月份我曾产生过自印一本简易的《诗传单》随《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附赠的想法。但这个本来一闪而逝的念头，却触动了我想办一本国内刊期最短的刊物从而把更多诗人的诗歌新作快递到读者手中的神经。而为了实验自己这一想法的可操作性，当时我几乎不吃不睡，从组稿到设计、印刷完成只用了48小时的时间就赶出了前8期刊物。目前，这本每期全部32个页码都只发一个诗人新作的诗歌周刊已出版发行了32期，而其后来在业内产生的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应该说连我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诗人寄来他们的新作要求编入《诗歌EMS》周刊。

关注我的新的实验……

张后：《六月我们看海去》和《饮九月九的酒》这两首，我自己可能由于年龄的关系，我更喜欢后一首，虽然是饮酒，于我却似在慢慢品茶（生命如茶），酒的浓烈已在这首诗中散尽，只余下茶的芳香，而上一首却完全体现了少年人的青春血野像喝了一大碗老白干一样的激昂狂荡，“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两首诗创作时间竟相隔十年，十年啊，如果让你自己来选择，你自己更喜欢哪一首呢？“圆也中秋，缺也中秋”？

潘洗尘：从写作的意义上讲，我当然认为《饮九月九的酒》这首更成熟一些，因此自己也更偏爱一些。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读者能忘掉我的这两首早期的作品，而能从我2009年以来的写作开始关注我的新的实验……

我会让合作的时间尽可能地长……

张后：有个诗歌前辈曾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优秀的诗人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诗歌活动家，一个优秀的诗人是自己写作，一个优秀的诗歌活动家，是促使整个社会诗歌繁荣！我认为潘洗尘你全做到了，你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和优秀的诗歌活动家，你所操作的理论刊物《星星》下半月刊是当前中国诗歌理论最高端的理论刊物，它创刊两年来让中国诗歌理论有了更为博大生机的土壤？群体诗人有目共睹……你如何想到要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呢？老巢那个《诗歌月刊》的下半月停刊了，这种不赚钱干往里丢钱的刊物你能坚持多久？

潘洗尘：为何要接受《星星》的理论版，一方面的原因我已在前面提到过了，而另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它当时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一是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本诗歌理论月刊；二是它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和其母刊从内容上可以形成良性互补的“下半月刊”。
能坚持多久?这里面涉及到的未知因素很多,主要是政策上的。
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
总之，我会让合作的时间尽可能地长吧。
至少，我将努力不使这个合作项目因我的原因而结束。

难道真是名和利这些非诗的东西一直在作怪吗？

张后：创办刊物和大搞诗歌活动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创办一个“天问诗歌奖”或“潘洗尘诗歌奖”，以此激励和带动中国诗歌的局面？

潘洗尘：以前，在我刚刚回到诗歌圈时曾尝试着做过几个诗歌奖，但我很快就发现，当下的中国诗歌界诗歌奖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目前由于过多从而导致的过滥的评奖，对诗歌写作本身已经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潜在的伤害……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家对绝大部分名目繁多的诗歌奖项是如何产生的又都是怎样的成色早已心知肚明，却偏偏还都趋之若骛？难道真是名和利这些非诗的东西一直在作怪吗？
所以，至少在目前的诗歌生态下，我还不想再继续趟设立一个什么诗歌奖的这淌“混水”的。

兄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能不礼貌地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张后：你为什么写诗？

潘洗尘：兄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能不礼貌地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为什么要吃饭？不，更准确地说是你为什会谈恋爱？
当你自己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也就自然知道了我的答案。

潘洗尘简介：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董事长
《星星》诗刊理论月刊执行主编
《诗歌EMS》周刊出版人兼主编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
2000年开始陆续有诗作《饮九月初九的酒》、《六月我们看海去》等入选普通高中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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