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qxz007]

诗人：在没有根基的写作年代



于贞志/文



来北京几年，我一直不知道诗人刘以林的大名，直到有一天，在北京大学燕北园赵德明老师的书房里，我读到了刘以林在作家出版社新出版的诗集。赵老师是国内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翻译的大家，他所翻译的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的诗歌令人赞赏。那个下午，他从书架上取出刘以林的诗，要求我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一番评点，刚刚翻了几页，我就被刘以林完全不一样的写作震惊了。在那本书的后面，是他为自己写的一篇后记，题目似乎是《文学的破门令》，破门令是一个天主教的词儿，于中国的读者可说是一个生僻词，它的意思就是因为异端邪说被革出教门，看样子，刘以林是以“诗歌异端”而自居的。

赵老师与刘以林并不认识，书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的赠书。我开始在朋友中探问这个陌生的名字，后来终于在郭沫若故居的一个诗歌聚会上我认识了他。记得当时也没有说几句话，但可以感觉他是很豪爽的一个人，后来又断断续续有了几次会面，在一起的交流也不算很多，他似乎永远是一个在行动着的人，一个行色匆匆的人，但我自己却不揣浅陋，以为自己是与他有缘的，便赫然以熟朋友相认了。

最近的几日，与刘以林在一个清真餐厅里吃门丁肉饼，他带来了《诗七首》，要我写些东西。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了我，因为我感觉自己是没有资格来谈他的诗歌的。盛情难却，只有在这里不着边际说上几句。

我一直很反对前几年诗歌界流行的“诗歌要大于诗人，诗人应该从诗歌里消失”的说法，来自西方的这个说法虽然玄妙，却十足的没有见识。诗歌是一个具体的诗人创造出来的，诗人消失了，诗歌能够在哪里存在呢？如果一个诗人从他的诗歌里抽身出来，那么诗歌除了空洞的辞藻还剩下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诗歌界正是被这样的垃圾货色充斥着，所谓的诗歌在三流诗人的廉价生产线上被一首接一首制造出来。如果你抹掉这些作者的名字，那么所有的诗歌都好象是一个人写出来的。

但是在刘以林这里，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一个诗人，是他在那里提笔写下词语，成就诗篇。一个具体的诗人在这里是一个根本的点，从这个点上，最初的词从混沌中涌现出来，显露它们赤裸裸的峥嵘。在这样的一个语言世界里，是没有什么禁忌的，有的只是自由，用他的话讲，就是：“人在灵魂之上，灵魂在精神之上，精神在自由之上。”所以，他写作他的诗歌，而读者读他的诗歌，都是一个惬意的过程。在他的诗歌里，快感是重要的，如果在这个过程里他体会不到快感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一年时间就可以写出一本诗歌的。

从一个点上出发，他凭借自己的语词在大千世界里遨游。他“每逢作诗之时，即如臂生双翼，身为巨躯，飞高天，高天之上，数万明丽之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象这样的雄浑自在之境，几千年的诗歌史上又有几个诗人可以体会呢？这样的“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快意催人猛醒，感觉自己的灵魂出窍，而肉体飞翔起来，恍恍乎游于万仞之空，翔于八荒之野，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没有形体的大鸟，以风的无形羽翼从上大地起飞，扶摇而上碧落九天。

这一次仔细品味《诗七首》，有一个很出人意料的感觉：在他的诗歌里，占据核心的是他骨子里的“传统”的大美之所在。我最初是惊异于他诗歌词语的尖锐的力量，以及磅礴的大气，但是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不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是他沉静的核心，是纯粹的，东方式的诗歌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他几乎迷惑了所有的人，但现在我们打开他的词语，逾越明晃晃的锐利之后，会发现在他狂肆无状的外表下是陶渊明式的一个回归自然的“仙人”。他在诗歌里这样吟唱，“如同青狼回到青山/炉中大鱼跳进泉水，云来到家园”，而“摸一摸黄铜般的黄鹂，吧嗒一声亮羽生满全身。”他看见了“大鱼伏进深渊/摇开寂静进入寂静”。

何谓仙人？在古印度的梵文里，它的意思是出家避世僻居在山林里的苦行者，而在汉语里，仙字从山从人，意思是与依山而居与万物和谐的人。在古老的东方世界里，人与万物是一体化的，当人类进入现代，技术装备的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陷入迷失，狂妄，入天堂无门，进地狱无路，只有在天地间空荡荡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野鬼。在现代的都市里充满了人格破碎的不知幸福为何物的人，他们就是波德莱尔看见的雾中的鬼魂，也是艾略特诗歌中的空心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所归依，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根基。

而我们的诗歌现在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我们日日打磨的现代诗歌，最为可怕的一点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就是没有根基。它就好象是一朵极妍的花，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枯萎下去，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根，虽然美艳，终是空幻，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就象脆弱花瓶里的少许清水。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样的没有根基的诗歌写作在几十年后还有什么大的价值。

在这样一个地球越来越小的时代里，民族化的言论被人们鄙夷，只是无论如何，诗歌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找到自己的根，我们用我们的手去写西方的现代诗歌，正好象西方的嗓子在唱中国的京戏，虽然我们都可以做得惟妙惟肖，但终究是两回事。东方的诗歌根基在哪里？我以为是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日本的俳句，印度的大诗。我们知道亚洲的几个国家的诗歌审美是一致的，都是内向的，纯粹的，主张人与万物共处于和谐之境的，是“人卧在书里，长在茶里，伸展在燕子声里。”这样的。

王家新说：“只有在文学中才产生文学。”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文学的真正进步看起来好象是在退步，回到传统里去了，而那些叫嚣着标榜自己是先锋的人，只不过是在穷折腾，他们走上了一条歧路，把文学领入了一个难以为继的死胡同。中国古代的几次古文革新运动的口号都是复古，但却在实质上大大推进了文学发展，而今天刘以林的诗歌和他的思想在极为另类的外表下，骨子里却开放着真正的菊花，而这菊花，也正是东方诗歌的真正的价值核心。

时下青年诗人关于诗歌有几个提法：灵性诗歌，荒诞派，白话诗写作，新古典，我很惊讶地发现刘以林的诗歌处在诗歌新思想的交叉点上，很显然，他的诗歌是灵性的，他的意象是荒诞的，而他的写作是彻底的自由的表达，同时他的诗歌核心的美是东方的，古典的。

刘以林的诗歌里意象的密集度非常大，好象连珠弹发，叫人目不暇接，但他的内心是沉静的，直指向内心的。“没有声音，没有纤尘在天地万里远处讲一声小语。”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美国的诗人勃莱，他是深度意象派诗歌的主力，他的诗歌“漫无目的的/穿越田野，无所事事，真叫人舒畅/肉体活着，就象一株花草。《菊》” 与刘以林的诗歌“禽一样啄一根青草，衔在嘴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知道前期的里尔克是一个很平庸的诗人，从他开始创作咏物诗后，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刘以林的咏物诗歌是完全自由的，一切都可以入诗，突发出耀眼的光亮。关于咏物诗，在他的诗歌思想里，他特别讨论了诗歌的“像与不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与中国古代的诗人灵犀一点。清人孙麟趾在〈词迳〉里讲，“泥煞本题，词家最忌。托开说去，便不窘迫。” 清人邹祗谟的〈远志斋词衷〉里也谈到，“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

最后，我要说：中国现代诗歌有刘以林的诗歌，正如中国的先秦散文里有《庄子》，我相信这一点。





2003，3，21．世界诗人日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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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没有根基的写作年代



于贞志/文



来北京几年，我一直不知道诗人刘以林的大名，直到有一天，在北京大学燕北园赵德明老师的书房里，我读到了刘以林在作家出版社新出版的诗集。赵老师是国内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翻译的大家，他所翻译的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的诗歌令人赞赏。那个下午，他从书架上取出刘以林的诗，要求我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一番评点，刚刚翻了几页，我就被刘以林完全不一样的写作震惊了。在那本书的后面，是他为自己写的一篇后记，题目似乎是《文学的破门令》，破门令是一个天主教的词儿，于中国的读者可说是一个生僻词，它的意思就是因为异端邪说被革出教门，看样子，刘以林是以“诗歌异端”而自居的。

赵老师与刘以林并不认识，书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的赠书。我开始在朋友中探问这个陌生的名字，后来终于在郭沫若故居的一个诗歌聚会上我认识了他。记得当时也没有说几句话，但可以感觉他是很豪爽的一个人，后来又断断续续有了几次会面，在一起的交流也不算很多，他似乎永远是一个在行动着的人，一个行色匆匆的人，但我自己却不揣浅陋，以为自己是与他有缘的，便赫然以熟朋友相认了。

最近的几日，与刘以林在一个清真餐厅里吃门丁肉饼，他带来了《诗七首》，要我写些东西。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了我，因为我感觉自己是没有资格来谈他的诗歌的。盛情难却，只有在这里不着边际说上几句。

我一直很反对前几年诗歌界流行的“诗歌要大于诗人，诗人应该从诗歌里消失”的说法，来自西方的这个说法虽然玄妙，却十足的没有见识。诗歌是一个具体的诗人创造出来的，诗人消失了，诗歌能够在哪里存在呢？如果一个诗人从他的诗歌里抽身出来，那么诗歌除了空洞的辞藻还剩下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诗歌界正是被这样的垃圾货色充斥着，所谓的诗歌在三流诗人的廉价生产线上被一首接一首制造出来。如果你抹掉这些作者的名字，那么所有的诗歌都好象是一个人写出来的。

但是在刘以林这里，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一个诗人，是他在那里提笔写下词语，成就诗篇。一个具体的诗人在这里是一个根本的点，从这个点上，最初的词从混沌中涌现出来，显露它们赤裸裸的峥嵘。在这样的一个语言世界里，是没有什么禁忌的，有的只是自由，用他的话讲，就是：“人在灵魂之上，灵魂在精神之上，精神在自由之上。”所以，他写作他的诗歌，而读者读他的诗歌，都是一个惬意的过程。在他的诗歌里，快感是重要的，如果在这个过程里他体会不到快感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一年时间就可以写出一本诗歌的。

从一个点上出发，他凭借自己的语词在大千世界里遨游。他“每逢作诗之时，即如臂生双翼，身为巨躯，飞高天，高天之上，数万明丽之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象这样的雄浑自在之境，几千年的诗歌史上又有几个诗人可以体会呢？这样的“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快意催人猛醒，感觉自己的灵魂出窍，而肉体飞翔起来，恍恍乎游于万仞之空，翔于八荒之野，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没有形体的大鸟，以风的无形羽翼从上大地起飞，扶摇而上碧落九天。

这一次仔细品味《诗七首》，有一个很出人意料的感觉：在他的诗歌里，占据核心的是他骨子里的“传统”的大美之所在。我最初是惊异于他诗歌词语的尖锐的力量，以及磅礴的大气，但是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不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是他沉静的核心，是纯粹的，东方式的诗歌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他几乎迷惑了所有的人，但现在我们打开他的词语，逾越明晃晃的锐利之后，会发现在他狂肆无状的外表下是陶渊明式的一个回归自然的“仙人”。他在诗歌里这样吟唱，“如同青狼回到青山/炉中大鱼跳进泉水，云来到家园”，而“摸一摸黄铜般的黄鹂，吧嗒一声亮羽生满全身。”他看见了“大鱼伏进深渊/摇开寂静进入寂静”。

何谓仙人？在古印度的梵文里，它的意思是出家避世僻居在山林里的苦行者，而在汉语里，仙字从山从人，意思是与依山而居与万物和谐的人。在古老的东方世界里，人与万物是一体化的，当人类进入现代，技术装备的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陷入迷失，狂妄，入天堂无门，进地狱无路，只有在天地间空荡荡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野鬼。在现代的都市里充满了人格破碎的不知幸福为何物的人，他们就是波德莱尔看见的雾中的鬼魂，也是艾略特诗歌中的空心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所归依，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根基。

而我们的诗歌现在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我们日日打磨的现代诗歌，最为可怕的一点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就是没有根基。它就好象是一朵极妍的花，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枯萎下去，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根，虽然美艳，终是空幻，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就象脆弱花瓶里的少许清水。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样的没有根基的诗歌写作在几十年后还有什么大的价值。

在这样一个地球越来越小的时代里，民族化的言论被人们鄙夷，只是无论如何，诗歌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找到自己的根，我们用我们的手去写西方的现代诗歌，正好象西方的嗓子在唱中国的京戏，虽然我们都可以做得惟妙惟肖，但终究是两回事。东方的诗歌根基在哪里？我以为是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日本的俳句，印度的大诗。我们知道亚洲的几个国家的诗歌审美是一致的，都是内向的，纯粹的，主张人与万物共处于和谐之境的，是“人卧在书里，长在茶里，伸展在燕子声里。”这样的。

王家新说：“只有在文学中才产生文学。”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文学的真正进步看起来好象是在退步，回到传统里去了，而那些叫嚣着标榜自己是先锋的人，只不过是在穷折腾，他们走上了一条歧路，把文学领入了一个难以为继的死胡同。中国古代的几次古文革新运动的口号都是复古，但却在实质上大大推进了文学发展，而今天刘以林的诗歌和他的思想在极为另类的外表下，骨子里却开放着真正的菊花，而这菊花，也正是东方诗歌的真正的价值核心。

时下青年诗人关于诗歌有几个提法：灵性诗歌，荒诞派，白话诗写作，新古典，我很惊讶地发现刘以林的诗歌处在诗歌新思想的交叉点上，很显然，他的诗歌是灵性的，他的意象是荒诞的，而他的写作是彻底的自由的表达，同时他的诗歌核心的美是东方的，古典的。

刘以林的诗歌里意象的密集度非常大，好象连珠弹发，叫人目不暇接，但他的内心是沉静的，直指向内心的。“没有声音，没有纤尘在天地万里远处讲一声小语。”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美国的诗人勃莱，他是深度意象派诗歌的主力，他的诗歌“漫无目的的/穿越田野，无所事事，真叫人舒畅/肉体活着，就象一株花草。《菊》” 与刘以林的诗歌“禽一样啄一根青草，衔在嘴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知道前期的里尔克是一个很平庸的诗人，从他开始创作咏物诗后，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刘以林的咏物诗歌是完全自由的，一切都可以入诗，突发出耀眼的光亮。关于咏物诗，在他的诗歌思想里，他特别讨论了诗歌的“像与不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与中国古代的诗人灵犀一点。清人孙麟趾在〈词迳〉里讲，“泥煞本题，词家最忌。托开说去，便不窘迫。” 清人邹祗谟的〈远志斋词衷〉里也谈到，“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

最后，我要说：中国现代诗歌有刘以林的诗歌，正如中国的先秦散文里有《庄子》，我相信这一点。





2003，3，21．世界诗人日之夜

[山城子]

摇开寂静进入寂静

——学习这句！
_________________
诗是人生的雅伴儿。
山城茶居：http://coviews.com/weblog.php?w=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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