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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 文化频道 > 专题 >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诗人”李亚伟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诗人”李亚伟2006-04-08 09:25:48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授奖辞

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粗野而狂放的气质。他的写作，既是语言和想像力的传奇，也是个人身体对一个时代的隐忍抗议。他对生活的异想天开和执迷不悟，成就了他诗歌中勇敢而不屈不挠的品质。他在历史和现实、远方和当下、人与世界的缝隙里，努力谛听一个奔走、辗转的心灵所发出的细微声音，并以旁观者的身份，将这个声音放大。



他出版于二棗五年度的《豪猪的诗篇》，作为第一部个人诗集，就汇聚了他这二十几年来最为重要的诗歌声音。他的诗作曾影响一代人的写作，也曾启发后来者该如何正视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他身上浑然天成的诗人性情和生命气息，只能在精神漫游中被语言所捕获，正如他多年来和当代诗坛格格不入一样，这些都共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这个时代必然承受的孤独命运。


二棗五年度诗人·李亚伟

李亚伟，男，1963年出生。1982年开始现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胡钰、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作为80年代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最早多以在酒桌上朗诵的方式发表，后以一首《中文系》被传抄遍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李亚伟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的语言才能和反文化意义，使他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和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


《豪猪的诗篇》

花城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责任编辑：朱燕玲


《豪猪的诗篇》是李亚伟的第一本诗集。书中收录了李亚伟从1984年到2005年的135首(篇)诗歌和文论。诗集的名字“豪猪的诗篇”，取自于1984年他创作的莽汉诗《硬汉》中的一句“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身为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莽汉”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诗人，李亚伟的诗风既豪迈奔放又细腻妖娆；既有日常口语的通俗运用，又有古典意象的巧妙嫁接。他贯于打碎和重组传统的词语和句式，造成极强的外在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其作品表面看似粗放，实质文字考究，具有严肃机智的思想内核。可以说，他以20多年的诗歌探索与实践捍卫了汉语本身的品质和荣耀。


一个诗人最终会返回历史

朦胧诗应称为后“文革”诗歌

南方都市报：2005年出版的《豪猪的诗篇》是你的第一本诗集。据说在80年代，你和朋友们的作品传播方式最主要是在酒桌上，其次就是自印刊物。如今出了诗集，有什么感受？

李亚伟：这是第三代诗人的一个共同的状况，在当时发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规出版的文学刊物基本上是拒绝的：一个是我们年龄小，一个是我们的写作确实太新了。当时朦胧诗已经全国普及，但我们意识到我们跟朦胧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自己相当自信，但是基本上是发表不了的。因此我们就形成了诗歌圈子，圈子和圈子交叉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交流。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印刊物成本算是高的。而在1984、1985年，我的作品出得最多。

我一直做的就是一个“不发表”的诗人，或者说“地下诗人”。不仅是我，中国有很大一批这样的诗人，基本上写作不是为了发表，也不向刊物投稿。我有一个“骄傲”——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刊物《诗刊》和《星星》等寄过诗稿，虽然他们发表过我的作品。

南方都市报：李亚伟的名字总是和莽汉联系在一起。莽汉强调写作和生活的合一，似乎带有很强的表演性。

李亚伟：莽汉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有意制造出来的，确实带有表演性。它有两个层面，就外在而言，成立流派本身就有表演的意思，要出头露面，因此在写作上也是求新求异。在生活中，我们追求怪异时髦的打扮。在80年代，我不知道四川还有谁的头发比我更长。这些表演性有一个意图，就是和传统诗人相区别，就是说自己已经不是文学青年，而自认为是比朦胧诗更先锋的一拨人。

南方都市报：莽汉们承认自己没文化，并以此作为创作的新起点。

李亚伟：事实上80年代诗人的文化教育背景，比之前的诗人都要丰富。第三代诗人们在大学校园开始写诗，大学社团成为流派的雏形。为什么要强调没文化呢？当时全国的文学读者还是很幼稚的。“文革”间，人们离文化非常远，朦胧诗第一个把这个枯燥死板的门槛去掉，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热爱文学的潮流。我们也是从中熏陶出来的，但我们发现，读者、作者和刊物正处在一个虚假的文学热情当中，谈文化成了一个时尚。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时在武汉大学就卖了2万本。我们当时就不喜欢这种类似于癫痫的、对文化歇斯底里的热情。

南方都市报：这种过度的热情让人想起政治运动。人们似乎把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文化上来了。

李亚伟：对，对，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说这种对文化的热情是虚假的呢？

李亚伟：朦胧诗的思想和写法都是比较简单的。按照那么走下去，中国的现代诗歌就走不了多远，无法完成现代诗歌的革命。

南方都市报：那诗歌它本身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回到诗歌本身呢？

李亚伟：这与当时的情况是有关系的。所谓的朦胧诗，其实就是“今天”派这么一个诗歌团体肇始的，后来被理论界有意或者无知地朦胧化，由此将诗歌推向庸俗和虚假。你随便打开一个文学刊物，都是眼泪、蒲公英。

南方都市报：你所说的虚假是指朦胧诗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写作，而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态日益脱节吗？

李亚伟：它和当时的社会心态并未脱节，它写生活，也写爱情，可这诗歌里面的爱情比较幼稚，我称之为简易。

我认为，朦胧诗更应该被称为后“文革”诗歌。从它的内容和创作而言，应该划归为“文革”那块。“文革”期间没有诗歌，没有文学，政治就是一切。朦胧诗的出现，宣告那一切的结束。我们出来是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朦胧诗是不成熟的。

南方都市报：它哪些方面不成熟？

李亚伟：它的内容和语言都是不成熟的。内容方面大都表达对“文革”生活和政治的反思。现在有人谈论诗歌边缘化，我认为这是针对二十年多前朦胧诗热潮一种狭隘的比较，众所周知，朦胧诗出现之前，中国处于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我们一辈一辈的祖先，都曾有着丰富的诗意、有爱情、有细致温馨的生活，而刚好那个时期突然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没有温暖、没有美景、没有来世，没有对永恒的企盼，所以没有诗意，朦胧诗唱出了简易的政治情结和初恋式的简易的爱情，哪怕从诗艺和内容上来说都不够丰富和成熟，但已经足够让缺失爱和自由的一代人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朦胧诗和当时的小说——伤痕文学使饥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一代人大吃大喝了一顿集体精神伙食。迄今，我更愿意称朦胧诗为后“文革”诗歌或七十年代诗歌。朦胧诗时代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读者最多的时代，他有着全国遍布着文学青年的奇异景观，那些人是干渴和稀缺的年代即将结束时的暴饮暴食精神食粮的人民代表。全国的青年都写诗、读诗的时代在古代没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

莽汉和第三代诗歌

南方都市报：莽汉经常跟他们、非非等诗歌流派相提并论，你怎么看彼此之间的比较和莽汉在第三代诗歌中的面貌？

李亚伟：当时几个流派基本上是互相认可、互相欣赏的，互相并没有敌意和轻视，当时不认可的是朦胧诗。我们都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大家都在“拿来”。非非比较热衷于玩语言，莽汉和他们的追求确实有一些类似之处，但似乎莽汉更加热爱生活。莽汉特别强调诗歌的想像力。我曾经说过一个大话，这20年的诗歌，莽汉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想像力。有诗评家跟我讲，莽汉的想像力是其他诗歌流派所没有的。我通过自己的阅读，认可了这个想法。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文学中，有一类人物形象比较缺乏，就是流浪汉。似乎比较少有流浪汉小说，莽汉诗歌却旗帜鲜明地追求这么一种形象、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李亚伟：这是性格使然，物以类聚。但也不是莽汉独有的现象，那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大家都在外面，在路上。许多人热衷于在大学的讲台上朗诵、开讲座。莽汉们那时非常年轻，只有20岁、21岁，最大的二毛23岁。他们被生活所吸引，一直追求新鲜的东西。胡冬后来干脆一走了之，出国去了，再也不回中国诗歌界。

南方都市报：包括莽汉在内的第三代诗歌，在写作题材方面，就是远离所谓的宏大主题，而热衷于书写日常生活。

李亚伟：主要的一块是这样的，写个人、写生活。

南方都市报：这与90年代以后的“个人化写作”有何不同？

李亚伟：截然不同。80年代的莽汉以及非非中的杨黎，撒娇派的默默，还有他们中的于坚等诗人，与现实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而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与社会群体是隔膜的，抵达不了社会生活的层面。我听说还有一种“坚持写作”的说法，“挺住意味着一切”，我感觉这是对自己的诗歌写作缺乏信心。而在80年代，我们自高自大，从来不需要这种强制性的自我鼓励。

南方都市报：你写过一个评论，里面有一句话——“俏皮的悲伤欲绝的爱情诗”，这似乎能体现了莽汉的某种趣味。当时是否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莽汉行为？比如万夏行渡长江。

李亚伟：我觉得这是当时大学毕业生真实生活的写照。这是一群调皮的学生，一群走在生活前沿的人。生活本身还是很保守的，爱情本身还是很保守的，这群年轻人四肢发达，情感丰富，却不太适合当时的爱情生活，所以出现这种黑色幽默的爱情喜剧。

南方都市报：莽汉诗歌被认为是反知识、反社会、反文化的，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李亚伟：这是理论家的说法。当时我们是披着反文化的外衣，做先锋的事。这要联系到当时的具体环境，陈旧的文学思维成为人们的常识，而我们没有任何话语权。这是没有话语权的条件下，表现和突出自我的方式。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莽汉属于某个时代的诗歌形象，属于80年代，而放在今天这个场合，放在周星驰和吴宗宪盛行的时代，似乎有点尴尬。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李亚伟：莽汉是1984年出现的，到1986年就宣布解散了。但是莽汉这个词跟着我们几个作者走，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它曾经展现的个性太鲜明了。

南方都市报：但你同时认为，莽汉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

李亚伟：古今中外都有这种热爱生活、豪气冲天的人。不但有男莽汉，还有女莽汉、老莽汉、洋莽汉，他们不一定要写诗，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让你感受到，生活是一件充满乐趣、生机勃勃、无法无天的事。

停止写作十年

南方都市报：如果说莽汉这个形象在80年代是时髦的、前卫的、激进的，到了90年代以后，却有着某种类似于堂·吉诃德的无奈和不合时宜。

李亚伟：莽汉不是都没有了吗？莽汉们都做生意去了，都将近做了10年生意，基本上都在做书商。

南方都市报：这些做了书商的莽汉们还写诗吗？

李亚伟：许多人都停止写作十年。就我个人而言，90年代忽然对诗歌写作失去兴趣。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时养家糊口还没问题。我发现生意里面有更加浓烈的生活的气息。我认为这段时期的做生意对于写作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彻底投入了生活，更加了解生活。

南方都市报：在经过商业浪潮的洗礼之后，在90年代末新世纪初，活跃在80年代的诗人们重新写诗，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包括你自己？

李亚伟：我也是突然发现这个现象。很多80年代的老不要脸的都出来了，一个个膀宽腰圆、笑嘻嘻地又出来张罗诗歌活动，一会儿电子邮件、一会儿传真，重操起80年代“地下诗人”那副德行到处交流诗歌。物质始终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全部需求；物质不能满足精神的需要。只要是个眼睛会动、会说话的人，思想、艺术之类精神上的东西迟早会来收他的魂。

写作并不需要“圈地”

南方都市报：不少人提起你的写作，启发了一些后来者，比如口语写作，比如下半身。

李亚伟：莽汉和下半身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一个是文学取向的近似，一个是都源自大学社团，一个就是造反精神。

南方都市报：有的评论者认为，与下半身相比，你的写作更加“严肃而高贵”，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你认为莽汉和下半身的区别在哪里？

李亚伟：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我觉得诗歌里面没有高贵一说。可能他指的是我的写作时间更长，写作面更宽一些，更传统一些。

我认识的下半身们都很聪明、很有才华，与我们当时的状态非常像。他们条件比我们还要好，他们一出来几乎就有话语权，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他们的这种反叛和我们那会儿是一样的，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具有叛逆精神。

南方都市报：莽汉和下半身出来的时候，都是备受争议，尽管中间相隔了20年时间。

李亚伟：当时不少人把莽汉看做痞子，而下半身则让他们联想起腰带以下。这是因为诗歌观念在发展，而读者和评论家却没有发展。我觉得下半身这个提法没有什么不合适，它依然是一个新东西。

南方都市报：当下诗歌发表和传播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就是网络。你上网吗？

李亚伟：我上网，但几乎不贴作品，没时间。

南方都市报：有些人认为诗歌是一门慢的艺术，与网络并不兼容，你怎么看？

李亚伟：网络就是把话语权还给了每一个人。它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地回到古代——作品并不需要刊物的发表，而靠流传。古代有的诗就贴在庙宇的墙壁上、酒店的柱子上、甚至青楼的罗帐上，却口口相传至今，就跟现在在网络论坛上发帖子差不多。我希望能像古人一样诗歌帖子贴在大自然和生活中，不要去瞎投稿。

“好好活着，天天像样”

南方都市报：在《豪猪的诗篇》中，有一章专门写革命，为什么对革命情有独钟？你是如何看待革命的？

李亚伟：我觉得一个诗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从自己内心回到社会，他跟一个被流放的政治家回到社会不一样。他会走得更远、更不确定。一个政治家会想返回自己想象的社会位置。一个诗人则想返回到想象中的时间。革命毕竟是影响人类生活的最醒目的一部分。

南方都市报：《航海志》似乎是你写的最长的一首诗。

李亚伟：写《航海志》的时候，我意图不是很明显，想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社会、看生活。想用历史和地理对人生交叉扫描。

南方都市报：评论家李震有一个评语，李亚伟是以喜剧的方式来玩命，海子是以悲剧的方式来玩命。

李亚伟：诗人我觉得都有悲剧的成分，也有喜剧的成分，当然我可能更热爱生活。我不能说海子就不热爱生活。海子的诗歌有很多是很漂亮的，可能性格不一样，我肯定不会选择悬梁卧轨，我会选择诗人郭立家的一句口头禅：好好活着，天天像样。海子如果有一些痞性他还会自杀吗？

做一个“小诗人”

南方都市报：你说“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理、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为什么萌生这样的想法，豪气凌云的莽汉为什么甘于做“小诗人”？

李亚伟：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主要是想把诗歌和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等等分离开来。我宁愿寂寂无名，也不愿意用诗歌换取什么。自由和诗歌何等重要，重要的东西应该把它放在语法的外边。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要关掉公司，离开北京，去丽江办宾馆。为什么想离开北京？

李亚伟：它不是一个宾馆。我们接待的是背包客，一些艺术家、作家在这里呆下来创作。

在北京，我呆了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呆在这里干什么？我就自嘲说，李白在长安也呆了十年。十年够了。也许我这十年都在等着一个重要的电话，要委以重任，电话没来我就走了。(笑)我和张小波一说，他说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对。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被金钱套了这么多年，我突然醒过来了。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在北京，生活和自由是虚假的，整天都在饭局上打滚，每天都有很多扯淡的事要谈，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很多人可能会由此干到死。这次去云南香格里拉，是和默默、赵野一起做一个叫做上游俱乐部的旅店和工作室，是作家、诗人、艺术家呆的地方，又好玩，又能养人，还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和读书。

南方都市报：那些正在做书商的莽汉们听到你的决定，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李亚伟：他们都能理解，很多人都很赞同，但没有我这么大的决心。我认为他们也会像我这样的。现在有些朋友互相发邮件、发传真，交流诗歌，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诗歌又在召唤这一群人。

采写：本报记者 黄兆晖 实习生 陈坚盈摄影：宋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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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粗野而狂放的气质。他的写作，既是语言和想像力的传奇，也是个人身体对一个时代的隐忍抗议。他对生活的异想天开和执迷不悟，成就了他诗歌中勇敢而不屈不挠的品质。他在历史和现实、远方和当下、人与世界的缝隙里，努力谛听一个奔走、辗转的心灵所发出的细微声音，并以旁观者的身份，将这个声音放大。



他出版于二棗五年度的《豪猪的诗篇》，作为第一部个人诗集，就汇聚了他这二十几年来最为重要的诗歌声音。他的诗作曾影响一代人的写作，也曾启发后来者该如何正视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他身上浑然天成的诗人性情和生命气息，只能在精神漫游中被语言所捕获，正如他多年来和当代诗坛格格不入一样，这些都共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这个时代必然承受的孤独命运。


二棗五年度诗人·李亚伟

李亚伟，男，1963年出生。1982年开始现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胡钰、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作为80年代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最早多以在酒桌上朗诵的方式发表，后以一首《中文系》被传抄遍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李亚伟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的语言才能和反文化意义，使他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和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


《豪猪的诗篇》

花城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责任编辑：朱燕玲


《豪猪的诗篇》是李亚伟的第一本诗集。书中收录了李亚伟从1984年到2005年的135首(篇)诗歌和文论。诗集的名字“豪猪的诗篇”，取自于1984年他创作的莽汉诗《硬汉》中的一句“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身为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莽汉”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诗人，李亚伟的诗风既豪迈奔放又细腻妖娆；既有日常口语的通俗运用，又有古典意象的巧妙嫁接。他贯于打碎和重组传统的词语和句式，造成极强的外在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其作品表面看似粗放，实质文字考究，具有严肃机智的思想内核。可以说，他以20多年的诗歌探索与实践捍卫了汉语本身的品质和荣耀。


一个诗人最终会返回历史

朦胧诗应称为后“文革”诗歌

南方都市报：2005年出版的《豪猪的诗篇》是你的第一本诗集。据说在80年代，你和朋友们的作品传播方式最主要是在酒桌上，其次就是自印刊物。如今出了诗集，有什么感受？

李亚伟：这是第三代诗人的一个共同的状况，在当时发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规出版的文学刊物基本上是拒绝的：一个是我们年龄小，一个是我们的写作确实太新了。当时朦胧诗已经全国普及，但我们意识到我们跟朦胧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自己相当自信，但是基本上是发表不了的。因此我们就形成了诗歌圈子，圈子和圈子交叉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交流。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印刊物成本算是高的。而在1984、1985年，我的作品出得最多。

我一直做的就是一个“不发表”的诗人，或者说“地下诗人”。不仅是我，中国有很大一批这样的诗人，基本上写作不是为了发表，也不向刊物投稿。我有一个“骄傲”——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刊物《诗刊》和《星星》等寄过诗稿，虽然他们发表过我的作品。

南方都市报：李亚伟的名字总是和莽汉联系在一起。莽汉强调写作和生活的合一，似乎带有很强的表演性。

李亚伟：莽汉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有意制造出来的，确实带有表演性。它有两个层面，就外在而言，成立流派本身就有表演的意思，要出头露面，因此在写作上也是求新求异。在生活中，我们追求怪异时髦的打扮。在80年代，我不知道四川还有谁的头发比我更长。这些表演性有一个意图，就是和传统诗人相区别，就是说自己已经不是文学青年，而自认为是比朦胧诗更先锋的一拨人。

南方都市报：莽汉们承认自己没文化，并以此作为创作的新起点。

李亚伟：事实上80年代诗人的文化教育背景，比之前的诗人都要丰富。第三代诗人们在大学校园开始写诗，大学社团成为流派的雏形。为什么要强调没文化呢？当时全国的文学读者还是很幼稚的。“文革”间，人们离文化非常远，朦胧诗第一个把这个枯燥死板的门槛去掉，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热爱文学的潮流。我们也是从中熏陶出来的，但我们发现，读者、作者和刊物正处在一个虚假的文学热情当中，谈文化成了一个时尚。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时在武汉大学就卖了2万本。我们当时就不喜欢这种类似于癫痫的、对文化歇斯底里的热情。

南方都市报：这种过度的热情让人想起政治运动。人们似乎把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文化上来了。

李亚伟：对，对，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说这种对文化的热情是虚假的呢？

李亚伟：朦胧诗的思想和写法都是比较简单的。按照那么走下去，中国的现代诗歌就走不了多远，无法完成现代诗歌的革命。

南方都市报：那诗歌它本身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回到诗歌本身呢？

李亚伟：这与当时的情况是有关系的。所谓的朦胧诗，其实就是“今天”派这么一个诗歌团体肇始的，后来被理论界有意或者无知地朦胧化，由此将诗歌推向庸俗和虚假。你随便打开一个文学刊物，都是眼泪、蒲公英。

南方都市报：你所说的虚假是指朦胧诗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写作，而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态日益脱节吗？

李亚伟：它和当时的社会心态并未脱节，它写生活，也写爱情，可这诗歌里面的爱情比较幼稚，我称之为简易。

我认为，朦胧诗更应该被称为后“文革”诗歌。从它的内容和创作而言，应该划归为“文革”那块。“文革”期间没有诗歌，没有文学，政治就是一切。朦胧诗的出现，宣告那一切的结束。我们出来是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朦胧诗是不成熟的。

南方都市报：它哪些方面不成熟？

李亚伟：它的内容和语言都是不成熟的。内容方面大都表达对“文革”生活和政治的反思。现在有人谈论诗歌边缘化，我认为这是针对二十年多前朦胧诗热潮一种狭隘的比较，众所周知，朦胧诗出现之前，中国处于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我们一辈一辈的祖先，都曾有着丰富的诗意、有爱情、有细致温馨的生活，而刚好那个时期突然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没有温暖、没有美景、没有来世，没有对永恒的企盼，所以没有诗意，朦胧诗唱出了简易的政治情结和初恋式的简易的爱情，哪怕从诗艺和内容上来说都不够丰富和成熟，但已经足够让缺失爱和自由的一代人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朦胧诗和当时的小说——伤痕文学使饥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一代人大吃大喝了一顿集体精神伙食。迄今，我更愿意称朦胧诗为后“文革”诗歌或七十年代诗歌。朦胧诗时代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读者最多的时代，他有着全国遍布着文学青年的奇异景观，那些人是干渴和稀缺的年代即将结束时的暴饮暴食精神食粮的人民代表。全国的青年都写诗、读诗的时代在古代没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

莽汉和第三代诗歌

南方都市报：莽汉经常跟他们、非非等诗歌流派相提并论，你怎么看彼此之间的比较和莽汉在第三代诗歌中的面貌？

李亚伟：当时几个流派基本上是互相认可、互相欣赏的，互相并没有敌意和轻视，当时不认可的是朦胧诗。我们都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大家都在“拿来”。非非比较热衷于玩语言，莽汉和他们的追求确实有一些类似之处，但似乎莽汉更加热爱生活。莽汉特别强调诗歌的想像力。我曾经说过一个大话，这20年的诗歌，莽汉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想像力。有诗评家跟我讲，莽汉的想像力是其他诗歌流派所没有的。我通过自己的阅读，认可了这个想法。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文学中，有一类人物形象比较缺乏，就是流浪汉。似乎比较少有流浪汉小说，莽汉诗歌却旗帜鲜明地追求这么一种形象、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李亚伟：这是性格使然，物以类聚。但也不是莽汉独有的现象，那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大家都在外面，在路上。许多人热衷于在大学的讲台上朗诵、开讲座。莽汉们那时非常年轻，只有20岁、21岁，最大的二毛23岁。他们被生活所吸引，一直追求新鲜的东西。胡冬后来干脆一走了之，出国去了，再也不回中国诗歌界。

南方都市报：包括莽汉在内的第三代诗歌，在写作题材方面，就是远离所谓的宏大主题，而热衷于书写日常生活。

李亚伟：主要的一块是这样的，写个人、写生活。

南方都市报：这与90年代以后的“个人化写作”有何不同？

李亚伟：截然不同。80年代的莽汉以及非非中的杨黎，撒娇派的默默，还有他们中的于坚等诗人，与现实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而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与社会群体是隔膜的，抵达不了社会生活的层面。我听说还有一种“坚持写作”的说法，“挺住意味着一切”，我感觉这是对自己的诗歌写作缺乏信心。而在80年代，我们自高自大，从来不需要这种强制性的自我鼓励。

南方都市报：你写过一个评论，里面有一句话——“俏皮的悲伤欲绝的爱情诗”，这似乎能体现了莽汉的某种趣味。当时是否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莽汉行为？比如万夏行渡长江。

李亚伟：我觉得这是当时大学毕业生真实生活的写照。这是一群调皮的学生，一群走在生活前沿的人。生活本身还是很保守的，爱情本身还是很保守的，这群年轻人四肢发达，情感丰富，却不太适合当时的爱情生活，所以出现这种黑色幽默的爱情喜剧。

南方都市报：莽汉诗歌被认为是反知识、反社会、反文化的，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李亚伟：这是理论家的说法。当时我们是披着反文化的外衣，做先锋的事。这要联系到当时的具体环境，陈旧的文学思维成为人们的常识，而我们没有任何话语权。这是没有话语权的条件下，表现和突出自我的方式。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莽汉属于某个时代的诗歌形象，属于80年代，而放在今天这个场合，放在周星驰和吴宗宪盛行的时代，似乎有点尴尬。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李亚伟：莽汉是1984年出现的，到1986年就宣布解散了。但是莽汉这个词跟着我们几个作者走，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它曾经展现的个性太鲜明了。

南方都市报：但你同时认为，莽汉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

李亚伟：古今中外都有这种热爱生活、豪气冲天的人。不但有男莽汉，还有女莽汉、老莽汉、洋莽汉，他们不一定要写诗，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让你感受到，生活是一件充满乐趣、生机勃勃、无法无天的事。

停止写作十年

南方都市报：如果说莽汉这个形象在80年代是时髦的、前卫的、激进的，到了90年代以后，却有着某种类似于堂·吉诃德的无奈和不合时宜。

李亚伟：莽汉不是都没有了吗？莽汉们都做生意去了，都将近做了10年生意，基本上都在做书商。

南方都市报：这些做了书商的莽汉们还写诗吗？

李亚伟：许多人都停止写作十年。就我个人而言，90年代忽然对诗歌写作失去兴趣。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时养家糊口还没问题。我发现生意里面有更加浓烈的生活的气息。我认为这段时期的做生意对于写作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彻底投入了生活，更加了解生活。

南方都市报：在经过商业浪潮的洗礼之后，在90年代末新世纪初，活跃在80年代的诗人们重新写诗，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包括你自己？

李亚伟：我也是突然发现这个现象。很多80年代的老不要脸的都出来了，一个个膀宽腰圆、笑嘻嘻地又出来张罗诗歌活动，一会儿电子邮件、一会儿传真，重操起80年代“地下诗人”那副德行到处交流诗歌。物质始终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全部需求；物质不能满足精神的需要。只要是个眼睛会动、会说话的人，思想、艺术之类精神上的东西迟早会来收他的魂。

写作并不需要“圈地”

南方都市报：不少人提起你的写作，启发了一些后来者，比如口语写作，比如下半身。

李亚伟：莽汉和下半身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一个是文学取向的近似，一个是都源自大学社团，一个就是造反精神。

南方都市报：有的评论者认为，与下半身相比，你的写作更加“严肃而高贵”，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你认为莽汉和下半身的区别在哪里？

李亚伟：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我觉得诗歌里面没有高贵一说。可能他指的是我的写作时间更长，写作面更宽一些，更传统一些。

我认识的下半身们都很聪明、很有才华，与我们当时的状态非常像。他们条件比我们还要好，他们一出来几乎就有话语权，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他们的这种反叛和我们那会儿是一样的，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具有叛逆精神。

南方都市报：莽汉和下半身出来的时候，都是备受争议，尽管中间相隔了20年时间。

李亚伟：当时不少人把莽汉看做痞子，而下半身则让他们联想起腰带以下。这是因为诗歌观念在发展，而读者和评论家却没有发展。我觉得下半身这个提法没有什么不合适，它依然是一个新东西。

南方都市报：当下诗歌发表和传播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就是网络。你上网吗？

李亚伟：我上网，但几乎不贴作品，没时间。

南方都市报：有些人认为诗歌是一门慢的艺术，与网络并不兼容，你怎么看？

李亚伟：网络就是把话语权还给了每一个人。它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地回到古代——作品并不需要刊物的发表，而靠流传。古代有的诗就贴在庙宇的墙壁上、酒店的柱子上、甚至青楼的罗帐上，却口口相传至今，就跟现在在网络论坛上发帖子差不多。我希望能像古人一样诗歌帖子贴在大自然和生活中，不要去瞎投稿。

“好好活着，天天像样”

南方都市报：在《豪猪的诗篇》中，有一章专门写革命，为什么对革命情有独钟？你是如何看待革命的？

李亚伟：我觉得一个诗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从自己内心回到社会，他跟一个被流放的政治家回到社会不一样。他会走得更远、更不确定。一个政治家会想返回自己想象的社会位置。一个诗人则想返回到想象中的时间。革命毕竟是影响人类生活的最醒目的一部分。

南方都市报：《航海志》似乎是你写的最长的一首诗。

李亚伟：写《航海志》的时候，我意图不是很明显，想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社会、看生活。想用历史和地理对人生交叉扫描。

南方都市报：评论家李震有一个评语，李亚伟是以喜剧的方式来玩命，海子是以悲剧的方式来玩命。

李亚伟：诗人我觉得都有悲剧的成分，也有喜剧的成分，当然我可能更热爱生活。我不能说海子就不热爱生活。海子的诗歌有很多是很漂亮的，可能性格不一样，我肯定不会选择悬梁卧轨，我会选择诗人郭立家的一句口头禅：好好活着，天天像样。海子如果有一些痞性他还会自杀吗？

做一个“小诗人”

南方都市报：你说“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理、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为什么萌生这样的想法，豪气凌云的莽汉为什么甘于做“小诗人”？

李亚伟：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主要是想把诗歌和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等等分离开来。我宁愿寂寂无名，也不愿意用诗歌换取什么。自由和诗歌何等重要，重要的东西应该把它放在语法的外边。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要关掉公司，离开北京，去丽江办宾馆。为什么想离开北京？

李亚伟：它不是一个宾馆。我们接待的是背包客，一些艺术家、作家在这里呆下来创作。

在北京，我呆了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呆在这里干什么？我就自嘲说，李白在长安也呆了十年。十年够了。也许我这十年都在等着一个重要的电话，要委以重任，电话没来我就走了。(笑)我和张小波一说，他说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对。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被金钱套了这么多年，我突然醒过来了。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在北京，生活和自由是虚假的，整天都在饭局上打滚，每天都有很多扯淡的事要谈，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很多人可能会由此干到死。这次去云南香格里拉，是和默默、赵野一起做一个叫做上游俱乐部的旅店和工作室，是作家、诗人、艺术家呆的地方，又好玩，又能养人，还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和读书。

南方都市报：那些正在做书商的莽汉们听到你的决定，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李亚伟：他们都能理解，很多人都很赞同，但没有我这么大的决心。我认为他们也会像我这样的。现在有些朋友互相发邮件、发传真，交流诗歌，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诗歌又在召唤这一群人。

采写：本报记者 黄兆晖 实习生 陈坚盈摄影：宋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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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豪猪的诗篇》
下回到国内要买来，值得研究。
许久没有这种有所期盼的感觉了。
能否在未来某个时刻邀他来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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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I am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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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I find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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