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一条汾河门前过

星期四 十月 16, 2014 10:54 am



  简杨

  一
  我后来追溯自己为什么会学了医时,象很多事情那样,仍然还是追到了大姐
的头上。
  我大姐丁汝兰在我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我再见到
她时,她嘴唇干裂,脸色枯黄。除了头发和眼珠的那点黑色外,她整个人似乎都
被病房里的白色吞噬了。
  大姐问我:“强强,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会。”
  “往哪儿记?”
  “心里。”
  大姐见我拍着自己的胸脯,便微微笑了起来。
  我小心地问:“大姐,妈说你就要上路了,在给你做新衣服。什么是上路?”
  “上路就是死,”她凄然地说。
  我又问:“你不要我们了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里又复归呆滞。
  我走出来,看见我母亲正向一个医生哀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医
生一边嗫嚅地说他会尽力而为,一边却退着走开了。我拉了一下母亲的手说:
“妈,大姐不会死,要救她还得靠我。”
  大姐重病痊愈之后,便开始和一个男人约会。男人叫黄国华,我和其他的几
个姐姐都不喜欢他,嫌他丑,矮,还有慢性肝炎,根本配不上大姐。
  大姐约会的时候常去看电影。她每去之前,别的姐姐就说她应该把黄国华踢
掉。每听到“踢”那个字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画面:我大姐正站在
南宫电影院最高的台阶上,黄国华则抱着头从上面滚了下来。姐姐们对黄国华很
不恭敬,一直到他和我大姐约会了好几个月后,她们还是当面叫他“喂”背地里
叫他“小黄”,要多野蛮有多野蛮。
  我大姐嫁的那一天,母亲把正要走出门去的大姐和黄国华叫住。她对黄国华
说:“小黄,我这个女儿受了很多罪,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她今天一走
出这个门,就是你的人了。我现在让你好好照顾她,我也知道你会一口答应。可
你把她带回去后,会把她怎么样,我却根本看不见。但我还是要请你看在我这把
年纪的份上,好好待我的女儿。”
  黄国华走回来,认真地说:“妈,我现在怎么保证你都没有用,以后你就知
道我的为人了。”
  他和我大姐下了楼,门口的鞭炮响得震天。我回来的时候,听见另外两个姐
姐在说大姐很傻,放着李家的大儿子不要,不知为什么,非要和人家崩。
  我这才记起,大概在一年前,有个年轻男子来过我家几次。他很英俊,每次
来的时候,母亲总有些手足无措,让人家在过厅里的饭桌旁坐着。他话不多,等
大姐的时候,一见我从屋子里探出头看他,便会笑一笑,叫我过去,让我玩儿他
钥匙链上的水果刀。等大姐出来了,他就会马上站起,对母亲说:阿姨,我们走
了,我晚上会把汝兰送回来。
  母亲有一次在他们走后说:人是个好人,但和你大姐终究是不相配。
  我的那几个姐姐正在贬低着黄国华议论着李姓的男子时,我母亲把桌子拍了
一下,大声呵斥道:“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提起那个人的话,我就会把她的舌
头剁掉!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背后不叫黄国华姐夫而叫他小黄的话,我也会把
她的舌头剁掉!”
  她这样发了脾气的三天后,黄国华陪着我大姐回门了。那几个姐姐齐齐地站
在门厅里,恭恭敬敬地向黄国华问好:姐夫,你来了?
  可怜的黄国华却吃惊地把她们一一看过,又朝大姐和母亲看去,不知道出了
什么事。
  我母亲共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老小。她
一生象我前妻那样非常头痛大家庭,不止一次说到如果不是我父亲当时坚持,她
在生完我三姐之后便会结扎。“这样一来,”她指着在三姐以后出生的我们说,
“根本不会有你,你,还有你。”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一直有些国王的感觉,有一次听见她又那么说时,便
自以为特殊地问:“连我也不要?”
  母亲笑:“尤其是不能要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咱们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没有这么多人,大家就有皮鞋穿,有好衣服穿,有肉吃。你看你惹了多大的麻
烦。”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玩笑,但很多年后,却觉得那也是她的真实心情。我父亲
死后,一直没有出门工作的她,便开始做临时工:秋天时到菜窖里储存白菜,夏
天在居委会折叠书页,平时家里还总有大姐从纺织厂领回来的棉纱,母亲拆了再
让大姐送回去,增加零用。我相信母性伟大,但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种处境,我母
亲其实早就非常无奈了。没有大姐的帮助,她是无论如何也伟大不下去的。
  大姐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她人长得非常漂亮,据说曾有过两个外号:纺织
厂皇后和大院之花。她出阁的那天,我们那个宿舍大院里,挤着看她的人很多。
一直到她四十岁以后,我一个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姐姐还羡慕地说:大姐,你怎么
能长成这样?大姐笑道:你不能什么都有,你得给我这个穷人一点儿活头。
  据说大姐正当年华的时候,追她的人很多。每一次对上门来找她的年轻人,
她总是说:我的弟妹多,我要是嫁了你,你必须帮我负担我母亲这边的生活,要
负担到我三妹有了工作时才行。我三妹今年才上初中。年轻人就退了。但听说有
个人这么问过她:我想娶的是你,不是你们家人;再说,你凭什么觉得别人就得
帮你?我大姐说:我凭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因为我长得比你见过的人都漂亮,
因为我如果不是家境不好,你连话都不敢跟我说。你就是帮了我的弟妹,你还是
得了好处。不过,现在你就是想帮我,我也不会同意了。那个人便落荒而逃。
  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象大姐那样的。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她就没有浪漫过。谁
要和她谈恋爱,就必须先和她谈她的弟妹,如果不谈她的弟妹,就没有恋爱。如
此简单。我曾觉得大姐古怪,那些年轻人可怜。我长大了之后还向大姐问起过关
于她当年的传言。她笑笑说:我不是不懂浪漫,我也不是不知道凭着自己的容貌
可以得到什么。我以前在大街上见过年轻人因为回头看我撞了车的,我也有在一
个周末收到过四五封情书的经历,我还常在背包里发现电影票和礼物。追我的有
高干子弟,也有大学生。我要是稍微自私一点,肯定会嫁一个比你姐夫有钱的人。
但那些都不重要。你想想看,如果我只顾自己嫁得好,你和你四姐,五姐后来能
不能都上大学?
  我摇头。
  她然后直视着我说:强强,我不图你的回报。但今后你要是不好好做人念书,
我不会给你好看!
  二
  我在大姐家从初一时就开始住,一直到了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遇见了我姐夫
那样好脾气的人,我不会住那么久,也不会住得那么心安理得。
  我家住在汾河西岸一个工厂的宿舍里。桥西是太原人对迎泽桥西边那一大片
地方的统称。太原市的桥,在当时有两座最为有名。一座是迎泽桥,从我记事以
来就立在那里。在太原,被称作“迎泽”的地方和东西很多,如迎泽大街,迎泽
饭店,甚至连一种肥皂的牌子也用了迎泽。这一切的得名全是因为一条叫作迎泽
的大街。那条长街据说是专门为了迎接毛泽东到太原视察而建的。街道宽阔笔直,
两侧建筑整齐划一,从太原火车站开始,一直通向汾河东岸,长达十华里,确实
有些帝王气度,因此,太原人有时候会叫那条街是小长安街。把汾河东西两岸连
在一起的那座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叫成了迎泽桥。迎泽桥的北边,有一座古朴
的水泥桥,是日本人占领太原期间造的,大家都叫它是洋灰桥。与迎泽桥不同,
从那里经过的多是农民的马车和拖拉机,桥身窄小,一辆卡车就可把桥面占满。
汾河在我的记忆里,大多时间是干涸的。自六十年代汾河水库上马之后,汾河在
太原境内的流段就成了“浊汾”和“干汾”,只有在水库偶尔放水和雨季来临时,
浑浊的河水才会缓缓溢满半个河床,艰难地流向远方。而那两座桥,相伴于干枯
断流的河床之上,岁岁年年,虽经风吹雨打,陈旧不堪,但却依然顽强屹立。
  大姐家在太原市的后铁匠巷,从繁忙的大南门左转,那条巷子就藏在迎泽大
街一连串建筑的阴影里。小巷里有一所在很著名的中学,叫作太原市三中。我上
小学时母亲就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大姐家,这样,我考初中的时候因为成绩还马虎,
便顺利地进入了那所中学。我们高考的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上了大学。光
我们那个班就有二十多个人上了重点,我和我前妻都在其中。
  后铁匠巷里清净整洁,太原旧城的一些影子依然能从一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看
到。那时,全城最高的一个建筑是迎泽大街上的八角大楼。每天,当我从大姐家
的平房出来向三中走去时,就总会看到那座楼的背影。记得楼刚刚建成的那一天,
我姐夫曾指着那座楼数来数去,告诉我它真的是有八个角。他又要我好好学习,
要我将来考到北京去上大学,毕业了就在那里找个好工作;出差回太原时,说什
么也要在八角大楼住一夜,他也好去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样。
  记得初次见到姐夫时,我觉得他平常,甚至丑,但我后来就忘记了他的相貌。
我因为从上初中时就几乎住在大姐家里,和姐夫的感情也就一半象兄弟一半象父
子。他人很聪明,在太原一个工厂的试验室当修理工,回了家就是折腾无线电,
家里到处是电极板。我上初中刚学电和磁场时,十分吃力。当物理老师将他的拳
头当成两极转来转去时,我头晕眼花,很快就失去了方向。如果不是姐夫在家教
我,我是不会越过那个坎儿的。越不过去,就不能考出省,就没有了后来的北京,
更别提医学院了。
  在大姐家我共住了六年。后来离开太原到北京学习和工作时,我一想起家,
倒不是汾河桥西边我母亲的家,而是大姐和姐夫的家,那条安静古老的小巷,早
晨那在淡雾中有些迷蒙的阳光,路上那一大片被八角大楼的背影投下来的阴凉,
姐夫用铜管给我做的一盏台灯,我们的一些笑声和争执。
  我姐夫的生活极其简单,由于他的肝不好,他一直不沾任何烟酒。吃过晚饭,
他总是坐在房里摆弄那些无线电电极板。他背弓着,眼镜支在他的鼻梁上。我起
初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会兴奋地叫我过去,让我听那些静电的模糊的声
音。他对我说他在装一个录音机,但和家里那个熊猫牌的半导体不一样,这个东
西能让人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装好了,你就可以学外语用。”
  大姐在纺织厂上班。她曾经做过劳模,好像不是万米无疵点就是十几万米。
我很骄傲。但初中的一年,学校组织我们到纺织厂参观时,我却只觉车间里机器
轰鸣,震耳欲聋。戴着工作帽身材弱小的女工们,匆忙地穿梭在车床之间。我当
时非常难过。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也第一次懂得了为什么大姐会经常对
我们说:声音大点儿,我刚才没听清楚。
  大姐坐班车去上班,接送站在铁匠巷附近的南宫电影院。南宫是一片乳白色
的建筑,由于长年黄沙的吹打,颜色已有些灰白,但仍是迎泽大街上的一道独特
风景。走进南宫,柳树深草比比皆是,晨练的人们很多,但南宫的大小角落却把
人们隔开了,人仍然可以闹中取静。等大姐上了班车之后,我就找个地方去背单
词,不多,一天十个。我曾想过,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就能背三千六百多,高中
毕业的时候,十五万多个,没准儿英语词汇都没那么多呢。那样去想的时候,我
总是不能不得意。我背了外语回来,大姐的班车已经不在了。晚上,姐夫把饭做
好了,便会说,走,接你大姐去。他推着那辆二八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和我一
起往南宫走。大姐回来的时候,头发总是凌乱了,脸上也有倦容。见了她,姐夫
就把她手里的饭盒背包拿过去,然后把手张开,夸张地一指他的自行车说:老婆,
专座!女工们就笑,说黄国华真是一个活宝。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姐夫让大姐先回去,说他要带我到夜市上看一会儿。大
南门那儿有个很大的夜市,卖什么的都有。在亨得利钟表店门口,人们围成一堆,
中间是一个简陋的砖灶,炉口里炭火旺盛,一口大得能让人跳进去洗澡的锅上正
热气蒸腾。一个胖大汉子站在锅前,脑袋上放着块白不白灰不灰的毛巾,毛巾上
是一团面。他手里拿着两片利而薄的刀片,汗流浃背,手起之间,刀削面便如片
片飞花,飘入锅里。围观的人们连声喊好。汉子也就更加卖力地表演起来。但他
不象别的做面师傅,头发根本没剃。姐夫问我想不想吃一碗,我说不吃,怕做饭
的把头皮都掉进去了。那个人听见了,就把两个片儿刀停在半空,大声嚷嚷:
“谁说的,谁说的?有种的你就给爷爷我站出来!”我和姐夫就往后面退。退了
没几步,那个削面的又开始表演。我突然大着胆子吼了一声:“爷爷我不是没种,
是恶心你今天连头也没洗就敢出来招摇!”那人就把面“噗”地一声摔在案上,
朝我的方向走来。
  姐夫低声说:“强强,你快跑吧!不跑就没命了!”
  我撒腿就跑。那个人追着,喊着,我用了快二十分钟才甩了他。我到了家后
半个多小时,姐夫也回来了。问他怎么才回来,他笑说,他当时也是想跑的,但
吓坏了,连动也动不了。后来又想跑,还没来得及,削面的却已经过来了,一把
扯着他的领子问那个混小子朝哪儿去了。姐夫连想都没想,就朝铁匠巷那边指了
一下。他往家走的路上,还碰见那个人,气喘吁吁地,说混小子爬上了房,没抓
到,又谢姐夫给他指了路。
  大姐不干了:“你就真给人家指路了?你也不怕强强被人家打死?”
  姐夫不好意思地说,他慌忙之中没有细想。
  大姐就把我拉过来让他看,说我从房上掉下来的时候,裤子都扯破了。
  姐夫盯了我一阵,大笑起来:“你都一米七多了,裤衩儿还穿大花布的?”
  我以牙还牙:“你都快四十了,人家刑具还没有用,你就招了?”
  姐夫憨然一笑道:“招了就招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软骨头,关键时候有你
就行了。”
  三
  我那时候经常闯祸。初中的时候,我对一个叫王秀子的女生非常一厢情愿,
总喜欢坐在窗口看她经过。她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当她穿着玫瑰红的裙子出现时,
我总是想入非非。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生给她献殷勤,就把那人叫到操场上打
了一架,还把一块儿煤糕扔了过去,把人家的后脑勺儿都砸破了。煤糕什么东西?
就是把煤面子用水和好,制成坯子,晒干了烧火做饭,比砖头还要硬的那种东西。
那个人命大,居然没有被我打死。
  大姐和姐夫都被班主任叫去训话。班主任说丁强本来是个好苗苗,但最近上
课时又写情书又发呆的,这样下去别说上大学出省了,连中学都毕不了业。
  大姐回了家,黑着一张脸,二话不说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根撵面棍儿。姐夫说:
“别着急,让我和他先说说。”
  他就把我从他背后拉出来,说:“强强,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想到北
京去上大学吗?可你这么下去,别说北京了,就是山西大学也不行啊。你看我和
你大姐,没赶上好时候,没上过大学。你条件这么好,你怎么就不开窍?”
  大姐不耐地说:“他是猪脑子,跟他讲道理是不行的,要打!”
  我躲在姐夫身后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
  大姐听了便象一个母老虎那样扑了上来,嘴里还喊着:“你个混帐连我的话
也不听了!你吃了我家那么多饭,我都喂狗了?你给我吐出来!”
  我道:“吃就吃了,吐不出来了!”
  大姐推开姐夫又一次冲了过来:“不吐我就打死你!把你的屁股打烂,打得
象菜花那么烂!”
  我跑了出去。当下就骑车返回桥西母亲家里。我赌气说,我再也不去大姐家
了。母亲说:“你还以为你是老几,就怕你以后想回都回不去了。”我说:“回
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我就有些后悔自己的举动了。我从铁匠巷骑车回桥西,
要三十分钟左右,一天往返四次,清晨即起,天黑回家。太原风沙大,每到黄昏
起风的时候,人就象在旋涡的中心,心里绝望而烦恼。尤其是当我骑到了迎泽桥
上,在汾河上下那一片空旷开阔的地带,风刮得非常肆虐,骑到家里时,脸早已
冻得麻木,等渐渐暖和起来时,牙齿又冷得让人痛苦。我跟母亲说我还想回大姐
那儿住,母亲说她说了不算,我得自己和大姐说。可事情都过去两个月了,大姐
对我还是黑着张脸,她那个样子弄得姐夫都不敢跟我怎么说话。一天中午,下起
了大雪,我就到大姐家去了。没想到她那天倒班,在家。
  姐夫见我来了,就要盛饭。大姐把碗夺了,说:“你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
  我扭头就走,姐夫扯住了我,又把一碗饭放到我跟前。
  大姐说:“你是想吃完了今天这顿饭就走呢,还是以后就不走了?”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要是只吃这一顿,我就不废话了;但要是还想象以
前那么住下,你就得守我的规矩。”
  我低声问:“什么规矩?”
  大姐就说了一大堆:不能和人打架,不能给女生写情书,考试要在年级的前
五名之内。我统统答应。那天晚上,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大姐过来问我,那个女
生漂不漂亮。我说哪有什么女生。大姐说,“你千万不能分心。先要考上高中,
再上大学。凭你的长相,只怕今后是女孩子跟在你后面追呢。”我说,我谁也不
要。大姐就笑,说,“那个人那么厉害呀。”我就吞吞吐吐地说,王秀子比我学
习还好,以后肯定是要考到重点大学去的。我又告诉大姐说,她考哪儿,我就考
哪儿。大姐叹口气:“你这么小,说说算了,千万别陷进去,搞不好,会伤害自
己一辈子的。”我见她头一次这么和我说这样的话,就大着胆子问大姐是怎么和
姐夫认识的。大姐说,她有次去医院看病时遇见了姐夫。姐夫多嘴,问了她一句
话。如此而已。我问是什么话。
  大姐说:“‘那位女同志,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相信地看了姐夫一眼,他还在那儿折腾那堆电线。
  “就那么一句话?”我问姐夫。
  姐夫看了我们一眼:“就那么一句。不过,你大姐那时眼睛里根本没我,这
几年才变了,眼睛里快没有别人了。”
  大姐笑笑:“行了,少说一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后来我悄悄问过姐夫,别人是谁。姐夫说是李家老大。我说人家没名字吗。
姐夫说,是个外号,你知道人家名字要干什么。我说这外号听上去象个黑社会的。
姐夫说外号是不怎么好听,可人家又有钱又有权,活得滋润多了。不过,我看姐
夫说话的口气,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姓李的人,大姐也不在乎。我后来常听见姐夫
这么说:“我要是象李家老大那么有本事,你就不会吃这么多苦了。”加级,分
房子,提干,很多次他都半真半假地说过,还问大姐后不后悔。大姐说:“你要
是他就糟了。”一段时间,那个人成了一个他们夫妻间调侃的话题。只是有一次,
我半夜醒来,听见里屋里大姐还在和姐夫说话。姐夫说:“其实那个人还是不坏
的,你不要再记恨他了。”大姐说:“我早就不恨他了,要是还恨他,我就对不
起你了。”
  我后来就很少去接送大姐了。大姐常在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踪影。姐
夫还是很执着,上下班的时候到南宫去接送她。他那一年更小心了,因为大姐有
习惯性流产,而到冬天时她又一次怀孕了。他们每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听见姐
夫在叮嘱大姐:你小心点儿,这儿有个坑。或是说,站在那儿别动,等我把这辆
车往里面靠靠。
  但大姐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她有一天去上厕所,刚进去不久便凄厉地大叫了起来。院子里的人都跑了出
来,姐夫冲进去,一会儿把她抱了出来,邻居们帮着,把大姐放在一个板车上。
我姐夫让我回去告诉母亲,说完便拼命地蹬着板车走了。
  我和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姐已经稳定下来了。医生对母亲说,不要担心,
只是宫外出血,已经控制住了。正说话间,大姐又在里面大哭了起来,一个护士
手里抓着一团血乎乎的纸,匆匆地走了出来,那个医生跟着她,我们跟着他们,
一直走到一个女厕所门口。医生不让我们进去。两个人在水槽那儿把纸看了一下。
我听见护士紧张地说:“不光有血,连组织都看见了。”
  母亲就问我什么是组织。
  我说:“组织就是人肉,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肉。”
  母亲身体晃了两下,靠在我身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大姐在一个多月后才出了院。我姐夫蹬着板车,母亲坐在大姐身边,不时为
她掩着棉被。我自行车上挂着大姐用过的脸盆和被子,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大
姐不时睁开眼睛问:到家了没有?到了没有?
  我大姐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纺织车间。她到工会做了干部,名字好听,但只是
组织些活动,发电影票,给职工分东西什么的。我姐夫在大姐住院后,跑到大姐
单位的人事科里,一反常态地闹,要人家给大姐换工作。人家说不行。我姐夫问
为什么。人家说丁汝兰是市劳模,不当纺织工了,怎么行?姐夫说:你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我老婆反正是不能回车间了。但无论姐夫怎么说,大姐还是调不出来。
姐夫就找了个人。那人给大姐的单位打了个电话,大姐就从车间里调出来了。
  “你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我问。
  “算不上朋友,”姐夫说,“强强,这事儿你谁也不能说。你要说了,我以
后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
  大姐从医院回来后,姐夫依然接送她上下班。有一回,我又跟他去接大姐了。
在班车门口,姐夫说什么也要让大姐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位上,他则走着,推着大
姐。走到铁匠巷附近,姐夫对我说,我们先回去了,你自己慢慢走吧。然后他蹬
上车,突然把身体从自行车上立起来,在无人的小巷里把自行车扭来扭去,大姐
骂他疯了,他只是大笑,两个人很快就消失在远处。我慢慢走着,不由幻想着自
己今后会有的相似的幸福,我想拥有他们两个人一样的笑声。当然,载着我和王
秀子的,绝对不会是姐夫那辆破自行车了,而是火车、飞机、游艇之类更高级的
东西了。
  一年之后,大姐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忙着给他起名字,酸的有象黄
书桓,土的有象黄保国,洋的有象黄约翰,怪的有象黄璜的,反正什么名字都有。
念出来,连起名字的人都恨不得要抽自己嘴巴子。我一向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说,
小名她已经想好了,叫棒棒。大名谁也不能起,得姐夫起。我姐夫脱口而出:
“黄志达,志在必达。”我笑道:“这么有学问!”问他儿子将来要达什么志,
姐夫说,“没什么志,就是上个大学,找个好工作,不用象我们这么辛苦。”
  棒棒生下来的时候,姐夫的录音机也快做好了。一个晚上,他叫我和大姐都
过去,得意地按了一下,棒棒的哭声就从里面响了起来。姐夫催我们说话,我说:
“姐夫,你真的做成了?”他说:“我从不吹牛。”大姐这时正哄着棒棒,说棒
棒听话,睡觉吧。姐夫就把磁带倒回去,将我们三个人的声音重复着。他得意地
问:“怎么样?”
  正说话间,电停了。我遗憾地啊了一声,姐夫叫大姐把所有的电池找来。大
姐就借着月光忙碌了一阵,把电池都堆在姐夫面前。录音机又可以用了。姐夫说:
“你们不能光说话,唱点流行歌曲什么的,也对得起我的辛苦。”我让大姐唱。
姐夫笑道:“她的嗓子不能听,一唱歌就会把棒棒吓醒的。”大姐笑着把棒棒递
到姐夫手里,走到了里屋,一会儿她出来了,哧地一声划着了一根火柴,火苗照
着她微笑的脸。她把几滴蜡油倒在桌上,把蜡烛放好,说:“强强,你念一段外
语吧。”
  我就把英语书拿出来,结结巴巴念了一阵。姐夫抱着棒棒,拍着他的背,笑
眯眯地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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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星期四 十月 16, 2014 11:04 am    发表主题:    

十四
  我母亲生日的那天,我把她的寿宴摆到了竹青。此前唐凯丰一再要感谢我,
坚持要我把宴席办到他那里。我去结帐的时候,正碰上唐凯丰也在请客,他执意
要去看看我母亲,我也想让家人见见这个朋友,便领着他向我们的包间走去。
  我大姐刚好从洗手间出来。她那一晚稍微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湖蓝色的呢
裙,颈上戴着一条细细的白珠链。那是她唯一一件象样的首饰。只是短发有些白,
灰发和青丝混在一起。快到包间的时候,她看见了我们,便停了下来。唐凯丰怔
怔地站在那里看着她,我大姐也那样站着看他。
  站了很久,大姐才走了过来,经过唐凯丰身边的时候,却把旁边一张小桌上
的桌布碰了一下。于是,牙签和糖果一起掉了下来。她蹲下去去捡,唐凯丰也蹲
了下去,但不是捡,而是把糖果和牙签从大姐的手里拿出来,放到他自己的手上。
我以前就知道,但那天却是第一次意识到大姐的手长得很特别,手指纤长美丽。
她站起来的时候,手微微发抖。她便将两只手交织在一起,样子才镇静了一些。
  我先是象站在一个黑洞洞的屋子里,脑子里一片浑浊。然后,似乎有一扇窗
户打开了,一线阳光照了进来,我眼前的尘埃慢慢飘落着,周围的一切渐渐从黑
暗里露出了轮廓。很多零散的记忆,突然连在了一起,没有秩序的有了秩序,没
有意义的也有了意义。我看见大姐面色苍白地躺在一张病床上,母亲流着泪说着
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又看见大姐牵着我的手走着,邻居们在我们身后指指点点
说着什么;我还看见自己和棒棒站在大姐的店前,一个男人匆匆走了出来,象疯
了一样地开着车消失在远处……
  唐凯丰看着大姐,声音有些发抖地问:“你来吃饭?”
  大姐避开他的眼睛,说:“是,我母亲今天过生日。你还好吧?”
  唐凯丰的嘴角动了动,但好像失去了声音,只是点着头。
  大姐说:“你忙吧,我得回去了。”
  她说着便向我们的包间走了进去。
  我听见自己对唐凯丰说:“那么,你就是李家的大儿子了?”
  他点头。依然看着那扇门。
  我问:“你过去是不是姓李?”
  他苦笑:“好多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真的?”我说。
  他说:“那个当年抓过我头发的小男孩儿就是你了?”
  “我记不得了。你到底姓什么?”
  “当然姓唐。我一直姓我妈的姓,我爸爸是个上门女婿,我爸爸姓李。学校
里的小孩儿都拿这事开玩笑,不叫我名字,叫我是李家老大,连大人们有时都这
么叫。”
  “你以前是不是有辆皇冠,深红色的?”
  “是,已经卖了。”
  “那我见过你。大概是十年前。我有一次去给我大姐送饭,你从她的店里出
来,我的自行车撞了你。”
  “是吗?我不记得见过你。也许吧。我那时候是见过你大姐一次,我当时去
给我老婆取衣服,根本没想到会遇见她。”
  “我撞了你,可你没有生气,我还想,这个有钱人脾气不错。”
  他闷闷地笑了一下:“我这个人一直脾气不错。”
  我们沉默了一阵。唐凯丰说:“我到过你家,你玩儿过我的钥匙链儿。”
  我说:“好像有那么回事。我那时太小了,什么都忘了,但听过大姐和姐夫
说你的外号,我还以为他们两人是在互相挖苦。”
  他依然苦笑:“我不胜荣幸。怎么挖苦的?”
  “我姐夫会说,你多傻啊,要是嫁给李家老大,就不用受苦了;我大姐会说,
谁是李家老大。”
  他摇着头看着我:“她连我也不记得了吗?那是什么意思?玩笑吗?”
  “很多意思。姐夫是说象你一样挣些钱,有些地位,有个学历,出去见见世
面。说到他们不可能有的东西时是你,说到什么东西会因为变成了你而不可能有
时,当然更要提起你。前天在医院他们还这么说。”
  “医院?谁病了?不是你大姐吧?”
  “我姐夫。肝腹水,去日无多。”
  他沉默了一阵说:“你好像和你姐夫感情很深。”
  “是,有时象兄弟,有时象父子。”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其实你姐夫我是比不上的。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曾来找过我一次,想把你大姐调出车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面。”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姐夫说过,一个不是朋友的人把大姐调了出来。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你大姐了,今天如果是在大街上看见她,我一定
不会上去打搅她的。我就不进去给你母亲敬酒了,你不会介意吧?”他问。
  “不会。”
  他便朝我努力地笑了一下,退回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我走进了包间,母亲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在大姐的身边坐下,还没有说
话,大姐便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依然冰凉。
  十五
  那年夏天,一直阴霾多雨。我姐夫在去世前几乎足不出户,但却常常念叨,
要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他还真是想到河边去坐坐。
  那段日子里,我那些住在桥东的同事们,每天上班来都会说到迎泽桥下的水:
象中了邪似地,总是不多不少,不流不动,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象从前,遇到这
样的大雨,还能有些洪水滔滔一泻千里的意思。
  一天晚上,雨下得正大,我姐夫却要我陪他出一次门。他只要我,不让大姐
同去。我便叫了一辆出租。
  从桥西他的住处出来,他要司机一直往迎泽桥开去,车到那里了却又叫人家
往南转去。汾河公园那时正象蛇蜕皮一样慢慢地修着,也只有迎泽桥两侧的蓄水
池才修得有声有色。我从桥上往下看,一道巨大的水槽把一条河隔成了两段。在
水槽里面,是清澈无比的绿色的水,雨刚落在水面,一个个妩媚的涟漪便荡漾着,
象荷花那样美丽地开放着。但水槽的外面,却是一条褐色的河流,它似乎是在静
止着,但又在执着沉稳中流动着,仿佛是与土地和野草凝固在一起的,却又在远
方的天际,和浓云覆盖下的夜色拥抱着。
  直到过了那道人工水槽,直到没有了栏杆彩灯,姐夫才叫司机把车停下。夜
色里,一条充满泥浆的河,在大雨瓢泼中,正无声地向前滚涌着,流淌着。在波
涛那摧古拉朽的冲击下,河床里的谷物,堤坝上的蔓藤很快就被淹没了。这条河
依旧是那么顽强苍凉,当人们以为她只是一条点缀城市的饰物时,她却象一位坚
强勇敢的女人,突然出现在被人遗忘的地方和时刻,在褐色的幽光上,闪耀出她
那永恒的魅力。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姐夫对我讲了他第一次和大姐见面的情景。不是在医院,
却是在迎泽桥边。大姐那天刚得到了唐凯丰的信,便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河水
发呆。姐夫注意到了她的异样,便走过去说:“姑娘,千万不要想不开,你看我,
已经是半条命了,但也没想过要跳河。”
  大姐抬起眼,静静地说,她不会跳下去;她要跳了,她妈和她的弟妹就算完
了。就这么一句话,让生性为人怯懦的姐夫勇敢了起来:“只要你能不跳就好。
我能帮你什么,你尽管说。”
  我默默地听着。姐夫微微笑着,沉浸在回忆中:“你大姐就是这么一个人,
到那种时候了还是想着你们。我当时想,我要是能娶个这样的老婆多好。可我那
么丑,就连她要我装成她未婚夫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可她最后却嫁
给了我。”
  姐夫叫司机把灯熄了,把车门打开。他长久凝望着那条河,直到司机问我们
何时启程时才突然说:
  “强强,我死之后,你和你大姐、棒棒,找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带我到这
里来,把装我的罐子打开,让风把我吹个干干净净!你看我,丑就丑吧,身体还
不好,连陪你大姐过她五十岁的生日都做不到。既然如此,我就走个干净,让她
今后一点也没有牵挂!”
  我泪眼模糊时,姐夫已叫司机把车发动了起来,他瘦小的身体蜷缩在座位的
一侧。他在黑暗里艰难地喘着气,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是他的最后一次。宽阔的河
面上,不时飘来一阵阵带着泥土味道的空气。
  大姐对他的遗嘱却不能接受,直到姐夫去世的那天早上,两个人还在争论。
大姐要把姐夫的骨灰放在卧室的梳妆台上,说她想什么时候和姐夫说话,就什么
时候说话。姐夫一边笑一边说,“我一辈子都在听你的,你就听我这么一次,行
不行?”
  大姐这才做罢,却很快就泣不成声了。
  姐夫说,“老伴,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我有时候拿李家的大儿子跟你开玩
笑,是因为我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你一生起气来鼻孔就变得老大,眉毛还皱在
一起,就象多长了一只眼睛似的。”
  接着又对我说:“强强,你得赶快找个老婆啊,你大姐这两天愁你愁得觉都
睡不好了。”
  “是不是?”他对着大姐的耳朵大声说。
  大姐闪了一下,答道:“吵什么吵,我又不聋?我戴助听器了,两个都戴
了。”
  姐夫就扭过头来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真是快死了,你大姐二十几年来,
对我的话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现在却变了。”他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
去,但还在叮嘱着大姐要注意身体,好好吃饭。大姐把耳朵靠近他的嘴,流着泪,
不住地点头。
  一年之后,棒棒考到了北京的某所大学。我大姐第一次出门旅行,和我一起
去送棒棒。她穿着自己做的淡兰色的连衣裙,把一头短短的灰发烫了一下,花镜
则用我给她买的一条白金的链子挂上。我跟她玩笑:大姐,你看上去比我还有学
问呢。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充满了疲劳。她一路上话很少,常常把头转向车窗,
呆呆地看着单调的风景。直到我提醒她说我们就要过娘子关了,出了娘子关就要
出山西了,她才说她要到车厢的接口处看看。她然后站了起来,在火车的颠簸中
一边朝前走,一边向让路的人道谢。她已经苍老不堪,脊背上的骨节我都能看得
清清楚楚。我一阵难受。她那曾经象火一样旺盛的力量,已经随着姐夫的逝去,
永远地离开她了。
  棒棒问:“六舅,你怎么了?”
  我说我眼睛里有一粒煤灰。
  棒棒朝周围看了一下,低声说:“你不是哭了吧?”
  我把声音尽量装得很正常:“小子,你将来无论发多大的迹都不能忘记你妈,
听见了没有?”
  他说:“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也不怎么,你要是没有良心,小心我以后揍你!”
  我正色地说,就象我姐夫有次假装气势汹汹的时候一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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