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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总督总管
（回首人生，前途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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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星期三 二月 11, 2009 12:39 p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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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后來又返回俗世，那豈不意味著此前所說的一切都是虛假不實？換句話，除非他親手粉碎自己塑成的形象，否則那個形象就要求他付出畢生的代价。倘若顧城不是強烈地感受到這种處境的絕望，他不會去死；倘若顧城清醒地理解到造成此一絕境的全部原因，他也未必去死。偏偏顧城是一個感性遠大過理性的人，因此，在不堪忍受且無止無休的精神壓力面前，他選擇了死。就在德國《Minima Sinica》雜志的那篇報道中寫到；顧城有一次問謝燁：“讓我們一起死吧！”謝燁答：“可以，我們一起死，但是你得先把我殺死，因為我可不愿意自殺。” 此文發表于九二年十二月，當時“大魚”之事也許還沒有發生。這是否意味著：顧城之所以要在自殺前斧砍謝燁，不僅是出于愛，也不僅是出于恨；那還是因為，顧城認為謝燁是和共同編織那套神話、共同塑造那個形象的唯一合作者，因而當他決意要以痛苦的終結結束掉那場無終結的痛苦時，他必須帶謝燁同行。
二十八、置死地而后——死
換一种更實際的角度，也許我們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當顧城重新回到小島時，他還有些什么呢？女儿國已經灰飛煙滅；英儿走了，謝燁也要走了；不會再出現第二個英儿，更不會再出現第二個謝燁。此刻的小島，詩情畫意都蕩然無存，只剩下冷漠、孤寂、荒涼、凄清。這就是他稱頌与追求的自然之境么？他真能在這里神思遨游、心安气定么？還有那每日的柴米油鹽、瑣務纏身，令人不胜其煩。謝燁的小說《島上千日》，送出去有一年了，原指望獲得一种轟動效應，以求得外界對自己生活狀態的一种鼓勵和肯定，到現在仍石沉大海；就算發表了，昨是今非，無异于殘酷的反諷。還有他自己的那部《英儿》，雖是嘔心瀝血，只怕也曲高和寡。顧城還要寫作，他不能不寫作，不是為了快樂，只是出于絕望。事到如今，顧城自忖，或許回國是唯一的退路，但那并不是出路。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一切；況且，他早已心力交瘁。過去，顧城也絕望過，在那時，自殺的念頭反而挽救了他。如尼采所說：“想到自殺是個很大的安慰，因此你就能渡過每個痛苦的夜晚。”大不了一死，一了百了。于是，顧城又一次讓自殺的念頭麻醉自己。顧城希望自己再度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他以表面上的出奇的理智和平靜走進生活：寫書、辦离婚手續、學開車。然而就在這時，“大魚”要來了，顧城的心一下子就燒了起來。不是他失去自制，而是他再不愿意繼續自制：到時侯了，該結束的就讓它們統統結束吧。這里的“它們”是要包括謝燁在內的，因為他把后者直看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二十九、關于形而上學的自殺傾向
顧城之死并非畏罪自殺。也就是說，顧城不是因為殺了人才自殺，而是要自殺才殺的人。不少顧城的朋友都表示他們對顧城的自殺不覺意外，使他們深感意外的是他的殺人。根据顧鄉的講述，當顧城自縊時，現場的顧鄉并沒有拼力搶救。那時候顧鄉還沒發現謝燁，她只听顧城說他“把謝燁給打了”，她并不知道謝燁被打傷到什么程度。因此，顧鄉并不是想到顧城已經犯下命案、難逃一死，不救也罷。顧鄉只是“覺得把他救過來太殘酷了。”這就是說，作為姐姐，顧鄉深知顧城求死之意甚堅，阻攔反屬無謂；死亡對顧城是徹底解脫，勉力救活可能對他倒是更大的折磨。從顧城的親人和朋友的這种感覺，我們不難想象出顧城長期以來處于怎樣的一种陰郁絕望的心境。
我們可以把顧城歸入天生具有自殺傾向的一類人。加繆講過：“自殺是唯一的哲學問題。”我們知道，在世間万种生靈中，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免一死的動物，因而人也是唯一會自殺的動物。舉凡人生的各种追求、各种价值、各种意義，沒有一樣經得起“打破沙鍋問到底”。三問兩問之后，你就會面對到虛無這個大黑洞。因此，你就會陷入沒頂的絕望和無底的空虛；你會對生命感到強烈的困惑；對死亡，由于感到深刻的畏懼反而會激起某种被誘惑的向往。好在我們大部分人的生存意志都太強。當我們走出孤獨，進入人群之中；當我們离開暗處，來到光天之下；當我們放下冥想，從事于任何一种實際的活動：那些晦暗的念頭便煙消云散，即使再想到它們也已感受不到那种無可掙脫的使心下沉的力量。生活中哪怕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都會吸引我們的關注和情感。僅僅是出于習慣或被動的應對，也足以使我們沿著生活的軌道一直走下去。于是，我們就津津有味、或者是馬馬虎虎地活著。
所以加繆怀疑是否有人會為了形而上學的原因而自殺。也許真的沒有。每一個自殺者都是為著某种具体的原因去自殺的。不過話說回來，人和人畢竟不一樣。有些人确實要比別人更容易讓死的念頭纏住自己，他們的心情确實要比別人更容易常常處在灰暗之中。因此一旦遇到什么麻煩，別人都不難承受的，換成他們就過不去。顧城大概就是這种人。從親友的敘述中我們可知，顧城天性多愁善感，孤僻內向，拙于實際而敏于玄思，畏避現實而耽迷幻想。基于這种個性，正象顧城自己講到過的那樣，他從很小起便對生命的困惑有強烈的感受，對死亡怀有一种難以揮除的憧憬。顧城父親顧工說，顧城小時大腦曾受重傷，有陣發性精神病。那或許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三十、傾向的自我強化作用
不幸的是，顧城天性上的這些特點，和那种形而上學的自殺意念一道，更由于其藝術活動和哲學思考而進一步強化。誠如休謨所言“渴慕哲學的情感和渴慕宗教的情感(還有渴慕藝術的情感——引者)一樣，它似乎易陷于一种不利的地步；就是說，它的目的雖然在于改正我們的風俗，鏟除我們的惡習，可是它會借魯莽的處理專門培植人心中一种得勢的趨向，并且因自然性情的偏愛把人心更堅決地推向本來已經太偏的那一造。”我們知道，顧城早年即失學，他是靠自學成才的。這就是說，顧城從很小起便是按照他固有的口味讀書。那便造成了精神上的偏食症。爾后大陸漸行開放，顧城本也想博覽群書、廣采眾家，但一來是他知識底子太薄，二來是他太自負，在鋪天蓋地的知識浪潮沖擊下反而來個大撤退，這就把當年由于環境所迫造成的偏食現象，變成了一种更自覺、更頑固的偏食個性。
在《自然哲學綱要》一文里，顧城談到他的生死和對生活的態度。一望而知是受了老庄禪宗的影響，還有就是一點存在主義。這种知識資源本來就相當片面，再加上顧城自己的誤讀便進一步把這种片面推向极端。顧城很輕易地表示贊同庄子從“生命來于虛無并歸于虛無”引出的“生死無別”的結論。其實這話的前半節涉及事實而后半節涉及价值。從前者并不能邏輯地推出后者——“生死無別”意味這人們應該對生死等量齊觀也就是否認生命的珍貴性，故而屬于价值判斷。由此，顧城提出“真人”應當“赴死如生”。平常我們說的“視死如歸”，是指追求超越個体生命之上的神圣价值；但顧城的“赴死如生”只是表明對生命本身的輕視。另外，當顧城大力推崇人生虛幻、功名富貴空虛無常、人應當解脫有限意念、听其自然、泛若不系之舟等觀念時，那部分地是因為這些觀念投合了他固有的散漫習性以及對人世的复雜紛扰的怯避心理，于是，這些天性中的偏向便借助于合理化而變本加厲、失去節制。在藝術上，顧城既然以精于表現被壓抑的孤獨的自我体驗以及遠离紅塵的童心世界和大自然而贏得巨大的成功，那么這种成功就反過來鼓勵他更有意識地深入內心而遠离外界、追求自然而回避社會。就象盧梭，因為在“科學与藝術是否有利于人類福祉”的懸賞征文中一鳴惊人，此后他便依照他的論文去生活。顧城的擇島而居，除去某种客觀情勢的因素外，便是這种個性偏向与哲學思考及藝術創作相互作用自我強化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可避免地又成為強化其原有的思考与創作特點的有力原因。在這种孤拗的心態、固執的觀念和特异的生活條件下，顧城与現實的矛盾、包括与英儿、尤其是与謝燁的矛盾日趨劇烈。伴隨著生存狀態的不斷惡化，顧城的自殺傾向、自殺意念終于走向了自殺行為。
三十一、“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在現代社會，一般人都認為，一個人有權自殺，但無權殺人。顧城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顧城曾經明确提出：“對于愿意生存的人，你可以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于無所謂生存不生存的人，就只能說：己所欲勿施于人。”這就是說，你想死，但你不能把死也加之于別人。但問題在于，顧城決意自殺，并非為了殉道殉情殉節，也不是因為不堪忍受肉体的折磨苦痛。在上述一類情況下，自殺者的情緒可以是熱烈的，但神智大多是清醒的、比較理智的。顧城決意自殺，乃是精神長期壓抑下的爆炸。它是狂暴的，因而也是任性的。所謂任性，就是指那种明知不對、但不做不快、非做不可的沖動。眾所周知，任性往往是虛弱的表現，因為它總是指向缺少強大反制力量的對象或者是那些雖然強大但不會進行反制的對象(小孩子對一味溺愛的父母任性便屬后种)。否則它從一開始就會陷入自我否定、從而也就不可能發展成一种習性。顧城有首名詩，題目是《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然而顧城生長在一個高度壓抑的社會。對于現實生活的种种壓力，他又常常采取偏于退縮回避的態度。因此，他的進攻性就往往不是指向外部世界、指向敵人惡人，而是指向自己、指向親人愛人。他的任性往往表現為折磨自己和折磨愛自己的人。謝燁不幸便一再成為他任性的對象。
三十二、在自殺者的陰影下
由此想到，我們是否應該對某些傳統文化和宗教譴責自殺的立場抱几分同情呢？這些傳統文化和宗教并不反對殉道殉節殉情，也不反對人在忍受不了無法醫治的肉体痛苦時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它們譴責自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自殺總是會在自殺者的親人中留下痛苦和損害。這是否還包含著如下一層考慮：如果一個人并非為殉道殉節或病痛而自殺，那就表明他對個人最珍視的生命已不再珍視；當一個人連都自己的生命都不再珍視時，他是否還會小心注意珍視別人的生命呢？當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有些自殺者，恐怕是把別人的生命也不再放在心上的。在這种情況下，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不憑著任性而傷害他人呢？如果這個人過去就有過侵犯他人的舉動，那難道不是很危險的嗎？有些自殺者是沉默的，或僅僅是自怨自艾的。這种人相對与人無害。但顧城不屬此例。顧城對自殺講得太多太多。他不但抽象地說自殺，而且還常常以“如果你怎樣怎樣我就要自殺”這种句式說自殺。這就是說，他是要把你的某种行為當作刺激他自殺的直接原因的。這已然暗示著遷怒于人。其間包含的危險不是就更大了嗎？不錯，顧城的理智使他清楚地知道謝燁是無辜的。但是，象顧城這种自殺，既然不同于殉道之類，它本身就是非理智的行為，那你怎么還能指望他在自殺時保持理智呢？
三十三、一線天隔
顧城之死，引起不少友人的沉痛哀悼。這种哀悼又引起另外一些人的不滿。我以為這些不滿是有道理的。畢竟，斧砍謝燁是一樁不可原諒的暴行，更何況它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不過我也理解那些友人的哀悼，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無論如何也難以把顧城和殺人凶手這四個字聯系起來。其實這只是告訴我們，有時侯，有的人做出不可原諒、不可彌補的大錯，确有可能系于一念之差而非為人奸險怙惡不悛。所以古人才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歎。當年的梵高，曾在一气之下用剃刀去殺高更，只因為沒追上才沒殺成。事后梵高万分慚愧，于是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假使當時高更躲避不及而又治救延誤呢？假使高更与梵高繼續朝夕共處，安知梵高會不會再次失控而作出同樣的行為呢？站在法律的立場，我相信，即使那些對顧城之死深表哀悼的朋友們，多半也會同意顧城有罪。除非有專家證明顧城精神失常。著名的法國學者、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就因精神失常殺死妻子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据說，顧城曾先后兩次把謝燁差點掐死，警察要把顧城送入精神病院，皆因謝燁拒絕簽字而作罷。這樣看來，顧城的暴行是否應更多的歸于精神失常？不過，即便按照時下西方流行的標准將瘋子不視為罪人，那我們也不宜在慘案發生之后首先便對殺人而自殺者痛表哀念。人事之复雜糾結，有時真會讓人百感交集、不知說什么才好的。也許，在“不知說什么才好”的時侯，以“不說什么”為好；要么就不如把交集的百感一并說出。另外，我也不同意因為這最后的結局便把顧城的人品及作品一概否定的態度。似乎是由于這最后的暴行，便足以證明此前的一切較好的舉動言談全系蓄謀作假。那顯然是低估了人之為人的高度复雜性。
三十四、几分是惡、几分是病？
現在看來，假如當初謝燁把顧城送進精神病院，其后果至少不會更糟。据說在出事前一兩個月間，謝燁曾對好友講到自己的恐懼，生怕顧城會加害于她。但謝燁終于未能及時防范。這也不難理解。精神病、心理病不象其它病症，由于缺少定量分析的化驗檢測手段，一般人都覺得很不容易鑒別清楚。在這里，“正常”一詞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因為“天才”往往意味著某种不正常。同時，一般人對現階段的精神病治療技術也總是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另外，當事者又往往拒絕承認有病，拒絕接受治療。說來也有趣，一般人都能夠坦然承認自己有胃潰瘍或高血壓；人們害怕得癌症，恥于生性病，但若自覺有什么症狀，仍然急于弄清楚以便及時醫治。唯獨對精神病心理病，不少人好象打心底里就拒絕承認、甚至拒絕求診。親友們也很難開口建議，似乎那是對當事者人格的不尊重，要么就是怕招致虐待的惡名。估計謝燁就是有太多的顧忌，所以最終也沒有求助于精神病醫生，以致釀成慘烈的悲劇。我們知道，在割耳事件后，梵高自己也承認精神上出了問題，他接受醫生建議住進了精神病療養院；后來他從亞耳轉至奧華，繼續接受醫生的照料。在此期間，梵高拼命作畫，產量惊人。最后他開槍自殺。這當然也是悲劇，不過与顧城之事畢竟大不相同。如果顧城能被送往就醫，結局何至于此？我并不認為一切惡都只是病，不認為一切觀念問題、意識問題都是所謂心理的問題。不過從顧城的情況看，似不應排除精神病或心理病的這層因素。
三十五、不是結束語的結束語
惊聞顧城夫婦凶耗，王克平寫道：“我等自命不凡之輩，亦免死孤悲。”本來，兔非狐，狐非兔；“我們”不是顧城，故大可不必因顧城之事而暗自神傷。然而，在同是“自命不凡之輩”上，“我們”和顧城又确有不少相似之處，所以不免會由人及己，生起若干感慨來。前人有言：世界對感覺者而言是悲劇，對思考者而言是喜劇。我似乎可以寫上一句：當代社會，對平凡者而言是喜劇，對自命不凡者而言是悲劇。隨著社會開明、物質丰饒，在今天，一個普通人比以往的普通人活得更尊嚴、更自由、更富裕、更有趣、更安全以及更健康。但對于那些雄心万丈的人來說，生活雖然不是更辛苦，然而卻是更艱難；或許你有了更多的奮斗机會，但是你只有更少的成功希望；更准确地說，你更難取得你所期待的那种輝煌而持久的成功。民主制度的建立，使每個人在政治上都變得重要，從而沒有任何人會太重要；市場經濟的發展造成了空前的物質繁榮，但它又把商業精神帶進了文化，這就難以避免地給精致文化——包括嚴肅的藝術創作和純粹的學術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壓力；面對著知識爆炸，人們只有兩种選擇：求廣博則失之浮泛，求精深則失之狹隘；大眾時代產生了一种新的偶像，它要求的不再是敬仰而是認同；社會日益多元化，越來越難以有一种聲音可望引起整体的回響；歷史的軌跡越長，“影響的焦慮”(布魯姆語)即前人成就的陰影越巨大；自由發展的机會越多，后浪推前浪的挑戰越嚴峻；無怪乎安迪•沃霍會說：“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出名十五分鐘。”當然，我們不能把出名和成功混為一談。出名不等于成功；然而，成功常常要求出名。生于當代的自命不凡之輩，其志也大，其憂也深。尤其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正如顧城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我們不能不怀抱希望，因為我們体驗過太多的絕望。我們不甘放棄奮斗，不過也常常陷于消沉。我們領略過成功的喜悅和出名的刺激，但更多的是挫敗的傷痛和被壓抑、被遺忘的苦悶。我們從不曾失去堅強的自信，同時也從不曾停止過自我怀疑。有時侯，生存環境變化得大小太慢，我們必須頑強的忍耐；有時候它又變化得太大太快，我們不得不迅速的調整乃至于從頭做起。在我們的努力与成就和期許三者之間，永遠存在著高度的張力。當然，上述种种感受，在程度上或在側重上都會因人而异。這种差异決非無關緊要，它們可以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人們可以批評顧城缺乏“享受有限成就的那种平靜良心。”可是，倘若失去了永不滿足的不懈奮斗，平靜便流于平庸。而在构成顧城悲劇的諸种因素中，難道不也包含了他追求平靜的矯枉過正？水不能被火燒干，火不能被水澆熄，這是我們很難獲得但又必須獲得的一种平衡。□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顧城之死所想到的(第二部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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