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我的外公齐如山(之二)

星期二 三月 31, 2009 3:09 pm



我的外公齐如山(之二)



贺宝善



外公在众子女中最疼爱先母齐长,因她自幼聪明伶俐,相貌娟好。她读的是孔德中学,在北京东华门大街,外公家的舅舅及姨们除了去德国、法国留学的外,都在孔德学校读过书,这是为纪念法国大哲学家孔德而命名的,是中法大学的附属中学,当时办得很好,小学五年级开始学法文。我是第一个第二代的学生,当时蓝校长知道我要转去贝满女中就读时,还特别挽留我呢,但外公和十姨都觉得我应学些英文,才决定转学的。当时在孔德就读时,老师们不少是先母或姨舅们的同学,故此对我另眼看待,爱护备至。当时在孔德读过书的除了齐家的一大群子弟外,有马衡老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子侄们,如马珏(北京大学有名的校花)、马琰、马理等。沈尹默、沈兼士教授家的子侄们有沈令扬、沈兑等。钱玄同教授家的钱三强及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的子侄们如周丰一、周菊子等。他们有不少和齐家的姨、舅们同学,也常来外公家玩,且很多时就在外公家热闹的气氛下用饭。外公家很多地方仍保留着保定府高阳县一带的习俗,如吃饭时用小矮桌、小板凳,不用时就竖起来,靠在走廊下。很多在都市生长的少爷、小姐们从未见过,觉得好玩,人多吃起饭来又特别香,至今很多人仍津津乐道。天热时则多数在院子内大树下吃饭,非常有趣。先母读到孔德最后一年时,班上只剩她一人就读,学校觉得为一人特开一斑,甚为浪费,建议送她去巴黎就读,她胆子小,就转去艺专学画,也曾跟徐悲鸿先生学过画。后来,她就与先父结婚了。

我们贺家是湖南长沙人,先高祖长龄公,做过云贵总督,与曾国藩结亲家。曾文正公长子曾纪泽,曾出使英国有年,他的元配即是长龄公的女儿。至先祖父因去世早,先祖母只得带着二女一子前来北京投奔亲戚,创办蒙养院维持生活。从此就在北京定居了。先父是经先姑丈黄子美的介绍,先交朋友,等双方认识清楚后,才与我母结为连理,在当时也算相当新式的了。我先姑父即是我表姐黄宣、表哥黄燕、黄宛及黄昆的父亲。黄宣、黄燕均是学经济的。黄宛则是我国有名的心脏科专家,多年来在北京为政要们看病。黄昆于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学物理,与后来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博士是好朋友,人称“三杰”,后来黄昆去英国留学,返国后从事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之研究,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外公三兄弟学的是德文、法文,我的姨们和舅舅们也是学的德文、法文,而我从小由先父处也学到一些日文,所以现在听起这些外文来,相当耳顺。抗战时期,外公三兄弟对欧洲及当时中国的局势非常注意,每天吃完晚饭后,必须有人来“读报”,即是把当天的新闻,简单扼要地说一说,然后三兄弟再在一起讨论时局。英文报是由我表舅阎复初读,法文报是由我十三姨齐崇来读。抗战末期时,姨们及舅舅们已成年的都陆续去内地重庆,就由我表哥们接着报告新闻,每天晚上偷听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那时北京怕被盟军轰炸,窗户上都得挂上黑布,晚上听广播时,也得用厚被盖着收音机,然后再把头伸进去,怕被外边听见,总是提心吊胆的,还得记下来,怕忘了,第二天得汇报。我有时也跟着听,听到了好消息时,又兴奋,又紧张。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当时大家高兴的情形,至今如在眼前。我外公也恢复自由了,可以到外边看看了。外公家里整天人来不断,都是喜气洋洋地述说好消息。

外公在欧洲时,在各国看的戏不少,又研究话剧,返国后对中国戏剧批评得很厉害,但经过多看、多研究后,反而一反前说,觉得国剧有它特殊的地方,值得穷毕生之力研讨。为此曾和上千的戏剧名角,上自老供奉们,下至前后台各种人等,连梳头的、管衣箱的,逢人便问,问后都记下来。多数人都是说,是师传这么教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外公多年推敲,再参考书籍,结果得到一个结论,即是说我国的戏剧是“有声皆歌,无动不舞”的戏剧。外公和梅兰芳先生合作多年,是要借梅先生的艺术造诣,把国剧介绍给世界各地,把它由地方性,转为国际性。外公常说:“我替梅先生编戏,可是一个子儿也没和他要过。”又和梅先生说:“您现在已在全中国出名了,但是您如听从我的见解,我可以令您世界出名,同时我的理论也可由您来实验,互相有利。”故梅先生对我外公是十分尊敬的。

外公很有幽默感,又喜热闹,自己常说肚子里经常藏着两百多个笑话,什么环境下讲什么笑话。笑话是有时间性、地区性的,随便说是引不起共鸣的。有些也是真事,很能讽刺人生。我们听外公的笑话可是听多了,可惜记性不好,如今连十分之一也记不得了,真是可惜。当初我刚认识外子时,他也在燕京读书,他读经济,我读音乐,他比我高两班。家中知道我有了个男朋友叫姚刚,外公一听,噗哧就笑了,待了半天才说:“名字虽一样,脾气恐怕不同吧!”我听后莫名其妙,因那时我还未听过《姚期》这出戏,怎么知道姚期的儿子姚刚,是个非常鲁莽的人呢。外公常是说话不多,但这内中却包括不少事呢。

1949年外公到了台湾,因走得匆忙,一本书也未带。那时我们都住在基隆我三舅家,三舅齐熙是中国最早的造船博士,这也实现了老外公生前提倡科学的原意。三舅母是德国人,为人十分和蔼可亲,又极孝顺外公,外公本可安享老太爷福了,但外公仍是每天必写数千字,想起什么就写什么,仅凭记忆,并且皆用毛笔,也爱写信,慢慢地就与外界都联络上了。外公最喜欢散步,且于散步中构思要写作的内容,在基隆住时,每天也要出去走走,有时我们也陪着,外公于散步时非常注意一般民生问题。后来搬到台北住,朋友多了,常常来谈谈天,外公会在客人都在时和大家告个乏,即上楼去休息一会儿,再下楼接着陪客人们聊天儿,自己很会珍摄。当我于1951年离开台北,要来香港的时候,曾提起不放心外公的起居,外公说:“我年青时即到欧洲去,都是一个人,都习惯了,我会照顾自己。”外公在第一次欧战时,曾替豆腐公司带过一批河北劳工去巴黎,那时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一大群人呢。外公常说我们要重视国民外交,就是要中国人给人家一个好印象。他说他带的那批劳工都是河北乡下人,从未出过远门,个个又能吃,由西伯利亚坐火车一直到欧洲,一路上如不当心,就得闹不少笑话。外公发现他们每顿饭都吃不饱,因为食量大,每人每顿饭要吃几条长面包,一次买得太多,拿起来不方便,又怕人笑话,就想出一个办法,火车每停一站,就派人下去买面包,如此堆积起来,一顿饭吃百十来个大面包的问题,总算解决。

外公因为平时善于摄生,又爱走动,故身体一直不错,尤其脑子清楚,也许是多用之故吧。记得他去世前不久,曾到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说他的脑子只有四十多岁,年青得很呢!他还有许多计划要做,要写的。而且到老,头发一根也不白,常自嘲为“不白之冤”。

1961年秋,我陪外子由东京经台北返港,很想借此机会在台北小住几日,探望外公及在台亲友,事前曾禀告,外公知道,非常高兴。怎知入台签证一直发不下来,而行期已定,只好再禀告说,到时只能在机场停留一小时,不能前来探望。哪里想到,等我们步出松山机场时,外公竟亲自来看我们了,令我们十分惊喜。外公拿着手杖,虽稍清减,但仍是神完气足,腰板儿挺直,与十年前没有多大分别,见了我们问长问短,可惜短短的一小时,竟是最后一面,思想起来,令人伤心。

外公一生,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可惜我才疏学浅,未能道出其万一。外公生前过的是多彩多姿的生活,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从未提过老字。他老人家留下的丰富遗产,我们可以学习,他的人生观,我们可以拿来借镜。古人所谓:立德,立言,立功。外公著作等身,总算是立言了吧。



高阳齐寓 摘编自《温故》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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