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程砚秋的存在是历史的悲哀
星期三 一月 14, 2009 11:33 am
我仔细拜读了曾在《南方周末》发表的章诒和的长文《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作者用细腻、充满感情的笔触，对程砚秋先生的一生作了生动刻划。但是我们最关注的是程砚秋在建国初期戏曲改革中的曲折经历，因为它触及整个行业、演员从旧到新的自我调整的阶段，也因此改变他们不同的艺术人生走向，或辉煌或无奈或没落直到今天。那个时代，那样的经历，包括我的父母在内的所有老一辈人都能对号入座，程砚秋先生是被百倍放大镜放大的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看到高官的朴素清廉、和气友善，程砚秋从心里拥护共产党。而他后来的不快与不满，则是来自当时的戏曲改革方针。
1949 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有关方面就忙着要改造戏曲了。善良也世故的艺人，也乐于接受改造。反正谁当政也得看戏。他们压根儿不会去想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中国戏曲里面的什么东西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满。他们更不敢怀疑：一种外来的集团力量是否能领导这样一场艺术范畴内的改造运动。1949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找来周扬、刘芝明、阿英、田汉、崔嵬、马少波等人，研究成立戏曲工作领导机构的问题。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艺人，没有梅兰芳，也没有程砚秋。之所以不让他们参与，显然是认为他们属于旧人物、旧事物、旧势力。
1949 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到会作重要指示，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在700余名代表中第458号代表是程砚秋。和梅兰芳相比，他的表现似乎更为积极，主动向大会提交了《改革平剧的三项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书写得非常具体，非常专业。比如他说“对旧有的戏曲形式和技巧，必须做彻底地了解，再斟酌着手，否则卤莽从事，会酿成不易挽救的大错”。他还要求建立国家剧院、国家戏曲音乐博物馆以及国剧学校等。
1949 年11月3日，中央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在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上，局长田汉明确了戏改的主要内容——对剧目的审定、修改和创作。“要使旧形式迅速为人民服务”，让“旧戏曲”成为“新文艺”的一部分。而实施戏曲审查，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评价旧戏曲”，按照人民的选择来决定戏曲内容的取舍。这也就是说，戏曲的改革方式和推进力量将不是依靠其艺术主体，而是借助于行政力量，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与手段，大规模介入戏曲剧团的日常工作、演出业务以及艺人生活。当时梨园曲艺行很多人都没有弄懂这些指示的含义，包括被抬到高位的梅兰芳和程砚秋先生。而由京剧等戏曲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来领导和推动的艺术改革，从娘胎里就注定它不能走上一条按戏曲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道路，哪怕这些“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可能是不错的作家、电影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程砚秋一直主张改良戏曲，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他到欧洲考察西方戏剧之后，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革新意识。所以他对戏改局的工作抱着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态度。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他亲率自己的剧团“秋声社”赴西北、东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1949年的11月24日，他在西安文艺界欢迎他的聚会上，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戏曲确实在向没落的途径上走着，为了挽救危机，我们对它必须改造、前进，把技术重新充实起来，好尽量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又说“要建立设备完善的国家剧院、国家戏剧博物馆”，“对演员的生活保障要建立相当的福利机构来管理”。听了这样的讲话，一方面感到程砚秋的诚意与天真，另一方面感到他心目中的戏改和官方的戏改相距甚远。然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在东北他听到了“要在两三年内消灭旧剧毒素”的号召，整个东北地区禁演的剧目高达140多个。一个通化县只剩了6出评戏。接着就是艺人失业的消息，单是浙江嵊县失业的艺人就有3000多人。官方也不许艺人自己搞民间演出活动。尽管他在东北地区的来来往往都有官员接接送送，12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设晚宴招待，12月21日他为高岗和东北局首长做了专门《金锁记》演出，但程砚秋内心已经很难平静了。
1950年2月9日，程砚秋致函意识形态主管周扬。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改进中国戏曲，据我个人的见解，总以为要把全国各地的戏曲作一普遍而详细的调查，记录整理，综合研究。这样……一定还可以打破了固步自封的旧见而发生的一种新的动向”。他接连给周扬写了3封信，里面谈的都是戏。
同年4月，他去山东调查地方戏，后再去西北调查地方戏曲音乐。到西安习仲勋请吃饭，到新疆则受到王震、王恩茂、赛福鼎、陶峙岳、张宗逊等人的热烈欢迎。这些高官都说自己是他的戏迷，其中一个师长和他聊戏能聊到半夜。而凡是在这里唱戏的艺人都私下里眼泪汪汪地对他说：“见到您如同见到亲人了！”接着就是诉苦：“现在许多戏不准唱了，我们很恐慌，主要是不能维持生活。”程砚秋劝慰大家不要悲观。第二天，他在日记里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写道：“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当然靠个人劳动做些小生意也可以吃饭。但已付出好多代价（学戏演戏）却换不来一饱，谁都会感到苦闷。”面对这样的现实，程砚秋也苦闷。在此期间，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名单里虽然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但这只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
11月返回北京，程砚秋立即参加11月27 日举行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戏改工作“出现了各种不该出现的事”。究其原因，他认为与干部修养相关。程砚秋说：“凡对戏改采取放任态度的负责人员，多半是对旧剧有相当爱好，甚至自己也会演唱，反之则易于采取强迫命令。”对于“普及”二字，他希望不要看得太死，对群众的某些迎合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维持。
1951年，他又率剧团去华中、西南考察和为抗美援朝买飞机义演。年底，程砚秋向中央文化部提出了考察报告书。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艺人生活问题。程砚秋说：“革命使好多人的生活脱离开旧有的方式而去另寻新的方式。看一看各地方戏曲艺人的生活，却非困苦挣扎所能想象的了。川剧的演员们，很多早晚只能吃两顿稀饭。”“江西河口地方，有一个剧团在流离困苦之中，陆续饿死的已将二分之一。我们写信给邵主席（江西省主席邵式平），请求他就近调查急救，并同我们联络，研究帮助办法，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信。想是信函发生了障碍，事实上不怕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觉得，在戏改工作中，似应加入必要救济一项。我们不能坐视许多演员因为生活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前进的心情，更不能坐视许多年老学识宏富的艺人在生活困顿中逐渐死去。”程砚秋对艺人生命的关怀说明他对戏改运动的忧虑和怀疑。
这一年的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11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人到程家送来工资。他附上一封亲笔信，以为抗美援朝捐献现金购买武器为由，婉拒官方所发工资。这里，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程砚秋到1958年去世，没拿一分钱的俸禄，他始终在吃戏饭，从根本上守着一个艺人的本分。梅兰芳也是这样。
1953年4月，他参加了对全国戏曲的情况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自己这两年来考察的戏曲仅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单就这一部分遗产的丰富性而言，就足以惊人和宝贵。可是“就在我们访问中间，也常常有些种戏曲，是仅仅存留着名目，声音、形象早已看不到、听不见了。推求他们没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离开了民间基础……”对戏曲改革问题，程砚秋有着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口头或书面地做了表达。他的表达，至今感动着我！因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化行政官员在艺人面前一向神气十足，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征服力。一个唱戏的，除了自己熟知的“唱念做打”、“西皮二黄”，就只配被宣布为“落后思想”与“旧习气”的代表。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面对文艺领导干部，只能俯首帖耳、恭敬从命而毫无作为。其实艺人心里也不服，有时也想有一番反驳，但拿什么反驳呢？没理论，没文化，也没资格。一些名伶虽有些文化，但过去的演艺生涯使他们或是被迫或是主动地结交了国民党政府的要人、资本家乃至汉奸。带着这样的“历史污点”，这些大角儿为了避免严遭惩处，哪里还敢站出来对戏改工作说三道四呢。在强大的压力下，连梅兰芳这样最有资格讲话的人都知趣地放弃了话语权——当我们弄清楚这样一个背景，再来阅读程砚秋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章、发言和书信，就势必感受到它非同小可的意义。
1949年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交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到1953年，准许上演的194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连新排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复。程砚秋极为不满，并委屈地说：“我是一直拥护戏曲改革的呀！”
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风大会上，程砚秋发言批评文化部原来的戏曲改进局禁戏太多，使各地方剧团几乎无戏可演，一时又创作不出新戏来，以致影响了只会演老戏的演员生活。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戏改局不如改为戏宰局”。这使田汉等人大为光火。
程砚秋原本是主张戏曲改革并想有所作为的，但在现实面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已被这场戏改运动吞没。戏改吞没的，不仅是一个程砚秋。50年来中国戏曲改革或左或右，或急或缓，或温和或激烈，对它的得失成败之评估却给后人留下一个长久的话题，长久到戏曲自身被这种改革吞没的那一刻。
程砚秋到底怎样看待人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诠释：1941年初秋傍晚，他与学生刘迎秋漫步北京什刹前海塘侧，望着晚霞的一片暗红，程砚秋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遂又指着环绕四周的景色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人究竟是观众，还是角色？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说，也不易说。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锣鼓与丝弦中，程砚秋心灵深处始终想做一个归客，超然于世。青龙桥务农时期，他在耕地、浇地、掰老玉米棒子时响起的笑声和日记里写下的诸如“我觉人生是一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闭眼了事（1944年8月2日）”等许多文字可以作证。可他偏偏是个艺人、名伶。单是这样一个行业和职业，就注定了他被动的一生。程砚秋又隐又显，显而又隐，既情愿地、也是不情愿地被政治和戏曲改革的联手铺排了大半辈子—— 无论这个中国政权是属于谁，是好还是坏；也无论这个戏曲改革是改良还是改造，是对还是错。
而围绕着《锁麟囊》上演的曲折经历，使他渐渐懂得：虽然本人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实际作用在缩小。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水准都成了次要因素。《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这个戏酝酿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砚秋就与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剧本。为《锁麟囊》设计安排唱腔，花去了程砚秋整整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殚精竭虑。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翁偶虹当然照办，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
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戏一直就未能获得审查通过。
1955 年，周恩来提议为程砚秋拍摄一部舞台艺术片。周恩来要求剧目的选择。应能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砚秋的多方面艺术成就。程砚秋首先提出自己最理想的戏、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戏就是《锁麟囊》。但上边毫不退让，坚持认为它是个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戏，连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概是周恩来做了思想工作，程砚秋只好妥协，选择了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荒山泪》。
1958 年3月7日，在他疾病缠身、去世的前两天，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人探视他。极其衰弱的程砚秋又动情地提到了《锁麟囊》，面对着满脸的病容和满心的恳切，探视者一点没客气，斩钉截铁道：“《锁麟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如此慰问无异于催命。一出《锁麟囊》于程砚秋而言，犹如一场梦。这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过梦了。程砚秋一直惦记着《锁麟囊》，可至死也没准许他再演《锁麟囊》。
这个文化经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程砚秋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他的存在就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这也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双重命运，并走完旅途。更意味深长的是：程砚秋去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而偏偏被禁演的《锁麟囊》却格外红火！一出旧戏、禁戏，70年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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