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后再出发
星期日 一月 04, 2009 10:08 pm
改革三十年后再出发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我们应该怎样向过去的岁月表达敬意。这是每一个岁末年初，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会思考的问题。
1948年12月30日，在中国革命进行到最后决战关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文中，他不仅向全党和全国民众提出了未来的战略思考，更向20世纪中国革命的烽火年代表达出一份敬意。他向读者发问说：“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60年过去了。这种革命已经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封存在书卷中。但是这个问题却一直伴随着我们。如果说革命是一种改变自身命运的流血选择，那么改革则是一种不流血的自身变革。2008年，我们恰逢这种变革在中国的一个整数年份，因而显得格外隆重。
2008年5月，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自然在中国四川展示的苦难破坏力。汶川也成了这一年世界无法忘记的中心地带。这种苦难，并不仅仅来源于自然。当这个世界因为少数国家金融衍生品的贪婪而陷入另一次深度金融震颤的时候，对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但是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时代，艰难和快乐都会在一瞬间传遍全球。甚至在这个世界最远离繁华的亚丁湾，我们还会面对因为贫穷和苦难造成的再伤害。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这种苦难并不会随着时间自然消失。
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展现了它空前的加速度。许多巨大的灾难、成就、危机、触底，都被压缩到短暂的时间中，甚至被压迫地无法完整回忆和展现。冰冷、颤抖、都只是行走路上的一种风景。人们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下去，并不是因为周遭环境的推动或者阻碍，而是因为源自自身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一种对富强的渴望，也是一种对文明的渴望。这是一种站在大陆上仰望太空的渴望，也是一种置身太空舱内面对舱外浩瀚宇宙的渴望。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突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我们恰恰生活在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成就突破的时代。
中国人30年来的伟大突破，不仅仅在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在于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巨大创造力。当中国北京第一次成功举办奥运会，留给世界的深刻印象并不是北京拥有多么宏大的建筑和多么壮观的仪式，而是一个东方古国可以平等地用自己的方式在全球舞台上进行对话。这种突破的意义不在于奢华，而在于精心。当中国的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行走，留给世界的并不是行走本身，而是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完成的空间动作。这种突破的意义不在于高度，而在于精度。更多的突破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在十几年之后，两岸大三通终于成就了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这是因为宝岛人民用他们的政治理性做出了选择，也是因为大陆人民用他们的历史耐心做出了选择。
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我们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对我们30年来的种种选择做出一个梳理。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十七届三中全会重新回归到改革的原点——人与土地的关系。因为在这场伟大的时代运动中，人的解放是终极的目标。选择解放，就意味着选择了新的创造性，选择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直面城乡二元差异、贫富分化这些足以改变改革路径的新问题，就意味着将进行新的改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其实任何灾难或者是突破，都给我们创造了选择的机会。
美国当代史学家德瑞特•李波厄特说：“历史可以在它的臣民身上留下标签，比如‘政治家’、‘保守人物’或者‘幻想家’，但是常常没有强调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时代的产物’。”的确，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每个人具备什么样的性格、拥有何等财富与权力、位居社会的任何阶层，他们都必然要经历感动和颤抖，冰冷与温暖，行走与停留。甚至他们还要思考权利与义务、购买与放弃这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30周年后，我们同样面临毛泽东式的问题，我们再一次面临选择，是将改革进行到底，还是使改革半途而废？因为这场伟大的时代运动在中国所留下的深刻印痕，不仅仅是因为30年中国人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也不仅仅是因为30年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空前高涨，还是因为这30年，是个人、思想和生产力的解放年代，是民权、法治、执政能力的启蒙年代。唯一的区别在于，解放是对个人而言的，启蒙则是对整个民族而言的。
归根结底，现代化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的永久命题，也仍将是中国和世界未来要面对的共同命题。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我们应该怎样向过去的岁月表达敬意。这是每一个岁末年初，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会思考的问题。
1948年12月30日，在中国革命进行到最后决战关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文中，他不仅向全党和全国民众提出了未来的战略思考，更向20世纪中国革命的烽火年代表达出一份敬意。他向读者发问说：“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60年过去了。这种革命已经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封存在书卷中。但是这个问题却一直伴随着我们。如果说革命是一种改变自身命运的流血选择，那么改革则是一种不流血的自身变革。2008年，我们恰逢这种变革在中国的一个整数年份，因而显得格外隆重。
2008年5月，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自然在中国四川展示的苦难破坏力。汶川也成了这一年世界无法忘记的中心地带。这种苦难，并不仅仅来源于自然。当这个世界因为少数国家金融衍生品的贪婪而陷入另一次深度金融震颤的时候，对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但是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时代，艰难和快乐都会在一瞬间传遍全球。甚至在这个世界最远离繁华的亚丁湾，我们还会面对因为贫穷和苦难造成的再伤害。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这种苦难并不会随着时间自然消失。
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展现了它空前的加速度。许多巨大的灾难、成就、危机、触底，都被压缩到短暂的时间中，甚至被压迫地无法完整回忆和展现。冰冷、颤抖、都只是行走路上的一种风景。人们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下去，并不是因为周遭环境的推动或者阻碍，而是因为源自自身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一种对富强的渴望，也是一种对文明的渴望。这是一种站在大陆上仰望太空的渴望，也是一种置身太空舱内面对舱外浩瀚宇宙的渴望。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突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我们恰恰生活在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成就突破的时代。
中国人30年来的伟大突破，不仅仅在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在于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巨大创造力。当中国北京第一次成功举办奥运会，留给世界的深刻印象并不是北京拥有多么宏大的建筑和多么壮观的仪式，而是一个东方古国可以平等地用自己的方式在全球舞台上进行对话。这种突破的意义不在于奢华，而在于精心。当中国的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行走，留给世界的并不是行走本身，而是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完成的空间动作。这种突破的意义不在于高度，而在于精度。更多的突破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在十几年之后，两岸大三通终于成就了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这是因为宝岛人民用他们的政治理性做出了选择，也是因为大陆人民用他们的历史耐心做出了选择。
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我们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对我们30年来的种种选择做出一个梳理。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十七届三中全会重新回归到改革的原点——人与土地的关系。因为在这场伟大的时代运动中，人的解放是终极的目标。选择解放，就意味着选择了新的创造性，选择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直面城乡二元差异、贫富分化这些足以改变改革路径的新问题，就意味着将进行新的改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其实任何灾难或者是突破，都给我们创造了选择的机会。
美国当代史学家德瑞特•李波厄特说：“历史可以在它的臣民身上留下标签，比如‘政治家’、‘保守人物’或者‘幻想家’，但是常常没有强调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时代的产物’。”的确，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每个人具备什么样的性格、拥有何等财富与权力、位居社会的任何阶层，他们都必然要经历感动和颤抖，冰冷与温暖，行走与停留。甚至他们还要思考权利与义务、购买与放弃这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30周年后，我们同样面临毛泽东式的问题，我们再一次面临选择，是将改革进行到底，还是使改革半途而废？因为这场伟大的时代运动在中国所留下的深刻印痕，不仅仅是因为30年中国人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也不仅仅是因为30年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空前高涨，还是因为这30年，是个人、思想和生产力的解放年代，是民权、法治、执政能力的启蒙年代。唯一的区别在于，解放是对个人而言的，启蒙则是对整个民族而言的。
归根结底，现代化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的永久命题，也仍将是中国和世界未来要面对的共同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