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当成为中国政改的核心概念
星期四 十二月 25, 2008 3:36 am
人本主义当成为中国政改的核心概念
郑永年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赵紫阳时期，中共曾经正式把政治改革作为其最高议程。但很可惜，这场改革运动很快就激进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此后，尤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尽管中共也不时提及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再也没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这方面的成就不小。不仅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体接轨，而且也在政治上作了调整，容许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
为了应对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共在本世纪初以来，开始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力图建立一套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
社会改革还在进行，那么政治改革呢？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进程并不理想，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讨论又讨论，就是无法确定改革方案。
社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本身就说明，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行社会改革。如上所说，社会改革是为了回应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然社会改革很难进行，那么也就是说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无法改变社会分化现象
最近几年来社会层面的发展更表明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无论从发生的频繁度还是规模，都增加得很快。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体性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工厂的倒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经济的恶化对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罢工也在迅速扩散。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罢工，参与者所争取的还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或者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性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说，社会层面的这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就是说，它们是正常现象，同时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但在中国，很多官员经常把它们视为是洪水猛兽，用不适当的方法甚至强力来处理问题。这又经常导致参与者和执政者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缺失道德感。企业界和政界的腐败变本加厉。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而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资本充分利用，或者合法或者非法，拼命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
再者，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多年。政府部门尽管承认社会分化的严重性，但又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老百姓有崇尚政府的传统，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很难使得他们对政府有较高的认同。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取决于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很难说来自制度整体。道德衰落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最大的挑战。
重新体认“天下为公”
实际上，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问题是怎样去改革，又如何去实施改革。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改革的理念，二是改革的执行能力。在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是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二是靠利益。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在不同时期，目标不同，但都很明确，并且当时的领导层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概念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支持。
现在，改革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办？与邓小平时代一样，要推行改革，一要确定目标，二要强化改革者的能力。确定目标就是说改革需要“主义”来引导，需要主义来动员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这个主义就是近年来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本主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的核心就是人。
以人为本应当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开始寻求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他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也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人本理念，并且也力求在其制度设计中体现人本理念，尤其体现在其大力倡导的民生主义上。
经过了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后，当代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敌视，开始文化自信，在学习当今世界各国执政经验的同时要从传统寻求资源。
“立党为公”是现在执政党确立的执政理念。这里的“为公”就是人本理念的体现。也很显然，人本的理念也符合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
人本是普世，因此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结点。但是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价值并不是说各国应当有同样的制度来表达同样的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在建设适应于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来追求和实现同样的价值。
不管怎样，人本主义意味着在当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或者显性的（西方）或者隐性的（中国）契约。执政者执政必须以人为本。一旦执政者偏离人本，其合法性就会消失。
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数世纪
尽管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是要人本主义成为指导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者凝聚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容易。
承认和接受了人本概念是一回事，但人本主义远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年来，有关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学习运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长期的人本教育，党政官员很难达成人本共识。
实际上，在执政党内部，仍然有些人对人本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本栏（9月30日）曾经强调，如果没有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人本主义很难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多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明。
人本主义更难以体现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很难看得到人本主义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以来，当执政者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制度层面。但如上所说，因为各方面的阻力，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并不理想。
最能够体现人本理念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党政官员的行为更不用说了。尽管很多官员口头上也会谈论人本主义，但在实际行为层面，除了自私自利主义外，别无其他任何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家走的是一条主义立国路线。（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是主义立国的。）现在要由主义来引导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
在没有了强人政治之后，主义尤其显得重要。只有主义才能达成执政党的内部共识，才能达成社会的共识，才能达成社会和执政党之间的共识，因此也只有主义才能聚集改革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说，除了人本主义，还看不出其他任何主义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人本主义不能确立，政治改革会继续缺失方向，继续缺失支持力量。
者是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08-12-24
郑永年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赵紫阳时期，中共曾经正式把政治改革作为其最高议程。但很可惜，这场改革运动很快就激进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此后，尤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尽管中共也不时提及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再也没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这方面的成就不小。不仅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体接轨，而且也在政治上作了调整，容许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
为了应对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共在本世纪初以来，开始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力图建立一套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
社会改革还在进行，那么政治改革呢？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进程并不理想，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讨论又讨论，就是无法确定改革方案。
社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本身就说明，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行社会改革。如上所说，社会改革是为了回应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然社会改革很难进行，那么也就是说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无法改变社会分化现象
最近几年来社会层面的发展更表明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无论从发生的频繁度还是规模，都增加得很快。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体性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工厂的倒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经济的恶化对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罢工也在迅速扩散。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罢工，参与者所争取的还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或者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性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说，社会层面的这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就是说，它们是正常现象，同时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但在中国，很多官员经常把它们视为是洪水猛兽，用不适当的方法甚至强力来处理问题。这又经常导致参与者和执政者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缺失道德感。企业界和政界的腐败变本加厉。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而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资本充分利用，或者合法或者非法，拼命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
再者，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多年。政府部门尽管承认社会分化的严重性，但又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老百姓有崇尚政府的传统，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很难使得他们对政府有较高的认同。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取决于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很难说来自制度整体。道德衰落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最大的挑战。
重新体认“天下为公”
实际上，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问题是怎样去改革，又如何去实施改革。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改革的理念，二是改革的执行能力。在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是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二是靠利益。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在不同时期，目标不同，但都很明确，并且当时的领导层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概念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支持。
现在，改革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办？与邓小平时代一样，要推行改革，一要确定目标，二要强化改革者的能力。确定目标就是说改革需要“主义”来引导，需要主义来动员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这个主义就是近年来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本主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的核心就是人。
以人为本应当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开始寻求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他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也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人本理念，并且也力求在其制度设计中体现人本理念，尤其体现在其大力倡导的民生主义上。
经过了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后，当代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敌视，开始文化自信，在学习当今世界各国执政经验的同时要从传统寻求资源。
“立党为公”是现在执政党确立的执政理念。这里的“为公”就是人本理念的体现。也很显然，人本的理念也符合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
人本是普世，因此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结点。但是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价值并不是说各国应当有同样的制度来表达同样的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在建设适应于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来追求和实现同样的价值。
不管怎样，人本主义意味着在当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或者显性的（西方）或者隐性的（中国）契约。执政者执政必须以人为本。一旦执政者偏离人本，其合法性就会消失。
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数世纪
尽管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是要人本主义成为指导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者凝聚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容易。
承认和接受了人本概念是一回事，但人本主义远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年来，有关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学习运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长期的人本教育，党政官员很难达成人本共识。
实际上，在执政党内部，仍然有些人对人本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本栏（9月30日）曾经强调，如果没有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人本主义很难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多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明。
人本主义更难以体现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很难看得到人本主义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以来，当执政者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制度层面。但如上所说，因为各方面的阻力，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并不理想。
最能够体现人本理念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党政官员的行为更不用说了。尽管很多官员口头上也会谈论人本主义，但在实际行为层面，除了自私自利主义外，别无其他任何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家走的是一条主义立国路线。（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是主义立国的。）现在要由主义来引导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
在没有了强人政治之后，主义尤其显得重要。只有主义才能达成执政党的内部共识，才能达成社会的共识，才能达成社会和执政党之间的共识，因此也只有主义才能聚集改革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说，除了人本主义，还看不出其他任何主义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人本主义不能确立，政治改革会继续缺失方向，继续缺失支持力量。
者是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08-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