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我们如何说爱你>编委特别前言
星期四 十二月 04, 2008 5:00 am
人类文明和生物进化都遵循这个公式：试探——或成或败——成则进，败则退，然后再试。文明成败，相当于物种兴亡。我们的总结和忏悔，乃是文明进化和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物种和文明及其个体，无法顺利转轨，一旦走错就会一错到底，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对人对己，忏悔都是有利可图的美德，成本很低的美德，而且是进化史上很高级的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对人对己对文明对物种都大有好处的品质。
——吴思
忏悔是一种能力，可以清洗和救赎灵魂。我觉得，只有心灵质朴和高贵的人，才具备这种能力。在我的字典里，质朴和高贵是同意词，和财富没有关系，和真真假假的贵族们关系更不大。我愿意学习这种能力。
——李亚平
对于本书的命名——我们不配。
忏悔，这个具有天然自我审判、自我清洗意义的洁净词语，仍高悬于我们的头颅之上。
陈述与呈现，是忏悔的最基本前提。一个民族至今被时空无情地置于整体失忆的深渊，像屠夫卑劣地藏匿起血衣，佯装轻摇羽扇的逍遥。
先，抖出那些折皱的血痕——再，用心去把它们熨平。
——徐敬亚
天灾是灾，人祸更是灾。它们都疯狂捕杀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青春、活力与生命、尊严。但天灾，天认；人祸，人为了种种的私欲，却难愿去认。我们已近老境，并终将速去。我们怎忍心带走该说的话、再继续蒙上儿女的眼睛？该认的，我们凭什么不敢坦然来认？救救自己！更是为了孩子和他们上空晴朗的明天。是的，说是“遗嘱”也行，但它沉甸、真实、鲜红、明亮，它是丹柯化作火把的心。
——张健
忏悔会影响安定吗？会影响团结吗？会影响改革吗？会影响开放吗？会影响发展吗？会影响前进吗？我想，对于有些人，忏悔确实非常可怕。忏悔要丢他们的面子。他们丢不起这个面子。他们不但自己害怕听到看到忏悔二字，而且害怕别人忏悔，甚至不准别人忏悔。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忏悔总是在进行。
——周实
忏悔不是后悔。后悔事关智慧，忏悔则事关灵魂。
忏悔不是认错。认错是正义的觉醒，而忏悔，除了正义，还有道义。认错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忏悔的背后，则是人类的良知。忏悔是人类良知的跪下，忏悔之后，则是高贵人格的崛起。
忏悔不是一种姿态，一种仪式，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也不是一种自抚与解脱。忏悔是责任，是担当；忏悔是面对过去，更是面向现在与未来；忏悔是知错，是知耻，是对污浊的自我涤荡，是对不义与罪恶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自审、自省与自觉。没有自觉，人不可能觉他。没有自觉品质与能力的民族，将永远是一派散沙与乱沙。乱沙自乱，乱沙乱人。
——晓白
我是一个“狗崽子”，从读小学起就备受歧视和屈辱，最终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而下乡“脱胎换骨”。我自幼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也对施害人多所原谅和宽恕。因此，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有这样一些镜头令我无法安枕：反右运动时，我与小伙伴追着“右派”邻居唱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在“文革”中的公判大会上，一个“现行反革命”被愤怒的群众当胸一拳打得口鼻流血，我也在台下跟着高呼：“×××，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而伤者的罪名不过是摘掉了那块关乎万千知青命运的语录牌，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了，陌生了……”这个不能忘记的重庆人是卢作孚，他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裹挟了亿万生灵，颠倒了是非黑白，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历三十年之久。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们的子子孙孙。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卢晓蓉
一个共同参与了作恶的民族，忏悔者必定要背负双重的罪名——一个是曾经的同谋者，一个是如今的背叛者。
——胡发云
1966年，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对世界上的许多事还没弄明白，却大言不惭要“以天下为己任”，傻得可怜。如果我从另一面认识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如果我看到了列宁、斯大林的另一面，如果我早就知道“古拉格群岛”并不是海里的礁石，如果我脑子里装的不只是一个思想，如果我参透了《国际歌》的全部箴言，真正做到了 “让思想冲破牢笼”，多想想别人告诉我的是真是假，那个夏天，我肯定会呆在书屋里，哪儿也不去。
因为没有如果，所以只能忏悔。
——郝一星
文章千古事，一是指行文优美，味道淳厚，能让后人品咂不尽。更是指文章记叙的史实和思想能使子孙后代足以为训诫。
——食指
忏悔的“忏”，原本是一个佛教用语，指的就是忏悔时念的经文。“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瞋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即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忏悔”，也需要真诚的悔意，悔而痛心，才能悟到人性理念的真谛。
我忏什么？悔什么？做过的错事，有意或无意的失误，自私自利的心理、懦弱、逃避，或是为了自我保护的谎言……但如果这仅仅是属于个人的，那就不必使用“忏悔”这个词汇。倘若是因为背信弃义、损人利己，或是缺乏社会公德……那就忏悔吧，并在悔悟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那么“我们”忏悔什么呢？当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发生问题的时候，只有千千万万个体的“我”进行理性思考或者悔悟，并且有了悔悟之行，那盲目疯狂的“集体无意识”才会变成健康美丽的“集体无意识”。
我更看重大智大勇的反思。那些与社会与时代与人的命运发生关联的思索，具有何等的伟力！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卢梭在逃亡期间写了自传性的作品《忏悔录》。名为“忏悔”，其实它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为争取人的权力而斗争的记录。如果这就是“忏悔”的话，那么梅叶的《遗书》也可称为“忏悔”，甚至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另一类的“忏悔录”。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与公民意识、人性光芒联系在一起的。
——刘孝存
“忏悔”是神要人知所罪己，知所敬畏与谦卑的垂顾，基督教的不朽箴告。我国先贤也奉行“返求诸己”，不怨天尤人，视“过而能改”为世间“大善”，进而“尽性知天”，止于至善。即或力不足功难逮者，也心向往之是乃中土道德自我建立的壮丽境界。东方西方，人性攸同，掘地及泉，便见涕泪滂沱；仰天长啸，唯有星辉浩瀚。希望超逾苦难、罪孽和悲剧，在精神和心灵世界重建我们的驿站和家园。
——王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更是一部由国家恐怖和社会恐怖合成的暴力史——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十亿人“同仇敌忾”书写的。原因当然可以说很多，但从结果讲，说十亿人“为虎作伥”并不为过，我们曾是真诚热烈的大大小小的“伥”。我们所戕害的，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人。最后连同我们自己。我想，这是有别于纳粹大屠杀最要紧的地方。
因此，只有一句话：真诚地清洗自己。其实这一点“知易行难”。
以中国农历算，这个国家已届花甲之年。我们的生命全部活在这一历史时段，我们负载了太多太多由被动凌迟到主动凌迟的异化物。如果承认这个存在（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那么可能就不得不承认，要做到“真诚”殊为不易。
清洗身心，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说，忏悔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能力的话，我愿意学以致用，以使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应该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
——吴琰
忏悔是每一代人都应该去做做的事情。古人的闭门思过，即是忏悔。开门思，闭门思，总之要思，而且是思过。
人从少年走来，童言无忌，少不更事，动物凶猛；然后是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涉世一生，涉人无数，种种善行恶行也无数。谁都不能肯定自己是一生清白，因为我们生而享受的理所当然的人类的特权已经将我们置于不义之地。猪狗牛羊，精烹细做，大快朵颐，穿肠而过，是小过还是大过？延之，拓之，视同类为猪狗，命如粪土，一刀一枪，轻取性命，是小过还是大过？再之，甚之，令同类变木偶，生而线之，操纵之，一颦一笑，一手一足，一思一欲，衡而量之不得有越，有越即罚，令人一生不如一死，……——至此已是大过。
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做过随从，就是做过帮凶。不食周粟者，听说过，没见过。我跟着喊过的口号，眼睁睁看着同伴施行的暴力，检讨书上的滥词，会议上言不由衷的发言，都是种种想起来会令自己脸红的举动，已使我一世清白无望了。
忏悔是人类必然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人类把自己的忏悔都视作洪水猛兽，那么这个日子就应该是人类的耻辱日了。
——胡健
忏悔与罪密切相连。古希腊文的《圣经》中“罪”指不完全，不完美，没有达到神造人的初衷与目标。人对罪的第一反应乃是遮掩。罪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产生鸿沟。凡渴望灵性不断提升与洁净的人都愿意忏悔。重返伊甸园的途径首先便是忏悔。
——张华
忏悔使人疼痛，它把灵魂中的脓血挤出来。
——刘齐
“忏悔”这个词儿，本是佛家用语，弥散到世俗社会后，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大增，昨日你刚忏罢，今天我又来悔，道德制高点纷纷被占据。其实大可不必效仿前贤。当年和当下，你又没厕身庙堂，党国大计的设定与施行与你何干？你这样急忙忙地挺身而出替执政官舍身饲虎，先不说人家领不领你这份情，我耽心的是这种另类愚忠的惯性后果——那个应受刑事审判的巨奸大恶借汹汹舆情再次滑脱。
广场政治盛行的那些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摇旗啸聚。1976年9月和10月，天安门前又各有一次百万人的集会和游行，组织者和参与者是同一拨人，政治缘由和配套的呼号却大相径庭。被政治左右惯了的善良百姓三四十年后主动反思，“三省吾身”，其心也善，其诚甚笃，其志自愧不如。多次雨雪风霜侵袭过后，自由思考，独立言说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奋力争夺的权利。这种千帆竞发、百船争流的局面形成，我看为时不远了。5月19日终于降半旗和3天志哀的颁行，就是一个兆头。血红色的旗，第2次为它的逝去的子民垂下高贵的头，这次忏悔不丢人。
丢尽中华民族脸面的是不下“罪己诏”。勃兰特高贵的一跪，日本人几番忏悔，并没有辱没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赢得的是世人的普遍尊重，激发的是他们“入常”的雄心。我希望能早日读到这类忏悔——“罪己诏”。
——王建勋
当年，为了虔诚的信仰，我们身不由己地裹挟到红色恐怖中。正所谓“无所逃于天地间”，少男少女，概莫能外。
今天，我们跨过了知天命之年，独醒黄昏，开始忏悔。这是人应有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它需要直面自我，透视灵魂。
唯其难，更需由受愚弄最深的吾辈担当，由此引领全民族的思考。旨在前车之覆，后世之鉴。
——高志远
文革时我也是红卫兵。我这个红卫兵是反对出身论、反对武斗、反对抄家的。我问自己：我因此就不需要忏悔吗？甚至可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了些好事善事而良心稍安吗？不能。我参与过山呼万岁、参与过大串联、参与过无数次去天安门的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参与过手捧红宝书的表忠心，写过歌功颂德的文字，唱过文革歌曲，跳过忠字舞。尽管由于性格使然我不那么狂热，但那不能成为我不忏悔的理由。我那时的山呼万岁及所有举动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点点出自本能的怀疑是针对具体执行人的，对“圣王之道”的怀疑则从来没有过。直到9•13的一声爆炸，才将我从浑浑噩噩中惊醒了一些。
我对自己说：历史不能重来，我不能改变我少年的愚昧和无知，我能改变的是从下一刻开始的自省。
我忏悔的理由很简单：通向民主社会的道路，它的起点在自己心里。
——朱冰
忏悔的基点是致良知，忏悔的目的是施教化。与西方的“原罪”意识不同，佛教把“忏悔”建立在人自己身口意三门所造之恶的“无量无边”，所引发的恶果自身决然难以承受的意识上，由此形成有效对治人性之恶的心理机制，又外化为一整套忏除恶业，“后不复造”的修行仪轨。而我们的问题是：面对一个信仰崩颓，价值失范的民族，以什么工作启动信仰价值的重建？牵动净化人心的忏悔？我们应该忏悔什么？我们如何忏悔？我们忏悔的有效性是否会被别的意识扭曲或遮蔽？
忏悔终归是每一个体之事，通过忏悔净化心灵的真假有无唯有自家内心明白。我愿意效法先贤大德忏悔的真诚，对治的痛切！首先明白自体之恶的隐匿之所，在日后立身行事时，随时随处警省自己的内心恶欲，那种种因痴迷名利、贪执得失而或悲或喜或忧或恼或爱或嗔所引发的自他两害。
——张嘉谚
作为曾“插队”的那一代人如今大多已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岁月。这就有点“阅尽人间春色”的味道了。很多话我们也说了，该做的事儿也做了。如今，自觉心灵的平安才是重要的事情。客厅里挂着一幅匾，上书：“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既然命中注定插队的一代在历史人生的舞台上亲历亲为了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天灾人祸，相信还会有大戏登台。在这里满怀这样的期望：保持好心态，强健好体魄——因为戏还在继续呢，只有健康地活着，你才能参与其中......
——甘铁生
经过文革的青年人，现在大都年过花甲，年轻一些的，也接近六十岁了。然而，经历并不一定让人丰富，年龄也不能让一个人自然地完善起来。从某种角度看，六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六十岁的人在知识层面上几乎能够批评任何人，也可以给任何人辩护；可以给任何善举找到足够的瑕疵，也可以对许多恶行熟视无睹。退休让人少了很多纠缠，从而生出一些无畏来。但是，六十岁的人更多的是退却。生命的青纱帐已经看到尽头了，秋声萧索，许多人从此走向消极，主动的放弃比比皆是，颟顸的慈祥腐蚀着生命本色，对道义的躲避自燃着的最后一份精神能源。漫长的心路历程和过重的伦理负担让很多人把余生视为畏途，从此不思进取，而且动辄拿了年龄做掩护。六十岁的人往往会放弃曾经的灿烂的理想，把自己该做的事推给了年轻人，人生的句号变得黯淡无光。把庸俗的懊恼当作大彻大悟，甚至长出许多虚荣和贪婪，也不乏其人。很多六十岁的人觉得此生休矣，因而放弃了羞耻之心，将暧昧深藏于平庸之中。当一个度过花甲之年的人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从此没有什么过不去坎了”，那很可能意味着放弃、庸俗和机会主义，至少是夸张。回顾六十年的时光，好在没有做违背天地良心的，但也不很轻松。人不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些东西可以忽略、漠视、不予计较，但有些东西到死都不能放弃。在这个意义上，我需要检点最后的行囊，认识曾经陷入的误区和那些否定之否定，即使对自己的生活意义不大，但对后来者可能还有些裨益。
——王兆军
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主宰着社会各种事物的变革与发展。当我们明确的提出它的时候，一切已在变化之中了。
而遗忘会使人类的许多旧病复发。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己之力作些有益的事。为了良知，我们应该尽力而为。
——林莽
文革浩劫的实质，是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文化、道德乃至伦理上的种族灭绝。
我们一代人不仅是浩劫至深的受害者，也是最主要、最主动、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曾经“灵魂暴发革命”到换髓换骨，直至非人非兽，荒诞莫辨；直至丧失常识、常情、常理和常伦；直至善于迷信、凶残、丑陋、卑怯、无耻到一切文字不曾有过记载的境地；直至不再是精神、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中国人种，更非世界公民，罕有例外者。至今，我们讳莫如深，自己依然是自己血泪体验的冷漠看客，从无集体地自省自赎。
始于佛教的忏悔一语（原有祈求容忍宽恕之意），衍化至今，已经在诸多宗教及至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日渐趋同的涵义。忏悔，无论出自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抑或来自泛神、无神的良知语境，或多或少、亦质亦量地有了自省、自疚、自责、自爱、自赎的精神品性。忏悔，既是神性、神律关系，又是人性、自律关系，已经属于超越智慧的灵魂自觉，属于不随躯体消失而消失的高贵自珍，更属于人类精神不朽进化中最具救赎、新生、责任、良知、尊严意义的深远自期。其实，忏悔之精义，中国“内圣”文化精粹中古已有之，无论形上形下，不仅息息相通，且别具博蕴，从“一日三省吾身”，“观过斯知仁矣”，“释然悟，翻然悔”，“改过以自赎”，“见利思辱，见恶思垢，嗜欲思耻”，“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到“恶莫大于无耻”……无不一道一也。虽然东、西方语系、语意各异，忏悔对象有别，但蕴于其中的精神生命、精神升华日渐相向、相融。无疑，忏悔意识一旦成为个体与集体的常识甚至常识力量，一再陷于精神绝境的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建，必将迎来最空前、最历史、最不可抗拒的机会。
忏悔，仅仅属于良知未泯者，不属于现代专制世界制造浩劫的一切罪魁。他们不会忏悔，更从无有过此类记录。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世世代代进行历史审判，似是天遗因果。
世界历史便是世界审判，中国焉能例外？
忏悔，一如雷电，痛彻地跃入自身的黑暗。忏悔，皈依唯是属于自己生命的真醒。忏悔，需要穿越坚硬的黑暗和刀锋般的痛楚。忏悔，是心壁上淅淅沥沥不竭的殷红。忏悔，是拒绝每一次生还走向更深刻的死亡。忏悔，无论私秘抑或公开，都是对天地有正气的信赖，都会使生命拥有真实的灵魂，使灵魂拥有高贵的命运。忏悔，将予以东方古大陆精神复苏史诗般的归宿和梦想。忏悔，从一句真话做起，从一次操守做起，从一方沉默做起，从自我启蒙做起，从索还最卑微的尊严做起，从精神绝境最无奈的突围做起。
忏悔，是忏悔者最后的底色。
——岳建一
忏悔，不仅源于灵魂自觉、道德自觉，更源于文化和文明自觉。忏悔，在宗教之内多产生于对圣神的良心，在宗教之外，多产生于对良知的敬畏。忏悔，无论私秘的、公开的，无论诉诸补偿的生命方式、行为方式，无论面对神界、俗界，或者面对历史，皆属于人性承诺的高尚和生命更新的美好。尽管忏悔有着与心灵搏斗的难堪，但拥有罪错又拥有忏悔的人，拥有的才是真正完整的生命。忏悔，可以使灵魂清净而致远。忏悔，是用自省自责形式表达的爱，是自救，是宽广的胸襟，是人类精神家园最珍贵的遗产。自我们一代人始，深刻忏悔最是心灵巨创最是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以引领整个民族的忏悔，需要可以想见的深刻理性、良知和巨大勇气，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做到吗？
——章德宁
少年壮志时满眼敌人，以为历史是永远的对敌斗争。而今回望，哪儿有敌人？我看历史，敌人的出现条件有二，一是蛋白质馈乏，二是政治家需要。敌人从来转瞬即逝，人类永远握手言和。我们曾以消灭敌人为最高理想，却不知真相被谎言掩盖，善良被暴力蹂躏，苦难被强权麻木，生命被罪人轻抛。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缺乏真相了解，思想的土壤永远贫瘠，恩怨的历史永远延续，血红的幽灵永远纠缠，和谐的世界永远遥想。忏悔，就是说出真相，并请求宽恕。忏悔是清算自己，超越自己，由此生发宽恕的大爱之心，获得解脱。未来实现民主之后，必将用了解真相的办法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办法牢记历史。清算不是复仇，而是揭示真相，宽恕罪人。那时，只要有忏悔，人们一定宽恕。因为，今天的忏悔，就是为了准备明天的宽恕。忏悔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们的人性。今天的个人忏悔，是为明天的社会宽容建立理性基础，为明天的民主平等储备精神资源，为明天的自由思想提供开阔视野，为明天的终结仇怨准备爱的力量。仇恨和斗争，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还要付出多少代价，我们才能结束革命，才能用宽容的爱去拯救和恢复？忏悔与宽容让我看到：真正的人类崇高理想，没有敌人。
——王克明
——担当。肩膀。
也许是缘于父亲的庭训，或是源自人生的历练，多少年来，这几个字眼，一直是自己立身处世和知人论世的关键字。担当，首先就是要敢于面对自己，面对承诺，面对责任，把应该承受的和需要承受的，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忏悔，也是一种担当。说“知青一代”也好，“文革一代”也好，我们既是大时代的一朵浪花也是一撮泡沫，既是参与者、受害者也是见证者。我们如果不敢面对自己，把应该担当的担当起来，我们就既走不出自己的过去，中国也不可能走向真正光明美好的未来。
——苏 炜
在极权体制下，我曾“忏悔”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接受了“改造”，扭曲并失去了了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
以后在反思和批判极权、后极权体制时，我又如鲁迅当年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那样，发现自己和极权、后极权体制的纠缠。要批判、否定极权、后极权体制，就得批判和清理自己。从另一面看，我的“忏悔”其锋芒是首先指向极权、后极权体制的，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其罪恶的。
因此，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的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
而且我认为，那样一段全民都参与的残酷的历史，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像一场噩梦一样将它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人之常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忏悔”个人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承担其中的痛苦；但绝不以此要求别人，绝不将自己的“忏悔”道德化。
——钱理群
——吴思
忏悔是一种能力，可以清洗和救赎灵魂。我觉得，只有心灵质朴和高贵的人，才具备这种能力。在我的字典里，质朴和高贵是同意词，和财富没有关系，和真真假假的贵族们关系更不大。我愿意学习这种能力。
——李亚平
对于本书的命名——我们不配。
忏悔，这个具有天然自我审判、自我清洗意义的洁净词语，仍高悬于我们的头颅之上。
陈述与呈现，是忏悔的最基本前提。一个民族至今被时空无情地置于整体失忆的深渊，像屠夫卑劣地藏匿起血衣，佯装轻摇羽扇的逍遥。
先，抖出那些折皱的血痕——再，用心去把它们熨平。
——徐敬亚
天灾是灾，人祸更是灾。它们都疯狂捕杀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青春、活力与生命、尊严。但天灾，天认；人祸，人为了种种的私欲，却难愿去认。我们已近老境，并终将速去。我们怎忍心带走该说的话、再继续蒙上儿女的眼睛？该认的，我们凭什么不敢坦然来认？救救自己！更是为了孩子和他们上空晴朗的明天。是的，说是“遗嘱”也行，但它沉甸、真实、鲜红、明亮，它是丹柯化作火把的心。
——张健
忏悔会影响安定吗？会影响团结吗？会影响改革吗？会影响开放吗？会影响发展吗？会影响前进吗？我想，对于有些人，忏悔确实非常可怕。忏悔要丢他们的面子。他们丢不起这个面子。他们不但自己害怕听到看到忏悔二字，而且害怕别人忏悔，甚至不准别人忏悔。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忏悔总是在进行。
——周实
忏悔不是后悔。后悔事关智慧，忏悔则事关灵魂。
忏悔不是认错。认错是正义的觉醒，而忏悔，除了正义，还有道义。认错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忏悔的背后，则是人类的良知。忏悔是人类良知的跪下，忏悔之后，则是高贵人格的崛起。
忏悔不是一种姿态，一种仪式，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也不是一种自抚与解脱。忏悔是责任，是担当；忏悔是面对过去，更是面向现在与未来；忏悔是知错，是知耻，是对污浊的自我涤荡，是对不义与罪恶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自审、自省与自觉。没有自觉，人不可能觉他。没有自觉品质与能力的民族，将永远是一派散沙与乱沙。乱沙自乱，乱沙乱人。
——晓白
我是一个“狗崽子”，从读小学起就备受歧视和屈辱，最终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而下乡“脱胎换骨”。我自幼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也对施害人多所原谅和宽恕。因此，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有这样一些镜头令我无法安枕：反右运动时，我与小伙伴追着“右派”邻居唱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在“文革”中的公判大会上，一个“现行反革命”被愤怒的群众当胸一拳打得口鼻流血，我也在台下跟着高呼：“×××，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而伤者的罪名不过是摘掉了那块关乎万千知青命运的语录牌，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了，陌生了……”这个不能忘记的重庆人是卢作孚，他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裹挟了亿万生灵，颠倒了是非黑白，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历三十年之久。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们的子子孙孙。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卢晓蓉
一个共同参与了作恶的民族，忏悔者必定要背负双重的罪名——一个是曾经的同谋者，一个是如今的背叛者。
——胡发云
1966年，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对世界上的许多事还没弄明白，却大言不惭要“以天下为己任”，傻得可怜。如果我从另一面认识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如果我看到了列宁、斯大林的另一面，如果我早就知道“古拉格群岛”并不是海里的礁石，如果我脑子里装的不只是一个思想，如果我参透了《国际歌》的全部箴言，真正做到了 “让思想冲破牢笼”，多想想别人告诉我的是真是假，那个夏天，我肯定会呆在书屋里，哪儿也不去。
因为没有如果，所以只能忏悔。
——郝一星
文章千古事，一是指行文优美，味道淳厚，能让后人品咂不尽。更是指文章记叙的史实和思想能使子孙后代足以为训诫。
——食指
忏悔的“忏”，原本是一个佛教用语，指的就是忏悔时念的经文。“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瞋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即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忏悔”，也需要真诚的悔意，悔而痛心，才能悟到人性理念的真谛。
我忏什么？悔什么？做过的错事，有意或无意的失误，自私自利的心理、懦弱、逃避，或是为了自我保护的谎言……但如果这仅仅是属于个人的，那就不必使用“忏悔”这个词汇。倘若是因为背信弃义、损人利己，或是缺乏社会公德……那就忏悔吧，并在悔悟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那么“我们”忏悔什么呢？当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发生问题的时候，只有千千万万个体的“我”进行理性思考或者悔悟，并且有了悔悟之行，那盲目疯狂的“集体无意识”才会变成健康美丽的“集体无意识”。
我更看重大智大勇的反思。那些与社会与时代与人的命运发生关联的思索，具有何等的伟力！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卢梭在逃亡期间写了自传性的作品《忏悔录》。名为“忏悔”，其实它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为争取人的权力而斗争的记录。如果这就是“忏悔”的话，那么梅叶的《遗书》也可称为“忏悔”，甚至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另一类的“忏悔录”。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与公民意识、人性光芒联系在一起的。
——刘孝存
“忏悔”是神要人知所罪己，知所敬畏与谦卑的垂顾，基督教的不朽箴告。我国先贤也奉行“返求诸己”，不怨天尤人，视“过而能改”为世间“大善”，进而“尽性知天”，止于至善。即或力不足功难逮者，也心向往之是乃中土道德自我建立的壮丽境界。东方西方，人性攸同，掘地及泉，便见涕泪滂沱；仰天长啸，唯有星辉浩瀚。希望超逾苦难、罪孽和悲剧，在精神和心灵世界重建我们的驿站和家园。
——王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更是一部由国家恐怖和社会恐怖合成的暴力史——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十亿人“同仇敌忾”书写的。原因当然可以说很多，但从结果讲，说十亿人“为虎作伥”并不为过，我们曾是真诚热烈的大大小小的“伥”。我们所戕害的，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人。最后连同我们自己。我想，这是有别于纳粹大屠杀最要紧的地方。
因此，只有一句话：真诚地清洗自己。其实这一点“知易行难”。
以中国农历算，这个国家已届花甲之年。我们的生命全部活在这一历史时段，我们负载了太多太多由被动凌迟到主动凌迟的异化物。如果承认这个存在（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那么可能就不得不承认，要做到“真诚”殊为不易。
清洗身心，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说，忏悔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能力的话，我愿意学以致用，以使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应该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
——吴琰
忏悔是每一代人都应该去做做的事情。古人的闭门思过，即是忏悔。开门思，闭门思，总之要思，而且是思过。
人从少年走来，童言无忌，少不更事，动物凶猛；然后是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涉世一生，涉人无数，种种善行恶行也无数。谁都不能肯定自己是一生清白，因为我们生而享受的理所当然的人类的特权已经将我们置于不义之地。猪狗牛羊，精烹细做，大快朵颐，穿肠而过，是小过还是大过？延之，拓之，视同类为猪狗，命如粪土，一刀一枪，轻取性命，是小过还是大过？再之，甚之，令同类变木偶，生而线之，操纵之，一颦一笑，一手一足，一思一欲，衡而量之不得有越，有越即罚，令人一生不如一死，……——至此已是大过。
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做过随从，就是做过帮凶。不食周粟者，听说过，没见过。我跟着喊过的口号，眼睁睁看着同伴施行的暴力，检讨书上的滥词，会议上言不由衷的发言，都是种种想起来会令自己脸红的举动，已使我一世清白无望了。
忏悔是人类必然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人类把自己的忏悔都视作洪水猛兽，那么这个日子就应该是人类的耻辱日了。
——胡健
忏悔与罪密切相连。古希腊文的《圣经》中“罪”指不完全，不完美，没有达到神造人的初衷与目标。人对罪的第一反应乃是遮掩。罪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产生鸿沟。凡渴望灵性不断提升与洁净的人都愿意忏悔。重返伊甸园的途径首先便是忏悔。
——张华
忏悔使人疼痛，它把灵魂中的脓血挤出来。
——刘齐
“忏悔”这个词儿，本是佛家用语，弥散到世俗社会后，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大增，昨日你刚忏罢，今天我又来悔，道德制高点纷纷被占据。其实大可不必效仿前贤。当年和当下，你又没厕身庙堂，党国大计的设定与施行与你何干？你这样急忙忙地挺身而出替执政官舍身饲虎，先不说人家领不领你这份情，我耽心的是这种另类愚忠的惯性后果——那个应受刑事审判的巨奸大恶借汹汹舆情再次滑脱。
广场政治盛行的那些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摇旗啸聚。1976年9月和10月，天安门前又各有一次百万人的集会和游行，组织者和参与者是同一拨人，政治缘由和配套的呼号却大相径庭。被政治左右惯了的善良百姓三四十年后主动反思，“三省吾身”，其心也善，其诚甚笃，其志自愧不如。多次雨雪风霜侵袭过后，自由思考，独立言说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奋力争夺的权利。这种千帆竞发、百船争流的局面形成，我看为时不远了。5月19日终于降半旗和3天志哀的颁行，就是一个兆头。血红色的旗，第2次为它的逝去的子民垂下高贵的头，这次忏悔不丢人。
丢尽中华民族脸面的是不下“罪己诏”。勃兰特高贵的一跪，日本人几番忏悔，并没有辱没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赢得的是世人的普遍尊重，激发的是他们“入常”的雄心。我希望能早日读到这类忏悔——“罪己诏”。
——王建勋
当年，为了虔诚的信仰，我们身不由己地裹挟到红色恐怖中。正所谓“无所逃于天地间”，少男少女，概莫能外。
今天，我们跨过了知天命之年，独醒黄昏，开始忏悔。这是人应有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它需要直面自我，透视灵魂。
唯其难，更需由受愚弄最深的吾辈担当，由此引领全民族的思考。旨在前车之覆，后世之鉴。
——高志远
文革时我也是红卫兵。我这个红卫兵是反对出身论、反对武斗、反对抄家的。我问自己：我因此就不需要忏悔吗？甚至可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了些好事善事而良心稍安吗？不能。我参与过山呼万岁、参与过大串联、参与过无数次去天安门的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参与过手捧红宝书的表忠心，写过歌功颂德的文字，唱过文革歌曲，跳过忠字舞。尽管由于性格使然我不那么狂热，但那不能成为我不忏悔的理由。我那时的山呼万岁及所有举动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点点出自本能的怀疑是针对具体执行人的，对“圣王之道”的怀疑则从来没有过。直到9•13的一声爆炸，才将我从浑浑噩噩中惊醒了一些。
我对自己说：历史不能重来，我不能改变我少年的愚昧和无知，我能改变的是从下一刻开始的自省。
我忏悔的理由很简单：通向民主社会的道路，它的起点在自己心里。
——朱冰
忏悔的基点是致良知，忏悔的目的是施教化。与西方的“原罪”意识不同，佛教把“忏悔”建立在人自己身口意三门所造之恶的“无量无边”，所引发的恶果自身决然难以承受的意识上，由此形成有效对治人性之恶的心理机制，又外化为一整套忏除恶业，“后不复造”的修行仪轨。而我们的问题是：面对一个信仰崩颓，价值失范的民族，以什么工作启动信仰价值的重建？牵动净化人心的忏悔？我们应该忏悔什么？我们如何忏悔？我们忏悔的有效性是否会被别的意识扭曲或遮蔽？
忏悔终归是每一个体之事，通过忏悔净化心灵的真假有无唯有自家内心明白。我愿意效法先贤大德忏悔的真诚，对治的痛切！首先明白自体之恶的隐匿之所，在日后立身行事时，随时随处警省自己的内心恶欲，那种种因痴迷名利、贪执得失而或悲或喜或忧或恼或爱或嗔所引发的自他两害。
——张嘉谚
作为曾“插队”的那一代人如今大多已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岁月。这就有点“阅尽人间春色”的味道了。很多话我们也说了，该做的事儿也做了。如今，自觉心灵的平安才是重要的事情。客厅里挂着一幅匾，上书：“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既然命中注定插队的一代在历史人生的舞台上亲历亲为了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天灾人祸，相信还会有大戏登台。在这里满怀这样的期望：保持好心态，强健好体魄——因为戏还在继续呢，只有健康地活着，你才能参与其中......
——甘铁生
经过文革的青年人，现在大都年过花甲，年轻一些的，也接近六十岁了。然而，经历并不一定让人丰富，年龄也不能让一个人自然地完善起来。从某种角度看，六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六十岁的人在知识层面上几乎能够批评任何人，也可以给任何人辩护；可以给任何善举找到足够的瑕疵，也可以对许多恶行熟视无睹。退休让人少了很多纠缠，从而生出一些无畏来。但是，六十岁的人更多的是退却。生命的青纱帐已经看到尽头了，秋声萧索，许多人从此走向消极，主动的放弃比比皆是，颟顸的慈祥腐蚀着生命本色，对道义的躲避自燃着的最后一份精神能源。漫长的心路历程和过重的伦理负担让很多人把余生视为畏途，从此不思进取，而且动辄拿了年龄做掩护。六十岁的人往往会放弃曾经的灿烂的理想，把自己该做的事推给了年轻人，人生的句号变得黯淡无光。把庸俗的懊恼当作大彻大悟，甚至长出许多虚荣和贪婪，也不乏其人。很多六十岁的人觉得此生休矣，因而放弃了羞耻之心，将暧昧深藏于平庸之中。当一个度过花甲之年的人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从此没有什么过不去坎了”，那很可能意味着放弃、庸俗和机会主义，至少是夸张。回顾六十年的时光，好在没有做违背天地良心的，但也不很轻松。人不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些东西可以忽略、漠视、不予计较，但有些东西到死都不能放弃。在这个意义上，我需要检点最后的行囊，认识曾经陷入的误区和那些否定之否定，即使对自己的生活意义不大，但对后来者可能还有些裨益。
——王兆军
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主宰着社会各种事物的变革与发展。当我们明确的提出它的时候，一切已在变化之中了。
而遗忘会使人类的许多旧病复发。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己之力作些有益的事。为了良知，我们应该尽力而为。
——林莽
文革浩劫的实质，是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文化、道德乃至伦理上的种族灭绝。
我们一代人不仅是浩劫至深的受害者，也是最主要、最主动、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曾经“灵魂暴发革命”到换髓换骨，直至非人非兽，荒诞莫辨；直至丧失常识、常情、常理和常伦；直至善于迷信、凶残、丑陋、卑怯、无耻到一切文字不曾有过记载的境地；直至不再是精神、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中国人种，更非世界公民，罕有例外者。至今，我们讳莫如深，自己依然是自己血泪体验的冷漠看客，从无集体地自省自赎。
始于佛教的忏悔一语（原有祈求容忍宽恕之意），衍化至今，已经在诸多宗教及至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日渐趋同的涵义。忏悔，无论出自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抑或来自泛神、无神的良知语境，或多或少、亦质亦量地有了自省、自疚、自责、自爱、自赎的精神品性。忏悔，既是神性、神律关系，又是人性、自律关系，已经属于超越智慧的灵魂自觉，属于不随躯体消失而消失的高贵自珍，更属于人类精神不朽进化中最具救赎、新生、责任、良知、尊严意义的深远自期。其实，忏悔之精义，中国“内圣”文化精粹中古已有之，无论形上形下，不仅息息相通，且别具博蕴，从“一日三省吾身”，“观过斯知仁矣”，“释然悟，翻然悔”，“改过以自赎”，“见利思辱，见恶思垢，嗜欲思耻”，“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到“恶莫大于无耻”……无不一道一也。虽然东、西方语系、语意各异，忏悔对象有别，但蕴于其中的精神生命、精神升华日渐相向、相融。无疑，忏悔意识一旦成为个体与集体的常识甚至常识力量，一再陷于精神绝境的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建，必将迎来最空前、最历史、最不可抗拒的机会。
忏悔，仅仅属于良知未泯者，不属于现代专制世界制造浩劫的一切罪魁。他们不会忏悔，更从无有过此类记录。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世世代代进行历史审判，似是天遗因果。
世界历史便是世界审判，中国焉能例外？
忏悔，一如雷电，痛彻地跃入自身的黑暗。忏悔，皈依唯是属于自己生命的真醒。忏悔，需要穿越坚硬的黑暗和刀锋般的痛楚。忏悔，是心壁上淅淅沥沥不竭的殷红。忏悔，是拒绝每一次生还走向更深刻的死亡。忏悔，无论私秘抑或公开，都是对天地有正气的信赖，都会使生命拥有真实的灵魂，使灵魂拥有高贵的命运。忏悔，将予以东方古大陆精神复苏史诗般的归宿和梦想。忏悔，从一句真话做起，从一次操守做起，从一方沉默做起，从自我启蒙做起，从索还最卑微的尊严做起，从精神绝境最无奈的突围做起。
忏悔，是忏悔者最后的底色。
——岳建一
忏悔，不仅源于灵魂自觉、道德自觉，更源于文化和文明自觉。忏悔，在宗教之内多产生于对圣神的良心，在宗教之外，多产生于对良知的敬畏。忏悔，无论私秘的、公开的，无论诉诸补偿的生命方式、行为方式，无论面对神界、俗界，或者面对历史，皆属于人性承诺的高尚和生命更新的美好。尽管忏悔有着与心灵搏斗的难堪，但拥有罪错又拥有忏悔的人，拥有的才是真正完整的生命。忏悔，可以使灵魂清净而致远。忏悔，是用自省自责形式表达的爱，是自救，是宽广的胸襟，是人类精神家园最珍贵的遗产。自我们一代人始，深刻忏悔最是心灵巨创最是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以引领整个民族的忏悔，需要可以想见的深刻理性、良知和巨大勇气，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做到吗？
——章德宁
少年壮志时满眼敌人，以为历史是永远的对敌斗争。而今回望，哪儿有敌人？我看历史，敌人的出现条件有二，一是蛋白质馈乏，二是政治家需要。敌人从来转瞬即逝，人类永远握手言和。我们曾以消灭敌人为最高理想，却不知真相被谎言掩盖，善良被暴力蹂躏，苦难被强权麻木，生命被罪人轻抛。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缺乏真相了解，思想的土壤永远贫瘠，恩怨的历史永远延续，血红的幽灵永远纠缠，和谐的世界永远遥想。忏悔，就是说出真相，并请求宽恕。忏悔是清算自己，超越自己，由此生发宽恕的大爱之心，获得解脱。未来实现民主之后，必将用了解真相的办法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办法牢记历史。清算不是复仇，而是揭示真相，宽恕罪人。那时，只要有忏悔，人们一定宽恕。因为，今天的忏悔，就是为了准备明天的宽恕。忏悔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们的人性。今天的个人忏悔，是为明天的社会宽容建立理性基础，为明天的民主平等储备精神资源，为明天的自由思想提供开阔视野，为明天的终结仇怨准备爱的力量。仇恨和斗争，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还要付出多少代价，我们才能结束革命，才能用宽容的爱去拯救和恢复？忏悔与宽容让我看到：真正的人类崇高理想，没有敌人。
——王克明
——担当。肩膀。
也许是缘于父亲的庭训，或是源自人生的历练，多少年来，这几个字眼，一直是自己立身处世和知人论世的关键字。担当，首先就是要敢于面对自己，面对承诺，面对责任，把应该承受的和需要承受的，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忏悔，也是一种担当。说“知青一代”也好，“文革一代”也好，我们既是大时代的一朵浪花也是一撮泡沫，既是参与者、受害者也是见证者。我们如果不敢面对自己，把应该担当的担当起来，我们就既走不出自己的过去，中国也不可能走向真正光明美好的未来。
——苏 炜
在极权体制下，我曾“忏悔”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接受了“改造”，扭曲并失去了了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
以后在反思和批判极权、后极权体制时，我又如鲁迅当年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那样，发现自己和极权、后极权体制的纠缠。要批判、否定极权、后极权体制，就得批判和清理自己。从另一面看，我的“忏悔”其锋芒是首先指向极权、后极权体制的，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其罪恶的。
因此，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的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
而且我认为，那样一段全民都参与的残酷的历史，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像一场噩梦一样将它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人之常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忏悔”个人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承担其中的痛苦；但绝不以此要求别人，绝不将自己的“忏悔”道德化。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