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大事记续二
星期日 十一月 16, 2008 7:22 pm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家赔偿法》。
1994年6月2日 在北京作全裸“行为艺术”表演的青年马流明及朱敏被拘留。
1994年6月8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1994年，黄翔的作品自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被一位编辑斗胆接纳，并通过初审到终审的一应程序，与中国作家出版社签约准备出版。700余页的大部头印制完毕，出书广告业寄发出去，可突然由“上面”传下一个电话指令，黄翔的著作出版旋即被取消。手持与出版社签约的正式出书合同，黄翔因知识产权受损而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并将他的抗议向新闻媒体披露。尽管不乏外界的关注，然而于事无补——书终究是不让出的。已近六十岁的黄翔，让数十年的精神创造成果公诸于众，获得社会的公开承认或批评，只有出版自己的著作，才是真正的慰籍。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决定住房改革：将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的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特大火灾，共死亡325人，其中中小学生288人，干部、教师及工作人员37人。火灾中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的话：“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被人们深刻记忆。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5年
1995年，清华大学一位名叫朱令的女大学生，突然头发脱落，全身痉挛，送医院后陷入昏迷之中，医院反复检查，没有找到生病原因，无从下手。朱令的一位北大同学通过互联网求助于世界各地的专家，迅速判断：朱令极有可能是铊中毒。互联网首次显现了它的巨大力量和对世界的改变。
1995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借助网络在青年中迅速传播。他的“无厘头”风格抓住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
1995年，据统计，在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值开始超过男性，不是处女已不受歧视，壮阳药开始泛滥。
1995年1月1日，四川日报创办定位于“面向城市的广大市民，办一张走向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的《华西都市报》，这张“立足都市、面向市民、面向生活”的报纸开启了都市报时代，一时间内“都市报”风靡大江南北。
1995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江泽民说：孔繁森同志是我们全党的楷模。我们要像当年学习焦裕禄、学习雷锋一样，大力开展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
1995年，上海广播电视电台文艺台娱乐新干线节目主持人朱惠明在制作节目时，曾对听众提起“六四”纪念日，遭到停职审查的处分，节目停播。
1995年4月27日，中共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认为：陈希同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严重失职，对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腐化堕落，生活奢靡；利用职权和公务之便，收受贵重物品。政治斗争与反腐败相结合。
1995年7月24日至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和新华社评论员连续撰文评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抨击李登辉的“台独”言行。台独首次成为问题。
1995年6月3日，“六四”事件六周年前夕，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致函中共司法部长萧扬与公安部长陶驷驹，呼吁立即释放因行使自由权利遭监禁的21名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
1995年10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年特别纪念会议。24日，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
1995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对江苏省无锡市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判决结果，邓斌、姚静漪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是继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10余亿元的重大案件后的又一起大案。
1995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79年10月，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3年9月14日被假释。1995年11月21日再次被逮捕。
1996年
1996年，传销迅猛发展，并受到广泛关注。1994年，《人民日报》 揭露传销公司的骗人坑人事件，1994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报道《是是非非话传销。但传销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大城市的传销分公司开始向中小城市进行战略大转移。
1996年中国股市大热。中国股市从1996年1月22日的514.46点，涨至1996年12月11日的1258.69点，涨幅143.71％。
1996年1月1日，《新闻联播》从录播改为直播，这是“自联播由胶片直播改为录像带录播后首次恢复直播”。
1996年2月，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记者包克被驱逐出境。北京外国记者联谊会在一篇声明中说：“我们认为这是对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的一次侵犯，并企图威胁在大陆工作的所有外国记者。”总部设於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一份致中共总理李鹏的信函中说，这次驱逐行动距离魏京生被判重刑不足一周。该组织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再一次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情势，深感忧心。”该组织说，中共已将十九名新闻记者关进牢里。该组织要求李鹏“行使你答复的权力，对(包克的)指控提出辩解，而不要将他当作非法入境者，予以驱逐出境。”
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在这次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要依法治国，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1996年3月，《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返深圳时，被拒绝入境并即时没收回乡证。金钟表示，过往返回内地从没有进行违法行为或采访，甚至前年返京时原与魏京生有机会见面，也鉴於当时的形势而放弃，故今次无故被没收回乡证，若中方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自己也没有必要再申领回乡证，实际上也没有时间经常往返内地。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开播。凤凰卫视打着香港的旗号，实际上是中共向海外的宣传机器，大陆民众称之为“国安”办的。
1996年4月，《海口晚报》记者丁咛采写了一组系列批评报道“解困房解了谁的困？”，揭露了海南金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孟克非“一家七口竟买了八套解困房”的事。但丁咛和《海口晚报》被孟克非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批评稿称“一家七口人买了八套房”中“一家”的概念不对，他的房是以兄弟、岳母、侄子等名义买的，而这些人和他不能算“一家”。被批评方还声言批评稿时给政府安居工程抹黑，有损党的形象，有严重的导向问题。甚至更为荒唐的是，在案结后，孟克非居然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成立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舆论民众法律监督基金的函”，称“自行出资100万元”成立专门监督《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的民众法律基金，要向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报道失实，批评有误的名誉侵权案“提供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有关活动费、诉讼当事人诉讼期间的生活费等”，目的是“为因被《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侵权而有冤无处诉讼，诉讼没有钱的公民提供无偿及无条件的经济援助和法律支持”。
199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1996年4月30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在马德里指出，1995年一年全球共有386位记者因报导新闻不见容於当局而被监禁。其中中共监禁记者的人数最多，达19人。
1996年5月，某刊物发表署名“晓南”的《当前我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开篇即提出“当前法学界有淡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法学界的新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政治批判。6月，上海《法学》杂志刊登了丁以升的《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评当前法学界的一种新动向》，对“晓南”的文章提出反批评。此为所谓的“晓南风波”。
1996年5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
1996年5月，《青年报刊世界》因开辟文革回忆栏目被停刊。
1996年6月5日，北京青年报曾在头版发表署名北京青年报记者孔文清、朱箐等三人的独家报道，指杭州娃哈哈果奶“毒”死安徽宿州三名农村孩童，称这三名孩童死之前每天饮用娃哈哈果奶。该报道发表后，杭州娃哈哈公司总经理宗庆后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领导人投诉北京青年报“一篇报道，两个小报记者，想搞垮一家国有企业”，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批示，北京青年报社长崔恩卿被撤职。
1996年8月初，山西《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陈平被秘密逮捕。陈平在被捕前曾撰写了一封致全国人大的信件，指人大对“六四”事件处理不当，违反法律，并要求平反“六四”。
1996年9月8日，童增、李定国等17位民间人士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此前，1996年9月1日童增、李定国等257位民间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日本侵占我钓鱼岛领土。1996年9月11日3名深圳青年在市图书馆前举行保钓民间签名活动，共征集到3500个签名。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保钓活动中遇难。
1996年10月28日，国家行政学院落成开学。该学院以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为对象。
1996年底，《东方》杂志因刊载“文革三十年祭”专题遭到停刊。《东方》杂志由原为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创办，隶属于“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民间刊物”，1993年11月创刊，共出版了19期，每期约100页、18万字，是一份以社会、文化批评为基本导向的综合性人文双月刊。
1996年11月16日，重庆市公民王明公开发表了《公民言论自由宣言》，为魏京生、王丹、刘念春、王东海等异议人士因言获罪进行辩护，依理依法阐述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文章发表后王明被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3年劳动教养。王明生于1960年，原是重庆市灯泡公司工人。在西单民主墙1979年底被中共政府取缔后，他仍然义无反顾的投身民主墙运动，在重庆创办了民刊《童音》。
1996年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本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1996年年底，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在法学界内外引发争议。
1997年
1997年，MBA(工商管理学硕士)成抢手货。到国外读个MBA成为时尚。书店冒出各种MBA书籍。
1997年1月2日，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对设立出版单位规定：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由其主办单位持申请书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1997年2月5日，新疆伊犁发生了疆独分子的骚乱。
1997年2月6日，哈尔滨自由撰稿人盛学友被哈尔滨市委书记索长友以“受贿罪”抓捕。经过律师的帮助，哈尔滨市检察院在1998年3月20日作出了“撤案决定书”。盛学友在全国早已闻名，他所采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频频发表。1997年初，盛学友与《北方时报》记者一起调查呼兰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向社会各界聚敛收钱财。原哈尔滨市反贪局局长王发向哈尔滨市委书记索长友汇报，索长友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先抓人，后定罪。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1997年4月4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召开联席会议规定：涉及领袖、党史、外交等重大、敏感题材作品的出版，既要对内容进行审核，又要对出版质量把关，还要对选题总量进行调控。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是日香港大雨。当晚，江泽民指出：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
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
1997年7月27日，二十九岁的傅国涌被太原市公安局拘捕。傅国涌原系温州乐清市个体户，曾因参加八九年民运而被劳教二年。1996年傅国涌曾五次与浙江异议人士王东海、陈龙德等人发起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签名活动，1997年7月初被浙江公安遣返到其现在的户口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7月2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拘捕，11月19日太原市公安局才通知他的妹妹傅彩茗，说傅国涌因在美国“反动刊物”《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三年。公安人员还警告傅彩茗不得对外透露傅国涌被判劳教的消息，傅国涌被关押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同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与法制讲座不同的是，十五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7年11月4日，香港无线电台女记者王明蔚在上海采访“人权呼声”中国委员会鲍戈时，被警方带走。11月5日，鲍戈在上海虹桥机场赴美前，被机场国家安全局人员搜走《国务院关於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等复印文本。前来机场采访我的法新社女记者刘秀英上前询问，结果被安全局人员强行带走，还遭扭打。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
1997年11月19日，傅国涌因在美国《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三年，被关押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
1997年11月29日晚，《福州晚报》记者顾伟住处遭到两次枪击。顾伟因采访报道“老虎机”问题，一夜成为全国知名的“打虎”记者。枪响之后，《海峡都市报》、福建电视台的记者为了声援顾伟，开始写署名文章。福建省委书记、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迅速破案，缉拿凶手。中宣部，中国记者协会纷纷致电表示慰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送了10万元保险。
1997年，德国记者周劲恒被公安人员软禁在安徽巢湖一家酒店内。周劲恒与魏京生弟弟魏晓涛前往魏的家乡巢湖进行私人性质的采访。中国外交部曾称德国记者周劲恒违反大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未事先申请并征得省外办同意，私自赴安徽进行采访活动，当地有关部门对他依法查询，对他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遵守中国法律和法规，到京后向北京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周劲恒表示，公安人员充公了其机票及私人物件，要求他写悔过书，他表示拒绝，并寻求德国使馆的协助。
1998年
1998年，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发出《关于电影〈鬼子来了〉的审查报告》，认为：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影片片名须按电影局多次要求重新选择。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
1998年，《还珠格格》热播。引发社会上“小燕子热”的大辩论——因为其拥趸都是少年儿童。
1998年1月2日，《南方周末》登出贺卫方教授的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贺卫方从法官职业化的立场出发，反对把法院当成安置复转军人的机构，并鲜明地提出：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他们从前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军队系统的批评，但在社会上引起了推动司法队伍职业化的热潮。
1998年1月6日，64岁的原中共国防科工委导弹专家华棣以“泄露国家机密”被捕。1989年“六四”期间因发表声明支持赵紫阳担心迫害留美，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及军备控制中心。华棣由于家人逝世，在1998年1月5日回国，但第二天就被捕。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3月22日开庭审理此案，但近5个月都未审判，由于华棣患有少见的男性乳癌急需治疗，故他在北京的姐姐于1999年 7月向北京中级法院申请保外就医而未获批准。当局指其向美国提供了大量中方军事资料。美方对该案高度重视，包括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及前国防部长裴利在内的官员都积极同中国交涉予以营救。该案直接由江泽民过问关注。后来被判处10年徒刑，华棣流亡美国，一直为中共辩护，却遭到中共安全部的诱捕。
1998年4月7日，河南省泌阳县广播电台青年记者魏家强，因采写了“泌阳出了个‘张金柱’”的批评稿，讲述泌阳县一个体司机酒后驾车肇事逃逸。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宣传部长韩万林认为批评稿败坏了泌阳形象，责令广电局严肃处理。广电局局长王志川即以魏家强“违反了宣传纪录，给单位带来不良影响”为由，将魏开除，并下发了红头文件。
1998年4月1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在湖北襄阳农药厂遭打数十名该厂工人的围攻。此时，湖北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何天海等正在该厂执行法院判决。
1998年4月10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刘兴中诉《工人日报》名誉侵权一案的一审判决提出抗诉，认为“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违背事实真相，确有错误，申诉人撰写、发表的批评文章所述确有根据，基本属实，《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主观意图是对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错误现象进行批评，干预社会生活，端正社会风气，进行舆论监督，是行使新闻批评权力的正当行为，既无侵权的故意、过失，又不违反法律。”这是国内新闻单位被告案中首次获得检察院抗诉的司法先例。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报》发表了《百万劳务工的呼唤》的文章，文中提到深圳汽车工业贸易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兴中，说他“打击报复”、“专横跋扈、腐化堕落、任人唯亲”。随后刘兴中把《工人日报》及两位作者告上法庭，1995年1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工人日报社及《百万劳务工的呼唤》一文的两名作者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被告需公开道歉并赔偿5万元。《工人日报》不服此判决，在1995年3月就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经过4年多历经坎坷的努力，《工人日报》的申诉终于获得检察院的抗诉支持。
1998年５月４日 北京大学举办百年庆典。随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北大传统的争论，一方认为是爱国主义，一方认为是自由主义。
1998年5月13日到16日，印度尼西亚（主要是：棉兰、巨港、楠榜、耶加达、梭罗和泗水）穆斯林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依据印度尼西亚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发布的《五月骚乱真相调查报告》，印度尼西亚华人共计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中国政府表示谴责暴行，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议被当局制止。香港抗议群众更用黑漆涂印度尼西亚使馆大门。
1998年6月27日，中央电视台现场实况转播两国元首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几乎是有史以来首次看到另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意见，而且双方既各持已见，又心平气和地“交锋”。
1998年7月8日，“网民”一词诞生。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将“互联网的用户”的中文名称确定为“网民”，指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公民。
1998年６月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1998年夏秀，由于气候异常，暴雨频频，中国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水灾害。特别是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东北嫩江、松花江也暴发了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受灾面积3亿多亩，受灾人口2亿2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人民币。
1998年７月１０日，国家经贸委发出《关于禁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有小企业改制。绝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小企业改制的唯一形式。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是为“三讲”。
1998年12月30日，《岭南文化时报》因龙应台等人文章被迫停刊。
1999年
1999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致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1999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一套在午间时段推出法制栏目“今日说法”。该节目以新闻事件切入，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法治故事，并邀请法学家点评。该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2003年~2004年5月,该节目收视率在全国电视栏目收视排行榜中排第四，仅次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千秋奥运”。“今日说法”形成一种颇有特色的普法形式，引起全国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跟风，法制类节目或栏目甚嚣尘上。2004年底，中央电视台开设“社会与法”频道。
1999年3月5日至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根据这一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12至第17条，对宪法序言有关部分和宪法第5条、第6条、第8条第l款、第11条、第28条进行了修改。其主要点为：（1）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写入宪法，确认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2)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3)确认了我国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取消了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规定，确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5)删去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提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6)将宪法第28条中的“反革命活动”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使宪法的表述更为科学，并使部门法的有关表述与之相—致。
1999年4月，《方法》杂志因刊登余世存的有关宪政问题的文章被停刊。《方法》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于光远1987年7月创办，双月刊，其宗旨是“脱愚”。1996年改为月刊。1997年改刊定位为“交叉科学类思想文化性月刊”后，读者年龄跨越15-96岁，学科跨越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备受媒体与知识界关注，被公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代表性杂志，被1998年《南方周末》年终特稿称为“或许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知识分子杂志。”也被海外媒体视为1998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锋杂志和中国改革开放走势的思想参照。
1999年4月，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山西运城官员搞虚假水利工程浪费巨额资金，遭当地官员打击报复，1998年底被捕。其后又以受贿，介绍卖淫以及诈骗罪判刑13年，后减到8年，于2006年12月7号获释出狱。原运城驻京办主任高满强，由于给高勤荣提供采访线索，也被运城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他刑满获释，没想到刚出监狱大门，三个手持铁棍的歹徒把他暴打致残，脑袋缝了几十针，颅骨严重骨折，昏迷四十八天。
199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3家传统网络媒体网站首次聚会，通过《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作为公约单位，无论是一个媒体单位，还是其相关从业人员，都应遵守新闻媒体所应有的职业道德，服从国家制订的有关新闻媒体的政策法律法规，遵循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准则和基本规律。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聚集抗议。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很多特异功能、气功和气功师，后来被称为人体科学。气功包括郭林气功，鹤翔桩，严新气功，中功，香功，信息功等等。气功师如严新、沈昌，张宏堡，争先恐后地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们热衷于办班传授气功，办带功报告，治病，甚至出售书籍，磁带，信息茶（信息功）。1999年4月11日，罗干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使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引发了一些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理论。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练习者，导致练习者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接着其他气功团体也被取缔。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
1999年5月，今日中国出版社因连续出版了几本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
1999年5月，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地方法规-——《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99年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 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美关系进入新的低谷。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组织了游行抗议美国政府，得到政府默许。
1999年6月，刚出版一个月的老威（廖亦武）专著《沉沦的圣殿》，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出版此书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但此书在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的首届书评会推为“中国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沉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为“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为，必须严查严办。后经汪道涵疏通，席殊不得不缩小规模。
199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举办1999年第一次法制讲座，题目是《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主讲人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昌麒。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律。
1999年8月6日，美国Dickinson College学者宋永毅在北京被国家安全局拘捕。宋永毅从1999年暑假开始做《文革大词典》的研究，因此暑假到中国大陆搜集文革史料。其中有七十年代的中央文件复印件，这些文件，其实是当时的《五一六通知》和其他最高批示等一些早在报刊上公开的史料，是早已出版发行的广为人知的材料，没有任何机密可言，更不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形成任何威胁和危害，安全局的年轻办案人对文革不了解，认为只要是中央文件便是国家机密，没有年代区别。
1999年7月28日，《成都商报》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媒体第一个上市的公司。四川电器和成都商报共同出资成立了博瑞投资有限公司，再由这家公司将报纸发行和高压开关制造这两种毫不相关的行当组合在了一起，成都商报就此实现了登陆资本市场的愿望。
1999年9月，廖亦武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
1999年9月，笑蜀编著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由汕头大学出版，把40年代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郭沫若、茅盾、夏衍、陶行知、周谷城、吴晗等共产党领袖人物发表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与评论汇编成书。其中有《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等文章。但令人感到荒唐的是，这本书后来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禁，理由竟是“不能让少数人借用我党的历史文献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1999年10月1日，也就是江泽民举行建国五十年阅兵——“登基大典”的当天晚上，李慎之一气呵成写就了一篇让海内外震惊的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之夜感言》，该文经过互联网在海内外广泛传阅，在让许多有识之士拍案叫绝的同时，也引起中南海“今上”的寝食不安，盛怒之下下令四处截查。于是，李慎之被指责“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还被扣上“攻击中共三代领袖”、“否定建国五十年成就”的大帽子。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特作如下决定： 一、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须依法取缔，坚决惩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要各司其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活动，依法予以严惩。 二、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依法处理邪教组织的工作中，要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对受蒙骗的群众不予追究。对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依法取缔邪教组织，惩治邪教活动，有利于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邪教组织严重危害人类、危害社会的实质，自觉反对和抵制邪教组织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遵守国家法律。 四、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认真落实责任制，把严防邪教组织的滋生和蔓延，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长期坚持下去，维护社会稳定。 ”
1999年11月15日，中国和美国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舟”号发射升空。
1999年11月24日，客轮“大舜”号从烟台驶往大连途中在烟台附近海域倾覆，28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万元。
1999年11月，昝爱宗、许知远等人策划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被“上级”封杀，不但不能再版，书店剩余的书还要回收销毁。这个“上级”不是中宣部，便是新闻出版总署。
1999年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午对“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一案第二次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原告刘燕文经过长达三年的申诉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司法程序获得了再次评审其博士论文的机会。1996年，刘燕文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系答辩委员会和系学术委员会通过后，在是否授予其博士学位的问题上被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否决，北京大学因此只颁发了刘燕文结业证书，未授予其博士学位。刘燕文认为该行为违反了研究生学位授予办法的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是对其合法权利的侵害。三年来，刘燕文向学校、国家教育部等多个部门申诉均未得到满意答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认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上存在程序上的不合法，判决其撤销原决定，重新启动审议程序，给刘燕文一个公正的评价。
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在澳门举行。
1999年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打动了所有中国网民。蔡智恒引出了一大批网络文学作者，如邢育森、王飞雄、俞白眉等，一年后，这些作者纷纷落地，集体创作了《闲人马大姐》和《东北一家人》等情景喜剧。
2000年
2000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创刊，是国内第二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第一次以资本运营的方式开拓国内新闻市场的产物。短短一年多时间，这本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杂志迅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受到业界人士的普遍关注。2001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正式由双周刊改为周刊。但是，由于资本运作和经营上的失误，这份刚刚树立风格的时政新闻周刊从2001年3月起即有传闻指资金运作状况堪忧，最后发展到拖欠采编人员工资的地步，一度停刊。2001年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第45期出版的日子，中国新闻社决定，休刊整顿和协办方新世纪成功集团解除合作，经济责任交由法律分清。曾有消息称，著名女性杂志《知音》将接管《中国新闻周刊》，但受到《中国新闻周刊》有关人员的强烈抵制。
2000年1月，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著名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和何家栋的文集《中国的道路》。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卢跃刚向其推荐了此书稿。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激动万分，夜不能寐，打电话给卢跃刚说“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常务副总编辑也被撤职。
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大肆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相当多的民众认为三个代表没有新意，很多时候民众对它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比如经常会有人说“带三块表”、“带三个表”以示揶揄讽刺。但专业人士和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却相当关注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被认为是中共试图改变其属性（有人认为是全民党，有人认为是精英党）的努力。
2000年3月，《书屋》遭整肃，总编及编辑部成员均被撤职调离。
2000年3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等单位今天联合发出通知，对现行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新式法官制服的特点是取消了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两种款式。新式法官制服统称“2000式审判服”，分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 两种款式。
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年4月1日，已故28年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来北京看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後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但丁子霖却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软禁在家不能同斯诺夫人见面，而且80多岁的斯诺夫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东校门口被阻止进入学校大门。而同为”天安门“难友的苏冰娴女在帮助斯诺夫人后却被北京安全局拘捕24小时，直到斯诺夫人步入登机大厅的那一刻才被释放。
2000年4月20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开除党籍。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
2000年8月8日，阳光卫视正式开播，由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杨澜创办于香港，是以全球华人精英阶层及其家庭为服务对象的中文电视媒体。
2000年8月11日，四川省南充市27岁中学教师蒋世华在南充本地的一个叫“南充果城网景”的BBS上同网友交流，谈到中国腐败等问题时有感而发贴出了“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想说一句：打倒共产党”。该贴出现后负责监视互联网的网警极为重视，由南充市公安局长亲自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经专案组一星期的调查终于发现该贴是蒋世华所为，故将他拘捕。12月底被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两年。
2000年8月1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
2000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控制电信业的综合性法规。同日，国务院公布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00年10月21日，21万多名考生今天走进各地考场，参加由司法部组织的2000年度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这是中国实行新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后的第一次考试，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18.6%，创律考历史最高纪录。按照司法部颁布的新的律考办法，今年的录取方式一改往年的“统一分数录取制”，实行“确定名额录取制”，全国将录取21500人，按分数高低自上而下录取，直到录满为止。
2000年11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11月6日，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2000年12月12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国际网、国际在线网、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获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进行登载新闻业务，率先成为获得登载新闻许可的重点新闻网站。
2000年11月9日，据称“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
2000年11月，《兰州晚报》因报道批评军内问题遭整肃。
2000年11月13日，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海归”冯正虎所代表的天伦公司编辑的电子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二零零一年版）》。这部书还受到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祝贺，结果被上海新闻出版局指为非法出版而被捕，后来以“非法经营罪”被上海法院判处三年徒刑。2003年11月12日，冯刑满出狱，开始漫长的抗争，于2004年10月27日将上海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和驳回冯的诉讼。实际上冯正虎被判刑是因为在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时研究所发出了“《致厂长（经理）们的公开信》，呼吁厂长经理们为了挽救党、挽救共和国、挽救社会主义，要坚决而有效地抵制错误决策，督促政府保持理智与克制，用和平、民主、法治的方式处理目前事件，争取市民、学生与政府的谅解与团结，决不允许发生镇压学生和群众的流血事件。
2000年12月25日，洛阳发生特大火灾事故，280位死难者身份得到了确认。
2000年1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出台。
2000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江祺生有期徒刑4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1年。审判长王燕签署的判决书宣称，江祺生犯有两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只是因为江祺生散发过《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和《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两篇文章。
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二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二)通过互联网窃取、泄露国家秘密、情报或者军事秘密；(三)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四)利用互联网组织邪教组织、联络邪教组织成员，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200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因出版《法轮功读物》，出版社停业整顿，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实际上《法轮功读物》出版时法轮功正风行。改革出版社因出版《新官场秘笈》，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
2000年，《今日名流》杂志因发表了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
2000年12月，《南方周末》在年终特刊上发表“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评论，成为中国传媒的绝唱。
2001年
2001年1月，老威（廖亦武）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六十人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上下册。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50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但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后来早搜查，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
2001年1月，西安市《各界导报》调查记者冯朝霞被杀死，这是他在报道犯罪集团及其与地方贪官的关系之后。
2001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下发的一份内部通报批评2000年中国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十大问题：把关不严。有些报导出现严重错误，例如有报纸鼓动起诉党委；公开报导内部消息。例如去年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三十、中央领导有关国有股减持的内部讲话等； 对重大突发事件任意炒作；公开报导重大疫情，影响社会稳定，例如艾滋病的报导等；民族宗教问题报导不当，伤害民族感情；求猎奇，刊登不实新闻，例如江西九江再次崩岸；刊登格调低下、庸俗的文章；泄密；随意从互联网上下载新闻刊登；推崇宣扬西方的新闻观、价值观。通报中特别提到传媒报道内部消息时把关不严，例如将中央领导有关减持国有股的内部讲话公布出去，导致股市震荡，中央领导对此作出严厉批评。这份内部通报再度要求传媒收紧报导尺度，重申传媒一律不得随意下载网上新闻，包括《人民网》和《新华网》在内，也不能随意下载转发。
2001年，网络媒体从另类步入主流。网络媒体的传播作用和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其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在大大增强，重要事件包括人民网批露南丹矿难死亡真相、上海交大BBS揭露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等。
2001年春天，《南方周末》报导了一个犯罪集团在杀人、窃盗中杀害28个人，记者采访犯罪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并且广泛分析导致犯罪行为的社会问题，诸如贫穷和其它形式的社会不公。在文章发表后，湖南省政府通知了中央领导，指责《南方周末》的报导丑化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南方周末》总编辑、头版编辑和资深的编辑被降职，新闻部主管和记者被开除并永远不能再踏进新闻界。
2001年2月，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敌人》的报告，指出“过去两年来，中共当局大幅度调整了控制互联网的策略。国安部和检察机关1997年开始实施的‘网上长城’封锁方案，现在则要求网络供应商承担‘巡逻’互联网的警察任务，网站管理员被迫实施严格的自我审查，有选择性地控制网站内容……中国的网络异议人士被当做刑事罪犯来对待，有被判重刑的危险。”
2001年2月17日-19日 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
2001年3月，《今日名流》杂志因徐景贤文革回忆录被关，主编方方被撤。
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
2001年3月19日，美国“保护记者协会”发布的2000年度报告中，江泽民被列为世界新闻界“十大敌人”之一，这是江泽民连续第四年被列入这份黑名单。这个提倡新闻自由的机构在“公元2000年新闻界所受攻击”报告中说，中国大陆“恶劣的新闻自由纪录在继续恶化”。报告还指出到2000年年底为止，中国大陆一共囚禁了22名记者，成为全世界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2001年4月1日，美国EP-3-型军用侦察机在我国海南岛东南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牺牲，又未经许可降落在陵水机场。是为撞击事件。
2001年4月，山东三联集团投资8000万创办《经济观察报》。5月，北大青鸟集团斥巨资5000万元参股与《人民日报》一起创办《京华时报》。除了这两个报纸外，2000年-2001年之间，北京新报频频创刊。《青年时讯》、《青年体育》、《北京娱乐信报》、《劳动午报》、《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新报》、《华夏时报》等一系列报纸改头换面后登陆北京。
2001年4月3日，河北沧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审判网络异见人士郭庆海。郭庆海是河北小有名气的学者，在沧州一家银行任经济师，他的文章经常在《中国青年报》等国内报刊发表。他不仅经常在海外的BBS上发表推动政改的文章，而且也替美国一家网络新闻站写评论，他的文章如“作一个永远的反对者”、“让自己思想先民主起来”，在某网络报纸发表。郭于2000年9月15日被捕，审判时，法院未通知家人前去旁听。
2001年4月18日，河南后平顶山的律师沈宏奇因撰写文章促使中共政改被以 “煽动颠覆罪”判刑三年半。沈宏奇是平顶山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去年五月被捕，原因是他撰写了两篇名叫“邓后中国之路暨告全体同胞书”和“沙漠红尘”的文章。两文章全面分析了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要求从宪法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要求由人民真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以及进一步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要求允许反对党存在。沈宏奇将这两篇文章寄往国内媒体，没有在海外刊物上发表。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同期刊载老威（廖亦武）与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张君案检讨》、《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三文。《张君案检讨》激怒湖南省委，上告中宣部，说“《南方周末》的报道完全抹杀了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了提高湖南民众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下达文件称这三篇罪状分别是透露出“六四”情绪、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为造反派鸣冤叫屈。《南方周末》因此差点被停刊，后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总编辑、常务副总编、新闻部主任离开《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编钱纲撤职，另行安排；第二副主编撤职，调离新闻岗位；与‘石家庄爆炸案’等四则新闻有关的编辑记者开除、除名，南方周末所有剩下的采编人员全部考察半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滚蛋”。这是继1998年，中宣部以未经同意、私自接受外电记者采访为名，点名要求当时《南方周末》总编江艺平、新闻部主任沈灏出局离任之后，《南方周末》领导班子的再一次重创。
2001年4月，《蜀报》和《商务早报》被停刊，前者据说有民营资本进入，后者强调独家新闻和民间色彩；五月《广西商报》被要求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报《广西日报》，被拒后也被下令停办；六月，南京市的《经济早报》因为有文章讽刺江泽民而被停刊。《成都商报》被整顿，因为报导一位县委副书记赶赴“三讲”撞死人，引起省委书记周永康不满而批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有如此给政府抹黑的新闻自由。” 3月，河南销量最大的《大河报》副总编辑马云龙被撤职，因为发表过有关投资环境差及卫生部门腐败的报导。5月，江西《都市消息报》新闻部主任姚小红，因为报导该省一宗死刑犯还没有断气就被摘除器官出售引起家属不满的消息而被解雇。7月，广西《南国早报》因为刊登一个私营工厂雇佣数百童工的消息引起南宁市劳工监察大队的不满。6月，中宣部下达长约两千字的文件，列举了出版物严禁刊登的内容，包括揣测党政领导人职务的变动文章及报导；要求中共十六大实行多党制或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及报导；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文章及报导；抵触党和国家重要政策的文章及报导；涉及暴力、淫秽的内容；涉及军事机密及其他国家机密的内容；危害社会稳定或反对中共民族政策的内容等等。
2001年4月20，武汉网络人士吕新华被捕，后以“煽动颠覆”罪正式逮捕起诉。吕新华是武汉活跃的网络异见人士，经常在海外论坛上贴出讨论推动中国民主的文章以及报道当地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当局怀疑海外论坛上一系列批评江泽民的文章出自他的手笔。
2001年5月8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封杀。起因是《南方都市报》短短两年内在深圳的爆炸式发展势头，该报的发展对本地老牌报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001年4月底到5月初，深圳市报刊发行局以规范外地报纸在深的配送为由，禁止《南方都市报》在深圳各报刊亭零售点的自由发行及合法销售；5月8日，深圳特区报报刊批发中心与深圳商报社报刊批销部亦"联手"发出通知，禁止销售未经批准的“外埠非党报党刊”；5月9日，深圳市报刊发行局，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在一千多个报摊联手封杀《南方都市报》。
2001年6月，《经济早报》因调侃深沪股市的文章遭停刊。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上海举行。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001年6月16日，经济学家、《深圳法制报》编辑何清涟因为担心被当局拘捕，出走美国。何清涟1998年出版《现代化的陷阱》，专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金权交易、官黑勾结、流氓与暴民等经济社会现象，引起海内外轰动。虽然《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获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作序，但随后仍被中共圈定为禁书，何本人也被划为理论界的异见分子。2000年，何清涟发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指出中共这个统治集团，是世界历史上素质最低的一个集团。这篇文章一下子激怒了中共，当局颁封杀令，何的文章、著作均不能在内地任何报刊、书籍刊载。而且24小时全天候对其居住状况进行监视。凡是发表何清涟的文章的报社、出版其书籍的出版社，毫无例外地都遭到整肃。漓江出版社因出版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
2001年6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那是专职监控网络的警察部队，其职能是监控上海的党政机关、金融系统、重点生产部门和各通讯单位的计算机网络，查处信息系统的违记犯罪活动。
2001年度，新闻出版署又批准成立以下报业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吉林日报报业集团、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报业集团已有26家。其中四川的报业市场整合由于《蜀报》和《商务早报》的被砍受到了媒体评论界最大程度的关注。许多报纸因为不同意被吞并而停刊。这是一种打着集团化的幌子行“限制新闻自由”之实的举动。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成功。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矿难，南丹市政府部想尽办法封锁消息，对赶赴南丹采访的广西地方媒体记者采取阻截、驱赶甚至追杀！直到8月2日，《人民日报》记者才撕开南丹政府“绝对没有发生死人”的弥天大谎。
2001年8月13日，著名“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杂志因为抨击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三个代表”的提法，而遭到停刊。此前不久，同是“左派”理论刊物的《中流》杂志也因对江泽民最近有关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的讲话提出批评而被停刊。“六四”以后创刊的这两个刊物，其办刊宗旨和主要内容，是宣扬坚持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而被看成是“左派”的旗帜性刊物。《真理的追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由“中国人权协会”负责人俞权域主编。《中流》由《光明日报》主办，林默涵、魏巍主编，有人依“中流”谐音和他们文章历来的风格，称之为“下流”。但《中流》常常引用陈一咨、方励之、严家其、王若望、苏晓康、魏京生等海外民主斗士的言论，有时甚至登载这些人的文章全文。虽然他们目的是进行批判，但却使国人因此了解到这些人的言论，这是国内其他媒体不敢做到的。
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事件发生。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厦不过10多分钟，香港凤凰卫视就已予以报道，之后连续直播超过30多个小时。新浪网在事发10分钟后予以报道，网络媒体的威力第一次显现出来。中国网民发生严重分歧，有人叫好，有人发表公开信：“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2001年9月，前《新华社》记者、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被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秘密审判，以“泄漏国家机密、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和非法占有机密文件”等项罪名被判处9年徒刑。姜维平曾在98年到99年期间，在香港《前哨》杂志上用笔名发表多篇文章，揭露薄熙来的腐败行为。2001年11月20日，姜维平获得美国保护记者协会颁发的“2001年国际新闻自由奖”。他被关押7年，直到2007年1月3日才出狱。
2001年，《书屋》杂志因为发表王若水的图画，主编周实被撤职，杂志从湖南新闻出版局交由湖南教育报刊社主办。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这样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会议。
2001年11月4日－11日，朱镕基出席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以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2001年11月10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加入WTO进程的结束。
200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2年
2002年1月5日，《济南时报》记者赵京桥、吕廷川和《山东青年》杂志记者杨福成在山东省宁阳县泗店镇西孟村进行有关该村支部书记柳方柱贪污，私设“小黑屋”，动用刑具殴打村民。三人完成采访后遭到便衣警察拳打脚踢，其中赵京桥头部受到重击，伤势严重。
2003年1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因种子买卖引起的赔偿案件。审判长李慧娟在判决书中，援引《种子法》，认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比较低的法规，因为与《种子法》相关条款的抵触而自然无效。该判决引起河南省地方人大不满，指斥法院判决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河南省的压力下，洛阳市中院被迫撤销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其助理审判员资格。该事件爆发后，引起学界热议。
2002年2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开始施行。第11条对出版单位设立的条件规定，“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就杜绝了民间办报的可能。第26条的“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2002年开始，手机短信拜年火爆。据说当年春节期间，共有70万条短信从手机发出。
2002年3月5日，刘成军等法轮功成员将近五十分钟的法轮功电视片插播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播出。此举不仅在当地，而且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事件发生后，当局共抓捕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成员，有6人死于大抓捕中，另有15人被判4至20年徒刑。刘成军在2003年12月26日被折磨致死，成为第8名因该次插播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成员。
2002年3月，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全球新闻自由2001年度报告说，中国连续三年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2001年年底在押的新闻工作者有35人，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2002年初，陆学艺等19个人集体编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出版。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拨款200万元开展的。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
2002年3月，《财经》杂志刊登文章，质疑世纪星源造假账，虚增利润十二亿多人民币。世纪星源认为《财经》的报道有损其声誉，于是提出诉讼。而深圳罗湖区法院竟裁定，《财经》杂志须向世纪星源赔偿三十万人民币，并公开道歉。
2002年3月21日，《南方周末》准备用四个版面发表记者方进玉的《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调查报道，却遭到封杀。3月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广东省宣传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而此通知来自胡锦涛办公室。为此，《南方周末》立即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因此蒙受30多万经济损失。而方进玉因此被开除。
2002年3月23日，《新周刊》“2001年电视榜”的揭晓仪式原定在北京SOHU现代城，却在3月22日中午却突然宣布“因故取消”。2000年，《新周刊》曾在海南召开规模盛大的“首届中国电视榜”颁奖晚会。
2002年5月，记者无国界公布的一份年度报告表示，从新闻自由的角度看，2001年是黑色的一年。报告说，中国有12名记者在押，在押人数仅次于缅甸。记者无国界发言人布罗塞尔谈到中国2001年的新闻自由状况：“中国2001年至少将12名记者投进监狱，还有20多名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的异议人士遭到监禁。这些人受到监禁，只是因为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控制媒体，所有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都是一个口径。”
2002年6月16日，北京一家名为“蓝极速”的网吧发生大火，致使25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局借此场大火对对网吧业全面治理整顿，并颁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禁止未成年人上网吧，且要用身份证登记。
2002年8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网络媒体被正式纳入中共的控制体系。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万延海发起并参与联署了“网路公民权利宣言”，并公开声明：“8月1日，我宣布违法！”同日，万延海前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投案自首”。其后更受当局监控直到被捕。
2002年9月1日，王小宁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拘捕，9月30号被正式批捕，2003年9月12号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据王小宁的妻子余陵透露，这是由于雅虎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她丈夫王小宁的电子邮件的信息而导致她丈夫被判十年徒刑。因此2007年余陵到美国聘请律师起诉雅虎，要求雅虎公司向她道歉，并且做出经济赔偿。
2002年11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四年级女生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因活跃于网络论坛发表言论而遭羁押。12月15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不锈钢老鼠”案在海内外广大网友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并且受到网上网下甚为广泛的关注与声援。立即，声援她的浪潮蜂涌而来，此起彼伏，民间团体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的声援运动。终于导致刘荻于2003年11月28日晚间，从秦城监狱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假释出狱。当局还惺惺作态的表示“念刘荻年轻、初犯，所以宽大为怀”。
2002年11月8日-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11月15日十六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为副主席。
200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
2002年12月25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判决张伟、左上文、欧燕非法经营报纸出版、印刷、发行，判处张伟有期徒刑六年、罚款十万元人民币，判处左上文有期徒刑五年，罚款五万元，判处欧燕有期徒刑二年。在2001年4月至2002年7月期间，张为等人出版了《时事资讯》、《热点纪要》两份报纸，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热卖一时，共售出150万份，报上的政治、军事新闻远比官办报纸吸引读者。
2002年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再次发生特大爆炸。爆炸发生后，地方政府极力封锁消息，当地公安在出入黄茅镇的主要通道设立路障，阻止记者接近现场。当记者突破封锁到现场后，被打倒在地，相机被抢，警方开着警车追赶记者，万载县副检察长还大喊“把他们抓起来！”
2002年，中国体育第一大报的《体坛周报》在釜山亚运会前夕被有关部门剥夺了采访权。
2002年，外交部发言人被追问“为何封杀GOOGLE”。由于遭到中共封锁，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搜索引擎“google”忽然在大陆无法登陆。
2002年，山西《长治日报》因为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亲自过问下，充分的媒体监督职能使这张报纸声明鹊起成了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风向标。
2002年，因为记者披露了个别警察的的不良表现，六家报纸的16名记者遭到兰州市公安局发文封杀，从此失去采访公安系统的资格。
2003年
2003年1月7日，安徽《新安晚报》刊发了一篇严重失实的报导，想当然地把本来是肇事车辆违章闯红灯，认定死难者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导致了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万学生举着“还我同学，严惩凶手”的标语到省政府、省委所在地示威，同时到《新安晚报》报社示威。
2003年1月25日，《名人》杂志社6位记者去杂志社领工资，去遭到毒打，随后2记者被拘留，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一名记者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执行。
2003年1月，香港凤凰卫视的资讯台获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落地权。尽管诸如CNN和BBC World这些英语新闻台早已在中国大陆播出，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首个获得批准在中国大陆播出的中文频道。与国外的英语频道一样，它也将仅限于在一些主要的饭店、外国人的居住小区、学术院校以及政府办公室里播放。
2003年3月，中共中央下令关闭了四个讨论宪政的网站：思源智囊（http://www.caosy.com/）、宪政论衡（http://www.xianzheng.net/）、世纪沙龙（* HYPERLINK "http://www.cc-forum.com/" **http://www.cc-forum.com/*）、自由论坛（* HYPERLINK "http://www.libertas2000.net/" **http://www.libertas2000.net/*）。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份档案中指控“外部敌对势力”渗透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为国内一些人士提供资金资助，鼓励国内就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问题进行辩论。
2003年3月开始，中国出现了非典（SARS）疫情。SARS在2002年11月初在中国广东省河源市最早出现。此病经由旅游、商贸、移民人群迅速扩散到了香港，并由香港再扩散至越南、新加坡、台湾及加拿大的多伦多。2003年5月间，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2003年夏季，染病人数日减，病情得以完全控制。当时北京陷入半瘫痪状态。后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等受到处理。坊间传言与胡、江政治斗争有关，胡因此取得了民间极大好感。
2003年3月17日晚10时许，27岁的广州工作的湖北武汉大学生孙志刚外出上网，途遇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检查身份证，因未带身份证，被作为“三无人员”带回派出所。孙的同学成先生闻讯后赶到派出所并出示孙的身份证，当事警官仍拒绝放孙。3月18日，孙被作为三无人员送往收容遣送站。当晚，孙因“身体不适”被转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护站。20日凌晨1时多，孙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于当日上午10时20分死亡。救护站死亡证明书上称其死因是“心脏病”。4月18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尸检检验鉴定书，结果表明，孙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2003年4月3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是为“保先”教育。但被民众以“性教育”进行调侃。
2003年4月9日，美军部队占领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中国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战争。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
2003年5月14日，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俞江、腾彪、许志永3位法学博士，合力写成的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并且推动孙志刚事件的讨论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2003年5月2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刊发了上海著名学者许纪霖上万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被读者称为是“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独树一帜的”、“特棒”。但这篇文章竟受到了中宣部的通报批评。
2003年6月，《工人日报》下属的《北京新报》因刊登题为“中国七大恶心”的讽刺文章而遭勒令关闭。“七大恶心”一文的作者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一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如其中“一个恶心”说的是一些歌曲将领袖和共产党比作老百姓母亲的做法，另一“恶心”谈到人大时说，人大并没有履行宪法赋予给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责。有关部门认为“七大恶心”一文“攻击诋毁国家制度，侮辱诽谤权力机关，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而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
2003年6月5日上午，孙案开庭。 6月9日孙案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同日，孙案涉及的民警、救治站负责人、医生及护士一共6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分别判处2年至3年的有期徒刑。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民举行反对“二十三条”的大游行，震动世界，国际媒体争相报道。而中国所有的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却都保持沉默，不置一辞，而在此前的报道更是只有“香港人民拥护二十三条立法”的消息。即使是号称总部设在香港但在中国大陆能够收看的凤凰卫视，也因惧怕审查而保持沉默，直到在若干天之后在转播别的新闻时插播一两句而已。（“二十三条立法”，指的是自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试图在香港以立法的形式限制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管制。该立法的主要内容是将中国大陆压制言论自由的几条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泄漏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再加上一条香港特设的“阴谋分裂领土罪”，以法律形式剥夺香港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此举遭到香光各阶层的强烈反抗，中国政府被迫暂缓立法。
2003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国首个全天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2003年6月对该项方案做出了同意的批示。
2003年7月21日，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受贿罪”找《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副主编喻华峰谈话，掀开了“南都冤案”的序幕。这是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等人，对《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孙志刚”事件的秋后算账。在此前后，《南方都市报》的300多家广告客户被调查，原南方日报调研员、协助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李民英、前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成员邓海燕、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分管广告工作的社委罗裕潮、总编程益中、副主编任天阳、宋繁银、庄慎之、陈朝华、王培兴等多人被调查。虽然有许多专家学者、媒体同仁以及广东省委前领导的呼吁反对，但广州地方法院还是将喻华峰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程益中、邓海燕在被无辜关押几个月后因“不起诉”而获释。李民英、喻华峰在狱中获得减刑，分别于2007年2月12日和2008年2月8日获释。
2003年8月，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异常畅销，一个月内印刷至少4次，总销售量超过20万册。不过，中文版至少有10处被删除，这些改动甚至没有通知版权所有者——美国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Simon & Schuster）。
2003年10月20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再次宣布：在包括168个国家在内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上，北韩未列末位，中国未列倒数第六位，即162位。
2003年，《成都商报》女记者李亚玲因采写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被警方抓获，导致3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报道，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压力下被迫调离记者岗位。后网民发起一场悼念李思怡运动，谴责有关当局毫无人性。
2003年，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王克勤因采写《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和揭露兰州证券黑幕两文 ，被扣上“给甘肃脸上抹黑”、“影响西部大开发”、“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造成社会不稳定”四项罪名，被开除公职。
2003年，北京青年报刊发了深圳市五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号召”全市中小学生观看一部投资2100万拍摄的名为《时差7小时》的电影，而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和女主角妞妞（真名李倩妮）是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的女儿。这个“妞妞事件”，成为比较典型的新闻舆论监督发生作用的例子。
2003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在北京地坛医院拍摄时，离SARS患者最近的距离仅一米拍摄的“SARS病房里的死者，回天无力的医生，生命苍茫而无助”照片，成为本年度网上点击率最高的社会新闻图片。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撰写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成为本年度引发最大社会共鸣的报道之一。孙志刚，一个普通公民，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惨死于收容所内。此案在事发一个多月后，经由报纸刊出，迅即引起举国关注，先有三博士上书要求进行违宪审查，后有众多知名知识分子群起倡议，终使这一不人道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国务院废止。一项国家法例竟因一篇报道而终止，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报道孙志刚案，促成了国家“收容”法规的废止，以及相关“救助”规定的出台。
2003年4月20日，《财经》杂志记者朱晓超、曹海丽等人撰写的《SARS内幕》等系列报道，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公众服务。非典，作为本年度国内甚至是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多数媒体语焉不详或缺席的情况下，该杂志以一份财经专业媒体，转而对SARS爆发这一事件做连续发言，饱含勇气、毅力和良知，维护了新闻业的尊严。作为领导者，胡舒立女士个人的道德勇气、职业素养，尤其令人尊敬。
2003年9月4日，《外滩画报》记者茅文贤、鞠靖撰写的《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该文以扎实的采访，冷静的笔触，真实还原了整个事件。在居民、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博弈中，居民往往是弱势群体。南京市民翁彪因不满被强制拆迁，求告无门而引火自焚，便是其中极惨烈的一幕。
2003年9月12日，因雅虎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王小宁电子邮件信息，导致北京作家王小宁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0年监禁。
2003年6月8日，《财经时报》记者楼夷撰写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致敬抗非大夫蒋彦永》，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新闻边界拓展”。吴敬琏先生打电话给蒋彦永先生表示致敬和慰问，颇具新闻价值，编者最后如此处理，将文章呈现于版面，既需要技巧，更需要智慧。
2003年6、7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柴继军撰写的《繁峙矿难系列报道》，揭开繁峙矿难黑幕同时还从侧面爆出11名记者，包括新华社记者，受贿的丑闻。
2003年6月19日，《南方周末》发表法学家何兵的评论《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文中引述200多年前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关于废止奴隶制的判词，读来令人心灵震撼。此文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时评”。
2003年，博客因木子美性爱日记而名气大增。博客在克林顿性丑闻、“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纽约时报造假丑闻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Blog反应及时、态度客观，恰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这些事件上态度暧昧所造成的信息缺陷。
2003年8月18号，中宣部、中组部在全国宣传、理论、新闻工作电话内务会议上下达了不要对正在修订宪法部分搞公开争议，不要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方向搞公开宣传，不要对已有结论的历史性事件决议搞争论的通知。
2003年11月11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创办《新京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办报，此举当可载入中国新闻史册。
2003年，网络媒体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在孙志刚、孙大午、刘涌、被饿死的3岁小孩李思怡等事件中，网络民意的热情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媒体及有关部门的关注，从而推动了事态的良性发展。其中，新浪的即时在线新闻评论，尤为引人注意。
2003年，有50位异议人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刺探国家机密罪”、“非法为境外组织搜集情报罪”或者“密谋进行恐怖活动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秘密拘捕（绑架）、拘捕、逮捕、起诉、审判或者执行刑罚，其中包括杜导斌，杨建立，杨子立，赵常青，张宏海，靳海科，李志，欧阳懿，何德普，颜钧，姜力钧，刘荻等。
2003年11月2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大言不惭地说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政府依法支持媒体机构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理干涉、干扰媒体的正常采访、传播和经营活动。”
2003年3月3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因刊登记者王永治对李锐的访谈而被停刊。李锐曾当过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也谈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错误。李锐这样说：“我们依然在不断神话毛泽东，不断制造个人崇拜，不断给党史造假。”“个人崇拜就是邪教”。这篇报道出来后，该报北京记者站说：“这篇文章能顺利见报，让兄弟们万分振奋。这是14年来大陆报刊上最具勇气的一篇公开报道。争取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争取见报，是兄弟们能够忍受千难万难，依旧坚守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大动力。”该报的理念是“记录世界时事风云，见证中国政治文明”。
2003年3月，《南方周末》在前任总理朱镕基离职时出版24版拍“马屁”遭到呵斥，策划的千期在出版前被强暴。记者为此发表“为新闻来，为新闻去”公开信。
2003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参考》因夏天头版头条发表《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一文，而受到湖北省有关部门却向中宣部告状，致使《青年参考》不得不道歉“这严重伤害了湖北省高校女大学生的感情，损害了大学生形象”、主编梁平和记者陈杰人离职或辞退，《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樊永生受到停职处分。女大学生坐台已经是全中国高校都存在的一道风景，如同皇帝的新装一样只缺少了一个说真话的小孩。
2003年10月17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根据广东省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确定停办《法制画报》、《法制》等51家报刊。而这一年全国有600家报刊被停刊。
2003年，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刚刚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为“无冕皇帝”提供了保障。该条例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2003年10月28日, 湖北省知名网络作家杜导斌于被应城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随后国内外百名学者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律条文作出法律解释。澳大利亚15名华裔学者《就中国警方拘捕网络作家杜导斌等人致胡锦涛公开信》。在海内外对杜案的强大声援下，在律师的无罪辩护下，湖北孝感中级法院二审作出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的判决。
2003年11月21日，公民维权网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勒令关闭。随后，李健将通信管理局诉至法院，认为其作出此行政决定所依据的法规是错误的，要求对方撤销处罚，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下发了《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粤高法［2003］252号，以下简称《通知》）。依据这份《通知》，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4年11月19日，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6家报社的6名记者将被禁止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
2004年
2004年《中国式离婚》播出获得成功，它引发了人们对现实婚姻的思考。
2004年初，中国社科院所属的《现代文明画报》改版后，敢为天下之先，致力于策划以宪治国的专题系列报道。为开启“新中国”刊物介绍宪政先例，更为促进福安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律师李柏光以刘柏江的笔名在该刊7月号发表《公民，能罢免市长吗？——新中国第一起公民诉求罢免市长案纪实》，再一次惊动福建朝野。
2004年2月12日，广州原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前社长黎元江因“贪污罪”受审。黎元江被誉为中国报业改革第一人，在掌管《广州日报》期间，大胆改革报业运作方式，无论是在报纸的发行量还是在广告收入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同行，《广州日报》被中共中央特批为第一家报业集团，曾经名噪一时。与黎同案的还有《广州日报》原总编辑何向芹、广告处处长陶建等人。
2004年3月，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公开发布《讨伐中宣部》一文，像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样，大张挞伐中共的喉舌总管中宣部，传檄天下，声动江湖。
2004年3月3日，两会召开，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的评论栏目网页忽然全部消失。在2003年，网络因评论而爆发的强大生命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发生的若干事件。
2004年3月9日凌晨，香港《苹果日报》3名记者，在北京采访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后，在下榻的北京饭店被人带走扣查6小时，直到昨天中午才被直接带到机场，下午返回香港。
2004年4月16日，《东方早报》发表记者董小恒《阜阳“空壳奶粉”之祸》，率先对当地官员发出质疑，使阜阳奶粉事件形成全国性的关注。
2004年5月8日，《新京报》发表记者罗昌平的《湖南嘉禾县拆迁引发一对姐妹同日离婚》，此报道淋漓尽致地披露了行政权力的泛滥，以事实的力量拨动了社会的神经，揭开嘉禾拆迁内幕。
2004年5月18日，《商务周刊》因本年度第5期的《争议戴相龙》报道而停刊两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以“对天津的经济建设和规划无端指责”为由对其封喉。2003年4月，《商务周刊》也因刊登《困兽平安》率先披露中国首富马明哲侵吞国有资产遭新闻出版署“封喉”两个月。
2004年5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跃刚，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成为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
1994年6月2日 在北京作全裸“行为艺术”表演的青年马流明及朱敏被拘留。
1994年6月8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1994年，黄翔的作品自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被一位编辑斗胆接纳，并通过初审到终审的一应程序，与中国作家出版社签约准备出版。700余页的大部头印制完毕，出书广告业寄发出去，可突然由“上面”传下一个电话指令，黄翔的著作出版旋即被取消。手持与出版社签约的正式出书合同，黄翔因知识产权受损而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并将他的抗议向新闻媒体披露。尽管不乏外界的关注，然而于事无补——书终究是不让出的。已近六十岁的黄翔，让数十年的精神创造成果公诸于众，获得社会的公开承认或批评，只有出版自己的著作，才是真正的慰籍。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决定住房改革：将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的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特大火灾，共死亡325人，其中中小学生288人，干部、教师及工作人员37人。火灾中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的话：“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被人们深刻记忆。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5年
1995年，清华大学一位名叫朱令的女大学生，突然头发脱落，全身痉挛，送医院后陷入昏迷之中，医院反复检查，没有找到生病原因，无从下手。朱令的一位北大同学通过互联网求助于世界各地的专家，迅速判断：朱令极有可能是铊中毒。互联网首次显现了它的巨大力量和对世界的改变。
1995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借助网络在青年中迅速传播。他的“无厘头”风格抓住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
1995年，据统计，在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值开始超过男性，不是处女已不受歧视，壮阳药开始泛滥。
1995年1月1日，四川日报创办定位于“面向城市的广大市民，办一张走向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的《华西都市报》，这张“立足都市、面向市民、面向生活”的报纸开启了都市报时代，一时间内“都市报”风靡大江南北。
1995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江泽民说：孔繁森同志是我们全党的楷模。我们要像当年学习焦裕禄、学习雷锋一样，大力开展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
1995年，上海广播电视电台文艺台娱乐新干线节目主持人朱惠明在制作节目时，曾对听众提起“六四”纪念日，遭到停职审查的处分，节目停播。
1995年4月27日，中共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认为：陈希同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严重失职，对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腐化堕落，生活奢靡；利用职权和公务之便，收受贵重物品。政治斗争与反腐败相结合。
1995年7月24日至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和新华社评论员连续撰文评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抨击李登辉的“台独”言行。台独首次成为问题。
1995年6月3日，“六四”事件六周年前夕，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致函中共司法部长萧扬与公安部长陶驷驹，呼吁立即释放因行使自由权利遭监禁的21名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
1995年10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年特别纪念会议。24日，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
1995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对江苏省无锡市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判决结果，邓斌、姚静漪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是继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10余亿元的重大案件后的又一起大案。
1995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79年10月，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3年9月14日被假释。1995年11月21日再次被逮捕。
1996年
1996年，传销迅猛发展，并受到广泛关注。1994年，《人民日报》 揭露传销公司的骗人坑人事件，1994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报道《是是非非话传销。但传销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大城市的传销分公司开始向中小城市进行战略大转移。
1996年中国股市大热。中国股市从1996年1月22日的514.46点，涨至1996年12月11日的1258.69点，涨幅143.71％。
1996年1月1日，《新闻联播》从录播改为直播，这是“自联播由胶片直播改为录像带录播后首次恢复直播”。
1996年2月，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记者包克被驱逐出境。北京外国记者联谊会在一篇声明中说：“我们认为这是对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的一次侵犯，并企图威胁在大陆工作的所有外国记者。”总部设於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一份致中共总理李鹏的信函中说，这次驱逐行动距离魏京生被判重刑不足一周。该组织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再一次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情势，深感忧心。”该组织说，中共已将十九名新闻记者关进牢里。该组织要求李鹏“行使你答复的权力，对(包克的)指控提出辩解，而不要将他当作非法入境者，予以驱逐出境。”
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在这次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要依法治国，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1996年3月，《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返深圳时，被拒绝入境并即时没收回乡证。金钟表示，过往返回内地从没有进行违法行为或采访，甚至前年返京时原与魏京生有机会见面，也鉴於当时的形势而放弃，故今次无故被没收回乡证，若中方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自己也没有必要再申领回乡证，实际上也没有时间经常往返内地。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开播。凤凰卫视打着香港的旗号，实际上是中共向海外的宣传机器，大陆民众称之为“国安”办的。
1996年4月，《海口晚报》记者丁咛采写了一组系列批评报道“解困房解了谁的困？”，揭露了海南金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孟克非“一家七口竟买了八套解困房”的事。但丁咛和《海口晚报》被孟克非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批评稿称“一家七口人买了八套房”中“一家”的概念不对，他的房是以兄弟、岳母、侄子等名义买的，而这些人和他不能算“一家”。被批评方还声言批评稿时给政府安居工程抹黑，有损党的形象，有严重的导向问题。甚至更为荒唐的是，在案结后，孟克非居然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成立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舆论民众法律监督基金的函”，称“自行出资100万元”成立专门监督《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的民众法律基金，要向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报道失实，批评有误的名誉侵权案“提供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有关活动费、诉讼当事人诉讼期间的生活费等”，目的是“为因被《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侵权而有冤无处诉讼，诉讼没有钱的公民提供无偿及无条件的经济援助和法律支持”。
199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1996年4月30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在马德里指出，1995年一年全球共有386位记者因报导新闻不见容於当局而被监禁。其中中共监禁记者的人数最多，达19人。
1996年5月，某刊物发表署名“晓南”的《当前我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开篇即提出“当前法学界有淡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法学界的新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政治批判。6月，上海《法学》杂志刊登了丁以升的《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评当前法学界的一种新动向》，对“晓南”的文章提出反批评。此为所谓的“晓南风波”。
1996年5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
1996年5月，《青年报刊世界》因开辟文革回忆栏目被停刊。
1996年6月5日，北京青年报曾在头版发表署名北京青年报记者孔文清、朱箐等三人的独家报道，指杭州娃哈哈果奶“毒”死安徽宿州三名农村孩童，称这三名孩童死之前每天饮用娃哈哈果奶。该报道发表后，杭州娃哈哈公司总经理宗庆后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领导人投诉北京青年报“一篇报道，两个小报记者，想搞垮一家国有企业”，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批示，北京青年报社长崔恩卿被撤职。
1996年8月初，山西《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陈平被秘密逮捕。陈平在被捕前曾撰写了一封致全国人大的信件，指人大对“六四”事件处理不当，违反法律，并要求平反“六四”。
1996年9月8日，童增、李定国等17位民间人士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此前，1996年9月1日童增、李定国等257位民间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日本侵占我钓鱼岛领土。1996年9月11日3名深圳青年在市图书馆前举行保钓民间签名活动，共征集到3500个签名。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保钓活动中遇难。
1996年10月28日，国家行政学院落成开学。该学院以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为对象。
1996年底，《东方》杂志因刊载“文革三十年祭”专题遭到停刊。《东方》杂志由原为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创办，隶属于“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民间刊物”，1993年11月创刊，共出版了19期，每期约100页、18万字，是一份以社会、文化批评为基本导向的综合性人文双月刊。
1996年11月16日，重庆市公民王明公开发表了《公民言论自由宣言》，为魏京生、王丹、刘念春、王东海等异议人士因言获罪进行辩护，依理依法阐述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文章发表后王明被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3年劳动教养。王明生于1960年，原是重庆市灯泡公司工人。在西单民主墙1979年底被中共政府取缔后，他仍然义无反顾的投身民主墙运动，在重庆创办了民刊《童音》。
1996年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本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1996年年底，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在法学界内外引发争议。
1997年
1997年，MBA(工商管理学硕士)成抢手货。到国外读个MBA成为时尚。书店冒出各种MBA书籍。
1997年1月2日，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对设立出版单位规定：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由其主办单位持申请书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1997年2月5日，新疆伊犁发生了疆独分子的骚乱。
1997年2月6日，哈尔滨自由撰稿人盛学友被哈尔滨市委书记索长友以“受贿罪”抓捕。经过律师的帮助，哈尔滨市检察院在1998年3月20日作出了“撤案决定书”。盛学友在全国早已闻名，他所采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频频发表。1997年初，盛学友与《北方时报》记者一起调查呼兰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向社会各界聚敛收钱财。原哈尔滨市反贪局局长王发向哈尔滨市委书记索长友汇报，索长友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先抓人，后定罪。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1997年4月4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召开联席会议规定：涉及领袖、党史、外交等重大、敏感题材作品的出版，既要对内容进行审核，又要对出版质量把关，还要对选题总量进行调控。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是日香港大雨。当晚，江泽民指出：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
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
1997年7月27日，二十九岁的傅国涌被太原市公安局拘捕。傅国涌原系温州乐清市个体户，曾因参加八九年民运而被劳教二年。1996年傅国涌曾五次与浙江异议人士王东海、陈龙德等人发起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签名活动，1997年7月初被浙江公安遣返到其现在的户口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7月2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拘捕，11月19日太原市公安局才通知他的妹妹傅彩茗，说傅国涌因在美国“反动刊物”《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三年。公安人员还警告傅彩茗不得对外透露傅国涌被判劳教的消息，傅国涌被关押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同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与法制讲座不同的是，十五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7年11月4日，香港无线电台女记者王明蔚在上海采访“人权呼声”中国委员会鲍戈时，被警方带走。11月5日，鲍戈在上海虹桥机场赴美前，被机场国家安全局人员搜走《国务院关於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等复印文本。前来机场采访我的法新社女记者刘秀英上前询问，结果被安全局人员强行带走，还遭扭打。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
1997年11月19日，傅国涌因在美国《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三年，被关押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
1997年11月29日晚，《福州晚报》记者顾伟住处遭到两次枪击。顾伟因采访报道“老虎机”问题，一夜成为全国知名的“打虎”记者。枪响之后，《海峡都市报》、福建电视台的记者为了声援顾伟，开始写署名文章。福建省委书记、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迅速破案，缉拿凶手。中宣部，中国记者协会纷纷致电表示慰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送了10万元保险。
1997年，德国记者周劲恒被公安人员软禁在安徽巢湖一家酒店内。周劲恒与魏京生弟弟魏晓涛前往魏的家乡巢湖进行私人性质的采访。中国外交部曾称德国记者周劲恒违反大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未事先申请并征得省外办同意，私自赴安徽进行采访活动，当地有关部门对他依法查询，对他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遵守中国法律和法规，到京后向北京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周劲恒表示，公安人员充公了其机票及私人物件，要求他写悔过书，他表示拒绝，并寻求德国使馆的协助。
1998年
1998年，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发出《关于电影〈鬼子来了〉的审查报告》，认为：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影片片名须按电影局多次要求重新选择。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
1998年，《还珠格格》热播。引发社会上“小燕子热”的大辩论——因为其拥趸都是少年儿童。
1998年1月2日，《南方周末》登出贺卫方教授的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贺卫方从法官职业化的立场出发，反对把法院当成安置复转军人的机构，并鲜明地提出：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他们从前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军队系统的批评，但在社会上引起了推动司法队伍职业化的热潮。
1998年1月6日，64岁的原中共国防科工委导弹专家华棣以“泄露国家机密”被捕。1989年“六四”期间因发表声明支持赵紫阳担心迫害留美，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及军备控制中心。华棣由于家人逝世，在1998年1月5日回国，但第二天就被捕。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3月22日开庭审理此案，但近5个月都未审判，由于华棣患有少见的男性乳癌急需治疗，故他在北京的姐姐于1999年 7月向北京中级法院申请保外就医而未获批准。当局指其向美国提供了大量中方军事资料。美方对该案高度重视，包括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及前国防部长裴利在内的官员都积极同中国交涉予以营救。该案直接由江泽民过问关注。后来被判处10年徒刑，华棣流亡美国，一直为中共辩护，却遭到中共安全部的诱捕。
1998年4月7日，河南省泌阳县广播电台青年记者魏家强，因采写了“泌阳出了个‘张金柱’”的批评稿，讲述泌阳县一个体司机酒后驾车肇事逃逸。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宣传部长韩万林认为批评稿败坏了泌阳形象，责令广电局严肃处理。广电局局长王志川即以魏家强“违反了宣传纪录，给单位带来不良影响”为由，将魏开除，并下发了红头文件。
1998年4月1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在湖北襄阳农药厂遭打数十名该厂工人的围攻。此时，湖北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何天海等正在该厂执行法院判决。
1998年4月10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刘兴中诉《工人日报》名誉侵权一案的一审判决提出抗诉，认为“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违背事实真相，确有错误，申诉人撰写、发表的批评文章所述确有根据，基本属实，《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主观意图是对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错误现象进行批评，干预社会生活，端正社会风气，进行舆论监督，是行使新闻批评权力的正当行为，既无侵权的故意、过失，又不违反法律。”这是国内新闻单位被告案中首次获得检察院抗诉的司法先例。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报》发表了《百万劳务工的呼唤》的文章，文中提到深圳汽车工业贸易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兴中，说他“打击报复”、“专横跋扈、腐化堕落、任人唯亲”。随后刘兴中把《工人日报》及两位作者告上法庭，1995年1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工人日报社及《百万劳务工的呼唤》一文的两名作者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被告需公开道歉并赔偿5万元。《工人日报》不服此判决，在1995年3月就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经过4年多历经坎坷的努力，《工人日报》的申诉终于获得检察院的抗诉支持。
1998年５月４日 北京大学举办百年庆典。随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北大传统的争论，一方认为是爱国主义，一方认为是自由主义。
1998年5月13日到16日，印度尼西亚（主要是：棉兰、巨港、楠榜、耶加达、梭罗和泗水）穆斯林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依据印度尼西亚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发布的《五月骚乱真相调查报告》，印度尼西亚华人共计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中国政府表示谴责暴行，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议被当局制止。香港抗议群众更用黑漆涂印度尼西亚使馆大门。
1998年6月27日，中央电视台现场实况转播两国元首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几乎是有史以来首次看到另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意见，而且双方既各持已见，又心平气和地“交锋”。
1998年7月8日，“网民”一词诞生。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将“互联网的用户”的中文名称确定为“网民”，指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公民。
1998年６月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1998年夏秀，由于气候异常，暴雨频频，中国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水灾害。特别是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东北嫩江、松花江也暴发了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受灾面积3亿多亩，受灾人口2亿2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人民币。
1998年７月１０日，国家经贸委发出《关于禁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有小企业改制。绝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小企业改制的唯一形式。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是为“三讲”。
1998年12月30日，《岭南文化时报》因龙应台等人文章被迫停刊。
1999年
1999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致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1999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一套在午间时段推出法制栏目“今日说法”。该节目以新闻事件切入，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法治故事，并邀请法学家点评。该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2003年~2004年5月,该节目收视率在全国电视栏目收视排行榜中排第四，仅次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千秋奥运”。“今日说法”形成一种颇有特色的普法形式，引起全国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跟风，法制类节目或栏目甚嚣尘上。2004年底，中央电视台开设“社会与法”频道。
1999年3月5日至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根据这一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12至第17条，对宪法序言有关部分和宪法第5条、第6条、第8条第l款、第11条、第28条进行了修改。其主要点为：（1）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写入宪法，确认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2)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3)确认了我国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取消了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规定，确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5)删去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提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6)将宪法第28条中的“反革命活动”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使宪法的表述更为科学，并使部门法的有关表述与之相—致。
1999年4月，《方法》杂志因刊登余世存的有关宪政问题的文章被停刊。《方法》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于光远1987年7月创办，双月刊，其宗旨是“脱愚”。1996年改为月刊。1997年改刊定位为“交叉科学类思想文化性月刊”后，读者年龄跨越15-96岁，学科跨越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备受媒体与知识界关注，被公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代表性杂志，被1998年《南方周末》年终特稿称为“或许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知识分子杂志。”也被海外媒体视为1998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锋杂志和中国改革开放走势的思想参照。
1999年4月，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山西运城官员搞虚假水利工程浪费巨额资金，遭当地官员打击报复，1998年底被捕。其后又以受贿，介绍卖淫以及诈骗罪判刑13年，后减到8年，于2006年12月7号获释出狱。原运城驻京办主任高满强，由于给高勤荣提供采访线索，也被运城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他刑满获释，没想到刚出监狱大门，三个手持铁棍的歹徒把他暴打致残，脑袋缝了几十针，颅骨严重骨折，昏迷四十八天。
199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3家传统网络媒体网站首次聚会，通过《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作为公约单位，无论是一个媒体单位，还是其相关从业人员，都应遵守新闻媒体所应有的职业道德，服从国家制订的有关新闻媒体的政策法律法规，遵循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准则和基本规律。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聚集抗议。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很多特异功能、气功和气功师，后来被称为人体科学。气功包括郭林气功，鹤翔桩，严新气功，中功，香功，信息功等等。气功师如严新、沈昌，张宏堡，争先恐后地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们热衷于办班传授气功，办带功报告，治病，甚至出售书籍，磁带，信息茶（信息功）。1999年4月11日，罗干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使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引发了一些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理论。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练习者，导致练习者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接着其他气功团体也被取缔。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
1999年5月，今日中国出版社因连续出版了几本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
1999年5月，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地方法规-——《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99年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 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美关系进入新的低谷。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组织了游行抗议美国政府，得到政府默许。
1999年6月，刚出版一个月的老威（廖亦武）专著《沉沦的圣殿》，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出版此书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但此书在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的首届书评会推为“中国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沉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为“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为，必须严查严办。后经汪道涵疏通，席殊不得不缩小规模。
199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举办1999年第一次法制讲座，题目是《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主讲人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昌麒。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律。
1999年8月6日，美国Dickinson College学者宋永毅在北京被国家安全局拘捕。宋永毅从1999年暑假开始做《文革大词典》的研究，因此暑假到中国大陆搜集文革史料。其中有七十年代的中央文件复印件，这些文件，其实是当时的《五一六通知》和其他最高批示等一些早在报刊上公开的史料，是早已出版发行的广为人知的材料，没有任何机密可言，更不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形成任何威胁和危害，安全局的年轻办案人对文革不了解，认为只要是中央文件便是国家机密，没有年代区别。
1999年7月28日，《成都商报》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媒体第一个上市的公司。四川电器和成都商报共同出资成立了博瑞投资有限公司，再由这家公司将报纸发行和高压开关制造这两种毫不相关的行当组合在了一起，成都商报就此实现了登陆资本市场的愿望。
1999年9月，廖亦武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
1999年9月，笑蜀编著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由汕头大学出版，把40年代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郭沫若、茅盾、夏衍、陶行知、周谷城、吴晗等共产党领袖人物发表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与评论汇编成书。其中有《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等文章。但令人感到荒唐的是，这本书后来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禁，理由竟是“不能让少数人借用我党的历史文献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1999年10月1日，也就是江泽民举行建国五十年阅兵——“登基大典”的当天晚上，李慎之一气呵成写就了一篇让海内外震惊的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之夜感言》，该文经过互联网在海内外广泛传阅，在让许多有识之士拍案叫绝的同时，也引起中南海“今上”的寝食不安，盛怒之下下令四处截查。于是，李慎之被指责“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还被扣上“攻击中共三代领袖”、“否定建国五十年成就”的大帽子。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特作如下决定： 一、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须依法取缔，坚决惩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要各司其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活动，依法予以严惩。 二、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依法处理邪教组织的工作中，要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对受蒙骗的群众不予追究。对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依法取缔邪教组织，惩治邪教活动，有利于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邪教组织严重危害人类、危害社会的实质，自觉反对和抵制邪教组织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遵守国家法律。 四、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认真落实责任制，把严防邪教组织的滋生和蔓延，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长期坚持下去，维护社会稳定。 ”
1999年11月15日，中国和美国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舟”号发射升空。
1999年11月24日，客轮“大舜”号从烟台驶往大连途中在烟台附近海域倾覆，28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万元。
1999年11月，昝爱宗、许知远等人策划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被“上级”封杀，不但不能再版，书店剩余的书还要回收销毁。这个“上级”不是中宣部，便是新闻出版总署。
1999年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午对“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一案第二次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原告刘燕文经过长达三年的申诉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司法程序获得了再次评审其博士论文的机会。1996年，刘燕文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系答辩委员会和系学术委员会通过后，在是否授予其博士学位的问题上被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否决，北京大学因此只颁发了刘燕文结业证书，未授予其博士学位。刘燕文认为该行为违反了研究生学位授予办法的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是对其合法权利的侵害。三年来，刘燕文向学校、国家教育部等多个部门申诉均未得到满意答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认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上存在程序上的不合法，判决其撤销原决定，重新启动审议程序，给刘燕文一个公正的评价。
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在澳门举行。
1999年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打动了所有中国网民。蔡智恒引出了一大批网络文学作者，如邢育森、王飞雄、俞白眉等，一年后，这些作者纷纷落地，集体创作了《闲人马大姐》和《东北一家人》等情景喜剧。
2000年
2000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创刊，是国内第二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第一次以资本运营的方式开拓国内新闻市场的产物。短短一年多时间，这本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杂志迅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受到业界人士的普遍关注。2001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正式由双周刊改为周刊。但是，由于资本运作和经营上的失误，这份刚刚树立风格的时政新闻周刊从2001年3月起即有传闻指资金运作状况堪忧，最后发展到拖欠采编人员工资的地步，一度停刊。2001年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第45期出版的日子，中国新闻社决定，休刊整顿和协办方新世纪成功集团解除合作，经济责任交由法律分清。曾有消息称，著名女性杂志《知音》将接管《中国新闻周刊》，但受到《中国新闻周刊》有关人员的强烈抵制。
2000年1月，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著名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和何家栋的文集《中国的道路》。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卢跃刚向其推荐了此书稿。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激动万分，夜不能寐，打电话给卢跃刚说“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常务副总编辑也被撤职。
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大肆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相当多的民众认为三个代表没有新意，很多时候民众对它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比如经常会有人说“带三块表”、“带三个表”以示揶揄讽刺。但专业人士和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却相当关注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被认为是中共试图改变其属性（有人认为是全民党，有人认为是精英党）的努力。
2000年3月，《书屋》遭整肃，总编及编辑部成员均被撤职调离。
2000年3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等单位今天联合发出通知，对现行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新式法官制服的特点是取消了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两种款式。新式法官制服统称“2000式审判服”，分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 两种款式。
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年4月1日，已故28年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来北京看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後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但丁子霖却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软禁在家不能同斯诺夫人见面，而且80多岁的斯诺夫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东校门口被阻止进入学校大门。而同为”天安门“难友的苏冰娴女在帮助斯诺夫人后却被北京安全局拘捕24小时，直到斯诺夫人步入登机大厅的那一刻才被释放。
2000年4月20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开除党籍。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
2000年8月8日，阳光卫视正式开播，由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杨澜创办于香港，是以全球华人精英阶层及其家庭为服务对象的中文电视媒体。
2000年8月11日，四川省南充市27岁中学教师蒋世华在南充本地的一个叫“南充果城网景”的BBS上同网友交流，谈到中国腐败等问题时有感而发贴出了“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想说一句：打倒共产党”。该贴出现后负责监视互联网的网警极为重视，由南充市公安局长亲自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经专案组一星期的调查终于发现该贴是蒋世华所为，故将他拘捕。12月底被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两年。
2000年8月1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
2000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控制电信业的综合性法规。同日，国务院公布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00年10月21日，21万多名考生今天走进各地考场，参加由司法部组织的2000年度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这是中国实行新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后的第一次考试，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18.6%，创律考历史最高纪录。按照司法部颁布的新的律考办法，今年的录取方式一改往年的“统一分数录取制”，实行“确定名额录取制”，全国将录取21500人，按分数高低自上而下录取，直到录满为止。
2000年11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11月6日，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2000年12月12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国际网、国际在线网、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获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进行登载新闻业务，率先成为获得登载新闻许可的重点新闻网站。
2000年11月9日，据称“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
2000年11月，《兰州晚报》因报道批评军内问题遭整肃。
2000年11月13日，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海归”冯正虎所代表的天伦公司编辑的电子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二零零一年版）》。这部书还受到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祝贺，结果被上海新闻出版局指为非法出版而被捕，后来以“非法经营罪”被上海法院判处三年徒刑。2003年11月12日，冯刑满出狱，开始漫长的抗争，于2004年10月27日将上海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和驳回冯的诉讼。实际上冯正虎被判刑是因为在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时研究所发出了“《致厂长（经理）们的公开信》，呼吁厂长经理们为了挽救党、挽救共和国、挽救社会主义，要坚决而有效地抵制错误决策，督促政府保持理智与克制，用和平、民主、法治的方式处理目前事件，争取市民、学生与政府的谅解与团结，决不允许发生镇压学生和群众的流血事件。
2000年12月25日，洛阳发生特大火灾事故，280位死难者身份得到了确认。
2000年1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出台。
2000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江祺生有期徒刑4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1年。审判长王燕签署的判决书宣称，江祺生犯有两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只是因为江祺生散发过《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和《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两篇文章。
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二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二)通过互联网窃取、泄露国家秘密、情报或者军事秘密；(三)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四)利用互联网组织邪教组织、联络邪教组织成员，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200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因出版《法轮功读物》，出版社停业整顿，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实际上《法轮功读物》出版时法轮功正风行。改革出版社因出版《新官场秘笈》，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
2000年，《今日名流》杂志因发表了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
2000年12月，《南方周末》在年终特刊上发表“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评论，成为中国传媒的绝唱。
2001年
2001年1月，老威（廖亦武）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六十人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上下册。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50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但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后来早搜查，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
2001年1月，西安市《各界导报》调查记者冯朝霞被杀死，这是他在报道犯罪集团及其与地方贪官的关系之后。
2001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下发的一份内部通报批评2000年中国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十大问题：把关不严。有些报导出现严重错误，例如有报纸鼓动起诉党委；公开报导内部消息。例如去年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三十、中央领导有关国有股减持的内部讲话等； 对重大突发事件任意炒作；公开报导重大疫情，影响社会稳定，例如艾滋病的报导等；民族宗教问题报导不当，伤害民族感情；求猎奇，刊登不实新闻，例如江西九江再次崩岸；刊登格调低下、庸俗的文章；泄密；随意从互联网上下载新闻刊登；推崇宣扬西方的新闻观、价值观。通报中特别提到传媒报道内部消息时把关不严，例如将中央领导有关减持国有股的内部讲话公布出去，导致股市震荡，中央领导对此作出严厉批评。这份内部通报再度要求传媒收紧报导尺度，重申传媒一律不得随意下载网上新闻，包括《人民网》和《新华网》在内，也不能随意下载转发。
2001年，网络媒体从另类步入主流。网络媒体的传播作用和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其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在大大增强，重要事件包括人民网批露南丹矿难死亡真相、上海交大BBS揭露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等。
2001年春天，《南方周末》报导了一个犯罪集团在杀人、窃盗中杀害28个人，记者采访犯罪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并且广泛分析导致犯罪行为的社会问题，诸如贫穷和其它形式的社会不公。在文章发表后，湖南省政府通知了中央领导，指责《南方周末》的报导丑化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南方周末》总编辑、头版编辑和资深的编辑被降职，新闻部主管和记者被开除并永远不能再踏进新闻界。
2001年2月，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敌人》的报告，指出“过去两年来，中共当局大幅度调整了控制互联网的策略。国安部和检察机关1997年开始实施的‘网上长城’封锁方案，现在则要求网络供应商承担‘巡逻’互联网的警察任务，网站管理员被迫实施严格的自我审查，有选择性地控制网站内容……中国的网络异议人士被当做刑事罪犯来对待，有被判重刑的危险。”
2001年2月17日-19日 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
2001年3月，《今日名流》杂志因徐景贤文革回忆录被关，主编方方被撤。
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
2001年3月19日，美国“保护记者协会”发布的2000年度报告中，江泽民被列为世界新闻界“十大敌人”之一，这是江泽民连续第四年被列入这份黑名单。这个提倡新闻自由的机构在“公元2000年新闻界所受攻击”报告中说，中国大陆“恶劣的新闻自由纪录在继续恶化”。报告还指出到2000年年底为止，中国大陆一共囚禁了22名记者，成为全世界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2001年4月1日，美国EP-3-型军用侦察机在我国海南岛东南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牺牲，又未经许可降落在陵水机场。是为撞击事件。
2001年4月，山东三联集团投资8000万创办《经济观察报》。5月，北大青鸟集团斥巨资5000万元参股与《人民日报》一起创办《京华时报》。除了这两个报纸外，2000年-2001年之间，北京新报频频创刊。《青年时讯》、《青年体育》、《北京娱乐信报》、《劳动午报》、《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新报》、《华夏时报》等一系列报纸改头换面后登陆北京。
2001年4月3日，河北沧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审判网络异见人士郭庆海。郭庆海是河北小有名气的学者，在沧州一家银行任经济师，他的文章经常在《中国青年报》等国内报刊发表。他不仅经常在海外的BBS上发表推动政改的文章，而且也替美国一家网络新闻站写评论，他的文章如“作一个永远的反对者”、“让自己思想先民主起来”，在某网络报纸发表。郭于2000年9月15日被捕，审判时，法院未通知家人前去旁听。
2001年4月18日，河南后平顶山的律师沈宏奇因撰写文章促使中共政改被以 “煽动颠覆罪”判刑三年半。沈宏奇是平顶山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去年五月被捕，原因是他撰写了两篇名叫“邓后中国之路暨告全体同胞书”和“沙漠红尘”的文章。两文章全面分析了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要求从宪法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要求由人民真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以及进一步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要求允许反对党存在。沈宏奇将这两篇文章寄往国内媒体，没有在海外刊物上发表。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同期刊载老威（廖亦武）与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张君案检讨》、《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三文。《张君案检讨》激怒湖南省委，上告中宣部，说“《南方周末》的报道完全抹杀了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了提高湖南民众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下达文件称这三篇罪状分别是透露出“六四”情绪、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为造反派鸣冤叫屈。《南方周末》因此差点被停刊，后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总编辑、常务副总编、新闻部主任离开《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编钱纲撤职，另行安排；第二副主编撤职，调离新闻岗位；与‘石家庄爆炸案’等四则新闻有关的编辑记者开除、除名，南方周末所有剩下的采编人员全部考察半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滚蛋”。这是继1998年，中宣部以未经同意、私自接受外电记者采访为名，点名要求当时《南方周末》总编江艺平、新闻部主任沈灏出局离任之后，《南方周末》领导班子的再一次重创。
2001年4月，《蜀报》和《商务早报》被停刊，前者据说有民营资本进入，后者强调独家新闻和民间色彩；五月《广西商报》被要求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报《广西日报》，被拒后也被下令停办；六月，南京市的《经济早报》因为有文章讽刺江泽民而被停刊。《成都商报》被整顿，因为报导一位县委副书记赶赴“三讲”撞死人，引起省委书记周永康不满而批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有如此给政府抹黑的新闻自由。” 3月，河南销量最大的《大河报》副总编辑马云龙被撤职，因为发表过有关投资环境差及卫生部门腐败的报导。5月，江西《都市消息报》新闻部主任姚小红，因为报导该省一宗死刑犯还没有断气就被摘除器官出售引起家属不满的消息而被解雇。7月，广西《南国早报》因为刊登一个私营工厂雇佣数百童工的消息引起南宁市劳工监察大队的不满。6月，中宣部下达长约两千字的文件，列举了出版物严禁刊登的内容，包括揣测党政领导人职务的变动文章及报导；要求中共十六大实行多党制或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及报导；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文章及报导；抵触党和国家重要政策的文章及报导；涉及暴力、淫秽的内容；涉及军事机密及其他国家机密的内容；危害社会稳定或反对中共民族政策的内容等等。
2001年4月20，武汉网络人士吕新华被捕，后以“煽动颠覆”罪正式逮捕起诉。吕新华是武汉活跃的网络异见人士，经常在海外论坛上贴出讨论推动中国民主的文章以及报道当地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当局怀疑海外论坛上一系列批评江泽民的文章出自他的手笔。
2001年5月8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封杀。起因是《南方都市报》短短两年内在深圳的爆炸式发展势头，该报的发展对本地老牌报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001年4月底到5月初，深圳市报刊发行局以规范外地报纸在深的配送为由，禁止《南方都市报》在深圳各报刊亭零售点的自由发行及合法销售；5月8日，深圳特区报报刊批发中心与深圳商报社报刊批销部亦"联手"发出通知，禁止销售未经批准的“外埠非党报党刊”；5月9日，深圳市报刊发行局，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在一千多个报摊联手封杀《南方都市报》。
2001年6月，《经济早报》因调侃深沪股市的文章遭停刊。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上海举行。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001年6月16日，经济学家、《深圳法制报》编辑何清涟因为担心被当局拘捕，出走美国。何清涟1998年出版《现代化的陷阱》，专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金权交易、官黑勾结、流氓与暴民等经济社会现象，引起海内外轰动。虽然《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获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作序，但随后仍被中共圈定为禁书，何本人也被划为理论界的异见分子。2000年，何清涟发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指出中共这个统治集团，是世界历史上素质最低的一个集团。这篇文章一下子激怒了中共，当局颁封杀令，何的文章、著作均不能在内地任何报刊、书籍刊载。而且24小时全天候对其居住状况进行监视。凡是发表何清涟的文章的报社、出版其书籍的出版社，毫无例外地都遭到整肃。漓江出版社因出版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
2001年6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那是专职监控网络的警察部队，其职能是监控上海的党政机关、金融系统、重点生产部门和各通讯单位的计算机网络，查处信息系统的违记犯罪活动。
2001年度，新闻出版署又批准成立以下报业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吉林日报报业集团、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报业集团已有26家。其中四川的报业市场整合由于《蜀报》和《商务早报》的被砍受到了媒体评论界最大程度的关注。许多报纸因为不同意被吞并而停刊。这是一种打着集团化的幌子行“限制新闻自由”之实的举动。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成功。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矿难，南丹市政府部想尽办法封锁消息，对赶赴南丹采访的广西地方媒体记者采取阻截、驱赶甚至追杀！直到8月2日，《人民日报》记者才撕开南丹政府“绝对没有发生死人”的弥天大谎。
2001年8月13日，著名“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杂志因为抨击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三个代表”的提法，而遭到停刊。此前不久，同是“左派”理论刊物的《中流》杂志也因对江泽民最近有关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的讲话提出批评而被停刊。“六四”以后创刊的这两个刊物，其办刊宗旨和主要内容，是宣扬坚持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而被看成是“左派”的旗帜性刊物。《真理的追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由“中国人权协会”负责人俞权域主编。《中流》由《光明日报》主办，林默涵、魏巍主编，有人依“中流”谐音和他们文章历来的风格，称之为“下流”。但《中流》常常引用陈一咨、方励之、严家其、王若望、苏晓康、魏京生等海外民主斗士的言论，有时甚至登载这些人的文章全文。虽然他们目的是进行批判，但却使国人因此了解到这些人的言论，这是国内其他媒体不敢做到的。
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事件发生。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厦不过10多分钟，香港凤凰卫视就已予以报道，之后连续直播超过30多个小时。新浪网在事发10分钟后予以报道，网络媒体的威力第一次显现出来。中国网民发生严重分歧，有人叫好，有人发表公开信：“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2001年9月，前《新华社》记者、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被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秘密审判，以“泄漏国家机密、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和非法占有机密文件”等项罪名被判处9年徒刑。姜维平曾在98年到99年期间，在香港《前哨》杂志上用笔名发表多篇文章，揭露薄熙来的腐败行为。2001年11月20日，姜维平获得美国保护记者协会颁发的“2001年国际新闻自由奖”。他被关押7年，直到2007年1月3日才出狱。
2001年，《书屋》杂志因为发表王若水的图画，主编周实被撤职，杂志从湖南新闻出版局交由湖南教育报刊社主办。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这样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会议。
2001年11月4日－11日，朱镕基出席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以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2001年11月10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加入WTO进程的结束。
200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2年
2002年1月5日，《济南时报》记者赵京桥、吕廷川和《山东青年》杂志记者杨福成在山东省宁阳县泗店镇西孟村进行有关该村支部书记柳方柱贪污，私设“小黑屋”，动用刑具殴打村民。三人完成采访后遭到便衣警察拳打脚踢，其中赵京桥头部受到重击，伤势严重。
2003年1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因种子买卖引起的赔偿案件。审判长李慧娟在判决书中，援引《种子法》，认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比较低的法规，因为与《种子法》相关条款的抵触而自然无效。该判决引起河南省地方人大不满，指斥法院判决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河南省的压力下，洛阳市中院被迫撤销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其助理审判员资格。该事件爆发后，引起学界热议。
2002年2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开始施行。第11条对出版单位设立的条件规定，“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就杜绝了民间办报的可能。第26条的“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2002年开始，手机短信拜年火爆。据说当年春节期间，共有70万条短信从手机发出。
2002年3月5日，刘成军等法轮功成员将近五十分钟的法轮功电视片插播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播出。此举不仅在当地，而且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事件发生后，当局共抓捕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成员，有6人死于大抓捕中，另有15人被判4至20年徒刑。刘成军在2003年12月26日被折磨致死，成为第8名因该次插播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成员。
2002年3月，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全球新闻自由2001年度报告说，中国连续三年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2001年年底在押的新闻工作者有35人，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2002年初，陆学艺等19个人集体编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出版。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拨款200万元开展的。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
2002年3月，《财经》杂志刊登文章，质疑世纪星源造假账，虚增利润十二亿多人民币。世纪星源认为《财经》的报道有损其声誉，于是提出诉讼。而深圳罗湖区法院竟裁定，《财经》杂志须向世纪星源赔偿三十万人民币，并公开道歉。
2002年3月21日，《南方周末》准备用四个版面发表记者方进玉的《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调查报道，却遭到封杀。3月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广东省宣传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而此通知来自胡锦涛办公室。为此，《南方周末》立即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因此蒙受30多万经济损失。而方进玉因此被开除。
2002年3月23日，《新周刊》“2001年电视榜”的揭晓仪式原定在北京SOHU现代城，却在3月22日中午却突然宣布“因故取消”。2000年，《新周刊》曾在海南召开规模盛大的“首届中国电视榜”颁奖晚会。
2002年5月，记者无国界公布的一份年度报告表示，从新闻自由的角度看，2001年是黑色的一年。报告说，中国有12名记者在押，在押人数仅次于缅甸。记者无国界发言人布罗塞尔谈到中国2001年的新闻自由状况：“中国2001年至少将12名记者投进监狱，还有20多名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的异议人士遭到监禁。这些人受到监禁，只是因为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控制媒体，所有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都是一个口径。”
2002年6月16日，北京一家名为“蓝极速”的网吧发生大火，致使25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局借此场大火对对网吧业全面治理整顿，并颁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禁止未成年人上网吧，且要用身份证登记。
2002年8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网络媒体被正式纳入中共的控制体系。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万延海发起并参与联署了“网路公民权利宣言”，并公开声明：“8月1日，我宣布违法！”同日，万延海前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投案自首”。其后更受当局监控直到被捕。
2002年9月1日，王小宁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拘捕，9月30号被正式批捕，2003年9月12号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据王小宁的妻子余陵透露，这是由于雅虎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她丈夫王小宁的电子邮件的信息而导致她丈夫被判十年徒刑。因此2007年余陵到美国聘请律师起诉雅虎，要求雅虎公司向她道歉，并且做出经济赔偿。
2002年11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四年级女生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因活跃于网络论坛发表言论而遭羁押。12月15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不锈钢老鼠”案在海内外广大网友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并且受到网上网下甚为广泛的关注与声援。立即，声援她的浪潮蜂涌而来，此起彼伏，民间团体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的声援运动。终于导致刘荻于2003年11月28日晚间，从秦城监狱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假释出狱。当局还惺惺作态的表示“念刘荻年轻、初犯，所以宽大为怀”。
2002年11月8日-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11月15日十六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为副主席。
200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
2002年12月25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判决张伟、左上文、欧燕非法经营报纸出版、印刷、发行，判处张伟有期徒刑六年、罚款十万元人民币，判处左上文有期徒刑五年，罚款五万元，判处欧燕有期徒刑二年。在2001年4月至2002年7月期间，张为等人出版了《时事资讯》、《热点纪要》两份报纸，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热卖一时，共售出150万份，报上的政治、军事新闻远比官办报纸吸引读者。
2002年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再次发生特大爆炸。爆炸发生后，地方政府极力封锁消息，当地公安在出入黄茅镇的主要通道设立路障，阻止记者接近现场。当记者突破封锁到现场后，被打倒在地，相机被抢，警方开着警车追赶记者，万载县副检察长还大喊“把他们抓起来！”
2002年，中国体育第一大报的《体坛周报》在釜山亚运会前夕被有关部门剥夺了采访权。
2002年，外交部发言人被追问“为何封杀GOOGLE”。由于遭到中共封锁，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搜索引擎“google”忽然在大陆无法登陆。
2002年，山西《长治日报》因为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亲自过问下，充分的媒体监督职能使这张报纸声明鹊起成了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风向标。
2002年，因为记者披露了个别警察的的不良表现，六家报纸的16名记者遭到兰州市公安局发文封杀，从此失去采访公安系统的资格。
2003年
2003年1月7日，安徽《新安晚报》刊发了一篇严重失实的报导，想当然地把本来是肇事车辆违章闯红灯，认定死难者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导致了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万学生举着“还我同学，严惩凶手”的标语到省政府、省委所在地示威，同时到《新安晚报》报社示威。
2003年1月25日，《名人》杂志社6位记者去杂志社领工资，去遭到毒打，随后2记者被拘留，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一名记者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执行。
2003年1月，香港凤凰卫视的资讯台获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落地权。尽管诸如CNN和BBC World这些英语新闻台早已在中国大陆播出，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首个获得批准在中国大陆播出的中文频道。与国外的英语频道一样，它也将仅限于在一些主要的饭店、外国人的居住小区、学术院校以及政府办公室里播放。
2003年3月，中共中央下令关闭了四个讨论宪政的网站：思源智囊（http://www.caosy.com/）、宪政论衡（http://www.xianzheng.net/）、世纪沙龙（* HYPERLINK "http://www.cc-forum.com/" **http://www.cc-forum.com/*）、自由论坛（* HYPERLINK "http://www.libertas2000.net/" **http://www.libertas2000.net/*）。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份档案中指控“外部敌对势力”渗透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为国内一些人士提供资金资助，鼓励国内就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问题进行辩论。
2003年3月开始，中国出现了非典（SARS）疫情。SARS在2002年11月初在中国广东省河源市最早出现。此病经由旅游、商贸、移民人群迅速扩散到了香港，并由香港再扩散至越南、新加坡、台湾及加拿大的多伦多。2003年5月间，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2003年夏季，染病人数日减，病情得以完全控制。当时北京陷入半瘫痪状态。后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等受到处理。坊间传言与胡、江政治斗争有关，胡因此取得了民间极大好感。
2003年3月17日晚10时许，27岁的广州工作的湖北武汉大学生孙志刚外出上网，途遇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检查身份证，因未带身份证，被作为“三无人员”带回派出所。孙的同学成先生闻讯后赶到派出所并出示孙的身份证，当事警官仍拒绝放孙。3月18日，孙被作为三无人员送往收容遣送站。当晚，孙因“身体不适”被转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护站。20日凌晨1时多，孙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于当日上午10时20分死亡。救护站死亡证明书上称其死因是“心脏病”。4月18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尸检检验鉴定书，结果表明，孙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2003年4月3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是为“保先”教育。但被民众以“性教育”进行调侃。
2003年4月9日，美军部队占领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中国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战争。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
2003年5月14日，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俞江、腾彪、许志永3位法学博士，合力写成的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并且推动孙志刚事件的讨论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2003年5月2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刊发了上海著名学者许纪霖上万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被读者称为是“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独树一帜的”、“特棒”。但这篇文章竟受到了中宣部的通报批评。
2003年6月，《工人日报》下属的《北京新报》因刊登题为“中国七大恶心”的讽刺文章而遭勒令关闭。“七大恶心”一文的作者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一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如其中“一个恶心”说的是一些歌曲将领袖和共产党比作老百姓母亲的做法，另一“恶心”谈到人大时说，人大并没有履行宪法赋予给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责。有关部门认为“七大恶心”一文“攻击诋毁国家制度，侮辱诽谤权力机关，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而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
2003年6月5日上午，孙案开庭。 6月9日孙案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同日，孙案涉及的民警、救治站负责人、医生及护士一共6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分别判处2年至3年的有期徒刑。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民举行反对“二十三条”的大游行，震动世界，国际媒体争相报道。而中国所有的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却都保持沉默，不置一辞，而在此前的报道更是只有“香港人民拥护二十三条立法”的消息。即使是号称总部设在香港但在中国大陆能够收看的凤凰卫视，也因惧怕审查而保持沉默，直到在若干天之后在转播别的新闻时插播一两句而已。（“二十三条立法”，指的是自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试图在香港以立法的形式限制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管制。该立法的主要内容是将中国大陆压制言论自由的几条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泄漏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再加上一条香港特设的“阴谋分裂领土罪”，以法律形式剥夺香港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此举遭到香光各阶层的强烈反抗，中国政府被迫暂缓立法。
2003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国首个全天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2003年6月对该项方案做出了同意的批示。
2003年7月21日，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受贿罪”找《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副主编喻华峰谈话，掀开了“南都冤案”的序幕。这是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等人，对《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孙志刚”事件的秋后算账。在此前后，《南方都市报》的300多家广告客户被调查，原南方日报调研员、协助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李民英、前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成员邓海燕、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分管广告工作的社委罗裕潮、总编程益中、副主编任天阳、宋繁银、庄慎之、陈朝华、王培兴等多人被调查。虽然有许多专家学者、媒体同仁以及广东省委前领导的呼吁反对，但广州地方法院还是将喻华峰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程益中、邓海燕在被无辜关押几个月后因“不起诉”而获释。李民英、喻华峰在狱中获得减刑，分别于2007年2月12日和2008年2月8日获释。
2003年8月，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异常畅销，一个月内印刷至少4次，总销售量超过20万册。不过，中文版至少有10处被删除，这些改动甚至没有通知版权所有者——美国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Simon & Schuster）。
2003年10月20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再次宣布：在包括168个国家在内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上，北韩未列末位，中国未列倒数第六位，即162位。
2003年，《成都商报》女记者李亚玲因采写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被警方抓获，导致3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报道，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压力下被迫调离记者岗位。后网民发起一场悼念李思怡运动，谴责有关当局毫无人性。
2003年，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王克勤因采写《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和揭露兰州证券黑幕两文 ，被扣上“给甘肃脸上抹黑”、“影响西部大开发”、“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造成社会不稳定”四项罪名，被开除公职。
2003年，北京青年报刊发了深圳市五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号召”全市中小学生观看一部投资2100万拍摄的名为《时差7小时》的电影，而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和女主角妞妞（真名李倩妮）是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的女儿。这个“妞妞事件”，成为比较典型的新闻舆论监督发生作用的例子。
2003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在北京地坛医院拍摄时，离SARS患者最近的距离仅一米拍摄的“SARS病房里的死者，回天无力的医生，生命苍茫而无助”照片，成为本年度网上点击率最高的社会新闻图片。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撰写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成为本年度引发最大社会共鸣的报道之一。孙志刚，一个普通公民，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惨死于收容所内。此案在事发一个多月后，经由报纸刊出，迅即引起举国关注，先有三博士上书要求进行违宪审查，后有众多知名知识分子群起倡议，终使这一不人道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国务院废止。一项国家法例竟因一篇报道而终止，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报道孙志刚案，促成了国家“收容”法规的废止，以及相关“救助”规定的出台。
2003年4月20日，《财经》杂志记者朱晓超、曹海丽等人撰写的《SARS内幕》等系列报道，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公众服务。非典，作为本年度国内甚至是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多数媒体语焉不详或缺席的情况下，该杂志以一份财经专业媒体，转而对SARS爆发这一事件做连续发言，饱含勇气、毅力和良知，维护了新闻业的尊严。作为领导者，胡舒立女士个人的道德勇气、职业素养，尤其令人尊敬。
2003年9月4日，《外滩画报》记者茅文贤、鞠靖撰写的《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该文以扎实的采访，冷静的笔触，真实还原了整个事件。在居民、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博弈中，居民往往是弱势群体。南京市民翁彪因不满被强制拆迁，求告无门而引火自焚，便是其中极惨烈的一幕。
2003年9月12日，因雅虎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王小宁电子邮件信息，导致北京作家王小宁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0年监禁。
2003年6月8日，《财经时报》记者楼夷撰写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致敬抗非大夫蒋彦永》，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新闻边界拓展”。吴敬琏先生打电话给蒋彦永先生表示致敬和慰问，颇具新闻价值，编者最后如此处理，将文章呈现于版面，既需要技巧，更需要智慧。
2003年6、7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柴继军撰写的《繁峙矿难系列报道》，揭开繁峙矿难黑幕同时还从侧面爆出11名记者，包括新华社记者，受贿的丑闻。
2003年6月19日，《南方周末》发表法学家何兵的评论《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文中引述200多年前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关于废止奴隶制的判词，读来令人心灵震撼。此文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时评”。
2003年，博客因木子美性爱日记而名气大增。博客在克林顿性丑闻、“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纽约时报造假丑闻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Blog反应及时、态度客观，恰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这些事件上态度暧昧所造成的信息缺陷。
2003年8月18号，中宣部、中组部在全国宣传、理论、新闻工作电话内务会议上下达了不要对正在修订宪法部分搞公开争议，不要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方向搞公开宣传，不要对已有结论的历史性事件决议搞争论的通知。
2003年11月11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创办《新京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办报，此举当可载入中国新闻史册。
2003年，网络媒体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在孙志刚、孙大午、刘涌、被饿死的3岁小孩李思怡等事件中，网络民意的热情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媒体及有关部门的关注，从而推动了事态的良性发展。其中，新浪的即时在线新闻评论，尤为引人注意。
2003年，有50位异议人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刺探国家机密罪”、“非法为境外组织搜集情报罪”或者“密谋进行恐怖活动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秘密拘捕（绑架）、拘捕、逮捕、起诉、审判或者执行刑罚，其中包括杜导斌，杨建立，杨子立，赵常青，张宏海，靳海科，李志，欧阳懿，何德普，颜钧，姜力钧，刘荻等。
2003年11月2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大言不惭地说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政府依法支持媒体机构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理干涉、干扰媒体的正常采访、传播和经营活动。”
2003年3月3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因刊登记者王永治对李锐的访谈而被停刊。李锐曾当过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也谈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错误。李锐这样说：“我们依然在不断神话毛泽东，不断制造个人崇拜，不断给党史造假。”“个人崇拜就是邪教”。这篇报道出来后，该报北京记者站说：“这篇文章能顺利见报，让兄弟们万分振奋。这是14年来大陆报刊上最具勇气的一篇公开报道。争取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争取见报，是兄弟们能够忍受千难万难，依旧坚守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大动力。”该报的理念是“记录世界时事风云，见证中国政治文明”。
2003年3月，《南方周末》在前任总理朱镕基离职时出版24版拍“马屁”遭到呵斥，策划的千期在出版前被强暴。记者为此发表“为新闻来，为新闻去”公开信。
2003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参考》因夏天头版头条发表《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一文，而受到湖北省有关部门却向中宣部告状，致使《青年参考》不得不道歉“这严重伤害了湖北省高校女大学生的感情，损害了大学生形象”、主编梁平和记者陈杰人离职或辞退，《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樊永生受到停职处分。女大学生坐台已经是全中国高校都存在的一道风景，如同皇帝的新装一样只缺少了一个说真话的小孩。
2003年10月17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根据广东省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确定停办《法制画报》、《法制》等51家报刊。而这一年全国有600家报刊被停刊。
2003年，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刚刚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为“无冕皇帝”提供了保障。该条例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2003年10月28日, 湖北省知名网络作家杜导斌于被应城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随后国内外百名学者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律条文作出法律解释。澳大利亚15名华裔学者《就中国警方拘捕网络作家杜导斌等人致胡锦涛公开信》。在海内外对杜案的强大声援下，在律师的无罪辩护下，湖北孝感中级法院二审作出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的判决。
2003年11月21日，公民维权网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勒令关闭。随后，李健将通信管理局诉至法院，认为其作出此行政决定所依据的法规是错误的，要求对方撤销处罚，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下发了《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粤高法［2003］252号，以下简称《通知》）。依据这份《通知》，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4年11月19日，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6家报社的6名记者将被禁止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
2004年
2004年《中国式离婚》播出获得成功，它引发了人们对现实婚姻的思考。
2004年初，中国社科院所属的《现代文明画报》改版后，敢为天下之先，致力于策划以宪治国的专题系列报道。为开启“新中国”刊物介绍宪政先例，更为促进福安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律师李柏光以刘柏江的笔名在该刊7月号发表《公民，能罢免市长吗？——新中国第一起公民诉求罢免市长案纪实》，再一次惊动福建朝野。
2004年2月12日，广州原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前社长黎元江因“贪污罪”受审。黎元江被誉为中国报业改革第一人，在掌管《广州日报》期间，大胆改革报业运作方式，无论是在报纸的发行量还是在广告收入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同行，《广州日报》被中共中央特批为第一家报业集团，曾经名噪一时。与黎同案的还有《广州日报》原总编辑何向芹、广告处处长陶建等人。
2004年3月，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公开发布《讨伐中宣部》一文，像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样，大张挞伐中共的喉舌总管中宣部，传檄天下，声动江湖。
2004年3月3日，两会召开，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的评论栏目网页忽然全部消失。在2003年，网络因评论而爆发的强大生命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发生的若干事件。
2004年3月9日凌晨，香港《苹果日报》3名记者，在北京采访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后，在下榻的北京饭店被人带走扣查6小时，直到昨天中午才被直接带到机场，下午返回香港。
2004年4月16日，《东方早报》发表记者董小恒《阜阳“空壳奶粉”之祸》，率先对当地官员发出质疑，使阜阳奶粉事件形成全国性的关注。
2004年5月8日，《新京报》发表记者罗昌平的《湖南嘉禾县拆迁引发一对姐妹同日离婚》，此报道淋漓尽致地披露了行政权力的泛滥，以事实的力量拨动了社会的神经，揭开嘉禾拆迁内幕。
2004年5月18日，《商务周刊》因本年度第5期的《争议戴相龙》报道而停刊两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以“对天津的经济建设和规划无端指责”为由对其封喉。2003年4月，《商务周刊》也因刊登《困兽平安》率先披露中国首富马明哲侵吞国有资产遭新闻出版署“封喉”两个月。
2004年5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跃刚，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成为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