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大事记续
星期日 十一月 16, 2008 7:19 pm
1987年5月6日-6月4日黑龙江发生森林大火。大火造成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死亡，200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林业部部长杨钟、副部长董智勇在大火完全扑灭后的第三天被宣布撤销一切职务。整整1个月，由于接连不断的新闻报道 ，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火情的变化。
1987年，中国新闻社专稿部记者高瑜采访了在北京医院长期住院的陆定一和他的亲属子女，写成两篇报道，一篇陆定一，一篇严慰冰，先把严慰冰交到专稿部，整个中新社如临大敌，开动三级审查机器。严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监狱，她因为不认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没有洗澡，后来身上剥下一层壳。她的隔壁因认罪态度好，可享受一级待遇，吃肉包子喝鸡蛋汤，她是末级的末级，六年里看守都是把笸箩最底下的窝头渣连泥带土磕出一捧，倒在碗里，扔在地上，她侧躺着用嘴往肚子里卸。对这篇专访制订的审查原则是“不能见血”。从题目到内容，凡是见血处，意味着流血处，还有能闻到血腥处全被删除，就象在人体上剜了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
1987年，《深圳青年报》因为率先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及其它大胆言论而被查封，编辑部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
1987年5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报纸、期刊和出版社重新登记注册的通知》规定：报纸、期刊和出版社申请重新登记注册，必须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经过整顿，由国家指定的有关机关审查合格。最主要标准是：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
1987年7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规定：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
1987年9月15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绕道东京抵达北京进行采访，这是1949年后台湾报纸首次派记者来大陆采访。
1987年9月18日，新闻出版署转发中宣部、统战部、对台办《关于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和宣传国民党历史人物问题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对国民党历史人物的宣传要掌握内外有别的原则。有些主要对海外，有些可在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刊上刊登。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刊刊登这方面的作品，应慎重。发表反映国民党历史人物的作品，要严格把关。涉及一些敏感人物和台湾在世的重要人物，特别是蒋氏父子，应报送省一级宣传、统战、对台工作部门审批，中央级报刊在发表此类稿件前，则应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审阅。
1987年9月26日，国务院提议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成立海南省。
1987年10月，中央电视台首次全部录像播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的11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大会闭幕第二天，新当选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在记者酒会上公开露面，该场景经电视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这种新闻公开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936人 ，代表全国四千六百多万党员。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明确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1月12日至24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李鹏取代赵紫阳代理国务院代总理。
1987年11月，中共决定在全国逐步实行公务员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即把业务类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依法实施科学管理。
1988年
1988年，官倒猖獗。1984年国务院决定，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同一种商品，两种不同价格，为权力与金钱的互相转换搭起了桥梁。1988年的头5个月， 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广西某港口有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层层加码，涉及了60多个单位。从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共查处了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其中的58起属于物资主管部门所为。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这部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苏。
1988年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参观者多达22万人。
1988年，《神探亨特》使这句英美法系中的名言路人皆知：“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
1988年，王朔的4部作品在这一年被同时搬上银幕。有人这样评价王说：“明明是对非道德现象表示忧虑，他非说你是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不可，你追求信仰，他说你弱智。你呼唤精神，他说先得解决温饱。你反对物质主义，他说你世俗，反现代化。”
1988年经商下海成为热潮。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统计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新的“读书无用论”出现，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
1988年前后，由中共高层正式批准成立的第一家民营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其法人为中国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持股人多为中国一流科学家。“六•四”后被当局以买卖书号和违反出版纪律而整肃幷注销。
1988年1月3日，当时红极一时，到处宣讲真善美的青年思想工作者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与近70名蛇口青年举行座谈会。蛇口青年与三位专家产生激烈争论。座谈会上的争论被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8月6日报道以后(《人民日报》又在37天内刊出了16期的讨论)，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一位青年在发言中说：“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说蛇口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当时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1988年1月，上海爆发甲型肝炎。全市总发病人数为310746例，报道死亡47人。
1988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不再追诉去台湾人员建国前罪行的公告。
1988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根据《通知》，列入补贴范围的品种限于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四种；大中城市职工的补贴，原则上是把暗补改为明补。各大中城市出现抢购风潮。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的意义。邓小平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次改革，后来被称为“价格闯关” 。
1988年4月，由胡绩伟等人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终于出台并提交给各界讨论。
198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共发问卷2051份，回收510份，有效问卷472份。82.2%代表及83.3%委员同意，新闻立法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创办报纸，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体现，但是，35.3%代表赞成“公民办报”，反对的却有60.1%。政协委员对公民办报比较积极，55.9%委员赞成，只有30.7%委员反对，而其他的委员没有表态。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1条和第2条。宪法修正案第1条对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从立法上明确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宪法修正案第2条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而有利于促使人们节约土地资源和合理利用土地，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为国家、集体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新的财源。此次修宪，明确规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对推动其进一步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巨大影响。
1988年5月6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颁布《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放一联”：放开购销方式、放开批发渠道、放开批发折扣和加强横向联合；新华书店一统批发的的格局被打破，出版社可以自办发行。由此，出现了“二渠道”，独立于新华书店主渠道之外。
1988年5月30日，《求是》创刊，《红旗》停刊。
1988年6月，发生柴庆丰事件，北大研究生柴庆丰被流氓打死。一些同学公开出来组织抗议活动，在三角地集会讲演，学生自报姓名，组织了行动委员会。这次学潮大约在6月17日的广场散步为结束。之后，行动委员会成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清查。从1985年以来北大出现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抗议游行活动，形成了北大独特的学校气氛，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89民主运动领袖的刘刚、王丹、邵江等此时已经崭露头角。
1988年6月16日，由苏晓康、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等人撰写拍摄，夏骏导演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中央电视台重播，引发全民看《河殇》议《河殇》，成为争论很激烈的话题，甚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还下文件要求“全体干警要学河殇”、武汉市委下文件要求所有的机关、厂矿、街道都要组织学习河殇、广东省搞了一个一百万人的“蓝色行动”，因为《河殇》里讲了一个蓝色文明。在中共掌权的老人里面，邓小平看了一点，没有说什么；杨尚昆看了一集，说：不错嘛！让干部们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李先念、李鹏、赵紫阳看了以后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以后大骂河殇。1988年夏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时，赵紫阳把《河殇》录像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这部纪录片后来被中共认为是挑动“八九学潮”的主要原因，海外也有人这样认为，包括研究八九民运的学者，他们认为这部片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河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无情剖析，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确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宣布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1988年7月28日， 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从这天起，全国各大中城市再次出现抢购风潮。8月19日，《人民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情况和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在物价涨幅连月居高不下的情况下（7月份已达19．3％)，从8月中旬开始，各地先后出现抢购先兆，在上海，8月17日、18日，抢购的迹象已渐明显。从8月19日起出现全国性抢购狂潮。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凭票供应火柴、购买铝锅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户口申请购买。
1988年8月4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被查封销毁的图书经济损失赔偿办法的通知》规定，需查封销毁的图书，由各地新闻出版局会同当地工商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就地监督执行销毁；由各地新闻出版局将所辖地区查封销毁的图书的版权页汇总，并据此统一向有关出版社索赔，按原批发折扣计算；如查封销毁的图书数量较大，持版权页索赔有困难，可由当地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工商部门会同有关出版社核定查封销毁的图书的数量。
1988年 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1988年8月25日，浙江农民包郑照因不服苍南县政府强行拆除其房屋的行为，把县长黄德余用民事诉讼的方式告上了法庭。被喻为新中国首例“民告官”案在此公开审理。
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第二十四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汉城举行。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共获得金牌5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写了《兵败汉城》一书，引起了较大反响。
1988年10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1988年，王若水、王元化、于浩成共同主持《新启蒙》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刊物不定期出版，共出版了四期，另三期稿子已准备好，但由于“六四”事件未能继续出版。1989年3月初，在北京都乐书屋举行《新启蒙》发布会，参与者有苏绍智、方励之、王若水、王元化、于浩成等人，于浩成解释为什么叫新启蒙时说：“以前的启蒙反对的是封建主义，现在的启蒙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1988年11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报纸、期刊、图书的内容进行审读：1、书、报、刊的内容是否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各报社、期刊社、出版社是否坚持了原定的办报、办刊、办社宗旨和方针；出版社是否坚持了原定的专业分工；3、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出版管理规定、宣传纪律和保密规定；4、报纸、期刊和图书有无违反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严禁淫秽出版物的规定、《关于出版物封面、插图和出版物广告管理的暂行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5、报纸、期刊和图书刊载了哪些特别重要的新闻报道，以及在理论观点、艺术质量、创作题材方面都有较大突破的理论文章、文艺作品；6、新闻报道、图片是否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对严重失实报道是否及时公开更正，并采取善后措施。
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张士敏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这是一部反映劳动模范精神堕落的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却遭到了人的指控。有一名“劳动模范”对号入座，说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就是他，遂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起诉。这个案件轰动一时。上海徐汇区法院作出了此案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的结论。但“六四”后，因张士敏参加了民主运动，江泽民竟做了“保护劳模、严肃处理”的批示。上海人大法制委员会向徐汇区法院进行粗暴干预，并撤换办案人员，重定调子。之后原告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哭诉，全国总工会主席亲口表态：“听说有人利用小说诽谤你，这我们决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汇区法院对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一案重新审判，判张士敏的诽谤罪成立。张士敏愤怒之极，他当时就冲出法庭，大喊：“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耻辱，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但他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
1988年11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期刊的审批需要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上级主管部门。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可以在国内外公开征订、销售；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只能在国内按指定范围征订、发行，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征、陈列和销售，禁止向国外发行。
1989年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呼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放。随后北岛在文艺界、许良英在科技界发起支持方励之呼吁的签名，分别获得北岛、邵燕祥、牛汉、老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张洁、吴祖湘、汤一介、乐黛云、张岱年、黄子平、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乾、苏晓康、金观涛、刘青峰、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王克、高皋、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文化界33人和科技界42人签名。
1989年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散发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以及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司法部认为：陈军等人发起联名信是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后《人民日报》登出了司法部发言人的讲话。
1989年2月24日《周刊时事》报道，“宫廷风”正在席卷中国。此风不断延伸到电视剧里—满目皆“帝王”，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亡国帝王题材，以清朝为主，逐渐向兴国帝王转变，如康熙、乾隆，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1989年3月5日，拉萨街头出现抗议事件，其中有人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游行。3月7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翌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1989年3月8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重申内部发行图书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出版社应根据图书的内容，明确规定读者对象和供应范围。凡内容不适宜公开发行的图书，应作内部发行，并在封底和版权页上标明“内部发行”字样。内部发行图书一律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自办发行部门在内部出售，其中机密性较强或有特殊规定的内部发行图书，由出版社按特定范围、对象自办发行。发行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不得随意改变或扩大发行范围。内部发行图书不得批发给集体和个体书店、书摊，亦不得批发给城乡供销社和一般商业门市部出售。内部发行图书，不得在公开报刊、广播、电视上宣传和刊登广告，不得在门市部书架、书橱上公开陈列。古旧书店回收的内部发行图书，亦须按规定在内部出售，不得在门市部公开陈列。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10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重新核发记者证的通知》规定：编入“国内统一刊号”、以传播新闻为主的报社和新闻期刊社，可发记者证。非新闻机构不得发记者证。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和同级单位的机关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含《文汇报》、《羊城晚报》），其记者证的重新核发，由报社负责审核本社记者资格，填写《领取记者证登记表》、《领取记者证人员情况表》，向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领取统一编号和统一印制的记者证内芯并备案。其他报纸，其记者证由报社和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共同重新核发。报社审核本社记者资格，填写《领取记者证登记表》、《领取记者证人员情况表》，报经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后，发给统一编号和统一印制的记者证内芯。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
1989年4月1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校园中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要求对胡耀邦1987年被迫去职一事予以平反，并重估胡的历史成就。下午，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出现第一个花圈。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一面五、六米长的大型条幅，上以楷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1989年4月17日北大，北师大，政法，清华等北京高校数千名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送花圈，并与数万群众开始静坐，并在纪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内容的“七条”。《人民日报》头版登出大幅照片，报道纪念碑前的的花圈和群众场面。
上海，千余学生从复旦大学游行至同济大学，沿途高唱纪念胡耀邦歌曲。此后，连日出现了学生游行，游行受到围观群众的支持。
1989年4月21日 “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正式在师大成立。超过十五万名市民和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追悼胡耀邦。4月22日，人民大会堂内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上二十万学生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追悼会结束后，郭海凤，张智勇，周勇军等三名学生代表走过士兵封锁线，走上大会堂台阶，在台阶顶上跪交请愿书，但无人出来接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没收了30万份有批评当局言论的《世界经济导报》。
1989年4月23日，《科技日报》在四版全版刊登悼念胡耀邦照片，其中五张是学生在广场示威的照片。该报在各大学校园争相传阅。
1989年4月24日李鹏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定性为“动乱”。今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开始全面罢课。北京大学上万学生在五四广场集会，宣布由“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取代学生会，执行领导学运的责任。王丹，熊炎，丁小平等筹委会代表发表演讲。
1989年4月24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原因是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要。总编辑钦本立被撤职，后被开除党籍。两年后因此抑郁去世。该报1980年由钦本立创办，在八十年代，它是中国媒体中最大胆感言的报纸，引领着中国新闻改革的潮流。江泽民的封杀行动，顿时引起海内外的巨大反响，成为八九运动升级的导火索之一。它引发出1949年后中国新闻界最大规模的自发抗议。全国各地的新闻同行纷纷公开声援《导报》，仅来自北京新闻界的声援签名信就包括：《人民日报》102人、《中国青年报》88人、《中国日报》74人、《光明日报》53人、《工人日报》45人、《中国妇女报》26人、《文艺报》18人、国际电台18人，《中国机电报》全体同仁，以及《科技日报》、《文摘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部份记者、编辑。
1989年4月25日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等200余人联名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
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接见杨尚昆、李鹏。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傍晚，中央电台播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由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利用学生而制造的一场“动乱”！是为“四二六”社论。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后被称为“四•二六社论”）。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此社论是李鹏绕过《人民日报》而发表的，成为“六四屠杀“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1989年4月26日，邓小平召集人讲话，提出三点：1、不怕骂娘； 2、不怕国际舆论； 3、不怕流血。邓的讲话迅速由各级领导往下传达。
1989年4月27日北大约两千人的队伍走出校门。至下午三点，北京54所高校约10万名学生在百万名市民支持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新五四宣言》。
1989年5月4日来自50所高校，超过15万名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
1989年５月５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大号字刊载赵紫阳昨日接见亚行理事会年会部份代表时的讲话，称“要在法律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1989年５月５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民主广播站”已经开始无线广播， “高自联”主办的学生报纸《新闻导报》也在北大出版第二期，每期1000份。
1989年5月6日郑也夫、顾昕、苏炜、林京耀等以首都知识界名义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反对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
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1989年５月７日邓小平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邓小平讲：“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1989年5月13日八点半，北大三角地贴出《绝食宣言》。九点半，北大“筹委会”广播“绝食行动方案”。北大部份青年教师在校内募捐，准备给参加绝食的学生“饯行”。十点半，北大绝食团100多人，头缠上书“绝食”、“绝食请愿”、“不自由毋宁死”等白色布条，在北大燕春园饭馆宣誓，并饱食一顿。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其他高校的绝食学生陆续到来。五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升起黑色绝食旗。五点半，绝食学生朗诵誓词，表示“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绝食正式开始。六点，王丹、王超华、马少方等三名学生领袖在历史博物馆西侧台阶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绝食原因，并提出停止绝食的条件是：1、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代表团举行实质性的明确、具体、真诚的对话；2、公开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
1989年5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赵紫阳提出立即否定4.26社论，以1：4被否决。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老人通报了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1989年5月15日，赵紫阳要求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向社会和学生宣布个人意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为由阻止。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锡联等四十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邓小平作了两点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1989年5月1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名校长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以平息事态。此信于下午6点在电台播出。巴金，艾青等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五一六声明》，指出“面对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镇压学生运动绝对没有好下场”，声明呼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下午五点四十分，阎明复在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陪同下来到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幷致慰问，他说：“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要为国家保存我们这些力量，保存你们自己。……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他讲话时动声音哽咽。随后，王丹、吾尔开希等发表讲话，呼吁广场学生接受阎明复的请求。后，经过激烈争论，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议案”被否决。
1989年5月17日凌晨三点，即有北京市民、个体户、工农商声援团抬着横幅进入广场。上午九点，游行队伍大批到达，持续至天黑。人数达数十万之多。下午二时许，大游行开始。学生指挥部通过广场上的扩音器宣布数条游行规定，包括“绝对禁止呼喊有违宪法的口号”，“绝对禁止冲击政府部门”等。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自发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这一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达上百万之多。
1989年5月17日，早间新闻播出几位母亲含泪要求当局迅速对话以避免事态恶化的镜头《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集体采写的长篇通讯，题为《历史将记住这一天——首都五一七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
1989年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领衔发表中国知识界《五一七声明：提出“清王朝已经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政治局以微弱多数免去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结果需等事态平息后公布。赵紫阳提出辞职。结果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时，几乎全部副委员长拒绝接受，李鹏威胁以党纪处分他们中的中共党员。得到消息后，体改委十个部委的人员静坐示威。
1989年5月19日北京急救中心消息：到下午六点止，绝食学生已晕倒3500人次，送医院2457人次。北京红十字会呼吁：许多绝食学生拒绝治疗，生命危在旦夕。许多单位到广场捐款。如全国总工会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用以救治绝食学生，四通公司捐款5万元，农工民主党捐款1万多元。
1989年5月19日，电视新闻报导，上午十一至十二点，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阎明复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王超华、程真、邵江、熊焱、王志新等。李鹏态度强硬，会谈没得出结果。临结束时李鹏又说一次我没有说你们在搞动乱。
1989年5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天安门前事态的情况。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一、政治局要旗帜鲜明、目标一致，不要搞个人得失的意气斗争；二、事态正在恶化，性质已经变了，首都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再乱下去，这局面怎么收？三、要采取实质性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秩序。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两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持邓小平的三点意见。赵紫阳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下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顾委，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性讲话。邓小平说：“这是一场演变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前一阶段，党内对事件性质在认识上有分歧，对事件的演变把握得不够准，措施软弱，得不到落实。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了机会主义后，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持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恶化。“明日（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宣布实行戒严，维护首都社会治安。“建议会议自即日起，暂停赵紫阳的党内职务，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
1989年5月19日上午，以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鲍彤，陈一咨，杜润生，李湘鲁为负责人的北京“四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发表)关于《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
1989年5月19日，冰心坐车上街游行，车上挂着写有“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的布条。
1989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晚间突然中断正常节目，宣告中共中央将于二十日凌晨宣布重大消息。晚上，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杨尚昆宣读最后决定：军队进驻城里，北京实行戒严！！出席大会的人员有李鹏、杨尚昆、胡启立、乔石、王震、陈希同、钱学森、周谷城、雷洁琼、胡乔木、康克清、姚依林等。赵紫阳未出席。
1989年5月19日，北高联作出决定，马上停止绝食，改为静坐请愿。幷且不要号召全国总罢工。绝食指挥部在征求了全体绝食同学的意见后，决定立刻停止绝食。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等分别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持冷静，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团结一致奋斗到底。绝食团指挥部宣布紧急应变措施：一、外地学生尽力保护正在绝食的本地学生；二、呼吁在场声援的学生对采取行动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三、要求在场的中小学生立即离开广场；四、准备召开紧急记者会。
1989年5月20日凌晨四点，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分别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正确的。……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应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语气甚为悲凉，还落下了眼泪。
1989年5月20日凌晨，原定于零时进入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解放军，因为在公主坟受到数以万计的市民的阻拦而未能及时进入广场。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听到戒严令发布的消息后涌向街头。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以及在京的中央国家机关已经实行军管。
1989年5月20日广场从上午九点起断水，广场上的人数达20万。“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号召全市工人于中午十二时起总罢工。香港《文汇报》在社论版开天窗，上书“痛心疾首”四个大字。
1989年5月21日绝食团晚六时二十分举行记者会，宣布三千名绝食学生于下午四时二十分起已经恢复进食。夜九点，南京大学学生李禄、赵士敏在纪念碑北侧举行婚礼。
1989年5月21日，全国人大五十七名常委联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联名者包括：江平、厉以宁等。香港报纸报导，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等七位中国军方元老人物致函邓小平，呼吁军队不要进城，幷要求“绝对不要向人民开枪”。
1989年5月21日，香港爆发开埠以来最大的游行，人数达到上百万，反对中共发布戒严令。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吴健雄、田长霖、吴仙标等36名著名在美华裔科学家，学者致函邓小平，要求军队撤出北京。
1989年5月22日，目前已知抽调入京的部队包括了27军，29军，37军，39军，65军，69军，38军等。
1989年5月23日，广场学生今日凌晨举行联席会议，八十九所高校代表参加，对学运领导层进行改组，成立了七人指挥部，包括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封从德，委员王丹、李录、张伯笠、王超华、郭海峰等。杨朝辉任纠察总队队长。高自联宣布撤回北京大学。学生表示将“坚持静坐，反对戒严”。
1989年5月23日下午两点，天安门城楼下出现玷污毛泽东画像事件。湖南浏阳达浒乡滩头小学（一说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另有记载云余志坚或余鸣飞，26岁，一说25岁）、《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22岁）、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德成（26岁）等３人（一说４人）用纸笔书写了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下午两点将标语贴在天安门城门洞两侧，幷用鶏蛋壳装颜料和墨汁，掷向毛泽东巨幅画像。他们声言对此事件负全部责任。
1989年5月23日下午一点三十分，以知识界人士为主的上百万人，包括高校师生、文艺界、新闻界和一些工矿企业的工人，在复兴门集合，游行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1989年 5月24日早上十时，“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正式成立，十万名学生参加“誓师大会”。广场总指挥柴玲带领大家宣读誓言，大会主持人王丹发表题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斗》的宣言。
1989年5月25日，台湾艺文界发起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捐款，已经超过一百万元。
1989年5月26日，天津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张炜在天津市的表态会上公开表示不赞成李鹏的五一九讲话，宣布辞去职务。这是中共第一个局级干部辞职抗议。张炜原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天津开发区主任。
1989年5月27日晚上七时，广场指挥部召开中外记者会，会上，王丹代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建议学生在5月30日结束静坐，撤离天安们广场。王丹号召在5月30日举行全市大游行，并把4月27日订为公众节日。后该建议被广场指挥部否决。
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在快活谷马场举行，参与的演艺界人士超过三百多人，其中包括邓丽君，梅艳芳，张国荣，成龙等。在台湾，罗大佑等艺文界人士合力创作了《历史的伤口》歌曲，献给大陆学生。
1989年5月28日约八万名来自20多个省份的大学生与北京市民为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的倡议，在北京举行游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伯笠宣布，将要利用香港捐赠的帐篷，在广场上设立“民主大学”。香港，150万人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创下历史记录。台北，上万名台北大学生和民众在中正纪念堂集会，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5月30日，有北京八所艺术院校师生共同创作的“民主女神”像今天凌晨开始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了落成典礼。
1989年5月31日台湾几十万学生举行“手牵手，心连心”活动，拉成从基隆到高雄长达240公里的人链，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侯德建，高新，周舵等“四君子”开始在广场绝食。晚，军队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着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多种方式从多路向广场进发。最后在木樨地、新街口、王府井、六部口等处被群众堵截。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而便装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械。
1989年6月3日晚上八点，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十点，市民组成人墻横拦在北蜂窝丁字路口，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枪声突然响了。部队冲向木樨地桥，前面是为数不多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市民立刻将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口号边向市民开枪。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此后，军队强行进城。并在各处开枪射杀民众。
1989年6月4日凌晨零点时分，广场学生接受四君子建议，在军队的包围中撤出广场。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据估计，全城死亡的群众应在三百人左右，受伤者应在两千人左右。
1989年6月4日早晨6时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向全世界发布“六四”屠杀消息。用英语播音的文稿大意如下：“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时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1989年6月4日、5日、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长时间出现黑色画面，主持人薛飞、杜宪身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以此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对当局的屠杀暴行的抗议。此后，薛飞、杜宪因此被停职、调离。杜宪是《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之孙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之女儿，著名演员陈明道之妻子，杜宪的弟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
1989年6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谈话时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赵紫阳坚持不认错，他被软禁至2006年逝世。
1989年7月11日，新闻出版署《关于检查、整顿书刊市场的紧急通知》，对涉及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应停售的书刊，严格按照我署的有关规定和通知查处；非法出版物一律就地收缴销毁。
1989年7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说，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强烈的谴责。7月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
1989年7月12日，海口市公安局受太原市公安局委托以“省公安厅通缉的煽动动乱的犯罪份子之一”，将《海南经济报社》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尹进关押。后被判三年劳教，被《海南经济报》开除。由于在看守所受到所长与狱警的毒打与摧残，因此在1990年8月6日，起诉了太原市公安局以及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高士奎、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谢志宏、太原市公安局五处处长张国良。
1989年7月，《海南纪实》杂志因报道“六四”事件停刊。《海南纪实》由韩少功创办于1988年11月，发行时间短、影响却很大，开创“纪实文学”先河。以海南为立足点，刊发当时全国的热点、焦点话题。每篇文章都有深度、力度。刊物图文并茂。一出版就行销全国，发行突破百万份。“六四”期间，它是唯一一本以图片的形式报道“六四”事件的前后期情况的杂志。1989.6《海南纪实》以图片新闻《天安门观察》报道了六四前的天安门广场的形势。1989.7《海南纪实》以图片新闻《戒严部队在北京》报道了六四后的天安门广场的形势。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
1989年9月5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转发《关于不要任意评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通报》规定：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我们在新闻宣传中，可以按照这些国家官方公布的正式决定和消息作客观报道，不宜发表与当事国官方公开表态不同的评价，更不应该大量引用西方或该国持不同政见者所披露的材料和观点。今后，凡涉及这类有关重大、敏感的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请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提出退休。邓小平提出，他退休的时间定在五中全会，方式越简单越好，并建议由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关于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198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六四”事件后发布了《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针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书报刊和音像制品”进行取缔与打击。1989年下半年，共有数以千计的图书胎死腹中，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也在劫难逃。丛书已出版的有《现代政治学导论》、《行政论》、《组织论》、《政党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已组稿的有《政治参与的理论与实务》、《比较议会制度》、《比较行政制度》、《当代政治思潮》、《政治发展》、《政治家概论》等。译丛第一批书也已经送到印刷厂排印。宁夏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5月发了译丛的征订单，书目包括《政治腐化》、《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传播与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现代宪法》、《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公共行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文官与政治家》《政治人一一政治的社会基础》、《预算、政纲与竞选》、《监察制度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后果》、《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稳定和暴乱》、《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多元政治——参与和敌对》等，其中9本书在7、8月份就可以面世了。直到今天，这些对于中国民主化极有参考价值的书也没能出版。
1989年9月18日，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在出台了严厉控制港澳记者的《关于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的管理办法》，内容共7项，规定所有采访均须事先向主管部门（新华社香港分社）提交具体采访计划，获得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和受访对象同意等，而且采访证是一次性的。还规定“内地所有机关、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向港澳新闻机构投稿。对港澳记者以电话对内地机关、单位、个人进行采访 一律予以婉拒。”此后当局虽先后两度修订，但“事先申请”和“征得同意”这两项始终不变。这是中共鉴于六四期间“学生运动”被海外以及港澳媒体大肆报道，因此制定该办法来限制。
1989年9月26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
198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所提出的要求，在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的同时，要采取坚决措施，对政治方向严重错误、思想倾向不好和过多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大力进行压缩整顿。凡属下列情况的报刊应予撤销登记：长期或突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错误严重、影响恶劣的报刊；有其他严重政治错误的报刊；管部门长期放任不管，或实际上没有主管部门，而被少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把持的“同人报刊”。凡属下列情况的出版社应予撤销登记：长期或突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影响恶劣的出版社；有其他严重政治错误的出版社。
1989年10月5日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1989年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时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1989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
1989年11月25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加强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办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必须向县级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机关申请，由其审核同意后，再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发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个体、私营书店（摊）一律不准经营图书、期刊（包括挂历、画册、明信片）的批发业务，只能按有关规定开展零售业务。集体书店经营二级批发业务（指从国营书店、出版社、期刊社批进书刊进行转批），必须具备有能够承担经济责任的主管部门。必须经当地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机关审核，报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发给书刊批发许可证，持证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集体书店跨地区开办分店或代办站，其申报、审核手续与在当地新开办书店相同。不得经营进口书刊、港澳台书刊和限定“内部发行”的书刊。不得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出版物和其他非法出版物。
1990年
1990年，“六四”以后，文化艺术界处于愤懑、消极的情绪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数量大大减少。这时此前受到官方压制的作家王朔一改他嘲讽、瓦解革命意识形态的风格，创作了反映市民生活和情趣的电视历险记《渴望》，受到政府支持，并一炮走红。该剧被认为是知青时代最后的回光返照。同时受到欢迎的还有电视剧《围城》。（它使婚姻关系变得耐人寻味而复杂：“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1990年出现了“毛泽东热”和“红太阳热”。此前到韶山参观的人曾下降到全年才21万人次；但到1989年又开始上升，当年达到65万多人次，此后进一步逐年增长。1991年到韶山参观的人每天不下几千人，最多的达1.3万多人。
1990年1月10日，李鹏宣布从翌日起，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
1990年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新闻机构派遣常驻记者，应当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申请。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应当通过新闻司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应当通过有关外事部门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赴中国开放地区采访，应当事先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赴中国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当向新闻司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并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证件。
1990年2月10日，新闻出版署《关于对描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出版物复审和报批的通知》中规定：凡已出版的专门描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个人及家庭生活情况的图书，由出版单位的主管部门重新审读，审读报告经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审核提出处理意见后，于２月底前，送交我署。我署复审后，视情况送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出版描写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已去世的，要专题报我署，由我署转报中央有关部门审批。
1990年2月16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对期刊发表纪实作品加强管理的通知》规定：期刊凡发表涉及对台关系、国民党上层人物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重大政治事件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刑事侦察、刑事犯罪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国际共运及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政治事件的纪实作品；涉及宗教、少数民族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我国党、国家已故或现任领导人的纪实作品，一律按照出版社同类图书选题需向中央或地方有关部门申报的规定，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刊登（参见《关于报送１９９０年出版计划的通知》）。涉及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纪实作品，须经期刊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刊登。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纪实作品，一律不准刊登。
1990年3月，《书林》出版第三期终刊号。1989年的第6期，《书林》封二一改以往的漫画，而用大黑字录《国际歌》一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1990年3月20日-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1990年4月2日，成立了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1989年全国拖欠总数已达1000亿元以上，进入1990年以后继续呈上升趋势。
1990年4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对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图书的出版加强管理的通知》要求只能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新闻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安排出版。对书稿内容要严格审查，认真把关，要符合党中央就苏联、东欧国家问题公开进行宣传的有关要求和精神。不宜公开出版发行但又确有参考价值的图书，在按前述规定报批后，可少量印制出版，内部控制发行。
1990年4月30日，决定自1990年5月1日起，解除在拉萨的戒严。
1990年6月，《文汇月刊》刊登停刊启示“文汇月刊自七月起停刊。谨向十年来支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和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国内外订户付的下半年订费，将由邮局发行部门妥善退回，特此通告。”《文汇月刊》，1980年由著名文艺评论家梅朵创办并主编。
1990年8月28日至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项法律。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1990年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缝纫机、自行车等十多种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
1990年12月25日，新闻出版署颁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任何报纸不得刊载下列内容：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或煽动叛乱、暴乱的；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煽动民族、种族歧视或仇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社会安定和煽动动乱的；宣扬凶杀、淫秽、色情、封建迷信或伪科学，教唆犯罪和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诽谤或侮辱他人的；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内容。
1990年底，《炎黄春秋》杂志创刊，由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创办，客观公正地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由于其特殊背景，《炎黄春秋》创刊以来，一直大胆刊登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文章，但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1991年
1991年流行的是：呼啦圈、卡拉OK。14部金庸小说在迷倒了海外华人和港台同胞后，正式刮入内地。
1991年，中国人开始偷渡国外淘金。偷渡的人口中多为福建人，尤其以长乐、亭江、连江和福清四个县份的人最多。目标地多为美国。
1991年，民工潮初现。截至1991年止，中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达1000万，其中， 上海183万，北京130万，广州110万。
1991年前后，报刊界兴起“周末版”大潮，许多报刊纷纷出版以“星腥性”为内容的周末版。这启动了中国的报刊业市场，使人们当时的“解闷”需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其最具有标志性意义深刻内涵在于，报刊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的取舍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开始突出和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从而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把关”标准上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一变化被传播学者称之为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上海说：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1991年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和《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1991年3月，安徽作家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在《中国作家》上发表。小说梗概：中国西北某小山村，村妇秋菊的丈夫王庆来因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伤下体。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起，要讨个说法，于是拖着怀孕六个月的身体去找村长说理，让村长赔礼道歉。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于是又跑到乡政府去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但将钱扔在了地上。秋菊觉得非常受侮辱，没有捡钱，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先后到了县公安局和市里，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连夜冒着风雪送秋菊上医院，使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秋菊一家对村长非常感激，也不再提官司的事了。但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市法院发来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拘留。秋菊望着带村长的警车远去，感到茫然和失落。随后，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该电影于1992年公映，并获得该年度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91年3月9日，江泽民致信国家教委，强调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
1991年4月23日至28日，江泽民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改革开放健康发展。 “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1991年5月1日台湾当局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1992年，潘虹主演的《股疯》反映了举国的疯狂。
1991年入夏以来，中国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涝、旱、风、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江淮和太湖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正式解体。
1991年10月24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把首次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缺席颁与被中共关在监狱里的陈子明、王军涛。发奖时，“保护记者协会”的发言人说，陈子明、王军涛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们出版的《经济学周报》，曾努力维护和促进新闻自由，他们二人因此如今仍作为良心犯被囚禁迫害。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当选为会长，荣毅仁任名誉会长。
1991年12月17——19日，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军事打击行动，并取得成功。美军在战争中使用的高科技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承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11国。
1992年
1992年，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巡讲话。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以1984年到1988年五年的加速发展为例，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他还说，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
199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3月26日《深圳特区报》报道邓小平年初在深圳视察活动的特写：《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年5月，泰国华侨界著名的事业家、慈善家陈延寿老先生质问新华社。5月17日，十多万泰国民众在曼谷皇家田广场举行示威，敦促未经民选的国务总理素真拉辞职。政府宣布戒严，逮捕示威领袖真隆，并派军队进行镇压，造成逾百人死亡，千余人受伤，七百人失踪，三千人被捕的大惨案。然而，就在泰国政府宣布戒严后的两个小时，新华社记者引述一名目击者的话说：“周日深夜发生的暴乱是暴民引起的，而不是警察。”同时，新华社还引用泰国官方电台的消息说：“泰国政府必须动用军警及其他合法手段来镇压暴民，结束这场政治动乱并恢复秩序。”陈延寿对新华社的这则报导义愤填膺，向新华社提出质问：新华社怎么能够把泰国广大人民为争取民主所发起的神圣行动指责为“暴乱”？怎么能够把那些争取民主的大学教授、医生、正义的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善良的百姓全部指责为“暴民”？同时又怎么能够把用血腥手段来镇压和平示威民众说成是“合法手段”？你们对所谓的合法性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这里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合法性不一样。在泰王召见素真拉和真隆，和平地化解了政治危机之后，陈延寿老先生怀着对故土的深情，提醒新华社：泰国民运人士对新华社的这则通讯将会有所反应，希望新华社能寻求补救，向善良的泰国人民作出满意的解释和安抚。然而，5月28日，当人民要求审判下令开枪镇压民众的军政要人时，新华社却对独裁残忍的手段是否触犯法律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1992年5月10日，《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登了一篇特稿，标题是“封锁中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四川仁寿县继续强行向农民乱摊派。”该文披露，“最近一段时间，仁寿县各区乡又开始向农民征收213国道款。”“在仁寿县不少地区，强行收缴二一三国道款的行为仍在继续”，农民“姜永金反映农民负担被手链铐在一棵树上几小时”……5月15日-19日，农民向文清将《中国消费报》的文章复印一千多份，以四角钱一份卖给群众，并大量抄写张贴于富加区、玉龙乡的屋壁与公路两旁，玉龙乡农民游碧辉则架起高音喇叭向民众传播。后来，在6月，就渐渐引发了一场由上万人参与的农民暴动，海内外为之震惊。后中共迫于农民暴动有可能蔓延成星火燎原，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得释放那些被抓的领导农民暴动的领袖人物，并答应农民提出废除摊派的要求。有人评论，这是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农民运动。
1992年5月21日，广东《茂名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张慧谋、陈远采的文章《民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详细披露了茂名市新坡镇小学学生九岁的吴伟，被该市派出所警察罗庆开枪打伤的经过：十八日下午，吴伟与姓蔡的同学到镇政府墙外用石块抛砸芒果，两个警察将他们抓住，拉到派出所门口强行罚跪，罗庆从吴伟手上夺过一把扇子，要小孩子读完扇上的一行草书宋体才放其回家，吴只看懂一个“火”字，读出来后，罗庆硬说是“大”字。吴回道，明明是“火”字嘛，不信，就去问我的老师。罗发火说吴太野蛮，即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吴的左掌心就是一枪。医生鉴定吴伟手掌系贯通性枪伤，第四指骨粉碎性骨折，伸肌腱断裂。该报冲破阻力和各种威胁，将事实公诸于众。茂名市公安局不得不将罗庆拘留审查。该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公开支持报社：反映了民意，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记者职业是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化身。
1992年夏天，《新民晚报》徐克仁、强荧、朱国顺，乔国顺，乔扮成台湾商人到繁荣“娼”盛的娱乐场所进行了“秘密的采访”，并在该报七月九日的“五色长廊”发表了长篇报道“夜闯KTV”，其中揭露了上海警方官员，与某KTV老板互相勾结坑害顾客的黑暗腐败，尤其是三位记者亲身经历：警方高级官员与KTV老板无线电话的热线联系，俨然是“警匪一家”……。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为记者的正直勇敢而拍手称好，初时连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也不得不责令公安局“严重查办”。当矛盾转到北京，江泽民表态十分恼火，原因是《新民晚报》批评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是他任职上海时“亲自”关怀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称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总理朱熔基在听到报告后，也一反常态地批评记者是“自毁长城”。惯于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上海市委迅速改变立场，并将该事件的“调查报告”通报新闻界，徐克仁等三位记者被罗织了两条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规定不得公开批评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军队，却仍不经批准公开披露；其二是“失实”，据调查结论证明，那天晚上特警队的负责人并没有打过电话给KTV的老板。至九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维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月三十日起诉书送到《新民晚报》，同日徐克仁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准备出关登机赴日探妻时被扣，护照被没收，理由是负案在身，不得出国。
1992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在“人与法”专版上，发表了由南昌铁路局文联刘玉顺撰写的“袭警案”一文。因为揭露公安人员的腐败现象，触怒了警方高官，警方以《南方周末》丑化公安人员为由向中宣部告状。中宣部以“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为由，通知广东省委宣传部，勒令《南方周末》停刊整顿。此事引起了广东新闻界的不满。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惧于社情民意，便授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向中宣部交涉，要求中宣部收回“停刊”的成命，以免引发社会的激烈反响，不过《南方周末》也应就此进行整顿和检查。10月29日，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编辑部检讨：“沉痛的教训——对‘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的反省”。
1992年7月，歌唱家李谷一状告南阳《声屏周报》社及记者汤声午侵权一案在南阳中级法院开庭。全国有300多记者来采访这一审判。但开庭时法院却宣布，不得录音，不准录像，不准摄影。一个记者摄了影，他的胶卷被抢并强行曝光，还被赶出庭。其他起来抗议记者也被赶出庭。《上海法制报》的记者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上海法制报》就向上海的法庭控告南阳中级法院，说它侵犯了记者的采访权。上海新闻界开了一个相当隆重的会议，来抗议对记者的迫害。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命令上海市委告诉《上海法制报》，要么将上诉撤回，要么就撤总编辑的职务。《上海法制报》不得不把控诉撤回。
1992年8月31日首映的《秋菊打官司》，令秋菊的一句话成为现今打官司者的口头禅：“讨个说法”。
1992年8月31日，王朔编剧的第一部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笑倒了大半个中国。一年后，英达与梁左又推出了120集《我爱我家》，它是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现场有观众、掌声和笑声）。
1992年8月31日， 云南省3000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包围平远镇，对贩毒、贩枪、贩黄的一股恶势力实施严打。平远镇7个村庄严打80天，抓获惩处854名罪犯，缴获各类枪支1000多支，搜出毒品1000多公斤，毒资1000多万元。
1992年9月22日，中国组建三个大的全国性证券公司，即华夏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3年
1993年，“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威胁”两种论调开始出现于国际新闻界和学术界。
1993年新闻界有偿新闻受到关注，香港《联合报》发表《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台湾《联合报》出现《大陆媒体有偿新闻引起中共重视》的大幅标题。
1993年初，世界保护记者协会发表年度报告，全球被囚禁的90名记者中，27人关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表示，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1993年2月，《人民日报》群工部的一位记者也因“向境外泄密”被判2年徒刑。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3至第11条，对宪法序言有关部分和宪法第7 条、第8条第1款、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42条第3款和第98条进行了修改。其主要点为：(1)确认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加了“坚持改革开放”，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表述更加完整；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国家的奋斗目标更为科学和实事求是；(2)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3)否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利于健康地发展经济；(4)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确认“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法律地位；(5)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的任期，由3年改为三年，以利于发挥县级政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1993年4月15日，天津市大邱庄著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是为“汪辜会谈”。
1993年5月，从日本回国探亲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关键被以“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判刑20年。
1993年7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将国家机密给予一个外国人”，将原外交部新闻司职员白伟基判处10年有期徒刑，白伟基的太太赵蕾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刑6年。白伟基的朋友商业部的唐仪和《人民日报》记者王俊，亦分别被判处2-4年的有期徒刑。白因参与“六四”被开除党籍，革除公职。1990年以后，他大学同学孙晓凡作为《华盛顿邮报》的特派记者常驻北京，白伟基向她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文章的影印本”，并帮助她对中共的时势变化进行判断，赵蕾则以其流利的英语担任孙的翻译。在这一案件中，孙晓凡的办公室遭中共国家安全人员的搜查，并被没收了一些私人笔记和所谓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
1993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编辑吴士深无期徒刑，判处其太太、《中国健康教育通讯》杂志编辑马涛有期徒刑六年。吴士深在1992年十四大前夕，因提前一天将江泽民报告提供给香港《快报》记者梁慧珉。此时的江泽民刚刚度过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难关，斗倒了杨家将，是他意气风发的时候，于是下令重判吴士深。原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偷偷改为12年。吴士深于2005年7月获释。
1993年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1993年10月1日，《新民晚报》记者徐克仁欲赴日本探妻，出境前却被扣留，，护照被没收，理由是负案在身，不得出国。在此之前7月9日，徐克仁、强荧、朱国顺，乔国顺在该报发表长篇报道《夜闯KTV》，其中揭露了上海警方官员与某KTV老板互相勾结坑害顾客的黑暗腐败，尤其是三位记者亲身经历：警方高级官员与KTV老板无线电话的热线联系，俨然是“警匪一家”……。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责令公安局“严重查办”。但江泽民十分恼火，原因是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是他任职上海时“亲自”关怀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称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总理朱熔基在听到报告后，也一反常态地批评记者是“自毁长城”。上海市委迅速给徐克仁等三位记者罗织了两条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规定不得公开批评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军队，却仍不经批准公开披露；其二是“失实”，据调查结论证明，那天晚上特警队的负责人并没有打过电话给KTV的老板。至九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维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月三十日起诉书送到《新民晚报》。
1993年10月2日，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因为海外传媒撰写了很多分析大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文章而被捕，1994年11月12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重要机密”罪名判处六年徒刑。1999年2月15日除夕提前半年保外就医释放。1980年调到刚恢复的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当记者，高瑜曾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六四”屠城的前一天，在上班路途中，被国安绑架，因为一篇《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被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在秘密关押中，她患上心绞痛，14个月后获释。第二次入狱，则是因为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奥失败，高瑜成为“中共向西方展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1995年11月6日，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1998年5月3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据说江泽民在一个发到省市级的文件中批示：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府组织，居然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反动分子高瑜。2000年5月，获日内瓦颁发的“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2006年11月，再度荣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
1993年10月8日，“朦胧诗”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有诗句流传于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1993年10月22日，《上海画报》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调研员陈晓东，因撰写长篇纪实文学《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在上海火车站被绑架，同时被抄家。这部纪实文学里有一篇三万字的《总书记让我倒霉》文章，本来这篇句句属实的文章对江泽民并无什么不恭之词。陈晓东却因此在94年8月被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执行，白白在看守所关押9个多月。在此之前的九十年代初，在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调研员的陈晓东与市委办公厅行政处长黎洪山合作，由黎洪山提供材料，陈晓东执笔写成报告文学《我们眼里的江泽民》，发表在《文汇月刊》三月号。黎洪山是江的老管家，侍候江多年，原意是想为新上任的总书记吹喇叭抬轿子，孰料马屁拍在马脚上，江总书记对此大为不满。《文汇月刊》“六四”前发表过很多犯忌的文章，特别是戴晴那篇有关王实味的报告文学，文章披露，王实味被砍头，杨尚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这位共和国主席自然大怒，“六四”之后，利用整顿刊物之机，勒令有关部门将《文汇月刊》停刊。《文汇月刊》正好想借《我们眼中的江泽民》这篇大文章压压杨。江泽民刚刚上台当然不会开罪党内大老人物杨主席，再说他原本就不喜欢这个《文汇月刊》。还有这篇文章中写了很多江泽民家中的生活琐事，作者原想给人一种江书记“廉洁为民”的形象；但读后正好与当时社会上正流传江泽民将两个儿子送到美国去予以印证。江泽民批评上海市委没把好关，市委将黎、陈二人调出康办。黎洪山调到一家大宾馆任董事长，仕途完了但经济实惠。陈晓东则惨了，开始悬着不安排工作，写信给市委书记吴邦国后分配到《上海画报》社当普通编辑。陈晓东满肚委屈可又无可奈何，看破红尘，决定退党，走出党门进佛门。回到上海后就被捕。出狱后，陈晓东写出《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出版社与他签订了出版合同，却因为他名字被列入黑名单而撕毁出版合同。
1993年10月29日，马少华因出版《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而被非法拘禁34小时。此书在9月出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查禁。马少华于是在10月18日书写了“关于《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的声明”和“质询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公开信，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质问凭什么查禁这本受到读者欢迎的学术作品。但一直未得知中宣部有任何答复。他们决定10月29日下午就《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为题，召开“东欧与中国”大型学术研讨会，讨论东欧经验对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但在29日上午马少华却被拘禁。
1993年11月19日，深圳一家合资公司的一场大火烧死了82名女工。南方打工者的处境受到广泛关注。《妇女生活》发表了《今日“包身工”》、《民主与法制》发表了《打工妹之死》。 这些人此前被媒体和官方称作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辛勤劳动的大军。
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3年12月20日，通过《公司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司法。
1993年，中宣部成立一个五十人编制的新闻审查机构，专门审查中央和省一级报刊、电讯所发的文章、报道和专题节目，发现问题立即加以解决，不允许造成较大的社会破坏面。
1993年，《解放军报》总编辑和社长因为把CNN采访江泽民的报导登在第四版（国际版）而不是第一版竟被强迫提早退休。《北京日报》总编辑及社长也因把对江的报导的一部分转到第三版而被迫作自我批评。
1993年，梁晓声的《九三断想》遭禁。这部书揭露了公、检、法的黑暗。梁晓声此书的目的与主旨是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而中共近年来的主要目的则恰恰是要使中国人沉迷於经济生活的满足。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行动源于教科文组织大会，其1991年题为“促进世界新闻自由”的决议，承认自由、多元化和独立的新闻是任何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该大会向联合国大会转达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关于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愿望。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关于促进非洲新闻界的独立和多元化的温得和克宣言》，该宣言是1991年5月3日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举办发展非洲独立和多元化新闻研讨会上通过的。2005年5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新闻日”致辞，“我敦促各国政府重申致力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的“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
1994年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制度建立。
1994年，中国开始以分账的形式引进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等十部大片登陆中国。这次引进被认为是“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转折点。199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市场》统计数字显示：1979年，全国电影观众293亿人次，而到1994年下降到3亿人次。
1994年前后，一股崇尚日本明星的风潮从台湾省吹到了内地，在19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
1994年，上海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被争执到了《读书》，这些讨论文章后来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总题在《读书》1994年3-7期上连续发表。与此同时，《东方》等各地报刊也登载文章，讨论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过程中，“王朔现象”、“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1994年，广州8家音像制作单位全部采用国际化的歌手签约及全方位包装制度为特点的制作体制，原创音乐排行榜在各地调频电台受欢迎，本土流行音乐的崛起使港台音乐 “一统天下”局面一去不复返。
1994年1月14日，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这是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1994年3月26日，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出现了。第二年，家乐福和普尔斯马特等蜂涌而至，将超市演变成国人最喜欢的购物场所，先是柜台式超市，然后仓库式的大超市也来了。
1994年4月11日，轰动一时的集资案首犯、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被处决。然而一年前，他还是一位出了名的“改革人物”。
1994年4月20日，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10多年来，播出几乎“雷打不动”，每天19时38分播出，时长11分50秒。由于中央电视台被中共赋予的特殊垄断地位，加之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中共政府总理的视察，使之舆论监督的“晴雨表”。但其存在原因正如主持人方宏进所言：“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
1994年4月15日，香港《明报》记者席扬被以“窃取国家金融机密”的罪名判刑12年。此事激起了香港居民的震惊和愤怒。4月17日，香港市民举行了有约二千人参加的拯救席扬大游行。1993年9月27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从事非法窃取、刺探国家金融秘密的活动，触犯了《国家安全法》为由，逮捕了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并拒绝前往北京交涉的《明报》负责人与席扬见面。
1994年5月初，著名法学家、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在十次申请出国被拒后，终于拿到了护照，5月28日到达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有关中国宪政的研究。美国政府曾就于浩成的出国问题向中共交涉。一般认为，中共此时同意于浩成出国，与美国很快要就最惠国问题作出决定有关。于浩成因与另外十一名学者在1989年5月14日向当局联署请愿书，宣称当时的学运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因而遭软禁，至九零年底才获释。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1987年，中国新闻社专稿部记者高瑜采访了在北京医院长期住院的陆定一和他的亲属子女，写成两篇报道，一篇陆定一，一篇严慰冰，先把严慰冰交到专稿部，整个中新社如临大敌，开动三级审查机器。严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监狱，她因为不认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没有洗澡，后来身上剥下一层壳。她的隔壁因认罪态度好，可享受一级待遇，吃肉包子喝鸡蛋汤，她是末级的末级，六年里看守都是把笸箩最底下的窝头渣连泥带土磕出一捧，倒在碗里，扔在地上，她侧躺着用嘴往肚子里卸。对这篇专访制订的审查原则是“不能见血”。从题目到内容，凡是见血处，意味着流血处，还有能闻到血腥处全被删除，就象在人体上剜了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
1987年，《深圳青年报》因为率先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及其它大胆言论而被查封，编辑部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
1987年5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报纸、期刊和出版社重新登记注册的通知》规定：报纸、期刊和出版社申请重新登记注册，必须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经过整顿，由国家指定的有关机关审查合格。最主要标准是：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
1987年7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规定：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
1987年9月15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绕道东京抵达北京进行采访，这是1949年后台湾报纸首次派记者来大陆采访。
1987年9月18日，新闻出版署转发中宣部、统战部、对台办《关于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和宣传国民党历史人物问题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对国民党历史人物的宣传要掌握内外有别的原则。有些主要对海外，有些可在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刊上刊登。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刊刊登这方面的作品，应慎重。发表反映国民党历史人物的作品，要严格把关。涉及一些敏感人物和台湾在世的重要人物，特别是蒋氏父子，应报送省一级宣传、统战、对台工作部门审批，中央级报刊在发表此类稿件前，则应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审阅。
1987年9月26日，国务院提议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成立海南省。
1987年10月，中央电视台首次全部录像播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的11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大会闭幕第二天，新当选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在记者酒会上公开露面，该场景经电视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这种新闻公开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936人 ，代表全国四千六百多万党员。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明确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1月12日至24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李鹏取代赵紫阳代理国务院代总理。
1987年11月，中共决定在全国逐步实行公务员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即把业务类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依法实施科学管理。
1988年
1988年，官倒猖獗。1984年国务院决定，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同一种商品，两种不同价格，为权力与金钱的互相转换搭起了桥梁。1988年的头5个月， 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广西某港口有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层层加码，涉及了60多个单位。从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共查处了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其中的58起属于物资主管部门所为。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这部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苏。
1988年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参观者多达22万人。
1988年，《神探亨特》使这句英美法系中的名言路人皆知：“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
1988年，王朔的4部作品在这一年被同时搬上银幕。有人这样评价王说：“明明是对非道德现象表示忧虑，他非说你是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不可，你追求信仰，他说你弱智。你呼唤精神，他说先得解决温饱。你反对物质主义，他说你世俗，反现代化。”
1988年经商下海成为热潮。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统计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新的“读书无用论”出现，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
1988年前后，由中共高层正式批准成立的第一家民营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其法人为中国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持股人多为中国一流科学家。“六•四”后被当局以买卖书号和违反出版纪律而整肃幷注销。
1988年1月3日，当时红极一时，到处宣讲真善美的青年思想工作者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与近70名蛇口青年举行座谈会。蛇口青年与三位专家产生激烈争论。座谈会上的争论被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8月6日报道以后(《人民日报》又在37天内刊出了16期的讨论)，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一位青年在发言中说：“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说蛇口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当时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1988年1月，上海爆发甲型肝炎。全市总发病人数为310746例，报道死亡47人。
1988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不再追诉去台湾人员建国前罪行的公告。
1988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根据《通知》，列入补贴范围的品种限于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四种；大中城市职工的补贴，原则上是把暗补改为明补。各大中城市出现抢购风潮。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的意义。邓小平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次改革，后来被称为“价格闯关” 。
1988年4月，由胡绩伟等人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终于出台并提交给各界讨论。
198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共发问卷2051份，回收510份，有效问卷472份。82.2%代表及83.3%委员同意，新闻立法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创办报纸，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体现，但是，35.3%代表赞成“公民办报”，反对的却有60.1%。政协委员对公民办报比较积极，55.9%委员赞成，只有30.7%委员反对，而其他的委员没有表态。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1条和第2条。宪法修正案第1条对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从立法上明确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宪法修正案第2条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而有利于促使人们节约土地资源和合理利用土地，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为国家、集体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新的财源。此次修宪，明确规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对推动其进一步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巨大影响。
1988年5月6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颁布《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放一联”：放开购销方式、放开批发渠道、放开批发折扣和加强横向联合；新华书店一统批发的的格局被打破，出版社可以自办发行。由此，出现了“二渠道”，独立于新华书店主渠道之外。
1988年5月30日，《求是》创刊，《红旗》停刊。
1988年6月，发生柴庆丰事件，北大研究生柴庆丰被流氓打死。一些同学公开出来组织抗议活动，在三角地集会讲演，学生自报姓名，组织了行动委员会。这次学潮大约在6月17日的广场散步为结束。之后，行动委员会成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清查。从1985年以来北大出现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抗议游行活动，形成了北大独特的学校气氛，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89民主运动领袖的刘刚、王丹、邵江等此时已经崭露头角。
1988年6月16日，由苏晓康、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等人撰写拍摄，夏骏导演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中央电视台重播，引发全民看《河殇》议《河殇》，成为争论很激烈的话题，甚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还下文件要求“全体干警要学河殇”、武汉市委下文件要求所有的机关、厂矿、街道都要组织学习河殇、广东省搞了一个一百万人的“蓝色行动”，因为《河殇》里讲了一个蓝色文明。在中共掌权的老人里面，邓小平看了一点，没有说什么；杨尚昆看了一集，说：不错嘛！让干部们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李先念、李鹏、赵紫阳看了以后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以后大骂河殇。1988年夏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时，赵紫阳把《河殇》录像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这部纪录片后来被中共认为是挑动“八九学潮”的主要原因，海外也有人这样认为，包括研究八九民运的学者，他们认为这部片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河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无情剖析，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确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宣布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1988年7月28日， 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从这天起，全国各大中城市再次出现抢购风潮。8月19日，《人民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情况和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在物价涨幅连月居高不下的情况下（7月份已达19．3％)，从8月中旬开始，各地先后出现抢购先兆，在上海，8月17日、18日，抢购的迹象已渐明显。从8月19日起出现全国性抢购狂潮。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凭票供应火柴、购买铝锅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户口申请购买。
1988年8月4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被查封销毁的图书经济损失赔偿办法的通知》规定，需查封销毁的图书，由各地新闻出版局会同当地工商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就地监督执行销毁；由各地新闻出版局将所辖地区查封销毁的图书的版权页汇总，并据此统一向有关出版社索赔，按原批发折扣计算；如查封销毁的图书数量较大，持版权页索赔有困难，可由当地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工商部门会同有关出版社核定查封销毁的图书的数量。
1988年 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1988年8月25日，浙江农民包郑照因不服苍南县政府强行拆除其房屋的行为，把县长黄德余用民事诉讼的方式告上了法庭。被喻为新中国首例“民告官”案在此公开审理。
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第二十四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汉城举行。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共获得金牌5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写了《兵败汉城》一书，引起了较大反响。
1988年10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1988年，王若水、王元化、于浩成共同主持《新启蒙》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刊物不定期出版，共出版了四期，另三期稿子已准备好，但由于“六四”事件未能继续出版。1989年3月初，在北京都乐书屋举行《新启蒙》发布会，参与者有苏绍智、方励之、王若水、王元化、于浩成等人，于浩成解释为什么叫新启蒙时说：“以前的启蒙反对的是封建主义，现在的启蒙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1988年11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报纸、期刊、图书的内容进行审读：1、书、报、刊的内容是否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各报社、期刊社、出版社是否坚持了原定的办报、办刊、办社宗旨和方针；出版社是否坚持了原定的专业分工；3、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出版管理规定、宣传纪律和保密规定；4、报纸、期刊和图书有无违反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严禁淫秽出版物的规定、《关于出版物封面、插图和出版物广告管理的暂行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5、报纸、期刊和图书刊载了哪些特别重要的新闻报道，以及在理论观点、艺术质量、创作题材方面都有较大突破的理论文章、文艺作品；6、新闻报道、图片是否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对严重失实报道是否及时公开更正，并采取善后措施。
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张士敏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这是一部反映劳动模范精神堕落的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却遭到了人的指控。有一名“劳动模范”对号入座，说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就是他，遂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起诉。这个案件轰动一时。上海徐汇区法院作出了此案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的结论。但“六四”后，因张士敏参加了民主运动，江泽民竟做了“保护劳模、严肃处理”的批示。上海人大法制委员会向徐汇区法院进行粗暴干预，并撤换办案人员，重定调子。之后原告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哭诉，全国总工会主席亲口表态：“听说有人利用小说诽谤你，这我们决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汇区法院对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一案重新审判，判张士敏的诽谤罪成立。张士敏愤怒之极，他当时就冲出法庭，大喊：“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耻辱，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但他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
1988年11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期刊的审批需要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上级主管部门。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可以在国内外公开征订、销售；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只能在国内按指定范围征订、发行，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征、陈列和销售，禁止向国外发行。
1989年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呼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放。随后北岛在文艺界、许良英在科技界发起支持方励之呼吁的签名，分别获得北岛、邵燕祥、牛汉、老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张洁、吴祖湘、汤一介、乐黛云、张岱年、黄子平、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乾、苏晓康、金观涛、刘青峰、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王克、高皋、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文化界33人和科技界42人签名。
1989年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散发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以及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司法部认为：陈军等人发起联名信是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后《人民日报》登出了司法部发言人的讲话。
1989年2月24日《周刊时事》报道，“宫廷风”正在席卷中国。此风不断延伸到电视剧里—满目皆“帝王”，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亡国帝王题材，以清朝为主，逐渐向兴国帝王转变，如康熙、乾隆，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1989年3月5日，拉萨街头出现抗议事件，其中有人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游行。3月7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翌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1989年3月8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重申内部发行图书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出版社应根据图书的内容，明确规定读者对象和供应范围。凡内容不适宜公开发行的图书，应作内部发行，并在封底和版权页上标明“内部发行”字样。内部发行图书一律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自办发行部门在内部出售，其中机密性较强或有特殊规定的内部发行图书，由出版社按特定范围、对象自办发行。发行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不得随意改变或扩大发行范围。内部发行图书不得批发给集体和个体书店、书摊，亦不得批发给城乡供销社和一般商业门市部出售。内部发行图书，不得在公开报刊、广播、电视上宣传和刊登广告，不得在门市部书架、书橱上公开陈列。古旧书店回收的内部发行图书，亦须按规定在内部出售，不得在门市部公开陈列。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10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重新核发记者证的通知》规定：编入“国内统一刊号”、以传播新闻为主的报社和新闻期刊社，可发记者证。非新闻机构不得发记者证。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和同级单位的机关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含《文汇报》、《羊城晚报》），其记者证的重新核发，由报社负责审核本社记者资格，填写《领取记者证登记表》、《领取记者证人员情况表》，向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领取统一编号和统一印制的记者证内芯并备案。其他报纸，其记者证由报社和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共同重新核发。报社审核本社记者资格，填写《领取记者证登记表》、《领取记者证人员情况表》，报经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后，发给统一编号和统一印制的记者证内芯。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
1989年4月1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校园中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要求对胡耀邦1987年被迫去职一事予以平反，并重估胡的历史成就。下午，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出现第一个花圈。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一面五、六米长的大型条幅，上以楷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1989年4月17日北大，北师大，政法，清华等北京高校数千名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送花圈，并与数万群众开始静坐，并在纪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内容的“七条”。《人民日报》头版登出大幅照片，报道纪念碑前的的花圈和群众场面。
上海，千余学生从复旦大学游行至同济大学，沿途高唱纪念胡耀邦歌曲。此后，连日出现了学生游行，游行受到围观群众的支持。
1989年4月21日 “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正式在师大成立。超过十五万名市民和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追悼胡耀邦。4月22日，人民大会堂内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上二十万学生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追悼会结束后，郭海凤，张智勇，周勇军等三名学生代表走过士兵封锁线，走上大会堂台阶，在台阶顶上跪交请愿书，但无人出来接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没收了30万份有批评当局言论的《世界经济导报》。
1989年4月23日，《科技日报》在四版全版刊登悼念胡耀邦照片，其中五张是学生在广场示威的照片。该报在各大学校园争相传阅。
1989年4月24日李鹏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定性为“动乱”。今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开始全面罢课。北京大学上万学生在五四广场集会，宣布由“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取代学生会，执行领导学运的责任。王丹，熊炎，丁小平等筹委会代表发表演讲。
1989年4月24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原因是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要。总编辑钦本立被撤职，后被开除党籍。两年后因此抑郁去世。该报1980年由钦本立创办，在八十年代，它是中国媒体中最大胆感言的报纸，引领着中国新闻改革的潮流。江泽民的封杀行动，顿时引起海内外的巨大反响，成为八九运动升级的导火索之一。它引发出1949年后中国新闻界最大规模的自发抗议。全国各地的新闻同行纷纷公开声援《导报》，仅来自北京新闻界的声援签名信就包括：《人民日报》102人、《中国青年报》88人、《中国日报》74人、《光明日报》53人、《工人日报》45人、《中国妇女报》26人、《文艺报》18人、国际电台18人，《中国机电报》全体同仁，以及《科技日报》、《文摘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部份记者、编辑。
1989年4月25日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等200余人联名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
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接见杨尚昆、李鹏。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傍晚，中央电台播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由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利用学生而制造的一场“动乱”！是为“四二六”社论。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后被称为“四•二六社论”）。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此社论是李鹏绕过《人民日报》而发表的，成为“六四屠杀“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1989年4月26日，邓小平召集人讲话，提出三点：1、不怕骂娘； 2、不怕国际舆论； 3、不怕流血。邓的讲话迅速由各级领导往下传达。
1989年4月27日北大约两千人的队伍走出校门。至下午三点，北京54所高校约10万名学生在百万名市民支持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新五四宣言》。
1989年5月4日来自50所高校，超过15万名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
1989年５月５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大号字刊载赵紫阳昨日接见亚行理事会年会部份代表时的讲话，称“要在法律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1989年５月５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民主广播站”已经开始无线广播， “高自联”主办的学生报纸《新闻导报》也在北大出版第二期，每期1000份。
1989年5月6日郑也夫、顾昕、苏炜、林京耀等以首都知识界名义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反对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
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1989年５月７日邓小平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邓小平讲：“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1989年5月13日八点半，北大三角地贴出《绝食宣言》。九点半，北大“筹委会”广播“绝食行动方案”。北大部份青年教师在校内募捐，准备给参加绝食的学生“饯行”。十点半，北大绝食团100多人，头缠上书“绝食”、“绝食请愿”、“不自由毋宁死”等白色布条，在北大燕春园饭馆宣誓，并饱食一顿。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其他高校的绝食学生陆续到来。五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升起黑色绝食旗。五点半，绝食学生朗诵誓词，表示“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绝食正式开始。六点，王丹、王超华、马少方等三名学生领袖在历史博物馆西侧台阶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绝食原因，并提出停止绝食的条件是：1、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代表团举行实质性的明确、具体、真诚的对话；2、公开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
1989年5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赵紫阳提出立即否定4.26社论，以1：4被否决。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老人通报了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1989年5月15日，赵紫阳要求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向社会和学生宣布个人意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为由阻止。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锡联等四十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邓小平作了两点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1989年5月1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名校长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以平息事态。此信于下午6点在电台播出。巴金，艾青等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五一六声明》，指出“面对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镇压学生运动绝对没有好下场”，声明呼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下午五点四十分，阎明复在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陪同下来到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幷致慰问，他说：“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要为国家保存我们这些力量，保存你们自己。……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他讲话时动声音哽咽。随后，王丹、吾尔开希等发表讲话，呼吁广场学生接受阎明复的请求。后，经过激烈争论，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议案”被否决。
1989年5月17日凌晨三点，即有北京市民、个体户、工农商声援团抬着横幅进入广场。上午九点，游行队伍大批到达，持续至天黑。人数达数十万之多。下午二时许，大游行开始。学生指挥部通过广场上的扩音器宣布数条游行规定，包括“绝对禁止呼喊有违宪法的口号”，“绝对禁止冲击政府部门”等。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自发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这一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达上百万之多。
1989年5月17日，早间新闻播出几位母亲含泪要求当局迅速对话以避免事态恶化的镜头《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集体采写的长篇通讯，题为《历史将记住这一天——首都五一七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
1989年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领衔发表中国知识界《五一七声明：提出“清王朝已经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政治局以微弱多数免去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结果需等事态平息后公布。赵紫阳提出辞职。结果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时，几乎全部副委员长拒绝接受，李鹏威胁以党纪处分他们中的中共党员。得到消息后，体改委十个部委的人员静坐示威。
1989年5月19日北京急救中心消息：到下午六点止，绝食学生已晕倒3500人次，送医院2457人次。北京红十字会呼吁：许多绝食学生拒绝治疗，生命危在旦夕。许多单位到广场捐款。如全国总工会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用以救治绝食学生，四通公司捐款5万元，农工民主党捐款1万多元。
1989年5月19日，电视新闻报导，上午十一至十二点，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阎明复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王超华、程真、邵江、熊焱、王志新等。李鹏态度强硬，会谈没得出结果。临结束时李鹏又说一次我没有说你们在搞动乱。
1989年5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天安门前事态的情况。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一、政治局要旗帜鲜明、目标一致，不要搞个人得失的意气斗争；二、事态正在恶化，性质已经变了，首都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再乱下去，这局面怎么收？三、要采取实质性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秩序。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两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持邓小平的三点意见。赵紫阳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下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顾委，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性讲话。邓小平说：“这是一场演变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前一阶段，党内对事件性质在认识上有分歧，对事件的演变把握得不够准，措施软弱，得不到落实。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了机会主义后，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持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恶化。“明日（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宣布实行戒严，维护首都社会治安。“建议会议自即日起，暂停赵紫阳的党内职务，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
1989年5月19日上午，以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鲍彤，陈一咨，杜润生，李湘鲁为负责人的北京“四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发表)关于《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
1989年5月19日，冰心坐车上街游行，车上挂着写有“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的布条。
1989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晚间突然中断正常节目，宣告中共中央将于二十日凌晨宣布重大消息。晚上，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杨尚昆宣读最后决定：军队进驻城里，北京实行戒严！！出席大会的人员有李鹏、杨尚昆、胡启立、乔石、王震、陈希同、钱学森、周谷城、雷洁琼、胡乔木、康克清、姚依林等。赵紫阳未出席。
1989年5月19日，北高联作出决定，马上停止绝食，改为静坐请愿。幷且不要号召全国总罢工。绝食指挥部在征求了全体绝食同学的意见后，决定立刻停止绝食。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等分别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持冷静，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团结一致奋斗到底。绝食团指挥部宣布紧急应变措施：一、外地学生尽力保护正在绝食的本地学生；二、呼吁在场声援的学生对采取行动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三、要求在场的中小学生立即离开广场；四、准备召开紧急记者会。
1989年5月20日凌晨四点，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分别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正确的。……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应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语气甚为悲凉，还落下了眼泪。
1989年5月20日凌晨，原定于零时进入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解放军，因为在公主坟受到数以万计的市民的阻拦而未能及时进入广场。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听到戒严令发布的消息后涌向街头。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以及在京的中央国家机关已经实行军管。
1989年5月20日广场从上午九点起断水，广场上的人数达20万。“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号召全市工人于中午十二时起总罢工。香港《文汇报》在社论版开天窗，上书“痛心疾首”四个大字。
1989年5月21日绝食团晚六时二十分举行记者会，宣布三千名绝食学生于下午四时二十分起已经恢复进食。夜九点，南京大学学生李禄、赵士敏在纪念碑北侧举行婚礼。
1989年5月21日，全国人大五十七名常委联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联名者包括：江平、厉以宁等。香港报纸报导，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等七位中国军方元老人物致函邓小平，呼吁军队不要进城，幷要求“绝对不要向人民开枪”。
1989年5月21日，香港爆发开埠以来最大的游行，人数达到上百万，反对中共发布戒严令。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吴健雄、田长霖、吴仙标等36名著名在美华裔科学家，学者致函邓小平，要求军队撤出北京。
1989年5月22日，目前已知抽调入京的部队包括了27军，29军，37军，39军，65军，69军，38军等。
1989年5月23日，广场学生今日凌晨举行联席会议，八十九所高校代表参加，对学运领导层进行改组，成立了七人指挥部，包括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封从德，委员王丹、李录、张伯笠、王超华、郭海峰等。杨朝辉任纠察总队队长。高自联宣布撤回北京大学。学生表示将“坚持静坐，反对戒严”。
1989年5月23日下午两点，天安门城楼下出现玷污毛泽东画像事件。湖南浏阳达浒乡滩头小学（一说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另有记载云余志坚或余鸣飞，26岁，一说25岁）、《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22岁）、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德成（26岁）等３人（一说４人）用纸笔书写了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下午两点将标语贴在天安门城门洞两侧，幷用鶏蛋壳装颜料和墨汁，掷向毛泽东巨幅画像。他们声言对此事件负全部责任。
1989年5月23日下午一点三十分，以知识界人士为主的上百万人，包括高校师生、文艺界、新闻界和一些工矿企业的工人，在复兴门集合，游行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1989年 5月24日早上十时，“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正式成立，十万名学生参加“誓师大会”。广场总指挥柴玲带领大家宣读誓言，大会主持人王丹发表题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斗》的宣言。
1989年5月25日，台湾艺文界发起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捐款，已经超过一百万元。
1989年5月26日，天津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张炜在天津市的表态会上公开表示不赞成李鹏的五一九讲话，宣布辞去职务。这是中共第一个局级干部辞职抗议。张炜原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天津开发区主任。
1989年5月27日晚上七时，广场指挥部召开中外记者会，会上，王丹代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建议学生在5月30日结束静坐，撤离天安们广场。王丹号召在5月30日举行全市大游行，并把4月27日订为公众节日。后该建议被广场指挥部否决。
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在快活谷马场举行，参与的演艺界人士超过三百多人，其中包括邓丽君，梅艳芳，张国荣，成龙等。在台湾，罗大佑等艺文界人士合力创作了《历史的伤口》歌曲，献给大陆学生。
1989年5月28日约八万名来自20多个省份的大学生与北京市民为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的倡议，在北京举行游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伯笠宣布，将要利用香港捐赠的帐篷，在广场上设立“民主大学”。香港，150万人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创下历史记录。台北，上万名台北大学生和民众在中正纪念堂集会，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5月30日，有北京八所艺术院校师生共同创作的“民主女神”像今天凌晨开始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了落成典礼。
1989年5月31日台湾几十万学生举行“手牵手，心连心”活动，拉成从基隆到高雄长达240公里的人链，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侯德建，高新，周舵等“四君子”开始在广场绝食。晚，军队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着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多种方式从多路向广场进发。最后在木樨地、新街口、王府井、六部口等处被群众堵截。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而便装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械。
1989年6月3日晚上八点，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十点，市民组成人墻横拦在北蜂窝丁字路口，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枪声突然响了。部队冲向木樨地桥，前面是为数不多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市民立刻将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口号边向市民开枪。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此后，军队强行进城。并在各处开枪射杀民众。
1989年6月4日凌晨零点时分，广场学生接受四君子建议，在军队的包围中撤出广场。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据估计，全城死亡的群众应在三百人左右，受伤者应在两千人左右。
1989年6月4日早晨6时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向全世界发布“六四”屠杀消息。用英语播音的文稿大意如下：“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时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1989年6月4日、5日、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长时间出现黑色画面，主持人薛飞、杜宪身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以此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对当局的屠杀暴行的抗议。此后，薛飞、杜宪因此被停职、调离。杜宪是《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之孙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之女儿，著名演员陈明道之妻子，杜宪的弟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
1989年6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谈话时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赵紫阳坚持不认错，他被软禁至2006年逝世。
1989年7月11日，新闻出版署《关于检查、整顿书刊市场的紧急通知》，对涉及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应停售的书刊，严格按照我署的有关规定和通知查处；非法出版物一律就地收缴销毁。
1989年7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说，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强烈的谴责。7月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
1989年7月12日，海口市公安局受太原市公安局委托以“省公安厅通缉的煽动动乱的犯罪份子之一”，将《海南经济报社》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尹进关押。后被判三年劳教，被《海南经济报》开除。由于在看守所受到所长与狱警的毒打与摧残，因此在1990年8月6日，起诉了太原市公安局以及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高士奎、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谢志宏、太原市公安局五处处长张国良。
1989年7月，《海南纪实》杂志因报道“六四”事件停刊。《海南纪实》由韩少功创办于1988年11月，发行时间短、影响却很大，开创“纪实文学”先河。以海南为立足点，刊发当时全国的热点、焦点话题。每篇文章都有深度、力度。刊物图文并茂。一出版就行销全国，发行突破百万份。“六四”期间，它是唯一一本以图片的形式报道“六四”事件的前后期情况的杂志。1989.6《海南纪实》以图片新闻《天安门观察》报道了六四前的天安门广场的形势。1989.7《海南纪实》以图片新闻《戒严部队在北京》报道了六四后的天安门广场的形势。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
1989年9月5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转发《关于不要任意评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通报》规定：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我们在新闻宣传中，可以按照这些国家官方公布的正式决定和消息作客观报道，不宜发表与当事国官方公开表态不同的评价，更不应该大量引用西方或该国持不同政见者所披露的材料和观点。今后，凡涉及这类有关重大、敏感的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请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提出退休。邓小平提出，他退休的时间定在五中全会，方式越简单越好，并建议由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关于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198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六四”事件后发布了《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针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书报刊和音像制品”进行取缔与打击。1989年下半年，共有数以千计的图书胎死腹中，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也在劫难逃。丛书已出版的有《现代政治学导论》、《行政论》、《组织论》、《政党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已组稿的有《政治参与的理论与实务》、《比较议会制度》、《比较行政制度》、《当代政治思潮》、《政治发展》、《政治家概论》等。译丛第一批书也已经送到印刷厂排印。宁夏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5月发了译丛的征订单，书目包括《政治腐化》、《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传播与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现代宪法》、《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公共行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文官与政治家》《政治人一一政治的社会基础》、《预算、政纲与竞选》、《监察制度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后果》、《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稳定和暴乱》、《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多元政治——参与和敌对》等，其中9本书在7、8月份就可以面世了。直到今天，这些对于中国民主化极有参考价值的书也没能出版。
1989年9月18日，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在出台了严厉控制港澳记者的《关于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的管理办法》，内容共7项，规定所有采访均须事先向主管部门（新华社香港分社）提交具体采访计划，获得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和受访对象同意等，而且采访证是一次性的。还规定“内地所有机关、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向港澳新闻机构投稿。对港澳记者以电话对内地机关、单位、个人进行采访 一律予以婉拒。”此后当局虽先后两度修订，但“事先申请”和“征得同意”这两项始终不变。这是中共鉴于六四期间“学生运动”被海外以及港澳媒体大肆报道，因此制定该办法来限制。
1989年9月26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
198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所提出的要求，在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的同时，要采取坚决措施，对政治方向严重错误、思想倾向不好和过多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大力进行压缩整顿。凡属下列情况的报刊应予撤销登记：长期或突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错误严重、影响恶劣的报刊；有其他严重政治错误的报刊；管部门长期放任不管，或实际上没有主管部门，而被少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把持的“同人报刊”。凡属下列情况的出版社应予撤销登记：长期或突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影响恶劣的出版社；有其他严重政治错误的出版社。
1989年10月5日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1989年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时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1989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
1989年11月25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加强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办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必须向县级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机关申请，由其审核同意后，再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发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个体、私营书店（摊）一律不准经营图书、期刊（包括挂历、画册、明信片）的批发业务，只能按有关规定开展零售业务。集体书店经营二级批发业务（指从国营书店、出版社、期刊社批进书刊进行转批），必须具备有能够承担经济责任的主管部门。必须经当地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机关审核，报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发给书刊批发许可证，持证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集体书店跨地区开办分店或代办站，其申报、审核手续与在当地新开办书店相同。不得经营进口书刊、港澳台书刊和限定“内部发行”的书刊。不得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出版物和其他非法出版物。
1990年
1990年，“六四”以后，文化艺术界处于愤懑、消极的情绪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数量大大减少。这时此前受到官方压制的作家王朔一改他嘲讽、瓦解革命意识形态的风格，创作了反映市民生活和情趣的电视历险记《渴望》，受到政府支持，并一炮走红。该剧被认为是知青时代最后的回光返照。同时受到欢迎的还有电视剧《围城》。（它使婚姻关系变得耐人寻味而复杂：“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1990年出现了“毛泽东热”和“红太阳热”。此前到韶山参观的人曾下降到全年才21万人次；但到1989年又开始上升，当年达到65万多人次，此后进一步逐年增长。1991年到韶山参观的人每天不下几千人，最多的达1.3万多人。
1990年1月10日，李鹏宣布从翌日起，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
1990年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新闻机构派遣常驻记者，应当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申请。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应当通过新闻司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应当通过有关外事部门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赴中国开放地区采访，应当事先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赴中国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当向新闻司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并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证件。
1990年2月10日，新闻出版署《关于对描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出版物复审和报批的通知》中规定：凡已出版的专门描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个人及家庭生活情况的图书，由出版单位的主管部门重新审读，审读报告经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审核提出处理意见后，于２月底前，送交我署。我署复审后，视情况送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出版描写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已去世的，要专题报我署，由我署转报中央有关部门审批。
1990年2月16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对期刊发表纪实作品加强管理的通知》规定：期刊凡发表涉及对台关系、国民党上层人物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重大政治事件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刑事侦察、刑事犯罪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国际共运及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政治事件的纪实作品；涉及宗教、少数民族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我国党、国家已故或现任领导人的纪实作品，一律按照出版社同类图书选题需向中央或地方有关部门申报的规定，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刊登（参见《关于报送１９９０年出版计划的通知》）。涉及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纪实作品，须经期刊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刊登。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纪实作品，一律不准刊登。
1990年3月，《书林》出版第三期终刊号。1989年的第6期，《书林》封二一改以往的漫画，而用大黑字录《国际歌》一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1990年3月20日-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1990年4月2日，成立了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1989年全国拖欠总数已达1000亿元以上，进入1990年以后继续呈上升趋势。
1990年4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对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图书的出版加强管理的通知》要求只能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新闻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安排出版。对书稿内容要严格审查，认真把关，要符合党中央就苏联、东欧国家问题公开进行宣传的有关要求和精神。不宜公开出版发行但又确有参考价值的图书，在按前述规定报批后，可少量印制出版，内部控制发行。
1990年4月30日，决定自1990年5月1日起，解除在拉萨的戒严。
1990年6月，《文汇月刊》刊登停刊启示“文汇月刊自七月起停刊。谨向十年来支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和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国内外订户付的下半年订费，将由邮局发行部门妥善退回，特此通告。”《文汇月刊》，1980年由著名文艺评论家梅朵创办并主编。
1990年8月28日至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项法律。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1990年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缝纫机、自行车等十多种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
1990年12月25日，新闻出版署颁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任何报纸不得刊载下列内容：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或煽动叛乱、暴乱的；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煽动民族、种族歧视或仇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社会安定和煽动动乱的；宣扬凶杀、淫秽、色情、封建迷信或伪科学，教唆犯罪和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诽谤或侮辱他人的；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内容。
1990年底，《炎黄春秋》杂志创刊，由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创办，客观公正地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由于其特殊背景，《炎黄春秋》创刊以来，一直大胆刊登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文章，但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1991年
1991年流行的是：呼啦圈、卡拉OK。14部金庸小说在迷倒了海外华人和港台同胞后，正式刮入内地。
1991年，中国人开始偷渡国外淘金。偷渡的人口中多为福建人，尤其以长乐、亭江、连江和福清四个县份的人最多。目标地多为美国。
1991年，民工潮初现。截至1991年止，中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达1000万，其中， 上海183万，北京130万，广州110万。
1991年前后，报刊界兴起“周末版”大潮，许多报刊纷纷出版以“星腥性”为内容的周末版。这启动了中国的报刊业市场，使人们当时的“解闷”需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其最具有标志性意义深刻内涵在于，报刊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的取舍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开始突出和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从而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把关”标准上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一变化被传播学者称之为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上海说：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1991年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和《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1991年3月，安徽作家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在《中国作家》上发表。小说梗概：中国西北某小山村，村妇秋菊的丈夫王庆来因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伤下体。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起，要讨个说法，于是拖着怀孕六个月的身体去找村长说理，让村长赔礼道歉。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于是又跑到乡政府去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但将钱扔在了地上。秋菊觉得非常受侮辱，没有捡钱，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先后到了县公安局和市里，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连夜冒着风雪送秋菊上医院，使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秋菊一家对村长非常感激，也不再提官司的事了。但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市法院发来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拘留。秋菊望着带村长的警车远去，感到茫然和失落。随后，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该电影于1992年公映，并获得该年度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91年3月9日，江泽民致信国家教委，强调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
1991年4月23日至28日，江泽民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改革开放健康发展。 “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1991年5月1日台湾当局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1992年，潘虹主演的《股疯》反映了举国的疯狂。
1991年入夏以来，中国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涝、旱、风、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江淮和太湖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正式解体。
1991年10月24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把首次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缺席颁与被中共关在监狱里的陈子明、王军涛。发奖时，“保护记者协会”的发言人说，陈子明、王军涛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们出版的《经济学周报》，曾努力维护和促进新闻自由，他们二人因此如今仍作为良心犯被囚禁迫害。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当选为会长，荣毅仁任名誉会长。
1991年12月17——19日，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军事打击行动，并取得成功。美军在战争中使用的高科技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承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11国。
1992年
1992年，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巡讲话。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以1984年到1988年五年的加速发展为例，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他还说，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
199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3月26日《深圳特区报》报道邓小平年初在深圳视察活动的特写：《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年5月，泰国华侨界著名的事业家、慈善家陈延寿老先生质问新华社。5月17日，十多万泰国民众在曼谷皇家田广场举行示威，敦促未经民选的国务总理素真拉辞职。政府宣布戒严，逮捕示威领袖真隆，并派军队进行镇压，造成逾百人死亡，千余人受伤，七百人失踪，三千人被捕的大惨案。然而，就在泰国政府宣布戒严后的两个小时，新华社记者引述一名目击者的话说：“周日深夜发生的暴乱是暴民引起的，而不是警察。”同时，新华社还引用泰国官方电台的消息说：“泰国政府必须动用军警及其他合法手段来镇压暴民，结束这场政治动乱并恢复秩序。”陈延寿对新华社的这则报导义愤填膺，向新华社提出质问：新华社怎么能够把泰国广大人民为争取民主所发起的神圣行动指责为“暴乱”？怎么能够把那些争取民主的大学教授、医生、正义的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善良的百姓全部指责为“暴民”？同时又怎么能够把用血腥手段来镇压和平示威民众说成是“合法手段”？你们对所谓的合法性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这里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合法性不一样。在泰王召见素真拉和真隆，和平地化解了政治危机之后，陈延寿老先生怀着对故土的深情，提醒新华社：泰国民运人士对新华社的这则通讯将会有所反应，希望新华社能寻求补救，向善良的泰国人民作出满意的解释和安抚。然而，5月28日，当人民要求审判下令开枪镇压民众的军政要人时，新华社却对独裁残忍的手段是否触犯法律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1992年5月10日，《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登了一篇特稿，标题是“封锁中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四川仁寿县继续强行向农民乱摊派。”该文披露，“最近一段时间，仁寿县各区乡又开始向农民征收213国道款。”“在仁寿县不少地区，强行收缴二一三国道款的行为仍在继续”，农民“姜永金反映农民负担被手链铐在一棵树上几小时”……5月15日-19日，农民向文清将《中国消费报》的文章复印一千多份，以四角钱一份卖给群众，并大量抄写张贴于富加区、玉龙乡的屋壁与公路两旁，玉龙乡农民游碧辉则架起高音喇叭向民众传播。后来，在6月，就渐渐引发了一场由上万人参与的农民暴动，海内外为之震惊。后中共迫于农民暴动有可能蔓延成星火燎原，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得释放那些被抓的领导农民暴动的领袖人物，并答应农民提出废除摊派的要求。有人评论，这是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农民运动。
1992年5月21日，广东《茂名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张慧谋、陈远采的文章《民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详细披露了茂名市新坡镇小学学生九岁的吴伟，被该市派出所警察罗庆开枪打伤的经过：十八日下午，吴伟与姓蔡的同学到镇政府墙外用石块抛砸芒果，两个警察将他们抓住，拉到派出所门口强行罚跪，罗庆从吴伟手上夺过一把扇子，要小孩子读完扇上的一行草书宋体才放其回家，吴只看懂一个“火”字，读出来后，罗庆硬说是“大”字。吴回道，明明是“火”字嘛，不信，就去问我的老师。罗发火说吴太野蛮，即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吴的左掌心就是一枪。医生鉴定吴伟手掌系贯通性枪伤，第四指骨粉碎性骨折，伸肌腱断裂。该报冲破阻力和各种威胁，将事实公诸于众。茂名市公安局不得不将罗庆拘留审查。该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公开支持报社：反映了民意，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记者职业是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化身。
1992年夏天，《新民晚报》徐克仁、强荧、朱国顺，乔国顺，乔扮成台湾商人到繁荣“娼”盛的娱乐场所进行了“秘密的采访”，并在该报七月九日的“五色长廊”发表了长篇报道“夜闯KTV”，其中揭露了上海警方官员，与某KTV老板互相勾结坑害顾客的黑暗腐败，尤其是三位记者亲身经历：警方高级官员与KTV老板无线电话的热线联系，俨然是“警匪一家”……。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为记者的正直勇敢而拍手称好，初时连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也不得不责令公安局“严重查办”。当矛盾转到北京，江泽民表态十分恼火，原因是《新民晚报》批评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是他任职上海时“亲自”关怀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称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总理朱熔基在听到报告后，也一反常态地批评记者是“自毁长城”。惯于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上海市委迅速改变立场，并将该事件的“调查报告”通报新闻界，徐克仁等三位记者被罗织了两条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规定不得公开批评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军队，却仍不经批准公开披露；其二是“失实”，据调查结论证明，那天晚上特警队的负责人并没有打过电话给KTV的老板。至九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维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月三十日起诉书送到《新民晚报》，同日徐克仁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准备出关登机赴日探妻时被扣，护照被没收，理由是负案在身，不得出国。
1992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在“人与法”专版上，发表了由南昌铁路局文联刘玉顺撰写的“袭警案”一文。因为揭露公安人员的腐败现象，触怒了警方高官，警方以《南方周末》丑化公安人员为由向中宣部告状。中宣部以“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为由，通知广东省委宣传部，勒令《南方周末》停刊整顿。此事引起了广东新闻界的不满。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惧于社情民意，便授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向中宣部交涉，要求中宣部收回“停刊”的成命，以免引发社会的激烈反响，不过《南方周末》也应就此进行整顿和检查。10月29日，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编辑部检讨：“沉痛的教训——对‘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的反省”。
1992年7月，歌唱家李谷一状告南阳《声屏周报》社及记者汤声午侵权一案在南阳中级法院开庭。全国有300多记者来采访这一审判。但开庭时法院却宣布，不得录音，不准录像，不准摄影。一个记者摄了影，他的胶卷被抢并强行曝光，还被赶出庭。其他起来抗议记者也被赶出庭。《上海法制报》的记者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上海法制报》就向上海的法庭控告南阳中级法院，说它侵犯了记者的采访权。上海新闻界开了一个相当隆重的会议，来抗议对记者的迫害。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命令上海市委告诉《上海法制报》，要么将上诉撤回，要么就撤总编辑的职务。《上海法制报》不得不把控诉撤回。
1992年8月31日首映的《秋菊打官司》，令秋菊的一句话成为现今打官司者的口头禅：“讨个说法”。
1992年8月31日，王朔编剧的第一部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笑倒了大半个中国。一年后，英达与梁左又推出了120集《我爱我家》，它是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现场有观众、掌声和笑声）。
1992年8月31日， 云南省3000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包围平远镇，对贩毒、贩枪、贩黄的一股恶势力实施严打。平远镇7个村庄严打80天，抓获惩处854名罪犯，缴获各类枪支1000多支，搜出毒品1000多公斤，毒资1000多万元。
1992年9月22日，中国组建三个大的全国性证券公司，即华夏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3年
1993年，“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威胁”两种论调开始出现于国际新闻界和学术界。
1993年新闻界有偿新闻受到关注，香港《联合报》发表《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台湾《联合报》出现《大陆媒体有偿新闻引起中共重视》的大幅标题。
1993年初，世界保护记者协会发表年度报告，全球被囚禁的90名记者中，27人关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表示，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1993年2月，《人民日报》群工部的一位记者也因“向境外泄密”被判2年徒刑。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3至第11条，对宪法序言有关部分和宪法第7 条、第8条第1款、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42条第3款和第98条进行了修改。其主要点为：(1)确认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加了“坚持改革开放”，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表述更加完整；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国家的奋斗目标更为科学和实事求是；(2)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3)否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利于健康地发展经济；(4)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确认“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法律地位；(5)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的任期，由3年改为三年，以利于发挥县级政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1993年4月15日，天津市大邱庄著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是为“汪辜会谈”。
1993年5月，从日本回国探亲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关键被以“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判刑20年。
1993年7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将国家机密给予一个外国人”，将原外交部新闻司职员白伟基判处10年有期徒刑，白伟基的太太赵蕾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刑6年。白伟基的朋友商业部的唐仪和《人民日报》记者王俊，亦分别被判处2-4年的有期徒刑。白因参与“六四”被开除党籍，革除公职。1990年以后，他大学同学孙晓凡作为《华盛顿邮报》的特派记者常驻北京，白伟基向她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文章的影印本”，并帮助她对中共的时势变化进行判断，赵蕾则以其流利的英语担任孙的翻译。在这一案件中，孙晓凡的办公室遭中共国家安全人员的搜查，并被没收了一些私人笔记和所谓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
1993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编辑吴士深无期徒刑，判处其太太、《中国健康教育通讯》杂志编辑马涛有期徒刑六年。吴士深在1992年十四大前夕，因提前一天将江泽民报告提供给香港《快报》记者梁慧珉。此时的江泽民刚刚度过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难关，斗倒了杨家将，是他意气风发的时候，于是下令重判吴士深。原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偷偷改为12年。吴士深于2005年7月获释。
1993年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1993年10月1日，《新民晚报》记者徐克仁欲赴日本探妻，出境前却被扣留，，护照被没收，理由是负案在身，不得出国。在此之前7月9日，徐克仁、强荧、朱国顺，乔国顺在该报发表长篇报道《夜闯KTV》，其中揭露了上海警方官员与某KTV老板互相勾结坑害顾客的黑暗腐败，尤其是三位记者亲身经历：警方高级官员与KTV老板无线电话的热线联系，俨然是“警匪一家”……。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责令公安局“严重查办”。但江泽民十分恼火，原因是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是他任职上海时“亲自”关怀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称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总理朱熔基在听到报告后，也一反常态地批评记者是“自毁长城”。上海市委迅速给徐克仁等三位记者罗织了两条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规定不得公开批评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军队，却仍不经批准公开披露；其二是“失实”，据调查结论证明，那天晚上特警队的负责人并没有打过电话给KTV的老板。至九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维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月三十日起诉书送到《新民晚报》。
1993年10月2日，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因为海外传媒撰写了很多分析大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文章而被捕，1994年11月12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重要机密”罪名判处六年徒刑。1999年2月15日除夕提前半年保外就医释放。1980年调到刚恢复的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当记者，高瑜曾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六四”屠城的前一天，在上班路途中，被国安绑架，因为一篇《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被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在秘密关押中，她患上心绞痛，14个月后获释。第二次入狱，则是因为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奥失败，高瑜成为“中共向西方展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1995年11月6日，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1998年5月3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据说江泽民在一个发到省市级的文件中批示：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府组织，居然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反动分子高瑜。2000年5月，获日内瓦颁发的“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2006年11月，再度荣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
1993年10月8日，“朦胧诗”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有诗句流传于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1993年10月22日，《上海画报》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调研员陈晓东，因撰写长篇纪实文学《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在上海火车站被绑架，同时被抄家。这部纪实文学里有一篇三万字的《总书记让我倒霉》文章，本来这篇句句属实的文章对江泽民并无什么不恭之词。陈晓东却因此在94年8月被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执行，白白在看守所关押9个多月。在此之前的九十年代初，在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调研员的陈晓东与市委办公厅行政处长黎洪山合作，由黎洪山提供材料，陈晓东执笔写成报告文学《我们眼里的江泽民》，发表在《文汇月刊》三月号。黎洪山是江的老管家，侍候江多年，原意是想为新上任的总书记吹喇叭抬轿子，孰料马屁拍在马脚上，江总书记对此大为不满。《文汇月刊》“六四”前发表过很多犯忌的文章，特别是戴晴那篇有关王实味的报告文学，文章披露，王实味被砍头，杨尚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这位共和国主席自然大怒，“六四”之后，利用整顿刊物之机，勒令有关部门将《文汇月刊》停刊。《文汇月刊》正好想借《我们眼中的江泽民》这篇大文章压压杨。江泽民刚刚上台当然不会开罪党内大老人物杨主席，再说他原本就不喜欢这个《文汇月刊》。还有这篇文章中写了很多江泽民家中的生活琐事，作者原想给人一种江书记“廉洁为民”的形象；但读后正好与当时社会上正流传江泽民将两个儿子送到美国去予以印证。江泽民批评上海市委没把好关，市委将黎、陈二人调出康办。黎洪山调到一家大宾馆任董事长，仕途完了但经济实惠。陈晓东则惨了，开始悬着不安排工作，写信给市委书记吴邦国后分配到《上海画报》社当普通编辑。陈晓东满肚委屈可又无可奈何，看破红尘，决定退党，走出党门进佛门。回到上海后就被捕。出狱后，陈晓东写出《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出版社与他签订了出版合同，却因为他名字被列入黑名单而撕毁出版合同。
1993年10月29日，马少华因出版《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而被非法拘禁34小时。此书在9月出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查禁。马少华于是在10月18日书写了“关于《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的声明”和“质询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公开信，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质问凭什么查禁这本受到读者欢迎的学术作品。但一直未得知中宣部有任何答复。他们决定10月29日下午就《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为题，召开“东欧与中国”大型学术研讨会，讨论东欧经验对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但在29日上午马少华却被拘禁。
1993年11月19日，深圳一家合资公司的一场大火烧死了82名女工。南方打工者的处境受到广泛关注。《妇女生活》发表了《今日“包身工”》、《民主与法制》发表了《打工妹之死》。 这些人此前被媒体和官方称作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辛勤劳动的大军。
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3年12月20日，通过《公司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司法。
1993年，中宣部成立一个五十人编制的新闻审查机构，专门审查中央和省一级报刊、电讯所发的文章、报道和专题节目，发现问题立即加以解决，不允许造成较大的社会破坏面。
1993年，《解放军报》总编辑和社长因为把CNN采访江泽民的报导登在第四版（国际版）而不是第一版竟被强迫提早退休。《北京日报》总编辑及社长也因把对江的报导的一部分转到第三版而被迫作自我批评。
1993年，梁晓声的《九三断想》遭禁。这部书揭露了公、检、法的黑暗。梁晓声此书的目的与主旨是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而中共近年来的主要目的则恰恰是要使中国人沉迷於经济生活的满足。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行动源于教科文组织大会，其1991年题为“促进世界新闻自由”的决议，承认自由、多元化和独立的新闻是任何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该大会向联合国大会转达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关于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愿望。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关于促进非洲新闻界的独立和多元化的温得和克宣言》，该宣言是1991年5月3日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举办发展非洲独立和多元化新闻研讨会上通过的。2005年5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新闻日”致辞，“我敦促各国政府重申致力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的“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
1994年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制度建立。
1994年，中国开始以分账的形式引进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等十部大片登陆中国。这次引进被认为是“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转折点。199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市场》统计数字显示：1979年，全国电影观众293亿人次，而到1994年下降到3亿人次。
1994年前后，一股崇尚日本明星的风潮从台湾省吹到了内地，在19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
1994年，上海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被争执到了《读书》，这些讨论文章后来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总题在《读书》1994年3-7期上连续发表。与此同时，《东方》等各地报刊也登载文章，讨论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过程中，“王朔现象”、“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1994年，广州8家音像制作单位全部采用国际化的歌手签约及全方位包装制度为特点的制作体制，原创音乐排行榜在各地调频电台受欢迎，本土流行音乐的崛起使港台音乐 “一统天下”局面一去不复返。
1994年1月14日，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这是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1994年3月26日，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出现了。第二年，家乐福和普尔斯马特等蜂涌而至，将超市演变成国人最喜欢的购物场所，先是柜台式超市，然后仓库式的大超市也来了。
1994年4月11日，轰动一时的集资案首犯、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被处决。然而一年前，他还是一位出了名的“改革人物”。
1994年4月20日，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10多年来，播出几乎“雷打不动”，每天19时38分播出，时长11分50秒。由于中央电视台被中共赋予的特殊垄断地位，加之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中共政府总理的视察，使之舆论监督的“晴雨表”。但其存在原因正如主持人方宏进所言：“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
1994年4月15日，香港《明报》记者席扬被以“窃取国家金融机密”的罪名判刑12年。此事激起了香港居民的震惊和愤怒。4月17日，香港市民举行了有约二千人参加的拯救席扬大游行。1993年9月27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从事非法窃取、刺探国家金融秘密的活动，触犯了《国家安全法》为由，逮捕了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并拒绝前往北京交涉的《明报》负责人与席扬见面。
1994年5月初，著名法学家、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在十次申请出国被拒后，终于拿到了护照，5月28日到达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有关中国宪政的研究。美国政府曾就于浩成的出国问题向中共交涉。一般认为，中共此时同意于浩成出国，与美国很快要就最惠国问题作出决定有关。于浩成因与另外十一名学者在1989年5月14日向当局联署请愿书，宣称当时的学运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因而遭软禁，至九零年底才获释。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