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駐美英法日記者：“世界眼”看中國實踐
星期一 十月 06, 2008 1:00 pm
瞭望駐美英法日記者：“世界眼”看中國實踐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選擇，但同時也對中國影響力的擴大感到擔憂
●《瞭望》新聞週刊駐外記者嚴鋒(華盛頓)、馬建國(倫敦)、嚴明(巴黎)、劉贊(東京)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30年改革開放，中國獲得了全球矚目的飛速發展，中國所走過的發展道路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有關“中國模式”的探討最早開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2004年5月，美國《時代》週刊前高級主編約書亞庫珀拉莫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近年來有關“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討論在美國及西方學術界仍是熱門話題。
◆“華盛頓共識”的破產與“中國模式”
上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拉美國家提供一攬子經濟改革援助計畫，並在放鬆政府管制、削減社會開支、私營化等方面附加了一系列條件，這與後來的所謂“休克療法”等統稱為“華盛頓共識”。
美國學術界如今認為，“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基本上是破產的，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所謂“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正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模式”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方面取得的驕人成就，普遍予以肯定。但也有不少人聲稱，中國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也恰恰與這一模式有關，並對這一模式能否持續取得成功表示懷疑。
到目前為止，美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模式”本身的內涵就存在很大分歧。拉莫本人提出的定義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正在絞盡腦汁地思考，在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單極中心的世界中，如何既要發展自己的國家，又能以一種允許他們擁有真正的獨立，並保護自己生活方式與政治選擇的方法融入國際秩序。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開拓出了一條道路，我把這稱為‘北京共識’。”拉莫把“北京共識”歸結為三個方面，即創新和不斷試驗；把可持續性和均衡性（指縮小貧富差距）放到比GDP增長優先的地位；自主權。
自從拉莫提出上述定義後，美國學術界就一直爭論不休，尤其是第一條和第二條定義，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評和質疑，認為其定義要麼言過其實，要麼自相矛盾。
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丁認為，與“華盛頓共識”相比，“中國模式”有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在發展目標上，“中國模式”強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穩定和人權必須平衡發展，其中人權的含義也與西方不同；其次，在發展戰略上，“中國模式”主張通過試驗，在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下進行漸進改革，反對“休克療法”，先經濟，後政治，而且未來選擇的政體也未必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再有，在對外援助方面，“中國模式”不給對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議，要求體制改革，甚至要求建立公民社會。
美國俄勒岡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阿裏夫德利克則認為，“中國模式”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種“理念”，因為它並沒有嚴謹的含義。他說，人們在提到“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時，似乎把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事情都與這個概念聯繫起來。
也有不少學者從根本上反對所謂“中國模式”這一概念，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沒有什麼“模式”。有的學者索性指出，在“北京共識”上根本沒有“共識”。
◆ 美國學者擔憂“中國模式”構成挑戰
美國學術界在討論和評價“中國模式”時，幾乎都與“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認為“中國模式”是在“華盛頓共識”失敗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模式”。
美國學者對這種新模式的潛在影響普遍表示擔憂。哈丁認為，“中國模式”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抵制西方有條件援助、拒絕美國推行民主或羡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政府，似乎很有吸引力。他認為，“中國模式”將與美國版的模式形成競爭，儘管誰勝誰負尚在未定之數。
更為偏激的觀點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都效仿“中國模式”，強調自主，這將對美國和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構成挑戰，並形成新的世界中心。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將加強中國軟實力的影響，並對“中國模式”在非洲國家中的影響十分關注。德利克認為，“北京共識”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共識”這個字眼本身就有“霸權”色彩。他又說，無論是“北京共識”還是“中國模式”，都暗示“在全球政治經濟中還存在一極，可以為那些華盛頓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提供一個集結地點”。
也有觀點認為，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存在誤區，因為“中國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與其說是挑戰西方經濟秩序，不如說是中國巧妙地利用和操縱了西方經濟秩序。
拉莫是比較認同“中國模式”的美國學者之一，但他也在文章中認為：“中國的市場體系已經帶來了各種問題。在宏觀層面，這些問題包括污染、社會不穩定、腐敗、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業。在個人層面，除了最年輕的人群，每一個中國人都發現，生活的快速變化使他們不同程度地有所迷失”，“在過去25年中，中國從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之一，轉變為最不平均的國家之一”。
◆ 英國學者稱“中國模式”兼收並蓄
中國問題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侯賽團近日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兼具諸多成功經濟模式的特點，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和變化，還在整體上惠及全球。中國領導人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理念有益於中國，整個世界也將受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既不同于上世紀亞洲“四小龍”快速發展經濟的出口導向型，也不同於以消費為主導的美國模式，或德國、法國式的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在保持自身數千年的社會、文化傳統的前提下，經濟快速實現市場化、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迅速實現全球化的發展模式。
他說，中國的發展不但在原來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內形成了巨大消費市場，同時中國企業也逐步走向世界，開拓了世界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模式是兼具“四小龍”、美國和歐洲等經濟模式的中國特有的模式，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排斥市場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也不是美國的或歐洲的市場經濟。中國已經發展了被世人稱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但同時也為東南亞甚至歐洲等地區的企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機遇。“中國製造”不僅使中國受益，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也從價格相對低廉的“中國製造”中獲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領導層的團結、高效和治國經驗的不斷提高，中國相對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發展良好的基礎設施體系，中國人民的勤奮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理念都是中國30年來取得迅猛發展的關鍵。中國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鄧小平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路，被一屆又一屆的中國高層領導扎扎實實地落實了下來。現在的中國領導層更加注意傾聽，對國計民生更加關注，政治體制也更加透明，他們領導下的中國法制建設得到了空前加強。
阿塔爾侯賽因說，北京奧運會向世人展現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但西方在報導北京奧運會成功的同時，也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了一些疑問。這些疑問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但從中可以發現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在諸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迅猛發展之後，世界的市場和能源面臨著重新劃分的挑戰，如何在實現中國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又與世界其他地方和平相處，中國的“和諧社會”理念大有文章可做。中國現在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是中國領導人對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進行全面分析後得出的合乎規律的戰略思路。
在談及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時，他說，中國的國際公關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中國就像一個大象突然進入世界經濟這個房間，它要進來，別人肯定得讓出一些地方。中國的發展政策應該用適應不同文化的方式進行解釋，中國制定發展戰略也應該考慮周邊國家的反應，考慮左鄰右舍的利益和心理。
◆ 法國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成功但面臨挑戰
在法國，幾乎沒有人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持有異議，在驚歎中國奇跡的同時，法國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模式”仍面臨各種挑戰。
目前，法國學者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發展模式是“政治控制與經濟自由相結合”，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成功地使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國，在外交上取得重大進展，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也有一定進展，同時在環境、資源等領域付出了較大代價，社會福利、政治制度和人權等領域進展不足。也有不少專家擔心，中國按目前趨勢繼續發展，會給世界原材料、能源市場帶來巨大壓力，對現行國際秩序將構成挑戰。
著名經濟史專家雅克馬賽義曾是法國共產黨成員，近年來轉而積極支援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他稱讚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推崇“中國模式”的務實與高效，並且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對法國經濟是一個機遇而不是威脅。
不過他也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勢頭，十多億中國人的消費水準將逐步趕上歐美國家，屆時地球資源將很快不敷使用，因此中國或世界將不得不調整目前的發展和消費模式。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中心主任瓦萊裏尼凱認為，中國政府政策靈活、務實，鼓勵投資發展，企業社會福利負擔較輕，非常有利於企業發展，此外海外華人的大量投資和支援則使中國經濟獨具優勢。
她認為，中國目前正在“河流中央”，面臨的問題是現行經濟發展模式能否持續或成功轉型，前一階段經濟發展成功的同時也出現了環境惡化以及社會福利、教育、醫療領域欠賬等問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規則不健全，今後一段時間內能源、原材料漲價和歐美經濟衰退等因素將造成中國外部經濟環境惡化，隨著政府對企業在環境和員工福利等方面要求的提高，中國對外資吸引力可能會受一定影響。
她說，如何提高創新能力，加強中國社會在人文、思想領域的吸引力，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過程中需要重視的環節。
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新書《中國讓我擔心》中認為，“中國模式”是“寬鬆的威權主義”，致力於在爭取對中國有利的前提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按照中國方式發展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將個人自由與物質享受相結合。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大國地位和“超常”的外交成就，不過目前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仍然脆弱，其關鍵問題還在國內。
在他看來，經濟增長的成就尚未使中國全面走出“欠發達”狀態、中國教育與科研系統需要現代化，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還缺少經驗。中國的經濟增長“浪費”過於嚴重，付出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成本過高，中國經濟的頭上有四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業、國有企業、股市、金融。目前中國政府手中還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高額外匯儲備等工具克服可能出現的危機，但是出現最壞的結果不是沒有可能。目前全球性的能源和原材料漲價也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
法國參議院外交國防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認為，中國有望在國際上展現一個與西方民主政體相抗衡的“中國模式”，以一個具有一定民意代表性、以一黨為中心的強力政府，保證國家穩定與繁榮。
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權力，民族因素多於意識形態因素。中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屈辱，正是中國共產黨才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尊嚴，共產黨通過改革開放成功發展經濟，保障國家強大，繼續得到了人民擁護。目前中國共產黨正努力通過改革執政方式，建設和諧社會，通過協商加強黨內民主，提高共產黨幹部的執政能力，打擊腐敗，從而繼續保持執政合法性。
報告同時也認為，中國的發展仍有脆弱之處：需要對付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主義勢力；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影響到社會穩定，最終可能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每年大量勞動力進入市場，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才能消化新增勞動力，目前的就業機會增長速度還趕不上經濟增長速度；20年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勞動力和退休人口比例目前為5.3:1，預計2030年將達到2.3:1，如何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的諸多問題將是對中國政府現行發展模式的一個重大考驗；中國發展還需要面對外部國際環境的考驗，比如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等問題的批評。
值得警惕的是，在法國學術界包括政界，還有少數人在宣揚“中國威脅論”。比如持右翼觀點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德奧梅松曾發表文章稱，中國發展會對目前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構成挑戰。他聲稱中俄等國奉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與西方在人權、民主和自由等領域存在明顯分歧，稱中俄等國的“民族擴張主義”是“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
◆ 日本華人學者說中國走出了適合自己的道路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人文學部華人教授朱建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在發展過程中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今後應在引導國際輿論上下功夫。
朱建榮說，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全面開放而又立足國情的發展模式，避免了全盤照搬西方和過分強調本國國情不願改革的兩種錯誤傾向。中國的發展模式以改革先行，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促穩定，民眾在享受發展和穩定的成就後又反過來支持進一步改革，從而形成一種良性迴圈。中國的穩定發展不僅對世界的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條新的發展之路。
朱建榮認為，中國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的一種“和平競賽”，但又不同于前蘇聯赫魯雪夫時代的“和平競賽”。中國不是在與西方決裂的情況下發展，而是尋求融入世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逐漸推進民主法制，同時保留了原有的集中優勢，使國家能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歷屆政府能執行同一個長期戰略，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低效率和只顧眼前的弊端。中國的這一優勢在四川大地震的抗災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些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家都在私下感歎，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令人害怕。
他說，西方一方面對中國的發展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但另一方面又無法像以前對待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那樣進行封鎖和孤立，這是中國開放發展的重大成功。
對於國外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和對華歪曲報導，朱建榮認為，應理解這一現象的成因並進行有針對性的應對。他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雙方相互理解不夠；二是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使得一般西方人和媒體記者下意識地將共產黨等同於專制獨裁，對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進行負面解讀；三是中國國力的上升和發達國家地位相對下降，使得他們採取這樣的戰略給中國發展製造障礙。□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選擇，但同時也對中國影響力的擴大感到擔憂
●《瞭望》新聞週刊駐外記者嚴鋒(華盛頓)、馬建國(倫敦)、嚴明(巴黎)、劉贊(東京)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30年改革開放，中國獲得了全球矚目的飛速發展，中國所走過的發展道路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有關“中國模式”的探討最早開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2004年5月，美國《時代》週刊前高級主編約書亞庫珀拉莫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近年來有關“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討論在美國及西方學術界仍是熱門話題。
◆“華盛頓共識”的破產與“中國模式”
上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拉美國家提供一攬子經濟改革援助計畫，並在放鬆政府管制、削減社會開支、私營化等方面附加了一系列條件，這與後來的所謂“休克療法”等統稱為“華盛頓共識”。
美國學術界如今認為，“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基本上是破產的，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所謂“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正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模式”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方面取得的驕人成就，普遍予以肯定。但也有不少人聲稱，中國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也恰恰與這一模式有關，並對這一模式能否持續取得成功表示懷疑。
到目前為止，美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模式”本身的內涵就存在很大分歧。拉莫本人提出的定義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正在絞盡腦汁地思考，在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單極中心的世界中，如何既要發展自己的國家，又能以一種允許他們擁有真正的獨立，並保護自己生活方式與政治選擇的方法融入國際秩序。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開拓出了一條道路，我把這稱為‘北京共識’。”拉莫把“北京共識”歸結為三個方面，即創新和不斷試驗；把可持續性和均衡性（指縮小貧富差距）放到比GDP增長優先的地位；自主權。
自從拉莫提出上述定義後，美國學術界就一直爭論不休，尤其是第一條和第二條定義，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評和質疑，認為其定義要麼言過其實，要麼自相矛盾。
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丁認為，與“華盛頓共識”相比，“中國模式”有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在發展目標上，“中國模式”強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穩定和人權必須平衡發展，其中人權的含義也與西方不同；其次，在發展戰略上，“中國模式”主張通過試驗，在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下進行漸進改革，反對“休克療法”，先經濟，後政治，而且未來選擇的政體也未必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再有，在對外援助方面，“中國模式”不給對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議，要求體制改革，甚至要求建立公民社會。
美國俄勒岡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阿裏夫德利克則認為，“中國模式”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種“理念”，因為它並沒有嚴謹的含義。他說，人們在提到“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時，似乎把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事情都與這個概念聯繫起來。
也有不少學者從根本上反對所謂“中國模式”這一概念，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沒有什麼“模式”。有的學者索性指出，在“北京共識”上根本沒有“共識”。
◆ 美國學者擔憂“中國模式”構成挑戰
美國學術界在討論和評價“中國模式”時，幾乎都與“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認為“中國模式”是在“華盛頓共識”失敗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模式”。
美國學者對這種新模式的潛在影響普遍表示擔憂。哈丁認為，“中國模式”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抵制西方有條件援助、拒絕美國推行民主或羡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政府，似乎很有吸引力。他認為，“中國模式”將與美國版的模式形成競爭，儘管誰勝誰負尚在未定之數。
更為偏激的觀點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都效仿“中國模式”，強調自主，這將對美國和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構成挑戰，並形成新的世界中心。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將加強中國軟實力的影響，並對“中國模式”在非洲國家中的影響十分關注。德利克認為，“北京共識”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共識”這個字眼本身就有“霸權”色彩。他又說，無論是“北京共識”還是“中國模式”，都暗示“在全球政治經濟中還存在一極，可以為那些華盛頓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提供一個集結地點”。
也有觀點認為，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存在誤區，因為“中國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與其說是挑戰西方經濟秩序，不如說是中國巧妙地利用和操縱了西方經濟秩序。
拉莫是比較認同“中國模式”的美國學者之一，但他也在文章中認為：“中國的市場體系已經帶來了各種問題。在宏觀層面，這些問題包括污染、社會不穩定、腐敗、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業。在個人層面，除了最年輕的人群，每一個中國人都發現，生活的快速變化使他們不同程度地有所迷失”，“在過去25年中，中國從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之一，轉變為最不平均的國家之一”。
◆ 英國學者稱“中國模式”兼收並蓄
中國問題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侯賽團近日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兼具諸多成功經濟模式的特點，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和變化，還在整體上惠及全球。中國領導人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理念有益於中國，整個世界也將受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既不同于上世紀亞洲“四小龍”快速發展經濟的出口導向型，也不同於以消費為主導的美國模式，或德國、法國式的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在保持自身數千年的社會、文化傳統的前提下，經濟快速實現市場化、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迅速實現全球化的發展模式。
他說，中國的發展不但在原來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內形成了巨大消費市場，同時中國企業也逐步走向世界，開拓了世界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模式是兼具“四小龍”、美國和歐洲等經濟模式的中國特有的模式，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排斥市場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也不是美國的或歐洲的市場經濟。中國已經發展了被世人稱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但同時也為東南亞甚至歐洲等地區的企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機遇。“中國製造”不僅使中國受益，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也從價格相對低廉的“中國製造”中獲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領導層的團結、高效和治國經驗的不斷提高，中國相對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發展良好的基礎設施體系，中國人民的勤奮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理念都是中國30年來取得迅猛發展的關鍵。中國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鄧小平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路，被一屆又一屆的中國高層領導扎扎實實地落實了下來。現在的中國領導層更加注意傾聽，對國計民生更加關注，政治體制也更加透明，他們領導下的中國法制建設得到了空前加強。
阿塔爾侯賽因說，北京奧運會向世人展現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但西方在報導北京奧運會成功的同時，也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了一些疑問。這些疑問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但從中可以發現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在諸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迅猛發展之後，世界的市場和能源面臨著重新劃分的挑戰，如何在實現中國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又與世界其他地方和平相處，中國的“和諧社會”理念大有文章可做。中國現在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是中國領導人對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進行全面分析後得出的合乎規律的戰略思路。
在談及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時，他說，中國的國際公關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中國就像一個大象突然進入世界經濟這個房間，它要進來，別人肯定得讓出一些地方。中國的發展政策應該用適應不同文化的方式進行解釋，中國制定發展戰略也應該考慮周邊國家的反應，考慮左鄰右舍的利益和心理。
◆ 法國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成功但面臨挑戰
在法國，幾乎沒有人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持有異議，在驚歎中國奇跡的同時，法國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模式”仍面臨各種挑戰。
目前，法國學者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發展模式是“政治控制與經濟自由相結合”，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成功地使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國，在外交上取得重大進展，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也有一定進展，同時在環境、資源等領域付出了較大代價，社會福利、政治制度和人權等領域進展不足。也有不少專家擔心，中國按目前趨勢繼續發展，會給世界原材料、能源市場帶來巨大壓力，對現行國際秩序將構成挑戰。
著名經濟史專家雅克馬賽義曾是法國共產黨成員，近年來轉而積極支援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他稱讚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推崇“中國模式”的務實與高效，並且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對法國經濟是一個機遇而不是威脅。
不過他也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勢頭，十多億中國人的消費水準將逐步趕上歐美國家，屆時地球資源將很快不敷使用，因此中國或世界將不得不調整目前的發展和消費模式。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中心主任瓦萊裏尼凱認為，中國政府政策靈活、務實，鼓勵投資發展，企業社會福利負擔較輕，非常有利於企業發展，此外海外華人的大量投資和支援則使中國經濟獨具優勢。
她認為，中國目前正在“河流中央”，面臨的問題是現行經濟發展模式能否持續或成功轉型，前一階段經濟發展成功的同時也出現了環境惡化以及社會福利、教育、醫療領域欠賬等問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規則不健全，今後一段時間內能源、原材料漲價和歐美經濟衰退等因素將造成中國外部經濟環境惡化，隨著政府對企業在環境和員工福利等方面要求的提高，中國對外資吸引力可能會受一定影響。
她說，如何提高創新能力，加強中國社會在人文、思想領域的吸引力，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過程中需要重視的環節。
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新書《中國讓我擔心》中認為，“中國模式”是“寬鬆的威權主義”，致力於在爭取對中國有利的前提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按照中國方式發展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將個人自由與物質享受相結合。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大國地位和“超常”的外交成就，不過目前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仍然脆弱，其關鍵問題還在國內。
在他看來，經濟增長的成就尚未使中國全面走出“欠發達”狀態、中國教育與科研系統需要現代化，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還缺少經驗。中國的經濟增長“浪費”過於嚴重，付出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成本過高，中國經濟的頭上有四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業、國有企業、股市、金融。目前中國政府手中還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高額外匯儲備等工具克服可能出現的危機，但是出現最壞的結果不是沒有可能。目前全球性的能源和原材料漲價也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
法國參議院外交國防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認為，中國有望在國際上展現一個與西方民主政體相抗衡的“中國模式”，以一個具有一定民意代表性、以一黨為中心的強力政府，保證國家穩定與繁榮。
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權力，民族因素多於意識形態因素。中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屈辱，正是中國共產黨才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尊嚴，共產黨通過改革開放成功發展經濟，保障國家強大，繼續得到了人民擁護。目前中國共產黨正努力通過改革執政方式，建設和諧社會，通過協商加強黨內民主，提高共產黨幹部的執政能力，打擊腐敗，從而繼續保持執政合法性。
報告同時也認為，中國的發展仍有脆弱之處：需要對付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主義勢力；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影響到社會穩定，最終可能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每年大量勞動力進入市場，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才能消化新增勞動力，目前的就業機會增長速度還趕不上經濟增長速度；20年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勞動力和退休人口比例目前為5.3:1，預計2030年將達到2.3:1，如何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的諸多問題將是對中國政府現行發展模式的一個重大考驗；中國發展還需要面對外部國際環境的考驗，比如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等問題的批評。
值得警惕的是，在法國學術界包括政界，還有少數人在宣揚“中國威脅論”。比如持右翼觀點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德奧梅松曾發表文章稱，中國發展會對目前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構成挑戰。他聲稱中俄等國奉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與西方在人權、民主和自由等領域存在明顯分歧，稱中俄等國的“民族擴張主義”是“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
◆ 日本華人學者說中國走出了適合自己的道路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人文學部華人教授朱建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在發展過程中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今後應在引導國際輿論上下功夫。
朱建榮說，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全面開放而又立足國情的發展模式，避免了全盤照搬西方和過分強調本國國情不願改革的兩種錯誤傾向。中國的發展模式以改革先行，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促穩定，民眾在享受發展和穩定的成就後又反過來支持進一步改革，從而形成一種良性迴圈。中國的穩定發展不僅對世界的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條新的發展之路。
朱建榮認為，中國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的一種“和平競賽”，但又不同于前蘇聯赫魯雪夫時代的“和平競賽”。中國不是在與西方決裂的情況下發展，而是尋求融入世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逐漸推進民主法制，同時保留了原有的集中優勢，使國家能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歷屆政府能執行同一個長期戰略，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低效率和只顧眼前的弊端。中國的這一優勢在四川大地震的抗災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些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家都在私下感歎，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令人害怕。
他說，西方一方面對中國的發展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但另一方面又無法像以前對待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那樣進行封鎖和孤立，這是中國開放發展的重大成功。
對於國外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和對華歪曲報導，朱建榮認為，應理解這一現象的成因並進行有針對性的應對。他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雙方相互理解不夠；二是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使得一般西方人和媒體記者下意識地將共產黨等同於專制獨裁，對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進行負面解讀；三是中國國力的上升和發達國家地位相對下降，使得他們採取這樣的戰略給中國發展製造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