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祸国殃民中宣部是始作俑者 练乙铮
星期日 十月 05, 2008 11:37 pm
祸国殃民中宣部是始作俑者
周六拙作《炮打中宣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报后，关心毒奶事件的朋友当中，不只一个来电投诉笔者文章不够「火」，其中一位更道：「你文不对题，题目那么麻辣，文章却温温吞吞，通篇四平八正连一个惊叹号也没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得也是；这位朋友是「老爱国」，对国家是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真的，古往今来，「秀才」若有半点长处，亦往往不在造反，不过，只要不是「遇着兵」，摆点事实，讲点道理，还是有作用的；况且，今天资讯发达，有关中国问题，很多时看几本书、在网上点击几下国内外网页求证，所得材料，胜过不少人大政协商贾政客年年回国作「实地考察」。这些材料用到文章里，读者阅后，化作心中一个惊叹号，不是比作者在文章里用上十个还强？
让事实说话。毒奶事件发生后，国内外人士齐声谴责，但矛头所指各有不同。胡总书记指摘党政干部麻木不仁，温总理埋怨一些企业家只顾利润、身上没流着多少道德的血液，国务院怪罪质检局，质检局指责奶企，奶企说罪在奶农，民建联曾钰成说是因为国内精神文明的发展追不上一日千里的物质文明，三鹿公司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则责备自己「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识认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对后果估计不足，迟报信息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从周六本栏所引零五年中宣部下达、各省委零六年发往基层的指示文件，我们可清楚看出，所有上述指责，纵或多或少包含正确成分，却完全未能切中要害，石家庄政府把责任一把揽上身，更明显是「顶包」之举。_中宣部、省委文件一再强调，为了国家大局的稳定，对食品安全出问题的事例，只能「有选择地曝光」，「不能让一篇文章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必须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严守宣传纪律，规范报道行为」。这次三鹿出事，石家庄政府迟报，根本不是什么「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全局看问题」，而恰恰是完全按照中宣部《意见》、紧跟省委《要点》办事；有关干部并非「麻木不仁」，而是在政治上非常「顾大局、识大体」、十分「敏感」。毒奶事件全过程揭示的，绝不仅仅是个别企业贪图暴利、个别政府机关玩忽职守、个别奶农在竞争压力之下铤而走险的恶行，而是一个出在共产党身上的系统性、体制性政治问题。
正巧，十七届三中全会本周四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据报道将重点讨论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但毫无疑问一定要回顾一年来国家经历过的正反面大事，毒奶事件必是其中之一；年来各级领导人言之凿凿的政治体制改革，亦必在会上提及。笔者认为，毒奶事件，中宣部在食品安全事上所扮演角色，以及长期以来中宣部对新闻消息的强力监控，三者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为此，笔者试作较深入探讨。
中宣部为求「稳定」，对食品安全事故只作选择性披露，这个政策的体制性效果起码有下列三个： （一）愈大的企业愈坏。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制造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当局只会公开披露一些中小企犯事例案；大企业涉罪，党政机关只会上下齐心合力一起瞒，实行「关门打仔」；不过，门关起之后，「仔」却不一定打，因为贪污腐化力量随时可在阳光不到的阴暗角落里作用。如此，中小企能活下去的，或比较干净，大企业则藏污纳垢，某一天出事，其破坏力亦大，到头来真正危害社会稳定。
（二）改变企业成本比例，导致行业出现垄断倾向。中宣部不打老虎、只打苍蝇，中小企为免恶行披露，不敢用价低质劣或有毒原料，大企业却无此忌惮，生产成本因此可大幅下降；加上行业之内其他原因，本已处于不利阵势的中小企，进一步丧失竞争力，或被大企业购并，结果出现市场份额集中程度过高，引起垄断化，丧失经济效率。
（三）中宣部成为最腐化权力机构。因为披露犯事企业是选择性的，中宣部有全权决定谁受保护谁受处罚，个中坏处，不说自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党政机构或多或少都感受舆论压力，连国务院有时也受传媒批评，例如铁道部，每逢「春运」之际，所受指摘更是排山倒海，唯独中宣部完全不受舆论监督；原因很简单，舆论是它管的，全国所有报刊书籍出版的生杀大权操在它手上，所有出版物的编辑、记者都在中宣部注册才可受聘上任，故传媒行业无人敢动中宣部分毫。国内同行告知笔者，对任何企业的不利报道，中宣部不必下达文件，一通电话便可制止，不露痕迹，连中纪委也管不着；这样的机构，放在香港，一天也不能存在。绝对权力加上对私企选择性执法，后果必然是绝对腐化。有中宣部这个大缺口，中国食品工业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出现大量安全问题或质量事故，完全不可避免。
政府为了「稳定」，大企业恶行受保护，其效果之坏，殷鉴不远。美国次按风暴中的主角之一——「两房」，便是受「大得不能倒」理论照顾的既得利益者，结果它一样要倒，而且更替美国金融体制带来极大震荡。中宣部「不能让一篇报道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的观念及按此观念建立的相应舆论宣传手法，正正是「大得不能倒」的中国版，它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反会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藏污纳垢，埋下强震的祸根。「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在八九年之际提出的，那种只靠强权达到目的不问对社会损害有多大的做法，今天已经毫无必要。
三鹿、蒙牛、伊利等大公司出事，连同它们的外资合作商或海外营运单位，都受严重打击；中国品牌要独力打进世界市场已经不易，现在想借外国品牌牵引走向世界，也将遭遇极大困难。此例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效益，如无政治改革配套，已然到了尽头。结论是政制改革应该启动，而且应从中宣部这个毒瘤开始。
注：_笔者周六文章所举省委文件，篇幅所限，只选浙江省，但其他各省市亦有同样指示下达基层，读者在网上很易查得。
周六拙作《炮打中宣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报后，关心毒奶事件的朋友当中，不只一个来电投诉笔者文章不够「火」，其中一位更道：「你文不对题，题目那么麻辣，文章却温温吞吞，通篇四平八正连一个惊叹号也没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得也是；这位朋友是「老爱国」，对国家是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真的，古往今来，「秀才」若有半点长处，亦往往不在造反，不过，只要不是「遇着兵」，摆点事实，讲点道理，还是有作用的；况且，今天资讯发达，有关中国问题，很多时看几本书、在网上点击几下国内外网页求证，所得材料，胜过不少人大政协商贾政客年年回国作「实地考察」。这些材料用到文章里，读者阅后，化作心中一个惊叹号，不是比作者在文章里用上十个还强？
让事实说话。毒奶事件发生后，国内外人士齐声谴责，但矛头所指各有不同。胡总书记指摘党政干部麻木不仁，温总理埋怨一些企业家只顾利润、身上没流着多少道德的血液，国务院怪罪质检局，质检局指责奶企，奶企说罪在奶农，民建联曾钰成说是因为国内精神文明的发展追不上一日千里的物质文明，三鹿公司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则责备自己「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识认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对后果估计不足，迟报信息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从周六本栏所引零五年中宣部下达、各省委零六年发往基层的指示文件，我们可清楚看出，所有上述指责，纵或多或少包含正确成分，却完全未能切中要害，石家庄政府把责任一把揽上身，更明显是「顶包」之举。_中宣部、省委文件一再强调，为了国家大局的稳定，对食品安全出问题的事例，只能「有选择地曝光」，「不能让一篇文章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必须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严守宣传纪律，规范报道行为」。这次三鹿出事，石家庄政府迟报，根本不是什么「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全局看问题」，而恰恰是完全按照中宣部《意见》、紧跟省委《要点》办事；有关干部并非「麻木不仁」，而是在政治上非常「顾大局、识大体」、十分「敏感」。毒奶事件全过程揭示的，绝不仅仅是个别企业贪图暴利、个别政府机关玩忽职守、个别奶农在竞争压力之下铤而走险的恶行，而是一个出在共产党身上的系统性、体制性政治问题。
正巧，十七届三中全会本周四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据报道将重点讨论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但毫无疑问一定要回顾一年来国家经历过的正反面大事，毒奶事件必是其中之一；年来各级领导人言之凿凿的政治体制改革，亦必在会上提及。笔者认为，毒奶事件，中宣部在食品安全事上所扮演角色，以及长期以来中宣部对新闻消息的强力监控，三者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为此，笔者试作较深入探讨。
中宣部为求「稳定」，对食品安全事故只作选择性披露，这个政策的体制性效果起码有下列三个： （一）愈大的企业愈坏。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制造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当局只会公开披露一些中小企犯事例案；大企业涉罪，党政机关只会上下齐心合力一起瞒，实行「关门打仔」；不过，门关起之后，「仔」却不一定打，因为贪污腐化力量随时可在阳光不到的阴暗角落里作用。如此，中小企能活下去的，或比较干净，大企业则藏污纳垢，某一天出事，其破坏力亦大，到头来真正危害社会稳定。
（二）改变企业成本比例，导致行业出现垄断倾向。中宣部不打老虎、只打苍蝇，中小企为免恶行披露，不敢用价低质劣或有毒原料，大企业却无此忌惮，生产成本因此可大幅下降；加上行业之内其他原因，本已处于不利阵势的中小企，进一步丧失竞争力，或被大企业购并，结果出现市场份额集中程度过高，引起垄断化，丧失经济效率。
（三）中宣部成为最腐化权力机构。因为披露犯事企业是选择性的，中宣部有全权决定谁受保护谁受处罚，个中坏处，不说自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党政机构或多或少都感受舆论压力，连国务院有时也受传媒批评，例如铁道部，每逢「春运」之际，所受指摘更是排山倒海，唯独中宣部完全不受舆论监督；原因很简单，舆论是它管的，全国所有报刊书籍出版的生杀大权操在它手上，所有出版物的编辑、记者都在中宣部注册才可受聘上任，故传媒行业无人敢动中宣部分毫。国内同行告知笔者，对任何企业的不利报道，中宣部不必下达文件，一通电话便可制止，不露痕迹，连中纪委也管不着；这样的机构，放在香港，一天也不能存在。绝对权力加上对私企选择性执法，后果必然是绝对腐化。有中宣部这个大缺口，中国食品工业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出现大量安全问题或质量事故，完全不可避免。
政府为了「稳定」，大企业恶行受保护，其效果之坏，殷鉴不远。美国次按风暴中的主角之一——「两房」，便是受「大得不能倒」理论照顾的既得利益者，结果它一样要倒，而且更替美国金融体制带来极大震荡。中宣部「不能让一篇报道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的观念及按此观念建立的相应舆论宣传手法，正正是「大得不能倒」的中国版，它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反会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藏污纳垢，埋下强震的祸根。「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在八九年之际提出的，那种只靠强权达到目的不问对社会损害有多大的做法，今天已经毫无必要。
三鹿、蒙牛、伊利等大公司出事，连同它们的外资合作商或海外营运单位，都受严重打击；中国品牌要独力打进世界市场已经不易，现在想借外国品牌牵引走向世界，也将遭遇极大困难。此例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效益，如无政治改革配套，已然到了尽头。结论是政制改革应该启动，而且应从中宣部这个毒瘤开始。
注：_笔者周六文章所举省委文件，篇幅所限，只选浙江省，但其他各省市亦有同样指示下达基层，读者在网上很易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