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Mucho Dolor:百万美元民事案审判记(10)
星期一 九月 22, 2008 12:12 pm
第十天
今天一来就表决,还是六比六。好几个人都说昨夜想案情,没睡好,讨论时就显得无精打采。分歧仍在护士长是否错报了病情。大家一致认为老太太还是有疼痛,但只有六人认为她的疼痛没有护士长说的那么严重,不需要双份剂量的强力止痛药。这六个里面只有我和那土尔其裔妇女常发言,而对方有四个人常发言:IT经理、退休律师、意裔女子和陪审团团长,而且团长还利用他的特权,随时插话,如果我们两个有谁没举手就说话,他就制止,但他们那派有人没举手就说话,他不制止。虽然是“有理不在声高”,但说话机会多,别人听得多了,受的影响就大些。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失去了旅馆店员。又争论了三个小时,我们失去了卡车调度。
对方胜利在望了,士气大振。他们说既然法官让我们用常识来判断,就纷纷用各自的经验来证明老太太肯定很疼痛,完全否定了病情记录。他们不断强调只有医生有处方权,责任仅在医生,不应该让护士长来分担责任。他们说在老人院,病人摔倒是常事,三个月摔20次并不算太多。他们还引用辩方专家的话来说明老人院不使用“膝上伴侣”和鞍马垫是因为那些劳什子没有用,她能够把这些垫子扯下来。床栏杆也没用,从栏杆上翻下来,会摔得更狠。矮床也不好,不易于她站起来,不易于其它许多活动。而且老人院不能限制病人的行动。由于老太太难以控制,老人院建议送她去精神病院,在那里可以限制她行动,但她的儿女没有采纳这建议。我说双方证词表明,他们不是不采纳,而是在寻找地方。还没有找到呢,老太太就出事了。团长立即制止我,要我等到轮到我说话时再说。
那位老年妇女开始动摇了。大家都烦了,说不愿意明天再来了,今天结束吧!再次投票,九比三。只有我、中学教员和土尔其裔妇女仍认为护士长误报了病情。对方赢得了多数,这一组的其它问题都不用问了。之后,另外四组的问题便随风而倒,既然连病情都没有误报,哪里还谈得到虐待老太太?导致老太太死亡?既然连护士长都没有渎职,哪里还有其他什么人渎职?老人院既然没有责任,公司就更没有责任了。
陪审团长按了两下铃,在等待法警来领我们去法庭时,大家轻松地聊起天来。有人说,将来无论如何也不送父母去老人院,自己老了,更不去,死也不去老人院。大家随即附和。我说:“既然我们都认为老人院没有尽职,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呢?”我的话像落入枯井的雨点,没有激起一点涟漪。
法庭秘书宣读我们的判决时,我不好意思面对原告,只是偷看了几眼。他们失望的表情和微微摇动的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注意到,陪审员们都不往原告那边看,他们是在避免接触原告的目光。念到第三个大问题时,秘书发现判决写错了,法官核实了结果后,让陪审团长改正并签字。这位只上过中学的团长这才看明白。唯一令我略感慰藉的是,判决书上记录着九比三,而不是一致通过。
这场审判让我进一步看到,虽然美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几乎无懈可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实现公道。说到底,执行法律的是人,而人会犯错误。就像辛普森案件那样,有罪的人,还是有可能逃脱法网。当然,具体到这个案件,我不敢说我们肯定判错了。首先,我的记录就很可能带有我自己的偏见。也许我过早地得出结论,而这篇审判记就像日记一样,是当天晚上写的,在取舍上难免不受我自己成见的影响。在审议时,别人的意见也让我感到他们有道理并开始怀疑我的看法。如果原告根本不要赔偿,只要惩罚被告,或从一开始就说明,如果胜诉,赢得的赔偿将全数交给某慈善机构,也许我们的判决就会不同。如果控方律师少说两句,少用两次他准备的图表,就会多赢得两票(有一位陪审员抱怨说控方律师太罗嗦,让她腻透了。另外一位陪审员说那些表格,他再看一眼就要吐了)。也许我少跟他们讲些理,多用些情,结果就会不同。也许……
可能性很多,但机会已经过去。一案不二审(Double Jeopardy) 是美国的司法原则。在这个国家,宁可放过一个有罪的,也不可冤枉一个无辜的。因为错放只是犯了一个错误,而冤枉是犯了两个错误——既放过了有罪的,也惩罚了无辜的,而且后者是天大的错误。为此,我才在心里接受了这审判结果。但愿被告也受到教训,以后会改进服务质量,以免再被人告上法庭。毕竟请律师打这么久的官司,找专家出庭1小时要花300-500美元。时间和钱财对公司来说都陪不起,还不如用在改善服务上。另外,我觉得美国政府对老人院的基本要求规定得很细,老人院的制度也相当完善。试想,如果没有那些记录,即使病人摔倒了,家属也未必知道啊,更别提打官司了。当然,只有好的制度还不够。人的素质不提高,再好的制度也有空可钻。
我一开始就告诉法官我要把这经历写下来,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司法程序。审判结束后,他问我这经历对我是否有益?我说:“就我个人来说,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对原告来说,我感到遗憾,因为我与多数陪审员的意见相左。”法官与我对视,握着我的手说:“我明白。写完审判记给我一份吧,我们还可以坐下来谈谈。”我请求让我拿走我的笔记本,以便核实情况,写得准确些。他立即让法警去把一号陪审员的笔记本给我拿来。我再次保证不会提到任何真名实姓。法官信任地点点头。
这场审判,最深切的感受,说到底,还是痛苦:老太太的疼痛,她女儿的心疼和内疚,陪审员的同感,我们失败的痛苦。这多种痛苦,可不是那个西班牙短语mucho dolor能够包含的,而要说muchos dolores才足以表达。
2008年9月20日
The author: 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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