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Mucho Dolor：百万美元民事案审判记(4)
星期一 九月 22, 2008 12:02 pm
第四天
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周末了，我是按工作日记算的。控方律师传唤一位老姑娘，看样子50多岁了，她要求人们叫她xx小姐。老姑娘声若蚊蝇，我坐在一号陪审员席都听不清楚。法官请她大点儿声靠近麦克风回答，这才勉强听到。原来她是负责调查公司下属单位抱怨的。调查要与许多人面谈，真不知道这样一位腼腆的老姑娘怎么开展工作？她调查过此案原告最初向公司提出的内部抱怨，并给老人院滥用止痛药发过警告信，因为无论从值班记录上，还是在与三至四个护士的面谈中，她都没有找到任何应该使用强力止痛药的理由。她很清楚，那种强力止痛药有副作用，尤其对老年人的呼吸有很大影响，也会导致服药者昏昏欲睡。这些副作用在药物管理局给所有医生和健康护理机构的“黑匣子”预警通知书中都详细讲过。
辩方律师的盘问主要说明了一点，三十多年前，这位老姑娘曾经离开过该公司一段时间。突然，他的手机响了。在法庭里，居然没有把手机关上！他道歉后，问老姑娘：“你离开时与公司的关系好吗？”老姑娘纤细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而响亮了：“我认为是好的。”
控方律师又传唤公司的护士顾问，她曾是老人院的前任护士长，现在负责全公司的质量检查和保证，并为之提出改善意见。她与那老姑娘截然不同，回答利索、语气爽朗，言谈中显示出自信。她曾自诩为管理人员，现在又纠正说她不属于管理层，只是参与管理性质的会议。现任老人院护士长在誓词中声称，就是这位顾问建议对原告的母亲使用那强力止痛药，但顾问说不记得了。实际上，所问的细节，绝大多数她都不记得了，她是抓大事的。
辩方律师的问题让这位负责质量的护士顾问主要说明了一点：老人院如果确有渎职现象，那也是现任护士长个人的责任。关于服务质量，公司有一系列措施和各种手段，是严格把关的，但通常不会对某个病人的具体情况下达指示。
控方律师又传唤老人院的护士之一。她是迄今为止，从外表上看最不严肃的证人。这不仅因为她在室内还戴着墨镜，她那大大咧咧的做派，满不在乎的样子，与法庭肃穆的气氛很不协调。律师的问题焦点在使用含毒品的止痛药上。那类药品都是锁在匣子里的，她们取药，需要登记，给病人服药，也得登记。有关原告母亲的记录表明，取的药与服的药对不上号。取的多，服用的少。这护士说可能是忘了登记。尽管记录表上有她姓名的缩写，她仍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辩方律师也没什么好问的了，我看她以后休想再当护士。
午休时，几个陪审员忍不住交流了一下：老人院的制度也太松了！护士可以自己提取含毒品的止痛药，自己登记服用情况。如果她把药品揣起来，随便登记一下，有谁知道呢？
下午，首先传唤的是老人院的一位社会服务工作者。她年纪轻轻的，说话干脆，语速很快。经过一番询问，我才知道，她没有受过任何护士培训，但会说西班牙语和英语。她在老人院的工作就是和讲西班牙语的病人谈谈，并帮助他们表达要求和愿望。她承认，她工作的主要部分就是当病人的代言人。指控律师问她为原告的母亲提出过什么要求，她不记得了。律师说病人摔倒那么多次，感到疼痛，又有呆痴病，你是否代为表达过她的要求和意愿？她说应该是表达过。律师问她提过什么具体建议，她不记得了。律师先后拿出两种垫子——鞍马垫和所谓的“膝上伴侣”Lap Buddy，一种卡在膝上腹前的软垫，还有一种比婴儿座椅上的桌盘大得多的挡板，并展示了这些东西的用法。很显然，如果老人院使用了这类非常普通，简单而有效的装置，就一定能够避免病人从轮椅上滑倒。律师问她是否替病人要求过，使用这些装置？她说不记得了。律师问她是否记得如何帮助过该病人？她说每天都和她交谈1—1.5个小时。控方律师说：“记录表明，你每天跟该病人交谈20—25分钟。”
辩护律师摇摇头，没什么要问的。
今天最后一个证人是该病人的医生，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一听就知道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他担当该病人的主管医生近十年了。控方律师的问题集中在强力止痛贴药上。医生的回答表明，在病人住入老人院后，他不可能亲自去看病人，而主要靠护士长的报告和描述来断定应该使用什么药。以前，他也是这样开药方的，从来没有理由怀疑护士长的意见。他沉痛的承认，病人呼吸困难与服用那强力止痛药很可能有直接关系，尤其和使用双倍剂量可能有关。他事后才看到病人的疼痛记录，才知道在开强力止痛药之前，病人每次服用一般止痛药后，疼痛指数都降到了零。他承认，所用药性太强、剂量太大，很可能是促使病人呼吸困难的直接原因。至于病人摔倒过20次，医生也是在调查此案时才知道的。他仅仅接到过3次摔倒通知。还有一次，是在病人摔倒后，为她检查，发现骨裂。所以，该病人在两个多月内摔倒过20次，但医生当时只知道其中4次。
辩方律师与医生的问答进一步核实：1）病人是在摔倒过数次，膝盖受伤后才住入老人院的，是高风险，容易摔倒者；2）医生知道病人的健康会很快恶化，而且对病人家属和老人院都这样讲过；3）医生给病人开强力止痛贴药的主要依据是护士长的描述和报告，医生未曾直接查看该病人，未曾查看护士的值班记录和该病人的病情记录，而医生对开药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The author: 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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