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中产阶级的永恒困境
星期一 九月 15, 2008 8:59 am
中产阶级的永恒困境：哪里都不是天堂
多维新闻网
亚洲周刊林沛理／九月七号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迫在眉睫，在寸土必争的激烈选战中，中产阶级成为很多候选人刻意讨好的对象；‘我感受到你们的痛楚’是在今次选举起着核心聚焦作用的其中一项‘主导母题’（leitmotif）。
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每隔一段日子，媒体就会出现一些关于中产阶级困境的报道。在美国，这阕不断重弹的旧调永远有知音：以行政人员斗个你死我活为题的‘真人秀’电视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大受欢迎；《双收入家庭的窘局：中产父母为何濒临破产》（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Mothers & Fathers Are Going Broke）这类书长期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高位；就连克里输掉总统大选，也有论者归咎于他对中产阶级的处境关怀不足。
在香港，中产阶级的处境和政治取态备受关注。在最被广泛接受的一套主流论述中，他们的噩梦始自九十年代末期香港泡沫经济的爆破。随着经济环境变坏，昔日高薪厚职的中产阶级成为被公司‘开刀’的对象；而房地产价格大跌，亦使他们饱受负资产问题的困扰。整体而言，他们交最多的税，但享受到的福利却微不足道。
至于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产阶级作为一股社会势力已然崛起。他们所受的教育、具备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与蓝领阶层相比处于优势。然而，本性多疑的媒体还是一心要挖中产的疮疤。早前一个调查显示，年薪十万的人群是最辛苦又没有满足感的。这样的调查结果，便最合媒体的胃口。
于是，中产阶级的困境，就像一条大部分时间都潜在水里，偶尔才会高高地跳上水面呼吸的巨鲸一样，平时虽然看不见，但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存在；而中产阶级的不满对社会稳定、和谐的威胁，就像好莱坞电影《大白鲨》（Jaws）里面的杀人鱼，不必经常现身也令人提心吊胆。
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困境有多少建基于现实，有多少凭空想像？其实关于中产阶级的严格、统一的定义，根本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你可以从社会地位、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生活习惯，甚至消费模式等指标来界定中产。但说到底，中产阶级是一种思想状态多过是一种经济状况。基于一种扎根于人性深处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的心理，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大部分人都当自己是介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
这解释了为何‘中产阶级困境’可以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电影和电视是大众娱乐模式，媒体是大众传播机构，它们要迎合、满足的顺理成章是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自恋和自怜心态。既然有关中产阶级困境的故事和报道最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它们又何乐而不为？
艺术家对中产阶级困境的题材情有独钟，看在他们的眼里，所谓中产阶级困境，根本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法国现代主义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脍炙人口的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正是借女主角艾玛枯木死灰的婚姻生活，批判中产阶级的势利、庸俗和伪善。物质生活的丰盛无法弥补他们精神的空虚和道德想像力的贫乏。她日日如是地在屋子里一家密闭而又缺乏阳光、空气与景观的小餐房里吃水煮牛排；最后她的丈夫啃食牛肉的声音，成为驱使她红杏出墙和离家出走的一股神秘力量。
在中文写作的世界，有关中产阶级困境最入木三分的刻划，来自一本一九四七年于上海初版的小说。钱钟书将婚姻比作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头的人想出来。无论是想进去的人，还是想出来的人，其实都是把婚姻看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他们以为通过结婚或者离婚就能更接近幸福，但最后发现城里有城里的麻烦，城外有城外的痛苦，哪里都不是天堂。
然而《围城》写的又岂止是爱情和婚姻？围城根本就是一种典型的中产心态。无产阶级千辛万苦要晋身中产阶层，中产人士又千方百计想将自己从味同嚼蜡的中产生活释放出来。小说的主角方鸿渐鄙视世俗的一切，可是被世俗一再迫入死角的他还有甚么办法？从俗不可耐的上海逃出，他最后不是还得回去吗？身为小资产阶级的方鸿渐做不成大资产阶级，又没有胆量去尝试或者选择无产阶级的生活；结果只好永远在生活的巨浪中被裹带着前行。这，而不是负资产或者收入下降，才是中产阶级的永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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