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
追寻有价值的生存---作者：范美忠
星期三 七月 09, 2008 9:44 am
追寻有价值的生存
作者：范美忠
童年：乌托邦时代的尾声 环球博客
我于1972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隆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谈不上什么有益的影响，它没有任何文化传统，仅仅因为交通便利而成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过度商业和世俗跟我的气质格格不入，也极度不利于我的成长。我的父母皆是文盲，家里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画像。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本就非常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视我为多余的人，反而给了我最多的爱。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这样的爱永远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始终不至于整个被黑暗所吞噬。我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但幼小的我也表现出一些在我父亲和一些邻居看来非同寻常的一面。比如我还没上小学就在兄长的影响下学会了看简单的书籍，能做一些加减乘除的计算，达到了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水平。于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我是神童，也许他希望有一天他能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不过是数理逻辑智能较一般人为强而已。
我一九七九年上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坐在一起的画面，毛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这是我出生和童年时期经历的七十年代！毛主席死和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四岁，没有任何对此一重大事件和对文革的记忆。但我有关于农村公社化和集体所有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的制度带来的贫困甚至饥饿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每年过了春节就是荒年，家里煮的稀饭，我怎么捞也无法从其中捞出多少米来。但孩子永远是天塌下来也不关心的，他们不承担家庭的重担。因此，家庭的贫穷和时代的荒谬只是通过它带来的压抑气氛让我感觉到，更多时候，我依然是一种孩子式的无忧无虑。今天孩子的生存竞争从他们刚出生时就开始了。他们从小就得参加钢琴小提琴，绘画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而我没有任何此类的额外负担，田间山野是我的天地，我在毫无作业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长大。我们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己制作，我有捉鱼捞虾，听着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的童年！于是后来每次听罗大佑的《童年》，我都会沉入美好而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或者与伙伴嬉戏，或者一个人独坐自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静静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着边际地幻想。在这么小的年龄，我的心灵深处就有一股莫名的忧伤，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总在渴望和向往着遥远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它孩子相比，倔强孤僻，心灵比较敏感丰富，数理逻辑方面的智能有那么一点点出众可能是我独特的地方。
我对阅读和现实之外的世界的向往和痴迷是与生俱来的。家里没有任何藏书，哥哥姐姐的教材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连环画，主要是各个朝代历史演义的连环画，印象最深的童书是《丁丁历险记》。但没有读到多少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我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尝试去阅读。七十年代的童年经历让我保留了对那个集体狂欢的乌托邦时代的一点点记忆，不至于像八零后的孩子那样，仅仅在书上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章，或者听过来人讲起那个时代，仿佛在听遥远的荒诞而神奇的传说。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时代明显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的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我从此不再饿肚子了。而在流行文化层面，邓丽君的私人情感叙事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宏大颂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射雕英雄转》让所有人为之疯狂，香港成了某种文化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图腾。花衬衫，喇叭裤，长头发，墨镜，尖头皮鞋，三羊牌录音机成了时髦青年的标志。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和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都激起了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据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回忆说，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民主自由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因为我成长于小县城的郊区农村，年龄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途径的阅读去回顾和想象性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思想。这十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本武侠小说《残肢令》，我当天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过瘾好看的小说，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对超能力的渴望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幻想，此后我的阅读就进入了十年的武侠时代。由于我在数理逻辑智能方面超过一般学生，由于我好学深思，由于我记忆力惊人，也由于我心思单纯而集中，因此，尽管我上课很少听讲，作业也经常完不成，在学习上下的功夫很少，但在老师同学家长很看重的学习成绩方面，我却总是佼佼者，每次考试都感觉到轻松无比而且总是优胜者！我多余的精力，太多的幻想憧憬和情感热血没有地方安放，于是几乎全部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幻想自己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我走在路上看，躲在树林中看，上课偷着看，躺在床上熬夜看，看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看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武林憔子，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以至于我的一些同学感到吃惊，一个成天看武侠小说的人怎么考上的北大？后来回忆起这十年的阅读经历我懊悔不已，痛不欲生，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神发育和思想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或者有思想的朋友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不仅如此，我巨大的生命能量在武侠小说中还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因此又买来各种武术杂志自学练习武功，我买所有体育杂志，买所有军事杂志，而对缠绵悱恻的琼瑶类小说根本不屑一顾。此一时期我的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八九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的毕业照摇头说：“你看你的照片多么木呐啊，你太不机灵圆滑，怎么能讨人喜欢呢，以后混社会难啊！”
这个时代的政治状况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腐败。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单纯而有正义感的我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感受和简单的义愤影响了我后来高考时的志愿填报。
北大四年：精神分裂中的痛苦觉醒
出于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的愤怒，我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幻想成为一个法官来主持正义。但阴差阳错的是，因为高考考得比较好，我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上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预料到它将怎样影响我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只是觉得考上北大对我来说像梦一般，我之前其实根本没敢做这个梦。当时北大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神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哪个专业我都根本不在乎了。在正式走进燕园之前，我不能不提到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一年的军训。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对军队充满了向往，但军训一年把我对军队的幻想憧憬击得粉碎。军队的专制和模式化极端不适合我，这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当局对我们的洗脑，他们强迫我们学习毛选邓选，这是我极端不能容忍的。因为听美国之音的缘故，我受到中队区队官员的批评，他们还收缴我的录音机。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服理不服权。他们的蛮横做法激起了我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是，我得说，这个时候我二十岁了，还没有接触到任何思想资源，没有受到过任何高人的指点，只是一股本能的反抗情绪。一年军训结束，我长出一口气，噩梦终于结束了！我期待着进入北大的新体验新感觉，我激动兴奋地憧憬着！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复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眼花缭乱，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够糟糕，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标准答案了。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追求超越价值以及纯粹而执著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找去吧！现在的北大之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优秀的教师，而在于它的校园文化氛围，具体的来说，就是由每天的各种讲座各种文化社团以及喜爱阅读普遍好学的学生活跃起来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初两年，我不断地穿梭出入于各种讲座，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的各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类书籍。当然，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和讲座上还有老师能发出异端的声音，能成为你的思想启蒙导师。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北大还是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是方经大难，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个时候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大学老师要么流落江湖，要么被赶到国外，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既然如此，有对我耳提面命直接影响过我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思想导师吗？没有，肯定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在黑暗中沐浴到启蒙的光辉并逐渐在蒙昧中开始痛苦地觉醒呢？
促使我觉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精神分裂的痛苦促使我开始思索。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学纷纷争取入党，他们在为以后进入政府机关谋求更好的前途做准备，看着他们如此有抱负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权途，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感到惭愧，我也萌生了当大官挣大钱衣锦还乡的理想。但我这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过诚实，不善作伪！我从来不习惯于说违心的话，于是参加起党校学习班来无比痛苦，入党申请书写得无比艰难，这个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诚实，成大事业者不拘小节啊！你连这点厚黑功夫都没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啊？我对那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却面不改色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我开始感到怀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生存得好就必须把自己变得虚伪？必须说假话必须不诚实？必须要首先泯灭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更坏？到底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文化和国民性都出了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或者都有问题？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分裂促使我在痛苦中开始了思索。
另一个思考的起点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历史系的，而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但现实却总是让我骄傲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热情受到挫伤。比如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数理化，我却发现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理发现几乎全是欧洲人弄出来的，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呢？中国这么牛，为什么却这么穷为什么武器这么落后呢？尤其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伟大祖国怎么还能在二十世纪上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闹剧呢？对文革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运作和理论逻辑等等。
此一时期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李泽厚。今天的李泽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了。但我永远要感激他！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启发，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总的来讲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准则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的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失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个体自由价值的终极意义，而是把它作为手段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然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此一时期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阅读让我头脑中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开始受到冲击！这两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此一时期不能不提的还有《顾准文集》这本书，我惊讶于一个文革时期的思想者达到的思想深度，我吃惊于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深刻到位的批判！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感到不满足，开始感受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感受到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导致的生命迷途和无家的悲痛。无论是挤入官场追逐权力还是走进商场追逐金钱都不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望。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人生的迷茫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困惑。我甚至觉得，这些虚无缥缈的痛苦都是我喜欢读书带来的结果。
上了大学之后返观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的文科知识基本上都是用来欺骗我们的伪知识，教育的理念也不是打开学生的视野并让他们去自由思考追求真理并获得真正的生存能力，我觉得自己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都被浪费得太可惜了，太多的学生在当局的愚民教育中上当受骗了！一方面基于这样的希望后来者不再重复我的悲剧的推己及人的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
自贡三年：孤独绝望中的呐喊
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往往是天真的，自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天真注定了我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一九九七大学毕业之后主动选择了到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在上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我还就教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遮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价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行纠偏，比如关于抗日关于反右关于文革；同时我还在课堂上鼓吹三权分立，鼓吹新闻自由；我还试图唤醒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意识和个体权利意识。
但我显然对中国的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功利冷漠都估计不足！我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那里，传到了同事和学校领导那里，校长多次给我打招呼，要我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威胁要停我的课！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我，把我视为迂腐的怪人狂人！一个同事说：“你不适合在中国生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别人如何看待我是无关紧要的，不被理解本身就是所有先驱者共同的命运。但这种不理解和嘲弄也说明了我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没有人理解和支持，我一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校长同事观念的极度僵化保守和应试氛围的极端疯狂都让我感到如置身荒原，孤独而声嘶力竭的呐喊无人回应，我猛烈地以头撞墙，却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我精疲力竭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年之后，我的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的内心极度的分裂焦灼和痛苦，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经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为了思考问题所在，探询生命、教育和政治社会的出路，压抑绝望中我继续通过阅读寻找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我没有上网，因此错过了早一些在网络上寻找到同道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读到了余杰摩罗的书，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思想的启迪，却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感觉；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何清裢的《现代化的陷阱》，朱学勤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终于有人在真实地描述我们身边的现实了！但此一时期，陪伴我孤独心灵给我力量的更多的是鲁迅的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体验还是先驱者的孤独体验，以及对麻木的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鸣。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诚，真理，自由，独立，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关键词。这三年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三年生命的熬炼或者说灵魂的炼狱！借用鲁迅的话说，我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当理想遭遇现实，当从书斋走向社会，天真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世界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坚持，奋起还是消沉？继续追求理想还是融入功利性追求的世俗生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环境？适应非我所愿，改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三年之后，我选择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理想的环境！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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