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国家混乱击溃中国民主化进程（续）
星期五 七月 04, 2008 10:52 am
（续前）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它输出形式，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基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从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被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同时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为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没有具说服力的理由可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的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人们也从西方民主对中国的作用方面给出了警世名言。
西式民主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西式民主的定义。
西式民主的定义：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摘自张维为的《反思西方民主》。这个西式民主的定义是一位欧洲学者给出的，他给出这个定义后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张维为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长期生活在西式民主的西欧国家，他走访过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国家。可以说张维为关于西方民主的文章是既有理论也有事实的。
张维为《反思西方民主》一文的要点是：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行。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完全忽略西式民主的操作顺序，在发展中国家全力推行“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是三步合为一步”的现代西式民主化，其极为不现实性，张维为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张维为却没有点出为什么西方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完全不顾民主操作顺序地，迫使发展中国家马上实行一人一选票的普选，这不是好心人的失误，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说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完全忽略实际情况地，强迫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西式民主，其目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地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
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仍然被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尤其是社会上层知识精英们，奉为神圣崇高，具有普世价值，这就非常地成问题了：精英们把自己的祖国卖了，把自己卖了，还要帮助别人数钱，叫好。这真是天下最为悲惨的事了。
谁说西方人不懂孙子兵法？将西式民主作为崇高神圣的普世价值，强迫发展国家实行，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消灭、削弱竞争对手，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西方民主对于西方人绝对具有普世的意义：永久地保住、维护、巩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老百姓，要想使自己的祖国经济发达尽早进入现代化，就需要对于西式民主有清醒的认识。下面这几点是被掩盖在普世的崇高神圣光环之后的，西式民主的并不崇高，根本不神圣的，而是相当罪恶的本质特性。
1．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西式民主服务的社会目的，是使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是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作所为，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以及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的钥匙，是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之规律的根本。
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追求个人欲望、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随意和自由，崇尚个性。
与西式民主的政治形式相适应相配合的经济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式民主的社会管理形式，极为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尽可能大地继续不断扩张，与利润的无限制地持续增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的政治管理形式，使得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实现；反过来，正是由于对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最大发挥和利用，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此之发达和兴旺。
2.西式民主不是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形式；于是，全世界人类社会整体的西式民主是不可能的。
西式民主是贵族精英和社会上层的民主，而不是全民的民主（请不要马上跳高，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说，西式民主的实现，是需要奴隶阶级、弱势群体，或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垫底，来支撑的；这些垫底支撑的阶级、群体和国家，不是西式民主的享受对象。一个社会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西式民主高唱“独立”，但是，却是与真正的独立意识、独立行动、独立生存，根本无关的。
如果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或是今天西欧的某个小国，你当然要羡慕感叹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个人言论意志自由。羡慕感叹之结果，自然是认同西式民主的普世价值：要是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富足和自由，那该多么好。
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得深远一点，开阔一些，当你把眼光放在人类社会的全局上，再加上张维为这样对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果的屡试屡败的事实理论相结合的深刻认识，接下来当然是要问：为什么西式民主不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成功的普及？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例子是，首先实现了西式民主，然后经济发达，进入现代化。
更为深刻一些的问题是：西式民主有可能成为将来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吗？我的回答是：没有可能。那么，这里之所以不可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西式民主不可能成为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社会的西式民主模式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对于其它人群、地区、国家的奴役。
关于西式民主的这种绝对不独立，必须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依赖性，我记得很久以前（至少十几年前）岳东晓有文章深刻地分析过古希蜡的民主，只是奴隶主贵族等社会上层们之间的民主，其目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奴隶们，以便更好地，更为有效地维护巩固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社会优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奴隶阶级作为统治对象，也就不会有奴隶主贵族们之间的民主。
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销倾销西式民主的现代发达国家，本国内确实是实现了全民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将国内的劳资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建立在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的剥削掠夺之上的。西式民主的成功建立，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全民团结一致地（工人阶级当然包括在内了），以维护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为由而对付发展中国家。没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你能够想象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民，仍然能够与资本家亿万百万富翁精英上层们站在一起，保持一致性吗？
一个简单的例子：只要国内汽油价格一升高，美国的人民老百姓就都心怀不满地气哼哼地瞪着中国和印度；我敢说，如果这时美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或是侵略印度的战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民老百姓都会高举双手赞成。
换句话来说：西式民主在全世界的普及实现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其它星球上发现了人类，比如火星上有人类，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共同去奴役火星上的人类（当然是以现代文明的方式奴役了），于是，地球上全人类社会的西式民主就是可能的了。
3.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全力推销西式民主的目的是（当然是不可公开声明的）：遏制、削弱竞争对手，以维护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领先地位。
西方文明发展出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科学是研究、了解、掌握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掌握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使得人类办事的行动更为有效率。科学办事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按说，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是一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有着科学传统的西方人更应该懂得实事求是对症下药的原则。但实际情况却是正好相反：西方人有意地颠倒了西式民主程序的顺序，完全不顾发展中国家实际社会情况，强硬推行一人一选票的西式民主的第三步，其结果从来不是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而是制造出各种社会混乱，以至流血战争，大大地延误了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方发达国家深刻地懂得，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发展中国家向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当然是对发达国家不公平地占有地球资源的挑战，是对发展国家强者统治者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威胁，发达国家当然要想方设法地予以阻止的。以救世主的面目，挂着普世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前，威胁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这实在是发达国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了。
2008年3月16日
附：反思西方民主（张维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反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它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它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它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着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它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本文作者系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实际上，讨论民主，是不是在卢梭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李延明似乎对主权的分析津津乐道。而哈佛黄万盛则从目前东西方实际情况层面给出了西方民主令人悲观的结论。对于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党内民主，许允仁对作为中南海智囊的俞可平蛊惑人心的相关说辞给予了丝丝入扣的驳斥。作为力主中国走宪政道路者，许允仁和张博树都对民主、特别是宪政民主歌功颂德。陈永苗则从对改革的否定层面直截了当地以后改革时代进行了民主的诠释。
当然，这些内容于此不赘。
与此相关，咱们也不去涉及中国的民主到现在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被见仁见智的众说纷纭当中，比如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如何成色，中国自从1949年之后，是如何从前苏联贩运来专政品种，甚或列宁是如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概念进行修正的。到现在，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们对此有过太多的吵闹。
民主是不是的好东西，得看民主是不是个东西。
有人（比如郭宇宽等）对郎咸平一直拿着效仿美国政治制度的菲律宾的民主及其结果就是大量兜售菲佣的说法不以为然。另外的右派（比如秋风）则在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因而并非洋鬼子专属同样可以为中国人享用上进行论证。
左派们则更愿意逮着王沪宁、俞可平等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不依不饶。
而三足鼎立的与左右派形成舆论力量角逐者的中国传统学派，则在民主方面有着威权主义的倾向。
从宏观层面看，这三派势力都对中国目前的现实不满，虽然说给出的解决路径大相径庭，但殊途同归于对现政权的严厉批评。
是不是文人相轻，咱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还真说不好。只能坐山观虎斗，超然物外其乐融融。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周边国家一个个都在乌烟瘴气当中不可自拔。越南、韩国、蒙古、缅甸、泰国、菲律宾、尼泊尔……更不用说被美国鬼子兜售其民主价值而遭受战乱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是不是存在普世价值，姑且不论。
习惯于将自身描摹成百分之百正确的委府，自然会从周围国家的乱象当中，图解出民主作为乱七八糟的万恶之首，并为专制寻求到可以为之佐证的无处不在的事实依据。走上民主之路，就会出现周边国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的社会动荡与灾难，会使得统治变得让贪官污吏毛骨悚然般的不可收拾。
还别说今年以来中国国内流年不利，三天两头爆出的事件令人如坐针毡。只是看周边国家的混沌狼狈，就足以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其评价我也是喋喋不休，在此不做过多涉及）进程面临着倒退的现实选择。
实际上，进入今年，党内民主进程停滞，基层民主也呈现出萎靡不振。虽然一直倡导民主的崔之元看到深圳出台政府差额选举这种令人兴奋的措施，而媒体更是关注到新疆有地方颁布官员财产（而不仅仅是收入）申报、并且向社会公布的制度。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举措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大回潮或者逆流当中转瞬即逝的政治泡沫。
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曾经是中国王朝的进贡番邦。现在，这些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遭遇到的麻烦，给中央王朝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警示，告诉北京，民主到底是不是个东西。
或许，人们会说，东方国家一直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相沿成习，民主遭遇麻烦，并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民主并没有完全到位的阶段性迷局。
这种说法，就如同改革开放到现在遇到了空前的麻烦，对此应该如何解释一样。可以说是改革本身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改革没有完全彻底的问题。
对此，理论上并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全凭借着个人好恶以及价值观倾向来取舍。
抛开这种似是而非的坐而论道不说，现实情况给出的解析，让咱完全有理由预测，中国将在民主化道路上大踏步后退。
但愿，别像咱以往似的，现实总是被俺这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乌鸦嘴不幸言中。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它输出形式，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基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从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被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同时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为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没有具说服力的理由可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的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人们也从西方民主对中国的作用方面给出了警世名言。
西式民主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西式民主的定义。
西式民主的定义：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摘自张维为的《反思西方民主》。这个西式民主的定义是一位欧洲学者给出的，他给出这个定义后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张维为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长期生活在西式民主的西欧国家，他走访过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国家。可以说张维为关于西方民主的文章是既有理论也有事实的。
张维为《反思西方民主》一文的要点是：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行。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完全忽略西式民主的操作顺序，在发展中国家全力推行“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是三步合为一步”的现代西式民主化，其极为不现实性，张维为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张维为却没有点出为什么西方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完全不顾民主操作顺序地，迫使发展中国家马上实行一人一选票的普选，这不是好心人的失误，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说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完全忽略实际情况地，强迫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西式民主，其目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地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
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仍然被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尤其是社会上层知识精英们，奉为神圣崇高，具有普世价值，这就非常地成问题了：精英们把自己的祖国卖了，把自己卖了，还要帮助别人数钱，叫好。这真是天下最为悲惨的事了。
谁说西方人不懂孙子兵法？将西式民主作为崇高神圣的普世价值，强迫发展国家实行，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消灭、削弱竞争对手，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西方民主对于西方人绝对具有普世的意义：永久地保住、维护、巩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老百姓，要想使自己的祖国经济发达尽早进入现代化，就需要对于西式民主有清醒的认识。下面这几点是被掩盖在普世的崇高神圣光环之后的，西式民主的并不崇高，根本不神圣的，而是相当罪恶的本质特性。
1．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西式民主服务的社会目的，是使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是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作所为，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以及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的钥匙，是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之规律的根本。
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追求个人欲望、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随意和自由，崇尚个性。
与西式民主的政治形式相适应相配合的经济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式民主的社会管理形式，极为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尽可能大地继续不断扩张，与利润的无限制地持续增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的政治管理形式，使得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实现；反过来，正是由于对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最大发挥和利用，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此之发达和兴旺。
2.西式民主不是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形式；于是，全世界人类社会整体的西式民主是不可能的。
西式民主是贵族精英和社会上层的民主，而不是全民的民主（请不要马上跳高，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说，西式民主的实现，是需要奴隶阶级、弱势群体，或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垫底，来支撑的；这些垫底支撑的阶级、群体和国家，不是西式民主的享受对象。一个社会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西式民主高唱“独立”，但是，却是与真正的独立意识、独立行动、独立生存，根本无关的。
如果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或是今天西欧的某个小国，你当然要羡慕感叹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个人言论意志自由。羡慕感叹之结果，自然是认同西式民主的普世价值：要是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富足和自由，那该多么好。
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得深远一点，开阔一些，当你把眼光放在人类社会的全局上，再加上张维为这样对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果的屡试屡败的事实理论相结合的深刻认识，接下来当然是要问：为什么西式民主不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成功的普及？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例子是，首先实现了西式民主，然后经济发达，进入现代化。
更为深刻一些的问题是：西式民主有可能成为将来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吗？我的回答是：没有可能。那么，这里之所以不可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西式民主不可能成为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社会的西式民主模式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对于其它人群、地区、国家的奴役。
关于西式民主的这种绝对不独立，必须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依赖性，我记得很久以前（至少十几年前）岳东晓有文章深刻地分析过古希蜡的民主，只是奴隶主贵族等社会上层们之间的民主，其目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奴隶们，以便更好地，更为有效地维护巩固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社会优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奴隶阶级作为统治对象，也就不会有奴隶主贵族们之间的民主。
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销倾销西式民主的现代发达国家，本国内确实是实现了全民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将国内的劳资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建立在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的剥削掠夺之上的。西式民主的成功建立，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全民团结一致地（工人阶级当然包括在内了），以维护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为由而对付发展中国家。没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你能够想象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民，仍然能够与资本家亿万百万富翁精英上层们站在一起，保持一致性吗？
一个简单的例子：只要国内汽油价格一升高，美国的人民老百姓就都心怀不满地气哼哼地瞪着中国和印度；我敢说，如果这时美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或是侵略印度的战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民老百姓都会高举双手赞成。
换句话来说：西式民主在全世界的普及实现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其它星球上发现了人类，比如火星上有人类，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共同去奴役火星上的人类（当然是以现代文明的方式奴役了），于是，地球上全人类社会的西式民主就是可能的了。
3.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全力推销西式民主的目的是（当然是不可公开声明的）：遏制、削弱竞争对手，以维护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领先地位。
西方文明发展出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科学是研究、了解、掌握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掌握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使得人类办事的行动更为有效率。科学办事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按说，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是一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有着科学传统的西方人更应该懂得实事求是对症下药的原则。但实际情况却是正好相反：西方人有意地颠倒了西式民主程序的顺序，完全不顾发展中国家实际社会情况，强硬推行一人一选票的西式民主的第三步，其结果从来不是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而是制造出各种社会混乱，以至流血战争，大大地延误了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方发达国家深刻地懂得，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发展中国家向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当然是对发达国家不公平地占有地球资源的挑战，是对发展国家强者统治者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威胁，发达国家当然要想方设法地予以阻止的。以救世主的面目，挂着普世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前，威胁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这实在是发达国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了。
2008年3月16日
附：反思西方民主（张维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反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它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它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它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着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它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本文作者系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实际上，讨论民主，是不是在卢梭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李延明似乎对主权的分析津津乐道。而哈佛黄万盛则从目前东西方实际情况层面给出了西方民主令人悲观的结论。对于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党内民主，许允仁对作为中南海智囊的俞可平蛊惑人心的相关说辞给予了丝丝入扣的驳斥。作为力主中国走宪政道路者，许允仁和张博树都对民主、特别是宪政民主歌功颂德。陈永苗则从对改革的否定层面直截了当地以后改革时代进行了民主的诠释。
当然，这些内容于此不赘。
与此相关，咱们也不去涉及中国的民主到现在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被见仁见智的众说纷纭当中，比如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如何成色，中国自从1949年之后，是如何从前苏联贩运来专政品种，甚或列宁是如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概念进行修正的。到现在，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们对此有过太多的吵闹。
民主是不是的好东西，得看民主是不是个东西。
有人（比如郭宇宽等）对郎咸平一直拿着效仿美国政治制度的菲律宾的民主及其结果就是大量兜售菲佣的说法不以为然。另外的右派（比如秋风）则在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因而并非洋鬼子专属同样可以为中国人享用上进行论证。
左派们则更愿意逮着王沪宁、俞可平等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不依不饶。
而三足鼎立的与左右派形成舆论力量角逐者的中国传统学派，则在民主方面有着威权主义的倾向。
从宏观层面看，这三派势力都对中国目前的现实不满，虽然说给出的解决路径大相径庭，但殊途同归于对现政权的严厉批评。
是不是文人相轻，咱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还真说不好。只能坐山观虎斗，超然物外其乐融融。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周边国家一个个都在乌烟瘴气当中不可自拔。越南、韩国、蒙古、缅甸、泰国、菲律宾、尼泊尔……更不用说被美国鬼子兜售其民主价值而遭受战乱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是不是存在普世价值，姑且不论。
习惯于将自身描摹成百分之百正确的委府，自然会从周围国家的乱象当中，图解出民主作为乱七八糟的万恶之首，并为专制寻求到可以为之佐证的无处不在的事实依据。走上民主之路，就会出现周边国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的社会动荡与灾难，会使得统治变得让贪官污吏毛骨悚然般的不可收拾。
还别说今年以来中国国内流年不利，三天两头爆出的事件令人如坐针毡。只是看周边国家的混沌狼狈，就足以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其评价我也是喋喋不休，在此不做过多涉及）进程面临着倒退的现实选择。
实际上，进入今年，党内民主进程停滞，基层民主也呈现出萎靡不振。虽然一直倡导民主的崔之元看到深圳出台政府差额选举这种令人兴奋的措施，而媒体更是关注到新疆有地方颁布官员财产（而不仅仅是收入）申报、并且向社会公布的制度。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举措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大回潮或者逆流当中转瞬即逝的政治泡沫。
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曾经是中国王朝的进贡番邦。现在，这些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遭遇到的麻烦，给中央王朝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警示，告诉北京，民主到底是不是个东西。
或许，人们会说，东方国家一直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相沿成习，民主遭遇麻烦，并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民主并没有完全到位的阶段性迷局。
这种说法，就如同改革开放到现在遇到了空前的麻烦，对此应该如何解释一样。可以说是改革本身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改革没有完全彻底的问题。
对此，理论上并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全凭借着个人好恶以及价值观倾向来取舍。
抛开这种似是而非的坐而论道不说，现实情况给出的解析，让咱完全有理由预测，中国将在民主化道路上大踏步后退。
但愿，别像咱以往似的，现实总是被俺这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乌鸦嘴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