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为了奥运金牌，他们不惜一切（3）
星期三 六月 25, 2008 10:52 am
特稿：为了奥运金牌，他们不惜一切（3）
多维社记者江天编译报导／纽约时报指出，就象运动员都接受了“轻伤不下火线”这样的禁制令，中国的体育系统的确已从战争中借用了不少东西。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的五年时间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采取了许多其前盟友苏联所制定的集中式体育系统的措施。
就象在前苏联一样，中国新体育系统的建立，故意将其设计成为国家建设的工具，一种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工具，甚至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其目的都是想增加国家的威信，增进人民的感情融合。
然而，专家们指出，在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恶化后，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联系也迅速分道扬镳了。
“前苏联的制度是以工业为中心，工厂为每个体育队提供赞助，而中国的制度则是以政府和军事单位为中心，”密苏里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北京赛事：奥运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书的布朗尼尔(Susan Bownnell)说。
“这就在中国体育系统内制造了一种省与省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有省与中在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专家指出，这种体制导致许多省份对运动员的挑选，往往都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有的甚至只有6岁。这些孩子被送到免费的体育学校，然后通过越来越密集的比赛进行“过滤”和淘汰，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向前迈出一大步，进入国家队。
纽约时报指出，不过中国体育战略似乎却是“成功”的。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运动员的压力“不只是来自中央政府，也来自各省，甚至来自运动员所在的城市。配额分配到每个省，如果一个省上一次拿了数枚金牌，那么这一次就应该至少有同样的表现。每个省体育官员的提升，都取决于他们拿了多少枚奖牌。”
在中国的许多体育项目中，有些家长可能多年都看不到自己的孩子，每年可能只跟孩子通一两次电话。但地方和省一级体育官员却给这些家长不懈的细心关照，每到春节时都会送去礼物，来弥补孩子不能在家过年的缺憾。
中国体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从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开始的。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公布了“十年体育指导原则”，随后又在远离奥运会32年后，又重新返回了奥林匹克赛场。
这些变化导致中国加大了对体育事业的投资，也带来了新的训练方面。其中，辽宁省的传奇教练马俊仁便是最有名的代表，他所坚持的激烈的训练方法，与西方的每天两次训练不同，他让其手下的中长跑运动员每天都有巨大的运动量。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最后陷入丑闻，在许多运动员的类固醇检测呈阳性反应后，退出90年代末的奥运会。
女子举重成金牌项目
中国近年来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崛起的重要支柱，一直都是其精打细算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那些最有机会赢得奖牌的项目上。在其它项目上，竞争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中国一直都在精力放在那些非常有战略性的体育项目上，”目前正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布朗尼尔说。但现在“他们已经把主要努力放在一些新项目的训练上，使他们能够尽快出成绩。比如说，三级跳远、撑杆跳高和女子举重等项目。”
在谈到女子举重时，中国举重协会前副会长戴光宇(音译)说，中国的体育制度允许它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发展女子举重项目进行投资。“而其它国家则没有那么人参与这个项目，”戴光宇说。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举重被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后，中国已经赢得了14枚金牌中的一半。而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这个项目的压力也是最高的。戴光宇也承认，对于这个项目的成功推动，往往被广泛视为是危险和单调的，那些练了一身肌肉的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结束时，很难找到工作或配偶。而过重的训练，还要取决于运动员对自己生活的严格控制。
王明娟是三名最有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48公斤级金牌运动员之一，最近她已被要求尝试更重级别的比赛，以便给中国带来赢得更多金牌的机会。但由于背部受伤，她又不得不回到原来级别。她的每隔三四年才能见到女儿一面的父母说，女儿在最后一次电话中告诉家人别担心。
纽约时报指出，除非王明娟和她的队友在奥运会夺得举重金牌，否则她们的痛苦训练还将持续下去。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在你成为世界冠军前，至少要经过10年的训练。一旦你赢得了世界冠军，你就可以免费去读书，去工作，或成为一名官员。如果你没有，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只是遍体鳞伤。没有文凭，没有工作，没有技能。”
陈培德在近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北京奥运会日趋临近，许多人(包括相当级别的领导人)对奥运也怀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把当奥运会东道主的目的定位在金牌第一，觉得不这样就失去了意义或价值。
邓亚萍却一句话戳穿其虚幻性。她说，这是误区。把北京奥运会参赛的目标锁在金牌第一，首先是实力认知上的误区。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体育强国，甚至还根本不具备成为第一强国的实力。中国的优势大多集中在乒乓球、羽毛球、女举、跳水、体操等几个有限项目上，其他项目则并无整体优势可言，至于田径、游泳、水上号称119的基础类项目上，中国能有所作为，就会给国人莫大的惊喜。
陈培德还说，奥运会不是全运会，没有多少东道主之利可占。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更不可能让你为所欲为。奥运会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中国已经历过从洛杉矶到汉城的巨大失落，雅典的第二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就能更上层楼。
而“奥运争光”的提法本身就没有正确把握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实质。把举办奥运会仅仅理解为是拿金牌，只要多拿金牌就是为国争光。把北京奥运会办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才是目的，是否实现这个承诺，才是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
陈培德还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为奥运会已经付出了太多，运动员当然应该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力争创造好成绩。有关部门当然也会利用此机会来培育国人的爱国主义自豪，但如果在奥运会背后加上过多的“私心”，那只会让金牌减色，比如赛场上有失体育道德甚至公平竞赛的做法，相信我们的民众将会更不能容忍国家因此蒙羞。
奥运会虽然宏大，也只是一场游戏，给它赋予太多的意义本身就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与歪曲。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能从赛场的呼喊、拼搏中找到生命的本意，体会到心灵的愉悦与身体的自由，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多维社记者江天编译报导／纽约时报指出，就象运动员都接受了“轻伤不下火线”这样的禁制令，中国的体育系统的确已从战争中借用了不少东西。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的五年时间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采取了许多其前盟友苏联所制定的集中式体育系统的措施。
就象在前苏联一样，中国新体育系统的建立，故意将其设计成为国家建设的工具，一种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工具，甚至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其目的都是想增加国家的威信，增进人民的感情融合。
然而，专家们指出，在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恶化后，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联系也迅速分道扬镳了。
“前苏联的制度是以工业为中心，工厂为每个体育队提供赞助，而中国的制度则是以政府和军事单位为中心，”密苏里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北京赛事：奥运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书的布朗尼尔(Susan Bownnell)说。
“这就在中国体育系统内制造了一种省与省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有省与中在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专家指出，这种体制导致许多省份对运动员的挑选，往往都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有的甚至只有6岁。这些孩子被送到免费的体育学校，然后通过越来越密集的比赛进行“过滤”和淘汰，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向前迈出一大步，进入国家队。
纽约时报指出，不过中国体育战略似乎却是“成功”的。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运动员的压力“不只是来自中央政府，也来自各省，甚至来自运动员所在的城市。配额分配到每个省，如果一个省上一次拿了数枚金牌，那么这一次就应该至少有同样的表现。每个省体育官员的提升，都取决于他们拿了多少枚奖牌。”
在中国的许多体育项目中，有些家长可能多年都看不到自己的孩子，每年可能只跟孩子通一两次电话。但地方和省一级体育官员却给这些家长不懈的细心关照，每到春节时都会送去礼物，来弥补孩子不能在家过年的缺憾。
中国体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从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开始的。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公布了“十年体育指导原则”，随后又在远离奥运会32年后，又重新返回了奥林匹克赛场。
这些变化导致中国加大了对体育事业的投资，也带来了新的训练方面。其中，辽宁省的传奇教练马俊仁便是最有名的代表，他所坚持的激烈的训练方法，与西方的每天两次训练不同，他让其手下的中长跑运动员每天都有巨大的运动量。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最后陷入丑闻，在许多运动员的类固醇检测呈阳性反应后，退出90年代末的奥运会。
女子举重成金牌项目
中国近年来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崛起的重要支柱，一直都是其精打细算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那些最有机会赢得奖牌的项目上。在其它项目上，竞争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中国一直都在精力放在那些非常有战略性的体育项目上，”目前正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布朗尼尔说。但现在“他们已经把主要努力放在一些新项目的训练上，使他们能够尽快出成绩。比如说，三级跳远、撑杆跳高和女子举重等项目。”
在谈到女子举重时，中国举重协会前副会长戴光宇(音译)说，中国的体育制度允许它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发展女子举重项目进行投资。“而其它国家则没有那么人参与这个项目，”戴光宇说。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举重被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后，中国已经赢得了14枚金牌中的一半。而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这个项目的压力也是最高的。戴光宇也承认，对于这个项目的成功推动，往往被广泛视为是危险和单调的，那些练了一身肌肉的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结束时，很难找到工作或配偶。而过重的训练，还要取决于运动员对自己生活的严格控制。
王明娟是三名最有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48公斤级金牌运动员之一，最近她已被要求尝试更重级别的比赛，以便给中国带来赢得更多金牌的机会。但由于背部受伤，她又不得不回到原来级别。她的每隔三四年才能见到女儿一面的父母说，女儿在最后一次电话中告诉家人别担心。
纽约时报指出，除非王明娟和她的队友在奥运会夺得举重金牌，否则她们的痛苦训练还将持续下去。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在你成为世界冠军前，至少要经过10年的训练。一旦你赢得了世界冠军，你就可以免费去读书，去工作，或成为一名官员。如果你没有，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只是遍体鳞伤。没有文凭，没有工作，没有技能。”
陈培德在近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北京奥运会日趋临近，许多人(包括相当级别的领导人)对奥运也怀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把当奥运会东道主的目的定位在金牌第一，觉得不这样就失去了意义或价值。
邓亚萍却一句话戳穿其虚幻性。她说，这是误区。把北京奥运会参赛的目标锁在金牌第一，首先是实力认知上的误区。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体育强国，甚至还根本不具备成为第一强国的实力。中国的优势大多集中在乒乓球、羽毛球、女举、跳水、体操等几个有限项目上，其他项目则并无整体优势可言，至于田径、游泳、水上号称119的基础类项目上，中国能有所作为，就会给国人莫大的惊喜。
陈培德还说，奥运会不是全运会，没有多少东道主之利可占。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更不可能让你为所欲为。奥运会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中国已经历过从洛杉矶到汉城的巨大失落，雅典的第二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就能更上层楼。
而“奥运争光”的提法本身就没有正确把握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实质。把举办奥运会仅仅理解为是拿金牌，只要多拿金牌就是为国争光。把北京奥运会办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才是目的，是否实现这个承诺，才是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
陈培德还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为奥运会已经付出了太多，运动员当然应该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力争创造好成绩。有关部门当然也会利用此机会来培育国人的爱国主义自豪，但如果在奥运会背后加上过多的“私心”，那只会让金牌减色，比如赛场上有失体育道德甚至公平竞赛的做法，相信我们的民众将会更不能容忍国家因此蒙羞。
奥运会虽然宏大，也只是一场游戏，给它赋予太多的意义本身就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与歪曲。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能从赛场的呼喊、拼搏中找到生命的本意，体会到心灵的愉悦与身体的自由，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