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地震的梦魇
星期三 六月 25, 2008 10:51 am
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地震的梦魇
亚洲周刊李欧梵／令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像一场梦魇，醒后仍然萦绕在脑际，但感受更复杂。我虽没有经历过台湾的「九二一」地震，但十多年前的洛杉矶地震，我却在场。犹记得在深夜里地动天旋，周边的幢幢大楼发出鬼哭神嚎之巨声，我吓呆了，只顾保护亲人，却忘了逃跑，如果我住的楼塌下来，早已一命呜呼。
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地震都伤亡轻微，前者的郊区一幢楼倒了，后者的一座桥损折，与此次四川的灾情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四川大地震之后，如何对灾民的生活和心理创伤作有实质意义的重建？对我而言，此次大灾难激起的不只是中国同胞的凝聚力和同情心，或中国政府的开明而迅速的处理方式，抑或是公民意识的兴起，这一切都值得赞扬，然而爱心的背后是创伤的记忆。
我在心中萦绕不止的是鲁迅在《我们怎样作父亲》那篇名文中的警句：「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灾难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我们在哀悼之馀，不能忘记如何「延续」和「发展」灾区人民的生命。这是一件长远的工作，也是我们对於灾后幸存者??特别是下一代的灾后孤儿??作「父亲」的责任。大批的救灾捐款从世界各地涌至，如何作有意义的分配？赈灾工作如何持续？重建的工作如何展开？这自非我这个区区学者可以说得清楚，然而当我看到灾区一间小学的死者家长请愿的文字，心中却久久不能释怀：「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
亚洲周刊六月八日的「世纪采访风暴」专辑，对灾情善后工作的报道十分详尽，内中并载有刘鉴强的《防止灾区变「黑洞」》一文，我读后深有同感。现代人的回忆是短促的，捐了钱，良心上稍得慰安后，不到几个月可能已把这场梦魇忘了。我认为媒体的责任不仅是现场报道（内中的颂扬也有加油加酒的痕迹），而更在於持续而深入的分析，以此提醒有关当局和健忘的局外人，这也是一件长远的工作，「一窝蜂」的急躁情绪反而不可取。
在六月一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上读到一篇《关於四川地震的民生建议》一文，内中详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的十六项建议，内中有不少如何重建家园的好主意，值得激赏，但尚未具体到如何重新设计四川灾区的房屋和社区问题。我近日关心建筑，日前在香港的一次建筑界的会议中听到一位香港建筑师说：为灾民盖的临时住屋犹如香港七十年代为越南难民建的难民营，不足为训，所以他提出另一套崭新的设计蓝图，他的建筑公司并参与一个NGO团体，把建设上呈有关当局。
从这位香港建筑师，我不禁想到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们：福斯托（Norman Foster）、库哈斯（Rem Koolhaas）、努维尔（Jean Nouvel）、赫佐与迪莫宏（Herzog & de Meuron），一个个在中国领土上大展身手，为迎接奥运，北京更是大兴土木，「鸟巢」、「巨蛋」竞相出笼，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却一向采取对外开放的态度。
这些世界大师中，不乏有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但也有不少是为了赚一笔大钱，并藉此在中国留下个人风格的座标（landmark），这是「全球化」以后的共通趋势。记得数年前我读过一本西方建筑界的会议论文集，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中国，个个跃跃欲试。有一位说：「当地政府真慷慨，给我一大片空地，让我一展身手！」中国近年来的急骤发展，显然也间接资助了不少西方建筑师和建筑商。据我遇到的一位欧洲建筑师说：世界上的起重机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中国，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更是如此。
中国在急速发展，大兴土木，它像一张白纸（tabula rasa），任人在上面泼墨。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新建筑蓝图和建筑物都集中在大城市，乡村呢？四川灾区的汶川、绵竹，和其他城镇是否也能引起世界建筑师的注意？「豆腐渣」的学校建筑是谁设计的？偷工减料必然无疑，然而当代建筑学中早有材料研究，更有与环保密切相关的设计，更遑论新建筑物和社区（包括原来的风土文物和将来的人文环境）的关系。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纽约「九一一」灾难之后，众多公共知识分子参加讨论今后重建的工作，《纽约时报》还刊出一篇数位建筑大师的虚拟设计草案，原来的世贸中心夷为平地后的「零点」（ground zero）也成了重要的回忆座标。然而，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些世界的建筑大师对四川灾区的反应。这已经不是一块「白纸」空地了，而是遍地创伤的乡野和无数难民，为什麽没有人想为他们设计新的家园社区？在都市盖摩天大楼最显眼，赚的钱也更多，在这个「全球化」的潮流中，乡村被遗忘了；「地球是平的」，但在这个蓝图中只有市场和网络，大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灾难似乎不在考虑之列。
灾难之后，各种后遗症必定层出不穷。我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媒体上看到的大多是救灾救难的感人场面和用情绪化和民族化的语言写出来的报道文章，却没有读到太多有关善后的反思。媒体的大忌是「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所谓「八卦」新闻就是以此为号召），中国资深记者刘鉴强的「新思维」专栏文章是少数的例外。
李欧梵，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年前自哈佛大学退休，现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教授。着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馀》、《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
亚洲周刊李欧梵／令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像一场梦魇，醒后仍然萦绕在脑际，但感受更复杂。我虽没有经历过台湾的「九二一」地震，但十多年前的洛杉矶地震，我却在场。犹记得在深夜里地动天旋，周边的幢幢大楼发出鬼哭神嚎之巨声，我吓呆了，只顾保护亲人，却忘了逃跑，如果我住的楼塌下来，早已一命呜呼。
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地震都伤亡轻微，前者的郊区一幢楼倒了，后者的一座桥损折，与此次四川的灾情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四川大地震之后，如何对灾民的生活和心理创伤作有实质意义的重建？对我而言，此次大灾难激起的不只是中国同胞的凝聚力和同情心，或中国政府的开明而迅速的处理方式，抑或是公民意识的兴起，这一切都值得赞扬，然而爱心的背后是创伤的记忆。
我在心中萦绕不止的是鲁迅在《我们怎样作父亲》那篇名文中的警句：「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灾难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我们在哀悼之馀，不能忘记如何「延续」和「发展」灾区人民的生命。这是一件长远的工作，也是我们对於灾后幸存者??特别是下一代的灾后孤儿??作「父亲」的责任。大批的救灾捐款从世界各地涌至，如何作有意义的分配？赈灾工作如何持续？重建的工作如何展开？这自非我这个区区学者可以说得清楚，然而当我看到灾区一间小学的死者家长请愿的文字，心中却久久不能释怀：「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
亚洲周刊六月八日的「世纪采访风暴」专辑，对灾情善后工作的报道十分详尽，内中并载有刘鉴强的《防止灾区变「黑洞」》一文，我读后深有同感。现代人的回忆是短促的，捐了钱，良心上稍得慰安后，不到几个月可能已把这场梦魇忘了。我认为媒体的责任不仅是现场报道（内中的颂扬也有加油加酒的痕迹），而更在於持续而深入的分析，以此提醒有关当局和健忘的局外人，这也是一件长远的工作，「一窝蜂」的急躁情绪反而不可取。
在六月一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上读到一篇《关於四川地震的民生建议》一文，内中详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的十六项建议，内中有不少如何重建家园的好主意，值得激赏，但尚未具体到如何重新设计四川灾区的房屋和社区问题。我近日关心建筑，日前在香港的一次建筑界的会议中听到一位香港建筑师说：为灾民盖的临时住屋犹如香港七十年代为越南难民建的难民营，不足为训，所以他提出另一套崭新的设计蓝图，他的建筑公司并参与一个NGO团体，把建设上呈有关当局。
从这位香港建筑师，我不禁想到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们：福斯托（Norman Foster）、库哈斯（Rem Koolhaas）、努维尔（Jean Nouvel）、赫佐与迪莫宏（Herzog & de Meuron），一个个在中国领土上大展身手，为迎接奥运，北京更是大兴土木，「鸟巢」、「巨蛋」竞相出笼，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却一向采取对外开放的态度。
这些世界大师中，不乏有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但也有不少是为了赚一笔大钱，并藉此在中国留下个人风格的座标（landmark），这是「全球化」以后的共通趋势。记得数年前我读过一本西方建筑界的会议论文集，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中国，个个跃跃欲试。有一位说：「当地政府真慷慨，给我一大片空地，让我一展身手！」中国近年来的急骤发展，显然也间接资助了不少西方建筑师和建筑商。据我遇到的一位欧洲建筑师说：世界上的起重机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中国，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更是如此。
中国在急速发展，大兴土木，它像一张白纸（tabula rasa），任人在上面泼墨。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新建筑蓝图和建筑物都集中在大城市，乡村呢？四川灾区的汶川、绵竹，和其他城镇是否也能引起世界建筑师的注意？「豆腐渣」的学校建筑是谁设计的？偷工减料必然无疑，然而当代建筑学中早有材料研究，更有与环保密切相关的设计，更遑论新建筑物和社区（包括原来的风土文物和将来的人文环境）的关系。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纽约「九一一」灾难之后，众多公共知识分子参加讨论今后重建的工作，《纽约时报》还刊出一篇数位建筑大师的虚拟设计草案，原来的世贸中心夷为平地后的「零点」（ground zero）也成了重要的回忆座标。然而，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些世界的建筑大师对四川灾区的反应。这已经不是一块「白纸」空地了，而是遍地创伤的乡野和无数难民，为什麽没有人想为他们设计新的家园社区？在都市盖摩天大楼最显眼，赚的钱也更多，在这个「全球化」的潮流中，乡村被遗忘了；「地球是平的」，但在这个蓝图中只有市场和网络，大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灾难似乎不在考虑之列。
灾难之后，各种后遗症必定层出不穷。我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媒体上看到的大多是救灾救难的感人场面和用情绪化和民族化的语言写出来的报道文章，却没有读到太多有关善后的反思。媒体的大忌是「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所谓「八卦」新闻就是以此为号召），中国资深记者刘鉴强的「新思维」专栏文章是少数的例外。
李欧梵，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年前自哈佛大学退休，现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教授。着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馀》、《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