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会议纪要 二
星期三 五月 07, 2008 12:42 pm
自由价值的护栏不止平等，还有如道德金律、诚信等普遍伦理价值。如言论自由不能鼓励造谣欺骗、诽谤、故意的言语伤害，自由选择不能鼓励选择醉生梦死、奴役和被奴役、自杀等等。只有自由价值，不能保证它正当地实现，也不会逻辑地产生出其他普世价值，会转化成无价值或负价值。
3，普世价值、制度价值、文化价值。唐老师认为：政治制度与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意义体系，文化与制度的功能是可分的，文化不能决定制度。制度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性质不同。文化用不着我们操心。需要操心的是制度。目前的制度差异是不同文化体系的历史机遇问题，不是文化本身优劣的问题。文化没有优劣。不存在普遍的文化价值真理。
我认为：制度价值与文化价值不可两分。精神形态的文化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主导文化价值与现行制度价值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现在的党文化与一党专制的制度是统一的。如果文化价值指传统文化价值，它也曾渗透于当时的社会各个层面而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机统一。具有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关系的制度价值与文化价值其实维护的都是同一种核心价值。或者是普世价值，或者是非普世价值。传统文化价值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也需要过滤和重建。普世价值的本原性基础是共同的人性。凡是人，不论什么时代，什么文化，什么民族，什么国家的人，只要是人，都有作为人的共同生理心理构造，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超越需要，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因此会有共同的价值――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可贯穿于文化和制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在西方宪政国家，是被文化与制度都自觉贯彻了的。否定文革破坏文化的所谓的“移风易俗”是对的，笼统地否定“移风易俗”则有问题，文化会不断地变化，其进步不但会体现在创新上，继承发扬有生命力的健康的传统上，也应体现在革除陋习的“移风易俗”上，比如小脚、三从、放炮。文化从时间上看，有优劣；从空间上比，也会有高下。
4，对“多元文化”内涵的认识。唐老师认为：康德的普遍道德律令不适于现代多元价值。
我认为：康德尝试将底线普遍伦理价值理性地建构起来，他的努力非常有意义，他认为人类意识到凡人应有为人的价值底线，或做人的起码的精神标准或资格。他提出的“人是目的”，是联合国1948年普遍人权的哲学基础。多元文化的合法性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世界观层面，涉及本体论的终极实在观，由于人的有限性，任何民族和宗教信仰对终极实在的把握都不会绝对正确，都至多只是把握了它的部分，因此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终极有限性和对终极实在的无限性质的理性认识，不同世界观或信仰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二是在价值观上，要区分两个维度：权利、伦理意义维度和非权利、伦理意义维度。前者相当于垂直维度――指示善恶，后者相当于水平维度－－指示美、利、有效。两个维度都以“真”为前提。指示善恶的垂直维度上，要自觉建构、趋向、认同人类普遍价值观或普世价值，在指示美、利、有效的水平维度上，要允许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风俗习惯的多样性蓬勃发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或捍卫传统。笼统地说，在水平维度上的多样性，也可以叫作价值多元。而多元文化和多样文化“和而不同”的基础是认同普遍人类价值观。
5，对文明冲突的看法。唐老师认为：根本不存在“文明的冲突”。
我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历史的真实，也存在于现实的世界，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宗教的对立，宗教间的战争上。导致文明的冲突的思想原因是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上的非普世价值－－某文化中心主义，或自己的文化价值至上。比如认为自己宗教信仰比别的宗教信仰高，甚至认为别的宗教是邪的，只有自己是正确的。但要与现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专制的批评相区分，凡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批评中国落后的专制、剥夺人权，思想控制的都是先进文化价值对落后文化价值的批判。
6，中西文化各自所长和所短的认识。首先是自然法的不同侧重：老子有典型的自然法的思想，只是其自然法，强调的是人德要追随天道，发展出来一种利而不害的终极价值。而西方的自然法强调的是人生而平等，发展出来的是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其次是普世价值的侧重不同，西方文化中普遍人权价值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国文化相对而言普遍伦理价值得到了充分发展。三是对儒家传统把人变成容器的批评过分。儒家的人文主义，以天道为终极实在，建立在底线普遍伦理基础上的即凡即圣伟大人格的培养，对“三不能”心灵自由的强调，都不只把人当作天理的容器，历代许多圣贤的自我修炼也不是把自己当作容器，是有主动完善自己的愿望与行动的。宋明理学以及整个儒家在儒术被独尊之后，都与专制的皇权统治制度是内在统一的。四是对中国文化复兴的认识。唐老师认为中国文化复兴要从语言更新起始，我认为内容要从自觉认同和普及普世人权价值和普世伦理价值开始。从现实道德建设看，普世伦理价值要以普世人权价值为保证。从现实制度建设来看，制度建设要以正确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为指导。
王占阳：你说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所定义的终极价值，不是可能作为手段的价值，只能作为目的的价值？像自由，它既可以作为目的也可以作为手段。
刘利华：这个问题需要很多的论证。所谓我们说人存在的终极价值，它的支撑是终极本体提供的，你要对终极的本体有一个认为，在终极的本体下，人的存在是经验的存在。终极本体代表一个无限，是犹大而来的。
王占阳：你举一个终极本体解释。刚才你说的上帝是终极本体。宗教很讲终极价值，可以叫超越性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就是神，是上帝。
刘利华：终极本体是神，但是终极价值是由他那而来的爱。
王占阳：由神而来的价值？
刘利华：我们中国人信道，而那个道不是神。它是一个终极本体，从那个道产生有利而无害，天地不分什么人，都给他滋养和阳光。
徐景安：利华把终极本体与终极价值搅在一起，弄得有点玄了。我认为，这是两个范畴。宇宙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物质最小单位是什么？都可作为终极本体的研究，成为天体学、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哲学、神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和人类社会终极价值是什么？应该是社会科学、人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哲学、神学也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在我看来，宇宙从哪里来，宇宙是不是来自大爆炸这样的终极本体研究，与人类的终极价值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你信上帝创造世界，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在认识论上，可以联系，也可以分开。
人类和人类社会都在追求终极价值。宗教把终极价值定于来世，基督教是天堂，佛教称极乐世界。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将将终极价值定于现世。西方将个人作为终极价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对他人的爱作为终极价值。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啊？要光宗耀祖，要考虑他人，孔子的仁爱精神是终极价值。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终极价值，毛泽东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终极价值。今天中国追求什么终极价值呢？政府是发展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我们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寻求究竟以什么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宗教界已回笿了这个问题，虔诚的宗教信徒已不需要再思考了，他们就是信而行了。但作为非宗教的大多数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搞哲学、人学需要研究的。唐老师的答案很明确就是自由。自由是不是终极价值追求？今天我们就来讨论。
徐浩渊：咱们一直在谈文化，文艺复兴翻译的错误一直让我不舒服。其实文艺复兴是一个再生、新生或者是一个苏醒。我不知道您要打造什么样的精品文化。文化是不是能够找几个人躲在屋子里面打造出来的，我不晓得。我刚才听你们谈话，老引一些国外这个人、那个人。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什么圣人说什么话对我不太起作用，我关心的是对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在美国将近生活了二十年，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非常有限的。三大媒体ABC、NBC、CBS，一说到世界上的事情，连词汇用的都一样。
杜光：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以“自由价值”为主题的文化讲座。自由，是建设中华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由于舆论导向的恶意宣传，自由被歪曲成为反社会的观念。因此，如何在全社会普遍树立自由的价值观，使人人懂得为争取个人自由而努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十分必要广泛宣传关于自由的基本知识，让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者、抱有各种自由观点的人，都有可能来发表他们关于自由的见解。唐逸教授在《自由价值论》里说：“只有从少数人的讨论，吸引人们的注意，一圈一圈地扩大开来。这是缓慢艰难的过程，然而是有希望的事业。”我们今天的论坛，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事业”。我想藉这个机会谈谈马克思的自由观，或者说，马克思的自由主义思想。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我既不赞成神圣化，也不苟同妖魔化。从古到今，许多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都应该继承，马克思也不例外。他的自由观，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继承的宝贵财富。可是，从苏联到中国，由于执政党的偏见，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思想一直受到不应有的抹杀和歪曲。
最近在《社会科学报》上读到一篇吉登斯的访谈录。这位当代大思想家把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并列为“经典社会学家”，把他们看作是“社会学的奠基人”。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应当是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自由观，是他的社会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直接继承。如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等等，马克思也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人的本质特征，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它“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如此等等，都表现出他的自由观同古典自由主义的渊源。但马克思的自由观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如在《资本论》里谈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里甚至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此相对照，那些宣扬“自由的阶级性”和“大多数人的自由”的滥调，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当然，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甚至基督教精神。早期人文主义者强调公民个人和个性的作用，主张“维持一个每个公民都享有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平等机会的自由政体”。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因为每个人都有“原罪”，所以救赎每一个人是基督徒的义务。《新约》里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有个牧羊人放牧100头羊，只要有一只丢失，他就不辞千辛万苦去把它找回来。马克思受基督教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不久前读到黄克剑的著作《人韵》，书里提到马克思曾经两次受洗，一次是3岁，一次是16岁，如果说，3岁时受洗还是不自觉的话，那么16岁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就不能说是不自觉的选择了。
第二，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这个思想，一方面说明了自由受一定的物质条件的限制，同时也表明“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重要的是，他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这样，他就把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斗争，同争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努力结合起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维多利亚认为“拥有财产的权利是一种天赋的权利”，马克思正是把这个思想同“天赋自由”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自由观。
第三，马克思把自由的价值观升华为为对未来社会的崇高理念。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制度将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构成这个社会的细胞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核心内容。当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很大的乌托邦的成分，这同他少年时代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共产主义就是他的“新耶路撒冷”。吉登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带有非常浓厚的历史目的论色彩”，而“目的理性实际上表示新教徒世俗生活的最终目的”。真可谓一语中的。马克思的这种“历史目的论色彩”，无疑同他所受的宗教熏染有关。尽管如此，马克思自由观的这个内容，在目前的中国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执政党标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当然也包括它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而现在却把宣传自由、争取自由的言论说成是共产党必须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岂不是直接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吗？这岂不成了当代最荒唐、最滑稽的闹剧、丑剧！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自由观应当在宣传自由的大合唱里占有一席之地，希望它在新文化建设和新启蒙运动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徐景安：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唐老师来主讲，因为自由是构建中国新文化不可缺的要素，没有自由作为价值理念的话，就会异化。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自毛泽东发表反自由主义以来，中国人的头脑里，自由主义一直是贬义词。现在，自由主义依然是一种罪名，被批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颠覆社会主义的工具。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大量存在对人的自由、权利、尊严的蔑视和侵犯。中国确实需要自由的启蒙教育。
人是自由的，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为了保障人的自由，才需要法治，以限制政府的权力。然而，我们讲法治，是为了限制人的自由，保证政府权力的畅通，认识是颠倒的。人是自由的，首先推出的是法治要求，而不是民主。法治要得到保障，政府权力要限制，必须实行民主，即政府的权力由民众授予，不是你能随便代表我的。自由、法治、民主最后落实到什么呢？是保障人权。
早在200多前，西方已达到了这种认识水平，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更没有达成共识。1789年法国制宪会议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一开头就说：“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正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痼疾。我们成立人权组织，不是为了保障人权，而是为了保障主权，与美国打口水仗。“你还说我，瞧你自己”，如此而已！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人家说我们在人权问题有缺陷，应该欢迎啊。我们在人权保障上有进步，这是事实。但是确实问题又严重存在，劳动教养就是不符合法治、侵犯人权的制度，依然延续至今。说人家自由是假的，那我们就来真的，怎么能连自由的理念也不接受呢？承认不承认自由，说到底是愿不愿意限制权力，愿不愿意保障人权？
我们要创建中国新文明，连人都得不到尊重，那必然走上斜路。自由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否认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变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认同唐逸老师的观点。但是唐逸老师在证明人是自由的问题上，我觉得有些绝对化，需要进一步讨论。
仲大军：唐老师文章的前一段非常好，今天谈的都是纯哲理的东西。仅仅停在哲学层面，中国的文化建设很难推进。
中国的自由从历史来说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那么多，对自由谈得很少，有一些史料被文化专制剿灭了。
人类历史从来是氏族史，当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竞争的时候，必须要靠高度的专制独裁才能战胜。中国到了秦汉之后已经定型了。中国为什么形成现在这样，就是先秦战国时期的竞争，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专制和集权。由此考虑，自由是不是人类最根本的原则？一个民族、家族、氏族要生存，必须要和其它民族之间争夺。秦国是最专制、王权的，它取得了胜利。像山东的齐国等，统统都被专制的力量剿灭了。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理想主义地空谈自由的价值。
面对严酷的人类生存这样一个现实，自由从何而来？春秋战国，儒家、墨家、道家都是谈自由主义的，法家完全是非自由主义，法家后来走上层路线，扩大王权，把中国原来历史上的自由空间剿灭了，基本人权、人性剿灭了。唐老师的文章里面，说了安禄山之乱的时候，省城六万人，由于弹尽粮绝，死掉了三万人，发生了人吃人。历史上只有胜利的民族、氏族、家族才有自由，其他氏族的自由是没有的。提倡人性文化的都没有战胜法家文化。法家讲谁砍的人头多，谁的封赏就多。在历史上，先秦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后两千年的命运。
王占阳：实际上那两千年，不光咱们是这样，世界上都这样。从一万年前开始出现农业文明，这个文明注定要延续几千年才能过去。文艺复兴是人类全球运动的产物。
仲大军：欧洲，首先出现了贵族制约王权，从贵族干掉王权开始。十八世纪之后，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掀起了人权运动，来了整个平民、大众的解放。中国恰恰缺少这个阶段。中国在先秦以前，和古希腊和西方都是相同的，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中国就是明代以后，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我们在谈自由价值观的时候，要清醒看到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命运。
周天勇：三十年前为什么要解放思想？那时，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有2.5亿贫困人口，近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回城就业，农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城市供应紧张，不要说社会主义优越性，连国民经济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再在意识形态方面固守无私奉献、人民公社、国有一统、计划经济，几千万人能不能有工作，九亿六千万人能不能吃饱饭都成了问题。于是解放思想，城市从认为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到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农村从集体出工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从禁止私人经济到允许个体户存在和发展，从封闭到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并建立了一些特区，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到称赞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加之后来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社会化和股份制改革、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等等阶段性的解放思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取得了经济史上发展的奇迹，成就为世界瞩目。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又要提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呢？因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又面临着深层而巨大的危机，我们走到了一个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
首先，解放思想，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吗？
改革开放以来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由于农村联产承包承包制释放的活力，由于对外开放形成的投资、技术和管理动力，由于实际上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管制宽松而涌动的创业潮，特别是乡镇企业如星火燎原之势蓬勃发展，加之对农民向城市转移从限制盲流到鼓励流动形成的结构转型力量，不论其技术和产业层次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民间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动力，强劲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联产承包带来的增长效应早已释放殆尽，乡镇企业在结构转型，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管制和收费罚款越来越多，创业、投资和经营环境比十多年前明显恶化，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外资由于劳动、土地等成本的提高而开始转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发展，还有十五年前一样的活力和动力吗？我觉得已经没有了。
也许有人要问，我们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增长的速度也不低于十多年前呀，其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如果仔细地比较，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模式其实发生了这样几个较大的转变：一是从发展的结构看，过去小企业、小项目、小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逐步转变成了大企业、大项目和大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学术上曾经论证过小企业的规模不经济，实践上由于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与地方的GDP部量和财政收入高度相关，各地都在推进做大做强。二是从要素结构看，过去增长的动力结构之中劳动要素的推动占较大的比例，而九十年代后期，资本推动的力量越来越大，并且本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资本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劳动力成本提高后，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势态将加剧。三是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发展，逐步地转向了过度消耗物质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的农业，从联产承包后的利用劳动力，到利用化肥农药、电力等；我们的第二产业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并且逐步地从轻加工工业为主，转向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土地、淡水、金属矿产、木材等等资源的重化工业为主。四是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看，我们的农业，从施农家肥、劳动操作为主的原生态程度较高的方式，转向了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并用石油动力代替人畜动力的方式，即从原生态农业转向了石油农业。五是从实物经济更多地向虚拟经济转变，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社会以创业、投资办企业为致富的方式，而后来越来越多的资金，不投入实体经济，而是在房市和股市上涌动，虽然居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房价水平的上涨已经远离正常收入水平购买的能力；而且某同一企业的股票，在充分发达的香港市场上最高只有20港元左右，在大陆股市竟炒到接近48元多人民币；2007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有研究认为，居民增收的70%以上，来自于炒股和炒房。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是大企业、大项目、资本为主、高消耗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虚拟经济等等在推动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显然，从资源的可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看，这是一种充满危机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其次，解放思想，需要提出的是，目前的发展模式能解决中国未来以亿而计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问题吗？
虽然目前的发展模式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国内经济学家们分析，包括国外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国陷入了无就业的增长的境地。一是地方上看，实施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能迅速增加地方的GDP总量；并且最关键的是，按照目前的税收分成体制，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显著地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但是，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其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相同的投资规模容纳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却日益下降：过去石油、水电开发，汽车和化工项目建设，都会成为一个石油、水电、汽车和化工城市，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可能因此而就业；而现在相同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容纳的就业却以几十人到不超过千人而计，超过万人就业的已经十分罕见。二是第三产业是容量就业最大的产业领域，但是与国际同样发展水平时的结构看，我们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调整的顽症。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没有相应的人口集中的市场容量，而城市收入差距大和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却使第三产业缺乏消费的能力，再加上对第三产业发展一些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得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对吸收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各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和管理，如要将农贸市场变成现代化的大超市，将小商小铺变成大百货商店，将流动的商贩变成固定的窗明灯亮、装修现代的店铺，出租还要集中起来让出租公司中间赚上一笔，于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成本大大提高，本来中国发展到今天可以大量吸收就业的领域，却发展不尽人意。而从行业和所有制结构看，2007年，城镇国有单位减少了600余万个工作岗位，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400余万个工作机会，从对个体私营企业调查的情况看，其创业、投资和经营环境相当恶劣，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据劳动部报的数据增加了1200多万个就业机会，据说93%以上的新增就业在个体私营经济中，城镇登记失业率被控制在4.1%；而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4300万个左右，如果按照世界平均一个企业从业10人左右，仅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就达43000万人，如果考虑农业、党政社团、事业、大型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就业困难问题，反而需要从国外吸引劳动力到中国就业。这些都不能被忘记，将是统计史上的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最多时，就业职工达8000万人，目前就业的不到2000万人。而且，石油、移动、电力、铁路等等垄断行业，相对它们的资本规模，对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小。虽然1994年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先后支付了近5万亿的成本帮助其走出困境，国有经济有十多万亿的资产，但是，从那以后到2007年，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没有向国家财政交一分钱的利润。还有许多国家的资源开发和生产企业，其销售的20%—40%左右，甚至更多，要向国家交资源税，空间频道资源占用税，污染费和生态恢复基金则更是必交不可的。但是，这些应当属于公共利益的，变成了国有和国有垄断企业不向国家上交的利润，留在企业内部，变成了这些企业高管和职工的高薪金、高福利。从大的分配格局看，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的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资本要素和与资本有关的阶层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强，而劳动要素由于供给大于需求和隐性过剩及失业，其分配的能力越来越弱，结果是整个国家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和企业利润的增长相比而显得缓慢，中小资本的萎缩及失业者增加，使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而铁路和电力的垄断，虽然经济发展对铁路和电力建设的要求非常迫切，居民的储蓄和市场资金的流动性过剩，但是社会资本无法进入这样的领域，使其供给能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其的要求。显然，从中国每年两千万人需要就业的国情看，从扭转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和投资与消费比例长期失调看，这种不能增加就业，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不能给劳动要素带来机会和收入，垄断企业主导发展的模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否则，将造成民生方面严重的社会问题，积累社会动荡的风险。
再次是，解放思想，需要面对的是，目前的这种政府主导和行政管制的发展模式中，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能力、创业动力吗？整个社会发展还有民间的活力吗？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联产承包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发展个体集体经济把城市知青、街道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对外开放调动了沿海劳动力及土地等与外资及技术结合的积极性，而乡镇企业则激发了农民创业和办企业的动力，虽然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管得国有企业生不如死，对个体和乡镇企业多有责难，事实求是地讲，只有那些政府不会管、管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却生机勃勃，创业形成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者，吸收了以亿计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充满着一种强劲的活力。
我们回头来看现在，我们的农村中农民还有种粮养畜的动力吗，我们的农村中还有如当年一样创业办企业的动力吗，我们的城镇中劳动者还有创业的积极性吗，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还象当年一样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吗？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只是那些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在推动，只是那些政府的道路、桥梁、广场、办公楼、培训中心建设在推动。试问，数亿农民和城镇劳动力能在这样的企业和项目中得到最终的转移和长久的就业吗？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等等一系列问题，于是政府规范秩序，出台这样那样的标准、门槛、审批、许可、检查、处罚等等，由部门为主出台这样那样的法律，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部门条例。结果，创业、投资和经营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越来越多，有时一件事的审批需要几十个到上百个环节的审批，几十个到二百个公章；过去在住宅中能创业的，现在成为非法的了；过去流动商贩，现在也成为非法的了；政府各部门的检查、处罚越来越多，各种审批、许可和处罚中的收费也越来越多，2007年竟然高达16600亿之巨，如果按照平均月工资1500元计，1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让政府的上述管制、收费和罚款消灭了！实际上反思一下，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让政府管制给管死了。中国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许多国家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一般在20%左右，中国不到1%；发达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平均在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30个，而中国不到10个。不创业，哪来的中等收入者，哪来的企业，没有企业哪来的就业，就业不足工资水平怎么提高？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我们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管，还是为了社会有活力，这个社会没有创业的活力了，政府的各种所谓的规范，又有什么意义呢？！
政府的这种管制和垄断导致寻租和腐败蔓延,致使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而灰色和黑色成本大大提高。如在房地产中，除了政府的出让收入、各种税费外，灰色和黑色成本大约占房价的20%左右。如果灰色和黑色成本相当于“合法”但极不合理收费罚款16600亿的40%的话，仅政府管制形成的贿赂等资金规模就达6500亿之巨。
从我们的税费制看，创业不仅门槛越来越高，收费也越来越多；生产经营增值税很高，如果不偷税漏费，真实创业、生产和经营，所剩无几；而财富积累，利用财富出租食利和增值，却基本不征税。整个税费制度，是一个不鼓励创业，而是鼓励靠资产食利的机制。
从我们的融资体系看，金融业高度垄断，央行和银行监督部门从来都是中小银行放开不得，狼要来了，在这种金融管制下，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基本上贷不到款。具有讽刺的是，过去凡是听央行或者银监会话的，将民间借贷打光了的，经济发展缓慢、创业艰难、就业严峻，凡是没有听话的，对民间借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经济良性发展，创业活跃，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实际失业率很低；凡是过去农业部和民政部等搞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股金会，由于基层政府的插手，都造成了大量的坏帐；凡是官商勾结的一些集资，都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那些温州、台州等地的民间借贷，却坏帐率极低到国外同行都要来借鉴其风险控制管理经营。而就土地高度垄断的管理来看，过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和经营，或者在家里，或者私搭乱建，或者在集体土地上建设，总是能找到一个地方；现在家里不让创办企业，土地又批给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创业者基本上拿不到场地。
小结一下，上述政府的管制，一方面，窒息了整个社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创造了政府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和公务员用权力寻租腐败的天然的条件。
最后，悲观与忧患，能不能在解放思想中唤醒，我们正在给自己挖掘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陷阱”。
我在写篇文章的时候推测，如果我们继续靠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继续以资源环境为主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政府管制津津乐道，认为还严得不够；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强，考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并且搞面子工程；如果中央靠做大做强集中起来的财力，再给居民进行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的保障；如果居民都不去创业，而对政府的保障有很高的期望；那么，未来我们将创造经济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奇迹，也将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模式案例，即发展的“中国陷阱”： (1)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但是国内资源枯竭，大气、水体和土地等污染将越积越深重，草原等荒漠化速度加快，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发展在某个时点上可能因资源和环境极度瓶颈制约而断裂；(2)劳动力隐性失业规模大，全国实际劳动力剩余和失业率将达到30%—40%，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比例将加大，城镇贫困问题将恶化；(3)政府、大资本、垄断行业收入加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者因创业困难而比例小，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因失业率高而比例大，加上高收入人在虚拟经济中对财富再分配，以及低收入散户在虚拟经济中的亏损和被分配，再包括腐败的灰色收入，居民间基尼系数攀高到0.6以上，而国家和居民间，将形成国富民贫的格局；(4)因资源需求大、供给紧张，国外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农业劳动力无法正常转出,全国消费价格水平将不断上升；(5)二元结构方面，人口城市工棚式转移，每年钟摆式流动，未来二十到四十年农村积累三到四亿老龄人口，农村比城市先进入老龄社会；(6)民众对政府在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及贫困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但因生产力和财力水平低及人口规模太大而无法满足，财政将会债台高筑；(7)由于财政赤字和债务可能较大，由于民间资本不投入实体经济而集中于虚拟经济，由于大资本的生产与居民消费不足之间形成矛盾，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可能无法避免。
王占阳：今天讨论的问题和你的第二个问题有关系。南美、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上欧洲，大概十来亿人。现在我们也是十来亿人。西方在十九世纪是全球扩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有一个很快的崛起过程，但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移民，人口的格局基本没有太变。我在80年的时候，看世界经济杂志，西方国内市场占70%。这个数字跟我们现在讨论自由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人权的问题。公民普遍享有自由权利，就改变了经济结构，内需就会起来。而它早期是靠野蛮的办法崛起的，后来靠自由民主崛起的。中国学西方十九世纪的招是学不来的，怎么办？如果普遍自由能够发展，农民有自由权利，大家都有自由权利，才能解决内需问题。把个体户、小企业弄得很难受，这不就是剥夺民主自由吗？
林永青：中国面临很特殊的时期，跟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不一样，我们面临全球化的时期。世界五百强，可能有四百多家，90%在中国。中国经济增长70%靠出口外贸，而70%当中，我们挣的是非常小的毛利，大部分给跨国公司了。美国一边喊要制裁中国，实际上大部分钱是美国在中国的公司挣的。内需并不那么就能刺激起来的。
周教授讲的活力，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为什么没有活力呢？是根本活不下去。你看看中关村，原来大家都是摆摊卖电脑，后来跨国公司进来了，联想、方正起来了，大家都到电脑城里面去了，粗放式的小作坊式根本活不下去。整个国家包括企业应对全球化的能力非常不足。
孙开泰：我对自由价值没有什么研究。听了唐教授讲了以后，好多观念我都还要重新学习。我想讲的是，我们哲学界、思想界，长期以来以西方标准来看问题。很少用中国标准看问题。我们的脑子里面，没有多少中国的意识形态，大量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有些大陆的中国人不像中国人，好多国外的华侨倒像中国人，都颠倒了。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走了好大一段弯路。比如，现代与传统是什么关系？应该是传统基础上建立现代理念。如果离开了中国传统，我们讨论问题，就越讨论越麻烦。我们说思想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我们把传统丢了不是对了，而是错了。中国在历史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不管科技、文化、制度都不落后于西方。要讲自由，你看看诸子百家那些自由的思想，那里有很多自由、民主的元素。
徐景安：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说，世界上先进的东西，我们中国都有。有那么一句话和变成一个理念、一个制度差远了。人家自由、民主、人权成为宣言、成为制度。讲过的东西，不等于价值理念、更不等于价值实践。要这样说，翻翻我们的报告、文件，哪个没有说过。二千年后写这一段历史，中国岂不又是最先进的了？
孙开泰：我讲的不是要回到先秦民主自由当中去，但是那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用，不要忘得干干净净。教科书里面有多少讲先秦里面先进的东西，没有。历史课到教育改革以后，基本上都抛弃了，没有了。中国人现在搞不清楚中国人的历史。试问现在的年轻人，三四十岁可能到五十来岁都一塌糊涂，六十岁以上可能还好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情。西方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流社会思想。好比邯郸学步，学西方没有学好，精华的东西没有学到，糟粕的东西倒是学了不少。
我讲的先秦诸子的光辉思想，与现在的民主、科学、自由不完全等同，但是那里确实有很多资源，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素材。
徐景安：要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这是对的。我们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建设中国新文化，既不要排斥西方，也不要拒绝东方。或者西方标准一定是坏的，中国标准一定是好的，或者反过来说。这样笼统讲都没有意义，西方也好、传统也好，究竟什么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学习、继承。这才是关键。您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怎么建设中国新文化？
孙开泰：
我有一篇文章，《孔子与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这里面我提出一个观点“综合创新”，这是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我们重视传统文化，但并不主张“尊孔读经”。社会是往前在发展的，你想要恢复到古代的社会是不可能的。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注重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和谐文化。这个和谐思想，我们不能丢，是建设新文化很重要的理念。和谐是大家共存，大家共处，它的结构是整个宇宙的平衡，不是某个局部的和谐。只有心胸很开阔、很有创造性的人才能领会这个东西。
甘泉：徐先生提的精品文化的三个标准，我只赞同后面两个标准，民众要接受，国际能接受，我不赞成共产党必须接受。
张博树 ：今天开这个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中国人在今天谈价值问题，谈自由问题，不要忘了我们的语境，不要忘了我们的背景。我个人认为就是专制主义。刚才甘泉先生说了，同意后两条，不赞成第一条。如果真要建设一个新文明，至少我们在思想、理念上要开放。您的新文化建设的十个内容，我在网上看了，说老实话，过于陈旧。如果真要建设一个新文化，首先就要解放思想。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可以说。
徐景安：这是我与激进派人士的最大区別。你说，不要忘了我们的背景，说的对啊，我们的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事实。不要中国共产党接受，怎么创建新文化呢？有三个选择：，一条是先不搞文化，而是搞革命，成功后建你的新文化；一条就是图口瘾，说得很彻底、很解放，求快感、泄私忿；还有一条搞纯学术，由于不考虑现实，思想放开，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体系，但也可能完全是异想天开、夢中神游。我与第一种人划清界线，与第二种人敬而远之，向第三种人中脚踏实地作研究的人学习、请教，从他们的学术体系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元素和营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内具有长远眼光、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一定会接受。中国共产党出了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怎么就不会出现第二个呢？
有人批评我，你怎么老是把希望寄托在伟人身上？我与茅于轼老师讨论过，中国要从专制制过渡到民主制，无论作什么选择，就是暴动成功，也要寄希望这位领导革命成功的人不是贪恋权力者，而是有民主意识的华盛顿式的伟人。否则还是专制。不走革命的路，就是改革、改良，那就更需要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有胆识、有魄力、有智慧，才能过渡到民主制。那我们干什么？就是要创造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新的价值理念，这就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不值一提。这又是我与他们的分歧，深刻影响了人类2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怎么会没有合理的内核、存在的理由呢？我对马、中、西三派都是取同样的态度，选择、吸取有用的，作为中国新文化的要素。
陆学艺：为什么要搞新文化建设？这三十年，把经济搞上去了，饭有吃的了，怎么还有这么多问题？我是搞社会研究的，两极分化、贫富扩大、城乡差距等等。1978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558000件，2004年达到4450000件。1953年，北京抢劫事件发生两起。现在一天几百起都有。还有贪污、腐败等等，社会问题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像深圳、东莞，楼顶上都用铁丝网罩起来了，机关、宿舍都装上了摄像头，这能解决问题吗？八十年代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加了一个社会建设。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社会建设搞好。
1978年，城市人口是一亿七千多万，现在常住人口算上是五亿七千万人。深圳有户口的人就三百万，常住人口八百多万，实际人口一千五百万。北京也是这样。原来城乡差距，城里面好，农村不好。现在城乡差距搬到城里面来了，就是北大、社科院，那里面都是两种制度。社会这么乱下去，只搞经济建设，只搞GDP，行吗？社会建设，十七大讲了一句，就是关注民生问题。社会建设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把人组织起来。
徐景安：价值理念不改变，政府是发展第一，不顾一切；老百姓是挣钱第一，不择手段，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讲了一通以后，还是发展第一，其他都是次要的。老百姓也说来钱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这两个第一摆在一起，多少警察、多少法院也不管用，而法官也是挣钱第一呀！所以，13亿人的欲望膨胀，是很难维系的。
唐逸：由于人的思想背景、学术背景不同，讲的往往不是同一话语，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充分理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刚才黄先生说自由是绝对的，这是现象学的术语，意思是在前关系的纯意识里，还没有任何关系与天生的自由相对待，所以原初的自由是绝对的。我们需要理解和尊重他的学术背景。至于自由权利，相对于责任，当然是相对的。在西方，认为自由先于关系、本质的学说，除现象学而外，还有萨特的存在主义、海德格的存在哲学等。
所谓普世价值，西方并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古代和中世纪的普世教会以及现代的基督教普世运动的提法。我以为基督教并不是普世的价值，任何宗教信仰都不是普世的，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价值。只有自由价值是普世价值，因为自由是建构一切价值的基础或前提。没有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认可，不可能生成价值，连自由本身都不是价值，只有我们将自由当作价值来认可和相信它，才能成为价值。其他一切文化价值，包括制度价值、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等，都必须通过主体的自由，认可它，相信它，才能成其为价值。关系并不能生成价值。比如父子关系，本身不可能生成价值。只有人们在实践中思考、反省，通过自由主体的认可，提出一种对于父子关系的评价标准（什么样的父子关系才是正当的），才是价值。价值是在关系中，但不能说关系就是价值。评价标准才是价值。例如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商品交换的评价标准；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商品用途的评价标准。交换关系、使用关系本身都不是价值。
自由就是对于基本权利的评价标准（人有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是制度价值和根本价值。用其他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都不能当作基本权利的评价标准。比如选举、出版、集会、结社、宗教等权利，能用幸福来评价吗？我在海边买了别墅，感到幸福，但未必有集会结社的权利，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没有这些权利就没有自由。这就说明，自由是根本价值和制度价值。同时，由于自由是一切文化体系、文化价值的建构所不可或阙的根本前提，它适用于一切文化体系，所以是普世价值。
我所谓文明（文化体系）之间没有冲突，是说文明是一个集合，其中有若干因素。两个文明之中的某一因素冲突，不等于两个文明冲突。比如张家的老三和王家的老二打架了，不等于张家和王家打架，也许两家的家长关系不错。所谓文明冲突，其实是不同国家某种利益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比如美国打伊拉克，只是打倒萨达姆的独裁侵略政权，占领伊拉克之后并没有消灭或压制伊斯兰文明，其宗教、风俗照常。伊斯兰文明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清真寺和崇拜活动，完全是自由的。在国内没有文明冲突，何必到国外去冲突呢？
简单说，提倡自由价值，就是提倡把人当人。只要看一下周围世界，就会发现，不把人当人的现象太多了。如果许多人在内心深处明白我所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选择权利的自由主体，那么人自然就把人当人了，人人就有了做人的尊严。有了这种意识，就可以建设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人的基本权利。别的价值担当不了这个功能。另外主体自由也是市场经济和契约的基础，有了主体自由，认识到人人也有主体自由，才能承当起契约主体的责任，对承诺负责。这也不是其他价值能够承当的。
实际上人的思想背景、学术背景不同，讲的不是同一个话语，不同的话语在交叉，都用一个词，但是对这个词的理解，对它的定义、联想也是不同的。你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我理解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再稍微讲一下我理解的自由意识。
人总是要做出选择的。像沙特说的，人就是选择，你每天被迫选择。所以我才提出自由这么一个理念。对一个人来说，要建设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真，必须通过你的自由选择。社会建设、社会道德也是一样，以理性志趣，才能够守法，遵守契约，这不仅是人格的责任，还是内在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由。所以它是一切价值的前提，当然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价值，说它是所有价值的前提也可以。
刚才王先生说的幸福。对幸福的理解，首先得选择对幸福怎么理解？人对幸福的理解很不同。基督徒对幸福的理解，圣经里面讲，幸福是人死后的幸福。幸福不可能作为一个多元社会的根本标准，能够做这个标准的只有自由，这样才有内在的理性秩序和人的尊严等等，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
徐景安：我充分尊重唐老师的研究，也非常理解唐老师内心想说的话，中国人不懂自由，中国缺乏自由，唐老师希望我们的政府尊重人的自由，我们的人民获得更多的自由，真正象一个人那样生活、拥有选择的权利。
为此，他要证明人是自由的。他不满足于，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生来自由这种说法，他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坚不可摧的理由，来证明自由是人所共有的、先于法律的人类功能，亦即自由的本体地位。”他说，让反对自由的那种人，“即使‘恨得牙痒痒’，他也是处于理性和道义的弱势，这对自由人的事业，大有裨益。”这使我联想起马克思，为了给无产者找到剥夺资产者的理由，创造了“劳动价值论”。我理解唐老师的用意，但自由价值论似乎没有完成设定的任务。
为了证明人是自由的，他专门写了一章“生命的价值”。那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呢？“端在主体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和天然的选择自由”，用自由怎么能证明自由呢？生命的价值怎么体现？唐老师在回应中说“价值是在关系中”，这是对的。“但不能说关系就是价值。评价标准才是价值。”那么评价标准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不是纯主观的，我爱怎么定就怎么定？不是的。正像商品价值是在无数次交换中产生的，评价标准也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生成的。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与载体，常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就是这个意思。而生命价值是通过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实现的。这就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种评价标准不是纯主观的，不是你认为对就对、好就好，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了一种客观的标准，就是文化，表现为行为规范、道德法律等等。生命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自由，所谓你爱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你固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人家会评判你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善人，还是恶人；伟人，还是小人；活得有意义，还是行尸走肉；有的死了，还有人悼念，称为永垂不朽，有的活着就要你死，判处死刑。生命的价值何其不同，源于生命主体满足了客体多少需求。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在时间的维度上是永恒的，在供给的维度上是稀缺的，在需求的维度上是广泛的。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价值观，就是我爱怎么、就怎么，否认社会道德底线，否认社会价值标准。唐老师强烈地反对把人当容器，固然有正面的意义，要尊重人的选择、尊重人的人格，反对用强制的手段，灌输某种理念、选择某种生活方式，但由此否认了文化的承传教育功能，似乎人是不需要教育的，也是不准进行教育的，这确实把自由说过头了。
唐教授还用人有自由意志，来证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他说“我的选择纯粹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我的自由意志先于我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从“宝马车”上下来，痛斥一个掮着木板的人擦了他的车，便对他拳打脚踢起来。我立即报警并上前制止。接着说：“没有人能证明，在我的意识中，有某种先天或后天因素‘决定’我必然如此选择。我的选择纯粹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我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必然的，起码有三种情况：第一上前制止。第二管我屁事。第三挨揍活该。这三种选择的背后，就有文化、道德、法制等各种理念在起作用。一个人做选择时候，好象是自由意志，其实是由文化决定的。某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别人说他没有教养，他说我有说话的自由，这就是所谓自由意志与公共道德的冲突，背后就是文化观念。
至于自由是人的终极价值，更与生活的大量现象相悖。你为什么选择去打工，听候老板的调遣？你为什么结婚成家，听老婆的唠叨？你为什么要当名人，让别人盯着？你为什么非要挤到城里来，在乡下多自在？你为什么当和尚，面壁三年把自己关起来？你为什么不到荒山野岭，那里谁也管不着你？显然自由不是终极价值。人是希望自由的，谁不喜欢自由呢？但人往往作出让渡自由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因为，人要追求比自由更高的价值，这就是幸福。上述种种让渡自由的选择，是为了追求来自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幸福。
自由与幸福的关系，幸福是目的，自由是手段、是途径。如果人不自由，就无幸福可言。所以，自由是可贵的、必要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自由似乎成了目的，作为目标来追求，但争取自由做什么，是为了追求幸福，依然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唐老师对幸福，有种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捍卫自由的终极、本体地位。正如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而排斥其它的要素作用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片面性。这几乎是学问家的共同特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形成体系。问题是这一点抓得对不对？准不准？是不是具有排他的终极、本体地位？
其实，人的本质是自由、又是不自由。凡是人都希望自由，凡是人都不自由。谁不喜欢自由自在、自由选择，这是人的生物特性，任何一种生物都希求自由生长。但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必须结成共同体，以求生存、以求发展、以求幸福，这就要让渡出自己的自由。要谋生必须打工，要爱情必须成家，要成名必须克己。至于保留多少自由，让渡多少自由，取决于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有句玩笑话，你要一个星期不舒服，就找老婆吵架；你要一个月不舒服，就去搬家；你要一年不舒服，就换工作；你要一辈子不舒服，就去办公司。这个度怎么掌握，终极标准就是幸福。为了幸福追求我的自由，为了幸福而限制我的自由。作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来说，应该最大限度地给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又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限制自由。这个度怎么掌握，终极标准就是民众的普遍幸福。现代化也好，国家崛起也好，终极目标是民众的普遍幸福。至于什么是普遍幸福，占阳已经讲了很多，我不多说了，
我国非常需要传播自由理念。尽管30年来中国人的自由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农民的、工人的、工商界人士的、知识分子的权利依然缺乏制度保障，政府权力依然过大缺乏有效约束，期盼着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其中自由就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也就是唐老师研究自由价值论的动因所在。但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把自由抬得越高越好呢？中国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平等是相对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强调自由，忽视平等，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穷人就会造反，或者社会不安定，富人也没有自由。所以，必须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平衡。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这点上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当然不是没有缺陷。对中国政府来说，经济主导权要减弱，财政分配功能要强化，而不是一概放任不管。对中国民众来说，一方面极需自由，获得尊重和保障，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律己，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自由放任。这就需要一组成体系的价值理念，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任务所在。我提出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企图在自由与律己之间保持协调和平衡。为了幸福，你要自由，也必须律己；你要爱自己，也要爱他人，更要爱大家。
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还有一个动机，是便于大家接受，达成共识。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少人就是不接受，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转换一个词，就是爱自己。你能否认爱自己吗？难道你不爱自己、不允许人家爱自己？对传统文化也是争论不休，不少人也是不接受，说成是专制愚昧，我就转换一个词，就是爱他人。你能否认爱他人、不允许人家爱他人？对社会主义更是意见分歧，有的人很坚持，有的人很反感，我就转换一个词，就是爱大家。你能否认爱大家、不允许爱大家吗？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一组理念具有逻辑性、完整性和神圣性、正义性，各方面容易接受，就可以成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3，普世价值、制度价值、文化价值。唐老师认为：政治制度与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意义体系，文化与制度的功能是可分的，文化不能决定制度。制度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性质不同。文化用不着我们操心。需要操心的是制度。目前的制度差异是不同文化体系的历史机遇问题，不是文化本身优劣的问题。文化没有优劣。不存在普遍的文化价值真理。
我认为：制度价值与文化价值不可两分。精神形态的文化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主导文化价值与现行制度价值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现在的党文化与一党专制的制度是统一的。如果文化价值指传统文化价值，它也曾渗透于当时的社会各个层面而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机统一。具有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关系的制度价值与文化价值其实维护的都是同一种核心价值。或者是普世价值，或者是非普世价值。传统文化价值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也需要过滤和重建。普世价值的本原性基础是共同的人性。凡是人，不论什么时代，什么文化，什么民族，什么国家的人，只要是人，都有作为人的共同生理心理构造，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超越需要，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因此会有共同的价值――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可贯穿于文化和制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在西方宪政国家，是被文化与制度都自觉贯彻了的。否定文革破坏文化的所谓的“移风易俗”是对的，笼统地否定“移风易俗”则有问题，文化会不断地变化，其进步不但会体现在创新上，继承发扬有生命力的健康的传统上，也应体现在革除陋习的“移风易俗”上，比如小脚、三从、放炮。文化从时间上看，有优劣；从空间上比，也会有高下。
4，对“多元文化”内涵的认识。唐老师认为：康德的普遍道德律令不适于现代多元价值。
我认为：康德尝试将底线普遍伦理价值理性地建构起来，他的努力非常有意义，他认为人类意识到凡人应有为人的价值底线，或做人的起码的精神标准或资格。他提出的“人是目的”，是联合国1948年普遍人权的哲学基础。多元文化的合法性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世界观层面，涉及本体论的终极实在观，由于人的有限性，任何民族和宗教信仰对终极实在的把握都不会绝对正确，都至多只是把握了它的部分，因此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终极有限性和对终极实在的无限性质的理性认识，不同世界观或信仰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二是在价值观上，要区分两个维度：权利、伦理意义维度和非权利、伦理意义维度。前者相当于垂直维度――指示善恶，后者相当于水平维度－－指示美、利、有效。两个维度都以“真”为前提。指示善恶的垂直维度上，要自觉建构、趋向、认同人类普遍价值观或普世价值，在指示美、利、有效的水平维度上，要允许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风俗习惯的多样性蓬勃发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或捍卫传统。笼统地说，在水平维度上的多样性，也可以叫作价值多元。而多元文化和多样文化“和而不同”的基础是认同普遍人类价值观。
5，对文明冲突的看法。唐老师认为：根本不存在“文明的冲突”。
我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历史的真实，也存在于现实的世界，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宗教的对立，宗教间的战争上。导致文明的冲突的思想原因是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上的非普世价值－－某文化中心主义，或自己的文化价值至上。比如认为自己宗教信仰比别的宗教信仰高，甚至认为别的宗教是邪的，只有自己是正确的。但要与现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专制的批评相区分，凡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批评中国落后的专制、剥夺人权，思想控制的都是先进文化价值对落后文化价值的批判。
6，中西文化各自所长和所短的认识。首先是自然法的不同侧重：老子有典型的自然法的思想，只是其自然法，强调的是人德要追随天道，发展出来一种利而不害的终极价值。而西方的自然法强调的是人生而平等，发展出来的是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其次是普世价值的侧重不同，西方文化中普遍人权价值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国文化相对而言普遍伦理价值得到了充分发展。三是对儒家传统把人变成容器的批评过分。儒家的人文主义，以天道为终极实在，建立在底线普遍伦理基础上的即凡即圣伟大人格的培养，对“三不能”心灵自由的强调，都不只把人当作天理的容器，历代许多圣贤的自我修炼也不是把自己当作容器，是有主动完善自己的愿望与行动的。宋明理学以及整个儒家在儒术被独尊之后，都与专制的皇权统治制度是内在统一的。四是对中国文化复兴的认识。唐老师认为中国文化复兴要从语言更新起始，我认为内容要从自觉认同和普及普世人权价值和普世伦理价值开始。从现实道德建设看，普世伦理价值要以普世人权价值为保证。从现实制度建设来看，制度建设要以正确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为指导。
王占阳：你说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所定义的终极价值，不是可能作为手段的价值，只能作为目的的价值？像自由，它既可以作为目的也可以作为手段。
刘利华：这个问题需要很多的论证。所谓我们说人存在的终极价值，它的支撑是终极本体提供的，你要对终极的本体有一个认为，在终极的本体下，人的存在是经验的存在。终极本体代表一个无限，是犹大而来的。
王占阳：你举一个终极本体解释。刚才你说的上帝是终极本体。宗教很讲终极价值，可以叫超越性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就是神，是上帝。
刘利华：终极本体是神，但是终极价值是由他那而来的爱。
王占阳：由神而来的价值？
刘利华：我们中国人信道，而那个道不是神。它是一个终极本体，从那个道产生有利而无害，天地不分什么人，都给他滋养和阳光。
徐景安：利华把终极本体与终极价值搅在一起，弄得有点玄了。我认为，这是两个范畴。宇宙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物质最小单位是什么？都可作为终极本体的研究，成为天体学、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哲学、神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和人类社会终极价值是什么？应该是社会科学、人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哲学、神学也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在我看来，宇宙从哪里来，宇宙是不是来自大爆炸这样的终极本体研究，与人类的终极价值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你信上帝创造世界，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在认识论上，可以联系，也可以分开。
人类和人类社会都在追求终极价值。宗教把终极价值定于来世，基督教是天堂，佛教称极乐世界。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将将终极价值定于现世。西方将个人作为终极价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对他人的爱作为终极价值。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啊？要光宗耀祖，要考虑他人，孔子的仁爱精神是终极价值。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终极价值，毛泽东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终极价值。今天中国追求什么终极价值呢？政府是发展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我们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寻求究竟以什么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宗教界已回笿了这个问题，虔诚的宗教信徒已不需要再思考了，他们就是信而行了。但作为非宗教的大多数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搞哲学、人学需要研究的。唐老师的答案很明确就是自由。自由是不是终极价值追求？今天我们就来讨论。
徐浩渊：咱们一直在谈文化，文艺复兴翻译的错误一直让我不舒服。其实文艺复兴是一个再生、新生或者是一个苏醒。我不知道您要打造什么样的精品文化。文化是不是能够找几个人躲在屋子里面打造出来的，我不晓得。我刚才听你们谈话，老引一些国外这个人、那个人。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什么圣人说什么话对我不太起作用，我关心的是对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在美国将近生活了二十年，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非常有限的。三大媒体ABC、NBC、CBS，一说到世界上的事情，连词汇用的都一样。
杜光：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以“自由价值”为主题的文化讲座。自由，是建设中华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由于舆论导向的恶意宣传，自由被歪曲成为反社会的观念。因此，如何在全社会普遍树立自由的价值观，使人人懂得为争取个人自由而努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十分必要广泛宣传关于自由的基本知识，让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者、抱有各种自由观点的人，都有可能来发表他们关于自由的见解。唐逸教授在《自由价值论》里说：“只有从少数人的讨论，吸引人们的注意，一圈一圈地扩大开来。这是缓慢艰难的过程，然而是有希望的事业。”我们今天的论坛，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事业”。我想藉这个机会谈谈马克思的自由观，或者说，马克思的自由主义思想。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我既不赞成神圣化，也不苟同妖魔化。从古到今，许多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都应该继承，马克思也不例外。他的自由观，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继承的宝贵财富。可是，从苏联到中国，由于执政党的偏见，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思想一直受到不应有的抹杀和歪曲。
最近在《社会科学报》上读到一篇吉登斯的访谈录。这位当代大思想家把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并列为“经典社会学家”，把他们看作是“社会学的奠基人”。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应当是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自由观，是他的社会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直接继承。如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等等，马克思也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人的本质特征，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它“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如此等等，都表现出他的自由观同古典自由主义的渊源。但马克思的自由观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如在《资本论》里谈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里甚至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此相对照，那些宣扬“自由的阶级性”和“大多数人的自由”的滥调，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当然，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甚至基督教精神。早期人文主义者强调公民个人和个性的作用，主张“维持一个每个公民都享有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平等机会的自由政体”。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因为每个人都有“原罪”，所以救赎每一个人是基督徒的义务。《新约》里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有个牧羊人放牧100头羊，只要有一只丢失，他就不辞千辛万苦去把它找回来。马克思受基督教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不久前读到黄克剑的著作《人韵》，书里提到马克思曾经两次受洗，一次是3岁，一次是16岁，如果说，3岁时受洗还是不自觉的话，那么16岁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就不能说是不自觉的选择了。
第二，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这个思想，一方面说明了自由受一定的物质条件的限制，同时也表明“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重要的是，他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这样，他就把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斗争，同争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努力结合起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维多利亚认为“拥有财产的权利是一种天赋的权利”，马克思正是把这个思想同“天赋自由”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自由观。
第三，马克思把自由的价值观升华为为对未来社会的崇高理念。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制度将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构成这个社会的细胞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核心内容。当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很大的乌托邦的成分，这同他少年时代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共产主义就是他的“新耶路撒冷”。吉登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带有非常浓厚的历史目的论色彩”，而“目的理性实际上表示新教徒世俗生活的最终目的”。真可谓一语中的。马克思的这种“历史目的论色彩”，无疑同他所受的宗教熏染有关。尽管如此，马克思自由观的这个内容，在目前的中国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执政党标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当然也包括它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而现在却把宣传自由、争取自由的言论说成是共产党必须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岂不是直接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吗？这岂不成了当代最荒唐、最滑稽的闹剧、丑剧！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自由观应当在宣传自由的大合唱里占有一席之地，希望它在新文化建设和新启蒙运动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徐景安：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唐老师来主讲，因为自由是构建中国新文化不可缺的要素，没有自由作为价值理念的话，就会异化。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自毛泽东发表反自由主义以来，中国人的头脑里，自由主义一直是贬义词。现在，自由主义依然是一种罪名，被批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颠覆社会主义的工具。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大量存在对人的自由、权利、尊严的蔑视和侵犯。中国确实需要自由的启蒙教育。
人是自由的，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为了保障人的自由，才需要法治，以限制政府的权力。然而，我们讲法治，是为了限制人的自由，保证政府权力的畅通，认识是颠倒的。人是自由的，首先推出的是法治要求，而不是民主。法治要得到保障，政府权力要限制，必须实行民主，即政府的权力由民众授予，不是你能随便代表我的。自由、法治、民主最后落实到什么呢？是保障人权。
早在200多前，西方已达到了这种认识水平，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更没有达成共识。1789年法国制宪会议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一开头就说：“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正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痼疾。我们成立人权组织，不是为了保障人权，而是为了保障主权，与美国打口水仗。“你还说我，瞧你自己”，如此而已！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人家说我们在人权问题有缺陷，应该欢迎啊。我们在人权保障上有进步，这是事实。但是确实问题又严重存在，劳动教养就是不符合法治、侵犯人权的制度，依然延续至今。说人家自由是假的，那我们就来真的，怎么能连自由的理念也不接受呢？承认不承认自由，说到底是愿不愿意限制权力，愿不愿意保障人权？
我们要创建中国新文明，连人都得不到尊重，那必然走上斜路。自由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否认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变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认同唐逸老师的观点。但是唐逸老师在证明人是自由的问题上，我觉得有些绝对化，需要进一步讨论。
仲大军：唐老师文章的前一段非常好，今天谈的都是纯哲理的东西。仅仅停在哲学层面，中国的文化建设很难推进。
中国的自由从历史来说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那么多，对自由谈得很少，有一些史料被文化专制剿灭了。
人类历史从来是氏族史，当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竞争的时候，必须要靠高度的专制独裁才能战胜。中国到了秦汉之后已经定型了。中国为什么形成现在这样，就是先秦战国时期的竞争，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专制和集权。由此考虑，自由是不是人类最根本的原则？一个民族、家族、氏族要生存，必须要和其它民族之间争夺。秦国是最专制、王权的，它取得了胜利。像山东的齐国等，统统都被专制的力量剿灭了。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理想主义地空谈自由的价值。
面对严酷的人类生存这样一个现实，自由从何而来？春秋战国，儒家、墨家、道家都是谈自由主义的，法家完全是非自由主义，法家后来走上层路线，扩大王权，把中国原来历史上的自由空间剿灭了，基本人权、人性剿灭了。唐老师的文章里面，说了安禄山之乱的时候，省城六万人，由于弹尽粮绝，死掉了三万人，发生了人吃人。历史上只有胜利的民族、氏族、家族才有自由，其他氏族的自由是没有的。提倡人性文化的都没有战胜法家文化。法家讲谁砍的人头多，谁的封赏就多。在历史上，先秦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后两千年的命运。
王占阳：实际上那两千年，不光咱们是这样，世界上都这样。从一万年前开始出现农业文明，这个文明注定要延续几千年才能过去。文艺复兴是人类全球运动的产物。
仲大军：欧洲，首先出现了贵族制约王权，从贵族干掉王权开始。十八世纪之后，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掀起了人权运动，来了整个平民、大众的解放。中国恰恰缺少这个阶段。中国在先秦以前，和古希腊和西方都是相同的，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中国就是明代以后，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我们在谈自由价值观的时候，要清醒看到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命运。
周天勇：三十年前为什么要解放思想？那时，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有2.5亿贫困人口，近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回城就业，农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城市供应紧张，不要说社会主义优越性，连国民经济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再在意识形态方面固守无私奉献、人民公社、国有一统、计划经济，几千万人能不能有工作，九亿六千万人能不能吃饱饭都成了问题。于是解放思想，城市从认为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到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农村从集体出工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从禁止私人经济到允许个体户存在和发展，从封闭到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并建立了一些特区，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到称赞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加之后来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社会化和股份制改革、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等等阶段性的解放思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取得了经济史上发展的奇迹，成就为世界瞩目。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又要提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呢？因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又面临着深层而巨大的危机，我们走到了一个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
首先，解放思想，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吗？
改革开放以来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由于农村联产承包承包制释放的活力，由于对外开放形成的投资、技术和管理动力，由于实际上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管制宽松而涌动的创业潮，特别是乡镇企业如星火燎原之势蓬勃发展，加之对农民向城市转移从限制盲流到鼓励流动形成的结构转型力量，不论其技术和产业层次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民间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动力，强劲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联产承包带来的增长效应早已释放殆尽，乡镇企业在结构转型，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管制和收费罚款越来越多，创业、投资和经营环境比十多年前明显恶化，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外资由于劳动、土地等成本的提高而开始转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发展，还有十五年前一样的活力和动力吗？我觉得已经没有了。
也许有人要问，我们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增长的速度也不低于十多年前呀，其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如果仔细地比较，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模式其实发生了这样几个较大的转变：一是从发展的结构看，过去小企业、小项目、小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逐步转变成了大企业、大项目和大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学术上曾经论证过小企业的规模不经济，实践上由于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与地方的GDP部量和财政收入高度相关，各地都在推进做大做强。二是从要素结构看，过去增长的动力结构之中劳动要素的推动占较大的比例，而九十年代后期，资本推动的力量越来越大，并且本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资本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劳动力成本提高后，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势态将加剧。三是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发展，逐步地转向了过度消耗物质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的农业，从联产承包后的利用劳动力，到利用化肥农药、电力等；我们的第二产业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并且逐步地从轻加工工业为主，转向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土地、淡水、金属矿产、木材等等资源的重化工业为主。四是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看，我们的农业，从施农家肥、劳动操作为主的原生态程度较高的方式，转向了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并用石油动力代替人畜动力的方式，即从原生态农业转向了石油农业。五是从实物经济更多地向虚拟经济转变，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社会以创业、投资办企业为致富的方式，而后来越来越多的资金，不投入实体经济，而是在房市和股市上涌动，虽然居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房价水平的上涨已经远离正常收入水平购买的能力；而且某同一企业的股票，在充分发达的香港市场上最高只有20港元左右，在大陆股市竟炒到接近48元多人民币；2007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有研究认为，居民增收的70%以上，来自于炒股和炒房。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是大企业、大项目、资本为主、高消耗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虚拟经济等等在推动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显然，从资源的可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看，这是一种充满危机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其次，解放思想，需要提出的是，目前的发展模式能解决中国未来以亿而计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问题吗？
虽然目前的发展模式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国内经济学家们分析，包括国外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国陷入了无就业的增长的境地。一是地方上看，实施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能迅速增加地方的GDP总量；并且最关键的是，按照目前的税收分成体制，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显著地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但是，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其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相同的投资规模容纳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却日益下降：过去石油、水电开发，汽车和化工项目建设，都会成为一个石油、水电、汽车和化工城市，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可能因此而就业；而现在相同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容纳的就业却以几十人到不超过千人而计，超过万人就业的已经十分罕见。二是第三产业是容量就业最大的产业领域，但是与国际同样发展水平时的结构看，我们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调整的顽症。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没有相应的人口集中的市场容量，而城市收入差距大和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却使第三产业缺乏消费的能力，再加上对第三产业发展一些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得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对吸收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各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和管理，如要将农贸市场变成现代化的大超市，将小商小铺变成大百货商店，将流动的商贩变成固定的窗明灯亮、装修现代的店铺，出租还要集中起来让出租公司中间赚上一笔，于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成本大大提高，本来中国发展到今天可以大量吸收就业的领域，却发展不尽人意。而从行业和所有制结构看，2007年，城镇国有单位减少了600余万个工作岗位，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400余万个工作机会，从对个体私营企业调查的情况看，其创业、投资和经营环境相当恶劣，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据劳动部报的数据增加了1200多万个就业机会，据说93%以上的新增就业在个体私营经济中，城镇登记失业率被控制在4.1%；而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4300万个左右，如果按照世界平均一个企业从业10人左右，仅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就达43000万人，如果考虑农业、党政社团、事业、大型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就业困难问题，反而需要从国外吸引劳动力到中国就业。这些都不能被忘记，将是统计史上的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最多时，就业职工达8000万人，目前就业的不到2000万人。而且，石油、移动、电力、铁路等等垄断行业，相对它们的资本规模，对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小。虽然1994年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先后支付了近5万亿的成本帮助其走出困境，国有经济有十多万亿的资产，但是，从那以后到2007年，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没有向国家财政交一分钱的利润。还有许多国家的资源开发和生产企业，其销售的20%—40%左右，甚至更多，要向国家交资源税，空间频道资源占用税，污染费和生态恢复基金则更是必交不可的。但是，这些应当属于公共利益的，变成了国有和国有垄断企业不向国家上交的利润，留在企业内部，变成了这些企业高管和职工的高薪金、高福利。从大的分配格局看，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的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资本要素和与资本有关的阶层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强，而劳动要素由于供给大于需求和隐性过剩及失业，其分配的能力越来越弱，结果是整个国家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和企业利润的增长相比而显得缓慢，中小资本的萎缩及失业者增加，使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而铁路和电力的垄断，虽然经济发展对铁路和电力建设的要求非常迫切，居民的储蓄和市场资金的流动性过剩，但是社会资本无法进入这样的领域，使其供给能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其的要求。显然，从中国每年两千万人需要就业的国情看，从扭转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和投资与消费比例长期失调看，这种不能增加就业，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不能给劳动要素带来机会和收入，垄断企业主导发展的模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否则，将造成民生方面严重的社会问题，积累社会动荡的风险。
再次是，解放思想，需要面对的是，目前的这种政府主导和行政管制的发展模式中，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能力、创业动力吗？整个社会发展还有民间的活力吗？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联产承包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发展个体集体经济把城市知青、街道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对外开放调动了沿海劳动力及土地等与外资及技术结合的积极性，而乡镇企业则激发了农民创业和办企业的动力，虽然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管得国有企业生不如死，对个体和乡镇企业多有责难，事实求是地讲，只有那些政府不会管、管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却生机勃勃，创业形成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者，吸收了以亿计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充满着一种强劲的活力。
我们回头来看现在，我们的农村中农民还有种粮养畜的动力吗，我们的农村中还有如当年一样创业办企业的动力吗，我们的城镇中劳动者还有创业的积极性吗，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还象当年一样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吗？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只是那些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在推动，只是那些政府的道路、桥梁、广场、办公楼、培训中心建设在推动。试问，数亿农民和城镇劳动力能在这样的企业和项目中得到最终的转移和长久的就业吗？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等等一系列问题，于是政府规范秩序，出台这样那样的标准、门槛、审批、许可、检查、处罚等等，由部门为主出台这样那样的法律，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部门条例。结果，创业、投资和经营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越来越多，有时一件事的审批需要几十个到上百个环节的审批，几十个到二百个公章；过去在住宅中能创业的，现在成为非法的了；过去流动商贩，现在也成为非法的了；政府各部门的检查、处罚越来越多，各种审批、许可和处罚中的收费也越来越多，2007年竟然高达16600亿之巨，如果按照平均月工资1500元计，1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让政府的上述管制、收费和罚款消灭了！实际上反思一下，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让政府管制给管死了。中国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许多国家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一般在20%左右，中国不到1%；发达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平均在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30个，而中国不到10个。不创业，哪来的中等收入者，哪来的企业，没有企业哪来的就业，就业不足工资水平怎么提高？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我们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管，还是为了社会有活力，这个社会没有创业的活力了，政府的各种所谓的规范，又有什么意义呢？！
政府的这种管制和垄断导致寻租和腐败蔓延,致使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而灰色和黑色成本大大提高。如在房地产中，除了政府的出让收入、各种税费外，灰色和黑色成本大约占房价的20%左右。如果灰色和黑色成本相当于“合法”但极不合理收费罚款16600亿的40%的话，仅政府管制形成的贿赂等资金规模就达6500亿之巨。
从我们的税费制看，创业不仅门槛越来越高，收费也越来越多；生产经营增值税很高，如果不偷税漏费，真实创业、生产和经营，所剩无几；而财富积累，利用财富出租食利和增值，却基本不征税。整个税费制度，是一个不鼓励创业，而是鼓励靠资产食利的机制。
从我们的融资体系看，金融业高度垄断，央行和银行监督部门从来都是中小银行放开不得，狼要来了，在这种金融管制下，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基本上贷不到款。具有讽刺的是，过去凡是听央行或者银监会话的，将民间借贷打光了的，经济发展缓慢、创业艰难、就业严峻，凡是没有听话的，对民间借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经济良性发展，创业活跃，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实际失业率很低；凡是过去农业部和民政部等搞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股金会，由于基层政府的插手，都造成了大量的坏帐；凡是官商勾结的一些集资，都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那些温州、台州等地的民间借贷，却坏帐率极低到国外同行都要来借鉴其风险控制管理经营。而就土地高度垄断的管理来看，过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和经营，或者在家里，或者私搭乱建，或者在集体土地上建设，总是能找到一个地方；现在家里不让创办企业，土地又批给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创业者基本上拿不到场地。
小结一下，上述政府的管制，一方面，窒息了整个社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创造了政府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和公务员用权力寻租腐败的天然的条件。
最后，悲观与忧患，能不能在解放思想中唤醒，我们正在给自己挖掘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陷阱”。
我在写篇文章的时候推测，如果我们继续靠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继续以资源环境为主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政府管制津津乐道，认为还严得不够；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强，考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并且搞面子工程；如果中央靠做大做强集中起来的财力，再给居民进行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的保障；如果居民都不去创业，而对政府的保障有很高的期望；那么，未来我们将创造经济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奇迹，也将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模式案例，即发展的“中国陷阱”： (1)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但是国内资源枯竭，大气、水体和土地等污染将越积越深重，草原等荒漠化速度加快，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发展在某个时点上可能因资源和环境极度瓶颈制约而断裂；(2)劳动力隐性失业规模大，全国实际劳动力剩余和失业率将达到30%—40%，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比例将加大，城镇贫困问题将恶化；(3)政府、大资本、垄断行业收入加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者因创业困难而比例小，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因失业率高而比例大，加上高收入人在虚拟经济中对财富再分配，以及低收入散户在虚拟经济中的亏损和被分配，再包括腐败的灰色收入，居民间基尼系数攀高到0.6以上，而国家和居民间，将形成国富民贫的格局；(4)因资源需求大、供给紧张，国外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农业劳动力无法正常转出,全国消费价格水平将不断上升；(5)二元结构方面，人口城市工棚式转移，每年钟摆式流动，未来二十到四十年农村积累三到四亿老龄人口，农村比城市先进入老龄社会；(6)民众对政府在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及贫困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但因生产力和财力水平低及人口规模太大而无法满足，财政将会债台高筑；(7)由于财政赤字和债务可能较大，由于民间资本不投入实体经济而集中于虚拟经济，由于大资本的生产与居民消费不足之间形成矛盾，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可能无法避免。
王占阳：今天讨论的问题和你的第二个问题有关系。南美、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上欧洲，大概十来亿人。现在我们也是十来亿人。西方在十九世纪是全球扩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有一个很快的崛起过程，但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移民，人口的格局基本没有太变。我在80年的时候，看世界经济杂志，西方国内市场占70%。这个数字跟我们现在讨论自由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人权的问题。公民普遍享有自由权利，就改变了经济结构，内需就会起来。而它早期是靠野蛮的办法崛起的，后来靠自由民主崛起的。中国学西方十九世纪的招是学不来的，怎么办？如果普遍自由能够发展，农民有自由权利，大家都有自由权利，才能解决内需问题。把个体户、小企业弄得很难受，这不就是剥夺民主自由吗？
林永青：中国面临很特殊的时期，跟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不一样，我们面临全球化的时期。世界五百强，可能有四百多家，90%在中国。中国经济增长70%靠出口外贸，而70%当中，我们挣的是非常小的毛利，大部分给跨国公司了。美国一边喊要制裁中国，实际上大部分钱是美国在中国的公司挣的。内需并不那么就能刺激起来的。
周教授讲的活力，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为什么没有活力呢？是根本活不下去。你看看中关村，原来大家都是摆摊卖电脑，后来跨国公司进来了，联想、方正起来了，大家都到电脑城里面去了，粗放式的小作坊式根本活不下去。整个国家包括企业应对全球化的能力非常不足。
孙开泰：我对自由价值没有什么研究。听了唐教授讲了以后，好多观念我都还要重新学习。我想讲的是，我们哲学界、思想界，长期以来以西方标准来看问题。很少用中国标准看问题。我们的脑子里面，没有多少中国的意识形态，大量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有些大陆的中国人不像中国人，好多国外的华侨倒像中国人，都颠倒了。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走了好大一段弯路。比如，现代与传统是什么关系？应该是传统基础上建立现代理念。如果离开了中国传统，我们讨论问题，就越讨论越麻烦。我们说思想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我们把传统丢了不是对了，而是错了。中国在历史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不管科技、文化、制度都不落后于西方。要讲自由，你看看诸子百家那些自由的思想，那里有很多自由、民主的元素。
徐景安：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说，世界上先进的东西，我们中国都有。有那么一句话和变成一个理念、一个制度差远了。人家自由、民主、人权成为宣言、成为制度。讲过的东西，不等于价值理念、更不等于价值实践。要这样说，翻翻我们的报告、文件，哪个没有说过。二千年后写这一段历史，中国岂不又是最先进的了？
孙开泰：我讲的不是要回到先秦民主自由当中去，但是那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用，不要忘得干干净净。教科书里面有多少讲先秦里面先进的东西，没有。历史课到教育改革以后，基本上都抛弃了，没有了。中国人现在搞不清楚中国人的历史。试问现在的年轻人，三四十岁可能到五十来岁都一塌糊涂，六十岁以上可能还好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情。西方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流社会思想。好比邯郸学步，学西方没有学好，精华的东西没有学到，糟粕的东西倒是学了不少。
我讲的先秦诸子的光辉思想，与现在的民主、科学、自由不完全等同，但是那里确实有很多资源，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素材。
徐景安：要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这是对的。我们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建设中国新文化，既不要排斥西方，也不要拒绝东方。或者西方标准一定是坏的，中国标准一定是好的，或者反过来说。这样笼统讲都没有意义，西方也好、传统也好，究竟什么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学习、继承。这才是关键。您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怎么建设中国新文化？
孙开泰：
我有一篇文章，《孔子与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这里面我提出一个观点“综合创新”，这是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我们重视传统文化，但并不主张“尊孔读经”。社会是往前在发展的，你想要恢复到古代的社会是不可能的。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注重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和谐文化。这个和谐思想，我们不能丢，是建设新文化很重要的理念。和谐是大家共存，大家共处，它的结构是整个宇宙的平衡，不是某个局部的和谐。只有心胸很开阔、很有创造性的人才能领会这个东西。
甘泉：徐先生提的精品文化的三个标准，我只赞同后面两个标准，民众要接受，国际能接受，我不赞成共产党必须接受。
张博树 ：今天开这个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中国人在今天谈价值问题，谈自由问题，不要忘了我们的语境，不要忘了我们的背景。我个人认为就是专制主义。刚才甘泉先生说了，同意后两条，不赞成第一条。如果真要建设一个新文明，至少我们在思想、理念上要开放。您的新文化建设的十个内容，我在网上看了，说老实话，过于陈旧。如果真要建设一个新文化，首先就要解放思想。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可以说。
徐景安：这是我与激进派人士的最大区別。你说，不要忘了我们的背景，说的对啊，我们的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事实。不要中国共产党接受，怎么创建新文化呢？有三个选择：，一条是先不搞文化，而是搞革命，成功后建你的新文化；一条就是图口瘾，说得很彻底、很解放，求快感、泄私忿；还有一条搞纯学术，由于不考虑现实，思想放开，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体系，但也可能完全是异想天开、夢中神游。我与第一种人划清界线，与第二种人敬而远之，向第三种人中脚踏实地作研究的人学习、请教，从他们的学术体系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元素和营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内具有长远眼光、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一定会接受。中国共产党出了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怎么就不会出现第二个呢？
有人批评我，你怎么老是把希望寄托在伟人身上？我与茅于轼老师讨论过，中国要从专制制过渡到民主制，无论作什么选择，就是暴动成功，也要寄希望这位领导革命成功的人不是贪恋权力者，而是有民主意识的华盛顿式的伟人。否则还是专制。不走革命的路，就是改革、改良，那就更需要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有胆识、有魄力、有智慧，才能过渡到民主制。那我们干什么？就是要创造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新的价值理念，这就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不值一提。这又是我与他们的分歧，深刻影响了人类2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怎么会没有合理的内核、存在的理由呢？我对马、中、西三派都是取同样的态度，选择、吸取有用的，作为中国新文化的要素。
陆学艺：为什么要搞新文化建设？这三十年，把经济搞上去了，饭有吃的了，怎么还有这么多问题？我是搞社会研究的，两极分化、贫富扩大、城乡差距等等。1978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558000件，2004年达到4450000件。1953年，北京抢劫事件发生两起。现在一天几百起都有。还有贪污、腐败等等，社会问题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像深圳、东莞，楼顶上都用铁丝网罩起来了，机关、宿舍都装上了摄像头，这能解决问题吗？八十年代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加了一个社会建设。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社会建设搞好。
1978年，城市人口是一亿七千多万，现在常住人口算上是五亿七千万人。深圳有户口的人就三百万，常住人口八百多万，实际人口一千五百万。北京也是这样。原来城乡差距，城里面好，农村不好。现在城乡差距搬到城里面来了，就是北大、社科院，那里面都是两种制度。社会这么乱下去，只搞经济建设，只搞GDP，行吗？社会建设，十七大讲了一句，就是关注民生问题。社会建设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把人组织起来。
徐景安：价值理念不改变，政府是发展第一，不顾一切；老百姓是挣钱第一，不择手段，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讲了一通以后，还是发展第一，其他都是次要的。老百姓也说来钱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这两个第一摆在一起，多少警察、多少法院也不管用，而法官也是挣钱第一呀！所以，13亿人的欲望膨胀，是很难维系的。
唐逸：由于人的思想背景、学术背景不同，讲的往往不是同一话语，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充分理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刚才黄先生说自由是绝对的，这是现象学的术语，意思是在前关系的纯意识里，还没有任何关系与天生的自由相对待，所以原初的自由是绝对的。我们需要理解和尊重他的学术背景。至于自由权利，相对于责任，当然是相对的。在西方，认为自由先于关系、本质的学说，除现象学而外，还有萨特的存在主义、海德格的存在哲学等。
所谓普世价值，西方并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古代和中世纪的普世教会以及现代的基督教普世运动的提法。我以为基督教并不是普世的价值，任何宗教信仰都不是普世的，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价值。只有自由价值是普世价值，因为自由是建构一切价值的基础或前提。没有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认可，不可能生成价值，连自由本身都不是价值，只有我们将自由当作价值来认可和相信它，才能成为价值。其他一切文化价值，包括制度价值、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等，都必须通过主体的自由，认可它，相信它，才能成其为价值。关系并不能生成价值。比如父子关系，本身不可能生成价值。只有人们在实践中思考、反省，通过自由主体的认可，提出一种对于父子关系的评价标准（什么样的父子关系才是正当的），才是价值。价值是在关系中，但不能说关系就是价值。评价标准才是价值。例如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商品交换的评价标准；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商品用途的评价标准。交换关系、使用关系本身都不是价值。
自由就是对于基本权利的评价标准（人有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是制度价值和根本价值。用其他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都不能当作基本权利的评价标准。比如选举、出版、集会、结社、宗教等权利，能用幸福来评价吗？我在海边买了别墅，感到幸福，但未必有集会结社的权利，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没有这些权利就没有自由。这就说明，自由是根本价值和制度价值。同时，由于自由是一切文化体系、文化价值的建构所不可或阙的根本前提，它适用于一切文化体系，所以是普世价值。
我所谓文明（文化体系）之间没有冲突，是说文明是一个集合，其中有若干因素。两个文明之中的某一因素冲突，不等于两个文明冲突。比如张家的老三和王家的老二打架了，不等于张家和王家打架，也许两家的家长关系不错。所谓文明冲突，其实是不同国家某种利益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比如美国打伊拉克，只是打倒萨达姆的独裁侵略政权，占领伊拉克之后并没有消灭或压制伊斯兰文明，其宗教、风俗照常。伊斯兰文明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清真寺和崇拜活动，完全是自由的。在国内没有文明冲突，何必到国外去冲突呢？
简单说，提倡自由价值，就是提倡把人当人。只要看一下周围世界，就会发现，不把人当人的现象太多了。如果许多人在内心深处明白我所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选择权利的自由主体，那么人自然就把人当人了，人人就有了做人的尊严。有了这种意识，就可以建设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人的基本权利。别的价值担当不了这个功能。另外主体自由也是市场经济和契约的基础，有了主体自由，认识到人人也有主体自由，才能承当起契约主体的责任，对承诺负责。这也不是其他价值能够承当的。
实际上人的思想背景、学术背景不同，讲的不是同一个话语，不同的话语在交叉，都用一个词，但是对这个词的理解，对它的定义、联想也是不同的。你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我理解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再稍微讲一下我理解的自由意识。
人总是要做出选择的。像沙特说的，人就是选择，你每天被迫选择。所以我才提出自由这么一个理念。对一个人来说，要建设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真，必须通过你的自由选择。社会建设、社会道德也是一样，以理性志趣，才能够守法，遵守契约，这不仅是人格的责任，还是内在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由。所以它是一切价值的前提，当然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价值，说它是所有价值的前提也可以。
刚才王先生说的幸福。对幸福的理解，首先得选择对幸福怎么理解？人对幸福的理解很不同。基督徒对幸福的理解，圣经里面讲，幸福是人死后的幸福。幸福不可能作为一个多元社会的根本标准，能够做这个标准的只有自由，这样才有内在的理性秩序和人的尊严等等，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
徐景安：我充分尊重唐老师的研究，也非常理解唐老师内心想说的话，中国人不懂自由，中国缺乏自由，唐老师希望我们的政府尊重人的自由，我们的人民获得更多的自由，真正象一个人那样生活、拥有选择的权利。
为此，他要证明人是自由的。他不满足于，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生来自由这种说法，他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坚不可摧的理由，来证明自由是人所共有的、先于法律的人类功能，亦即自由的本体地位。”他说，让反对自由的那种人，“即使‘恨得牙痒痒’，他也是处于理性和道义的弱势，这对自由人的事业，大有裨益。”这使我联想起马克思，为了给无产者找到剥夺资产者的理由，创造了“劳动价值论”。我理解唐老师的用意，但自由价值论似乎没有完成设定的任务。
为了证明人是自由的，他专门写了一章“生命的价值”。那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呢？“端在主体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和天然的选择自由”，用自由怎么能证明自由呢？生命的价值怎么体现？唐老师在回应中说“价值是在关系中”，这是对的。“但不能说关系就是价值。评价标准才是价值。”那么评价标准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不是纯主观的，我爱怎么定就怎么定？不是的。正像商品价值是在无数次交换中产生的，评价标准也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生成的。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与载体，常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就是这个意思。而生命价值是通过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实现的。这就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种评价标准不是纯主观的，不是你认为对就对、好就好，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了一种客观的标准，就是文化，表现为行为规范、道德法律等等。生命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自由，所谓你爱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你固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人家会评判你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善人，还是恶人；伟人，还是小人；活得有意义，还是行尸走肉；有的死了，还有人悼念，称为永垂不朽，有的活着就要你死，判处死刑。生命的价值何其不同，源于生命主体满足了客体多少需求。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在时间的维度上是永恒的，在供给的维度上是稀缺的，在需求的维度上是广泛的。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价值观，就是我爱怎么、就怎么，否认社会道德底线，否认社会价值标准。唐老师强烈地反对把人当容器，固然有正面的意义，要尊重人的选择、尊重人的人格，反对用强制的手段，灌输某种理念、选择某种生活方式，但由此否认了文化的承传教育功能，似乎人是不需要教育的，也是不准进行教育的，这确实把自由说过头了。
唐教授还用人有自由意志，来证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他说“我的选择纯粹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我的自由意志先于我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从“宝马车”上下来，痛斥一个掮着木板的人擦了他的车，便对他拳打脚踢起来。我立即报警并上前制止。接着说：“没有人能证明，在我的意识中，有某种先天或后天因素‘决定’我必然如此选择。我的选择纯粹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我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必然的，起码有三种情况：第一上前制止。第二管我屁事。第三挨揍活该。这三种选择的背后，就有文化、道德、法制等各种理念在起作用。一个人做选择时候，好象是自由意志，其实是由文化决定的。某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别人说他没有教养，他说我有说话的自由，这就是所谓自由意志与公共道德的冲突，背后就是文化观念。
至于自由是人的终极价值，更与生活的大量现象相悖。你为什么选择去打工，听候老板的调遣？你为什么结婚成家，听老婆的唠叨？你为什么要当名人，让别人盯着？你为什么非要挤到城里来，在乡下多自在？你为什么当和尚，面壁三年把自己关起来？你为什么不到荒山野岭，那里谁也管不着你？显然自由不是终极价值。人是希望自由的，谁不喜欢自由呢？但人往往作出让渡自由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因为，人要追求比自由更高的价值，这就是幸福。上述种种让渡自由的选择，是为了追求来自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幸福。
自由与幸福的关系，幸福是目的，自由是手段、是途径。如果人不自由，就无幸福可言。所以，自由是可贵的、必要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自由似乎成了目的，作为目标来追求，但争取自由做什么，是为了追求幸福，依然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唐老师对幸福，有种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捍卫自由的终极、本体地位。正如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而排斥其它的要素作用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片面性。这几乎是学问家的共同特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形成体系。问题是这一点抓得对不对？准不准？是不是具有排他的终极、本体地位？
其实，人的本质是自由、又是不自由。凡是人都希望自由，凡是人都不自由。谁不喜欢自由自在、自由选择，这是人的生物特性，任何一种生物都希求自由生长。但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必须结成共同体，以求生存、以求发展、以求幸福，这就要让渡出自己的自由。要谋生必须打工，要爱情必须成家，要成名必须克己。至于保留多少自由，让渡多少自由，取决于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有句玩笑话，你要一个星期不舒服，就找老婆吵架；你要一个月不舒服，就去搬家；你要一年不舒服，就换工作；你要一辈子不舒服，就去办公司。这个度怎么掌握，终极标准就是幸福。为了幸福追求我的自由，为了幸福而限制我的自由。作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来说，应该最大限度地给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又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限制自由。这个度怎么掌握，终极标准就是民众的普遍幸福。现代化也好，国家崛起也好，终极目标是民众的普遍幸福。至于什么是普遍幸福，占阳已经讲了很多，我不多说了，
我国非常需要传播自由理念。尽管30年来中国人的自由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农民的、工人的、工商界人士的、知识分子的权利依然缺乏制度保障，政府权力依然过大缺乏有效约束，期盼着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其中自由就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也就是唐老师研究自由价值论的动因所在。但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把自由抬得越高越好呢？中国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平等是相对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强调自由，忽视平等，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穷人就会造反，或者社会不安定，富人也没有自由。所以，必须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平衡。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这点上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当然不是没有缺陷。对中国政府来说，经济主导权要减弱，财政分配功能要强化，而不是一概放任不管。对中国民众来说，一方面极需自由，获得尊重和保障，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律己，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自由放任。这就需要一组成体系的价值理念，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任务所在。我提出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企图在自由与律己之间保持协调和平衡。为了幸福，你要自由，也必须律己；你要爱自己，也要爱他人，更要爱大家。
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还有一个动机，是便于大家接受，达成共识。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少人就是不接受，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转换一个词，就是爱自己。你能否认爱自己吗？难道你不爱自己、不允许人家爱自己？对传统文化也是争论不休，不少人也是不接受，说成是专制愚昧，我就转换一个词，就是爱他人。你能否认爱他人、不允许人家爱他人？对社会主义更是意见分歧，有的人很坚持，有的人很反感，我就转换一个词，就是爱大家。你能否认爱大家、不允许爱大家吗？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一组理念具有逻辑性、完整性和神圣性、正义性，各方面容易接受，就可以成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