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燎宇演讲稿中译文
星期一 五月 05, 2008 7:27 pm
中国，启蒙何用?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敲响了开启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钟声。如果我们假定中国人在这九十年的经历与欧洲人在他们的“启蒙世纪”所接受的精神洗礼类似，我们就必须马上补充一点：欧洲人在回眸自己的启蒙时代的时候，非常地骄傲，而且有着明确认识，而我们中国人在回顾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时还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东西，还面临许多的问题和矛盾，尽管我们对自己的启蒙历史总体上是一种肯定态度。讨论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出譬如下面这些问题：现代中国的启蒙历史已经结束了吗？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如何分期？它对我们的利弊是什么？有必要来新一轮启蒙运动吗？本人在思考中国启蒙历史的时候，特别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场历时九十年、几乎完全靠欧洲进口的精神食粮哺育的启蒙运动对恪守儒道的中国人产生了何种影响，外国人——身为文化使者不得不随时注意到他者的眼光——又怎么看启蒙之后的中国人。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明两点：第一，涉及到如何给中国启蒙历史分期的时候，我完全采纳我非常敬佩的同事、刚刚发表了演讲的韩水法教授的三个阶段的理论。韩教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启蒙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四运动掀起的启蒙运动，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马列主义启蒙（我称之为体制化的马列主义启蒙），三是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后马列主义启蒙。第二，由于我们还置身第三个启蒙时期，由于我们缺乏使我们得以评估其后果和影响的时间距离，所以我集中谈前面两个阶段。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搞德国文学的，也是托马斯•曼的崇拜者。请允许我先谈谈《魔山》。在一个关于启蒙运动的讨论会上提到这本小说，其实一点不离谱。这本书细致入微地、引人入胜地描写了古典启蒙思想在即将结束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命运，描写了启蒙思想腹背受敌的遭遇——它一方面要对付老对手，一方面要迎击新对手。最近我在重读《魔山》的时候特别关注这场斗争，所以我注意到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次要人物。我说的是丁富博士。在人数众多、人种多样的托马斯•曼艺术世界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由于这个人物形象只具有边缘化的文本批评意义，所以德国本土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很难对他产生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塞腾布里尼从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亚洲和无为哲学进行了连篇累牍地抨击，对他的欧洲同胞发出了一连串的警告，所以很容易让那些苦苦寻觅中国关联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转移视线，最终轻视乃至漠视丁富博士。丁富博士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在小说倒数第三章描写的招魂术实验中，这个喜欢窃笑的、滑稽的中国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冷静的、哪怕不够虔敬的人，是因为他当时起到煞风景的作用。他不仅猜测令人敬畏的幽灵霍尔格是小偷并且说出自己的猜测，他不仅嘲笑霍尔格爱慕虚荣（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当参加招魂实验的众人因为灯光被一只神秘的手关掉而惊恐万状的时候，只有他产生了健康的念头也就是开灯，让光明驱散了黑暗，也撵走了鬼魂。这样，作为招魂实验的参与者，丁富博士就和帕拉范特检察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帕拉范特检察官吃了“来自超验世界的一记重重的耳光”，却以快活的科学态度接受下来。但正如叙述者向读者保证的，假设这记耳光来自生命世界，这位性格暴躁的司法界人士肯定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另一方面，丁富博士对光明的信任则使人联想到塞腾布里尼。而塞腾布里尼的启蒙主义者本色在夜访因病卧床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一幕表现得最清楚，因为他刚刚走到门槛的位置就伸手按亮了电灯……
女士们，先生们！我做一趟《魔山》之旅，不是为了对一个德国作家表示我的钦佩之情。尽管这位作家对中国文化毫无兴趣——他的态度跟赫尔曼•黑塞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这些同行相比的时候尤其扎眼，尽管他喜欢用颇有争议的浮光掠影式的主导动机来打发他笔下次要人物，但是他却塑造了一个在我看来不无典型意义的中国人形象。我一方面让丁富博士跟在超验世界飘飘欲仙的帕拉范特检察官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则拉近他和喜爱光明的塞腾布里尼距离，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美化托马斯•曼给我们虚构出来的中国同胞。我这么做，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存在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人形象；第二，我们中国人跟欧洲启蒙思想世界的关系可能很微妙。为什么说微妙？
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如果我下面想说的话不会遭遇众人的反对。我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内在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没有超验的世界，我们中国人跟超验世界的关系天生不太好，或者说天生没关系。这个公开的秘密是欧洲人发现的，他们发现这是中国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发现让他们感到的诧异和蔑视多于敬重和敬佩。在此，我必须提到黑格尔。因为黑格尔看不起中国人的脚踏实地，他对中国文化的蔑视性言论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譬如他在《历史哲学》中对中国民族性格所下的严酷判决给我们中国人造成了类似脑震荡的精神创伤，敏感的人根本无法从这场打击之中恢复过来。最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是黑格尔对中国人的哲学无能所作的诊断。黑格尔不相信中国人有从事精神远足和精神升空的能力，也不相信中国人有这种意愿。对中国人持哲学怀疑态度的黑格尔，过去不孤单，现在也不孤单。目睹这一现象，我们感到忐忑不安。是否需要给中国哲学打引号？这个问题属于西方汉学界的首要问题，也是其终极问题，所以至今也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有一点是我们中国人在关起门来议论的时候也必须承认的：接触过西方哲学的人，多多少少会理解以儒学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为何令西方人感到不适。的确，我们的哲学或者说打引号的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剥离经验世界、脱离经验世界的事物的稀罕或者说缺席。中国哲学让人若有所失，在中国哲学的土地上，前不见死亡和魔鬼，后不见理念论和意志的形而上学，也不存在一块指示牌提醒物自体在何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恨不得举手赞成西方人在哲学上对我们持严厉态度。事实上已经有中国哲学家未能抵挡这种诱惑。没错，人们怎么可能在一个没有内心性和超验性的世界里面，怎么可能在一个没有死亡和魔鬼的世界里面进行哲学思考？譬如，叔本华视为为哲学之父的死神，就在中国思维殿堂的大门之外徘徊了几千年也未获准入。在中国哲学的门前竖立起“死神不得入内”告示牌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而是我们的孔夫子。孔夫子下死神禁令的理由是：未知生，焉知死。换句话说，孔夫子给中国的思想们带了个头，从此以后，只有存在和发生在生活中、只有在大地之上的一切才可能进入中国思想家们的思考范围。就是说，孔夫子开辟了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使我们中国人变成了有时让欧洲人摇头叹息那种类型。在欧洲人看来，我们过分看重经验，实效，伦理，我们是过分的实用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
女士们，先生们！不管欧洲人觉得中国人的气质或者说儒家气质多么生疏，多么奇怪，中国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包括平等、宽容、实践理性、面向此岸在内的欧洲启蒙思想的基本价值还是非常接近的。在此我给大家列举中国历史的几个“启蒙思想”特征：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而非等级森严的社会。在欧洲，一个聪明的、因为考试成绩突出而成为皇帝女婿的农家子弟，最多可能出现在一则童话里；在中华帝国，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体验。第二，对于中国人，宗教宽容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我们是一个远离上帝或者说没有上帝的民族，我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使我们包容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里，宗教迫害几乎没有过，无论道教徒还是佛教徒，无论信宗教的还是搞迷信的，都没有因为宗教原因而遭受迫害。况且跟道教和佛教世界保持良好关系或者有点迷信的儒家人士也不在少数。三位一体的奇迹是儒家身上的一个令人着迷、也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三，中国思想家们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幸福的、和谐的、秩序井然的社会。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此时此刻脑子里想的什么。在勾勒这幅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肖像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现出古典的欧洲启蒙者形象。我甚至担心，《魔山》所戏仿的启蒙批判可以用来批判中国文化。因为夹在启蒙主义者塞腾布里尼和反启蒙主义者纳弗塔之间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下述说法表达了他对前者的不满：“庸俗哲气和纯粹伦理学，缺乏宗教思想”。纳弗塔则斥之为：“专注于生活的资产阶级特性”。
女士们，先生们！我引用专注于生活的资产阶级特性这一概念，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儒家世界和启蒙世界令人吃惊的相似性，其实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主体——士大夫阶层——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主体——资产阶级——在精神上高度亲近。面向此岸的生活观不是联结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欧洲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唯一精神纽带。二者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以及行为规范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令人惊讶的是，尤尔根•科卡所总结的德国资产阶级的特征多半可以用到士大夫阶层身上。譬如：推崇文化和业绩，追求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做事持之以恒，倾向于理性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不喜形于色，守纪律，有家庭观念，崇尚高雅文化（前者时常进出于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后者都要写诗、画画、玩书法），讲究待人接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处在欧洲人所理解的启蒙精神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我推测你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在暗地里问：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这种人还有吗？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常拿来问自己的问题。因为现代中国的启蒙历史，就是一部去儒化的历史，我们有时恍惚觉得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在大陆已经不复存在，觉得我们充其量能够在我们的宝岛台湾找到这种人。现在我们就说一说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我不想探寻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现在身处何方，我只想简单回顾一下他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进程中受到哪些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之前，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是单纯的社会存在，纯粹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启蒙运动使他有了个性概念，有了独立运用理性的概念。不服从国家或者父母，在儒家传统中等于犯罪，所以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的中国属于例外。自五四运动以后，他鼓起勇气不服从父母和家庭，也鼓起勇气抗拒其它外在权威。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第一次以个人主义者的形象，以叛逆和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人生舞台和历史舞台。
随着自我意识的苏醒，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有了批判态度和批判能力。这位新诞生的批评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极端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近于自我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毁灭。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怎样看教会信条和专制主义，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中国人就怎样看儒家教义。只不过后者在扔掉他恨之入骨的传统镣铐时带有更多的怒火，用了更大的力气。“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这都是五四期间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全盘西化的意志一度如此强烈，以致那些想把汉字拉丁化的人也喊出了自己的心愿。民族虚无主义使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的启蒙面相中有了悲喜剧特征。
儒教遭遇了偶像的黄昏，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个人崇拜，这新的崇拜对象是两位来自西方的先生。一个叫德先生，德谟克拉西的德，一个叫赛先生，赛恩斯的赛。他们是新的圣人，被视为中国的救星。这两个人谁帮忙帮得多的问题，谁接受了更多的敬意的问题，都可以存而不论。
崇拜起赛先生之后，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就不再诗意地对待自然。他发现自己有必要去认识和服从自然的规律；与此同时，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一种浮士德式的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渴望。天人合一的儒家理想随之落入遗忘之境。面对令人不安的环境问题，人们对于这一观念转变越来越持否定态度。
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的启蒙过程一方面始于民族屈辱和民族反抗这一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则受到民族复兴的意志的影响。他在西方人目前表现出谦虚和好学，是因为他牢记一条古老的中国智慧：强者有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接受的前提不同，中国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比欧洲古典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更先进，更厉害。为现代中国启蒙运动服务的，不仅有法国大百科全书派和十八世纪的其他欧洲思想家，而且有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继续推进启蒙项目的思想家。引人瞩目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尤其钟爱十九世纪欧洲伟大的批判家，揭露者，思想颠覆者，如达尔文，如马克思，如尼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与其它欧洲思潮一道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被提升为国家哲学。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随之展开。这场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去儒化和资本主义批判便成为其教育重点。这场延续近三十年的思想-政治解放运动不无成效。这一点人们在事情过后——在中国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看得更清楚。譬如，越来越多的人为国学素养和儒雅风度的消失而惆怅。表现儒家传统家庭关系的韩国和台湾的电视剧在我们大陆走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怀旧心理，有这种寻根冲动。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没有灭绝，我们会发现他的唯物主义基本特征不仅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削弱或者扬弃，反而得到强化和细化。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让他有了历史发展的概念。他从中明白许多道理，他现在知道历史是按照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更不用说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发展的，知道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逆转的，他还知道观察历史进程的时候要排除感伤情绪和道德激愤。其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欺骗性关系的揭露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看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组织还是国家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受意志主宰。在这双擦亮的眼睛的注视之下，理智越来越频繁地露出了原形，让人看出它无非是意志的乖巧女仆。第三，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把宗教称为麻痹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离上帝越来越远。文革期间出现了一种对于中国民族性格来说很不典型的宗教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了毁坏圣像和破坏寺庙的野蛮行径。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找找它的来龙去脉，看它是否一方面源于对迷信的仇恨，因为五四以后我们那些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写迷信的可怕后果——鲁迅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想这是否与我们惨痛的历史记忆有关——譬如说鸦片战争。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国家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使我们对一度以为被跨越被克服、但最终还是要来临的东西做好了思想准备：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当然不知道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工厂是什么情形，所以人们在抽象的云雾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时的中国人读到《资本论》的名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时候，更多地是佩服马克思的文学和修辞天赋而非他锐利的社会批判眼光；今天的中国人读到这个句子，其感受自然有所不同。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了、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曼切斯特资本主义或者说早期资本主义，什么叫阶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人们也更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义愤填膺地诅咒金钱的罪恶。
女士们，先生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让恪守儒道的中国人与资本主义产生隔阂，更没有导致他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相反，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惊人的资本主义成就，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旧世界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一现象需要解释，但是这也不难解释。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这是一个已经祛魅和祛除神秘因素的世界，一个已经世俗化和散文化的世界，一言蔽之，这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对资本主义运作略知一二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他面向此岸，脚踏实地，而且有一种枯燥的散文思维方式。今天，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对自己满意，对世界也很满意。对于他，心满意足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既是物质的满足，也是精神的满足。然而，世界却对他不太满意。这使他颇为烦恼。来自西方的批评和质问使他陷入迷茫和困惑。这些批评和质问一天多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尖锐，与此同时，他的不解和疑惑也日益增多。他一方面相信自己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损害自己的全球合作伙伴的利益，他相信自己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营造出很多双赢的局面，他相信自己的国家已经高度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些都已得到证明，而最好的证据就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是“中国制造”在西方越来越打眼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知道当今的世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创世杰作——如果这个有宗教内涵的词用在这里不太恰当，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欧洲启蒙运动铸造而成的。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还知道，只要他继续面向此岸，只要他保持枯燥的散文理智并且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他的生活和工作就会散发出启蒙精神的光芒。如果说他对进步和未来的信仰有些超出古典启蒙思想家的平均水准，那是他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启蒙的结果。他深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深信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或者说必然要带来文明的进步、政治的进步、道德的进步。
女士们，先生们！目前来自西方的批评如冰雹一般砸向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这些批评既来自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阵营，也来自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者的阵营。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者试图通过质疑富裕社会是否可以全球化来劝说他放弃追求幸福的决定。听到这样的劝说，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眼冒金星，完全摸不着门道，因为他过去没有问过、将来也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别人，还有你吗？别人过上了好日子，你还能过好日子吗？在中国，这样的问题最多可能来自一个很不典型的思想家——譬如荀子。而荀子就是中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因为他跟霍布斯一样相信人性本恶，相信“人对人就像狼对狼”。可是荀子的声音在孔夫子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倾听。另一方面，西方的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者则继续控诉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太缺乏宗教思想，太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
女士们，先生们！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好学，有接受能力，而且讲究和为贵。可是，当他读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大量批评和抱怨的时候，他苦苦思索也想不明白人们究竟想让他做什么。他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何讨人嫌。是因为自己欠缺启蒙还是因为自己过度启蒙？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怎么办？他怎样做才对自己好，才能对别人好？难道他从行动的世界，从充满生活乐趣的、热爱进步的启蒙世界撤到无为的道教世界或者断念的佛教世界就好了吗？这样人们就会对他满意了吗？
但愿中国的第三次启蒙运动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敲响了开启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钟声。如果我们假定中国人在这九十年的经历与欧洲人在他们的“启蒙世纪”所接受的精神洗礼类似，我们就必须马上补充一点：欧洲人在回眸自己的启蒙时代的时候，非常地骄傲，而且有着明确认识，而我们中国人在回顾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时还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东西，还面临许多的问题和矛盾，尽管我们对自己的启蒙历史总体上是一种肯定态度。讨论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出譬如下面这些问题：现代中国的启蒙历史已经结束了吗？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如何分期？它对我们的利弊是什么？有必要来新一轮启蒙运动吗？本人在思考中国启蒙历史的时候，特别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场历时九十年、几乎完全靠欧洲进口的精神食粮哺育的启蒙运动对恪守儒道的中国人产生了何种影响，外国人——身为文化使者不得不随时注意到他者的眼光——又怎么看启蒙之后的中国人。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明两点：第一，涉及到如何给中国启蒙历史分期的时候，我完全采纳我非常敬佩的同事、刚刚发表了演讲的韩水法教授的三个阶段的理论。韩教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启蒙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四运动掀起的启蒙运动，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马列主义启蒙（我称之为体制化的马列主义启蒙），三是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后马列主义启蒙。第二，由于我们还置身第三个启蒙时期，由于我们缺乏使我们得以评估其后果和影响的时间距离，所以我集中谈前面两个阶段。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搞德国文学的，也是托马斯•曼的崇拜者。请允许我先谈谈《魔山》。在一个关于启蒙运动的讨论会上提到这本小说，其实一点不离谱。这本书细致入微地、引人入胜地描写了古典启蒙思想在即将结束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命运，描写了启蒙思想腹背受敌的遭遇——它一方面要对付老对手，一方面要迎击新对手。最近我在重读《魔山》的时候特别关注这场斗争，所以我注意到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次要人物。我说的是丁富博士。在人数众多、人种多样的托马斯•曼艺术世界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由于这个人物形象只具有边缘化的文本批评意义，所以德国本土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很难对他产生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塞腾布里尼从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亚洲和无为哲学进行了连篇累牍地抨击，对他的欧洲同胞发出了一连串的警告，所以很容易让那些苦苦寻觅中国关联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转移视线，最终轻视乃至漠视丁富博士。丁富博士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在小说倒数第三章描写的招魂术实验中，这个喜欢窃笑的、滑稽的中国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冷静的、哪怕不够虔敬的人，是因为他当时起到煞风景的作用。他不仅猜测令人敬畏的幽灵霍尔格是小偷并且说出自己的猜测，他不仅嘲笑霍尔格爱慕虚荣（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当参加招魂实验的众人因为灯光被一只神秘的手关掉而惊恐万状的时候，只有他产生了健康的念头也就是开灯，让光明驱散了黑暗，也撵走了鬼魂。这样，作为招魂实验的参与者，丁富博士就和帕拉范特检察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帕拉范特检察官吃了“来自超验世界的一记重重的耳光”，却以快活的科学态度接受下来。但正如叙述者向读者保证的，假设这记耳光来自生命世界，这位性格暴躁的司法界人士肯定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另一方面，丁富博士对光明的信任则使人联想到塞腾布里尼。而塞腾布里尼的启蒙主义者本色在夜访因病卧床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一幕表现得最清楚，因为他刚刚走到门槛的位置就伸手按亮了电灯……
女士们，先生们！我做一趟《魔山》之旅，不是为了对一个德国作家表示我的钦佩之情。尽管这位作家对中国文化毫无兴趣——他的态度跟赫尔曼•黑塞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这些同行相比的时候尤其扎眼，尽管他喜欢用颇有争议的浮光掠影式的主导动机来打发他笔下次要人物，但是他却塑造了一个在我看来不无典型意义的中国人形象。我一方面让丁富博士跟在超验世界飘飘欲仙的帕拉范特检察官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则拉近他和喜爱光明的塞腾布里尼距离，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美化托马斯•曼给我们虚构出来的中国同胞。我这么做，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存在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人形象；第二，我们中国人跟欧洲启蒙思想世界的关系可能很微妙。为什么说微妙？
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如果我下面想说的话不会遭遇众人的反对。我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内在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没有超验的世界，我们中国人跟超验世界的关系天生不太好，或者说天生没关系。这个公开的秘密是欧洲人发现的，他们发现这是中国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发现让他们感到的诧异和蔑视多于敬重和敬佩。在此，我必须提到黑格尔。因为黑格尔看不起中国人的脚踏实地，他对中国文化的蔑视性言论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譬如他在《历史哲学》中对中国民族性格所下的严酷判决给我们中国人造成了类似脑震荡的精神创伤，敏感的人根本无法从这场打击之中恢复过来。最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是黑格尔对中国人的哲学无能所作的诊断。黑格尔不相信中国人有从事精神远足和精神升空的能力，也不相信中国人有这种意愿。对中国人持哲学怀疑态度的黑格尔，过去不孤单，现在也不孤单。目睹这一现象，我们感到忐忑不安。是否需要给中国哲学打引号？这个问题属于西方汉学界的首要问题，也是其终极问题，所以至今也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有一点是我们中国人在关起门来议论的时候也必须承认的：接触过西方哲学的人，多多少少会理解以儒学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为何令西方人感到不适。的确，我们的哲学或者说打引号的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剥离经验世界、脱离经验世界的事物的稀罕或者说缺席。中国哲学让人若有所失，在中国哲学的土地上，前不见死亡和魔鬼，后不见理念论和意志的形而上学，也不存在一块指示牌提醒物自体在何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恨不得举手赞成西方人在哲学上对我们持严厉态度。事实上已经有中国哲学家未能抵挡这种诱惑。没错，人们怎么可能在一个没有内心性和超验性的世界里面，怎么可能在一个没有死亡和魔鬼的世界里面进行哲学思考？譬如，叔本华视为为哲学之父的死神，就在中国思维殿堂的大门之外徘徊了几千年也未获准入。在中国哲学的门前竖立起“死神不得入内”告示牌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而是我们的孔夫子。孔夫子下死神禁令的理由是：未知生，焉知死。换句话说，孔夫子给中国的思想们带了个头，从此以后，只有存在和发生在生活中、只有在大地之上的一切才可能进入中国思想家们的思考范围。就是说，孔夫子开辟了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使我们中国人变成了有时让欧洲人摇头叹息那种类型。在欧洲人看来，我们过分看重经验，实效，伦理，我们是过分的实用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
女士们，先生们！不管欧洲人觉得中国人的气质或者说儒家气质多么生疏，多么奇怪，中国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包括平等、宽容、实践理性、面向此岸在内的欧洲启蒙思想的基本价值还是非常接近的。在此我给大家列举中国历史的几个“启蒙思想”特征：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而非等级森严的社会。在欧洲，一个聪明的、因为考试成绩突出而成为皇帝女婿的农家子弟，最多可能出现在一则童话里；在中华帝国，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体验。第二，对于中国人，宗教宽容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我们是一个远离上帝或者说没有上帝的民族，我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使我们包容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里，宗教迫害几乎没有过，无论道教徒还是佛教徒，无论信宗教的还是搞迷信的，都没有因为宗教原因而遭受迫害。况且跟道教和佛教世界保持良好关系或者有点迷信的儒家人士也不在少数。三位一体的奇迹是儒家身上的一个令人着迷、也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三，中国思想家们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幸福的、和谐的、秩序井然的社会。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此时此刻脑子里想的什么。在勾勒这幅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肖像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现出古典的欧洲启蒙者形象。我甚至担心，《魔山》所戏仿的启蒙批判可以用来批判中国文化。因为夹在启蒙主义者塞腾布里尼和反启蒙主义者纳弗塔之间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下述说法表达了他对前者的不满：“庸俗哲气和纯粹伦理学，缺乏宗教思想”。纳弗塔则斥之为：“专注于生活的资产阶级特性”。
女士们，先生们！我引用专注于生活的资产阶级特性这一概念，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儒家世界和启蒙世界令人吃惊的相似性，其实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主体——士大夫阶层——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主体——资产阶级——在精神上高度亲近。面向此岸的生活观不是联结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欧洲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唯一精神纽带。二者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以及行为规范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令人惊讶的是，尤尔根•科卡所总结的德国资产阶级的特征多半可以用到士大夫阶层身上。譬如：推崇文化和业绩，追求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做事持之以恒，倾向于理性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不喜形于色，守纪律，有家庭观念，崇尚高雅文化（前者时常进出于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后者都要写诗、画画、玩书法），讲究待人接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处在欧洲人所理解的启蒙精神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我推测你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在暗地里问：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这种人还有吗？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常拿来问自己的问题。因为现代中国的启蒙历史，就是一部去儒化的历史，我们有时恍惚觉得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在大陆已经不复存在，觉得我们充其量能够在我们的宝岛台湾找到这种人。现在我们就说一说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我不想探寻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现在身处何方，我只想简单回顾一下他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进程中受到哪些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之前，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是单纯的社会存在，纯粹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启蒙运动使他有了个性概念，有了独立运用理性的概念。不服从国家或者父母，在儒家传统中等于犯罪，所以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的中国属于例外。自五四运动以后，他鼓起勇气不服从父母和家庭，也鼓起勇气抗拒其它外在权威。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第一次以个人主义者的形象，以叛逆和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人生舞台和历史舞台。
随着自我意识的苏醒，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有了批判态度和批判能力。这位新诞生的批评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极端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近于自我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毁灭。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怎样看教会信条和专制主义，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中国人就怎样看儒家教义。只不过后者在扔掉他恨之入骨的传统镣铐时带有更多的怒火，用了更大的力气。“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这都是五四期间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全盘西化的意志一度如此强烈，以致那些想把汉字拉丁化的人也喊出了自己的心愿。民族虚无主义使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的启蒙面相中有了悲喜剧特征。
儒教遭遇了偶像的黄昏，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个人崇拜，这新的崇拜对象是两位来自西方的先生。一个叫德先生，德谟克拉西的德，一个叫赛先生，赛恩斯的赛。他们是新的圣人，被视为中国的救星。这两个人谁帮忙帮得多的问题，谁接受了更多的敬意的问题，都可以存而不论。
崇拜起赛先生之后，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就不再诗意地对待自然。他发现自己有必要去认识和服从自然的规律；与此同时，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一种浮士德式的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渴望。天人合一的儒家理想随之落入遗忘之境。面对令人不安的环境问题，人们对于这一观念转变越来越持否定态度。
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的启蒙过程一方面始于民族屈辱和民族反抗这一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则受到民族复兴的意志的影响。他在西方人目前表现出谦虚和好学，是因为他牢记一条古老的中国智慧：强者有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接受的前提不同，中国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比欧洲古典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更先进，更厉害。为现代中国启蒙运动服务的，不仅有法国大百科全书派和十八世纪的其他欧洲思想家，而且有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继续推进启蒙项目的思想家。引人瞩目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尤其钟爱十九世纪欧洲伟大的批判家，揭露者，思想颠覆者，如达尔文，如马克思，如尼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与其它欧洲思潮一道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被提升为国家哲学。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随之展开。这场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去儒化和资本主义批判便成为其教育重点。这场延续近三十年的思想-政治解放运动不无成效。这一点人们在事情过后——在中国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看得更清楚。譬如，越来越多的人为国学素养和儒雅风度的消失而惆怅。表现儒家传统家庭关系的韩国和台湾的电视剧在我们大陆走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怀旧心理，有这种寻根冲动。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没有灭绝，我们会发现他的唯物主义基本特征不仅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削弱或者扬弃，反而得到强化和细化。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让他有了历史发展的概念。他从中明白许多道理，他现在知道历史是按照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更不用说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发展的，知道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逆转的，他还知道观察历史进程的时候要排除感伤情绪和道德激愤。其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欺骗性关系的揭露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看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组织还是国家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受意志主宰。在这双擦亮的眼睛的注视之下，理智越来越频繁地露出了原形，让人看出它无非是意志的乖巧女仆。第三，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把宗教称为麻痹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离上帝越来越远。文革期间出现了一种对于中国民族性格来说很不典型的宗教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了毁坏圣像和破坏寺庙的野蛮行径。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找找它的来龙去脉，看它是否一方面源于对迷信的仇恨，因为五四以后我们那些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写迷信的可怕后果——鲁迅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想这是否与我们惨痛的历史记忆有关——譬如说鸦片战争。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国家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使我们对一度以为被跨越被克服、但最终还是要来临的东西做好了思想准备：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当然不知道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工厂是什么情形，所以人们在抽象的云雾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时的中国人读到《资本论》的名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时候，更多地是佩服马克思的文学和修辞天赋而非他锐利的社会批判眼光；今天的中国人读到这个句子，其感受自然有所不同。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了、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曼切斯特资本主义或者说早期资本主义，什么叫阶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人们也更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义愤填膺地诅咒金钱的罪恶。
女士们，先生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让恪守儒道的中国人与资本主义产生隔阂，更没有导致他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相反，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惊人的资本主义成就，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旧世界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一现象需要解释，但是这也不难解释。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这是一个已经祛魅和祛除神秘因素的世界，一个已经世俗化和散文化的世界，一言蔽之，这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对资本主义运作略知一二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他面向此岸，脚踏实地，而且有一种枯燥的散文思维方式。今天，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对自己满意，对世界也很满意。对于他，心满意足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既是物质的满足，也是精神的满足。然而，世界却对他不太满意。这使他颇为烦恼。来自西方的批评和质问使他陷入迷茫和困惑。这些批评和质问一天多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尖锐，与此同时，他的不解和疑惑也日益增多。他一方面相信自己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损害自己的全球合作伙伴的利益，他相信自己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营造出很多双赢的局面，他相信自己的国家已经高度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些都已得到证明，而最好的证据就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是“中国制造”在西方越来越打眼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知道当今的世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创世杰作——如果这个有宗教内涵的词用在这里不太恰当，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欧洲启蒙运动铸造而成的。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还知道，只要他继续面向此岸，只要他保持枯燥的散文理智并且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他的生活和工作就会散发出启蒙精神的光芒。如果说他对进步和未来的信仰有些超出古典启蒙思想家的平均水准，那是他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启蒙的结果。他深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深信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或者说必然要带来文明的进步、政治的进步、道德的进步。
女士们，先生们！目前来自西方的批评如冰雹一般砸向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这些批评既来自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阵营，也来自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者的阵营。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者试图通过质疑富裕社会是否可以全球化来劝说他放弃追求幸福的决定。听到这样的劝说，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眼冒金星，完全摸不着门道，因为他过去没有问过、将来也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别人，还有你吗？别人过上了好日子，你还能过好日子吗？在中国，这样的问题最多可能来自一个很不典型的思想家——譬如荀子。而荀子就是中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因为他跟霍布斯一样相信人性本恶，相信“人对人就像狼对狼”。可是荀子的声音在孔夫子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倾听。另一方面，西方的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者则继续控诉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太缺乏宗教思想，太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
女士们，先生们！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好学，有接受能力，而且讲究和为贵。可是，当他读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大量批评和抱怨的时候，他苦苦思索也想不明白人们究竟想让他做什么。他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何讨人嫌。是因为自己欠缺启蒙还是因为自己过度启蒙？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怎么办？他怎样做才对自己好，才能对别人好？难道他从行动的世界，从充满生活乐趣的、热爱进步的启蒙世界撤到无为的道教世界或者断念的佛教世界就好了吗？这样人们就会对他满意了吗？
但愿中国的第三次启蒙运动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