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
星期一 四月 21, 2008 6:33 am
杨度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人，清朝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总设计师。据说，不光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考察报告是他写的，就连后来清廷发布的西式法律也多出自此公之手。民初国民党发动 “二次革命”武装叛乱失败后，他带头鼓吹君主立宪，成了“筹安会六君子” （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之首，筹措袁世凯登基作皇帝的大事。可惜袁世凯还没正式登基，蔡锷便在云南起兵声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就死了，据说死前曾大叫：“杨度误我！”另一说则说，老袁说的是：“他误了我。”其实是指袁克定，盖克定伪造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让老袁误以为日本人也支持他作皇帝，于是这才跳进了那火炉子。
这公案当然是死无对证，不过若老袁讲的真是“他误了我”，那也多半只会是指杨度或同样主张君主立宪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老袁原来大概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先当总统后变皇帝的长远预谋，此念是由时势一步步从正反两面诱导出来的。
老袁当上临时大总统那阵，大概还是想“咸与维新”，把这民国实验搞下去的。但革命党人怕他独裁，因人立法，临时改动“临时约法”，把原来的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梦想让老袁作“虚君”。这一恐惧为国会议员共有。如国内学者严泉先生剖析的那样，国会生怕袁世凯独裁，处处限制他的行政权力，却不愿接受任何制约，以致成了立法一权独大的超级国会，使得袁世凯在民初藏蒙脱离、盗匪蜂起、各省形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国家财政破产（当时中央政府的全部存款也就只有六万元，不借外债就连阁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重重内外交困之中还患上“重症肌无力 ”，连想向五国财团借钱维持国家运作，都要变成孙黄等人的发难借口。老袁开头也试图通过民主程序，合法获得更多的行政权力，但国会拒绝让步，一定要等他挥动拳头把流氓手段使出来，才从此一路顺风。国会不但不敢再如过去那样专门捣乱，反倒任其作威作福，非法逮捕议员于前，解散国会于后，无论他怎么倒行逆施都大气不敢出，但知逆来顺受。在国民代表们充分显示了吃硬不吃软的下贱德行后，您说他还怎会不对这民国实验彻底丧失信心？在看了杨度和古德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雄辩论证之后，他又怎么可能不动心，要想回到当初的老路上去？
这就是冯国璋得知老袁宣布改为帝制后为何会对老袁怀恨在心。自老袁作了总统后，猜疑他想作皇帝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连老袁自己都被迫发过多次声明表白心迹。说的人多了，老冯自然也有点将信将疑，于是便亲自问老袁。老袁非常诚恳地答道，他家的人都活不到60岁，他已经逼近那大限了，怎么还会有那非份之想？要说是为他儿子谋帝位，那他大儿子是个瘸腿，望之不似人君；小儿子则是个烂名士，成天玩戏子嫖妓，配君临天下么？老冯深以为然，以后有人再说老袁想做皇帝，他还代为辟谣来着，不料老袁却骗过了他，令他极为愤愤。
其实我看老袁未必真骗了老冯，盖他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一个自以为快死的人（老袁后来果然没有活到60岁，可见心理暗示作用之大），除非是如吴三桂那样处在行将灭亡的绝境中，才会趁没死赶快过一把皇帝瘾，可老袁当时“中国华盛顿”的名声如日中天，犯得上去在临死前毁了一世英名么？若说他想为儿子争那帝位，那他在金匮石室里藏下的接班人的名字乃是黎元洪而非袁克定。以他之英明，不至于看不出克定绝对镇不住北洋悍将，真要把大位传给克定，乃是为其促寿的高招。
不管他当初真实意图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称帝未成，反倒毁了一世英名，乃是老袁平生最大错误，很可能确实是他死前回光返照、神智清明那一瞬间浮上心来的最大憾事，他叫出那一声，谴责诱导他犯了那千古大错的人，我看简直就是必然的。
老袁死后，那个误了他的杨度写了副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意思是说：到底是共和制误了中国，还是中国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后再来评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对不住您，还是您对不住君主立宪，您到九泉下去沉吟吧。
杨度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理论贡献，还是他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他托夏寿田把该文转给老袁，老袁读后叹服，赞杨度为旷代逸才。此文鄙人闻名久矣，但一直没看到，刚才重读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附注，丁此作于行文间与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颇多雷同，令人不免作抄袭之想，不过毕竟丁先生是先贤，不敢唐突），才发现其中附有摘要，只是我过去忽略了。
杨度《君宪救国论》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 首次澄清了国人模糊不明的追求目标
尽管杨度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国人在近现代的追求目标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而是国家富强。他说：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熟悉毛著的人不难立即看出此话对毛泽东的影响。毛的著名语录是“民主不过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此话其实就起源于杨度。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对民主宪政一度极度热心，确实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实行旨在立宪的新政，乃是因为朝野都认定宪政乃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手段。
慈禧太后最终同意预备立宪，乃是她被庆亲王奕劻的话深深打动了：“（奕劻对她说）‘若不及早将国事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慈禧大为动容，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
朝野士大夫也同样把立宪看成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手段：
“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士大夫……群以为‘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合。’”（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现代人容易忘记当年中国处在列强交攻、随时有被瓜分危险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当时的国人因此把宪政看成了迅速脱离这险境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对民主宪政有什么深入的认识和道义上的向往。“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直是驱使近现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国事的唯一动机。哪怕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的代价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心愿。我党赢得许多知识分子认同，也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党的铁腕统治是保证中国富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不认清这个基本事实，就谈不上了解中国。
二、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该文的第一大段，便是历数这“共和误中国”的事实：
1） 在中式“共和国”中，更换国家领导人不仅仅是治国政策的改变，却成了国家安危治乱的生死之争。
这是因为“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野心家们以为总统人人做得，如果选不上就可以举兵争夺，孙黄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就是明证。
可以补足的是，在国人养成尊重程序的本能之前，试图效法西方使用民选方式更换国家领导人，唯一的作用便是刺激野心家们以武力问鼎之轻重，把国家化成永恒的潜在的乱邦与危邦。自辛亥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近百年，直到如今也没能解决。
2） 中央权威丧失，国家呈现解体倾向；地方政府权威丧失，社会呈现无政府倾向。
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公民缺乏“普通之常德常识”，“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3） 在合法权威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要想实施统治，便只能以宪政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以枪杆子权威代替已经丧失的君主权威或来不及建立的西式法治权威：
“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
这意思是说，中式“共和”只能靠武力专制维持门面。如果不这么干，则连社会治安都无法维持，还能谈其他？
4）就算有明君当总统，获得一时安定，终将有无比凶险的接班人之争：
“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
这预言之准确令人骇然，不但涵盖至今，而且将涵盖可以预见的将来。“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这一系列问题永远是困扰一代强人如老毛、老邓等人的心事。
5）中式“共和”决定了无可能作出建国的长久规划，诱发了短期行为。
杨度认为，富国强兵乃是百年大计，非一蹴可就，有待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然而人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贤明统治缺乏可持续性。中式“共和”不但是伪装了的人治，而且是最糟糕的人治，因为从国家元首到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多久，政策是否能在身后维持下去，因此激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哪怕元首是贤大总统如老袁，也找不到志士来襄助，不可能锐意进取，建万世不拔之伟业，只能维持现状，但求在自己任职期间不要发生内乱，也千万别亡国就行了。这种国家还能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百年大计可谈？有贤大总统时尚且是这种维持现状的苟安局面，哪天换上个庸才当元首，则连维持现状、保全自己的地位都不可能了，国家只会分崩离析，过去所有的惨淡经营的建设积累，旦夕之间一扫而光，只有亡国一条路了。因此，靠共和实行宪政根本就没有希望。
这不但是对“贤大总统”老袁死后变局的准确预言（准确到令人发指），甚至也是对现今中国的入微刻画。试问如今党国大僚自胡温以下，有谁不是“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
杨度这些预言，早在过往近百年中一一兑现。历史已经雄辩证明，孙黄辈以暴力兜售的“共和”确实坑害了中国，而中国也确实歪曲了共和制度。其原因杨度已经指出了，乃是在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前提时便躐等躁进，当然就只会造出一个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丑恶政体来，否则就连社会治安都无从维持。可惜他基本上是列举现象，没有详细指出发生机制。
这问题我其实已经在旧作中探讨过了。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我指出，民主共和国要能够顺利运转，必须具备两个硬前提，第一个是国家的一切威权设施诸如军警宪特中立化；第二个是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软前提则是公民绝对尊重服从契约权威，有高度的守法意识以及充分的权利意识。
民初根本不具备这些前提，晚清的一切国家威权设施属于朝廷，虽是爱新觉罗氏之大私，但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或个人。革命却使全国威权设施解体，落入革命党或私人手中，中央政府再不能控制。在这种乱邦危邦之中连个人身家性命、国家统一都没有保证，还谈什么解决紧迫的民族危机？
第二个硬前提更是阙如。晚清虽然开始立法，却还没能变成法治国家。要使得新建的共和国正常运转，政客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契约权威。可惜不但当时没有一个政客有此觉悟，孙中山还带头向全民示范如何动用暴力撕毁社会契约。于是帝王权威给破除了，国人却并未养成绝对尊重服从契约权威的本能。这结果便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丧失了权威。要令行禁止，实施统治，就只能靠暴力作后盾。
此乃一个国家能出现的最大噩梦。一个社会，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其理想运行状态便是不需要动用暴力，便能靠人民的自我约束维持秩序。帝制的崩溃使得国家失去了这种可能，能代替帝王精神权威的只有枪杆子，当然武人干政就是必然结果。
保障共和国健康运转的软前提更是彻底阙如。民初公民没有起码的公民觉悟，既没有守法精神，又毫无基本权利观念。民初文告中频频出现“权利”这个词，那其实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rights），而是“争权夺利”的“权”与“利”（power and benefit），无论朝野都是如此理解，例如宋教仁临终前发给袁大总统的电报中就说：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
这是表白自己从不为个人争权夺利，也就是后世用的“大公无私”的意思，可见这儿的“权利”完全是个贬义词。
袁大总统在发布戡乱的命令中也几次使用了“权利”这个贬义词：
“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
他这是指控孙黄等国民党人为了一己之私欺骗天下人，说现在正式大总统的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虽然不肖，但也不至于用武力为自己争好处，何况当总统累得心力交瘁，什么好处都没有。
由此可见，当时的“权利”的涵义其实乃是“权势”。后世用的“权利”的等价物确能在《临时约法》和《约法》中找到，乃是“自由权”，而1923年通过的《宪法》却变成了“权” ，例如“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这在一般人心目中根本就无法与“权力”（power）分开。 光是使用这个缠夹不清的“权”字来翻译外来的rights观念，就足以说明当时人对这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观念是何等缺乏认识。
公民既没有守法意识，又没有权利意识，又因为革命的浅薄“平等”宣传，以为从此便成了不受任何管束的自由人，在混乱时代便很容易变成暴民。从政后的革命家们的造反派无法无天气质更影响了其他政客，朝野上下既不知道尊重契约权威，更不知道尊重法律程序，暴力便必然要变成唯一能畅通无阻的“硬通货”，国家的崩解也就是迟早的事了。即使“分久必合”，那也只能是靠枪杆子建立的伪共和国，通行的仍然是暴力那唯一硬通货，离民主的距离更比原来远甚。
如历史已经证明的，这种假共和比砸烂了的帝制还糟糕万倍，这是因为它没有君主制的精神权威，便只能用枪杆子作为维持统治的前提，把国家化成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山寨，周期性地举行拳头大赛，把过去几百年才来一次的帝位争夺战，变成了“七八年来一次”。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决定国家元首，使得国家成了永久的潜在性的乱邦危邦，不知何时爆炸的定时炸弹，了无“和谐”或“安定团结”可言，遑论“可持续发展”。
更糟糕的是，这种烂污制度具有一种恶劣的自锁性，一旦陷入，便很难拔出来，这是因为政权靠血淋淋的辣手抢来，全靠枪杆子支撑，由此剥夺了当国者的起码安全感，让他们永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噩梦中，因而失去了类似清廷那种由统治者作出实质性让步、还政于民的可能。因此，这种以暴力建立并专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没有作出实质性改良的可能，只能被暴力摧毁，从而使中国陷入以暴易暴、每下愈况的永恒循环。
可笑的是，唐德刚明明看到了“假共和不如真帝制”，却非但不明白原因何在，还要发扬他的马克思式“大历史观”赋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无法摆脱的杂交谬种当成历史进步、社会转型来歌颂。
三、 只有宪政能够救中国
对于清末民初的人而言，“宪政”乃是个热门话题，它其实说的是“法治”，也就是英国人发明的“rule of law”，只不过是把它特地改成了“rule of constitution”而已，也就是让宪法取代具体的个人作为全民的统治者，而这宪法则是全民同意的社会契约。
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绅士与流氓的分野。西方法治社会和东方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家治国有个高于一切的规矩，不管是谁都不能破坏那神圣的规矩，只能严格按规矩办事。因为宪法保证了所有公民公平竞争的同等机会，由此保证了国家的持久稳定性。而东方野蛮社会则是沿用原始社会的“力强者胜”的野兽法则，由垄断了暴力的强人随心所欲地治国，爱怎么胡来都没人能阻挡，哪怕是如北韩那样半国人成了饿殍，人民也毫无希望结束灾难，这就是伟大领袖极度自豪地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在本质上和土匪山寨没什么区别，甚至比稍微聪明一点的土匪山寨还糟糕。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人家还是有个“天宪”的，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石碣，上面排定了英雄们的座次。这“土匪宪法”一出，从此什么“火拼王伦”的“路线斗争”也就结束了。
晚清的人热衷于宪政，倒不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只有建立法治，按规矩治国才能求得永久和平与稳定”的真理，那阵子的危机和如今不一样。内政不是问题，朝廷也不是如今我党那种劣等土匪山寨，还是有点规矩的，起码没有血淋淋的接班人难题，用不着每七八年就来一次“梁山泊好汉大火拼”。孔孟之道特别是“天命论”更为皇室提供了足够的精神权威，用不着靠枪杆子来维持统治。所以人家用不着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武警等等无比庞大的镇压机器，朝廷也就只有祖传的六个部，无一个与愚弄镇压人民有关。即使是在实行新政后，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官制，增设了现代国家必备的部门诸如民政部和司法部，那也不是监控人民的特务机关或镇压机器。
当时最大的危机上面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国家积弱之至，随时有亡国甚至被瓜分的危险。甲午战争之后，许多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惜因为顽固派势力太大，康梁等人轻狂祸国，反而使得改革遭受严重挫败。要一直等到拳乱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向清廷提出了必须惩办的祸首名单，将所有的顽固派一网打尽，这才最终为中国人民扫除了改革的拦路虎，消除了新政的阻力，宪政运动也才有了发动可能。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拳乱，中国人整整花了六十年的辰光“开眼看世界”，这其间挨了无数痛打，割了无数土地，赔了无数金钱，才总算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制度优越性，还需要鬼子大军为民除害，誓把死硬派一扫光，才获得了全面改革的可能。您说这容易不容易？敝民族的脑袋是不是花岗岩作成的？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如前所述，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看上了宪政，乃是认定了它是富国强兵的魔术武器，也就是“纲举目张”的那个“纲”。这是什么原因涅？日俄战争。该战争爆发后，有人议论道：“此非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二体制之战也。”（《立宪记闻》，《辛亥革命》，（四），12页。）有的杂志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乎？”（《以立宪为万事根本》，《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社说”，以上均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杨度已经把这发现过程说清楚了：
“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
因此，中国人认识到“宪政乃富强之本”，无非是两个事实：第一，日本效法西方立宪后立刻变得强盛了。第二，中国遇到的无法匹敌的强敌，全都是立宪之国。因此，宪政当然就是人家有咱们没有的魔术武器，必须赶快弄过来。必须承认，这思维方式当然简单粗糙，但大致符合确定因果关系的原则。
杨度比时人的高明之处，是他还能看到宪政能导致富强的机制何在，那就是它避免了人治的“人亡政息”的弱点。他说，国家最大也最危险的隐患，乃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就是人治国家的通病。所以我们古代也有汉武帝、唐太宗那些英主，但只能富强一时，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也就是不可能持续富强，因而在短期内看也有兴衰，但从长期看就永无进步。
但宪政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法治保证了可持续发展，避免了国政受到领袖个人素质的制约，有无明君都能保证国家持续发展，“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所以，如今的德皇不再是威廉一世，首相也不再是俾士麦，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俩开创的事业终止。今日的日本天皇不再是明治，首相也不再是伊藤博文与桂太郎，但日本反倒比过去强大了，这都是靠宪政提供了政策的持续性。
这些理由对如今的中国人彻底缺乏说服力。在过往一百年中，中国人越折腾越有出息，倒退到连帝制时代的规矩都没有了，沦为没有石碣确定领导人座次的劣等土匪山寨。与此同时，中国却靠使用流氓手段变得极大的富强了，现在不是咱们仰视羡慕欧洲或日本，而是倒过来鄙视人家土包子了，所以杨度的滔滔雄辩就此黯然失色。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证明了不用法治，专用流氓手段，照样能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这或许不假，可从历史的长轴来看，中国目前的虚胖，恐怕也仍然是唐宗宋祖式“自一时论之”的“小有兴衰”而已。几十年内中国即使不大乱，能否维持目前的富强也大成问题，一旦大乱则“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于是便应了杨度的话：“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如同正弦波一般，虽然在一个周期内有涨有落，眼下正在疯涨，但长远来看平均值仍然是零。
所以，即使是将近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国人达到杨度的高度，认识到他指出的法治的优越性，而这是永远不可能为流氓手段取代的：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
富强还是第二位目标，中国最需要解决而始终没能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文明消解社会危机、文明清除防止腐败、文明转移权力的文明治国规矩。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个充满未知变数、不知何时会爆发的活火山，中国的历史进程便永远只会是那周期性大血崩的“正弦波”，一切繁荣都只会是“中兴”，永远有没落衰亡期紧随其后。
四、 只有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
杨度认为，只有实行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他从野心家孙黄辈兴兵争总统大位一事上吸取教训，认为此事证明了中国的共和绝无可能如法国美国那样，保证宪政成功。
他指出，当时实行的“专制的共和”只能苟安一时。总统大位既然是敞开的，那么将来中国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竞争大总统的战乱，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执政者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到防止动乱上去了，哪还顾得上国家建设？（Once again，此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百年后的党国弊病。）所以必须先除去这以武力竞争国家元首的弊病，否则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这话如今仍然适用，历史上少见这种起码管一百年的惊人预言）。因此，只有行釜底抽薪之策，把大总统变成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绝了野心家们的想头，自然也就不会再发生“二次革命”那种抢夺总统大位的武装叛乱了。
这是从防止动乱的消极意义上说，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恢复帝制也是宪政实施保证。有人认为共和制改成君主制后，皇帝不想立宪，大家毫无办法。杨度认为恰好相反，共和制度下才是无法实行宪政，因为人人都知道将来要大乱，所以干脆不管此事。若改成帝制，“国本既立，人心乃安……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而皇帝也知道他的帝位不是禅让来的，是从共和制改成的，因此一定会实行宪政，以此作为收买人心的手段。而且，他若想世世代代作君王，也只能靠宪法来保障这一点。如果用人行政都搞独裁，那么皇帝就会变成大众怨恨的靶子，反而不利他的统治。因此为了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他都一定会实行宪政。由此观之，实行宪政和帝制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非君主不能实行宪政，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
杨度还说，有人以为创业英主都野心勃勃，揽权成了习惯，而立宪君主并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因此创业皇帝绝不会甘于寂寞，当这种有名无实的皇帝。这些人不知道，“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知道如果作专制皇帝，即使为百姓建立功德，不管是怎样的丰功伟业，总有人亡政息的一天，还不如确立宪政，使得人存政举，人亡政也举，世世代代为人民感戴。所以，惟其是创业英主，才有远见卓识去实行宪政。
杨度这些议论非常雄辩，百年后读来尚令人觉得气势纵横，远远超过为时人称道的梁任公，可惜思路有很大的破绽，论思辨质量远逊于他对“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的论证。
首先，他顶多只论证了帝制对于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却彻底忽略了可行性。就连必要性论证，其实也主要是通过论证假共和对宪政的危害性来间接完成的。从逻辑上来看，这论证根本不能成立，当然，在不具备条件下“走向共和”确实只能制造出假共和来，并无希望真正实施宪政，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非实行帝制不足以保证宪政”。
除此之外，他只用“实行帝制能杜绝野心家以武力争夺总统大位的无穷隐患”来证明其必要性，而他恰恰没有证明为何实行帝制能起到这种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这个必要性论证，还得待百年后的后生芦某来替他补足。
其实我在前头已经提示了，君主立宪制，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唯一可行途径，能够避免革命必然产生的一切弊端。作为过渡阶段，君主立宪制可以提供民主共和国必需的硬软件，使得民主转型平稳完成于不知不觉间。
上面已经说过，在传统皇朝中，所有的威权机构包括“官军”、“官府”等等都是所谓“公器”。传统社会的“公”，其实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但它们并不属于地方政府或任何私人，主管官员不过是皇帝的代理人，并不是物主，不能得而私之，因此说是“公器”也未尝不可。采用君主立宪制后，官军便可以如英国的所谓“皇家空军”、“皇家海军”一般，保留的只是个荣誉头衔，实质上变成了全民公器，从而避免了这些设施因革命落到军阀或革命党手上，变成无法解散的私人武装，保证了国家机器的中立化。
君主立宪制也同样能保证国家从人治顺利进化为法治。如上所述，完成这个转化的最大难题，是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契约权威。君主立宪制的优点恰在于它没有这个难题。晚清实行的是以皇帝为终极权威的人治，如果和平转型为君主立宪，则宪法及其子法便能狐假虎威，借不容置疑的君威，获得 “王法”的不容挑战的契约权威。在这个权威的制约下再加强公民教育，使国民逐渐获得公民的权利、义务等常识，待朝野上下养成了守法用法的本能后，人治社会也就平滑过渡为法治社会，避免了青黄不接必然出现的无政府阶段。
因此，君主立宪制能够提供实行民主的硬软前提的替代品或前身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不需要 “军政”作为前驱的“训政”阶段，乃是中国从旧式专制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唯一康庄大道。待到将来人民发育成熟了，要废黜皇室，话一句耳。它和“军政 －训政－宪政”那后患无穷、自相矛盾的疯话的本质区别，在于君王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精神权威，并不是由捏有私人武装、本人丝毫不懂民主为何物的军阀来作训练人民的“民主教师爷”。
除此之外，正如梁任公早就在革命前就指出的那样，有个满族皇帝，能起到类似英国女王对原海外殖民地的笼络作用，确保藏蒙留在中国大家庭。废除满族皇帝必然要导致蒙藏脱离。而这正是辛亥之后立即就发生的事。蒙古王公马上表态说，他们当初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一部分，乃是因为曾向清廷宣誓效忠，而且还和清廷结成了世代姻亲。如今满清既然被推翻，则他们的盟约也就随之解除，再没必要留在中国了。这从此成了个问题，终民国之世始终没能解决，如今外蒙仍然是独立的。
最重要的还是，就在“民国”成立前夕，君主立宪制不再是幻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武昌兵变发生后，清廷下了罪己诏，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在滦州发生“兵谏”之后，清廷又接受了“兵谏”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提出的“政纲十二条”，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声言“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清廷并开释政治犯，开放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为向臣民表示诚意，还特地宣誓太庙，以彰信守。《重大信条十九条》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宪法，其实质与英国实行的“虚君共和”非常相似，是今天中国人做梦也没法指望本世纪末能实现的好事。
清廷还真的说到做到，11月9日，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载灃解除了摄政王称号，退归藩邸，皇族内阁解散，乖乖交出权柄，老袁顺利组阁，就此获得了类似英国首相那种至高无上的行政实权。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就能避免后来那一系列灾难，逐渐发育成英式民主国家，而老袁本人也能如英国首相那样，长期担任国家事实上的一把手，既可满足他的个人野心，又能充分实现他的改革中国振兴民族的宏图壮志。
老袁当上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后，也曾招降窃据南方的革命乱党，说国家已经实行虚君共和，不必造反了。但宋教仁回信拒绝了招安，一面以更吸引人的“大总统”的名号收买之，一面用暗杀恐吓之，使得他最终吞下了那个钓钩。
待到老袁发现民国之路走不通时，又想吃回头草，却全然意识不到再没这种好事了。随着革命“成功”，君主立宪制便成了中国永久错过、再无可能寻回的破灭的残梦，而这正是老袁伙同革命乱党造成的。民国成立后，他本人带头宣传普及“总统人人可做，国家非一家一姓之产，大总统不过是受国民委托的公仆”的“民权思想”。哪怕是在“二次革命” 发动之前，他还要在逮捕潜谋内乱的歹徒的总统令中劝告野心家们：
“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
这种“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空前普及，当然要煽起野心家们的非分之想。这些人因辛亥造成的“纲常崩坏”，不但失去了对“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军”崩解化为“民军”而获得了私人武装，具有了问鼎实力。同盟会出身的军阀不必说，袁的北洋袍泽也都开始尾大不掉，就连个辫帅张勋在做了江苏都督后，袁都无法撤换，只能用更高级别的“长江巡阅使”去赎买之，这在传统皇朝根本就不可思议，更从不曾在创业英主手下发生过。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改为帝制非但不能杜绝野心家的蠢动，反倒激起了包括北洋将领在内的众怒——你过去口口声声“大总统人人能做”，现在却绝了咱们的想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要起来兴兵“再造共和”。即使没有蔡锷，也迟早会有人完成这“历史使命”。从军事上来说，蔡锷兴兵对推翻洪宪王朝毫无效用，他无非是出来作个出头椽子，使得大众趁机群起反对罢了。“护国战争”毫无什么光荣可言，蔡锷更算不得什么英雄。那场战争和后来发生的军阀混战一样，没有什么道义上的是非可言。官修史学把这场战事说成是“帝制不得人心”的证明，那其实也没说错，只不过应该改为“帝制不得野心家军阀们之心”，至于民心向背，则已由此后张勋复辟失败满街扔的假辫子充分展示了。
奇怪的是，杨度能看到共和制造成了“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的凶险局面，却看不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些事实，竟然幻想以袁称帝来杜绝这弊病，却看不到那只能激起诸侯们武力抗争，就算送不了老袁的命，也很可能断送他的总统大位。就算老袁能化险为夷，国家也必然因此开始崩解，迅速滑入竞争大总统之无穷战乱中。在这种情况下老袁唯一可做的，也就是为自己保留“中国华盛顿”的名声，把民国那漏船划到他断气那天而已。可惜杨度没看出这点来，无怪乎老袁临终前要骂他。
不过老袁并非小孩子，既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何以还会看不见我上面说的那些再明显不过的事？他怎么不想想，曹丕可以篡汉，司马氏可以篡魏，可他没法抄古人故事篡民国，那道理再简单不过：传统皇帝的非暴力精神权威来自于“天命论”，而自他接受了南方“临时参议院”选举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那天起，“天命论”就此荡然无存。此乃中国专制制度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至今仍然是、并将永远是我党无法解决的难题。
因此，谁也没误老袁，是他自己误自己。从国家民族利益而言，袁世凯称帝在道义上并无错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使得它彻底丧失了可行性，本可以藉此让中国避免堕入如今这个不能自拔的烂污制度中。缺乏可行性使得洪宪皇朝变成了丑剧闹剧，但这只是袁个人的不幸，并非全民损失。袁世凯对全民同时也对自己犯下的大错，不是称帝，而是在辛亥时接受了南方革命乱党的收买，不当总理当总统。在那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走错了这一步，便使得中国失去了“我们的光荣革命”，也使得他本人失去了“现代民主中国国父”的历史地位。
这公案当然是死无对证，不过若老袁讲的真是“他误了我”，那也多半只会是指杨度或同样主张君主立宪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老袁原来大概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先当总统后变皇帝的长远预谋，此念是由时势一步步从正反两面诱导出来的。
老袁当上临时大总统那阵，大概还是想“咸与维新”，把这民国实验搞下去的。但革命党人怕他独裁，因人立法，临时改动“临时约法”，把原来的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梦想让老袁作“虚君”。这一恐惧为国会议员共有。如国内学者严泉先生剖析的那样，国会生怕袁世凯独裁，处处限制他的行政权力，却不愿接受任何制约，以致成了立法一权独大的超级国会，使得袁世凯在民初藏蒙脱离、盗匪蜂起、各省形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国家财政破产（当时中央政府的全部存款也就只有六万元，不借外债就连阁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重重内外交困之中还患上“重症肌无力 ”，连想向五国财团借钱维持国家运作，都要变成孙黄等人的发难借口。老袁开头也试图通过民主程序，合法获得更多的行政权力，但国会拒绝让步，一定要等他挥动拳头把流氓手段使出来，才从此一路顺风。国会不但不敢再如过去那样专门捣乱，反倒任其作威作福，非法逮捕议员于前，解散国会于后，无论他怎么倒行逆施都大气不敢出，但知逆来顺受。在国民代表们充分显示了吃硬不吃软的下贱德行后，您说他还怎会不对这民国实验彻底丧失信心？在看了杨度和古德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雄辩论证之后，他又怎么可能不动心，要想回到当初的老路上去？
这就是冯国璋得知老袁宣布改为帝制后为何会对老袁怀恨在心。自老袁作了总统后，猜疑他想作皇帝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连老袁自己都被迫发过多次声明表白心迹。说的人多了，老冯自然也有点将信将疑，于是便亲自问老袁。老袁非常诚恳地答道，他家的人都活不到60岁，他已经逼近那大限了，怎么还会有那非份之想？要说是为他儿子谋帝位，那他大儿子是个瘸腿，望之不似人君；小儿子则是个烂名士，成天玩戏子嫖妓，配君临天下么？老冯深以为然，以后有人再说老袁想做皇帝，他还代为辟谣来着，不料老袁却骗过了他，令他极为愤愤。
其实我看老袁未必真骗了老冯，盖他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一个自以为快死的人（老袁后来果然没有活到60岁，可见心理暗示作用之大），除非是如吴三桂那样处在行将灭亡的绝境中，才会趁没死赶快过一把皇帝瘾，可老袁当时“中国华盛顿”的名声如日中天，犯得上去在临死前毁了一世英名么？若说他想为儿子争那帝位，那他在金匮石室里藏下的接班人的名字乃是黎元洪而非袁克定。以他之英明，不至于看不出克定绝对镇不住北洋悍将，真要把大位传给克定，乃是为其促寿的高招。
不管他当初真实意图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称帝未成，反倒毁了一世英名，乃是老袁平生最大错误，很可能确实是他死前回光返照、神智清明那一瞬间浮上心来的最大憾事，他叫出那一声，谴责诱导他犯了那千古大错的人，我看简直就是必然的。
老袁死后，那个误了他的杨度写了副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意思是说：到底是共和制误了中国，还是中国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后再来评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对不住您，还是您对不住君主立宪，您到九泉下去沉吟吧。
杨度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理论贡献，还是他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他托夏寿田把该文转给老袁，老袁读后叹服，赞杨度为旷代逸才。此文鄙人闻名久矣，但一直没看到，刚才重读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附注，丁此作于行文间与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颇多雷同，令人不免作抄袭之想，不过毕竟丁先生是先贤，不敢唐突），才发现其中附有摘要，只是我过去忽略了。
杨度《君宪救国论》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 首次澄清了国人模糊不明的追求目标
尽管杨度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国人在近现代的追求目标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而是国家富强。他说：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熟悉毛著的人不难立即看出此话对毛泽东的影响。毛的著名语录是“民主不过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此话其实就起源于杨度。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对民主宪政一度极度热心，确实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实行旨在立宪的新政，乃是因为朝野都认定宪政乃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手段。
慈禧太后最终同意预备立宪，乃是她被庆亲王奕劻的话深深打动了：“（奕劻对她说）‘若不及早将国事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慈禧大为动容，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
朝野士大夫也同样把立宪看成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手段：
“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士大夫……群以为‘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合。’”（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现代人容易忘记当年中国处在列强交攻、随时有被瓜分危险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当时的国人因此把宪政看成了迅速脱离这险境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对民主宪政有什么深入的认识和道义上的向往。“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直是驱使近现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国事的唯一动机。哪怕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的代价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心愿。我党赢得许多知识分子认同，也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党的铁腕统治是保证中国富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不认清这个基本事实，就谈不上了解中国。
二、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该文的第一大段，便是历数这“共和误中国”的事实：
1） 在中式“共和国”中，更换国家领导人不仅仅是治国政策的改变，却成了国家安危治乱的生死之争。
这是因为“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野心家们以为总统人人做得，如果选不上就可以举兵争夺，孙黄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就是明证。
可以补足的是，在国人养成尊重程序的本能之前，试图效法西方使用民选方式更换国家领导人，唯一的作用便是刺激野心家们以武力问鼎之轻重，把国家化成永恒的潜在的乱邦与危邦。自辛亥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近百年，直到如今也没能解决。
2） 中央权威丧失，国家呈现解体倾向；地方政府权威丧失，社会呈现无政府倾向。
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公民缺乏“普通之常德常识”，“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3） 在合法权威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要想实施统治，便只能以宪政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以枪杆子权威代替已经丧失的君主权威或来不及建立的西式法治权威：
“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
这意思是说，中式“共和”只能靠武力专制维持门面。如果不这么干，则连社会治安都无法维持，还能谈其他？
4）就算有明君当总统，获得一时安定，终将有无比凶险的接班人之争：
“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
这预言之准确令人骇然，不但涵盖至今，而且将涵盖可以预见的将来。“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这一系列问题永远是困扰一代强人如老毛、老邓等人的心事。
5）中式“共和”决定了无可能作出建国的长久规划，诱发了短期行为。
杨度认为，富国强兵乃是百年大计，非一蹴可就，有待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然而人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贤明统治缺乏可持续性。中式“共和”不但是伪装了的人治，而且是最糟糕的人治，因为从国家元首到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多久，政策是否能在身后维持下去，因此激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哪怕元首是贤大总统如老袁，也找不到志士来襄助，不可能锐意进取，建万世不拔之伟业，只能维持现状，但求在自己任职期间不要发生内乱，也千万别亡国就行了。这种国家还能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百年大计可谈？有贤大总统时尚且是这种维持现状的苟安局面，哪天换上个庸才当元首，则连维持现状、保全自己的地位都不可能了，国家只会分崩离析，过去所有的惨淡经营的建设积累，旦夕之间一扫而光，只有亡国一条路了。因此，靠共和实行宪政根本就没有希望。
这不但是对“贤大总统”老袁死后变局的准确预言（准确到令人发指），甚至也是对现今中国的入微刻画。试问如今党国大僚自胡温以下，有谁不是“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
杨度这些预言，早在过往近百年中一一兑现。历史已经雄辩证明，孙黄辈以暴力兜售的“共和”确实坑害了中国，而中国也确实歪曲了共和制度。其原因杨度已经指出了，乃是在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前提时便躐等躁进，当然就只会造出一个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丑恶政体来，否则就连社会治安都无从维持。可惜他基本上是列举现象，没有详细指出发生机制。
这问题我其实已经在旧作中探讨过了。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我指出，民主共和国要能够顺利运转，必须具备两个硬前提，第一个是国家的一切威权设施诸如军警宪特中立化；第二个是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软前提则是公民绝对尊重服从契约权威，有高度的守法意识以及充分的权利意识。
民初根本不具备这些前提，晚清的一切国家威权设施属于朝廷，虽是爱新觉罗氏之大私，但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或个人。革命却使全国威权设施解体，落入革命党或私人手中，中央政府再不能控制。在这种乱邦危邦之中连个人身家性命、国家统一都没有保证，还谈什么解决紧迫的民族危机？
第二个硬前提更是阙如。晚清虽然开始立法，却还没能变成法治国家。要使得新建的共和国正常运转，政客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契约权威。可惜不但当时没有一个政客有此觉悟，孙中山还带头向全民示范如何动用暴力撕毁社会契约。于是帝王权威给破除了，国人却并未养成绝对尊重服从契约权威的本能。这结果便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丧失了权威。要令行禁止，实施统治，就只能靠暴力作后盾。
此乃一个国家能出现的最大噩梦。一个社会，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其理想运行状态便是不需要动用暴力，便能靠人民的自我约束维持秩序。帝制的崩溃使得国家失去了这种可能，能代替帝王精神权威的只有枪杆子，当然武人干政就是必然结果。
保障共和国健康运转的软前提更是彻底阙如。民初公民没有起码的公民觉悟，既没有守法精神，又毫无基本权利观念。民初文告中频频出现“权利”这个词，那其实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rights），而是“争权夺利”的“权”与“利”（power and benefit），无论朝野都是如此理解，例如宋教仁临终前发给袁大总统的电报中就说：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
这是表白自己从不为个人争权夺利，也就是后世用的“大公无私”的意思，可见这儿的“权利”完全是个贬义词。
袁大总统在发布戡乱的命令中也几次使用了“权利”这个贬义词：
“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
他这是指控孙黄等国民党人为了一己之私欺骗天下人，说现在正式大总统的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虽然不肖，但也不至于用武力为自己争好处，何况当总统累得心力交瘁，什么好处都没有。
由此可见，当时的“权利”的涵义其实乃是“权势”。后世用的“权利”的等价物确能在《临时约法》和《约法》中找到，乃是“自由权”，而1923年通过的《宪法》却变成了“权” ，例如“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这在一般人心目中根本就无法与“权力”（power）分开。 光是使用这个缠夹不清的“权”字来翻译外来的rights观念，就足以说明当时人对这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观念是何等缺乏认识。
公民既没有守法意识，又没有权利意识，又因为革命的浅薄“平等”宣传，以为从此便成了不受任何管束的自由人，在混乱时代便很容易变成暴民。从政后的革命家们的造反派无法无天气质更影响了其他政客，朝野上下既不知道尊重契约权威，更不知道尊重法律程序，暴力便必然要变成唯一能畅通无阻的“硬通货”，国家的崩解也就是迟早的事了。即使“分久必合”，那也只能是靠枪杆子建立的伪共和国，通行的仍然是暴力那唯一硬通货，离民主的距离更比原来远甚。
如历史已经证明的，这种假共和比砸烂了的帝制还糟糕万倍，这是因为它没有君主制的精神权威，便只能用枪杆子作为维持统治的前提，把国家化成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山寨，周期性地举行拳头大赛，把过去几百年才来一次的帝位争夺战，变成了“七八年来一次”。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决定国家元首，使得国家成了永久的潜在性的乱邦危邦，不知何时爆炸的定时炸弹，了无“和谐”或“安定团结”可言，遑论“可持续发展”。
更糟糕的是，这种烂污制度具有一种恶劣的自锁性，一旦陷入，便很难拔出来，这是因为政权靠血淋淋的辣手抢来，全靠枪杆子支撑，由此剥夺了当国者的起码安全感，让他们永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噩梦中，因而失去了类似清廷那种由统治者作出实质性让步、还政于民的可能。因此，这种以暴力建立并专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没有作出实质性改良的可能，只能被暴力摧毁，从而使中国陷入以暴易暴、每下愈况的永恒循环。
可笑的是，唐德刚明明看到了“假共和不如真帝制”，却非但不明白原因何在，还要发扬他的马克思式“大历史观”赋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无法摆脱的杂交谬种当成历史进步、社会转型来歌颂。
三、 只有宪政能够救中国
对于清末民初的人而言，“宪政”乃是个热门话题，它其实说的是“法治”，也就是英国人发明的“rule of law”，只不过是把它特地改成了“rule of constitution”而已，也就是让宪法取代具体的个人作为全民的统治者，而这宪法则是全民同意的社会契约。
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绅士与流氓的分野。西方法治社会和东方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家治国有个高于一切的规矩，不管是谁都不能破坏那神圣的规矩，只能严格按规矩办事。因为宪法保证了所有公民公平竞争的同等机会，由此保证了国家的持久稳定性。而东方野蛮社会则是沿用原始社会的“力强者胜”的野兽法则，由垄断了暴力的强人随心所欲地治国，爱怎么胡来都没人能阻挡，哪怕是如北韩那样半国人成了饿殍，人民也毫无希望结束灾难，这就是伟大领袖极度自豪地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在本质上和土匪山寨没什么区别，甚至比稍微聪明一点的土匪山寨还糟糕。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人家还是有个“天宪”的，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石碣，上面排定了英雄们的座次。这“土匪宪法”一出，从此什么“火拼王伦”的“路线斗争”也就结束了。
晚清的人热衷于宪政，倒不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只有建立法治，按规矩治国才能求得永久和平与稳定”的真理，那阵子的危机和如今不一样。内政不是问题，朝廷也不是如今我党那种劣等土匪山寨，还是有点规矩的，起码没有血淋淋的接班人难题，用不着每七八年就来一次“梁山泊好汉大火拼”。孔孟之道特别是“天命论”更为皇室提供了足够的精神权威，用不着靠枪杆子来维持统治。所以人家用不着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武警等等无比庞大的镇压机器，朝廷也就只有祖传的六个部，无一个与愚弄镇压人民有关。即使是在实行新政后，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官制，增设了现代国家必备的部门诸如民政部和司法部，那也不是监控人民的特务机关或镇压机器。
当时最大的危机上面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国家积弱之至，随时有亡国甚至被瓜分的危险。甲午战争之后，许多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惜因为顽固派势力太大，康梁等人轻狂祸国，反而使得改革遭受严重挫败。要一直等到拳乱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向清廷提出了必须惩办的祸首名单，将所有的顽固派一网打尽，这才最终为中国人民扫除了改革的拦路虎，消除了新政的阻力，宪政运动也才有了发动可能。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拳乱，中国人整整花了六十年的辰光“开眼看世界”，这其间挨了无数痛打，割了无数土地，赔了无数金钱，才总算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制度优越性，还需要鬼子大军为民除害，誓把死硬派一扫光，才获得了全面改革的可能。您说这容易不容易？敝民族的脑袋是不是花岗岩作成的？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如前所述，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看上了宪政，乃是认定了它是富国强兵的魔术武器，也就是“纲举目张”的那个“纲”。这是什么原因涅？日俄战争。该战争爆发后，有人议论道：“此非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二体制之战也。”（《立宪记闻》，《辛亥革命》，（四），12页。）有的杂志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乎？”（《以立宪为万事根本》，《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社说”，以上均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杨度已经把这发现过程说清楚了：
“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
因此，中国人认识到“宪政乃富强之本”，无非是两个事实：第一，日本效法西方立宪后立刻变得强盛了。第二，中国遇到的无法匹敌的强敌，全都是立宪之国。因此，宪政当然就是人家有咱们没有的魔术武器，必须赶快弄过来。必须承认，这思维方式当然简单粗糙，但大致符合确定因果关系的原则。
杨度比时人的高明之处，是他还能看到宪政能导致富强的机制何在，那就是它避免了人治的“人亡政息”的弱点。他说，国家最大也最危险的隐患，乃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就是人治国家的通病。所以我们古代也有汉武帝、唐太宗那些英主，但只能富强一时，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也就是不可能持续富强，因而在短期内看也有兴衰，但从长期看就永无进步。
但宪政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法治保证了可持续发展，避免了国政受到领袖个人素质的制约，有无明君都能保证国家持续发展，“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所以，如今的德皇不再是威廉一世，首相也不再是俾士麦，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俩开创的事业终止。今日的日本天皇不再是明治，首相也不再是伊藤博文与桂太郎，但日本反倒比过去强大了，这都是靠宪政提供了政策的持续性。
这些理由对如今的中国人彻底缺乏说服力。在过往一百年中，中国人越折腾越有出息，倒退到连帝制时代的规矩都没有了，沦为没有石碣确定领导人座次的劣等土匪山寨。与此同时，中国却靠使用流氓手段变得极大的富强了，现在不是咱们仰视羡慕欧洲或日本，而是倒过来鄙视人家土包子了，所以杨度的滔滔雄辩就此黯然失色。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证明了不用法治，专用流氓手段，照样能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这或许不假，可从历史的长轴来看，中国目前的虚胖，恐怕也仍然是唐宗宋祖式“自一时论之”的“小有兴衰”而已。几十年内中国即使不大乱，能否维持目前的富强也大成问题，一旦大乱则“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于是便应了杨度的话：“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如同正弦波一般，虽然在一个周期内有涨有落，眼下正在疯涨，但长远来看平均值仍然是零。
所以，即使是将近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国人达到杨度的高度，认识到他指出的法治的优越性，而这是永远不可能为流氓手段取代的：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
富强还是第二位目标，中国最需要解决而始终没能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文明消解社会危机、文明清除防止腐败、文明转移权力的文明治国规矩。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个充满未知变数、不知何时会爆发的活火山，中国的历史进程便永远只会是那周期性大血崩的“正弦波”，一切繁荣都只会是“中兴”，永远有没落衰亡期紧随其后。
四、 只有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
杨度认为，只有实行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他从野心家孙黄辈兴兵争总统大位一事上吸取教训，认为此事证明了中国的共和绝无可能如法国美国那样，保证宪政成功。
他指出，当时实行的“专制的共和”只能苟安一时。总统大位既然是敞开的，那么将来中国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竞争大总统的战乱，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执政者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到防止动乱上去了，哪还顾得上国家建设？（Once again，此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百年后的党国弊病。）所以必须先除去这以武力竞争国家元首的弊病，否则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这话如今仍然适用，历史上少见这种起码管一百年的惊人预言）。因此，只有行釜底抽薪之策，把大总统变成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绝了野心家们的想头，自然也就不会再发生“二次革命”那种抢夺总统大位的武装叛乱了。
这是从防止动乱的消极意义上说，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恢复帝制也是宪政实施保证。有人认为共和制改成君主制后，皇帝不想立宪，大家毫无办法。杨度认为恰好相反，共和制度下才是无法实行宪政，因为人人都知道将来要大乱，所以干脆不管此事。若改成帝制，“国本既立，人心乃安……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而皇帝也知道他的帝位不是禅让来的，是从共和制改成的，因此一定会实行宪政，以此作为收买人心的手段。而且，他若想世世代代作君王，也只能靠宪法来保障这一点。如果用人行政都搞独裁，那么皇帝就会变成大众怨恨的靶子，反而不利他的统治。因此为了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他都一定会实行宪政。由此观之，实行宪政和帝制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非君主不能实行宪政，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
杨度还说，有人以为创业英主都野心勃勃，揽权成了习惯，而立宪君主并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因此创业皇帝绝不会甘于寂寞，当这种有名无实的皇帝。这些人不知道，“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知道如果作专制皇帝，即使为百姓建立功德，不管是怎样的丰功伟业，总有人亡政息的一天，还不如确立宪政，使得人存政举，人亡政也举，世世代代为人民感戴。所以，惟其是创业英主，才有远见卓识去实行宪政。
杨度这些议论非常雄辩，百年后读来尚令人觉得气势纵横，远远超过为时人称道的梁任公，可惜思路有很大的破绽，论思辨质量远逊于他对“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的论证。
首先，他顶多只论证了帝制对于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却彻底忽略了可行性。就连必要性论证，其实也主要是通过论证假共和对宪政的危害性来间接完成的。从逻辑上来看，这论证根本不能成立，当然，在不具备条件下“走向共和”确实只能制造出假共和来，并无希望真正实施宪政，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非实行帝制不足以保证宪政”。
除此之外，他只用“实行帝制能杜绝野心家以武力争夺总统大位的无穷隐患”来证明其必要性，而他恰恰没有证明为何实行帝制能起到这种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这个必要性论证，还得待百年后的后生芦某来替他补足。
其实我在前头已经提示了，君主立宪制，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唯一可行途径，能够避免革命必然产生的一切弊端。作为过渡阶段，君主立宪制可以提供民主共和国必需的硬软件，使得民主转型平稳完成于不知不觉间。
上面已经说过，在传统皇朝中，所有的威权机构包括“官军”、“官府”等等都是所谓“公器”。传统社会的“公”，其实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但它们并不属于地方政府或任何私人，主管官员不过是皇帝的代理人，并不是物主，不能得而私之，因此说是“公器”也未尝不可。采用君主立宪制后，官军便可以如英国的所谓“皇家空军”、“皇家海军”一般，保留的只是个荣誉头衔，实质上变成了全民公器，从而避免了这些设施因革命落到军阀或革命党手上，变成无法解散的私人武装，保证了国家机器的中立化。
君主立宪制也同样能保证国家从人治顺利进化为法治。如上所述，完成这个转化的最大难题，是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契约权威。君主立宪制的优点恰在于它没有这个难题。晚清实行的是以皇帝为终极权威的人治，如果和平转型为君主立宪，则宪法及其子法便能狐假虎威，借不容置疑的君威，获得 “王法”的不容挑战的契约权威。在这个权威的制约下再加强公民教育，使国民逐渐获得公民的权利、义务等常识，待朝野上下养成了守法用法的本能后，人治社会也就平滑过渡为法治社会，避免了青黄不接必然出现的无政府阶段。
因此，君主立宪制能够提供实行民主的硬软前提的替代品或前身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不需要 “军政”作为前驱的“训政”阶段，乃是中国从旧式专制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唯一康庄大道。待到将来人民发育成熟了，要废黜皇室，话一句耳。它和“军政 －训政－宪政”那后患无穷、自相矛盾的疯话的本质区别，在于君王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精神权威，并不是由捏有私人武装、本人丝毫不懂民主为何物的军阀来作训练人民的“民主教师爷”。
除此之外，正如梁任公早就在革命前就指出的那样，有个满族皇帝，能起到类似英国女王对原海外殖民地的笼络作用，确保藏蒙留在中国大家庭。废除满族皇帝必然要导致蒙藏脱离。而这正是辛亥之后立即就发生的事。蒙古王公马上表态说，他们当初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一部分，乃是因为曾向清廷宣誓效忠，而且还和清廷结成了世代姻亲。如今满清既然被推翻，则他们的盟约也就随之解除，再没必要留在中国了。这从此成了个问题，终民国之世始终没能解决，如今外蒙仍然是独立的。
最重要的还是，就在“民国”成立前夕，君主立宪制不再是幻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武昌兵变发生后，清廷下了罪己诏，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在滦州发生“兵谏”之后，清廷又接受了“兵谏”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提出的“政纲十二条”，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声言“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清廷并开释政治犯，开放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为向臣民表示诚意，还特地宣誓太庙，以彰信守。《重大信条十九条》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宪法，其实质与英国实行的“虚君共和”非常相似，是今天中国人做梦也没法指望本世纪末能实现的好事。
清廷还真的说到做到，11月9日，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载灃解除了摄政王称号，退归藩邸，皇族内阁解散，乖乖交出权柄，老袁顺利组阁，就此获得了类似英国首相那种至高无上的行政实权。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就能避免后来那一系列灾难，逐渐发育成英式民主国家，而老袁本人也能如英国首相那样，长期担任国家事实上的一把手，既可满足他的个人野心，又能充分实现他的改革中国振兴民族的宏图壮志。
老袁当上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后，也曾招降窃据南方的革命乱党，说国家已经实行虚君共和，不必造反了。但宋教仁回信拒绝了招安，一面以更吸引人的“大总统”的名号收买之，一面用暗杀恐吓之，使得他最终吞下了那个钓钩。
待到老袁发现民国之路走不通时，又想吃回头草，却全然意识不到再没这种好事了。随着革命“成功”，君主立宪制便成了中国永久错过、再无可能寻回的破灭的残梦，而这正是老袁伙同革命乱党造成的。民国成立后，他本人带头宣传普及“总统人人可做，国家非一家一姓之产，大总统不过是受国民委托的公仆”的“民权思想”。哪怕是在“二次革命” 发动之前，他还要在逮捕潜谋内乱的歹徒的总统令中劝告野心家们：
“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
这种“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空前普及，当然要煽起野心家们的非分之想。这些人因辛亥造成的“纲常崩坏”，不但失去了对“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军”崩解化为“民军”而获得了私人武装，具有了问鼎实力。同盟会出身的军阀不必说，袁的北洋袍泽也都开始尾大不掉，就连个辫帅张勋在做了江苏都督后，袁都无法撤换，只能用更高级别的“长江巡阅使”去赎买之，这在传统皇朝根本就不可思议，更从不曾在创业英主手下发生过。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改为帝制非但不能杜绝野心家的蠢动，反倒激起了包括北洋将领在内的众怒——你过去口口声声“大总统人人能做”，现在却绝了咱们的想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要起来兴兵“再造共和”。即使没有蔡锷，也迟早会有人完成这“历史使命”。从军事上来说，蔡锷兴兵对推翻洪宪王朝毫无效用，他无非是出来作个出头椽子，使得大众趁机群起反对罢了。“护国战争”毫无什么光荣可言，蔡锷更算不得什么英雄。那场战争和后来发生的军阀混战一样，没有什么道义上的是非可言。官修史学把这场战事说成是“帝制不得人心”的证明，那其实也没说错，只不过应该改为“帝制不得野心家军阀们之心”，至于民心向背，则已由此后张勋复辟失败满街扔的假辫子充分展示了。
奇怪的是，杨度能看到共和制造成了“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的凶险局面，却看不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些事实，竟然幻想以袁称帝来杜绝这弊病，却看不到那只能激起诸侯们武力抗争，就算送不了老袁的命，也很可能断送他的总统大位。就算老袁能化险为夷，国家也必然因此开始崩解，迅速滑入竞争大总统之无穷战乱中。在这种情况下老袁唯一可做的，也就是为自己保留“中国华盛顿”的名声，把民国那漏船划到他断气那天而已。可惜杨度没看出这点来，无怪乎老袁临终前要骂他。
不过老袁并非小孩子，既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何以还会看不见我上面说的那些再明显不过的事？他怎么不想想，曹丕可以篡汉，司马氏可以篡魏，可他没法抄古人故事篡民国，那道理再简单不过：传统皇帝的非暴力精神权威来自于“天命论”，而自他接受了南方“临时参议院”选举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那天起，“天命论”就此荡然无存。此乃中国专制制度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至今仍然是、并将永远是我党无法解决的难题。
因此，谁也没误老袁，是他自己误自己。从国家民族利益而言，袁世凯称帝在道义上并无错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使得它彻底丧失了可行性，本可以藉此让中国避免堕入如今这个不能自拔的烂污制度中。缺乏可行性使得洪宪皇朝变成了丑剧闹剧，但这只是袁个人的不幸，并非全民损失。袁世凯对全民同时也对自己犯下的大错，不是称帝，而是在辛亥时接受了南方革命乱党的收买，不当总理当总统。在那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走错了这一步，便使得中国失去了“我们的光荣革命”，也使得他本人失去了“现代民主中国国父”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