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纪要/中国和解智库
星期日 四月 06, 2008 9:36 pm
2008年3月29日，由中国和解智库召集，首次以“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杜光、陈子明、周舵、刘晓波、黎鸣等20余名华人学者先后发言，会议由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主持。现将录音整理完毕，奉献给读者，以便于公众可就“和解”这个议题继续探讨争鸣。 （注：文本根据发言顺序整理，并经过书面化处理。）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学者的光临。在奥运会之前，大家都感受到有一种风声鹤唳的味道，各地的冲突事件有集中爆发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西藏刚刚爆发了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冲突频仍的国家，1949年之后更是强调斗争哲学和仇恨文化，其间造成的人道灾难不可胜数。援引南非、北爱尔兰、韩国等国家的政治转型经验，政治和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这些国家化解悲情、走向团结与和谐的关键因素。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执政党也久违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取代施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理念。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和谐的前提是真相得到揭开，正义得到实现。由此，我们这一群认同渐进、妥协、宽容、博爱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发起组成了和解智库这个开放的言论平台，尝试就和解理念发出声音，给包括执政党在内的社会各界提供各种建言，并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者第一次就和解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这次讨论会每人主题发言十分钟，回应提问十分钟。
丘岳首（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博士）： 把“和解”这个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点。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确实是处在弱势，没有多少话语和活动空间，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出“和解”这个话题，自然会遇到很多来自各方面的误解，甚至恶意的猜测，我觉得很正常。强烈反感“和解”这个概念的人，我们也充分理解，因为他们受到的灾难那么深重，有些人甚至失去家人亲人。所以他们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够逐渐对“和解”逐步的来理解、来接受。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但为什么还要做，主要是我们觉得反对派的工作需要有些新的思路，需要有一些分工。高压绝对是重要的，这个态势是不能减弱的。但同时需要有一些换位思考，多考量体制内的开明派在想些什么，因为体制内也分化得很厉害。不少位高权重者对以后自己及家人被清算的恐惧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阻力，我们能否在交易成本的计算上给予与时俱进的对应？还有很多方面，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角度讲，咱们这个民族严重缺乏“和解”精神，虽然说和为贵啊，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一直是暴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充满着暴戾之气。
再从全球化视野来讲，近几年冲突与和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个人了解，海外不少大学都纷纷设立与“冲突与和解”相关的研究课题。联合国也加大力度，要来推广南非的经验、北爱尔兰的经验、东欧和亚太地区南韩、台湾等的和解经验。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尝试来做，所以我们就建立“和解智库”冒昧地把这些东西推出来。在没有多少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勉强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办了一个冲突与和解的网站，把一些文章收集一下，把我们的思路先挂上去，就是期望有各界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同道一块来做这个工作。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但今天我们想听听各位在座的朋友对“和解”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以便改进和更好的展开我们的工作。
黎鸣（北京独立学者）：“冲突与和解”，说实在话，和解是应该的。中国人为什么表面素质这么好，实际上冲突却非常大，为什么？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系。要和解就必须讲理，不讲理就不可能和解，所以说白了，关键在于讲理不讲理。大家也知道我在网上反儒，反国学，反儒家传统，我还要反下去。如果我不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我就不叫黎鸣了。因为我对这个儒家传统看得太清楚了，中国2000年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中国先秦有很多家，所谓百家争鸣，对不对？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儒家，其实最不讲理的就是儒家。我现在正在写一部有关逻辑的书，逻辑是什么，逻辑是讲理的工具。中国的所有这些学派，只有儒家是彻底没有逻辑的。你随随便便看中国的任何一本逻辑书，逻辑思想书，最有逻辑的是墨家，其次是道家，再其次是名家、法家，而儒家，根本就没有逻辑。没有逻辑就不可能讲理。他讲另一个“理”，是讲礼的礼，但是那个“礼”，说实在话，就是中国人分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五等永远不变，等级永远不变，君子永远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小人。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们说我理解错了，君应该像君，臣应该像臣，父应该像父，子应该像子，其实他们都只从字面上去看这个。孔子讲正名，按道理正名应该是逻辑的开始，但是孔子的正名是正人的身份，你是君子，你永远是君子；你是小人，你永远是小人；你是君主，你永远是君主；你是臣民，你永远是臣民。正是儒家造成了这个不讲理的传统，包括现在的中共，按道理说，从历史上看，最初建立中共的都是反儒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反儒的，现在反过来了，中共要支持儒家，宣扬儒家，为什么？他们也终于看到了这里面的奥秘，也就是不讲理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人的不讲理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儒家的传统，2000年不讲理的传统最严重的，就是造成了一个不讲理的政治的传统。
例如，于丹在《论语的心得》中，第一篇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就可见这个于丹为什么要写这个《论语》心得了。把孔子的这一句话放在了书的头上，当作了整本书的核心，足食足兵民信之，有饭给你吃，当局又有强大的武装，你就乖乖的“信”吧，这不就是于丹的这整本书的核心“精神”吗？之所以中国人这个不讲理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关键就在始终存在这个儒家的传统。和谐也只能是假的，我们讲和解，人们误解你，本身你就是一个被压迫的阶层，结果你提出来跟强者要和解，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受过迫害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对不对？我跟他和解，他能跟我和解吗？我愿意跟他和解，他愿意跟我和解吗？对不对？只有儒家传统的人，会绝对把权力当作禁脔，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理可讲。你要是想跟我分这杯禁脔的羹，我就绝对要消灭你。中国历史上不就是这样么？父子之情都不讲，更不要说讲理。为了当皇帝，父亲可以杀死儿子，儿子可能杀死父亲。权力就是禁脔。只有在讲理形成了新的传统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这个不讲理的问题，要讲理那就需要辩论，不允许辩论的目的就是不允许讲理。这才会不让别人发言，取消别人发言的权利。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不就是因为有这个不讲理的传统么？中国历代，诸子百家，也只有墨家坚持要“辩”，而其他各家都是不“辩”，你看孔子不“辩”，包括被曲解了的老子基本上也讲不“辩”（道可道，非常道），道家讲不“辩”，法家讲不“辩”，都讲不“辩”，只有墨家，墨家要“辩”。因为墨家说实在话，他属于劳动者的阶级，所以阶级立场决定了这点。正是因此，就只有墨家才会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学。但是墨家的逻辑学也早就已经失传了。世界上三大逻辑，只有西方的逻辑在不断发展。中国墨家的逻辑学没得到发展，而且两千多年沉寂了。一个没有逻辑的民族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而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就只能是一个习惯以暴力权力说话的民族。
丘岳首回应：我带了一篇文稿与会，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有三次大和解的良机，就是因为政治强人的不讲理而错失。第一次袁世凯把宋教仁给杀了，典型的不讲理。当时宋教仁的思想已经完全是议会道路的，在1912年宋能有这样的思想很不简单，可惜蛮不讲理的军阀武夫硬是把他给枪杀了，这一枪把近代中国第一个初生“和解”婴儿击毙了；第二次是1945年，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劝他当“老二”，在议会里解决与国民党的政治纷争。可是一直做着帝王美梦的毛怎么愿意当老二？屯兵，积粮，为的就是独占不容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就是因为不听胡适等的讲理，国共双方打得天翻地覆，伏尸几百万；第三次就是1989年的“六四”。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十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平反其实就是大和解，令千家万户重新有了欢声笑语，可惜的是，那些马背上打天下的暴力迷信者以及部分壮志冲霄汉的学生领袖，根本就听不进知识分子规劝和解的理性话语，无愿通过对话、妥协来化解危机。和解的机缘再次被天安门的枪声击碎。
周舵（中国和解智库成员，北京独立学者）：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真相与和解为己任》，涉及的就是“和解”的话题。尤其是专制政权结束之后，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在专制政权执政期间所犯下的很多反人道的罪行。怎么去处理这些专制政权的文化遗产？我把他概括一下，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就叫西班牙模式，就是当年佛朗哥这个专制统治下，所留下的很多历史遗产。他们的解决办法就叫做遗忘。主要原因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40多年了，当时的这些当事人死的死，老的老，所以年轻一代也差不多把这段历史给遗忘掉了。所以他这个处理的办法就是索性让他过去了，他的好处就是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少去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障碍。因为你要清算的话，一定会把老账给翻出来，就会把原来的一些旧伤要揭开，就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有一些新的仇恨会激发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是对民族转型不利的，所以遗忘有这个好处，但是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正义，正义得不到伸张。另外的一个模式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模式，就是东欧的几个国家，叫东欧的模式。东欧这个模式就是清算。把历史的老账全都翻出来之后，按照一个正义的原则去清算这些老账。那他的好处和坏处就正好相反。他的好处就是正义得到伸张，代价就是给民主转型添设了一些障碍。第三种模式就是南非模式。南非模式就是叫做“真相与和解”。兼顾这两个目标，一方面就是要所有的当年在专制政权下，所有的当事人公开地把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如实地讲出来，不要求你认罪，甚至也不要求你忏悔，你只要把你所做的事情说清楚，使大家知道当年的这些历史真相，就算完了，然后就是实现一个全民族的和解。这是一个有相当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兼顾两个目标的模式。我也觉得最好还是采取南非这个模式。
不过南非的模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和黎鸣先生有一些分歧，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2000年的传统，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新传统。这个新传统还不仅仅是49年以后，可以在往上追溯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极权主义传统，就是阶级斗争这样一个互相对立、相互冲突的激进的革命思潮，这是中国实现和解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也顺便提一个建议，我们能不能去找一点经费来比较系统地做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大家不过都有一种直觉的很个人性的主观判断，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陈子明（北京独立学者）： 1989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关于这个情况周舵可能比我更清楚一些。实际上在中共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机制不是只说说而已，当时中共曾经着手研究和做这件事情。当时在统战部里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里的负责人是陶斯亮（陶铸的女儿），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作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从1976年“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以后，长期被当局认为是一种反对派力量，被窃听、监控，但是到了198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统战部多次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都找我参加了，这表明他们确实想要建立一些对话和沟通机制。建设性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六四”而中断了。
即使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也有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的萌芽。今天我带来了其中的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周舵起草的《6•2绝食宣言》；第二个是《经济学周报》在6月4号那一期发的一篇文章，叫《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是经过编辑部讨论的，主要是何家栋的意思；第三个是我在那个时候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 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
晓波和周舵这个绝食宣言在广场上是广泛散发的。我把宣言中与“和解”这个话题特别有关的几句话读一下：“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宣言里还有很多很好的话，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我再说一说《经济学周报》的文章。文章里头提到，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首先应该排除障碍、相互沟通的某些成见。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把当前的局面归咎于某种不彻底，从而再发动一场彻底的运动，不知我们的民族将何以自立于世界。“我们的社会正趋向多元化，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段，社会各阶层的集团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相互并存而又存在着矛盾。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在于保持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平衡。任何社会利益集团，都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否定和替代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把其他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和不同意见视为异端，予以彻底清除，否则就会破坏社会的生态平衡，导致利益关系的倾斜和社会的动荡。”“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靠暴力斗来斗去，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对付敌人为办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却只能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只能破坏发展进步。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老搞内耗不得人心。国家大事当然不可能在马路上求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当时那个文稿里写道：“如果政府和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和平地解决，中国就会在宪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而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正在对当前的事态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在对立、僵持的两个政治阵营中，却弥漫着同样的政治文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斗争哲学’。这是当下解决政治危机和未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思想障碍。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之相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尊重人权，承认政治多元化，而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 “我们呼吁，在此最紧迫的危急关头，政府领导人和学生领袖都应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主动做出妥协让步，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避免出现历史性的悲剧。”
我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我们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政治和解这个理念，在当时何家栋先生给我的译著《通往公民社会》（哈维尔著）写的序言里面都有所提及，里面谈到的一些想法显然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一种东西。何先生这个序言的名字叫《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他说道——如果是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中间地带，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际上就是民主诞生了。这些话说得真跟金子似的。何先生的序言，在今天看也是非常完美的，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我谈谈我前些日子写的“30年前的政治和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想到要用“政治和解”这个词？那是因为考虑到由我们来表述30年前的事情，就不要仅仅用当时官方的语言，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新的表述，所以我想到了用“政治和解”这个词。在发表这个意见之前，我也征求了朋友的意见。我可以说出有这样两个朋友表示赞同和反对。激烈反对比如说徐友渔，他说，谁跟谁和解啊？这个你要说出。我的电影学院的一个同事却正好相反，他的工作主要是做电影批评和编电视剧，他对政治不超过一个普通人兴趣，但是他说这个话题好，这个可谈。他说因为讲到“和解”的话，他毕竟是两个人之间可以面对面，不管和解在表面形式上有没有出现。
关于“和解”的话题，我讲过几次，在三味书屋我讲过一次，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今年新春茶话会。有些人就当面给我说，“和解”这个提法是可以的。有些年轻人表示赞同。后来我就把它写成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这文章也贴在了我的博客上面，当然有很多反对意见。网友说，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金大中，没有昂山素季，没有曼德拉，没有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那么，则没有和解。我说即使像哈维尔、金大中这些人，他们并不代表某一方的政治力量，要与当权的政党进行竞争，他们不是竞争性、竞争中的政治力量，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民意人心。和解是在当权者与民意人心之间进行，而不是两股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如果当权者什么时候愿意回到民意人心上来，或者用老话说回到人民群众中来，那么他们就作出了和解的举动，就出现了一个和解的行为。197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呼吁和解，也不是竞争中的政治行为，而是回应来自社会民意人心的呼声，是要求给这个社会松绑。
丘岳首回应：其实竞争中的政治行为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有些事情说难也易，但尽人力还要看天意，谁也没有想到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今天能够正面看待政党竞争，台湾人较幸运，他们在尝试政党竞争时遇到了蒋经国先生，而我们不幸，我们遇到了邓大人，仅此而已。
张博树（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一个现成的目标。共产党立党之初的政治理念，就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就是根本没有宪政民主的目标，国民党有了宪政的目标，尽管打了折扣，还是慢慢地实现了宪政民主、政党轮替。
“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是正因为他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
梁晓燕（北京独立学者）：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我们可以在现在可控可为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现在，完全可以从非政治领域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政治领域。我自己更倾向于，我们需要从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建立起一种公民的沟通、协商、寻求共识这样的一种机制。这就需要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大家在一些领域中学会共同共事。否则一旦某种突然政治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很难寻求到政治共识。因为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和这种训练，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个人都在说话，所有人的声音全都在一片嘈杂中，很难变成社会共识。这个机制的建设和能力的训练，不必等到政治环境根本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更觉得应当从寻求社会和解开始，使得这种和解的声音在不同层次上的传播，也使得寻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层次被人实施，不是只在政治层面的传播才是有价值的。
王德邦（北京独立学者）： 我讲三个故事，一个是今年春节前我拜访朱厚泽老前辈，他告诉我，他曾把张博树老师写的那本宪政方面的调查报告，转给了一个刚退下来的中共老领导，并让他转给现在在任的领导人看，看看能否寻求一个沟通的途径。后来反馈回来的意见说，根本没办法沟通，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从这个事可以看出和解需要平台，从现实看来并没有这种平台；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庄园里面，有个仆人把整个庄园主的家族给绑架了，这个庄园都成了他的，不仅拥有庄园的财产权，而且对庄园主家族的生意全都控制在他的手上，这个时候庄园主肯定要想办法恢复他合法的身份，那么仆人跟庄园主的冲突是在所难免，这个冲突的根源呢，就在于主仆颠倒，颠倒了所有者非所有者的权利；第三个故事是我小时候一个感触，我小时候在村里面，农村那时候物资特别匮乏，村里面有一个家族特别强大，他家里生了六个儿子并且都成年了，势力很强大。根据村里的规矩，谁家的鸭子跑到田地里，任何人可以驱赶，但是这个家族的几个兄弟就越了界，就把那些“犯规”的鸭子抓来吃了，而大部分村民就靠鸭子换几个钱供养孩子读书。有一年，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联合了十几个堂兄弟，把这个家庭跑道稻田的鸭子抓起来了，这个家族几兄弟就打到我们门上来了，我们堂兄弟齐心协力、共同迎战。村里人一看有人跟这个霸道的家族干上了，全体村民站到我们后面，为我们呐喊助威，这个六兄弟就变得很恐惧，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跟我们个家族冲突了，双方和解了。后来我们考学出来了，他这个家族对我们更是客气。根据这三个故事，我可以概括我对“和解”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冲突是官民冲突，官民冲突的根子是权利颠倒，公民跟政府颠倒的秩序，公民委托的政府反过来驾驭奴隶公民。我觉得和解在现实中是必然的途径，不论是早晚必须要走，但是和解不仅是个理念，而且要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我们十个兄弟联合起来，跟那个强大的家族干一架的话，他们才不会和解呢，一样会把我们的鸭子抓过去吃掉的。和解要有现实的力量，而现实的力量是潜在于广泛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良知，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力量是广泛存在的，它的巨大是不可估量的，我觉得崔卫平老师那种忧虑可以理解，不过我觉得要看到民间的广泛力量。
李和平（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德邦先生的讲话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例如，最近因为胡佳被抓了，涉嫌的罪名叫“煽动国家颠覆政权”，我一直想给他写一篇辩护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把这些问题想通了，就如德邦讲的，我们这个大庄园里面，主仆的关系颠倒了。一个国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就是这些股东的，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当然对公司拥有经营权，股东的所有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就是“主权”，经营权就叫政权，人民对国家所有权就叫主权在民。这里面就涉及到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第一个概念就是人权，第二个是主权，第三个是政权，这三个权力，应把关系理顺，首先是人权，股东首先有了基本人权之后，才享有对公司的所有权，有这种所有权之后股东才能经过一定程序任命这个公司的管理者，运作这个公司叫政权，而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类似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批评，经营者反而说你颠覆了公司经营权，这个和人民主权原则有着根本的冲突，不是被罪名追诉的人有罪，是这个罪名本身有罪。冲突与和解，是谁与谁冲突，冲突的主体是谁，如果和解的话谁与谁和解，和解有没有前提，这些东西都需要弄明白，否则就没有办法深入探讨。
杨光（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广西独立学者）：现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的一个社会，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有些冲突还没有达到和解的这个道德阶段。当下最主要的冲突当然是执政集团和民间社会的冲突，还有民族的、宗教的冲突，跟台湾之间还有统独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按照我们传统解决冲突的模式，实际上咱们就讲1949年以来，那么基本上是一种，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一种模式，是一种斗争哲学的模式。从这些年的反对运动经验看来，民间的反抗模式没有走到一条很好的道路，例如民运实际上是逐渐被边缘化，说明这条道路至少走的并不好，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要想一想一些新的思路，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尝试其他的方法，尽量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民主转型它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不可能通过一次大的制度变革来实现，因为它这种统治方式是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通过一个剧变来把这一切都天翻地覆，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那么肯定主要的方面是要靠和解来解决的。我不认为秀才遇到兵就不用跟兵讲理，实际上执政集团自己也在裂变，它的主流的声音也会变化的。可以想象，难道他们认为他们这种统治方式是可以持久的吗？难道他们还能用他以往的方法能维系很多年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因此只要有这么一个迹象，我相信在他们那边也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就是迎接一种变化，那么他们看我们的态度，看我们这些批评者是什么态度，我们是要埋葬它，是要把它消灭掉，还是准备和他一起达成某种让步和妥协。周舵老师介绍了三种，一种叫遗忘，一种叫惩罚，一种叫和解，那么具体到我们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和解是一个至少可以尝试的思路。因为以往的那种反抗方式，除了在短期内让我们自己受苦以外，可能做不出太多的事。至于谁跟谁和解，这应该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和解的主动权掌握在强大的对方手上，那么我们能不能先亮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愿意跟他和解，那么当他发生某种改变，在这种时候他会考虑，我面对的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是不是可以打交道的，如果它觉得你是置他于死地的话，那么他不会跟你打交道，是不会跟你和解的。中共体制内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还有一些主张逐步缓和的，而且随着局势的变化，后者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应该给温和派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那么他势必和他里面的强硬派去结盟，而把我们撇在一边，使得反抗道路更加艰难。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做到唤醒民意，如果我们把民意喊醒了，我们也有资源，除了公共权力之外还有别的资源，民意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应该去开发、去争取。你说的主动权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别人手中，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都应该是积极主动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显示我们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直接谈判。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追求和解，就更需要我们自己拿来出能力和智慧来主动往前走。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刚才崔卫平老师说我们没有甘地，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昂山素姬，没有哈维尔，我自己以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灵魂人物。在座的刘晓波老师、陈子明老师就是前一辈的灵魂人物。余杰、王怡假如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话，也同样有希望成长为灵魂人物的。滕彪、胡佳、陈光诚这些人，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灵魂人物。我们应该支持和维护这些走在前面的灵魂人物，而不是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我一直看不上那些动不动就想当总统的年轻人，中国社会转型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民选总统，你没有民意基础，不经过全民公投，有什么资格当总统呢？！
刘晓波（北京独立学者）：在我看来，民间建设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六四之后，我经历了19年的整个过程，现在中国的民间空间跟1990年代不可比拟。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没进步，你不能说共产党没退让。例如今天下午，北京就有10多个民间的讲座，一代一代人的代价累积到现在，民间的空间跟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社会进程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没法跟东欧比，东欧的所有政权在一开始在民意中就没有合法性，中国现政权1949年是主流民意选择的共产党。在波兰，很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完会之后都要进教堂，90%以上的干部是天主教徒，他那个政权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我们1990年代的时候，民间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我们能看到每年都有新的人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不和解，我们就要强调和解，因为民间没有别的东西，没暴力，没有强力机关，就只能强调道义，否则的话强调什么？
我曾经反复讲过，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否则你跟人家怎么斗？别眼睛总盯着官方，也不能光强调你有勇气你有道义，你必须考虑你组织一个群体行动的后果会怎么样，否则每一次大的事件来了，只要官方强力镇压，整个民间就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有七、八年的低潮。官方这些年在对付民间反抗力量方面，由于顾忌政治成本，策略上已经玩得越来越精细。而在官方越来越顾忌到政治成本的时候，民间就有空间，现在的民间空间就是这样慢慢的点滴积累出来的。不能着急，中国的事是特别漫长的。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完全的清算？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600万新台币。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
中国的变化伴随民间的从无到有，没有民间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便民间反对群体，也不像九十年代那么寒酸。像维权律师群体中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从收入上都是中产。再到江浙到广东去看，当年全部是农民，现在资产上百万的上千万的人有的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民间社会自身的改变和提升，来推动这个制度的进步。
有的时候感觉到共产党统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灭绝，就连当顺民也不行。到了邓小平时代，只要你不公开挑战，你私下里爱怎么说都可以，甚至公开挑战没到一定程度他也不理你，这就恢复到一种传统的独裁方式了。而且现在共产党很精明，他的很多做法让我都有点看不懂。例如赵岩从监狱放出来后，还在纽约时报当新闻助理，共产党两会期间，官方给了纽约时报两张采访证，一张给纽约时报的北京站负责人，另外一张就给了赵岩。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那是刚放出来的刑事犯，就跟纽约时报上人民大会堂采访去了；例如滕彪被用那么野蛮的手段绑架，但是他在大学里的教职还保留着。所以民间不要低估你的对手。在民间离权力还非常遥远的时候，不要总去琢磨官方怎么样，应该着重民间自身的建设。民间建设得更健康更完整，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往前走。
现在，官方镇压的残酷性确实在下降，1998年打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全国抓了二三百人，光判刑的就有四五十人，十年以上刑期的多达十四人。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气氛？现在的体制内单位，要开除一个像张博树这样的学者，都可能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把人权写进宪法是一种作秀，是一种伪善，那么我说一个独裁制度它伪善了就是走向为善的第一步，否则的话他没有必要写在宪法里。所以不能太悲观，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的进步，看到民间力量在慢慢地在一步一步向前走。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说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达到组织化的程度，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网络签名信，每一次签名信都是一种组织行为，另外你知道起码在北京这个地方，有很多圈子，有法律界圈子，记者圈子，异见人士圈子，学者圈子，草根维权圈子，艾滋病维权圈子，环保维权圈子，等等，这些圈子里面的人都有很多交叉，在这些圈子里举行各种座谈会，就是带有一种准组织化的行为，只不过是没有搞政治组织。
只要你坚信你所坚持的理念在道义上对的，你就做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没必要对这个国家这么悲观。例如官方不提和解，民间不可以提吗？官方不提什么，民间就得提什么，和解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两天就能达到的东西，需要反复讲。正如人权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到二十一世纪，官方也迫于压力把人权写进宪法。
丘岳首回应：有人提出来，“狼跟羊怎么和解”？你先把今天的共产党设定成“狼”，问题就卡死了。晓波刚才讲到，共产党内部已经分化为人各有志的非常复杂的共同体，他们内部的理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当年的同学不少已经是体制内的高官，尽管屁股底下的位置不同，但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基本上是想似的，很难说有很大的差别。也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我们今天才要来推广政治和解的观念。我个人很赞同晓波刚才讲的，对于和解的达成，别着急，必须慢慢地来。和解当然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才具有和解的可能，但这种条件需要创造积累。
张博树回应：我们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我们过去存在60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既不符合现代发展潮流，也不符合人类文明规范，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现在来看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成功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叫做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具体办法来达成和解，可以另外加以讨论。
黎鸣回应：刚才博树的补充很有意义，“和解”这两个字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的的确确有一种屈辱的感觉，因为被统治者实际上永远就是求得和解的一方，不能和解的恰恰就是统治者。像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就是统治者不具有那种交往的理性，他们也在恐惧被统治者，害怕权力被别人夺去。所以你的有些讲话虽然根本就没伤害它，然而执政党却把它放大得很大，似乎这就是你要准备推翻他了；所以我在前面说到，中国就有这种不讲理的传统，对一个不讲理的文化传统来说，上下没法沟通，永远不能沟通。例如维权律师经常被抓捕，就是这种传统的当代后果。律师是用嘴而不是用刀枪走上法庭，而且引用的还是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但是统治者不讲理，把讲理的律师给抓起来，这真是让中国政府大丢脸的事情！
刘晓波回应：刚才黎鸣说官府不讲理，民间也有不讲理的时候。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六四以后，我常年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跟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也没互相对骂过，但是有些异议人士却很容易和警察发生冲突，对骂甚至发生互殴。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我向来就主张，我们面对的警察，脱了警服就是普通人，他的道德也不比普通人差，也不比普通人高，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周舵回应：对于警察，你要对他有一个真切的了解，警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专制工具，你不能因为他们是专制工具就不把他当人看，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跟你一样的，你一定要把他当人看。对任何人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哪怕是你的敌人你也必须要把他当人看，否则这个人道主义的基础就彻底没了。任何一个政府不管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必定要有警察职业，这个职业在专制政府里相当多的时候也是用来维护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因为中共是一个专制政府，警察就没有这种能力。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的工具，你要学会启发他和教育他，而不是和他对骂。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好像我“和解”仅仅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或者是针对政府的，或者是针对什么官员的。我觉得都不是，我们讲和解是针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严重的病症的。我们为什么要讲和解，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病态的社会，它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为了要治这个病才开出这样的一个药方叫做“和解”。我们这个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社会，我们辛亥革命之前也是专制社会啊，那个社会是这样一天到晚在煽动和鼓励仇恨吗？从哪里来的这套东西，就是那个叫极权主义的东西。这个极权主义可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这个极权主义就是两个类型，一个是纳粹主义一个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纳粹是把一部分人如犹太人划出人类之外，认为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把一部分种族，定义为劣等种族，把他们不当人看。共产党是把一部分阶级定义为不是人，可以任意地对待他，这个东西是20世纪之前没有过的东西，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也没有天天煽动要仇恨。我们一定要扭转这样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仇恨文化不是说一下子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构造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就如刘晓波和我起草的《62绝食宣言》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用站在政府对立面那么大声地公开地喊出“和解”这样的口号。
程海（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我觉得你们一边倒地赞成和解，我来讲讲反对的意见。掌权的那些人和不掌权的人，对待和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掌权的人是不会跟你和解的，和解只有通过斗争取得的，武力战争之后才可能出现和解。商品买卖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真才实货你会报价吗？所以你要有资源跟别人和解，否则也就是一种乞求而已、梦呓而已。因为我们经济力量民主力量民生力量市场力量都不断在壮大，必然会产生一种政治的和体制的要求，掌权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往前推进改革，我们只是想快一点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掌权者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不执行，在很多领域，大量的行政者公然违法。我们要用我们公民的力量去监督这些人，帮助那些执法者养成民主法制的习惯，为以后的民主化做好基础，否则民主化来临了以后也是乱七八糟。没有资源提出“和解”别人是不理你的，只有来监督他、督促他。民主和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制民主就是空的。在执行层面，民主和专制都应当是一样的，就是服从或严格执行法律，区别主要在于立法或决策程序上的不同，民主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中国现行的民生、经济类的法律制度基本是国际接轨的，他们要占到这个法律体系的70%以上，但执行的情况很差，掌权者自己违法的情况严重。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广泛树立公民意识，是公民履行公民义务，最主要公民义务我认为就是监督依法行政。掌权者和公众都要养成遵守法律的民主习惯，他行政违法你不去监督，是纵容违法和也是不遵守法律的行为。目前上上下下都缺乏法制的理念和习惯，民主其实离我们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的还是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然后是公民广泛参与监督依法行政，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所以题目应当是“公民、监督、共进”的理念，“ 和解”没有现实基础，非常空洞。
陈天石（北京独立学者）：和解，作为一种理念，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推广。就目前的这种制度，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义与不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道路，但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和解的可能。我现在是基督徒，对共产党没有什么仇恨，对李鹏也没有什么仇恨，但是这个民间社会是一目了然的，黑恶势力是存在的，他们不可能主动站出来和解。我只能求神怜悯他们也怜悯我，我会为此祷告。
刘晓波回应：我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例如，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提出的几个施政口号，他们也特别希望提出来一个口号既能讨好西方社会，又能讨好中国的民间社会，所以说口号提的特别乱，江泽民想到最后想出来一个“三个代表”，你可以说“三个代表”这个口号扯淡，但是它一旦有了这个理论，民间的空间一下就撑开一大块；你说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周舵回应：接着晓波的话来讲，我觉得不应对制度采取非常单一的视角，就是所谓道义的视角，你只是从道义上给它下了一个道德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非常不道德非常不人道的制度，但是对制度应该还有其他的视角，起码你还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就是知识的视角认知的视角，就是他们建立起这些制度，你是不是考虑当时处在他们的认知水平，由于他们的一些认知的错误导致建立这个制度，这个视角恐怕也是不可少的。还有一个视角历史的视角，人都是有理性局限性的，假设把我们设身处地回到那个时代，放在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环境里头，我们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你如果有这两个视角的话，那你对这个制度恐怕就不是说水火不能相容的态度。
滕彪（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和解”这个概念，我同意周舵和崔卫平老师的看法。我们用和解来对抗的是宣传暴力，制造仇恨；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宣传体系或者思维方式。我们今天谈和解，肯定是在中国民主化这个语境之下。在民主化转型之后，周舵老师总结了三个类型，一个是遗忘，一个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另外一个是清算，我个人最欣赏的就是南非的这种方式，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解而是真相与和解，和解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真相，所以我觉得我被南非的那种方式说服了，真相对于重建一个民族的这种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南非就说给你一个期限，你在旧的政权下你杀了人、作了恶，你要说出来，用真相来换取宽赦，如果你到了那个期限则不去把真相说出来，还是要审判的。和解不是和稀泥，全民遗忘，糊里糊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尺度，不是说和解就是以前所有的这些旧政权里面，犯的罪不管轻重全都不管了，然后大家和平转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类似南非的这种方式，用真相来换取和解，换取一个宽恕。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陈子明回应：我提个问题，不做发言。假定大家都认为“和解”是一个具有正确性的口号，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口号，我们有很多口号，那么这些口号还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像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的我们现在需要有“抗争”，那么“和解”和“抗争”这两个口号，它们有没有一个互相抑制的作用？或者说谁摆在前头，谁摆在后头？或者说某一个口号应当在某一个阶段提出来？“和解”在现阶段是不是一个最适宜的口号？
周舵回应：我回应一下，和解的对象到底是谁？是对人的还是非人的？非人的可能是对文化的思想观念的，制度的等等，对吧，那么你如果和解的对象是人，那和解一定是双方面的，对方完全没有回应，就是要仇恨你，就是要镇压你迫害你的话，那和解从何谈起？如果是这样你当然要抗争了，当然我的态度可能不是特别基督徒的，这是非常人性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认为和解就是针对这个社会的严重病态，就是它那套政治文化、它的集权制度。
刘晓波回应：子明的那个说法，想找一个社会最大公约数，找到用来整合民间的口号性的东西。以反抗为主还是以和解口号为主，我想现在在民间社会找到这种共识非常难。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民间足够多元化了，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例如中国和解智库就是把和解的口号变成一个公共性话题，让它进入公共领域，使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能接受。另外，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90年代末之前，中共党内主要的不同声音是左派发出的，邓力群等老左派跟江泽民较劲，最后《当代中国》杂志叫江泽民一怒之下就给封掉了。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维权律师群体大多自认为是民间的，实际上也是体制内的，你领了律师执照就证明你认同了现行的法律体制，你要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你连执照都不会领。即便你心里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但你领了官方发的开业执照，你就是实际上承认了现行法律体系。最近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案子，网络炒起来之后，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就跟着上，最好这个县太爷丢了乌纱帽。以后县一级的官员再想制造这样的文字狱案就得小心点。当时西丰案出来之后，连新华网都连续发了两篇时评，而且都是新华网首发的，显然是内部的人写的，这些事情你有的时候都感到很吃惊。其实言论空间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等都有这种人才在，他一旦抓住一个空间他就可以往上顶，这就是一种社会性力量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
范亚峰（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首先我觉得和解概念需要比较清晰的梳理，我认为，和解在当下主要定位为“政治和解”比较恰当，这样的话概念比较清晰，比较简明。就像刚才崔卫平老师讲的，政治和解必然和历史有关、与合法性有关，所以和解从某种意义上就涉及到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面向未来的，如果我们不预测未来某一天要处理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探讨和解的必要。我觉得争论和解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必要性不是太大，如果说面向未来的话，对一些问题的梳理和处理的方案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民族，应该说共产党从1921年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历史上的罪孽深重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也不是一个弯腰鞠躬能够化解得了，无数的家庭都受到了这个集权制度深刻的伤害。如何处理共产党造成的历史伤痕，对“政治和解”这个问题的思考越成熟越恰当，越可能成为未来主流操作的方案，中国民主化的速度可能会因此加快。现在当权者不仅恐惧丢钱丢位子，还恐惧丢命，不仅恐惧自己，甚至恐惧自己孩子的前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如何处理各种历史问题，是未来和解智库和社会公众讨论问题的方向。我建议除了概念的梳理之外还有和解理论、和解文化的建设。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个问题是要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历史的罪债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反右的问题、大跃进问题、大饥荒问题、文革问题、六四问题还有当下的西藏问题，还有法轮功问题，这些问题超级敏感，实际上真正把这东西讨论到位了，形成一个比较恰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实际上是正因为直接触动所有人关心问题的神经，比如说伤害的和被伤害的，作恶的和承受作恶代价的两个群体，这样才不会使和解问题留于空谈，逐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模式，比如说就像周舵老师所讲的三个和解模式，我认为这三种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探讨的是，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模式，但是一定要充分探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民意，就是关于和解的操作的模式，我觉得具体的方案是服从于这种模式的，所以说我们有关模式的选择，是和解与和平转型的一个关键要素。
和解在我看来与和平转型直接相关，所以我认为我的排序是和解概念我把它等同于和平转型概念。其中有三个要素：第一位是公民维权，以公民维权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间资源规则的积累，第二个是宪政治理，中国现有的问题都具有独特性，所以迫切需要形成一个独特的角度，否则很多问题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比如说环保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均缺乏相应的符合法律和民主原理的宪政治理模式。现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认为它基本上分两种博弈，一种是合作博弈，还有一种不合作博弈。公民维权运动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资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甘地的思路，强调“非暴力不合作”，不合作实际上是被边缘化，被边缘化之后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收效甚微。和解理念跟公民维权运动的之所以一致，因为二者都是一种合作博弈。甘地理念在中国过程中，存在一个本土化消化不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政权的独特性，他首先是讲力，就是不讲理，其次才是讲理，什么时候讲理呢，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才突然变得讲理了，所以说合作博弈具有非常复杂的形态。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张博树回应：根据共产党的构成以及传统的政治智慧，已经不足以驾驭今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当今的社会转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逐步解构和逐步建构的过程，解构的是它传统的东西，建构的是建立民主制度，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一个界限。西藏问题出来以后，大家看到中共仍然在沿袭他们传统的方式试图来解决，结果越来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体制外的建设性力量，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前瞻性的设想，拿出一套甚至是几套可供比较的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也是和解智库应该做的一个带有操作意义的、可行性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去做，而是应当有很多人很多团队去做。
周舵回应：亚峰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我听到不少的主要是年轻人在提这个口号，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确实有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食洋不化的问题，就是把完全不同的当时印度在追求它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策略简单的带用到中国，这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印度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英国这样的文明政府，这跟我们惯于使用暴力手段的，动不动就要灭掉你的政府是不一样的。其次，印度人要赶走的是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我们现在不是要赶走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而是要和现有的执政党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和解共生的局面，所以简单套用是不对的。
段振坤（三民主义研究者，民间思想家）：我认为“和解”是个很正确的方向，和解也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和解是一个建设性的议题，可以导致良性循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都是恶性循环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将这个民族导向良性循环。通过这次台湾选举，我们能够感受到台湾已经走向了选举政治的良性循环。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和解理念，很多事情还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会出现族群的撕裂。和解这个议题应当放到文化的范畴里，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习惯于通过和解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
孟源新（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目前把和解作为一个口号，作为和平转型的一种途径或者是一种手段的话，我个人认为目前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觉得从1949年到现在近60年的时间，中国民众受到的苦难感悟太深刻了，即使是我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还没有体会得到。我比较怀疑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提出来的这种和解的口号，很难说这种观点能够代表或者代替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心愿。当然我也希望社会转型的方式是和平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中国转型再次经历一场非和平的方式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更大的灾难，我觉得凡是有一颗中国心的人，都尽可能避免以非和平的方式实现问题。
周舵回应：我不太同意刚才这位先生的说法，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有一条鸿沟，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疾苦和苦难都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根本不了解的。起码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民间出来的，我曾插队7年，天天跟农民在一起打交道。我所推崇的南非的和解模式，它也是有条件的和解，是真相与和解，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些犯有罪行的，做了坏事的人，你要把你做的坏事你的罪行要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是国家补偿，对于当时受苦受难的，受损伤的这些人，国家必须要有补偿。总而言之一个是说有条件的和解，另外就是说这些条件应该是可行的，而且国家要有一个整体的安排，这个安排其中包括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和解。如果提出的是不可实现的条件那就不是和解，那是以和解为名的勒索。
刘晓波补充发言 ：对于中共高层，要是指望他们主动在政治上撕口子很难，但是一旦有一个大的突发事件，谁都很难说这个突发事件什么时候出现，当局已经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过程，当大形势到了，不排除当局可能被动地顺应民意。例如在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江泽民也想象邓小平那样能够钦定自己中意的接班人，但大势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他也就只能接受胡锦涛。江泽民都没有权威指定接班人，胡锦涛就更没有这个权威。为了建立进退规则，不是按照选举，而是按照年龄划线，这带有点玩笑性质的，就是说人事上的安排摆不平了，就按年龄卡，比如说曾庆红超过3个月就下了，而贾庆林差5个月不到就还在台上。这说明党内的人事安排必须谈规则，那么他们这些寡头之间谈规则，他们内部达成妥协之后，民间的空间就会放大。
再说到台湾的问题，马英九上台了，如果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除了经济上三通之外，走得更远一点，向中共提出新三通，先通媒体，资讯通，胡锦涛的讲话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可以全文发，我马英九的讲话可不可以在你中央电视台播，一两家媒体播也可以，只要是中国言论自由能够有突破，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马英九上台之后如果敢于继续跟大陆打民主牌，提出“民主统一”你中共接不接这个球，反对陈水扁还有民族主义的基础，你反民主你有什么基础？马英九5•20就职之后半个月就是“六四”了，台湾还会搞纪念活动，看马英九去不去，如果马英九作为总统去了，他提出我还要纪念“六四”，胡锦涛怎么回应，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丘岳首补充发言：我刚去台湾观摩大选，近距离感受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民调显示已经是70%以上的人持这种观点态度。他们希望大陆民主化，因为大陆民主化对他们有两个好处，一个能减少他们所受到的打压和威胁，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还并不是完全死了“中国心”，因为另立一个小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好事。我几次问他们，什么情况下你们愿意考虑统一呢，回答几乎一致强调，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大陆尽快民主化，从价值理念上拉近距离，否则的话，两岸渐行渐远，谁也阻挡不了。
再回到亚峰刚才的讲话中来，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思考，第一是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已经形成初步共识，和解这个概念可以来放大推广，那么作为一条新的路径未来如何来走，譬如非暴力合作的管道如何来尝试探索。二是亚峰建议我们集中提政治和解，我本人持赞同态度，这是考虑到民主化的急迫性。我也留意到一些提法，包括政治和解、族群和解和社会和解，各个层面都有一些不同，族群的和解，主要是包括诸如汉藏等民族和各社会阶层的和解，社会和解就比较宽泛，杜光老先生最近文章中就多用社会和解这个概念。我们都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急迫性，可以更集中提政治和解。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物件器皿上即硬件方面，中国已经很有现代化气息了，我们已经积累很多现代化的东西。政治民主化这个最后门槛一旦跨过去，中国就进入到现代化文明国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是大陆民主化急迫性的重要因素，另外从全球化视野来看，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经济实力、制度这么落后的国体，是免不了要与文明世界的利益和价值理念发生大量的冲突的，你把“和平崛起”叫得震天响也很难让人家放下心来。集中谈政治和解，并不是说我们忽视文化的问题，文化问题相当大，但文化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来解决。当然也不是说民主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民主化只是有利于从快解决我们现有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也有利于解决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弊端。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应暂时集中精力在推动政治和解方面做些工作，我觉得必须由政治和解作为突破口，以此来带动全面的社会和解。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社会的全面和解相对比较容易。
杜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近几年来，媒体和民间经常讨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说明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期盼。我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多次指出，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官民矛盾。我很同意他的见解。从中国社会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贪官恶吏和受他们欺凌压迫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基层，老百姓的感受尤深，他们不但身受欺压，而且往往在申诉冤情时，还遭到蛮横无理的打击与镇压。近几年来，群发性事件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迫切需要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由于许多律师的介入，维权群众被引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他们力求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讨取公道。但是，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报之以暴力镇压，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和谐可谈呢？
近20年来，许多党政官员利用特权，贪污受贿，聚敛财富，成为亿万富翁。与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上不断积聚着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些不但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而且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缺乏公平的怨恨，对身受欺凌的愤怒，对暴力镇压的反抗，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生活在弥漫着怨气戾气的环境里，人们很难和睦相处，同时也充溢着不安全感。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原来对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很理解。经过21年的右派生涯，才深刻体会到免于恐惧的可贵。虽然我的遭遇在55万多右派分子中属于比较好的一类，患难中有许多好人相助，但是，作为“地富反坏右”的第五类“人民公敌”，我内心里却深怀恐惧，提心吊胆，唯恐会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挨批挨斗。从个人的体验，我联想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社会的重大意义，特别是经过这十多年的观察、思考，我进一步认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恐惧之中，思想、信仰都不可能自由；即使免于匮乏，生活没有丝毫乐趣，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进入2008年，有两件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是《法人》杂志于1月1日发表记者朱文娜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揭露了西丰县的黑暗面。西丰县委竟然派遣公安局和政法委的人员，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到北京来抓捕朱文娜。一是1月7日下午，湖北天门市的50多名统一着装的城管人员，在市郊湾坝村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堵塞公路，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恰好路过，车子无法通行，他便下车，拿出手机想把当时的情景录下来，结果被城管人员拳打脚踢，伤重而死。这两个事件，一个是出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如实报道新闻，一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不公进行干预。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却遭到了被拘捕的恐惧，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后来虽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但在人们心头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很难平复的。它使人不敢履行自己的责任，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郑恩宠、陈光诚因仗义执言而被判刑，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亵渎，对社会和谐的嘲弄。近几年来，滥用政治权力、制造恐惧的新闻时有所闻。:如：广州市天河区李月明和上海市普陀区李秉浩先后在2004年7月20日和2006年2月16日被当地的城管人员打死；孙志刚平白无故地被抓进收容所，殴打致死。又如“处女卖淫”事件，好几起“杀人犯”冤案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摊贩随时担心着城管会来没收自己的货物；小企业主为频繁的检查收费而胆战心惊；各行各业，都在承受着滥用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威胁，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飞来横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那些贪官恶吏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这才造成了遍布社会的冤假错案和人们心头的恐惧感。所谓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贪官恶吏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创造一个能够限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机制，使他们没有可能利用权力来压迫民众，谋取私利。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废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真正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虽然是一个人民期盼的前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要执政党还权于政，还政于民，在最近的若干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就当前来说，要克服各种破坏和谐的因素，扭转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主要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监督机制，既要加强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更要加强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遏制官员滥用权力来压迫剥夺民众的冲动，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二是提倡宽容、和解，用宽容的精神来化解各种矛盾。近年理论思想界和新闻界对加强监督问题论证较多，现在需要大力弘扬宽容与和解，营造宽松的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
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的“仁”的学说，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都包含着宽容的内涵。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既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也表达了执政者对民众宽容的精神。近代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也都是宽容传统的继承者和提倡者。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胡适提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都是宽容精神的经典表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宽容，也是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政时所展现的魅人品德之一，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执着和热情，对反对他的那些政客的宽厚和大度，都表现出他的宽容精神。在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得以沐浴自由的阳光，享受着虽然有限却十分难得的宽松民主的生活，社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图景，都得益于胡耀邦的宽容精神。可见，领导人的宽容精神对于社会和谐，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对目前的当政者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以宽容的精神促进和解，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要实现和解，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1、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像台湾对待“二二八惨案”、韩国对待“光州事件”那样，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的谅解。这样只会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2、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法轮功，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3、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凡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平反，并给以一定的补偿；对徇私枉法的官吏，要绳之以法。4、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对有刑事犯罪嫌疑者除外），指导思想上要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以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5、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五十年来，由于劳教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它已经成为非法惩处无辜公民的黑监狱，构陷平民、榨取财物的恶劣手段。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几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取消这个罪恶制度，认为它的存在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执政党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个呼声。6、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欢迎他们回来参观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允许他们来去自由，鼓励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建和谐社会。
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施行宽容政策，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是解决官民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促进社会的和解与和谐。同时，也会大大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它将会遇到空前强大的阻力，因为这将会损害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定会顽强反抗。但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因为权贵集团的抵制和反抗而畏缩不前。在权贵集团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人民宽容还是对权贵宽容，也不存在通融的余地。我衷心地希望掌握党权政柄的领导人能够认清孰轻孰重，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做出明智的抉择。
杜光、陈子明、周舵、刘晓波、黎鸣等20余名华人学者先后发言，会议由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主持。现将录音整理完毕，奉献给读者，以便于公众可就“和解”这个议题继续探讨争鸣。 （注：文本根据发言顺序整理，并经过书面化处理。）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学者的光临。在奥运会之前，大家都感受到有一种风声鹤唳的味道，各地的冲突事件有集中爆发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西藏刚刚爆发了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冲突频仍的国家，1949年之后更是强调斗争哲学和仇恨文化，其间造成的人道灾难不可胜数。援引南非、北爱尔兰、韩国等国家的政治转型经验，政治和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这些国家化解悲情、走向团结与和谐的关键因素。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执政党也久违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取代施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理念。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和谐的前提是真相得到揭开，正义得到实现。由此，我们这一群认同渐进、妥协、宽容、博爱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发起组成了和解智库这个开放的言论平台，尝试就和解理念发出声音，给包括执政党在内的社会各界提供各种建言，并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者第一次就和解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这次讨论会每人主题发言十分钟，回应提问十分钟。
丘岳首（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博士）： 把“和解”这个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点。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确实是处在弱势，没有多少话语和活动空间，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出“和解”这个话题，自然会遇到很多来自各方面的误解，甚至恶意的猜测，我觉得很正常。强烈反感“和解”这个概念的人，我们也充分理解，因为他们受到的灾难那么深重，有些人甚至失去家人亲人。所以他们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够逐渐对“和解”逐步的来理解、来接受。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但为什么还要做，主要是我们觉得反对派的工作需要有些新的思路，需要有一些分工。高压绝对是重要的，这个态势是不能减弱的。但同时需要有一些换位思考，多考量体制内的开明派在想些什么，因为体制内也分化得很厉害。不少位高权重者对以后自己及家人被清算的恐惧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阻力，我们能否在交易成本的计算上给予与时俱进的对应？还有很多方面，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角度讲，咱们这个民族严重缺乏“和解”精神，虽然说和为贵啊，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一直是暴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充满着暴戾之气。
再从全球化视野来讲，近几年冲突与和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个人了解，海外不少大学都纷纷设立与“冲突与和解”相关的研究课题。联合国也加大力度，要来推广南非的经验、北爱尔兰的经验、东欧和亚太地区南韩、台湾等的和解经验。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尝试来做，所以我们就建立“和解智库”冒昧地把这些东西推出来。在没有多少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勉强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办了一个冲突与和解的网站，把一些文章收集一下，把我们的思路先挂上去，就是期望有各界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同道一块来做这个工作。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但今天我们想听听各位在座的朋友对“和解”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以便改进和更好的展开我们的工作。
黎鸣（北京独立学者）：“冲突与和解”，说实在话，和解是应该的。中国人为什么表面素质这么好，实际上冲突却非常大，为什么？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系。要和解就必须讲理，不讲理就不可能和解，所以说白了，关键在于讲理不讲理。大家也知道我在网上反儒，反国学，反儒家传统，我还要反下去。如果我不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我就不叫黎鸣了。因为我对这个儒家传统看得太清楚了，中国2000年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中国先秦有很多家，所谓百家争鸣，对不对？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儒家，其实最不讲理的就是儒家。我现在正在写一部有关逻辑的书，逻辑是什么，逻辑是讲理的工具。中国的所有这些学派，只有儒家是彻底没有逻辑的。你随随便便看中国的任何一本逻辑书，逻辑思想书，最有逻辑的是墨家，其次是道家，再其次是名家、法家，而儒家，根本就没有逻辑。没有逻辑就不可能讲理。他讲另一个“理”，是讲礼的礼，但是那个“礼”，说实在话，就是中国人分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五等永远不变，等级永远不变，君子永远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小人。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们说我理解错了，君应该像君，臣应该像臣，父应该像父，子应该像子，其实他们都只从字面上去看这个。孔子讲正名，按道理正名应该是逻辑的开始，但是孔子的正名是正人的身份，你是君子，你永远是君子；你是小人，你永远是小人；你是君主，你永远是君主；你是臣民，你永远是臣民。正是儒家造成了这个不讲理的传统，包括现在的中共，按道理说，从历史上看，最初建立中共的都是反儒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反儒的，现在反过来了，中共要支持儒家，宣扬儒家，为什么？他们也终于看到了这里面的奥秘，也就是不讲理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人的不讲理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儒家的传统，2000年不讲理的传统最严重的，就是造成了一个不讲理的政治的传统。
例如，于丹在《论语的心得》中，第一篇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就可见这个于丹为什么要写这个《论语》心得了。把孔子的这一句话放在了书的头上，当作了整本书的核心，足食足兵民信之，有饭给你吃，当局又有强大的武装，你就乖乖的“信”吧，这不就是于丹的这整本书的核心“精神”吗？之所以中国人这个不讲理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关键就在始终存在这个儒家的传统。和谐也只能是假的，我们讲和解，人们误解你，本身你就是一个被压迫的阶层，结果你提出来跟强者要和解，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受过迫害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对不对？我跟他和解，他能跟我和解吗？我愿意跟他和解，他愿意跟我和解吗？对不对？只有儒家传统的人，会绝对把权力当作禁脔，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理可讲。你要是想跟我分这杯禁脔的羹，我就绝对要消灭你。中国历史上不就是这样么？父子之情都不讲，更不要说讲理。为了当皇帝，父亲可以杀死儿子，儿子可能杀死父亲。权力就是禁脔。只有在讲理形成了新的传统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这个不讲理的问题，要讲理那就需要辩论，不允许辩论的目的就是不允许讲理。这才会不让别人发言，取消别人发言的权利。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不就是因为有这个不讲理的传统么？中国历代，诸子百家，也只有墨家坚持要“辩”，而其他各家都是不“辩”，你看孔子不“辩”，包括被曲解了的老子基本上也讲不“辩”（道可道，非常道），道家讲不“辩”，法家讲不“辩”，都讲不“辩”，只有墨家，墨家要“辩”。因为墨家说实在话，他属于劳动者的阶级，所以阶级立场决定了这点。正是因此，就只有墨家才会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学。但是墨家的逻辑学也早就已经失传了。世界上三大逻辑，只有西方的逻辑在不断发展。中国墨家的逻辑学没得到发展，而且两千多年沉寂了。一个没有逻辑的民族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而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就只能是一个习惯以暴力权力说话的民族。
丘岳首回应：我带了一篇文稿与会，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有三次大和解的良机，就是因为政治强人的不讲理而错失。第一次袁世凯把宋教仁给杀了，典型的不讲理。当时宋教仁的思想已经完全是议会道路的，在1912年宋能有这样的思想很不简单，可惜蛮不讲理的军阀武夫硬是把他给枪杀了，这一枪把近代中国第一个初生“和解”婴儿击毙了；第二次是1945年，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劝他当“老二”，在议会里解决与国民党的政治纷争。可是一直做着帝王美梦的毛怎么愿意当老二？屯兵，积粮，为的就是独占不容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就是因为不听胡适等的讲理，国共双方打得天翻地覆，伏尸几百万；第三次就是1989年的“六四”。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十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平反其实就是大和解，令千家万户重新有了欢声笑语，可惜的是，那些马背上打天下的暴力迷信者以及部分壮志冲霄汉的学生领袖，根本就听不进知识分子规劝和解的理性话语，无愿通过对话、妥协来化解危机。和解的机缘再次被天安门的枪声击碎。
周舵（中国和解智库成员，北京独立学者）：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真相与和解为己任》，涉及的就是“和解”的话题。尤其是专制政权结束之后，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在专制政权执政期间所犯下的很多反人道的罪行。怎么去处理这些专制政权的文化遗产？我把他概括一下，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就叫西班牙模式，就是当年佛朗哥这个专制统治下，所留下的很多历史遗产。他们的解决办法就叫做遗忘。主要原因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40多年了，当时的这些当事人死的死，老的老，所以年轻一代也差不多把这段历史给遗忘掉了。所以他这个处理的办法就是索性让他过去了，他的好处就是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少去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障碍。因为你要清算的话，一定会把老账给翻出来，就会把原来的一些旧伤要揭开，就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有一些新的仇恨会激发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是对民族转型不利的，所以遗忘有这个好处，但是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正义，正义得不到伸张。另外的一个模式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模式，就是东欧的几个国家，叫东欧的模式。东欧这个模式就是清算。把历史的老账全都翻出来之后，按照一个正义的原则去清算这些老账。那他的好处和坏处就正好相反。他的好处就是正义得到伸张，代价就是给民主转型添设了一些障碍。第三种模式就是南非模式。南非模式就是叫做“真相与和解”。兼顾这两个目标，一方面就是要所有的当年在专制政权下，所有的当事人公开地把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如实地讲出来，不要求你认罪，甚至也不要求你忏悔，你只要把你所做的事情说清楚，使大家知道当年的这些历史真相，就算完了，然后就是实现一个全民族的和解。这是一个有相当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兼顾两个目标的模式。我也觉得最好还是采取南非这个模式。
不过南非的模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和黎鸣先生有一些分歧，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2000年的传统，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新传统。这个新传统还不仅仅是49年以后，可以在往上追溯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极权主义传统，就是阶级斗争这样一个互相对立、相互冲突的激进的革命思潮，这是中国实现和解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也顺便提一个建议，我们能不能去找一点经费来比较系统地做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大家不过都有一种直觉的很个人性的主观判断，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陈子明（北京独立学者）： 1989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关于这个情况周舵可能比我更清楚一些。实际上在中共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机制不是只说说而已，当时中共曾经着手研究和做这件事情。当时在统战部里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里的负责人是陶斯亮（陶铸的女儿），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作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从1976年“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以后，长期被当局认为是一种反对派力量，被窃听、监控，但是到了198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统战部多次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都找我参加了，这表明他们确实想要建立一些对话和沟通机制。建设性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六四”而中断了。
即使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也有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的萌芽。今天我带来了其中的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周舵起草的《6•2绝食宣言》；第二个是《经济学周报》在6月4号那一期发的一篇文章，叫《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是经过编辑部讨论的，主要是何家栋的意思；第三个是我在那个时候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 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
晓波和周舵这个绝食宣言在广场上是广泛散发的。我把宣言中与“和解”这个话题特别有关的几句话读一下：“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宣言里还有很多很好的话，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我再说一说《经济学周报》的文章。文章里头提到，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首先应该排除障碍、相互沟通的某些成见。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把当前的局面归咎于某种不彻底，从而再发动一场彻底的运动，不知我们的民族将何以自立于世界。“我们的社会正趋向多元化，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段，社会各阶层的集团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相互并存而又存在着矛盾。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在于保持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平衡。任何社会利益集团，都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否定和替代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把其他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和不同意见视为异端，予以彻底清除，否则就会破坏社会的生态平衡，导致利益关系的倾斜和社会的动荡。”“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靠暴力斗来斗去，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对付敌人为办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却只能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只能破坏发展进步。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老搞内耗不得人心。国家大事当然不可能在马路上求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当时那个文稿里写道：“如果政府和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和平地解决，中国就会在宪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而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正在对当前的事态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在对立、僵持的两个政治阵营中，却弥漫着同样的政治文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斗争哲学’。这是当下解决政治危机和未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思想障碍。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之相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尊重人权，承认政治多元化，而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 “我们呼吁，在此最紧迫的危急关头，政府领导人和学生领袖都应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主动做出妥协让步，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避免出现历史性的悲剧。”
我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我们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政治和解这个理念，在当时何家栋先生给我的译著《通往公民社会》（哈维尔著）写的序言里面都有所提及，里面谈到的一些想法显然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一种东西。何先生这个序言的名字叫《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他说道——如果是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中间地带，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际上就是民主诞生了。这些话说得真跟金子似的。何先生的序言，在今天看也是非常完美的，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我谈谈我前些日子写的“30年前的政治和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想到要用“政治和解”这个词？那是因为考虑到由我们来表述30年前的事情，就不要仅仅用当时官方的语言，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新的表述，所以我想到了用“政治和解”这个词。在发表这个意见之前，我也征求了朋友的意见。我可以说出有这样两个朋友表示赞同和反对。激烈反对比如说徐友渔，他说，谁跟谁和解啊？这个你要说出。我的电影学院的一个同事却正好相反，他的工作主要是做电影批评和编电视剧，他对政治不超过一个普通人兴趣，但是他说这个话题好，这个可谈。他说因为讲到“和解”的话，他毕竟是两个人之间可以面对面，不管和解在表面形式上有没有出现。
关于“和解”的话题，我讲过几次，在三味书屋我讲过一次，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今年新春茶话会。有些人就当面给我说，“和解”这个提法是可以的。有些年轻人表示赞同。后来我就把它写成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这文章也贴在了我的博客上面，当然有很多反对意见。网友说，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金大中，没有昂山素季，没有曼德拉，没有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那么，则没有和解。我说即使像哈维尔、金大中这些人，他们并不代表某一方的政治力量，要与当权的政党进行竞争，他们不是竞争性、竞争中的政治力量，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民意人心。和解是在当权者与民意人心之间进行，而不是两股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如果当权者什么时候愿意回到民意人心上来，或者用老话说回到人民群众中来，那么他们就作出了和解的举动，就出现了一个和解的行为。197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呼吁和解，也不是竞争中的政治行为，而是回应来自社会民意人心的呼声，是要求给这个社会松绑。
丘岳首回应：其实竞争中的政治行为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有些事情说难也易，但尽人力还要看天意，谁也没有想到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今天能够正面看待政党竞争，台湾人较幸运，他们在尝试政党竞争时遇到了蒋经国先生，而我们不幸，我们遇到了邓大人，仅此而已。
张博树（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一个现成的目标。共产党立党之初的政治理念，就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就是根本没有宪政民主的目标，国民党有了宪政的目标，尽管打了折扣，还是慢慢地实现了宪政民主、政党轮替。
“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是正因为他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
梁晓燕（北京独立学者）：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我们可以在现在可控可为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现在，完全可以从非政治领域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政治领域。我自己更倾向于，我们需要从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建立起一种公民的沟通、协商、寻求共识这样的一种机制。这就需要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大家在一些领域中学会共同共事。否则一旦某种突然政治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很难寻求到政治共识。因为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和这种训练，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个人都在说话，所有人的声音全都在一片嘈杂中，很难变成社会共识。这个机制的建设和能力的训练，不必等到政治环境根本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更觉得应当从寻求社会和解开始，使得这种和解的声音在不同层次上的传播，也使得寻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层次被人实施，不是只在政治层面的传播才是有价值的。
王德邦（北京独立学者）： 我讲三个故事，一个是今年春节前我拜访朱厚泽老前辈，他告诉我，他曾把张博树老师写的那本宪政方面的调查报告，转给了一个刚退下来的中共老领导，并让他转给现在在任的领导人看，看看能否寻求一个沟通的途径。后来反馈回来的意见说，根本没办法沟通，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从这个事可以看出和解需要平台，从现实看来并没有这种平台；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庄园里面，有个仆人把整个庄园主的家族给绑架了，这个庄园都成了他的，不仅拥有庄园的财产权，而且对庄园主家族的生意全都控制在他的手上，这个时候庄园主肯定要想办法恢复他合法的身份，那么仆人跟庄园主的冲突是在所难免，这个冲突的根源呢，就在于主仆颠倒，颠倒了所有者非所有者的权利；第三个故事是我小时候一个感触，我小时候在村里面，农村那时候物资特别匮乏，村里面有一个家族特别强大，他家里生了六个儿子并且都成年了，势力很强大。根据村里的规矩，谁家的鸭子跑到田地里，任何人可以驱赶，但是这个家族的几个兄弟就越了界，就把那些“犯规”的鸭子抓来吃了，而大部分村民就靠鸭子换几个钱供养孩子读书。有一年，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联合了十几个堂兄弟，把这个家庭跑道稻田的鸭子抓起来了，这个家族几兄弟就打到我们门上来了，我们堂兄弟齐心协力、共同迎战。村里人一看有人跟这个霸道的家族干上了，全体村民站到我们后面，为我们呐喊助威，这个六兄弟就变得很恐惧，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跟我们个家族冲突了，双方和解了。后来我们考学出来了，他这个家族对我们更是客气。根据这三个故事，我可以概括我对“和解”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冲突是官民冲突，官民冲突的根子是权利颠倒，公民跟政府颠倒的秩序，公民委托的政府反过来驾驭奴隶公民。我觉得和解在现实中是必然的途径，不论是早晚必须要走，但是和解不仅是个理念，而且要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我们十个兄弟联合起来，跟那个强大的家族干一架的话，他们才不会和解呢，一样会把我们的鸭子抓过去吃掉的。和解要有现实的力量，而现实的力量是潜在于广泛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良知，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力量是广泛存在的，它的巨大是不可估量的，我觉得崔卫平老师那种忧虑可以理解，不过我觉得要看到民间的广泛力量。
李和平（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德邦先生的讲话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例如，最近因为胡佳被抓了，涉嫌的罪名叫“煽动国家颠覆政权”，我一直想给他写一篇辩护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把这些问题想通了，就如德邦讲的，我们这个大庄园里面，主仆的关系颠倒了。一个国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就是这些股东的，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当然对公司拥有经营权，股东的所有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就是“主权”，经营权就叫政权，人民对国家所有权就叫主权在民。这里面就涉及到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第一个概念就是人权，第二个是主权，第三个是政权，这三个权力，应把关系理顺，首先是人权，股东首先有了基本人权之后，才享有对公司的所有权，有这种所有权之后股东才能经过一定程序任命这个公司的管理者，运作这个公司叫政权，而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类似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批评，经营者反而说你颠覆了公司经营权，这个和人民主权原则有着根本的冲突，不是被罪名追诉的人有罪，是这个罪名本身有罪。冲突与和解，是谁与谁冲突，冲突的主体是谁，如果和解的话谁与谁和解，和解有没有前提，这些东西都需要弄明白，否则就没有办法深入探讨。
杨光（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广西独立学者）：现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的一个社会，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有些冲突还没有达到和解的这个道德阶段。当下最主要的冲突当然是执政集团和民间社会的冲突，还有民族的、宗教的冲突，跟台湾之间还有统独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按照我们传统解决冲突的模式，实际上咱们就讲1949年以来，那么基本上是一种，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一种模式，是一种斗争哲学的模式。从这些年的反对运动经验看来，民间的反抗模式没有走到一条很好的道路，例如民运实际上是逐渐被边缘化，说明这条道路至少走的并不好，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要想一想一些新的思路，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尝试其他的方法，尽量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民主转型它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不可能通过一次大的制度变革来实现，因为它这种统治方式是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通过一个剧变来把这一切都天翻地覆，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那么肯定主要的方面是要靠和解来解决的。我不认为秀才遇到兵就不用跟兵讲理，实际上执政集团自己也在裂变，它的主流的声音也会变化的。可以想象，难道他们认为他们这种统治方式是可以持久的吗？难道他们还能用他以往的方法能维系很多年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因此只要有这么一个迹象，我相信在他们那边也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就是迎接一种变化，那么他们看我们的态度，看我们这些批评者是什么态度，我们是要埋葬它，是要把它消灭掉，还是准备和他一起达成某种让步和妥协。周舵老师介绍了三种，一种叫遗忘，一种叫惩罚，一种叫和解，那么具体到我们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和解是一个至少可以尝试的思路。因为以往的那种反抗方式，除了在短期内让我们自己受苦以外，可能做不出太多的事。至于谁跟谁和解，这应该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和解的主动权掌握在强大的对方手上，那么我们能不能先亮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愿意跟他和解，那么当他发生某种改变，在这种时候他会考虑，我面对的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是不是可以打交道的，如果它觉得你是置他于死地的话，那么他不会跟你打交道，是不会跟你和解的。中共体制内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还有一些主张逐步缓和的，而且随着局势的变化，后者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应该给温和派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那么他势必和他里面的强硬派去结盟，而把我们撇在一边，使得反抗道路更加艰难。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做到唤醒民意，如果我们把民意喊醒了，我们也有资源，除了公共权力之外还有别的资源，民意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应该去开发、去争取。你说的主动权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别人手中，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都应该是积极主动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显示我们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直接谈判。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追求和解，就更需要我们自己拿来出能力和智慧来主动往前走。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刚才崔卫平老师说我们没有甘地，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昂山素姬，没有哈维尔，我自己以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灵魂人物。在座的刘晓波老师、陈子明老师就是前一辈的灵魂人物。余杰、王怡假如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话，也同样有希望成长为灵魂人物的。滕彪、胡佳、陈光诚这些人，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灵魂人物。我们应该支持和维护这些走在前面的灵魂人物，而不是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我一直看不上那些动不动就想当总统的年轻人，中国社会转型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民选总统，你没有民意基础，不经过全民公投，有什么资格当总统呢？！
刘晓波（北京独立学者）：在我看来，民间建设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六四之后，我经历了19年的整个过程，现在中国的民间空间跟1990年代不可比拟。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没进步，你不能说共产党没退让。例如今天下午，北京就有10多个民间的讲座，一代一代人的代价累积到现在，民间的空间跟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社会进程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没法跟东欧比，东欧的所有政权在一开始在民意中就没有合法性，中国现政权1949年是主流民意选择的共产党。在波兰，很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完会之后都要进教堂，90%以上的干部是天主教徒，他那个政权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我们1990年代的时候，民间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我们能看到每年都有新的人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不和解，我们就要强调和解，因为民间没有别的东西，没暴力，没有强力机关，就只能强调道义，否则的话强调什么？
我曾经反复讲过，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否则你跟人家怎么斗？别眼睛总盯着官方，也不能光强调你有勇气你有道义，你必须考虑你组织一个群体行动的后果会怎么样，否则每一次大的事件来了，只要官方强力镇压，整个民间就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有七、八年的低潮。官方这些年在对付民间反抗力量方面，由于顾忌政治成本，策略上已经玩得越来越精细。而在官方越来越顾忌到政治成本的时候，民间就有空间，现在的民间空间就是这样慢慢的点滴积累出来的。不能着急，中国的事是特别漫长的。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完全的清算？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600万新台币。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
中国的变化伴随民间的从无到有，没有民间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便民间反对群体，也不像九十年代那么寒酸。像维权律师群体中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从收入上都是中产。再到江浙到广东去看，当年全部是农民，现在资产上百万的上千万的人有的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民间社会自身的改变和提升，来推动这个制度的进步。
有的时候感觉到共产党统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灭绝，就连当顺民也不行。到了邓小平时代，只要你不公开挑战，你私下里爱怎么说都可以，甚至公开挑战没到一定程度他也不理你，这就恢复到一种传统的独裁方式了。而且现在共产党很精明，他的很多做法让我都有点看不懂。例如赵岩从监狱放出来后，还在纽约时报当新闻助理，共产党两会期间，官方给了纽约时报两张采访证，一张给纽约时报的北京站负责人，另外一张就给了赵岩。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那是刚放出来的刑事犯，就跟纽约时报上人民大会堂采访去了；例如滕彪被用那么野蛮的手段绑架，但是他在大学里的教职还保留着。所以民间不要低估你的对手。在民间离权力还非常遥远的时候，不要总去琢磨官方怎么样，应该着重民间自身的建设。民间建设得更健康更完整，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往前走。
现在，官方镇压的残酷性确实在下降，1998年打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全国抓了二三百人，光判刑的就有四五十人，十年以上刑期的多达十四人。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气氛？现在的体制内单位，要开除一个像张博树这样的学者，都可能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把人权写进宪法是一种作秀，是一种伪善，那么我说一个独裁制度它伪善了就是走向为善的第一步，否则的话他没有必要写在宪法里。所以不能太悲观，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的进步，看到民间力量在慢慢地在一步一步向前走。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说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达到组织化的程度，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网络签名信，每一次签名信都是一种组织行为，另外你知道起码在北京这个地方，有很多圈子，有法律界圈子，记者圈子，异见人士圈子，学者圈子，草根维权圈子，艾滋病维权圈子，环保维权圈子，等等，这些圈子里面的人都有很多交叉，在这些圈子里举行各种座谈会，就是带有一种准组织化的行为，只不过是没有搞政治组织。
只要你坚信你所坚持的理念在道义上对的，你就做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没必要对这个国家这么悲观。例如官方不提和解，民间不可以提吗？官方不提什么，民间就得提什么，和解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两天就能达到的东西，需要反复讲。正如人权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到二十一世纪，官方也迫于压力把人权写进宪法。
丘岳首回应：有人提出来，“狼跟羊怎么和解”？你先把今天的共产党设定成“狼”，问题就卡死了。晓波刚才讲到，共产党内部已经分化为人各有志的非常复杂的共同体，他们内部的理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当年的同学不少已经是体制内的高官，尽管屁股底下的位置不同，但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基本上是想似的，很难说有很大的差别。也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我们今天才要来推广政治和解的观念。我个人很赞同晓波刚才讲的，对于和解的达成，别着急，必须慢慢地来。和解当然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才具有和解的可能，但这种条件需要创造积累。
张博树回应：我们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我们过去存在60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既不符合现代发展潮流，也不符合人类文明规范，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现在来看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成功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叫做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具体办法来达成和解，可以另外加以讨论。
黎鸣回应：刚才博树的补充很有意义，“和解”这两个字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的的确确有一种屈辱的感觉，因为被统治者实际上永远就是求得和解的一方，不能和解的恰恰就是统治者。像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就是统治者不具有那种交往的理性，他们也在恐惧被统治者，害怕权力被别人夺去。所以你的有些讲话虽然根本就没伤害它，然而执政党却把它放大得很大，似乎这就是你要准备推翻他了；所以我在前面说到，中国就有这种不讲理的传统，对一个不讲理的文化传统来说，上下没法沟通，永远不能沟通。例如维权律师经常被抓捕，就是这种传统的当代后果。律师是用嘴而不是用刀枪走上法庭，而且引用的还是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但是统治者不讲理，把讲理的律师给抓起来，这真是让中国政府大丢脸的事情！
刘晓波回应：刚才黎鸣说官府不讲理，民间也有不讲理的时候。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六四以后，我常年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跟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也没互相对骂过，但是有些异议人士却很容易和警察发生冲突，对骂甚至发生互殴。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我向来就主张，我们面对的警察，脱了警服就是普通人，他的道德也不比普通人差，也不比普通人高，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周舵回应：对于警察，你要对他有一个真切的了解，警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专制工具，你不能因为他们是专制工具就不把他当人看，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跟你一样的，你一定要把他当人看。对任何人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哪怕是你的敌人你也必须要把他当人看，否则这个人道主义的基础就彻底没了。任何一个政府不管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必定要有警察职业，这个职业在专制政府里相当多的时候也是用来维护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因为中共是一个专制政府，警察就没有这种能力。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的工具，你要学会启发他和教育他，而不是和他对骂。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好像我“和解”仅仅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或者是针对政府的，或者是针对什么官员的。我觉得都不是，我们讲和解是针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严重的病症的。我们为什么要讲和解，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病态的社会，它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为了要治这个病才开出这样的一个药方叫做“和解”。我们这个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社会，我们辛亥革命之前也是专制社会啊，那个社会是这样一天到晚在煽动和鼓励仇恨吗？从哪里来的这套东西，就是那个叫极权主义的东西。这个极权主义可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这个极权主义就是两个类型，一个是纳粹主义一个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纳粹是把一部分人如犹太人划出人类之外，认为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把一部分种族，定义为劣等种族，把他们不当人看。共产党是把一部分阶级定义为不是人，可以任意地对待他，这个东西是20世纪之前没有过的东西，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也没有天天煽动要仇恨。我们一定要扭转这样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仇恨文化不是说一下子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构造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就如刘晓波和我起草的《62绝食宣言》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用站在政府对立面那么大声地公开地喊出“和解”这样的口号。
程海（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我觉得你们一边倒地赞成和解，我来讲讲反对的意见。掌权的那些人和不掌权的人，对待和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掌权的人是不会跟你和解的，和解只有通过斗争取得的，武力战争之后才可能出现和解。商品买卖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真才实货你会报价吗？所以你要有资源跟别人和解，否则也就是一种乞求而已、梦呓而已。因为我们经济力量民主力量民生力量市场力量都不断在壮大，必然会产生一种政治的和体制的要求，掌权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往前推进改革，我们只是想快一点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掌权者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不执行，在很多领域，大量的行政者公然违法。我们要用我们公民的力量去监督这些人，帮助那些执法者养成民主法制的习惯，为以后的民主化做好基础，否则民主化来临了以后也是乱七八糟。没有资源提出“和解”别人是不理你的，只有来监督他、督促他。民主和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制民主就是空的。在执行层面，民主和专制都应当是一样的，就是服从或严格执行法律，区别主要在于立法或决策程序上的不同，民主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中国现行的民生、经济类的法律制度基本是国际接轨的，他们要占到这个法律体系的70%以上，但执行的情况很差，掌权者自己违法的情况严重。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广泛树立公民意识，是公民履行公民义务，最主要公民义务我认为就是监督依法行政。掌权者和公众都要养成遵守法律的民主习惯，他行政违法你不去监督，是纵容违法和也是不遵守法律的行为。目前上上下下都缺乏法制的理念和习惯，民主其实离我们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的还是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然后是公民广泛参与监督依法行政，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所以题目应当是“公民、监督、共进”的理念，“ 和解”没有现实基础，非常空洞。
陈天石（北京独立学者）：和解，作为一种理念，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推广。就目前的这种制度，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义与不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道路，但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和解的可能。我现在是基督徒，对共产党没有什么仇恨，对李鹏也没有什么仇恨，但是这个民间社会是一目了然的，黑恶势力是存在的，他们不可能主动站出来和解。我只能求神怜悯他们也怜悯我，我会为此祷告。
刘晓波回应：我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例如，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提出的几个施政口号，他们也特别希望提出来一个口号既能讨好西方社会，又能讨好中国的民间社会，所以说口号提的特别乱，江泽民想到最后想出来一个“三个代表”，你可以说“三个代表”这个口号扯淡，但是它一旦有了这个理论，民间的空间一下就撑开一大块；你说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周舵回应：接着晓波的话来讲，我觉得不应对制度采取非常单一的视角，就是所谓道义的视角，你只是从道义上给它下了一个道德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非常不道德非常不人道的制度，但是对制度应该还有其他的视角，起码你还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就是知识的视角认知的视角，就是他们建立起这些制度，你是不是考虑当时处在他们的认知水平，由于他们的一些认知的错误导致建立这个制度，这个视角恐怕也是不可少的。还有一个视角历史的视角，人都是有理性局限性的，假设把我们设身处地回到那个时代，放在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环境里头，我们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你如果有这两个视角的话，那你对这个制度恐怕就不是说水火不能相容的态度。
滕彪（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和解”这个概念，我同意周舵和崔卫平老师的看法。我们用和解来对抗的是宣传暴力，制造仇恨；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宣传体系或者思维方式。我们今天谈和解，肯定是在中国民主化这个语境之下。在民主化转型之后，周舵老师总结了三个类型，一个是遗忘，一个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另外一个是清算，我个人最欣赏的就是南非的这种方式，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解而是真相与和解，和解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真相，所以我觉得我被南非的那种方式说服了，真相对于重建一个民族的这种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南非就说给你一个期限，你在旧的政权下你杀了人、作了恶，你要说出来，用真相来换取宽赦，如果你到了那个期限则不去把真相说出来，还是要审判的。和解不是和稀泥，全民遗忘，糊里糊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尺度，不是说和解就是以前所有的这些旧政权里面，犯的罪不管轻重全都不管了，然后大家和平转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类似南非的这种方式，用真相来换取和解，换取一个宽恕。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陈子明回应：我提个问题，不做发言。假定大家都认为“和解”是一个具有正确性的口号，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口号，我们有很多口号，那么这些口号还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像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的我们现在需要有“抗争”，那么“和解”和“抗争”这两个口号，它们有没有一个互相抑制的作用？或者说谁摆在前头，谁摆在后头？或者说某一个口号应当在某一个阶段提出来？“和解”在现阶段是不是一个最适宜的口号？
周舵回应：我回应一下，和解的对象到底是谁？是对人的还是非人的？非人的可能是对文化的思想观念的，制度的等等，对吧，那么你如果和解的对象是人，那和解一定是双方面的，对方完全没有回应，就是要仇恨你，就是要镇压你迫害你的话，那和解从何谈起？如果是这样你当然要抗争了，当然我的态度可能不是特别基督徒的，这是非常人性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认为和解就是针对这个社会的严重病态，就是它那套政治文化、它的集权制度。
刘晓波回应：子明的那个说法，想找一个社会最大公约数，找到用来整合民间的口号性的东西。以反抗为主还是以和解口号为主，我想现在在民间社会找到这种共识非常难。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民间足够多元化了，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例如中国和解智库就是把和解的口号变成一个公共性话题，让它进入公共领域，使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能接受。另外，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90年代末之前，中共党内主要的不同声音是左派发出的，邓力群等老左派跟江泽民较劲，最后《当代中国》杂志叫江泽民一怒之下就给封掉了。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维权律师群体大多自认为是民间的，实际上也是体制内的，你领了律师执照就证明你认同了现行的法律体制，你要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你连执照都不会领。即便你心里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但你领了官方发的开业执照，你就是实际上承认了现行法律体系。最近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案子，网络炒起来之后，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就跟着上，最好这个县太爷丢了乌纱帽。以后县一级的官员再想制造这样的文字狱案就得小心点。当时西丰案出来之后，连新华网都连续发了两篇时评，而且都是新华网首发的，显然是内部的人写的，这些事情你有的时候都感到很吃惊。其实言论空间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等都有这种人才在，他一旦抓住一个空间他就可以往上顶，这就是一种社会性力量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
范亚峰（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首先我觉得和解概念需要比较清晰的梳理，我认为，和解在当下主要定位为“政治和解”比较恰当，这样的话概念比较清晰，比较简明。就像刚才崔卫平老师讲的，政治和解必然和历史有关、与合法性有关，所以和解从某种意义上就涉及到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面向未来的，如果我们不预测未来某一天要处理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探讨和解的必要。我觉得争论和解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必要性不是太大，如果说面向未来的话，对一些问题的梳理和处理的方案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民族，应该说共产党从1921年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历史上的罪孽深重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也不是一个弯腰鞠躬能够化解得了，无数的家庭都受到了这个集权制度深刻的伤害。如何处理共产党造成的历史伤痕，对“政治和解”这个问题的思考越成熟越恰当，越可能成为未来主流操作的方案，中国民主化的速度可能会因此加快。现在当权者不仅恐惧丢钱丢位子，还恐惧丢命，不仅恐惧自己，甚至恐惧自己孩子的前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如何处理各种历史问题，是未来和解智库和社会公众讨论问题的方向。我建议除了概念的梳理之外还有和解理论、和解文化的建设。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个问题是要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历史的罪债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反右的问题、大跃进问题、大饥荒问题、文革问题、六四问题还有当下的西藏问题，还有法轮功问题，这些问题超级敏感，实际上真正把这东西讨论到位了，形成一个比较恰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实际上是正因为直接触动所有人关心问题的神经，比如说伤害的和被伤害的，作恶的和承受作恶代价的两个群体，这样才不会使和解问题留于空谈，逐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模式，比如说就像周舵老师所讲的三个和解模式，我认为这三种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探讨的是，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模式，但是一定要充分探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民意，就是关于和解的操作的模式，我觉得具体的方案是服从于这种模式的，所以说我们有关模式的选择，是和解与和平转型的一个关键要素。
和解在我看来与和平转型直接相关，所以我认为我的排序是和解概念我把它等同于和平转型概念。其中有三个要素：第一位是公民维权，以公民维权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间资源规则的积累，第二个是宪政治理，中国现有的问题都具有独特性，所以迫切需要形成一个独特的角度，否则很多问题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比如说环保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均缺乏相应的符合法律和民主原理的宪政治理模式。现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认为它基本上分两种博弈，一种是合作博弈，还有一种不合作博弈。公民维权运动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资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甘地的思路，强调“非暴力不合作”，不合作实际上是被边缘化，被边缘化之后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收效甚微。和解理念跟公民维权运动的之所以一致，因为二者都是一种合作博弈。甘地理念在中国过程中，存在一个本土化消化不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政权的独特性，他首先是讲力，就是不讲理，其次才是讲理，什么时候讲理呢，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才突然变得讲理了，所以说合作博弈具有非常复杂的形态。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张博树回应：根据共产党的构成以及传统的政治智慧，已经不足以驾驭今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当今的社会转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逐步解构和逐步建构的过程，解构的是它传统的东西，建构的是建立民主制度，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一个界限。西藏问题出来以后，大家看到中共仍然在沿袭他们传统的方式试图来解决，结果越来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体制外的建设性力量，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前瞻性的设想，拿出一套甚至是几套可供比较的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也是和解智库应该做的一个带有操作意义的、可行性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去做，而是应当有很多人很多团队去做。
周舵回应：亚峰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我听到不少的主要是年轻人在提这个口号，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确实有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食洋不化的问题，就是把完全不同的当时印度在追求它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策略简单的带用到中国，这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印度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英国这样的文明政府，这跟我们惯于使用暴力手段的，动不动就要灭掉你的政府是不一样的。其次，印度人要赶走的是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我们现在不是要赶走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而是要和现有的执政党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和解共生的局面，所以简单套用是不对的。
段振坤（三民主义研究者，民间思想家）：我认为“和解”是个很正确的方向，和解也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和解是一个建设性的议题，可以导致良性循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都是恶性循环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将这个民族导向良性循环。通过这次台湾选举，我们能够感受到台湾已经走向了选举政治的良性循环。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和解理念，很多事情还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会出现族群的撕裂。和解这个议题应当放到文化的范畴里，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习惯于通过和解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
孟源新（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目前把和解作为一个口号，作为和平转型的一种途径或者是一种手段的话，我个人认为目前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觉得从1949年到现在近60年的时间，中国民众受到的苦难感悟太深刻了，即使是我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还没有体会得到。我比较怀疑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提出来的这种和解的口号，很难说这种观点能够代表或者代替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心愿。当然我也希望社会转型的方式是和平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中国转型再次经历一场非和平的方式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更大的灾难，我觉得凡是有一颗中国心的人，都尽可能避免以非和平的方式实现问题。
周舵回应：我不太同意刚才这位先生的说法，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有一条鸿沟，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疾苦和苦难都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根本不了解的。起码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民间出来的，我曾插队7年，天天跟农民在一起打交道。我所推崇的南非的和解模式，它也是有条件的和解，是真相与和解，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些犯有罪行的，做了坏事的人，你要把你做的坏事你的罪行要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是国家补偿，对于当时受苦受难的，受损伤的这些人，国家必须要有补偿。总而言之一个是说有条件的和解，另外就是说这些条件应该是可行的，而且国家要有一个整体的安排，这个安排其中包括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和解。如果提出的是不可实现的条件那就不是和解，那是以和解为名的勒索。
刘晓波补充发言 ：对于中共高层，要是指望他们主动在政治上撕口子很难，但是一旦有一个大的突发事件，谁都很难说这个突发事件什么时候出现，当局已经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过程，当大形势到了，不排除当局可能被动地顺应民意。例如在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江泽民也想象邓小平那样能够钦定自己中意的接班人，但大势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他也就只能接受胡锦涛。江泽民都没有权威指定接班人，胡锦涛就更没有这个权威。为了建立进退规则，不是按照选举，而是按照年龄划线，这带有点玩笑性质的，就是说人事上的安排摆不平了，就按年龄卡，比如说曾庆红超过3个月就下了，而贾庆林差5个月不到就还在台上。这说明党内的人事安排必须谈规则，那么他们这些寡头之间谈规则，他们内部达成妥协之后，民间的空间就会放大。
再说到台湾的问题，马英九上台了，如果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除了经济上三通之外，走得更远一点，向中共提出新三通，先通媒体，资讯通，胡锦涛的讲话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可以全文发，我马英九的讲话可不可以在你中央电视台播，一两家媒体播也可以，只要是中国言论自由能够有突破，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马英九上台之后如果敢于继续跟大陆打民主牌，提出“民主统一”你中共接不接这个球，反对陈水扁还有民族主义的基础，你反民主你有什么基础？马英九5•20就职之后半个月就是“六四”了，台湾还会搞纪念活动，看马英九去不去，如果马英九作为总统去了，他提出我还要纪念“六四”，胡锦涛怎么回应，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丘岳首补充发言：我刚去台湾观摩大选，近距离感受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民调显示已经是70%以上的人持这种观点态度。他们希望大陆民主化，因为大陆民主化对他们有两个好处，一个能减少他们所受到的打压和威胁，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还并不是完全死了“中国心”，因为另立一个小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好事。我几次问他们，什么情况下你们愿意考虑统一呢，回答几乎一致强调，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大陆尽快民主化，从价值理念上拉近距离，否则的话，两岸渐行渐远，谁也阻挡不了。
再回到亚峰刚才的讲话中来，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思考，第一是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已经形成初步共识，和解这个概念可以来放大推广，那么作为一条新的路径未来如何来走，譬如非暴力合作的管道如何来尝试探索。二是亚峰建议我们集中提政治和解，我本人持赞同态度，这是考虑到民主化的急迫性。我也留意到一些提法，包括政治和解、族群和解和社会和解，各个层面都有一些不同，族群的和解，主要是包括诸如汉藏等民族和各社会阶层的和解，社会和解就比较宽泛，杜光老先生最近文章中就多用社会和解这个概念。我们都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急迫性，可以更集中提政治和解。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物件器皿上即硬件方面，中国已经很有现代化气息了，我们已经积累很多现代化的东西。政治民主化这个最后门槛一旦跨过去，中国就进入到现代化文明国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是大陆民主化急迫性的重要因素，另外从全球化视野来看，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经济实力、制度这么落后的国体，是免不了要与文明世界的利益和价值理念发生大量的冲突的，你把“和平崛起”叫得震天响也很难让人家放下心来。集中谈政治和解，并不是说我们忽视文化的问题，文化问题相当大，但文化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来解决。当然也不是说民主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民主化只是有利于从快解决我们现有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也有利于解决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弊端。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应暂时集中精力在推动政治和解方面做些工作，我觉得必须由政治和解作为突破口，以此来带动全面的社会和解。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社会的全面和解相对比较容易。
杜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近几年来，媒体和民间经常讨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说明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期盼。我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多次指出，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官民矛盾。我很同意他的见解。从中国社会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贪官恶吏和受他们欺凌压迫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基层，老百姓的感受尤深，他们不但身受欺压，而且往往在申诉冤情时，还遭到蛮横无理的打击与镇压。近几年来，群发性事件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迫切需要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由于许多律师的介入，维权群众被引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他们力求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讨取公道。但是，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报之以暴力镇压，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和谐可谈呢？
近20年来，许多党政官员利用特权，贪污受贿，聚敛财富，成为亿万富翁。与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上不断积聚着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些不但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而且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缺乏公平的怨恨，对身受欺凌的愤怒，对暴力镇压的反抗，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生活在弥漫着怨气戾气的环境里，人们很难和睦相处，同时也充溢着不安全感。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原来对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很理解。经过21年的右派生涯，才深刻体会到免于恐惧的可贵。虽然我的遭遇在55万多右派分子中属于比较好的一类，患难中有许多好人相助，但是，作为“地富反坏右”的第五类“人民公敌”，我内心里却深怀恐惧，提心吊胆，唯恐会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挨批挨斗。从个人的体验，我联想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社会的重大意义，特别是经过这十多年的观察、思考，我进一步认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恐惧之中，思想、信仰都不可能自由；即使免于匮乏，生活没有丝毫乐趣，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进入2008年，有两件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是《法人》杂志于1月1日发表记者朱文娜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揭露了西丰县的黑暗面。西丰县委竟然派遣公安局和政法委的人员，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到北京来抓捕朱文娜。一是1月7日下午，湖北天门市的50多名统一着装的城管人员，在市郊湾坝村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堵塞公路，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恰好路过，车子无法通行，他便下车，拿出手机想把当时的情景录下来，结果被城管人员拳打脚踢，伤重而死。这两个事件，一个是出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如实报道新闻，一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不公进行干预。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却遭到了被拘捕的恐惧，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后来虽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但在人们心头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很难平复的。它使人不敢履行自己的责任，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郑恩宠、陈光诚因仗义执言而被判刑，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亵渎，对社会和谐的嘲弄。近几年来，滥用政治权力、制造恐惧的新闻时有所闻。:如：广州市天河区李月明和上海市普陀区李秉浩先后在2004年7月20日和2006年2月16日被当地的城管人员打死；孙志刚平白无故地被抓进收容所，殴打致死。又如“处女卖淫”事件，好几起“杀人犯”冤案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摊贩随时担心着城管会来没收自己的货物；小企业主为频繁的检查收费而胆战心惊；各行各业，都在承受着滥用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威胁，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飞来横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那些贪官恶吏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这才造成了遍布社会的冤假错案和人们心头的恐惧感。所谓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贪官恶吏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创造一个能够限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机制，使他们没有可能利用权力来压迫民众，谋取私利。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废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真正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虽然是一个人民期盼的前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要执政党还权于政，还政于民，在最近的若干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就当前来说，要克服各种破坏和谐的因素，扭转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主要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监督机制，既要加强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更要加强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遏制官员滥用权力来压迫剥夺民众的冲动，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二是提倡宽容、和解，用宽容的精神来化解各种矛盾。近年理论思想界和新闻界对加强监督问题论证较多，现在需要大力弘扬宽容与和解，营造宽松的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
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的“仁”的学说，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都包含着宽容的内涵。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既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也表达了执政者对民众宽容的精神。近代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也都是宽容传统的继承者和提倡者。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胡适提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都是宽容精神的经典表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宽容，也是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政时所展现的魅人品德之一，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执着和热情，对反对他的那些政客的宽厚和大度，都表现出他的宽容精神。在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得以沐浴自由的阳光，享受着虽然有限却十分难得的宽松民主的生活，社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图景，都得益于胡耀邦的宽容精神。可见，领导人的宽容精神对于社会和谐，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对目前的当政者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以宽容的精神促进和解，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要实现和解，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1、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像台湾对待“二二八惨案”、韩国对待“光州事件”那样，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的谅解。这样只会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2、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法轮功，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3、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凡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平反，并给以一定的补偿；对徇私枉法的官吏，要绳之以法。4、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对有刑事犯罪嫌疑者除外），指导思想上要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以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5、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五十年来，由于劳教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它已经成为非法惩处无辜公民的黑监狱，构陷平民、榨取财物的恶劣手段。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几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取消这个罪恶制度，认为它的存在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执政党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个呼声。6、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欢迎他们回来参观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允许他们来去自由，鼓励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建和谐社会。
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施行宽容政策，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是解决官民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促进社会的和解与和谐。同时，也会大大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它将会遇到空前强大的阻力，因为这将会损害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定会顽强反抗。但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因为权贵集团的抵制和反抗而畏缩不前。在权贵集团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人民宽容还是对权贵宽容，也不存在通融的余地。我衷心地希望掌握党权政柄的领导人能够认清孰轻孰重，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做出明智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