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帝国的堕落与腐朽/莫建刚
星期二 三月 25, 2008 8:49 am
一个靠金戈铁马与弓箭大刀、并以骁勇善战而著称的满清民族，以擅 长征战的意志，同时也是实施了武装暴力的手段，将中国的统治大权 从衰败的明朝手中夺取后，而傲然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并将帝王制度 延长了267年之久。本着历史的客观态度来看，大清帝国是中华帝国 史上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封闭式帝国，它的版图西至新疆、西 藏，北到内、外蒙古，南到台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偌大国土，可 谓是傲视群雄。人口上亿，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拥有四亿五千 多万人口的记录。可以说，这么偌大的版图和人口，是大清帝国留给 中华民国的一份不菲的庞大遗产。其军事实力也很强大，即便其军事 力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受到致命的重创后。然而，在平定新疆 之乱、收复伊犁、以及镇压太平天国，都显示出强大的武装态势。
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们，都强调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包括共产 党中国也不例外）。但是，这些封闭式的帝王们，其长治久安的治国 方略，就是营造一个兵强马壮的军事实力的强大态势，并以为有其帝 国的广袤疆土和地大物博，就能保障其专制独裁的统治不受侵犯和颠 覆。可是，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不以这些统治者的意志为准则的。因 为在中国，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要改变一个国家和摧毁一个朝代， 都要等到这个朝代已经腐朽不堪时，才能乘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这也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如此缓慢的原因之 一。
每一个思想极端封闭的帝王在统治其国家之时，都将军事力量看得比 任何事情都重要。的确，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那么，帝王的朝 廷绝对是处在岌岌可危和风雨飘摇的政治旋涡之中。但是，这些兵强 马壮的军事力量保护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封闭式的帝王制度 （不管这些帝王是明君、还是暴君）。同时，也不要以为封闭式的帝 制在历史的发展与演进中，一点建树都没有。首先，排除帝制对民众 统治的残忍不说，其次，信息与交通在阻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帝制在对自身王朝的统治中，也做 出了相对较大的贡献。例如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虽然在这期间 出现了凶残的“文字狱”，使文化趋于单一的颓败形式，但是，大清 帝国的民众也过着平稳和类似于小家碧玉的生活。是的，本不该用这 一历史决定论的眼光去评论大清帝国的封闭式政治。因为，从历史演 进和发展的观点来说，任何封闭式的政治制度都会滋生出暴政与独裁 的恐怖统治。而这些恐怖的统治形式，就是使民众从一个平稳和小康 的生活，坠入到一个战乱频繁、流离失所的苦难田地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康乾盛世”、还是“太平盛唐”，以及所谓的“文景之 治”，充其量，无非就是以维护自身的封闭式帝国，去达到长治久安 和万代相传的终极目标。应该承认，人类自文明进化以来，他们所建 构的国家和社会，和适应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永远呈现出繁 荣太平、幸福兴旺的景况。事物在运行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衰竭的情 形。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繁荣兴旺，还是什么样的衰竭现象，封 式的帝国统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人伦道德上，都是单一的发 展和枯竭的演进。
特别是中华帝国，其古文明的程度，虽然与古希腊文明相提并论，但 是，在政治上却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在古希腊有梭伦的政治变革，并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伯里克利的联邦似的民主时代。而这一政治遗产， 被欧美各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家和政客们，灵活地运用到本国的政治 变革中去。可是与古希腊梭伦同时代的古中国的周宣王，却在本国镇 压了以提倡政治自治为目的的贵族自由运动。至此，一路走了下来， 中国再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这样的变革自治运动了。顽固的封闭式帝制 在中国的冷兵器时代，坚决地抵制和镇压所有自由思想的萌芽。直到 大清帝国的末世，才在外敌的入侵和挑战下，打开了一扇窗门。外界 自由民主的清新空气，一下就涌进了这一封闭社会的中国，并稀释着 中国封闭式专制独裁的政治尘埃。
此时的大清帝国，所面对的敌手，已经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造反而进行 夺权的政敌了（太平天国革命，是自身政治制度的腐朽而出现的自杀 性灭亡的恶果），而是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都非常先进的欧美列强。 欧美列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开这个封闭式的帝国，并在这个封闭 的帝国中建立起一系列的通商贸易的渠道。首先到这个帝国的是欧美 列强的商人。他们的主要商务，是向中国输出毛、棉等纺织品，并从 中国向本国进口茶叶和丝织等物品。其中，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主 要是英国的商人。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当时极其封闭的大清帝国 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的体系，所以，英国及其他列强 的商品在这个极其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体系中，便处于非常劣势的位 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小农经济生产的经济格局，向来就是自给 自足的封闭形式。它对来自一切商品流通的渠道，都具有顽强的抵制 作用。因此，类似于欧美列强的诸如毛、棉等纺织品以及其他具有浓 烈欧美文化的商品，在中国这个相当封闭的市场上，几乎是没有什么 销路。
这样就造成了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了极为悬殊的 逆差。由于这种贸易逆差使英国在贸易经济交往中，蒙受到很大的经 济打击，在所有外来的经济商品，都无法占领中国这个以小农经济生 产方式为基础的封闭市场，于是，英国便使用各种商务渠道向大清帝 国大量地推销鸦片。鸦片就是毒品，它对人体产生的依赖性和诱惑力 极大。在吸食进入深度的状况下，将会使人的劳动体力全部丧失殆 尽。由于吸食鸦片所产生的幻觉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所以，这种毒 品一旦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其销路和价格就发疯似地拓宽和猛涨。
其实，英国向大清帝国输入鸦片的时间，当定在1787年乾隆统治的时 期。那时，也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就是在这个盛世里，英国 已经开始向大清帝国输入鸦片。并且，每年都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对这 个封闭式的帝国进行鸦片输入。从乾隆时期的200余箱（每箱120斤） 鸦片，到1838年道光统治时期就已经增加到四万余箱。从乾隆到道光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没有采取强大的法律形式阻止这一巨大毒品对 中国的侵害。共产暴政的史家们，为了掩盖这一历史的真相，不惜用 说谎的口吻来编造说，清王朝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进口，但是，因为 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
这种历史谎言真是使人啼笑皆非。如果说，从乾隆时期就制定了强有 力的海关法律，并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来禁止鸦片对中国的输入，那 么，这种行贿和走私的方式是绝对无效的。俗话说：家贼难防。再反 思一下，如果大清帝国拥有诸如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当时的那种极其威 严的法治和宪政，不要说，中国还会遭受到“鸦片战争”的屈辱，在 这种法治和宪政的制度中，就是连一箱鸦片也没有谁敢于向中国输入 进来。只因为帝国官僚体系的极度腐败，并在英国商人的收买下，鸦 片才会肆无忌惮地发疯似的涌入中国。正如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所 说：
“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 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的心 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 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可见，这个帝国的宗法制度及其管理国家的官僚体系已经随着鸦片的 输入，堕落和腐败到什么样的景况。
现、当代共产暴政的史家们，却无视其老祖宗的教导，总是将鸦片输 入的罪恶强加在欧美列强的身上，认为，如果不是列强商人的行贿和 收买，清廷的官吏们是不会被腐蚀而堕落的。正如他们隐瞒和篡改现 代史的真相一样，将20世纪初在延安搞共产革命的中共集团，为了攫 取更多和更大的经济暴利，在陕北大量种植鸦片，并将这类毒品武装 输入内地的罪恶行径歌颂为“自立更生、发展生产”一样的荒谬和使 人难以置信。
鸦片自清朝所谓的“乾隆盛世”，就已经被输入到中国。而这种毒品 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其价格是很昂贵的。能吸食到这种毒品的人，几 乎是帝国的官员、绅士、幕僚、胥吏，还有皇宫中的太监总管。从 “乾隆盛世”到“鸦片战争”之前，吸食鸦片者已经达到200万余 人。由于鸦片的价格昂贵，吸食后所产生的幻觉和诱惑力极深，往往 使吸食者感到兴奋非凡。所以，鸦片毒品便受到广大吸食者的青睐， 但是，也往往使这些吸食者倾家荡产。于是，鸦片贸易便以惊人的速 度超过了其他经济物品所带来的经济暴利。不可否认，鸦片是一种慢 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道 义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损害。“（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 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魏源语）在经济上，也造成了国 家和民众社会发展的巨大损失。单是1821～1840年间，鸦片的大量输 入，就使中国的白银（货币）外流至少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币 贸易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
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官吏更加腐败，军队中，大多数的 官兵由于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使军队也处于腐败的状况中，其战 斗力日益丧失。以至于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那些连一点军事常 识都不懂的农民起义军，以极其简陋的武器，居然也以排山倒海的趋 势横扫清军如进无人之境。其气势使这些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军队，无 力反抗望风而逃。这些难道不是吸食鸦片给军队带来的祸害？大清帝 国以八旗贵族及其子弟所组建的精锐部队，在武器极为简陋的农民起 义军面前，犹如一群群患了瘟疫的蠢猪而不堪一击，使得这个昔日狂 傲的帝国，在太平军强大的进攻下，无可奈何地丢掉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当时没有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初时的湘军，在太平军将领 石达开所率领的军队面前，也是不堪一击。）还有李鸿章所组建的淮 军以强力的攻势进行反击和镇压，那么，大清帝国的江山可能都会被 太平天国全部占领。
如此腐败的帝国军队，在具有先进武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面前更是不 堪一击。这个貌似强大、实质上已经腐朽堕落的封闭式帝国，为了自 身的利益，也在广州虎门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销毁鸦片的行动。可是， 其数量远远不能和列强商人屡次输入到中国的鸦片数量相比。单是 1838年进入中国的鸦片其数量就已经是四万余箱，而广州虎门销毁鸦 片的总数量只有二万余箱，这还是一个极其保守的数据。实际上，进 入到中国的鸦片数量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数据。
事实上，1840年所发动的战争，并不是如共产暴政的史家们所称谓的 什么“鸦片战争”。在英国和其他列强来说，是一次“贸易通商的战 争”。从当时清廷全年的总收入来看，英国和其他列强按成本300%以 上的税率抽税，鸦片的税收也只占清廷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是的，鸦片是毒杀人的慢性毒药。它的厉害之处在于使一个民族在相 当的时间内，丧失创造与发展的动力。并使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社会完 全迅速地趋于堕落的景况。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中国不是 一个封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而又和欧美列强的科学技术与 政治制度一样的先进，并且在法治（就算是封建帝王的宗法制度） 上，呈现出极为威严的执法程序，这些鸦片也不会发疯似地涌进中 国。而且，在所谓的“乾隆盛世”就肆无忌惮地被输入到中国。当 时，自称威严的《大清律例》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不是去残酷的迫害 和镇压中国的弱势民众！可是，一旦处于在保家卫国的情况下，封闭 式帝国的法律和军队，就犹如一群群患了瘟疫的蠢猪而不堪一击。
由于封闭式帝制的日益腐朽和堕落，它们的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 迫害和镇压弱势民众的利器。但是，在对自身的统治和庞大的官僚体 制上的管理，这些宗法制度却显示出无可奈何地苍白与执法的无能为 力。更不要说，面对列强中那些用金钱打通中国市场的贸易商人。商 人的本质，就是为牟取商品贸易的暴利，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在某种 意义上，甚至是丧失人伦道德和良知的。不管外国的商人、还是中国 的商人，其本质几乎是一样。他们只认商品在市场上的利益，除此外 就是六亲不认。
于是，在和中国这一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交往中，为了自身商品能在中 国市场上，牟取巨大的暴利，列强的商人们不惜对中国官场上的官僚 们进行行贿收买。人类的通病就是在利益面前卑躬屈膝。在这个意义 上，更不要说那些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就是那些貌似铁骨铮铮的所谓 强人、还有那些所谓的“清官”，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都会缴械投 降。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铸造那些虚无缥缈的伟大英雄、革命领袖、大救 星，国父、强人、清官还有文化精英，来充当教育的榜样。殊不知， 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才是真正的精神鸦片，毒害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子孙后代。一个大喊铸造英雄的时代，是一个极其悲哀的时代。而这 个时代，就是充斥着封闭式帝制和一党独裁与专横的腐朽文化的时 代。
这些封闭式帝制及其官僚的行径，在巨大利益的面前，就会情不自禁 地堕落到“家贼”的状况中。他们出卖国家和民众社会的利益，还美 其名曰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和兴旺。这些“家贼”们被列强的商 人买通后，畅通海关，任其将各种外来商品打入中国市场，其中就包 括鸦片这样的毒品。但是，这些鸦片的销量，从税收的角度来看，也 只占列强商品在中国市场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当然，这十分之一的税 收对一个赢弱不堪的封闭国度来说，已经是十分惊人的了。无论如 何，在这个十分封闭的帝国中，在一直都没有实现过市场经济的情况 下，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就这样白白地被外国的资本强行占有。可以 说，这就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落后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 制度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的结果，促使了大清帝国这个封闭的市场 经济和帝国的财政，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危机。因为大清帝国的市场 贸易是一个极端封闭的经济系统，而这个极端封闭的经济体制，只有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贸易的状态下才能生成。一旦遭受外来贸易通商以 及强力经济的冲击，这个极端的封闭系统将不能承受巨大的经济压 力，而出现崩溃。
于是，自觉而顽强的抵制力量便自然形成。加之，具有浓烈外来文化 的商品在短时间内，使大清帝国的臣民无法适应，所以自然抵制外来 商品的力量便逐渐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列强的通商贸易在很大 程度上，势必受到严重的抵制而不能顺利的占有这个极端封闭的帝国 市场应有的经济分额。于是，鸦片便成为了攻击帝国这个封闭市场唯 一的利器。
正如上述情况一样，“禁烟”就成为帝国的第一要务。在“禁烟”的 过程中，也不能排除对外来的正常商业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查抄。应该 知道，鸦片只是列强在大清帝国进行通商贸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那 么，其他通商贸易的商品，其十分之九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该是外来 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但是，在“禁烟”的过程中，这些正常的贸易 活动，均被怀疑成贩卖鸦片而受到禁止和查抄。所有的通商贸易都被 强令停止。
为了挽回在大清帝国通商贸易的经济损失，英国于1840年开始向大清 帝国宣战。这就是被共产暴政史家们称为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 争”。这次战争从1840年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均 给这个封闭的大清帝国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巨大震撼。
1840年5月，英国军队攻陷了浙江定海。8月英国的军舰到达了白河 口，直接威胁到帝国的心脏──皇城北京。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道 光皇帝和清廷的文武官员都惊慌失措，丧失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在 众大臣的劝说下，道光皇帝下旨将林则徐查办，并指责他因“措置失 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同时，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 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向英国人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都可 以商量。朝廷已经将林则徐撤职治罪，同时还保证列强通商贸易的条 件将得到巨大的改善。
这就是大清帝国，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所有对外的通商贸易，在没 有法律的保障下，均逐渐地酿成了一场战争。中国历朝历代的吏治均 是一个极其腐朽的政治体系，在迫害和压榨本国的弱势民众时，如狼 似虎。在对外交往和在强敌的面前时，却是一群患病的瘟猪。他们没 有能力在国家和民众处于危机的时刻，使其化险为夷。
不排除林则徐在禁烟时，对外国商人所做出的中国式官衙的最野蛮、 最不人道的处罚行为，使得战争的态势，在没有外交的协商下，进一 步恶化。准确地说，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不是英国人想以战 争的方式，对清王朝进行政权的颠覆。更不是在大清帝国进行大规模 的掠夺钱财和奸淫妇女。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使得共产暴政的史家 们在幻觉中，除了在政治上，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的狂啸和狭隘爱国 主义的暴虐，再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场战争到底给中国民众带来了 多少伤害。当然，不排除这场战争的确给予大清帝国这个封闭式的专 制独裁的制度，带来了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迫使这个封闭 的帝国开放自己的经济市场，促使这个专制独裁的王朝放弃自以为是 的“中央帝国”和“天下共主”，并将欧美列强视为“蛮夷”和“藩 国”的腐朽的政治观念。
从战争后所签定的《南京条约》就可以看出：除了例行公事所协商的 结束战争外，有关五口通商、战争赔款、订立关税、自由贸易甚至割 让香港，几乎没有那一条不是要达到开放大清帝国那极端封闭的经济 市场。即便是割让香港，也主要是体现贸易通商能有一个良好的经济 地段和经济环境。它压根就没有占领大清帝国的企图。
如果说，要侵略大清帝国，也用不着签定什么《南京条约》。以英国 人的军事实力，北京早已在1840年就可以被英国人占领而沦陷。但 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签定了所有的被共产暴政史家们认定的“丧国 辱权和不平等的条约”中，没有那一条是使大清帝国这个封闭式的王 朝受到了什么损害和侮辱。在条约中：
“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全安。”
这些签定在条约上的语词条款，难道是丧国辱权和不平等？还有：
“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
这些都是为了贸易通商不被清廷腐败的官僚体制，进行横蛮的干预， 而设置的商业条款。事实上，在这五处贸易通商的城市里，非但没有 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现象出现，相反，由于贸易通商给这五处城市 带来了繁荣兴旺。
这五处城市，直至今日（当然不算毛泽东封国闭关的暴政时期），依 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繁华、最兴旺的地方。何况在条款里还有 “恩准”二字，确实对大清王朝的政治面子来说，也是非常礼貌和尊 重的呐。哪里有丧国辱权和不平等的意思在内呢！割让香港，从政治 和经济的意义上来说，是居住在香港人民的福分。众所周知，香港在 英国人的统治下，早就成为了国际贸易通商的大都市。那里的人民， 在没有回归共产党中国统治时，其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权利要比生活在 共产暴政下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好上几百倍。但是，在回归共产党 中国的统治下，香港人民的自由民主的程度比起回归前来说，已经是 大大地被削弱了。这难道不是先进的自由民主与宪政法治，和落后腐 朽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一次大展示吗？
满清帝国皇权的腐朽，以及国运逐步地衰落，并没有对旧制度带来甚 么重大的冲撞。这种旧制度，依然维系着社会超然的稳定。鸦片战 争，并没有触动到这种超然社会制度的根本，同时，也没有使这个超 然的社会制度发生过甚么巨大的动荡。一切都没有变化，一切都是老 样子。两次鸦片战争，在帝国这种皇权制度及其官僚们的眼里，只不 过一、两次讨伐“蛮夷”和清剿“逆贼”的地方性局部战争而已。这 两次事件对帝国的天朝社会来说，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大碍。皇帝和 群臣们把所有签署的条约，称之为万年合约。认为：既然在签署的条 约中，都答应了英国及其盟国的一切要求和承诺，那么这些所谓的 “蛮夷与逆贼”，以后就不会再来骚扰他们了。
特别是咸丰皇帝，在外交艺术上是一个十分顽固和吊诡的人。在军事 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下，同样也显示出愚笨和固执，大有如俗 话所说的：鸭子死了嘴壳硬的二百五似的流氓气质。这个笨猪似的的 皇帝，在打不过英法联军的情况下，也只有带着家眷和一批儒酸似的 官员，狼狈不堪地逃到了热河（今河北承德），丢下一个北京城，让 自己的弟弟奕䜣〔音“欣”──编按〕来留守。同时，也可以负责和 英法联军进行议和。但是，那些用先进武器所装备的英法联军，那里 能听的下清政府叫停就停的议和条件。他们于1860年10月13日攻占了 北京安定门，这就基本上控制整个北京城。在此之前（106日），英 法联军占领了清帝国经营了150多年修饰完美的圆明园。圆明园是一 个综合了中西建筑艺术的规模宏大的壮丽宫殿，在这个华丽的宫殿 中，珍藏着精美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图书和文物。可是，这一切在英法 联军的眼中，也只不过是一堆堆金银财宝。他们以分战利品的方式， 将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图书文物，都进行了洗劫似的分配。在 还没有过足瘾的情况下，经过了当时英国首相的批准，一把火将这个 华丽而壮美的园中之园全部烧掉。三天三夜的熊熊的烈焰，使之化为 灰烬。
可是，就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满清帝国都还在进行着顽固的抵抗， 而不愿签署议和协议与有关的承诺条件。这就更激怒了英法联军。他 们扬言要炮轰整个北京城，同时要象火烧圆明园那样捣毁满清帝国的 皇宫──紫禁城。这下，可把恭亲王奕䜣吓坏了。1860年10月24～25 日，奕䜣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先后和英法联军的代表交换《天津条 约》的批准书，同时签订了《北京条约》。
随着条约的签署，这个帝国的皇帝和他那一帮儒酸似的群臣，也以为 安然无事了。于是，带着自我安慰的心态认为：英法联军之所以能打 败清帝国的军队，主要是他们的兵士都没有结婚娶老婆，由于是光 棍，所以打起仗来就不怕死。说这些话和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如果是 无知愚昧的市民阶层，那倒还没有甚么。可是，他们却偏偏是帝国的 皇帝和重臣。所以说，在这个封闭的帝国中，只有用皇权的暴力，才 能维持和统治生活在这里的同样无知愚昧的民众。当外面世界其他先 进国家的军事力量，入侵这个极端封闭和傲慢的国土，在面对强有力 的劲敌时，这个帝国的所有的力量，也只能处于束手无策和坐以待毙 的境地，其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张惶逃命。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中途，太平天国革命的暴虐，比起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还要凶残。圆明园是被火烧掉了，但是生灵却没有遭到任何涂 炭。而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却使这个腐朽的帝国，再次处于动荡不 安和生灵涂炭的极端的社会危机之中。清帝国的半个江山，被类似于 土匪和强盗的群氓革命者占领，并在这场革命中，使整个南中国的民 众及其社会处在生存危机的恐怖之中。
愚蠢、无赖而又具有流氓气质的皇帝和一群儒酸似的重臣们，使这个 帝国越来越堕落和腐朽。也只因为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来维 持着这种帝制秩序，所以，即便这一帝制的统治，随时随地都处在堕 落和腐朽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但是就不会遭到倾斜和垮台。也只因 为没有外部势力的强力冲撞，所以这个帝国始终就要呈现出一派堕落 和腐朽的景象。两次鸦片战争，只是一种外部势力为了占领中国的经 济和贸易的市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武力将这个帝国的大 门撞开一些缝隙，使外部的洋风融入这个恶臭不堪的环境，稀释着这 个连经济贸易都不懂的泱泱大国。
外部的武装势力，是在满清帝国那孤高自傲、不通情理以及不尊重外 国使臣的最基本的人权，而发动的武装干预。就象2003年美国对伊拉 克和塔利班政权的干预和摧毁一样，是在维护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尊严 的意义上而进行的。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这样就足可以证明，对某些冥顽不化和极端暴戾的恐怖政权，是可以 用正义的战争将其摧毁，并从而在一个倒塌的、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 严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
清帝国的圆明园是被外国的武装力量彻底地烧毁了，那又怎么样？就 算以后那些御用的史学家们擂胸顿足地呼嚎，并用这一事实在民众中 煽动起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恐怖行为，那也无济于 事。有敏锐思想和善于进行理性思维与感性考量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 考者，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御用史家的胡言乱语。
其实，焚烧和摧毁精美建筑的事件，在中国古往今来就已经是层出不 穷，项羽焚烧阿房宫就是一例。阿房宫难道不比圆明园更宏伟壮丽 吗？帝王们在实施暴政的同时，也动用了成千上亿的国家资源与无数 被强迫的民工，来进行这种奢侈豪华的只供自己享乐的建筑。同时， 也将这种建筑视为皇帝的财产。1949年中共集团夺取政权后，为了贪 天之功，建筑一座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还要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 也摧毁了天安门周边的无数的民宅和精美的古代建筑。
中国人！再也不要自欺欺人了。所有的恶劣之事都出自于专制暴政与 独裁恐怖之手。不管是外部武装势力对中国的干预所引起的战争，还 是自身国度中所出现的天灾人祸，一切都是专制独裁的恐怖政权所挑 起的生灵涂炭的灾难和罪孽。
在焚烧阿房宫之前，秦二世胡亥就是一个已经向刘邦和项羽投降的 人。也就是说，这个秦王朝的昏君已经是对起义军俯首称臣了。但 是，中国人岂能容忍阶下囚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项羽挥刀斩胡亥， 火烧阿房宫，以此来体现自己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人 格的暴戾气概。
我们再看一下火烧圆明园，这也是一座动用了国家资源和无数被掠 夺、被奴役的民工来修建的宏伟而豪华的皇家林园。这座皇家林园唯 一的功能就是仅供皇帝及其家人的享乐腐化，丝毫没有对国家及其民 众社会起到过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座园林和紫禁城一样，只能引起中 国民众对皇权暴政的那些龌龊、猥琐和见不得人的乌七八糟的苟且之 事而嗤之以鼻和不堪回首。
如果说，清王朝在衡量了自己和英法联军的力量对比之下，能及早地 做出妥协与议和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肯定，圆明园是不会被焚毁 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火烧圆明园的罪恶，清王朝也有一半。如果 再晚一步地做出妥协与议和，那么就不是圆明园被焚毁了，那就包括 北京城和紫禁城都要变成废墟。从这些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中国自古 以来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他们给中国及其民众社会带来了多么沉 重的灾难。
直到21世纪，这个国家依然还是一个专制暴政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民 众，依然还是处在民智未开、贪婪自私，为了一丁点蝇头小利，就可 以大开杀戒的蒙昧状态。
凡是用暴力革命及其武装所掠夺的政权，都是悬在中国民众头顶上的 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都是匪性难改的流 氓状态。
由于中国人的自恃清高、跋扈自傲，以及常常以中央之国自居，上天 赐予的无数个变革的机缘，都以静悄悄的姿态从中国人的身边溜走。 错失良机、无知愚昧、而又不愿意接受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中国人 的生存常态。他们甘愿被奴役，也甘愿做奴隶。只要主子能给口饭 吃，不把自己逼到绝境，那么什么样的事都可以为主子效劳（也包括 鸡鸣狗盗之事）。至于英雄人格的张扬，那是“革命领袖”们所进行 的事业，丝毫与自惭形秽的小民们无关。这才真正的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生存方式。
由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方式，造就了无数以暴力行事的革 命英雄主义的人物。为了当英雄，也为了制造英雄，并通过英雄们来 维持自身的统治政权，所有的“革命领袖”都将英雄的桂冠，廉价地 抛给那些杀人如麻、告密成性，并忠于自己的无耻之徒。一个时代是 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是政治谎言流行的时代，同时也是 暴力成灾、民众遭受到极端苦难的时代。
林则徐被后世的人捧为鸦片战争中的英雄，然而在这个英雄崛起的时 候，清帝国签署了《广州和约》和《南京条约》等妥协性的文件。本 来经济贸易通商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这种正常之交往使得各国 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可以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傲慢的天朝之 国，非要人家动用武力来帮助并制造出类似林则徐这样的英雄不可， 并还低三下四地签署了各种和约文件才算完事。
和约的文件签署了，英雄也造出来了，战争也完结了。然而，两次鸦 片战争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教训和经验，这些英雄的主子 和英雄本人是否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并在教训和经验中攫取哪怕 是一丁点所能启蒙的亮光，都将使这个天朝帝国获益。当然，战后也 有如魏源等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探究的目光转向西方英美等国。但 是，这种探究却非常有限。魏源在探究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后，也表示 出很赞同的思想，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是，这 种主张的影响力却非常弱小。这个中央帝国的天朝皇帝及其那一帮子 儒酸似的臣工们，依然故我，反而沉浸在安然无恙的自我陶醉之中。
魏源所有的政治主张都被储之高阁。这一次大可成为清王朝改革的天 赐机缘，很快就从中央帝国的身边悄然划过。于是，这个国家及其民 众，仍然生活在物质鸦片与精神鸦片，双重陶醉的糜烂的生存方式 中。满清帝国的躯体，一天天在物质鸦片与精神鸦片双重的毒害下， 慢慢地变得更加的堕落、腐朽和颓废。
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们，都强调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包括共产 党中国也不例外）。但是，这些封闭式的帝王们，其长治久安的治国 方略，就是营造一个兵强马壮的军事实力的强大态势，并以为有其帝 国的广袤疆土和地大物博，就能保障其专制独裁的统治不受侵犯和颠 覆。可是，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不以这些统治者的意志为准则的。因 为在中国，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要改变一个国家和摧毁一个朝代， 都要等到这个朝代已经腐朽不堪时，才能乘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这也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如此缓慢的原因之 一。
每一个思想极端封闭的帝王在统治其国家之时，都将军事力量看得比 任何事情都重要。的确，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那么，帝王的朝 廷绝对是处在岌岌可危和风雨飘摇的政治旋涡之中。但是，这些兵强 马壮的军事力量保护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封闭式的帝王制度 （不管这些帝王是明君、还是暴君）。同时，也不要以为封闭式的帝 制在历史的发展与演进中，一点建树都没有。首先，排除帝制对民众 统治的残忍不说，其次，信息与交通在阻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帝制在对自身王朝的统治中，也做 出了相对较大的贡献。例如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虽然在这期间 出现了凶残的“文字狱”，使文化趋于单一的颓败形式，但是，大清 帝国的民众也过着平稳和类似于小家碧玉的生活。是的，本不该用这 一历史决定论的眼光去评论大清帝国的封闭式政治。因为，从历史演 进和发展的观点来说，任何封闭式的政治制度都会滋生出暴政与独裁 的恐怖统治。而这些恐怖的统治形式，就是使民众从一个平稳和小康 的生活，坠入到一个战乱频繁、流离失所的苦难田地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康乾盛世”、还是“太平盛唐”，以及所谓的“文景之 治”，充其量，无非就是以维护自身的封闭式帝国，去达到长治久安 和万代相传的终极目标。应该承认，人类自文明进化以来，他们所建 构的国家和社会，和适应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永远呈现出繁 荣太平、幸福兴旺的景况。事物在运行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衰竭的情 形。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繁荣兴旺，还是什么样的衰竭现象，封 式的帝国统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人伦道德上，都是单一的发 展和枯竭的演进。
特别是中华帝国，其古文明的程度，虽然与古希腊文明相提并论，但 是，在政治上却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在古希腊有梭伦的政治变革，并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伯里克利的联邦似的民主时代。而这一政治遗产， 被欧美各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家和政客们，灵活地运用到本国的政治 变革中去。可是与古希腊梭伦同时代的古中国的周宣王，却在本国镇 压了以提倡政治自治为目的的贵族自由运动。至此，一路走了下来， 中国再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这样的变革自治运动了。顽固的封闭式帝制 在中国的冷兵器时代，坚决地抵制和镇压所有自由思想的萌芽。直到 大清帝国的末世，才在外敌的入侵和挑战下，打开了一扇窗门。外界 自由民主的清新空气，一下就涌进了这一封闭社会的中国，并稀释着 中国封闭式专制独裁的政治尘埃。
此时的大清帝国，所面对的敌手，已经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造反而进行 夺权的政敌了（太平天国革命，是自身政治制度的腐朽而出现的自杀 性灭亡的恶果），而是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都非常先进的欧美列强。 欧美列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开这个封闭式的帝国，并在这个封闭 的帝国中建立起一系列的通商贸易的渠道。首先到这个帝国的是欧美 列强的商人。他们的主要商务，是向中国输出毛、棉等纺织品，并从 中国向本国进口茶叶和丝织等物品。其中，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主 要是英国的商人。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当时极其封闭的大清帝国 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的体系，所以，英国及其他列强 的商品在这个极其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体系中，便处于非常劣势的位 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小农经济生产的经济格局，向来就是自给 自足的封闭形式。它对来自一切商品流通的渠道，都具有顽强的抵制 作用。因此，类似于欧美列强的诸如毛、棉等纺织品以及其他具有浓 烈欧美文化的商品，在中国这个相当封闭的市场上，几乎是没有什么 销路。
这样就造成了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了极为悬殊的 逆差。由于这种贸易逆差使英国在贸易经济交往中，蒙受到很大的经 济打击，在所有外来的经济商品，都无法占领中国这个以小农经济生 产方式为基础的封闭市场，于是，英国便使用各种商务渠道向大清帝 国大量地推销鸦片。鸦片就是毒品，它对人体产生的依赖性和诱惑力 极大。在吸食进入深度的状况下，将会使人的劳动体力全部丧失殆 尽。由于吸食鸦片所产生的幻觉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所以，这种毒 品一旦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其销路和价格就发疯似地拓宽和猛涨。
其实，英国向大清帝国输入鸦片的时间，当定在1787年乾隆统治的时 期。那时，也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就是在这个盛世里，英国 已经开始向大清帝国输入鸦片。并且，每年都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对这 个封闭式的帝国进行鸦片输入。从乾隆时期的200余箱（每箱120斤） 鸦片，到1838年道光统治时期就已经增加到四万余箱。从乾隆到道光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没有采取强大的法律形式阻止这一巨大毒品对 中国的侵害。共产暴政的史家们，为了掩盖这一历史的真相，不惜用 说谎的口吻来编造说，清王朝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进口，但是，因为 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
这种历史谎言真是使人啼笑皆非。如果说，从乾隆时期就制定了强有 力的海关法律，并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来禁止鸦片对中国的输入，那 么，这种行贿和走私的方式是绝对无效的。俗话说：家贼难防。再反 思一下，如果大清帝国拥有诸如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当时的那种极其威 严的法治和宪政，不要说，中国还会遭受到“鸦片战争”的屈辱，在 这种法治和宪政的制度中，就是连一箱鸦片也没有谁敢于向中国输入 进来。只因为帝国官僚体系的极度腐败，并在英国商人的收买下，鸦 片才会肆无忌惮地发疯似的涌入中国。正如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所 说：
“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 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的心 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 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可见，这个帝国的宗法制度及其管理国家的官僚体系已经随着鸦片的 输入，堕落和腐败到什么样的景况。
现、当代共产暴政的史家们，却无视其老祖宗的教导，总是将鸦片输 入的罪恶强加在欧美列强的身上，认为，如果不是列强商人的行贿和 收买，清廷的官吏们是不会被腐蚀而堕落的。正如他们隐瞒和篡改现 代史的真相一样，将20世纪初在延安搞共产革命的中共集团，为了攫 取更多和更大的经济暴利，在陕北大量种植鸦片，并将这类毒品武装 输入内地的罪恶行径歌颂为“自立更生、发展生产”一样的荒谬和使 人难以置信。
鸦片自清朝所谓的“乾隆盛世”，就已经被输入到中国。而这种毒品 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其价格是很昂贵的。能吸食到这种毒品的人，几 乎是帝国的官员、绅士、幕僚、胥吏，还有皇宫中的太监总管。从 “乾隆盛世”到“鸦片战争”之前，吸食鸦片者已经达到200万余 人。由于鸦片的价格昂贵，吸食后所产生的幻觉和诱惑力极深，往往 使吸食者感到兴奋非凡。所以，鸦片毒品便受到广大吸食者的青睐， 但是，也往往使这些吸食者倾家荡产。于是，鸦片贸易便以惊人的速 度超过了其他经济物品所带来的经济暴利。不可否认，鸦片是一种慢 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道 义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损害。“（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 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魏源语）在经济上，也造成了国 家和民众社会发展的巨大损失。单是1821～1840年间，鸦片的大量输 入，就使中国的白银（货币）外流至少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币 贸易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
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官吏更加腐败，军队中，大多数的 官兵由于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使军队也处于腐败的状况中，其战 斗力日益丧失。以至于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那些连一点军事常 识都不懂的农民起义军，以极其简陋的武器，居然也以排山倒海的趋 势横扫清军如进无人之境。其气势使这些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军队，无 力反抗望风而逃。这些难道不是吸食鸦片给军队带来的祸害？大清帝 国以八旗贵族及其子弟所组建的精锐部队，在武器极为简陋的农民起 义军面前，犹如一群群患了瘟疫的蠢猪而不堪一击，使得这个昔日狂 傲的帝国，在太平军强大的进攻下，无可奈何地丢掉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当时没有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初时的湘军，在太平军将领 石达开所率领的军队面前，也是不堪一击。）还有李鸿章所组建的淮 军以强力的攻势进行反击和镇压，那么，大清帝国的江山可能都会被 太平天国全部占领。
如此腐败的帝国军队，在具有先进武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面前更是不 堪一击。这个貌似强大、实质上已经腐朽堕落的封闭式帝国，为了自 身的利益，也在广州虎门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销毁鸦片的行动。可是， 其数量远远不能和列强商人屡次输入到中国的鸦片数量相比。单是 1838年进入中国的鸦片其数量就已经是四万余箱，而广州虎门销毁鸦 片的总数量只有二万余箱，这还是一个极其保守的数据。实际上，进 入到中国的鸦片数量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数据。
事实上，1840年所发动的战争，并不是如共产暴政的史家们所称谓的 什么“鸦片战争”。在英国和其他列强来说，是一次“贸易通商的战 争”。从当时清廷全年的总收入来看，英国和其他列强按成本300%以 上的税率抽税，鸦片的税收也只占清廷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是的，鸦片是毒杀人的慢性毒药。它的厉害之处在于使一个民族在相 当的时间内，丧失创造与发展的动力。并使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社会完 全迅速地趋于堕落的景况。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中国不是 一个封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而又和欧美列强的科学技术与 政治制度一样的先进，并且在法治（就算是封建帝王的宗法制度） 上，呈现出极为威严的执法程序，这些鸦片也不会发疯似地涌进中 国。而且，在所谓的“乾隆盛世”就肆无忌惮地被输入到中国。当 时，自称威严的《大清律例》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不是去残酷的迫害 和镇压中国的弱势民众！可是，一旦处于在保家卫国的情况下，封闭 式帝国的法律和军队，就犹如一群群患了瘟疫的蠢猪而不堪一击。
由于封闭式帝制的日益腐朽和堕落，它们的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 迫害和镇压弱势民众的利器。但是，在对自身的统治和庞大的官僚体 制上的管理，这些宗法制度却显示出无可奈何地苍白与执法的无能为 力。更不要说，面对列强中那些用金钱打通中国市场的贸易商人。商 人的本质，就是为牟取商品贸易的暴利，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在某种 意义上，甚至是丧失人伦道德和良知的。不管外国的商人、还是中国 的商人，其本质几乎是一样。他们只认商品在市场上的利益，除此外 就是六亲不认。
于是，在和中国这一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交往中，为了自身商品能在中 国市场上，牟取巨大的暴利，列强的商人们不惜对中国官场上的官僚 们进行行贿收买。人类的通病就是在利益面前卑躬屈膝。在这个意义 上，更不要说那些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就是那些貌似铁骨铮铮的所谓 强人、还有那些所谓的“清官”，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都会缴械投 降。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铸造那些虚无缥缈的伟大英雄、革命领袖、大救 星，国父、强人、清官还有文化精英，来充当教育的榜样。殊不知， 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才是真正的精神鸦片，毒害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子孙后代。一个大喊铸造英雄的时代，是一个极其悲哀的时代。而这 个时代，就是充斥着封闭式帝制和一党独裁与专横的腐朽文化的时 代。
这些封闭式帝制及其官僚的行径，在巨大利益的面前，就会情不自禁 地堕落到“家贼”的状况中。他们出卖国家和民众社会的利益，还美 其名曰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和兴旺。这些“家贼”们被列强的商 人买通后，畅通海关，任其将各种外来商品打入中国市场，其中就包 括鸦片这样的毒品。但是，这些鸦片的销量，从税收的角度来看，也 只占列强商品在中国市场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当然，这十分之一的税 收对一个赢弱不堪的封闭国度来说，已经是十分惊人的了。无论如 何，在这个十分封闭的帝国中，在一直都没有实现过市场经济的情况 下，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就这样白白地被外国的资本强行占有。可以 说，这就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落后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 制度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的结果，促使了大清帝国这个封闭的市场 经济和帝国的财政，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危机。因为大清帝国的市场 贸易是一个极端封闭的经济系统，而这个极端封闭的经济体制，只有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贸易的状态下才能生成。一旦遭受外来贸易通商以 及强力经济的冲击，这个极端的封闭系统将不能承受巨大的经济压 力，而出现崩溃。
于是，自觉而顽强的抵制力量便自然形成。加之，具有浓烈外来文化 的商品在短时间内，使大清帝国的臣民无法适应，所以自然抵制外来 商品的力量便逐渐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列强的通商贸易在很大 程度上，势必受到严重的抵制而不能顺利的占有这个极端封闭的帝国 市场应有的经济分额。于是，鸦片便成为了攻击帝国这个封闭市场唯 一的利器。
正如上述情况一样，“禁烟”就成为帝国的第一要务。在“禁烟”的 过程中，也不能排除对外来的正常商业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查抄。应该 知道，鸦片只是列强在大清帝国进行通商贸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那 么，其他通商贸易的商品，其十分之九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该是外来 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但是，在“禁烟”的过程中，这些正常的贸易 活动，均被怀疑成贩卖鸦片而受到禁止和查抄。所有的通商贸易都被 强令停止。
为了挽回在大清帝国通商贸易的经济损失，英国于1840年开始向大清 帝国宣战。这就是被共产暴政史家们称为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 争”。这次战争从1840年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均 给这个封闭的大清帝国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巨大震撼。
1840年5月，英国军队攻陷了浙江定海。8月英国的军舰到达了白河 口，直接威胁到帝国的心脏──皇城北京。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道 光皇帝和清廷的文武官员都惊慌失措，丧失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在 众大臣的劝说下，道光皇帝下旨将林则徐查办，并指责他因“措置失 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同时，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 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向英国人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都可 以商量。朝廷已经将林则徐撤职治罪，同时还保证列强通商贸易的条 件将得到巨大的改善。
这就是大清帝国，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所有对外的通商贸易，在没 有法律的保障下，均逐渐地酿成了一场战争。中国历朝历代的吏治均 是一个极其腐朽的政治体系，在迫害和压榨本国的弱势民众时，如狼 似虎。在对外交往和在强敌的面前时，却是一群患病的瘟猪。他们没 有能力在国家和民众处于危机的时刻，使其化险为夷。
不排除林则徐在禁烟时，对外国商人所做出的中国式官衙的最野蛮、 最不人道的处罚行为，使得战争的态势，在没有外交的协商下，进一 步恶化。准确地说，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不是英国人想以战 争的方式，对清王朝进行政权的颠覆。更不是在大清帝国进行大规模 的掠夺钱财和奸淫妇女。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使得共产暴政的史家 们在幻觉中，除了在政治上，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的狂啸和狭隘爱国 主义的暴虐，再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场战争到底给中国民众带来了 多少伤害。当然，不排除这场战争的确给予大清帝国这个封闭式的专 制独裁的制度，带来了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迫使这个封闭 的帝国开放自己的经济市场，促使这个专制独裁的王朝放弃自以为是 的“中央帝国”和“天下共主”，并将欧美列强视为“蛮夷”和“藩 国”的腐朽的政治观念。
从战争后所签定的《南京条约》就可以看出：除了例行公事所协商的 结束战争外，有关五口通商、战争赔款、订立关税、自由贸易甚至割 让香港，几乎没有那一条不是要达到开放大清帝国那极端封闭的经济 市场。即便是割让香港，也主要是体现贸易通商能有一个良好的经济 地段和经济环境。它压根就没有占领大清帝国的企图。
如果说，要侵略大清帝国，也用不着签定什么《南京条约》。以英国 人的军事实力，北京早已在1840年就可以被英国人占领而沦陷。但 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签定了所有的被共产暴政史家们认定的“丧国 辱权和不平等的条约”中，没有那一条是使大清帝国这个封闭式的王 朝受到了什么损害和侮辱。在条约中：
“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全安。”
这些签定在条约上的语词条款，难道是丧国辱权和不平等？还有：
“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
这些都是为了贸易通商不被清廷腐败的官僚体制，进行横蛮的干预， 而设置的商业条款。事实上，在这五处贸易通商的城市里，非但没有 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现象出现，相反，由于贸易通商给这五处城市 带来了繁荣兴旺。
这五处城市，直至今日（当然不算毛泽东封国闭关的暴政时期），依 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繁华、最兴旺的地方。何况在条款里还有 “恩准”二字，确实对大清王朝的政治面子来说，也是非常礼貌和尊 重的呐。哪里有丧国辱权和不平等的意思在内呢！割让香港，从政治 和经济的意义上来说，是居住在香港人民的福分。众所周知，香港在 英国人的统治下，早就成为了国际贸易通商的大都市。那里的人民， 在没有回归共产党中国统治时，其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权利要比生活在 共产暴政下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好上几百倍。但是，在回归共产党 中国的统治下，香港人民的自由民主的程度比起回归前来说，已经是 大大地被削弱了。这难道不是先进的自由民主与宪政法治，和落后腐 朽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一次大展示吗？
满清帝国皇权的腐朽，以及国运逐步地衰落，并没有对旧制度带来甚 么重大的冲撞。这种旧制度，依然维系着社会超然的稳定。鸦片战 争，并没有触动到这种超然社会制度的根本，同时，也没有使这个超 然的社会制度发生过甚么巨大的动荡。一切都没有变化，一切都是老 样子。两次鸦片战争，在帝国这种皇权制度及其官僚们的眼里，只不 过一、两次讨伐“蛮夷”和清剿“逆贼”的地方性局部战争而已。这 两次事件对帝国的天朝社会来说，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大碍。皇帝和 群臣们把所有签署的条约，称之为万年合约。认为：既然在签署的条 约中，都答应了英国及其盟国的一切要求和承诺，那么这些所谓的 “蛮夷与逆贼”，以后就不会再来骚扰他们了。
特别是咸丰皇帝，在外交艺术上是一个十分顽固和吊诡的人。在军事 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下，同样也显示出愚笨和固执，大有如俗 话所说的：鸭子死了嘴壳硬的二百五似的流氓气质。这个笨猪似的的 皇帝，在打不过英法联军的情况下，也只有带着家眷和一批儒酸似的 官员，狼狈不堪地逃到了热河（今河北承德），丢下一个北京城，让 自己的弟弟奕䜣〔音“欣”──编按〕来留守。同时，也可以负责和 英法联军进行议和。但是，那些用先进武器所装备的英法联军，那里 能听的下清政府叫停就停的议和条件。他们于1860年10月13日攻占了 北京安定门，这就基本上控制整个北京城。在此之前（106日），英 法联军占领了清帝国经营了150多年修饰完美的圆明园。圆明园是一 个综合了中西建筑艺术的规模宏大的壮丽宫殿，在这个华丽的宫殿 中，珍藏着精美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图书和文物。可是，这一切在英法 联军的眼中，也只不过是一堆堆金银财宝。他们以分战利品的方式， 将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图书文物，都进行了洗劫似的分配。在 还没有过足瘾的情况下，经过了当时英国首相的批准，一把火将这个 华丽而壮美的园中之园全部烧掉。三天三夜的熊熊的烈焰，使之化为 灰烬。
可是，就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满清帝国都还在进行着顽固的抵抗， 而不愿签署议和协议与有关的承诺条件。这就更激怒了英法联军。他 们扬言要炮轰整个北京城，同时要象火烧圆明园那样捣毁满清帝国的 皇宫──紫禁城。这下，可把恭亲王奕䜣吓坏了。1860年10月24～25 日，奕䜣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先后和英法联军的代表交换《天津条 约》的批准书，同时签订了《北京条约》。
随着条约的签署，这个帝国的皇帝和他那一帮儒酸似的群臣，也以为 安然无事了。于是，带着自我安慰的心态认为：英法联军之所以能打 败清帝国的军队，主要是他们的兵士都没有结婚娶老婆，由于是光 棍，所以打起仗来就不怕死。说这些话和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如果是 无知愚昧的市民阶层，那倒还没有甚么。可是，他们却偏偏是帝国的 皇帝和重臣。所以说，在这个封闭的帝国中，只有用皇权的暴力，才 能维持和统治生活在这里的同样无知愚昧的民众。当外面世界其他先 进国家的军事力量，入侵这个极端封闭和傲慢的国土，在面对强有力 的劲敌时，这个帝国的所有的力量，也只能处于束手无策和坐以待毙 的境地，其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张惶逃命。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中途，太平天国革命的暴虐，比起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还要凶残。圆明园是被火烧掉了，但是生灵却没有遭到任何涂 炭。而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却使这个腐朽的帝国，再次处于动荡不 安和生灵涂炭的极端的社会危机之中。清帝国的半个江山，被类似于 土匪和强盗的群氓革命者占领，并在这场革命中，使整个南中国的民 众及其社会处在生存危机的恐怖之中。
愚蠢、无赖而又具有流氓气质的皇帝和一群儒酸似的重臣们，使这个 帝国越来越堕落和腐朽。也只因为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来维 持着这种帝制秩序，所以，即便这一帝制的统治，随时随地都处在堕 落和腐朽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但是就不会遭到倾斜和垮台。也只因 为没有外部势力的强力冲撞，所以这个帝国始终就要呈现出一派堕落 和腐朽的景象。两次鸦片战争，只是一种外部势力为了占领中国的经 济和贸易的市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武力将这个帝国的大 门撞开一些缝隙，使外部的洋风融入这个恶臭不堪的环境，稀释着这 个连经济贸易都不懂的泱泱大国。
外部的武装势力，是在满清帝国那孤高自傲、不通情理以及不尊重外 国使臣的最基本的人权，而发动的武装干预。就象2003年美国对伊拉 克和塔利班政权的干预和摧毁一样，是在维护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尊严 的意义上而进行的。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这样就足可以证明，对某些冥顽不化和极端暴戾的恐怖政权，是可以 用正义的战争将其摧毁，并从而在一个倒塌的、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 严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
清帝国的圆明园是被外国的武装力量彻底地烧毁了，那又怎么样？就 算以后那些御用的史学家们擂胸顿足地呼嚎，并用这一事实在民众中 煽动起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恐怖行为，那也无济于 事。有敏锐思想和善于进行理性思维与感性考量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 考者，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御用史家的胡言乱语。
其实，焚烧和摧毁精美建筑的事件，在中国古往今来就已经是层出不 穷，项羽焚烧阿房宫就是一例。阿房宫难道不比圆明园更宏伟壮丽 吗？帝王们在实施暴政的同时，也动用了成千上亿的国家资源与无数 被强迫的民工，来进行这种奢侈豪华的只供自己享乐的建筑。同时， 也将这种建筑视为皇帝的财产。1949年中共集团夺取政权后，为了贪 天之功，建筑一座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还要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 也摧毁了天安门周边的无数的民宅和精美的古代建筑。
中国人！再也不要自欺欺人了。所有的恶劣之事都出自于专制暴政与 独裁恐怖之手。不管是外部武装势力对中国的干预所引起的战争，还 是自身国度中所出现的天灾人祸，一切都是专制独裁的恐怖政权所挑 起的生灵涂炭的灾难和罪孽。
在焚烧阿房宫之前，秦二世胡亥就是一个已经向刘邦和项羽投降的 人。也就是说，这个秦王朝的昏君已经是对起义军俯首称臣了。但 是，中国人岂能容忍阶下囚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项羽挥刀斩胡亥， 火烧阿房宫，以此来体现自己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人 格的暴戾气概。
我们再看一下火烧圆明园，这也是一座动用了国家资源和无数被掠 夺、被奴役的民工来修建的宏伟而豪华的皇家林园。这座皇家林园唯 一的功能就是仅供皇帝及其家人的享乐腐化，丝毫没有对国家及其民 众社会起到过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座园林和紫禁城一样，只能引起中 国民众对皇权暴政的那些龌龊、猥琐和见不得人的乌七八糟的苟且之 事而嗤之以鼻和不堪回首。
如果说，清王朝在衡量了自己和英法联军的力量对比之下，能及早地 做出妥协与议和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肯定，圆明园是不会被焚毁 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火烧圆明园的罪恶，清王朝也有一半。如果 再晚一步地做出妥协与议和，那么就不是圆明园被焚毁了，那就包括 北京城和紫禁城都要变成废墟。从这些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中国自古 以来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他们给中国及其民众社会带来了多么沉 重的灾难。
直到21世纪，这个国家依然还是一个专制暴政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民 众，依然还是处在民智未开、贪婪自私，为了一丁点蝇头小利，就可 以大开杀戒的蒙昧状态。
凡是用暴力革命及其武装所掠夺的政权，都是悬在中国民众头顶上的 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都是匪性难改的流 氓状态。
由于中国人的自恃清高、跋扈自傲，以及常常以中央之国自居，上天 赐予的无数个变革的机缘，都以静悄悄的姿态从中国人的身边溜走。 错失良机、无知愚昧、而又不愿意接受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中国人 的生存常态。他们甘愿被奴役，也甘愿做奴隶。只要主子能给口饭 吃，不把自己逼到绝境，那么什么样的事都可以为主子效劳（也包括 鸡鸣狗盗之事）。至于英雄人格的张扬，那是“革命领袖”们所进行 的事业，丝毫与自惭形秽的小民们无关。这才真正的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生存方式。
由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方式，造就了无数以暴力行事的革 命英雄主义的人物。为了当英雄，也为了制造英雄，并通过英雄们来 维持自身的统治政权，所有的“革命领袖”都将英雄的桂冠，廉价地 抛给那些杀人如麻、告密成性，并忠于自己的无耻之徒。一个时代是 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是政治谎言流行的时代，同时也是 暴力成灾、民众遭受到极端苦难的时代。
林则徐被后世的人捧为鸦片战争中的英雄，然而在这个英雄崛起的时 候，清帝国签署了《广州和约》和《南京条约》等妥协性的文件。本 来经济贸易通商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这种正常之交往使得各国 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可以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傲慢的天朝之 国，非要人家动用武力来帮助并制造出类似林则徐这样的英雄不可， 并还低三下四地签署了各种和约文件才算完事。
和约的文件签署了，英雄也造出来了，战争也完结了。然而，两次鸦 片战争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教训和经验，这些英雄的主子 和英雄本人是否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并在教训和经验中攫取哪怕 是一丁点所能启蒙的亮光，都将使这个天朝帝国获益。当然，战后也 有如魏源等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探究的目光转向西方英美等国。但 是，这种探究却非常有限。魏源在探究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后，也表示 出很赞同的思想，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是，这 种主张的影响力却非常弱小。这个中央帝国的天朝皇帝及其那一帮子 儒酸似的臣工们，依然故我，反而沉浸在安然无恙的自我陶醉之中。
魏源所有的政治主张都被储之高阁。这一次大可成为清王朝改革的天 赐机缘，很快就从中央帝国的身边悄然划过。于是，这个国家及其民 众，仍然生活在物质鸦片与精神鸦片，双重陶醉的糜烂的生存方式 中。满清帝国的躯体，一天天在物质鸦片与精神鸦片双重的毒害下， 慢慢地变得更加的堕落、腐朽和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