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未泯的列宁信徒——再谈赫鲁晓夫/张成觉
星期一 三月 17, 2008 7:13 pm
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原野，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若干对青年男女相依偎的背影，在玫瑰红的晚霞映衬下引人遐想，远处的帐篷顶上飘着几缕轻烟。。。
这是苏联纪录片《第二个春天》末尾处的几个镜头。1955年暑假我在广州青年文化宫观赏该片时，心里曾经升起的某种圣洁的憧憬，至今依然残留不衰。近日从网上看到赫鲁晓夫黑白交织的墓碑后，上述画面再度浮现于脑际。
影片反映的是当年莫斯科青年垦荒队在远东的生活。他们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离开繁华的首都，不远万里投身于开发亘古荒原的伟大事业，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的面貌作出奉献。事实上，这些年轻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曾经取得丰硕的果实，粮食的产量在那几年间显著增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垦荒运动后来以失败告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第二个春天”更成了绝响。
但不管怎样，它总是一个忠实的纪录，表明赫氏曾经致力于有益国计民生的计划。这些计划还包括大量兴建住房，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跟农业的改革相反，其结果是成功的。而无论成与败，只要不带偏见，都不能否认作为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第一把手，赫鲁晓夫确实真心为老百姓谋福祉。
在这方面，不妨提一件未必显眼的往事。大约是1960年左右，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提出一个口号，实即宣示其主旨，道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种提法，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被中共指为宣扬超阶级的人性，属于修正主义的表现而大受抨击。尽管将近30年后，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当年论战的中方主将邓小平向其承认，双方的论点都未必完全正确（大意如此），但邓到底没有也不会肯定人性。正是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和毛及其“亲密战友”刘邓等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分歧。
有论者指出，虽然赫氏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石破天惊地点了斯大林的名，可是里面“近半篇幅，都是以列宁来揭露、批判、反衬斯大林嗜血的罪恶。”（“祭园守园人”博客）这并不奇怪。赫氏归根结底是列宁信徒，那是时代使然。对此，我们可以给予批评，但又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无限上纲地过分渲染。例如，在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中四万人被处决，身为州委兼市委第一世纪的赫氏，自然不会是“纯然的清白”。但正如香港人的一句口头禅，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那是处身于极权体制内的赫氏所不能抗拒的悲剧。
也正因为此，赫氏掌权后复苏的人性就特别难能可贵。他敢于为个人崇拜的受害者树立纪念碑，一方面显示出他对人格和人的尊严之尊重，另一方面，无疑也蕴含了对自身以往所犯错误及罪孽的一定程度的忏悔。
非但如此，其人性的复苏还见之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宽松。“解冻”文学的出现固然是这种宽松的产物，他对若干异见作家及思想不是那么正统的作家都比较温和，尤其是对肖洛霍夫的青睐更加耐人寻味。
肖洛霍夫的政治倾向有其独特之处。虽然斯大林时代其地位相当高，但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官方的历史观点并不吻合。肖公然宣称：我写的是白军和红军的斗争。换句话说，他站在红军的对立面来反映苏联国内战争。书中的主人翁葛利高里是富裕中农的代表，对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抗拒的，后来一度指挥过白军的一个师。而肖的著名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对苏德战争的描写和主流派也不一致，它强调的是战争的残酷。
也许就是因为肖洛霍夫的作品谴责屠杀，赞颂人民的或全人类共同的价值，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专程到其顿河家乡，邀请他陪同自己出访。这次访问对于缓和苏美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是个成功之旅。肖洛霍夫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赫氏与艾森豪威尔此次会谈产生的“戴维营精神”，象征着两个超级大国以至两大阵营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崇尚“斗争哲学”的毛在反修的名义下，对之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赫鲁晓夫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与“全民国家”、“全民党”，被合称为“三和两全”，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标志，备受中共攻击。
其实，任何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都不难明白，“三和两全”完全符合普世价值，对在国际上实现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极为必要，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试问，不要“和平共处”，难道“战争共处”对人民有好处吗？不搞“和平竞赛”的话，是否开展“军备竞赛”最好？否定“和平过渡”，莫非发动“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才是百姓所喜闻乐见？“全民国家”、“全民党”，让阶级消亡，这样的奋斗目标不正合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又有何不妥？
总之，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所作所为，容或存在鲁莽行事的弊端，也残留了不少大国沙文主义的劣根性，更没有而且不可能脱离列宁体制的整体框架，但仅就人性的逐步回归与努力弘扬这一点，便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如果说，在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七十年之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能高度重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惜生命、人权和自由”，那么，赫氏的历史功过就显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是苏联纪录片《第二个春天》末尾处的几个镜头。1955年暑假我在广州青年文化宫观赏该片时，心里曾经升起的某种圣洁的憧憬，至今依然残留不衰。近日从网上看到赫鲁晓夫黑白交织的墓碑后，上述画面再度浮现于脑际。
影片反映的是当年莫斯科青年垦荒队在远东的生活。他们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离开繁华的首都，不远万里投身于开发亘古荒原的伟大事业，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的面貌作出奉献。事实上，这些年轻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曾经取得丰硕的果实，粮食的产量在那几年间显著增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垦荒运动后来以失败告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第二个春天”更成了绝响。
但不管怎样，它总是一个忠实的纪录，表明赫氏曾经致力于有益国计民生的计划。这些计划还包括大量兴建住房，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跟农业的改革相反，其结果是成功的。而无论成与败，只要不带偏见，都不能否认作为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第一把手，赫鲁晓夫确实真心为老百姓谋福祉。
在这方面，不妨提一件未必显眼的往事。大约是1960年左右，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提出一个口号，实即宣示其主旨，道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种提法，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被中共指为宣扬超阶级的人性，属于修正主义的表现而大受抨击。尽管将近30年后，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当年论战的中方主将邓小平向其承认，双方的论点都未必完全正确（大意如此），但邓到底没有也不会肯定人性。正是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和毛及其“亲密战友”刘邓等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分歧。
有论者指出，虽然赫氏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石破天惊地点了斯大林的名，可是里面“近半篇幅，都是以列宁来揭露、批判、反衬斯大林嗜血的罪恶。”（“祭园守园人”博客）这并不奇怪。赫氏归根结底是列宁信徒，那是时代使然。对此，我们可以给予批评，但又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无限上纲地过分渲染。例如，在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中四万人被处决，身为州委兼市委第一世纪的赫氏，自然不会是“纯然的清白”。但正如香港人的一句口头禅，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那是处身于极权体制内的赫氏所不能抗拒的悲剧。
也正因为此，赫氏掌权后复苏的人性就特别难能可贵。他敢于为个人崇拜的受害者树立纪念碑，一方面显示出他对人格和人的尊严之尊重，另一方面，无疑也蕴含了对自身以往所犯错误及罪孽的一定程度的忏悔。
非但如此，其人性的复苏还见之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宽松。“解冻”文学的出现固然是这种宽松的产物，他对若干异见作家及思想不是那么正统的作家都比较温和，尤其是对肖洛霍夫的青睐更加耐人寻味。
肖洛霍夫的政治倾向有其独特之处。虽然斯大林时代其地位相当高，但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官方的历史观点并不吻合。肖公然宣称：我写的是白军和红军的斗争。换句话说，他站在红军的对立面来反映苏联国内战争。书中的主人翁葛利高里是富裕中农的代表，对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抗拒的，后来一度指挥过白军的一个师。而肖的著名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对苏德战争的描写和主流派也不一致，它强调的是战争的残酷。
也许就是因为肖洛霍夫的作品谴责屠杀，赞颂人民的或全人类共同的价值，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专程到其顿河家乡，邀请他陪同自己出访。这次访问对于缓和苏美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是个成功之旅。肖洛霍夫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赫氏与艾森豪威尔此次会谈产生的“戴维营精神”，象征着两个超级大国以至两大阵营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崇尚“斗争哲学”的毛在反修的名义下，对之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赫鲁晓夫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与“全民国家”、“全民党”，被合称为“三和两全”，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标志，备受中共攻击。
其实，任何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都不难明白，“三和两全”完全符合普世价值，对在国际上实现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极为必要，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试问，不要“和平共处”，难道“战争共处”对人民有好处吗？不搞“和平竞赛”的话，是否开展“军备竞赛”最好？否定“和平过渡”，莫非发动“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才是百姓所喜闻乐见？“全民国家”、“全民党”，让阶级消亡，这样的奋斗目标不正合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又有何不妥？
总之，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所作所为，容或存在鲁莽行事的弊端，也残留了不少大国沙文主义的劣根性，更没有而且不可能脱离列宁体制的整体框架，但仅就人性的逐步回归与努力弘扬这一点，便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如果说，在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七十年之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能高度重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惜生命、人权和自由”，那么，赫氏的历史功过就显得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