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对话：马克思主义讨论及其他
星期六 三月 15, 2008 8:36 pm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人道的灾难，是极权主义所造成的。极权主义必定要 消灭。但是。其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甚为复杂。先撇开实践不谈，说一 下理论。我研读马克思及其后学著作不算太多。马克思的理论其实相 当复杂错综。就其知识结构而言，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目光 相当宽广而深邃。他的理性主义的基调是从古希腊哲学的根子上长出 来的，所以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成果。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一般都 达不到那种深度和广度，以至于对其学说发生了必然的误解。记得南 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史》中，就对东方的 国家说过如下的话：在没有经历过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东方，要理解 马克思主义困难重重，要对其作出发展就更为困难了，除非在历史重 大变化时刻能够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意如此）而弗 氏在同一本著作中却彻底批判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这本书是在 1960年写就的，国内是在1962年翻译过来的。
但是，实际上，我对马克思的学说还是心存疑虑和恐惧的。我比较注 重历史的经验和社会的实践，因而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被 他的党徒们阉割和篡改了。我不怀疑它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在这理 论中，丝毫没有对个体自由与个体人格价值的论述，哪怕是里面所透 出对自由民主的折射令我崇敬。当然，我比较孤陋寡闻，学识不高， 对这个理论没有作过深入的探讨。可是，恕我重复，这个主义确实是 在中、俄两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彻底地失败了。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缘故。如果它在早年 间，就为苦难的人类作好了自由民主的精神和理论上的准备，那我们 也就没有必要去从其他的理论家的思想中去寻求能够解放苦难人民的 精神武器了。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 是直到现在1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实践，中国国民得到了什 么呢？──专制暴政、独裁恐怖、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 有新闻自由，有的只是镇压、迫害和奴役，剩下的就是八千万亡魂的 嚎啕和控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说研究是必要的。它能使我们 清醒地看清人类的苦难。但是把它当作治国的理论基础，则不但会误 人子弟，而且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共的统治就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不管怎样，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开放社会之敌 的一切理论，我认为我们都要静下心来潜心探讨并作出理性的分析与 批判。
马克思思想中有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精华内容，又有因 为时代限制、社会影响和个人气质与知识的制约而造成的缺点和重大 错谬。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糟粕。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则极力批判普鲁士式的国家主义观念，而这这种观点恰好是现 在中国的主流观念。另外，在“唯物主义”严格的意义上讲，根本就 不是法国启蒙时代的那种唯物主义，而后者恰好是斯大林系统的哲学 教科书中最流行的一套，也就是我们在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所学的那套 教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实就是对社会存在的系统性的分析与认 识的方法。这一点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和英国历史社会学的著 作时就感受到了。马克思的这一方法与这两个非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可 以相沟通的。而后两派史学也借马克思的方法来完善其理论，现在更 延伸出了许多硕果，比如，现在引入的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等史学 方法。而象布罗代尔这样的年鉴派史学大家也不惮引用马克思的许多 论述。这是一种纯学术的立场，是实事求是的。
批判实践中的罪恶是必须的事，而且我们还做得太浅太少。但是这并 不等于就要放弃对一种理论在严格的知识层面上的反思和批判。经过 这番批判后，有价值的东西就应该保留，而糟粕就应该抛弃。我们中 国人的思想传统中很缺乏这种严格的“知识论传统”，而这是西方的 特长。这种长处甚至表现在对于象卡尔．施米特这样的德国法西斯主 义的辩护士身上，他们也要先作一番细致入微的解析以后才敢作结论 下个判断。如果我们不加分析与批判，就抛弃一分精神遗产，是不是 太实用主义了一点儿？
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大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算得上一个 榜样。他的临终遗言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读一下他的东西，必定 启发极大。普氏在1918年4月临终之前几乎一字不差地预言了布尔什 维克的政治战略策略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以及布尔什维克后来垮台的 过程。他对俄国一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的剖析，至今无人能出其 右。而在中国，还看不到这样出神入化的分析，无论在左派、还是在 右派中。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值得说一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哲学家乔治． 卢卡奇。他年轻时曾经亲自参与肇源了现代西方流行一时的存在主 义，同时还是马克斯．韦伯的徒弟，也曾随哲学家胡塞尔学习，后来 转向马克思主义。在1956年他曾亲手参与组织了名噪一时的裴多菲俱 乐部，倡导自由与民主。在匈牙利改革失败后，他还一直坚持不放弃 自己的民主理念，而被流放罗马尼亚。后来因为西方的压力才回到匈 牙利，但一直受到监视与管制，快到临终时了才被官方解禁。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现在再来说说实践方面。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也象现在自由主义 的思想学说与派别一样，流派纷呈，杂乱不堪。如果都要马克思来负 责，其实并不公平。早期的社会主义中其实就有很多思想是包含了极 权主义的病变基因的。比如，布朗基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农民社 会主义等等之类的。列宁的很多思想、毛的很多思想其实并不能算马 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在实践上做的不少事情都不能全让马克思来买 单。
我所认定的政治哲学的范围，它一定要加进人伦道德这一重要的研究 环节。政治如果没有人伦道德的规范及其限制，他就会象杀人的武器 被掌握在恶魔的手中一样。政治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下流肮脏的人生游 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伦道德的规范和约束。然而，人伦道德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那么，它就会堕落成暴政王朝的帮凶。但是， 法律如果没有得到国民的全民公决的认同，这种法律还是专制暴政的 恶法。它的伤害程度会胜过帮凶式的人伦道德。中国近代的各式革命 就在于上述的三段式的逻辑递增没有搞清楚，以至于象胡适、章太炎 这样的自由民主的非暴力的革命家，其政治主张在那个时代里一直都 没有得到实施。他们所主张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在实践的过程 中，被孙文的“党治国家”的专制学说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打翻而退出 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国民及其近代史的悲剧。如果说，当时的“全 国联省自治运动”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并形塑一个真正的联邦共和的国 家形式，那么后来的中共的暴力革命就无法形成气候，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自己就都不会受到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 迫害和屠戮。多么可叹的中华民族！历史就是这样，它和人类社会和 自然宇宙这个宏观的世界，就是在一种不为人类所知的轮回之中，不 停地循环和旋转着。而这种历史的轮回往往都会呈现出旧时间和新时 间所记载的相似内容。可以这样说，国民革命时代被暴力革命所镇压 下去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说不定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内会带着 满身伤痕、闯进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重新发出恢弘的呼唤。这也许 是一种“世界的轮回”吧。我也说不准，因为我的这个论点是得到过 佛教教义的启示。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还很薄，也许不会撑得到多 久。但是既然提出来了，那么就坚持下去，去撞南墙吧，也许会使我 悟到精神痛快的觉悟。
提起佛教的轮回学说，我以为也是一种带有人性原罪的特质在里面。 人性本身就是恶的，人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贪欲，是造成人性原罪的根 本。由于极端的贪婪，这就势必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一种以暴力掠夺的 乱象，于是杀戮成风，人性的罪恶就随着暴力掠夺的数据急剧增长。 这种急剧增长的罪恶，被佛教视为冤冤相报的轮回报应。六道轮回 （天、人、恶魔、畜生、饿鬼、地狱），哪一道，都好不了哪里去。 所以佛教就提倡人（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必须修炼，必须向佛。 因为有了宗教信仰，有了神圣的佛菩萨在心中，如俗话说：举头三尺 有神明，人的起心动念就会在冥冥当中受到抑制。也就是说，人在修 炼中觉悟了，所有的行为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态，于是，贪婪和作恶的 心理就会相对的减少。
如果说，人没有宗教信仰和不去进行行为修炼，那么，当人作恶多端 而死去，他的原罪和他所作恶而增长的罪孽，就会使他堕入恶魔道、 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使他永受折磨。当然，这些东西，对一个 无神论者来说，是绝对起不到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类社会 才会出现无数的天灾人祸。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堕落和 罪孽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一个堕落和罪孽的 人。这就是人类的原罪在没有进行宗教修炼后，所呈现出的精神状 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急功近利，而急功近利在人的思想 中是一种坏疽。它能使人发展到病态式的疯狂。孙文就是这种急功近 利式的疯狂者。尽管道貌岸然，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着龌龊猥琐和下 流。他身上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明中的人伦道德，实际上都使他 感到周身不舒服，但是他必须用这些东西来装点他的政治门面。当他 的的急功近利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挑战时，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人伦道德 就都被他践踏在脚下。剩下的就是暴力革命屠夫的形象了。他的“党 治国家”的暴力革命学说，被他的两个得意门生蒋介石和毛泽东发展 到了疯狂的极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教训。孙文的身上体现了 懦弱的知识分子和暴力的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这种 双重性的打压下，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一种暴力的恐吓和另一种怀 柔的诱惑，都会使人们落入被奴役的套圈。因为中国国民在某种意义 上生性善良，加之几千年的封建奴役的统治，于是在这个国度中正义 和正直的概念，基本上都被阉割或被歪曲。所以，他们总是对自由民 主宪政这样的政治词语带着仇恨或不理解的态度。这就使得一次次的 自由和民主的机遇都从他们的身边滑过，而使他们一直都过着被专制 暴政和独裁恐怖所奴役的生活，我想这还是一种“历史的报应”吧。
我不是要在这里宣扬一种悲观的论调，因为在当代这场中国自由民主 宪政的和平革命中，我始终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我的绵薄之力。但 是我永远认可：悲剧性的英雄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和经验的先哲。
这个时代正如你所说的，是处在20年代陈寅恪和吴宓两先生说描述的 那个时代。我同意你的说法：中国需要来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也可 以说成是伟大的自由民主的民族解放的复兴。它需要借助文学与艺术 作为载体来凸显它的恢宏。正因为只有少数类似于刘军宁、刘晓波、 余杰、王怡这样的人在不停地追求，才显得这场文化革命、政治革命 和自由民主宪政革命以及民族解放的革命如此的重要。我说的革命不 是暴力革命，而是渐进式的和平革命。关于革命一词，我现在正撰写 一部著作《中国革命论》。我将在这本书中对革命这个名词作出论 证。
是的，对于低俗浅薄的社会和民族，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只有进行渐 进式的启蒙和教育才能使这个社会和民族觉醒乃至复兴。这当然是正 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象刘军宁、刘晓波、余杰、王怡他们做到了，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阵地。可是我们呢，没有！我总觉得中国的知 识分子只要占领了一块文化地盘，就象山大王一样，各自为阵，生怕 别人进入了他的地盘，犹如一个战战兢兢的王伦。想想看，如果中国 的知识分子都象王伦一样，中国的文艺复兴什么时候才能蔚为大观 呢？
我们要想投身进入这个文化战场，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王伦这样的势 力，而后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陈寅恪先生与吴宓先生在20年代于美 国所作的对话，当中谈及中国人太过实利，致一切皆将落实，结果是 处处都不落实。生命意趣低俗浅薄，社会文明盘旋不进。现在我们正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然，也有不少优秀之士、杰出之士孜孜以求， 有如类似于刘军宁、刘晓波、余杰、王怡这些人，奈何独木不成林！ 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这种复兴或者说解放应该 象德国近代古典文化时代一样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元素，提高民族的文 明水准。以此为基础方可有光明的未来可以争取之。低俗浅薄之文明 必造就低俗浅薄之政治，必造就低俗浅薄之民族。这正是我等当努力 改变的大势。所以我反而不太心急了。而且对未来反而有了几分谨慎 的乐观，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泪流满面的乐观。
最近，我在国内的网上和国外的网上看了很多名人写的文章，有太多 的人都没有思想深度。说到底，也只是一种中学生的水平。在我生活 的地区，有思想深度的知识分子也很难找到。你难以和他们对话，他 们那种急功近利，俗不可耐的“风度”足可以让你无所适从。但是我 知道，曲高和寡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因为在社会革命的大潮 中，我们必须投入到其中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一边要加强思 想的修养和加深思想的深度，又要和这些“风度君子”们接触，还要 和他们进行笔战撕杀，有时真使我会想起鲁迅的日子真不好过啊！但 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精卫填海”的思想 革命的不归之路，这就需要我们鼓足勇气，不停地修炼自身去直面人 类社会。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深沉的思想劳作的时代。我们需要能使人 类社会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境界，这就需要我们出大力去创造 一种适宜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还有思辩哲学的恢弘的 理论工程，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所 以，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思想的创造工程，它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 参与，但是它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这就需要时间和甚至几代知识 分子的努力，当然我相信，会有人来参与的，但是有多少人我不知 道。我希望我们能首先进入这一理论工程前沿。
我对现在很多浮闹的东西都很忧心忡忡。这主要是出于我自己的文化 视角。马克思主义当中有好有坏，正如儒家学说有好有坏，也如基督 教当中有好有坏一样。不管什么学说，作为知识，对于我们的思考都 是有用的──或者作为正面的启迪，或者作为反面的教训。思想工作 也象人生游历一样，看尽山水方可知道世间美景。我们就象当年的徐 霞客一样，在思想的王国行走，走得越远，看得越多，得出的东西才 越好。
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我想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了。因为 在早年，由于对他的学说充满着怨恨，所以便放弃了对他的学说的研 究，如果现在将他的学说拣起来势必要吃力得多。所以，我是否感觉 到对他的研究，不要进入得太深。因为无论如何他的主义确实是在中 国和俄国的实践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是事实。将他的东西作为一 种哲学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范围，我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们的一生，时间确实太少太少，一生中只有二、三十年的思考和创 作时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那就太不值 了。况且这种主义确实使人类受到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尽管这些苦难 与马克思本人无关，但是一种主义的出笼及其在社会中的实践，好与 坏，都将使人类社会的走向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说，任何思辨的哲 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都要受到社会的实践，才能指导社会繁荣和 昌盛。
我之所以思正，是要正本清源。触我之思者正是多年的生活经历和源 自生活与历史的苦难。当然很多苦难并不是我自己亲身承受的，而是 我身边的父母长辈、兄弟姐妹。我一直以为这种批判不能停留于简单 的事实陈述或者修辞学练习。理论的对手需要用理论的严格指认和论 证来批判。所以我对杂文式的批判不大感兴趣──固然它有自己的价 值，但是对于深邃的历史而言，则显得太过轻佻。我的文章还只是一 个小小的开端，太过抽象和空洞，这令我自己非常不满意。如果要写 出经典性的文章，就需要坐冷板凳，就需要象苦行僧一样孤独地行走 在精神的废墟上，就需要花时间，更需要有人切磋。现在尤其需要有 切磋的同道，需要他们在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思想史以及经 济学、宗教学方面都有深厚的学养，以及唯以真理为依归的探索精 神。我不相信光靠杂文便可成就自由的事业。
对于马克思我有批判，以前在阅读他的过程中，我培养出了一点最基 础的思辩能力。而且他深厚的学术和文化知识以及批判精神对于我也 是一个启迪。对于这样一位首先是作为思想家而存在的人，在追穷其 理论责任的时候，仍需要保持健全的平衡感，不然不足以保持客观和 理性，而会蹈于浅薄和空虚。引用黑格尔的话：不要在倒脏水的时候 把孩子也一起倒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过去的人和事最缺少的可能就 是这种客观精神。比如80年代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比如现在很多人 对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无不如此。我坚持康德的原则：批判，就是把 问题彻底地弄清楚。
马克思主义对那些中共的权贵们有恩，但对我及对中国国民无恩。所 有的论证可以从中国现代史中悟道而成。我也可以从我的亲身经历和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中的所作所为悟道而成。马克思主义有他的合 理的成分，可是相比之下，自由民主主义的合理的成分比他的还要多 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自1978年10月11日到现在的中国自由民主宪政运 动的全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抛弃，而全面地去争取人权自由 民主是全民族所应该作的事情。所谓杂文似的批判文章，我很反感， 但我更反感抽象和空泛的批判文章。我赞赏康德似的批判精神。我是 一个康德学说的崇尚者。同时，我更欣赏哈耶克的古典主义所传承 下来的自由主义的精髓。当然，康德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很好地探 讨哲学、政治、甚至文学和艺术之时，能遇上一个好的同道是很难很 难的。其实只要有这么两、三个就足以了。因为，朝圣的路是很艰难 的，谁能高攀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高峰”？对现实的批判要客观 和理性，同时也要有深厚的感性底蕴和敏锐考量的超然觉悟，否则， 就会失去平衡和趋于空泛。
上述的东西，就是我要说出的心里面的感动和启迪。它太伟大了！给 人以希望──不是鲁迅说的“希望与绝望正与虚妄同”──而是基于 一种较为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以及敏锐而超然觉悟的判断。
对马克思主义的死的和活的理论的分析，是我历年来所要做的哲学的 分析随笔。在此中也有比较好的分析和较客观的文论。老实说，我对 马克思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当然并不是说，我没有看他的学说，有很 多的现实都表明了：他的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我们要看准他 的政治哲学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暴力杀戮和暴政对人类 的戕害。当然我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对社会没有用。比如他在经济学 说中的剩余价值就很不错，但是却已经过时了。卡尔．波普尔在《开 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他的批判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却是很不得力 度。这就是说，一个教条主义者对一个倡导阶级斗争及其暴力革命的 始作俑者在其精神的对比下，本身就低了几个层次。可是，《开放社 会及其敌人》却使我看到了另一个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出路。如果再更 有些力度，那就太好了。我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对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批判，我想是否能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做文章，因为我们 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恢弘的、能适应于中国社会革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 工程，而且，在保证自身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将自己融入到 中国宪政自由民主的社会革命的大潮中去。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而每 一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
在某种意义上，人道的灾难，是极权主义所造成的。极权主义必定要 消灭。但是。其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甚为复杂。先撇开实践不谈，说一 下理论。我研读马克思及其后学著作不算太多。马克思的理论其实相 当复杂错综。就其知识结构而言，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目光 相当宽广而深邃。他的理性主义的基调是从古希腊哲学的根子上长出 来的，所以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成果。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一般都 达不到那种深度和广度，以至于对其学说发生了必然的误解。记得南 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史》中，就对东方的 国家说过如下的话：在没有经历过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东方，要理解 马克思主义困难重重，要对其作出发展就更为困难了，除非在历史重 大变化时刻能够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意如此）而弗 氏在同一本著作中却彻底批判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这本书是在 1960年写就的，国内是在1962年翻译过来的。
但是，实际上，我对马克思的学说还是心存疑虑和恐惧的。我比较注 重历史的经验和社会的实践，因而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被 他的党徒们阉割和篡改了。我不怀疑它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在这理 论中，丝毫没有对个体自由与个体人格价值的论述，哪怕是里面所透 出对自由民主的折射令我崇敬。当然，我比较孤陋寡闻，学识不高， 对这个理论没有作过深入的探讨。可是，恕我重复，这个主义确实是 在中、俄两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彻底地失败了。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缘故。如果它在早年 间，就为苦难的人类作好了自由民主的精神和理论上的准备，那我们 也就没有必要去从其他的理论家的思想中去寻求能够解放苦难人民的 精神武器了。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 是直到现在1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实践，中国国民得到了什 么呢？──专制暴政、独裁恐怖、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 有新闻自由，有的只是镇压、迫害和奴役，剩下的就是八千万亡魂的 嚎啕和控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说研究是必要的。它能使我们 清醒地看清人类的苦难。但是把它当作治国的理论基础，则不但会误 人子弟，而且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共的统治就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不管怎样，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开放社会之敌 的一切理论，我认为我们都要静下心来潜心探讨并作出理性的分析与 批判。
马克思思想中有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精华内容，又有因 为时代限制、社会影响和个人气质与知识的制约而造成的缺点和重大 错谬。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糟粕。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则极力批判普鲁士式的国家主义观念，而这这种观点恰好是现 在中国的主流观念。另外，在“唯物主义”严格的意义上讲，根本就 不是法国启蒙时代的那种唯物主义，而后者恰好是斯大林系统的哲学 教科书中最流行的一套，也就是我们在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所学的那套 教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实就是对社会存在的系统性的分析与认 识的方法。这一点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和英国历史社会学的著 作时就感受到了。马克思的这一方法与这两个非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可 以相沟通的。而后两派史学也借马克思的方法来完善其理论，现在更 延伸出了许多硕果，比如，现在引入的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等史学 方法。而象布罗代尔这样的年鉴派史学大家也不惮引用马克思的许多 论述。这是一种纯学术的立场，是实事求是的。
批判实践中的罪恶是必须的事，而且我们还做得太浅太少。但是这并 不等于就要放弃对一种理论在严格的知识层面上的反思和批判。经过 这番批判后，有价值的东西就应该保留，而糟粕就应该抛弃。我们中 国人的思想传统中很缺乏这种严格的“知识论传统”，而这是西方的 特长。这种长处甚至表现在对于象卡尔．施米特这样的德国法西斯主 义的辩护士身上，他们也要先作一番细致入微的解析以后才敢作结论 下个判断。如果我们不加分析与批判，就抛弃一分精神遗产，是不是 太实用主义了一点儿？
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大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算得上一个 榜样。他的临终遗言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读一下他的东西，必定 启发极大。普氏在1918年4月临终之前几乎一字不差地预言了布尔什 维克的政治战略策略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以及布尔什维克后来垮台的 过程。他对俄国一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的剖析，至今无人能出其 右。而在中国，还看不到这样出神入化的分析，无论在左派、还是在 右派中。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值得说一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哲学家乔治． 卢卡奇。他年轻时曾经亲自参与肇源了现代西方流行一时的存在主 义，同时还是马克斯．韦伯的徒弟，也曾随哲学家胡塞尔学习，后来 转向马克思主义。在1956年他曾亲手参与组织了名噪一时的裴多菲俱 乐部，倡导自由与民主。在匈牙利改革失败后，他还一直坚持不放弃 自己的民主理念，而被流放罗马尼亚。后来因为西方的压力才回到匈 牙利，但一直受到监视与管制，快到临终时了才被官方解禁。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现在再来说说实践方面。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也象现在自由主义 的思想学说与派别一样，流派纷呈，杂乱不堪。如果都要马克思来负 责，其实并不公平。早期的社会主义中其实就有很多思想是包含了极 权主义的病变基因的。比如，布朗基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农民社 会主义等等之类的。列宁的很多思想、毛的很多思想其实并不能算马 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在实践上做的不少事情都不能全让马克思来买 单。
我所认定的政治哲学的范围，它一定要加进人伦道德这一重要的研究 环节。政治如果没有人伦道德的规范及其限制，他就会象杀人的武器 被掌握在恶魔的手中一样。政治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下流肮脏的人生游 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伦道德的规范和约束。然而，人伦道德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那么，它就会堕落成暴政王朝的帮凶。但是， 法律如果没有得到国民的全民公决的认同，这种法律还是专制暴政的 恶法。它的伤害程度会胜过帮凶式的人伦道德。中国近代的各式革命 就在于上述的三段式的逻辑递增没有搞清楚，以至于象胡适、章太炎 这样的自由民主的非暴力的革命家，其政治主张在那个时代里一直都 没有得到实施。他们所主张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在实践的过程 中，被孙文的“党治国家”的专制学说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打翻而退出 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国民及其近代史的悲剧。如果说，当时的“全 国联省自治运动”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并形塑一个真正的联邦共和的国 家形式，那么后来的中共的暴力革命就无法形成气候，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自己就都不会受到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 迫害和屠戮。多么可叹的中华民族！历史就是这样，它和人类社会和 自然宇宙这个宏观的世界，就是在一种不为人类所知的轮回之中，不 停地循环和旋转着。而这种历史的轮回往往都会呈现出旧时间和新时 间所记载的相似内容。可以这样说，国民革命时代被暴力革命所镇压 下去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说不定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内会带着 满身伤痕、闯进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重新发出恢弘的呼唤。这也许 是一种“世界的轮回”吧。我也说不准，因为我的这个论点是得到过 佛教教义的启示。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还很薄，也许不会撑得到多 久。但是既然提出来了，那么就坚持下去，去撞南墙吧，也许会使我 悟到精神痛快的觉悟。
提起佛教的轮回学说，我以为也是一种带有人性原罪的特质在里面。 人性本身就是恶的，人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贪欲，是造成人性原罪的根 本。由于极端的贪婪，这就势必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一种以暴力掠夺的 乱象，于是杀戮成风，人性的罪恶就随着暴力掠夺的数据急剧增长。 这种急剧增长的罪恶，被佛教视为冤冤相报的轮回报应。六道轮回 （天、人、恶魔、畜生、饿鬼、地狱），哪一道，都好不了哪里去。 所以佛教就提倡人（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必须修炼，必须向佛。 因为有了宗教信仰，有了神圣的佛菩萨在心中，如俗话说：举头三尺 有神明，人的起心动念就会在冥冥当中受到抑制。也就是说，人在修 炼中觉悟了，所有的行为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态，于是，贪婪和作恶的 心理就会相对的减少。
如果说，人没有宗教信仰和不去进行行为修炼，那么，当人作恶多端 而死去，他的原罪和他所作恶而增长的罪孽，就会使他堕入恶魔道、 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使他永受折磨。当然，这些东西，对一个 无神论者来说，是绝对起不到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类社会 才会出现无数的天灾人祸。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堕落和 罪孽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一个堕落和罪孽的 人。这就是人类的原罪在没有进行宗教修炼后，所呈现出的精神状 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急功近利，而急功近利在人的思想 中是一种坏疽。它能使人发展到病态式的疯狂。孙文就是这种急功近 利式的疯狂者。尽管道貌岸然，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着龌龊猥琐和下 流。他身上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明中的人伦道德，实际上都使他 感到周身不舒服，但是他必须用这些东西来装点他的政治门面。当他 的的急功近利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挑战时，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人伦道德 就都被他践踏在脚下。剩下的就是暴力革命屠夫的形象了。他的“党 治国家”的暴力革命学说，被他的两个得意门生蒋介石和毛泽东发展 到了疯狂的极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教训。孙文的身上体现了 懦弱的知识分子和暴力的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这种 双重性的打压下，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一种暴力的恐吓和另一种怀 柔的诱惑，都会使人们落入被奴役的套圈。因为中国国民在某种意义 上生性善良，加之几千年的封建奴役的统治，于是在这个国度中正义 和正直的概念，基本上都被阉割或被歪曲。所以，他们总是对自由民 主宪政这样的政治词语带着仇恨或不理解的态度。这就使得一次次的 自由和民主的机遇都从他们的身边滑过，而使他们一直都过着被专制 暴政和独裁恐怖所奴役的生活，我想这还是一种“历史的报应”吧。
我不是要在这里宣扬一种悲观的论调，因为在当代这场中国自由民主 宪政的和平革命中，我始终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我的绵薄之力。但 是我永远认可：悲剧性的英雄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和经验的先哲。
这个时代正如你所说的，是处在20年代陈寅恪和吴宓两先生说描述的 那个时代。我同意你的说法：中国需要来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也可 以说成是伟大的自由民主的民族解放的复兴。它需要借助文学与艺术 作为载体来凸显它的恢宏。正因为只有少数类似于刘军宁、刘晓波、 余杰、王怡这样的人在不停地追求，才显得这场文化革命、政治革命 和自由民主宪政革命以及民族解放的革命如此的重要。我说的革命不 是暴力革命，而是渐进式的和平革命。关于革命一词，我现在正撰写 一部著作《中国革命论》。我将在这本书中对革命这个名词作出论 证。
是的，对于低俗浅薄的社会和民族，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只有进行渐 进式的启蒙和教育才能使这个社会和民族觉醒乃至复兴。这当然是正 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象刘军宁、刘晓波、余杰、王怡他们做到了，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阵地。可是我们呢，没有！我总觉得中国的知 识分子只要占领了一块文化地盘，就象山大王一样，各自为阵，生怕 别人进入了他的地盘，犹如一个战战兢兢的王伦。想想看，如果中国 的知识分子都象王伦一样，中国的文艺复兴什么时候才能蔚为大观 呢？
我们要想投身进入这个文化战场，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王伦这样的势 力，而后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陈寅恪先生与吴宓先生在20年代于美 国所作的对话，当中谈及中国人太过实利，致一切皆将落实，结果是 处处都不落实。生命意趣低俗浅薄，社会文明盘旋不进。现在我们正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然，也有不少优秀之士、杰出之士孜孜以求， 有如类似于刘军宁、刘晓波、余杰、王怡这些人，奈何独木不成林！ 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这种复兴或者说解放应该 象德国近代古典文化时代一样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元素，提高民族的文 明水准。以此为基础方可有光明的未来可以争取之。低俗浅薄之文明 必造就低俗浅薄之政治，必造就低俗浅薄之民族。这正是我等当努力 改变的大势。所以我反而不太心急了。而且对未来反而有了几分谨慎 的乐观，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泪流满面的乐观。
最近，我在国内的网上和国外的网上看了很多名人写的文章，有太多 的人都没有思想深度。说到底，也只是一种中学生的水平。在我生活 的地区，有思想深度的知识分子也很难找到。你难以和他们对话，他 们那种急功近利，俗不可耐的“风度”足可以让你无所适从。但是我 知道，曲高和寡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因为在社会革命的大潮 中，我们必须投入到其中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一边要加强思 想的修养和加深思想的深度，又要和这些“风度君子”们接触，还要 和他们进行笔战撕杀，有时真使我会想起鲁迅的日子真不好过啊！但 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精卫填海”的思想 革命的不归之路，这就需要我们鼓足勇气，不停地修炼自身去直面人 类社会。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深沉的思想劳作的时代。我们需要能使人 类社会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境界，这就需要我们出大力去创造 一种适宜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还有思辩哲学的恢弘的 理论工程，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所 以，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思想的创造工程，它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 参与，但是它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这就需要时间和甚至几代知识 分子的努力，当然我相信，会有人来参与的，但是有多少人我不知 道。我希望我们能首先进入这一理论工程前沿。
我对现在很多浮闹的东西都很忧心忡忡。这主要是出于我自己的文化 视角。马克思主义当中有好有坏，正如儒家学说有好有坏，也如基督 教当中有好有坏一样。不管什么学说，作为知识，对于我们的思考都 是有用的──或者作为正面的启迪，或者作为反面的教训。思想工作 也象人生游历一样，看尽山水方可知道世间美景。我们就象当年的徐 霞客一样，在思想的王国行走，走得越远，看得越多，得出的东西才 越好。
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我想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了。因为 在早年，由于对他的学说充满着怨恨，所以便放弃了对他的学说的研 究，如果现在将他的学说拣起来势必要吃力得多。所以，我是否感觉 到对他的研究，不要进入得太深。因为无论如何他的主义确实是在中 国和俄国的实践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是事实。将他的东西作为一 种哲学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范围，我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们的一生，时间确实太少太少，一生中只有二、三十年的思考和创 作时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那就太不值 了。况且这种主义确实使人类受到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尽管这些苦难 与马克思本人无关，但是一种主义的出笼及其在社会中的实践，好与 坏，都将使人类社会的走向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说，任何思辨的哲 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都要受到社会的实践，才能指导社会繁荣和 昌盛。
我之所以思正，是要正本清源。触我之思者正是多年的生活经历和源 自生活与历史的苦难。当然很多苦难并不是我自己亲身承受的，而是 我身边的父母长辈、兄弟姐妹。我一直以为这种批判不能停留于简单 的事实陈述或者修辞学练习。理论的对手需要用理论的严格指认和论 证来批判。所以我对杂文式的批判不大感兴趣──固然它有自己的价 值，但是对于深邃的历史而言，则显得太过轻佻。我的文章还只是一 个小小的开端，太过抽象和空洞，这令我自己非常不满意。如果要写 出经典性的文章，就需要坐冷板凳，就需要象苦行僧一样孤独地行走 在精神的废墟上，就需要花时间，更需要有人切磋。现在尤其需要有 切磋的同道，需要他们在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思想史以及经 济学、宗教学方面都有深厚的学养，以及唯以真理为依归的探索精 神。我不相信光靠杂文便可成就自由的事业。
对于马克思我有批判，以前在阅读他的过程中，我培养出了一点最基 础的思辩能力。而且他深厚的学术和文化知识以及批判精神对于我也 是一个启迪。对于这样一位首先是作为思想家而存在的人，在追穷其 理论责任的时候，仍需要保持健全的平衡感，不然不足以保持客观和 理性，而会蹈于浅薄和空虚。引用黑格尔的话：不要在倒脏水的时候 把孩子也一起倒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过去的人和事最缺少的可能就 是这种客观精神。比如80年代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比如现在很多人 对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无不如此。我坚持康德的原则：批判，就是把 问题彻底地弄清楚。
马克思主义对那些中共的权贵们有恩，但对我及对中国国民无恩。所 有的论证可以从中国现代史中悟道而成。我也可以从我的亲身经历和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中的所作所为悟道而成。马克思主义有他的合 理的成分，可是相比之下，自由民主主义的合理的成分比他的还要多 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自1978年10月11日到现在的中国自由民主宪政运 动的全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抛弃，而全面地去争取人权自由 民主是全民族所应该作的事情。所谓杂文似的批判文章，我很反感， 但我更反感抽象和空泛的批判文章。我赞赏康德似的批判精神。我是 一个康德学说的崇尚者。同时，我更欣赏哈耶克的古典主义所传承 下来的自由主义的精髓。当然，康德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很好地探 讨哲学、政治、甚至文学和艺术之时，能遇上一个好的同道是很难很 难的。其实只要有这么两、三个就足以了。因为，朝圣的路是很艰难 的，谁能高攀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高峰”？对现实的批判要客观 和理性，同时也要有深厚的感性底蕴和敏锐考量的超然觉悟，否则， 就会失去平衡和趋于空泛。
上述的东西，就是我要说出的心里面的感动和启迪。它太伟大了！给 人以希望──不是鲁迅说的“希望与绝望正与虚妄同”──而是基于 一种较为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以及敏锐而超然觉悟的判断。
对马克思主义的死的和活的理论的分析，是我历年来所要做的哲学的 分析随笔。在此中也有比较好的分析和较客观的文论。老实说，我对 马克思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当然并不是说，我没有看他的学说，有很 多的现实都表明了：他的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我们要看准他 的政治哲学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暴力杀戮和暴政对人类 的戕害。当然我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对社会没有用。比如他在经济学 说中的剩余价值就很不错，但是却已经过时了。卡尔．波普尔在《开 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他的批判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却是很不得力 度。这就是说，一个教条主义者对一个倡导阶级斗争及其暴力革命的 始作俑者在其精神的对比下，本身就低了几个层次。可是，《开放社 会及其敌人》却使我看到了另一个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出路。如果再更 有些力度，那就太好了。我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对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批判，我想是否能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做文章，因为我们 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恢弘的、能适应于中国社会革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 工程，而且，在保证自身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将自己融入到 中国宪政自由民主的社会革命的大潮中去。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而每 一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