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友杨阿鲁
星期四 二月 21, 2008 4:20 am
难友杨阿鲁
他原是诗人，他的灵魂无意中遇到了一片广阔的绿野：他该有机会提前看到二十个世界的残骸了。
――巴尔扎克《驴皮记》――
如果把监狱比喻为炒菜的锅，那关押在其中的囚犯便是调料和菜肴，监狱长呢，算一双看不见的黑手把持的锅铲吧，将它铲动翻转，被煎炒的犯人搅拌均匀，弄出比较满意的滋味，就成了现在的行话――和谐。这样的炒菜，监狱里叫调房，翻来覆去的折腾。驾驭中国人之便，得先弄成一盘散沙，彼此丛生矛盾，为之忌恨，统治起来才会易如反掌。自从有了桃园结义，水泊梁山之说，还讲什么安定团结，那是痴人说梦。毛导师一生挖空心思搞家天下，幕僚畏服，民众跪拜，不外乎是这家伙精于挑拨离间，欲盖弥彰，出尔反尔；属下如履薄冰，惊恐万状，才好翻云覆雨，分化瓦解。同样之理，这个共和之名的酋长国的最大成就，不外乎人人都会了毛家绝技，整起人来易如反掌。监狱长也不例外，他最怕犯人相识相知越久，图谋不轨，有暴动越狱之嫌，想到就睡不安神。为此，隔三岔五在号房之间将犯人对换，利用他们闹矛盾，背后彼此揭发检举，以毒攻毒。更有人对“宽大”的诺言诱惑深深，寻求立功受奖机会，凡事也说得天花乱坠，当是让监狱长的安眠葯。
像我们这种长期关押，久不判决的人犯（这是正规的称谓判决前，反之才叫犯人），历经多次调房，山不转路转，总有机会从咫尺天涯转到天涯咫尺。
阿鲁在那天被调进之后，我们久违而遇，彼此点点头。初入监狱时，在那汹涌澎湃的批斗游街中，我们共车同属前排四人被五花大扎，背后有武警民兵抓捏挟持，前面是胸牌悬吊，头颅被勒令低下，别说聊天，彼此看一眼都不行。从那之后，在同牢狱的不同牢房，经年的关押之后，彼此也是心知肚明。与他关押过的，有同案之嫌者调进我在的牢房，提起阿鲁，都说是重犯。他大约比我早三月入狱，一进来就被关押小号（为重犯或死刑犯考虑的号房，有的还要上镣铐），如果那年运动不停，他的钵钵飞掉（弹穿脑袋）极有可能，幸好老家伙们弄“四人帮”还顺，而后的阶级斗争口号消音也快。一段时间以后，办案的不想多杀，他才被调普通房号，把钵钵保住，省得判官小鬼薄上少了一钩，算他命大。
阿鲁就是当年被我党讽刺挖苦加捉弄的那种知识分子——演马尾巴的功能——的典型模样：瘦瘦的骨架，深度的眼镜，苍白的皮肤，背脊的弯曲，加之蛇腰的细瘦，显得弱不禁风。他个子中高，五官清秀，配上细眯的眼睛，淡淡的眉毛，小而坚挺的鼻梁，薄薄的口唇，还有那饱满的天庭，怎么看，都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在“四人帮”的老板垂垂流口水的横行的日子，这类型学者最被人瞧不起，甚至无缘无故被欺。那是个推崇五大三粗，气壮如牛的年代，谁斯文谁倒霉，坏分子臭老九挂号，为人不齿。才进来的日子，阿鲁习惯性地在囚室过道漫步，又不与人言，被误认为傲慢。有囚犯看不惯就想凌辱他，用语挑衅，出言下流，被我当即制止。
那次牢狱“开会”之后，他才对我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了。那是因为陈远志被调房，监狱长居心叵测，先用离山之计，以便挑动囚犯暗箭中伤，让他有机会出口恶气。这也怪陈远志不省慎，初入狱的那半年多，他总是有意无意，时时顶撞监狱长，完全不把这位狱中大员放在眼里似的。一般说来，平心而论，监狱长对政治犯还是监视从严，刑罚从宽，很少对政治犯动用绳索镣铐，除非要枪毙的，说不得了，那是需要好好“保管”，提出还是活的才要得。陈远志在牢狱的挑刺，有的针对监狱管理，有的这是指责监狱长个人，让他当众出丑，监狱长又不能和他辩论，时常是不理他而罢，但内心当然会咬牙切齿，狠之入骨。对于他那些申张正义的直言，我佩服，但他有时候也过分，丝毫不考虑自己目前是来到矮檐的囚犯，那么犯上作乱的好像有意拿监狱长来开刷，比如偶尔的开会训话，学习文件，读报刊杂志来统一思想洗脑，在那时代和所谓延后的一段时期都属于每个单位必须照章办理的活。大家都“依理服法”端坐院坝地上，听监狱长的训话和他那吞吞吐吐的读报时，陈远志坐在犯人堆里，冒出些话：“监狱长，你念到的讲革命人道主义那段，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呢？把大家饿得哭兮兮的。”像这样的话，监狱长根本无法对答，也不便立即撕下脸来对他，只有不理不睬的讲解下去。当然，那样的报刊多是讲的严打和镇压占绝大部分版面，零星有几句话说人道。最后，监狱长终于设法利用犯人整犯人的拿手戏，用人背后检举揭发，搞材料加分，置人于死地莫非是纸上春秋，从上到下心知肚明的灵丹妙药，此术有请君入瓮之能，东厂之士望尘莫及。
平常，监狱长要搞小动作时，多是叫告别囚犯出去询问，了解牢房里的动态，或某人行为，但那天我们十几人通通被叫到一间空房，说得好听得是开会，实际是故伎重演，一如一如既往，我们得依次靠墙蹲下，这样规定的行为，是犯人必须做出的低下姿态。监狱长坐在那张小小的书桌前，掏出钢笔对准记事本，煞有介事歪倒又直，看他做文字的别扭比搞枪麻烦。他拉长浓重的河南口音：“今天叫你们来，给大家一个机会，揭发检举那位反革命分子陈远志的反动思想言行。你们这里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哟，就是，也可以立功嘛。你们天天和他关在一块，反动思想是纸包不住火的。知道什么说什么，象竹筒倒豆子，通通告诉我，好不好？大家要争取立功受奖，一个个来，好现在开始。”
这样一说，都知道监狱长――是矮子过河――淹（安）心了。室内最先一阵沉默，我暗暗担忧。大家都不做声，低头看地的，斜着目光最多看到监狱长的鞋头部分，没有人敢直射目光对看，那叫态度不端正。就在这么沉默僵持之时，一个细声细气的话语冒出：“我听到他那天说，像这样关下去，要关死人的哟。”这是个矮矮的家伙，平常看他在牢狱里倒是个不多言语的农村人，这时候倒积极起来，支支吾吾，畏畏缩缩，开头揭发出第一条罪行。那是讨好监狱长的正中下怀。
“嗯，好！你说得好。就要这样说。” 在牢狱里散布反动言论，监狱长一听来了兴趣，津津有味的纪录在记事本上，脸色好看几分。他再抬起头盯着大家，继续开导：“再想想，平常总有很多话说，大家都好好回忆。”看来，这样下去，东拼西凑，有些家伙擅长添油加醋，瞎编乱造，只要能讨好，争取判刑减少，或留在监狱做红毛劳动号，不遣送外地，那是刑事犯罪分子们都想留下的愿望。监狱长摸准这种心态，管束就更容易。这次，只要再多凑几条，陈远志必将倒霉无疑。
我心里暗暗焦急，突然急中生智，也不顾监狱长如何反感，我有意拖长语音，又轻又慢的反驳：“他造谣了吧，明明陈远志没有说这话。借机报复人家。倒是他说过要是判了刑，就只有在劳改队里呆一辈子算了，回到地段上受人歧视，永远不得安生。”他确实这样说过，多数囚犯都有这样的言论，这是共识，本无可厚非，但此时此刻，我不得不借题发挥，将他的话添油加醋，无限上纲：“党和国家把我们关进来，是要我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对我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我们尽早的回到人民队伍，而不是把我们永远当囚犯，破罐破摔，不留后路。你这话明明是恶毒攻击党的人道主义政策。要继续与人民为敌的论调。”这么一堵他的嘴，也煞住了另外鬼迷心窍想立功的。监狱长本来已经和颜悦色了，这下哭笑不得，脸色阴沉，想训我又找不到理由，气得只好把记事本一翻再一关闭。看没人做声，就灰溜溜的一声大叫：“好，好，好！今天这会不开了，都给我回去…..！”把我们押送回房。
这下，陈远志躲过一劫。他本是教师，被定反革命是属帮派之列，与阿鲁罪行殊途同归，两人曾经同房，都是文人，交谊颇深。经过这次顶撞，阿鲁和我的交谊长牢里保存到牢外，直到几年前。这是后话。
阿鲁姓杨，湖南洞口县人，最初听他那湖南口音，我很不习惯。说到他的家事渊源，好像与鲁迅过不去的那个――为救学生而被害与日人屠刀下的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还有什么亲属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和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又有点沾边。阿鲁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他的姑夫是该系主任，这是他在那学文倒霉的时代，报考理科的主要原因，说到他的姑夫，阿鲁遗憾而言：“唉！他把我视为出己，比亲生的还好。今生今世，无以为报了。不知我的下场，对他的打击是何等伤痛。”当他流露这样的情感，我叹息时又觉得是运气。人生总有不定的变数。阿鲁说他的父亲是家乡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也属学者，因此，他除了医学，还精通诗词歌赋，从小打下文学和史学的雄厚基础。他的学识极广，除本科的化学而外，文史哲，英语日语，中医，音乐都有不同深浅的造诣。
阿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北碚制药五厂，他是技术员，研究葡萄糖的分析化学，距离我所在单位就一两公里之距。而我是机修钳工，彼此不同厂也不同行，要不是牢狱之缘，我们永远不会见面。他有位叔叔是西南农学院教授，捕前他已经离婚，生有一子，女方也是教授之女，大难临头各自飞，入狱前就离了婚，大概是他的先见之明。儿子永远随了母亲，再没有机会见面。到而今，他的儿子应该是年越三十，一如当年坐牢的他。也许儿子除了继承他的IQ而外，永远不知道自己还有关这样的父亲。
1976年的中国本是大乱的好机会，深宫老皇已经行将就木，指日可待，局势危如累卵，皇后皇妃皇女皇侄都急不可待，上跳下蹿，社会开始动荡分崩，民不聊生，军心动乱，崩溃之状，中国各地民间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阿鲁当年年青气盛，以他的满腹学识，写了不少批判共党加马列谬论在朋友中散发流传，一如他后来告诉我，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观念彻底批判，对独裁者揭露，对共产制度的黑暗性探讨，年青人的头脑总容易发热，彼此一块三吹两不吹，大有揭竿而起，模仿刘项汉祖，先打乱棋盘，再重起炉灶。他们首创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海外也有同名党派），据说组织人员横跨湖南贵州四川，同案进北碚看守所的有重庆南岸抓来的两个年青，都是同龄人，彼此谈得来，在一块儿分析时局，真是另门生路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逎。”为此，阿鲁的组织横跨几省，在我们这个地区看守所里，成了特种大案要案。要不是撞在1977年才被捕，那他比遇罗克要张志新危险得多。纵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被敲飞。
阿鲁在狱中作诗不少，这首：“投身无门苦中阴，我身何曾染无明。报应从来无凭据，怒发如剑射天庭。”让我至今尤记。在那铁窗里的岁月，我与阿鲁时时盘膝打坐在炕上，侃侃而谈，有的话敏感话题，我们不得不用彼此能懂的隐语。有次我得到家书，父亲的话是要我好好服从政府管教，争取从宽处理，家人畏惧牢狱不给转信，不得不套用官腔，但我读来五味俱全，感触之余作句：“家属传来仅数言，话语如鞭六月寒。摇头思绪何然怆，望眼铁窗鸣秋蝉。”阿鲁还为我修改一字。有时候我们说到那年代的流行御用哲学，马列思想被吹捧为神仙那么高不可攀，被阿鲁一语道破：“马克思最愚昧之处在于把商品经济的剩余价值走向弄错，把矛盾绝对化，由此挑乱天下，产生了横行无忌的独裁者，这是祸根。其实，财富的增添，国家对税收的控制，那是水涨船高，利于均占的。资本主义发达，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你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能征惯战，一个有思想家的民族，国家必然强大，比如尼采的为意志论就对希特勒有直接影响，”听他这么说，我顿开茅塞而又暗暗自愧，回想自己竟然被党八股文牵动思路，没有能跳出藩篱。阿鲁到底是阿鲁。我们不时的交谈中，他也流露对德国古典哲哲学，如康德先验论，黑格尔辩证法，叔本华悲剧等人的思想有深刻理解，对欧洲也是文化如数家珍，对中国思想和文学脉络更了如指掌，他甚至还有作曲的兴趣，据说在单位还是乐队指导。他对本科知识更是研究精深，从玉米提炼过葡萄糖之后的废渣里，又分解出另外有用的物质，他把自己的研究报考寄到四川大学，不久之后立即有教授带员来与他合作，直到阿鲁入狱之后，还被提审出去询问这个项目细节，据说最后成果被四川大学获取。那年头的科学工作者什么都要献给党，毫无报酬。他还利用空余时间，作些国外科技文化的资料翻译，不时寄到有关机构给与发表。其中，就他了解的外部世界，告诉我台湾港口吞吐量居世界前列，台湾造船业的发达，船舶吨位等等数据，这些都来自他获得的原始外文的资料所获，在毛时代的同胞，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台湾在水深火热中，人民随时等渴望我们去解放，大张旗鼓宣扬徐挺泽驾机叛逃回归，殊不知我们的飞机跑过去的更多。那时候的阿鲁在我心目中是伟人又是巨人。至今犹记他漫步在牢房那几米的过道空间的模样，步伐带着沉思，消瘦过度的身体，皮包骨头的背脊上，是挺出颗颗清晰突兀得象算盘珠似的骨节，额头上的深度眼镜，柴棍般的双腿，昏暗的牢房，微弱的光线由铁窗里浸进，覆盖着他身上，将光明与黑暗混杂之他的目光中，天地宇宙万物潜伏于他那深沉的脑海，他像一个巨人，正用轻轻的脚步踩踏着一个荒谬的时代，唯有屋脊顶部的瓦缝里吊着蛛丝，好像要把他的思绪带走似的飘摇。我暗暗庆幸有这样的“与君多席话”的机会。随着时光的推移，一天天周而复始的困居，我们在一块大概有八九个月的同居日子，对于那时还年青幼稚而蒙昧的我，阿鲁是一团光和火，照亮着我，也温热了我。
长期关押，饥饿于潮湿地囚房里，那是最考验身体素质的鬼门关。一度时间以后，阿鲁说背部疼痛，牢狱里只有两种万应灵通的圣药――感冒片，红药水，无病不治，吃了涂了就看你好生得了。最初，我还以为是因潮湿而引起地风湿病变，想到火罐“拔寒”之法，用玻渣划破他的痛处皮肤，然后用点棉花燃烧投进小玻璃瓶，随之压扣在他背部，这样天天一次，久之仍不见缓解。看他的病情慢慢加剧，看他不时用手向后面背脊抓揉，真难受。
牢狱里闲极无聊，我想利用空余时间向阿鲁学英语，枕边有两本马列被许可带来的书（反杜林论等）页后的注释英语作为教材，他为我讲解并发音，不想这样也被一个混蛋告密，监狱长得知我们在学外语哟，立即毛骨悚然，把我调出去，还质问为什么不学毛著，去学那些西方人的东西。英语是毒品，对我党有敌意，想学就是想反党，大同小异论处。这是监狱长的逻辑，也是年头流行的常识。我的一位朋友之父，“旧”社会是英语教师，“解放”后被暗管调职，列为危险分子。就凭那点ABC生疑，他将阿鲁调离相隔两间牢房。从此以后，我们只有在早上出来提桶时偶尔交换一下目光。最后那段时间，不见他出来一晃。再过数月的一天，我在风门口看阿鲁被一个红毛背出去，我以为是病痛加剧，出去治疗吧。后来传言，他被判刑八年。
最后我给阿鲁帮助是因为那次我宣布绝食，预审科的曾科长来到牢里将调我出去面谈，那是我坐牢以来遇到政府官员最人道的一次交流。当这位容貌瘦瘦的中等个子的监狱官员平地静问我坐牢以来，对监狱管理有何看法，我据理力争，直言监狱管理的种种不人道处，食品量少，没有阅读资料，我们需要报刊，了解形势，允许家人送药，不能就以红蓝药水和消炎片就赋予那位曾经只能医诸骟狗的狱中华佗（对那个狱医囚犯的称谓）乱下处方，如此等等。曾科长默默点头，也做了些解释，并答应力所能及的改善。那次会谈之后，我们能读到过期一两天的废旧报刊，也聊胜于无。就此之便，我写信叫妻子送药，得到一盒蜂王浆，我舍不得吃，考虑到阿鲁身体不行了，趁早上出来打水开门，监狱长不在，由仁慈的副监狱长开门后远远站着目光往别处的时候，火速递送到他的房间。作为朋友，我仅仅只有那点微小的心意。不过，出狱来我倒是时时想到他。总为他的下场遗憾，更不知道他是否活着。在中国，人品以及才能的运气总是反比，像毛著叫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样，非荒谬二字可言。
几年后，我出狱以照相为生的时候，时所想阿鲁，在狱中时我把他给的湖南住家地址，用筷子头削尖刻写在毛著里页，用侧光能辨识，那是我们在牢狱里唯一可能的写作，尽管这样，也得偷偷摸摸干。凭此，我曾试着给他家里去信，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只想知道他的送刑罚地点，也许可能再联系。谁知不久得到回信，还是阿鲁的亲笔，刚劲有力的行书体。信中告诉我他服刑者重庆所在地的四川省第二监狱。因为疾病临绝，狱中让他的大哥来接回去，当保外就医论处，这是对重病犯人的变相推卸，是死是活听天由命。想不到阿鲁居然活过来，有了见天的自由。见信，我为他的因祸得福而高兴，记得他的回信有“乍暖还寒”之语，可想处境不很乐观，被当地监控自不待言。那年头，我忙于生计，无法脱身去看他。想不到在忙碌奔波中，住房被弟弟重修，那信件书籍等被折腾得荡然无存，我们从此失去联系。
一晃，相隔二十多年过去，其间，我的生计由几月的木工换为相匠，再干百货生意，而后出国流离南美，由此跨越定居芬兰，静心下来之后，不知不觉投入写作中，开始了对那段日子的回忆，偶有心情是，总觉得写牢狱生涯得让自己再度坐牢，迟迟不能执笔。自从有了网络通讯和搜索软件，一次心有所动，我随手将杨阿鲁三个字打进古歌（google）栏，想不到竟然有了他的下落，页面上出现的阿鲁是湖南一家工广厂长，我大吃一惊，呵呵，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这么多年，造化弄人。古人说贤者处世若锥之出囊，焉有不露锋芒，我就此按图索骥，给他所在的工厂去信，不久得到回应，书信是笔写的字体，凌乱潦草，阿鲁更是高兴，遗憾的是，那时他的工厂分崩离析，发明专利被人盗取，创办人里出现内乱，他辉煌几天之后有陷于一贫如洗，改行做乡村英语教师，课时零零星星，收入朝不保夕。来信时言及在深山老林的破屋朽床上病卧，因寒不得下地，卷缩中颤抖持笔而书。此时此刻的阿鲁文字，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和深邃的灵敏洋溢纸面。而是老气横秋，自愧叹息。呜呼，时代毁灭了他，环境折磨了他，一个星座似的人物走向陨落，我只有惋惜，脑海里还浮现出曾经的阿鲁，牢狱的阿鲁…..。
我投身海外就再没有挣钱的兴趣了，芬兰国家的福利社会令我有了糊口之余，便满足于书丛里和那些蛛丝马迹过不去。这是很甘居下游和不务正业而为人不齿的怪癖，投入汉语更是自认倒霉。对阿鲁我已经是爱莫能助，隔岸观火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叫国内的妹妹汇去一千元人民币，聊表寸心。然而，扫兴的是，那年我回国，想专程走一趟湖南去见他。事前，我的一位芬兰友人沃雅婨，她长期捐助西藏平民，几十年如一日，每月的工薪中，有汇款寄到喜马拉雅山下。这位良心夫人，是我教太极拳时认识的学生，居地离我不远，见面频繁，有时候我们散步时，我对她说到阿鲁与我交往的历史，她也为之惋惜，知道我想回国去，还主动拿出100欧元，委托我亲手给他。谁知，当我回到中国那一月，竟然久久联系不上，打电话不通，我用电子邮件，也无回应。好奇怪，明明我们在芬兰用同样的电话邮件都联系正常。这使我迷惑，也许是他怕见我，如果联系者不是真实的阿鲁，也许是真被当局阻隔，等等念头萦回在心。直到我再回芬兰时候，才见他来信说到，那是因为当地拆房重修，不得已。我惑解了，他究竟是不是我当年的阿鲁？应该是吧。事隔二十多年，我已经无法鉴别曾经的电话中，他的声音。再者，他的来信没有说到曾经牢狱的细节，哪怕是我有意提及，如此等等，我与阿鲁断断续续之交，就此打住。时至今日，我和阿鲁牢房之别接近三十年，人生的这样年头可谓不短，流逝的青春已经随着与牢狱的距离越远而越加无影无踪。
余下的，只有我对那段流逝的时光追忆，那黑黑的牢狱中，年仅三十不到的阿鲁，瘦削的体格，昙花一现的历程，像一点萤火，孤寂的燃烧在故国一瞬，在巴山蜀水的北碚小城。还燃烧在我心灵深处的旷野，时空约束不了的地方，我们一块被镣铐羁绊，五花大扎在游街的囚车上，我们侃侃而谈在囚室中，渐渐虚弱而瘦削到极点的他，最后气息奄奄被背出牢狱：判决！而后，而后……。
我再也写不出什么了。
2008-2-21 再写毕。
他原是诗人，他的灵魂无意中遇到了一片广阔的绿野：他该有机会提前看到二十个世界的残骸了。
――巴尔扎克《驴皮记》――
如果把监狱比喻为炒菜的锅，那关押在其中的囚犯便是调料和菜肴，监狱长呢，算一双看不见的黑手把持的锅铲吧，将它铲动翻转，被煎炒的犯人搅拌均匀，弄出比较满意的滋味，就成了现在的行话――和谐。这样的炒菜，监狱里叫调房，翻来覆去的折腾。驾驭中国人之便，得先弄成一盘散沙，彼此丛生矛盾，为之忌恨，统治起来才会易如反掌。自从有了桃园结义，水泊梁山之说，还讲什么安定团结，那是痴人说梦。毛导师一生挖空心思搞家天下，幕僚畏服，民众跪拜，不外乎是这家伙精于挑拨离间，欲盖弥彰，出尔反尔；属下如履薄冰，惊恐万状，才好翻云覆雨，分化瓦解。同样之理，这个共和之名的酋长国的最大成就，不外乎人人都会了毛家绝技，整起人来易如反掌。监狱长也不例外，他最怕犯人相识相知越久，图谋不轨，有暴动越狱之嫌，想到就睡不安神。为此，隔三岔五在号房之间将犯人对换，利用他们闹矛盾，背后彼此揭发检举，以毒攻毒。更有人对“宽大”的诺言诱惑深深，寻求立功受奖机会，凡事也说得天花乱坠，当是让监狱长的安眠葯。
像我们这种长期关押，久不判决的人犯（这是正规的称谓判决前，反之才叫犯人），历经多次调房，山不转路转，总有机会从咫尺天涯转到天涯咫尺。
阿鲁在那天被调进之后，我们久违而遇，彼此点点头。初入监狱时，在那汹涌澎湃的批斗游街中，我们共车同属前排四人被五花大扎，背后有武警民兵抓捏挟持，前面是胸牌悬吊，头颅被勒令低下，别说聊天，彼此看一眼都不行。从那之后，在同牢狱的不同牢房，经年的关押之后，彼此也是心知肚明。与他关押过的，有同案之嫌者调进我在的牢房，提起阿鲁，都说是重犯。他大约比我早三月入狱，一进来就被关押小号（为重犯或死刑犯考虑的号房，有的还要上镣铐），如果那年运动不停，他的钵钵飞掉（弹穿脑袋）极有可能，幸好老家伙们弄“四人帮”还顺，而后的阶级斗争口号消音也快。一段时间以后，办案的不想多杀，他才被调普通房号，把钵钵保住，省得判官小鬼薄上少了一钩，算他命大。
阿鲁就是当年被我党讽刺挖苦加捉弄的那种知识分子——演马尾巴的功能——的典型模样：瘦瘦的骨架，深度的眼镜，苍白的皮肤，背脊的弯曲，加之蛇腰的细瘦，显得弱不禁风。他个子中高，五官清秀，配上细眯的眼睛，淡淡的眉毛，小而坚挺的鼻梁，薄薄的口唇，还有那饱满的天庭，怎么看，都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在“四人帮”的老板垂垂流口水的横行的日子，这类型学者最被人瞧不起，甚至无缘无故被欺。那是个推崇五大三粗，气壮如牛的年代，谁斯文谁倒霉，坏分子臭老九挂号，为人不齿。才进来的日子，阿鲁习惯性地在囚室过道漫步，又不与人言，被误认为傲慢。有囚犯看不惯就想凌辱他，用语挑衅，出言下流，被我当即制止。
那次牢狱“开会”之后，他才对我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了。那是因为陈远志被调房，监狱长居心叵测，先用离山之计，以便挑动囚犯暗箭中伤，让他有机会出口恶气。这也怪陈远志不省慎，初入狱的那半年多，他总是有意无意，时时顶撞监狱长，完全不把这位狱中大员放在眼里似的。一般说来，平心而论，监狱长对政治犯还是监视从严，刑罚从宽，很少对政治犯动用绳索镣铐，除非要枪毙的，说不得了，那是需要好好“保管”，提出还是活的才要得。陈远志在牢狱的挑刺，有的针对监狱管理，有的这是指责监狱长个人，让他当众出丑，监狱长又不能和他辩论，时常是不理他而罢，但内心当然会咬牙切齿，狠之入骨。对于他那些申张正义的直言，我佩服，但他有时候也过分，丝毫不考虑自己目前是来到矮檐的囚犯，那么犯上作乱的好像有意拿监狱长来开刷，比如偶尔的开会训话，学习文件，读报刊杂志来统一思想洗脑，在那时代和所谓延后的一段时期都属于每个单位必须照章办理的活。大家都“依理服法”端坐院坝地上，听监狱长的训话和他那吞吞吐吐的读报时，陈远志坐在犯人堆里，冒出些话：“监狱长，你念到的讲革命人道主义那段，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呢？把大家饿得哭兮兮的。”像这样的话，监狱长根本无法对答，也不便立即撕下脸来对他，只有不理不睬的讲解下去。当然，那样的报刊多是讲的严打和镇压占绝大部分版面，零星有几句话说人道。最后，监狱长终于设法利用犯人整犯人的拿手戏，用人背后检举揭发，搞材料加分，置人于死地莫非是纸上春秋，从上到下心知肚明的灵丹妙药，此术有请君入瓮之能，东厂之士望尘莫及。
平常，监狱长要搞小动作时，多是叫告别囚犯出去询问，了解牢房里的动态，或某人行为，但那天我们十几人通通被叫到一间空房，说得好听得是开会，实际是故伎重演，一如一如既往，我们得依次靠墙蹲下，这样规定的行为，是犯人必须做出的低下姿态。监狱长坐在那张小小的书桌前，掏出钢笔对准记事本，煞有介事歪倒又直，看他做文字的别扭比搞枪麻烦。他拉长浓重的河南口音：“今天叫你们来，给大家一个机会，揭发检举那位反革命分子陈远志的反动思想言行。你们这里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哟，就是，也可以立功嘛。你们天天和他关在一块，反动思想是纸包不住火的。知道什么说什么，象竹筒倒豆子，通通告诉我，好不好？大家要争取立功受奖，一个个来，好现在开始。”
这样一说，都知道监狱长――是矮子过河――淹（安）心了。室内最先一阵沉默，我暗暗担忧。大家都不做声，低头看地的，斜着目光最多看到监狱长的鞋头部分，没有人敢直射目光对看，那叫态度不端正。就在这么沉默僵持之时，一个细声细气的话语冒出：“我听到他那天说，像这样关下去，要关死人的哟。”这是个矮矮的家伙，平常看他在牢狱里倒是个不多言语的农村人，这时候倒积极起来，支支吾吾，畏畏缩缩，开头揭发出第一条罪行。那是讨好监狱长的正中下怀。
“嗯，好！你说得好。就要这样说。” 在牢狱里散布反动言论，监狱长一听来了兴趣，津津有味的纪录在记事本上，脸色好看几分。他再抬起头盯着大家，继续开导：“再想想，平常总有很多话说，大家都好好回忆。”看来，这样下去，东拼西凑，有些家伙擅长添油加醋，瞎编乱造，只要能讨好，争取判刑减少，或留在监狱做红毛劳动号，不遣送外地，那是刑事犯罪分子们都想留下的愿望。监狱长摸准这种心态，管束就更容易。这次，只要再多凑几条，陈远志必将倒霉无疑。
我心里暗暗焦急，突然急中生智，也不顾监狱长如何反感，我有意拖长语音，又轻又慢的反驳：“他造谣了吧，明明陈远志没有说这话。借机报复人家。倒是他说过要是判了刑，就只有在劳改队里呆一辈子算了，回到地段上受人歧视，永远不得安生。”他确实这样说过，多数囚犯都有这样的言论，这是共识，本无可厚非，但此时此刻，我不得不借题发挥，将他的话添油加醋，无限上纲：“党和国家把我们关进来，是要我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对我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我们尽早的回到人民队伍，而不是把我们永远当囚犯，破罐破摔，不留后路。你这话明明是恶毒攻击党的人道主义政策。要继续与人民为敌的论调。”这么一堵他的嘴，也煞住了另外鬼迷心窍想立功的。监狱长本来已经和颜悦色了，这下哭笑不得，脸色阴沉，想训我又找不到理由，气得只好把记事本一翻再一关闭。看没人做声，就灰溜溜的一声大叫：“好，好，好！今天这会不开了，都给我回去…..！”把我们押送回房。
这下，陈远志躲过一劫。他本是教师，被定反革命是属帮派之列，与阿鲁罪行殊途同归，两人曾经同房，都是文人，交谊颇深。经过这次顶撞，阿鲁和我的交谊长牢里保存到牢外，直到几年前。这是后话。
阿鲁姓杨，湖南洞口县人，最初听他那湖南口音，我很不习惯。说到他的家事渊源，好像与鲁迅过不去的那个――为救学生而被害与日人屠刀下的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还有什么亲属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和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又有点沾边。阿鲁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他的姑夫是该系主任，这是他在那学文倒霉的时代，报考理科的主要原因，说到他的姑夫，阿鲁遗憾而言：“唉！他把我视为出己，比亲生的还好。今生今世，无以为报了。不知我的下场，对他的打击是何等伤痛。”当他流露这样的情感，我叹息时又觉得是运气。人生总有不定的变数。阿鲁说他的父亲是家乡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也属学者，因此，他除了医学，还精通诗词歌赋，从小打下文学和史学的雄厚基础。他的学识极广，除本科的化学而外，文史哲，英语日语，中医，音乐都有不同深浅的造诣。
阿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北碚制药五厂，他是技术员，研究葡萄糖的分析化学，距离我所在单位就一两公里之距。而我是机修钳工，彼此不同厂也不同行，要不是牢狱之缘，我们永远不会见面。他有位叔叔是西南农学院教授，捕前他已经离婚，生有一子，女方也是教授之女，大难临头各自飞，入狱前就离了婚，大概是他的先见之明。儿子永远随了母亲，再没有机会见面。到而今，他的儿子应该是年越三十，一如当年坐牢的他。也许儿子除了继承他的IQ而外，永远不知道自己还有关这样的父亲。
1976年的中国本是大乱的好机会，深宫老皇已经行将就木，指日可待，局势危如累卵，皇后皇妃皇女皇侄都急不可待，上跳下蹿，社会开始动荡分崩，民不聊生，军心动乱，崩溃之状，中国各地民间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阿鲁当年年青气盛，以他的满腹学识，写了不少批判共党加马列谬论在朋友中散发流传，一如他后来告诉我，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观念彻底批判，对独裁者揭露，对共产制度的黑暗性探讨，年青人的头脑总容易发热，彼此一块三吹两不吹，大有揭竿而起，模仿刘项汉祖，先打乱棋盘，再重起炉灶。他们首创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海外也有同名党派），据说组织人员横跨湖南贵州四川，同案进北碚看守所的有重庆南岸抓来的两个年青，都是同龄人，彼此谈得来，在一块儿分析时局，真是另门生路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逎。”为此，阿鲁的组织横跨几省，在我们这个地区看守所里，成了特种大案要案。要不是撞在1977年才被捕，那他比遇罗克要张志新危险得多。纵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被敲飞。
阿鲁在狱中作诗不少，这首：“投身无门苦中阴，我身何曾染无明。报应从来无凭据，怒发如剑射天庭。”让我至今尤记。在那铁窗里的岁月，我与阿鲁时时盘膝打坐在炕上，侃侃而谈，有的话敏感话题，我们不得不用彼此能懂的隐语。有次我得到家书，父亲的话是要我好好服从政府管教，争取从宽处理，家人畏惧牢狱不给转信，不得不套用官腔，但我读来五味俱全，感触之余作句：“家属传来仅数言，话语如鞭六月寒。摇头思绪何然怆，望眼铁窗鸣秋蝉。”阿鲁还为我修改一字。有时候我们说到那年代的流行御用哲学，马列思想被吹捧为神仙那么高不可攀，被阿鲁一语道破：“马克思最愚昧之处在于把商品经济的剩余价值走向弄错，把矛盾绝对化，由此挑乱天下，产生了横行无忌的独裁者，这是祸根。其实，财富的增添，国家对税收的控制，那是水涨船高，利于均占的。资本主义发达，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你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能征惯战，一个有思想家的民族，国家必然强大，比如尼采的为意志论就对希特勒有直接影响，”听他这么说，我顿开茅塞而又暗暗自愧，回想自己竟然被党八股文牵动思路，没有能跳出藩篱。阿鲁到底是阿鲁。我们不时的交谈中，他也流露对德国古典哲哲学，如康德先验论，黑格尔辩证法，叔本华悲剧等人的思想有深刻理解，对欧洲也是文化如数家珍，对中国思想和文学脉络更了如指掌，他甚至还有作曲的兴趣，据说在单位还是乐队指导。他对本科知识更是研究精深，从玉米提炼过葡萄糖之后的废渣里，又分解出另外有用的物质，他把自己的研究报考寄到四川大学，不久之后立即有教授带员来与他合作，直到阿鲁入狱之后，还被提审出去询问这个项目细节，据说最后成果被四川大学获取。那年头的科学工作者什么都要献给党，毫无报酬。他还利用空余时间，作些国外科技文化的资料翻译，不时寄到有关机构给与发表。其中，就他了解的外部世界，告诉我台湾港口吞吐量居世界前列，台湾造船业的发达，船舶吨位等等数据，这些都来自他获得的原始外文的资料所获，在毛时代的同胞，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台湾在水深火热中，人民随时等渴望我们去解放，大张旗鼓宣扬徐挺泽驾机叛逃回归，殊不知我们的飞机跑过去的更多。那时候的阿鲁在我心目中是伟人又是巨人。至今犹记他漫步在牢房那几米的过道空间的模样，步伐带着沉思，消瘦过度的身体，皮包骨头的背脊上，是挺出颗颗清晰突兀得象算盘珠似的骨节，额头上的深度眼镜，柴棍般的双腿，昏暗的牢房，微弱的光线由铁窗里浸进，覆盖着他身上，将光明与黑暗混杂之他的目光中，天地宇宙万物潜伏于他那深沉的脑海，他像一个巨人，正用轻轻的脚步踩踏着一个荒谬的时代，唯有屋脊顶部的瓦缝里吊着蛛丝，好像要把他的思绪带走似的飘摇。我暗暗庆幸有这样的“与君多席话”的机会。随着时光的推移，一天天周而复始的困居，我们在一块大概有八九个月的同居日子，对于那时还年青幼稚而蒙昧的我，阿鲁是一团光和火，照亮着我，也温热了我。
长期关押，饥饿于潮湿地囚房里，那是最考验身体素质的鬼门关。一度时间以后，阿鲁说背部疼痛，牢狱里只有两种万应灵通的圣药――感冒片，红药水，无病不治，吃了涂了就看你好生得了。最初，我还以为是因潮湿而引起地风湿病变，想到火罐“拔寒”之法，用玻渣划破他的痛处皮肤，然后用点棉花燃烧投进小玻璃瓶，随之压扣在他背部，这样天天一次，久之仍不见缓解。看他的病情慢慢加剧，看他不时用手向后面背脊抓揉，真难受。
牢狱里闲极无聊，我想利用空余时间向阿鲁学英语，枕边有两本马列被许可带来的书（反杜林论等）页后的注释英语作为教材，他为我讲解并发音，不想这样也被一个混蛋告密，监狱长得知我们在学外语哟，立即毛骨悚然，把我调出去，还质问为什么不学毛著，去学那些西方人的东西。英语是毒品，对我党有敌意，想学就是想反党，大同小异论处。这是监狱长的逻辑，也是年头流行的常识。我的一位朋友之父，“旧”社会是英语教师，“解放”后被暗管调职，列为危险分子。就凭那点ABC生疑，他将阿鲁调离相隔两间牢房。从此以后，我们只有在早上出来提桶时偶尔交换一下目光。最后那段时间，不见他出来一晃。再过数月的一天，我在风门口看阿鲁被一个红毛背出去，我以为是病痛加剧，出去治疗吧。后来传言，他被判刑八年。
最后我给阿鲁帮助是因为那次我宣布绝食，预审科的曾科长来到牢里将调我出去面谈，那是我坐牢以来遇到政府官员最人道的一次交流。当这位容貌瘦瘦的中等个子的监狱官员平地静问我坐牢以来，对监狱管理有何看法，我据理力争，直言监狱管理的种种不人道处，食品量少，没有阅读资料，我们需要报刊，了解形势，允许家人送药，不能就以红蓝药水和消炎片就赋予那位曾经只能医诸骟狗的狱中华佗（对那个狱医囚犯的称谓）乱下处方，如此等等。曾科长默默点头，也做了些解释，并答应力所能及的改善。那次会谈之后，我们能读到过期一两天的废旧报刊，也聊胜于无。就此之便，我写信叫妻子送药，得到一盒蜂王浆，我舍不得吃，考虑到阿鲁身体不行了，趁早上出来打水开门，监狱长不在，由仁慈的副监狱长开门后远远站着目光往别处的时候，火速递送到他的房间。作为朋友，我仅仅只有那点微小的心意。不过，出狱来我倒是时时想到他。总为他的下场遗憾，更不知道他是否活着。在中国，人品以及才能的运气总是反比，像毛著叫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样，非荒谬二字可言。
几年后，我出狱以照相为生的时候，时所想阿鲁，在狱中时我把他给的湖南住家地址，用筷子头削尖刻写在毛著里页，用侧光能辨识，那是我们在牢狱里唯一可能的写作，尽管这样，也得偷偷摸摸干。凭此，我曾试着给他家里去信，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只想知道他的送刑罚地点，也许可能再联系。谁知不久得到回信，还是阿鲁的亲笔，刚劲有力的行书体。信中告诉我他服刑者重庆所在地的四川省第二监狱。因为疾病临绝，狱中让他的大哥来接回去，当保外就医论处，这是对重病犯人的变相推卸，是死是活听天由命。想不到阿鲁居然活过来，有了见天的自由。见信，我为他的因祸得福而高兴，记得他的回信有“乍暖还寒”之语，可想处境不很乐观，被当地监控自不待言。那年头，我忙于生计，无法脱身去看他。想不到在忙碌奔波中，住房被弟弟重修，那信件书籍等被折腾得荡然无存，我们从此失去联系。
一晃，相隔二十多年过去，其间，我的生计由几月的木工换为相匠，再干百货生意，而后出国流离南美，由此跨越定居芬兰，静心下来之后，不知不觉投入写作中，开始了对那段日子的回忆，偶有心情是，总觉得写牢狱生涯得让自己再度坐牢，迟迟不能执笔。自从有了网络通讯和搜索软件，一次心有所动，我随手将杨阿鲁三个字打进古歌（google）栏，想不到竟然有了他的下落，页面上出现的阿鲁是湖南一家工广厂长，我大吃一惊，呵呵，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这么多年，造化弄人。古人说贤者处世若锥之出囊，焉有不露锋芒，我就此按图索骥，给他所在的工厂去信，不久得到回应，书信是笔写的字体，凌乱潦草，阿鲁更是高兴，遗憾的是，那时他的工厂分崩离析，发明专利被人盗取，创办人里出现内乱，他辉煌几天之后有陷于一贫如洗，改行做乡村英语教师，课时零零星星，收入朝不保夕。来信时言及在深山老林的破屋朽床上病卧，因寒不得下地，卷缩中颤抖持笔而书。此时此刻的阿鲁文字，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和深邃的灵敏洋溢纸面。而是老气横秋，自愧叹息。呜呼，时代毁灭了他，环境折磨了他，一个星座似的人物走向陨落，我只有惋惜，脑海里还浮现出曾经的阿鲁，牢狱的阿鲁…..。
我投身海外就再没有挣钱的兴趣了，芬兰国家的福利社会令我有了糊口之余，便满足于书丛里和那些蛛丝马迹过不去。这是很甘居下游和不务正业而为人不齿的怪癖，投入汉语更是自认倒霉。对阿鲁我已经是爱莫能助，隔岸观火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叫国内的妹妹汇去一千元人民币，聊表寸心。然而，扫兴的是，那年我回国，想专程走一趟湖南去见他。事前，我的一位芬兰友人沃雅婨，她长期捐助西藏平民，几十年如一日，每月的工薪中，有汇款寄到喜马拉雅山下。这位良心夫人，是我教太极拳时认识的学生，居地离我不远，见面频繁，有时候我们散步时，我对她说到阿鲁与我交往的历史，她也为之惋惜，知道我想回国去，还主动拿出100欧元，委托我亲手给他。谁知，当我回到中国那一月，竟然久久联系不上，打电话不通，我用电子邮件，也无回应。好奇怪，明明我们在芬兰用同样的电话邮件都联系正常。这使我迷惑，也许是他怕见我，如果联系者不是真实的阿鲁，也许是真被当局阻隔，等等念头萦回在心。直到我再回芬兰时候，才见他来信说到，那是因为当地拆房重修，不得已。我惑解了，他究竟是不是我当年的阿鲁？应该是吧。事隔二十多年，我已经无法鉴别曾经的电话中，他的声音。再者，他的来信没有说到曾经牢狱的细节，哪怕是我有意提及，如此等等，我与阿鲁断断续续之交，就此打住。时至今日，我和阿鲁牢房之别接近三十年，人生的这样年头可谓不短，流逝的青春已经随着与牢狱的距离越远而越加无影无踪。
余下的，只有我对那段流逝的时光追忆，那黑黑的牢狱中，年仅三十不到的阿鲁，瘦削的体格，昙花一现的历程，像一点萤火，孤寂的燃烧在故国一瞬，在巴山蜀水的北碚小城。还燃烧在我心灵深处的旷野，时空约束不了的地方，我们一块被镣铐羁绊，五花大扎在游街的囚车上，我们侃侃而谈在囚室中，渐渐虚弱而瘦削到极点的他，最后气息奄奄被背出牢狱：判决！而后，而后……。
我再也写不出什么了。
2008-2-21 再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