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茶居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
星期六 六月 10, 2006 9:55 am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
初教语文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之一）
 山城子
初教语文是1978年的秋季。教的是初一的两个班。那也是我初当老师的时候。按理说我是没有资格当老师的。本来是个工人，又在厂机关打了几年的杂，中专二年肄业的文化程度，所学的东西被十六个年头的长期风消雨蚀，也面目皆非了。但因当时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我又是自己找上门来要教教语文的，学校领导也就答应了。
来了之后，没人告诉应当咋样当老师，咋样当班主任，咋样教语文。这倒暗合了我的性格——我的思想一向是无拘无束的，凡事都喜欢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决。我理解当老师就是教书，就教呗；当班主任就是管好一个班的学生，就管呗；教语文就是把文章中的知识传达给学生，就传达呗。岂知那“教”，那“管”，那“传达”，哪里是简单的事呢？
我并非天生没有“不耻下问”的美德，只是性格太内向，凡事就只能自己捉摸。既然教了语文，就先拿来语文教学大纲和教参捉摸。这使我明确了语文育人教书的双重任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通过语文的课堂教学，既要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又要增强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如何完成这个双重任务呢？教参里提供的方法却是：介绍作家---作品时代背景---认（生）字解词---阅读分段---归纳段意---分析主题思想---找出写作特点。就这么个“七段式”，一篇课文要折腾二、三节课。那就先折腾试试吧。
时间一长，看看教语文的老师们也确实都这样做的。而且，一些老教师还强调要让学生把这七个教学环节中所学的都要背下来。比如，要背段意，要背主题思想，要背写作特点。我说背这些干什么呢？答曰考试要考这些呀！为什么要考这些呢？答曰都是这样考的嘛！原来是这样。
一篇课文，即或再有多么了不起的代表性，对人类积累的总体文章来说，也是大漠里的一粒沙子。记住这粒沙子的某些内部的构成，究竟有多大意义？如果是考“背功”，（事实上的测量效果也确实是看学生背下来没有。）实在没有考应当背下来的诗词或优美的文章片断，倒是于“读写”有些意义。于是我不要求学生背段意、主题和写作特点。同时主张考试不再考这三样东西。好在那时没有统一考试，而且考试题是我们自己出的——不出这类题就是了。
搞了两个多月的“七段式”，不必说学生，我自己也烦了。当工人的时候，若是连续一个月干一种活儿，反反复复地重复那几道工序，我就非常地无聊。幸而通常每个月要换几种活儿来干，还是比较快乐的。问题当然不在你有无兴趣，而是语文课到底该咋样教？
咋样教呢？不就是完成那两项任务吗？“道”的问题，除了作品本身所“载”，可以潜移默化，还是要多讲一些。比如讲《一件衬衫》，就增加一些周总理别的故事。初中生还是很欢迎讲故事的。讲到鲁迅的作品，不妨多说说鲁迅。至于“文”的问题，归根结蒂是落实
“听说读写”能力的问题。一味地由老师去讲解分析段意、主题、写作特点，怕是只能提高他自己的讲解分析能力，而若是他只照着教参上现成的东西照本宣科，他自己也提高不了什么。这不是整个的“空转机器”作无用功吗？
再也不能干“空转机器”的事。教参上的东西可参则参，不可参的自己想办法。办法要合道理。我想：“听”的文字化就是“读”，“说”的文字化就是“写”。那么不论什么办法，只要能增强学生的“读写”能力，就是好办法。让学生自己分段，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分？让学生前后左右讨论一下段落大意，归纳一下主题，分析一下写作特点。这个过程老师参与引导就行了，不必再口若悬河口干舌燥地去包办一切。我这样做过一个阶段后，觉得方法还得变，因为你不变，老是让学生重复一种模式，他们必然要厌倦。
咋变呢？我想到了毛泽东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具体到讲读课文，就是先把握好课文最突出之点，哪点突出就集中学习哪点。
《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一篇优秀的散文，也是一篇优秀的通讯。在讲读过程中，我特意设计了一课时“区分叙述与描写”的课。这是针对学生在作文中不会运用描写的问题，而想出的办法。我得先讲清什么是叙述，什么是描写。我不从定义出发，而是从感觉上来讲。我说大家都没少看电影，电影中有傍白，“故事发生在1943年”——这就是叙述；银幕上的画面你看得见，风声雨声说话声你听得见，这就是描写。你写的句子，读者读了如看到了画面，听到了声音，就是描写。若是看不到听不见，只是知道了时间地点人物，就是叙述。然后让学生在通读课文时，将所有的叙述句子和描写句子分别在书上勾画出来。最后，我再与学生一一对照。讲《白杨礼赞》加了半课时的专门“分辨比喻、排比等修辞格”的练习。讲《在烈日和暴风雨下》也专门加了半课时“辨别‘象’字的三种不同意义”的练习。为的是让学生不要见到有“象”字（那时喻词还没规定一律写作“像”）出现，就以为是比喻了，在不同句子中，它可能不是喻词，也可能是通过比喻而夸张。为写议论文做准备，我还特意把两篇的议论体裁的课文，专门作了“分辨论点、论据、论证句子”的练习课，并因而舍弃了课文分析的环节。
当然，不论让学生分析归纳段意、主题、写作特点也好，设计一些“打歼灭战”的课堂练习也好，都必须教给学生方法或操作的程序与原则。一句话，就是尽可能让学生有条件有方法主动地学习。这样的认识，朦胧地起自第一个学期末，直到第三个学期才形成了理性。翻阅我的文章剪辑，我的第一篇教育小文发表在1980年9月17日的《贵州日报》一版的“大家谈”栏目上。从时间判断，这正是第三个学期（初二上学期）结束后的暑假期间写的。题目是《装水与汲水》。篇幅很小，不妨将原文打在这里：
教育界流传这一句格言：“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无疑，这是正确的。但从这个比喻的另一个方面想开去——教师一杯杯地装给学生，学生终会带着这一杯杯水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却没人再给他装水了。天长日久，岂不有缺水之感！因此想到，教师的责任固然应该一杯杯给学生装水，但也一定要教给学生自己汲水的本领。
学生自己汲水的本领，当然是指学生的自学能力；而自学能力的取得，则主要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不是所有的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都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呢？不是的。如，在中学学习的不少学生，对所学的很多课程，几乎都采用了一种最笨的方法——既“死记硬背”——重复记忆法，致使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们学到的知识，成了一杯杯的“死”水，“活”不起来。
只顾装水，不使未来的人才学会汲水，他如何汲取更多的知识，将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呢？如此看来，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就应该成为一切教学活动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而研究本科的最佳学习方法，就应该成为每个教师不容置否的新课题了。
这个理性认识，成了我后来一贯的主要教学原则之一。要不是有这样的起点，怕是十二年之后，也不会有“高中政治课自学互教”教学法的诞生。
我只教了三年的语文课，很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子，步子还迈不稳，就趔趄地跑起来，没被什么绊倒也未可定论。那是后话了。
2005-7-28
触摸作文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之二）
山城子
这个标题是动宾式结构的短语，不是偏正式。
教语文课有三分之一的课节要进行作文教学。这是每个语文任课教师无法回避的事情。特别是面对年龄才十一、二岁的初一的孩子（那时普教学制实行十年一贯制，初一就是六年级）。他们懂什么作文呀？小学三、四年级就更不必说了——我至今不主张在三年级就开始让孩子们学写作文。至多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做些必要的铺路工作。看图写话呀，各种表达方式的片段呀，几句话的日记呀等等。（但我主张有什么用啊——你以为你是谁？）
回到二十七年前，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那时我对教育教学陌生得就像走进了迷宫。既然每周安排了两节连上的语文课，那就是要教学生写作文的。这作文可怎么教呢？都让他们写些什么呢？好在传统是将语文教材处理为讲读与写作相结合着进行的。初一的教材偏重记叙文的学习。作文教学当然要从记叙文开始。我又借来初二、初三的教材翻阅，始知初二偏重说明文，初三偏重议论文。我对作文教学的触摸，就是这样开始的。
心中的大安排有了，困难的是具体的实施。那时的作文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花样，依然是从科举制度那里因袭下来的“命题”作文。那就试着命个题吧。想到我读中专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一个命题作文是《迎接新的学期》。能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后来被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校园生活”专栏上了。那可是平生的第一次啊！咋可以忘记呢？我就把这个题目写到教案上了。但我读中专时都十七岁了，比他们大多了。也不能像我们那个老师甩出个题目就完事呀？得给他们说说哪些内容可以写进来，还得说说开头该写什么，接着写什么，最后写什么？列成文字，那就是个作文提纲了。这么搞了两三回，觉得成效不大，尽管一部分学生写的还算完整，句子也还算通顺，但整体上就像冬天的落叶乔木，光秃秃的没一点生气和颜色。何况还有另一部分写不完整或者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不成文的呢？
在迷宫里碰壁，碰上了学生作文基础太差。撞疼了就知道换个方向走了。我决定走回头路，退至造句与作文的中间地带里来，以写片断为主。为了“生气与颜色”，我给出与命题有关的一些生动活泼的词语，让他们必须设法选用上。这有点像央视“挑战主持人”栏目的一分钟演讲，主持者给出不着边际的三、四个词语，要求必须用上——岂不知那应当是我当年的专利呢！不同的是，我给的词语至少在十个之上，且大体相关。说以写片断为“主”，是为基础较好的学生留了空间，他们尽可以写成完整的文章。因为我让学生写的片断，是有命题的片断。例如《秋天来了》、《XX同学》、《登山》等等。第一个学期就是这样铺着路走过来的。
第二学期正式进入严格意义的作文，先记事，后写人，再作游记。为了让学生有个挑选的余地，每次作文我都实行多命题任选其一的办法。因为单个的命题，可能只适合一部分学生的生活积累。那样对另一部分人就不够公平。后来我还认识到，单个命题作文或别类型的单个作文，拿到中考、高考上去，就会对考试的测量效度产生不良影响。我曾写了一篇《提高高考作文测量效度略论》，寄到航空普教协会参评，获得二等奖。这说明我产生于教学实践的认识，得到了评委们的认同。
第三个学期就是初二了，再拿出两个月的时间，巩固记叙文。然后开始让学生写说明文。依照记叙文写作教学的经验，还是先简后繁，先片断后整体。没有一个渐进的梯度，不会侥幸取得成功。当时我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普教的所有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都是遵守了“梯度原则”的。只是作文教学没有单独地编写教材。我不明白为什么作文不可以单独设立学科？我们备作文课，写作文教案，其实就相当于由我们自己在编写作文教材了。既然是编写教材，岂有不遵循“梯度原则”之理？当时朦胧的触摸，现在看来是符合规律的呀！
至今还觉得说明文的命题面比记叙文小。总觉得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供学生拿来说明。记得写过《我的钢笔》《带你参观我们学校》之类，挖空心思也不可能同时为学生多命题而任选其一了。我这人很“犟”，不甘心屈服于这样的困境。不是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吗？何谓有心人？不就是心里有这回事，时时想着点儿吗！
还真被我想到了。看早自习的时候，有的学生赶头一天的数学作业。好像是在解二元一次方程。我在读初中的时候也解过，可时间太久了，一时竟想不起来了。当时的反映是“二元一次方程怎样解来的？”就顺手操起学生的书，看了几眼自然就恢复了。把书放回学生的书桌，脑子里突然一亮——数学教材的文体不就是说明文吗？推而想开去，大凡介绍知识的书，都得用说明的体裁呀！比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知识等等。心里豁然一亮，下次的作文命题可以多起来了。脑屏幕上立刻就映出一串来——《怎样解二元一次方程》《我这样进行因式分解》《有理数是怎么回事》《我的审题解题方法》《说说奴隶制社会》《说说……》。除了定义、定理、公式，当然不许照抄教材。要求一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一发现还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扩大了命题作文的题材，而且还可以促使学生复习其他学科所学知识。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么？因此直到1984年我都教了两三年的政治课了，还念念不忘。看到《人民教育》上正在进行有关“改革作文教学的大讨论”，我就写成了《同讲读分离，与各科结合——建议作文教学成为独立学科》一文，寄出两个月后，就发表在当年的第四期上了。后来，关于作文题材的文章还偶有发表，散见于《作文成功之路》《航空普教》与《绿苑》等教育期刊，所依据的仍然是那三年我对作文教学的触摸。
2005-7-30
罢教与罢课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之三）
山城子
三十六岁的年龄，应当很成熟了。那是伟人。比如郑和就是这个年龄下西洋的。但我这样太普通的人，却还像个未成年的红卫兵，出马一条枪，想风就是雨。也是性格使然，事情赶到那儿了，闪出什么念头就是什么念头。
那是1979年的初秋，我改行从教的第三个学期发生的事。早晨一上班，教务主任就迎住我，说今天下午你们班与高二班对调教室。鉴于学校的决定，我说可以。但他没说具体时间，我也没问。心想高二老师会来跟我打招呼的。可事情并不很常规地来临，就像反常的气候一样，尽管有天气预报，也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刚刚做完课间操，就见高二的老师带着他们班的学生抬着桌椅板凳大队人马地来了。第三、四节课恰好是我的语文课，我提前到了教室，学生也都坐好了，正准备上课呢。可他们已经逼到窗前，闹嚷嚷的了。
“不是下午吗？”我心里想。
“现在是上午呀！”我心里说。
“嘿！提前也不打个招呼。”我有些气。
“管他呢！”我心里决定了。
“上课——”学生齐刷刷地起立了。
我开始讲课的时候，教务主任来敲门了。我说你通知的是下午，那就是下午。我把门关上了，继续讲课。
我的脸，永远是心态的晴雨表。脸子不好看，是心里边已经有些气了。有些气，我的学生就大气不敢出，课堂秩序出奇地好。尽管外面仍然闹嚷嚷的。他们没有上课，他们的老师同我的性格差不哪去，就很生气地站在外面不动。是等领导来解决问题呢，还是就要同我叫劲了呢？第三节课下了，没有一个领导来，也没有任何当事人来同我商量。既然这样，我就把课上到底。下第四节课的时候，外面的人都提前走了，只剩下那些桌椅还守在外边。
我朦胧地意识到他们师生也都气坏了。毕竟两节课荒废了。但那是我的错吗？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下一步的行动。
这行动直到下午一上班，就让我目瞪口呆了。
我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我班早到的几个学生都提个书包在外面打着团儿，像无家可归的可怜儿，转悠着。教室的门已经砸出两个洞，却严严地关着，里面传出高二老师宏亮的讲课声。他们是要把上午的损失补回来吧？我一眼看到我班的桌椅已被横躺竖卧地扔在外面，且有三、四件摔断了腿儿，气就赌脖子了。心里说“好呀！你们够造反派！”
轮到我气哼哼地站在外面，等着领导。可领导压根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一个也没来。倒是我的学生们都来了，眼睛都悄悄地盯着我。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我大喊一声“集合！”学生们霎时站成两列横队。
我说：“同学们!我们的教室被人家占领了，没有地方上课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定期地放假！不得到我的通知，谁也不许上学来！——都回家吧！”
刚上初二的孩子最贪玩，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喜出望外了！同发一声“欧”立刻就都跑没影了。
我这一闪念，什么后果都不想。想的倒是家中的米吃不到几天了——那时我的家属因落不下户口，五口人只吃我一个人的口粮。
我一蹁褪就上了自行车，直奔工厂去找后勤副厂长求救去了。软磨硬泡一个多点，副厂长才开了条子，到福利科领来100斤地方粮票。心情好高兴。学校那里就好像没我的事了，径直回到家中。
大约是下午下第三节课的时间，校长来到了我家。说老李你还生气呀？上午我进厂办事，下午才听说。你看多大个事儿呀？他脸上一直挂着笑。挂着笑是因为他太了解我——我们一个车间共过事，我什么样的肝什么样的胆，他都知道。
我说校长我又不是不搬，可没到规定的时间就搞“兵临城下”，谁怕这个呀？结果，砸坏我们教室的门，桌椅也乱仍出来了……
校长说事都过去了，老李你就别叫真了。搬过去不就完了吗？
我说咋搬呀——我的学生早都回家了。
你学生回家了，我可以组织人搬嘛！这行不行啊？
那你就组织人搬。
嘿！我来就是要你这句话，同意搬我就组织人搬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办公室忽听另一位领导在校门口大声吆喝，你们是哪个班的？不回教室上自习在这晃什么晃？滚！滚——
我从窗子望出去，当然是我班的学生。大约有十多个，外面肯定还有不少。但随着这一串吆喝声，就都没了影。我立刻明白一直没介入这事的这位领导的火，无疑是对我发的。只是没有当着我的面罢了。我想你发你的火，我的火还没地儿发呢！
下午校长到办公室找我，说老李你们班学生怎么还没来上课呀？
我说我们学生不知道教室在哪里，你让他上哪儿上课呀？
嗨呀！你当班主任的应当告诉学生啊！
我也不知道搬到哪个教室去了，我怎么告诉？也没人通知我换到哪个教室去了？
嗨呀！不就是高二原来的教室嘛！
都是开学时新调整的，我又没去过那边，我怎么会知道？
校长只能苦笑了。说老李你呀！走我带你去认门。一把拉起就走，边走边说昨天晚上我和后勤的几个，背了八趟桌子呀！累得我腰疼啊！我知道他夸大其词的用意。我说那可不是我让你辛苦的呀！嘴上这么说时，我心已经准备投降了。
但进了教室，我立刻发现有三、四张桌子破损的不像样子，那桌面可以当搓衣板了。分明不是我们原来的桌子。我立刻火冒三丈，说干啥呀？我们原来的桌子哪去了？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我一屁股坐在那儿就猛吸烟。校长说老李这个好办，我这就去找人，保证把这几张桌子换成好的。
我真拿校长没办法，他就是不发火。他若发火，我直接跟他干一仗不就完了吗？我气没处出，就没有通知学生来上课。
第三天上午，见我的学生还没来，比我年轻的书记出马了。说学生怎么还没来？我说昨天就来了，不是被你们领导轰走了吗？
书记总是语重心长，说老李呀，我们都是党员……
我说党员最讲认真，我不就是太认真了吗？
还没理论几句，校长就来了。说老李我们走，到教室看看给你换的几张桌子满意不满意，不满意我再给你换。校长和书记一边一个挟持着我（也很像陪着我）去了教室。
二对一地推心置腹，一对二地振振有词。我们在教室坐了大约两个小时。不知为什么我那么大个人，终于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儿，流下了眼泪。流了眼泪心里就痛快多了。痛快多了我就说，行了，你们不要再说了，下午我们准时上课。
现在回顾起来，我心里隐隐地痛，为我的那届学生，为朝夕相处的同事，也为我自己的不成熟。难怪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成语。也许骨子里一向没有“大谋”之故，我才一直都是“小不忍”的。不过到年末，我还是被选为“先进”，但因有人发难说我“罢教罢课”，联合评比委员会最终决定，将我的厂级先进降格为校级了。
2005-7-25
唱响词类歌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之四）
山城子
如今是个唱歌的时代。不必说央视的《同一首歌》《音画时尚》，也不必说两年一届的青年歌手大赛和越搞越热的“超级女声”，单是千万歌手出的专辑，就雪片似的纷纷扬扬没法停下来。至于万千城镇的歌厅、舞厅里飘出的歌声，压根就没有静下来过。
如果将时间溯回25年，就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的歌声，市面上要寂寥得多，相比之下倒是中小学校的歌声不断。虽然，既不“通俗”也不“摇滚”，而都是文革传下来的“革命”。通常是上课预备铃一响，各班的文娱委员就起头唱了起来。学生们比着嗓子吼，校园就行进在革命的征途上了。
应当说课前唱歌是个很好的传统，好在比较科学。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它可以让学生兴奋起来，同时将课间发生的各式各样的思维，都转移到单纯的歌声里来。歌声一停，是课堂最安静的时刻。这就为教师上课准备了一个最适宜的课堂氛围。但我记不清学校是从哪届领导开始丢掉这个传统的。
原来要是没有这个传统，我当年的那两个班的学生，也不会天天唱响《词性分类记忆歌》。这歌虽然不怎么革命，但可以帮助学生记住一小块知识。
那时初二年级的语文教材，插入了汉语词性分类的知识。我说不清或者怀疑，这知识对于从小就学会母语的学生，在“听说读写”能力的增强中，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它是分析句子成分的基础。而把握句子成分分析的知识，可使学生在作文中避免出现或者修改“句子成分残缺”的病句。如此而已。虽然，毛泽东与鲁迅读书时，现代汉语知识还都在王力与吕淑湘等人各自的研究与争鸣中，没有进入教材。但丝毫也没影响两位都成为汉语言运用的巨匠。但，这事我是说不透的。我能说透的是，我单纯地利用快乐的形式，让学生加强了对词性分类知识的记忆。
讲了这部分知识之后，学生反映不好记。于是我就想编个顺口溜儿。那时我已在省级报刊上发表几首诗歌了，写顺口溜儿不成问题。于是就写起来。边写边想若是我会谱曲就好了，谱上曲不用干巴巴地念，而是唱起来。转思我国古代的词都有词牌子，原都是有谱能唱的。所谓“填词”不就是按着牌子曲调的要求重写一首歌词吗？哎嗨！我也可以这样做呀！
好兴奋！就像孩子们突然想到了一种新的游戏。我就从我会唱的一些歌曲中寻找。得有较强的节奏感，我想；每句字数应当是五言或七言，我想；唱起来应当是热情奔放，我想。《大海航行靠舵手》字数不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太严肃，《芦笙恋歌》与《敖包相会》有教唆早恋之嫌……我哼了一个又一个，终于哼出了“高高的兴安岭，/ 一片大森林。/ 森林里边住着，/ 英雄的鄂伦春。/ 一人一匹烈马，/ 一人一杆枪，/ 獐狍野鹿满山跑呀，/ 打也打不尽。”……好好！我自己心里喊着。激情奔放，节奏感强，每行字数五至八言不等，恰到好处。就来个“调寄《鄂伦春圆舞曲》”吧!
我立刻将原词抄写出来，然后把词性分类的记忆要点，对照原词每句的字数一行一行撰写出来。不妨抄录如下：
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
唱起词性分类，快乐地记心间。
名词事物名称，方位与时间，
性格友谊与理想呀，抽象仔细辨。
动作行为变化，动词的特点，
判断能愿趋向，附类也归里边。
性质形状状态，形容词概念，
快慢本是动的态势，莫要错判断。
数词是数目字，量词附后面，
两者大都连用，几公斤或几天。
人称疑问指示，代词类有三，
你我他们什么这那，例子很明显。
副词在动形前，表示那时间，
范围程度否定，语气也都要算。
介词在名代前，结合成一线，
表示动的处所方向，对象与时间。
连词专管连接，夹在词句间；
结构时态语气，助词类也分三；
叹词单独使用，强烈之情感；
另有拟音列为第十，夹在句子间。
大类实虚两分，分别来判断。
注意兼类词性，语境中来分辨，
学习工作劳动，做名或做动，
具体句子具体分析，千万别死搬。
这个曲子，节奏轻快活泼，六段唱两遍也就三，四分钟。搞出来我就教学生唱，好在他们大多都听过这支歌，大家一起照着词唱几遍就会了。会了我就做了规定，每上语文课之前，必须唱两遍这首歌。一个月我们有二十多节语文课，那就是四十多遍。每上课前，当学生们唱起这歌时，我总有一种美美的感觉从心底荡漾出来。
三年后，我接到来自解放军某部的一封信。原来是这届的一个男孩子，在部队里学习文化，也学到了词性分类，他想到了这首歌。说在校时他学习不上劲，老师教也没有好好学，把《词性分类记忆歌》的歌词都忘了，恳求老师给抄一份寄去。读着信不免心里一热——还有学生记着这回事。当时我已经改教政治课了，翻了半天抽屉，翻出来原先的草稿，就写在回信中了。
寄走了信，这事还在我心中，特别是学生悔恨在校没有认真学习的那种心情，和写信向老师索要学习资料的行动。总觉得这里面有教师的责任存在着。于是就写了一篇随笔，寄给了《人民教育》。很快有了回音，一位姓刘的责编，让我将稿子再修改一遍。但终于没有发表出来。一个月后的退稿信，责编连同审稿单一起寄了回来，原来是主编那里没有通过。十多年后，《文化与智慧》杂志向我约稿，我又想起了这首当年的歌，就以向学生推荐“歌曲记忆法”的由头，写成一篇小文，标题用的还是《词性分类记忆歌》。两个月后就发表出来了。稿费没多少，但当年所费的心思，终以公开发表的一篇小文得以安慰了。
2005-7-27
“彻查”行动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之五）
山城子
这次“彻查”的行动发生在1980年的晚春。历时大约有两周的时间。执行任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被彻底清查的对象是毫无防范能力的“句子成分的排序”。目的是想给我教的初二两个班的学生找出一套简便的工具来，来轻而易举地分析句子的成分。（想的好美！）
我在《唱响词类歌》一文里说过，掌握词性分类的知识，是分析句子成分的基础；而掌握句子成分分析的知识，仅对避免作文中可能出现“句子成分残缺”的病句有意义。就是这么一丁点的意义，不知要让学生在抽象的海洋里如何扑腾，才能真正把握这个“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知识。以我现在的眼光看，这种“亏损”的项目不设立也罢。不见得学生作文里一定会出现“句子残缺”的现象。反过来说，即便把这项知识研究透了，也不见得就一定不偶尔出现一次“句子成分残缺”的病句在文章中。我记得很清楚，还就是当时初中语文教材里，选编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现代汉语学家的散文，之中就有因为用了介词结构的缘故，致使两个相似的句子，都是残缺了主语的病句。我当时写了一篇两三百字的小小文，寄给一家语文刊物，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那是自然的，小编辑们可能是把现代汉语学家当作偶像敬仰着的，或者就是他们刊物的顾问，哪里会舍得在其光辉上暴露一点黑子呢？
句子成分的排序，教语文的老师们都清楚，它不是一项知识，因此《现代汉语》里也没有这样的提法。它只出现在句子成分分析的结果（答案）中。例如分析的结果是“主---谓---宾---补”，我就将这个东西称之为“句子成分排序”了。
当时想，要是让学生能把这些排序分别记住了，就像几把长短不一的尺子一样，不论什么句子拿来，往上一比划不就完成了吗？但不知会有多少这样的尺子，也许会有十多把吧？再将常用的与特殊的分开来，不就好记了吗？
那时，我教两个班的语文，又坚持一周一个作文，还当班主任，又事事认真，时间可想而知，这事只好拿在家里来弄了。就先排常见的吧，从简到繁：
主---谓；// 主---谓---宾；// 主---谓---补；// 主---状---谓；// 定---主---谓；// 主---谓---宾---补；// 状---主---谓---宾；// ……
排着排着心就凉了。这简单又常见的就有十几个了。我这人蠢在“犟”劲上。“犟”劲一上来，凉了的心立刻升温、升温，一直热得发烫呢。心想，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排序？
那时不懂“排列与组合”的数学知识，倘知，那么用公式计算一下就会望而却步。诚然，实际上又不能那样计算，因为“主谓宾定状补”六成分受到语言习惯的限制，不是可以完全自由排列组合的。我像个在黑暗中爬行的动物，不断地伸出我的触角。
我的笨办法是由简到繁地造句，造出一个，分析一个，就得到一个排序。记得我开始造的句子是“我去玩。// 我去玩球。// 我去玩过了。// 我疯玩。// ……”直到“年少的我总是惦记着到学校操场上去玩同学们都爱玩的玻璃球。”(定---主---状---谓---状---谓---定---定---宾)最后这是个“连动式”的特殊句子，所以出现了两个“状谓”重叠的情形。我就这么一味地折腾下来，今天换个句子是“太阳升。// 太阳升起在东方。//……”明天再换个句子是“同学们打扫教室。// 我班的同学们打扫教室。//……”汉语言丰富多彩，还可以状语后置，一后置就又多了几种排序，还有兼语式和双宾，还有成分的复杂化，还可以“倒装”，一向排在前部分的主语，一下子被放置在最后去了。真有点变化莫测。后来的几天，我就在随便什么文章中寻找特殊的句子。就像小孩子在海边拾贝，找到一个新鲜的好高兴，连忙放在篮子里。在自己的篮子里，我数呀数，竟然已经有一百零几个了。
一百零几个“句子成分排序”，不可能拿给学生去背。农民割庄稼，手里就一把镰，两把就没法割了，一百多把孙悟空也拿不赢，不必说我们的学生了。我的“彻查”行动变成了彻底的失败。
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如说“失败是成功之墓”。比如“研究永动机”，比如蒋介石致力于反攻大陆，比如法西斯主义的覆灭。但失败的结论是相对初衷而言的，假若修改了初衷，将失败过程中的所得，改用于别的目的，其结论就不是失败，倒可能是个很大的成功。
既然花费了功夫，心血就不能白流。我很快发现，当初我的“彻查”行动，如果旨在熟捻把握“句子成分分析”状态的全貌，从而对任何句子的成分构成一眼就看得明白透彻，那么我成功了！教了二十四年的政治课之后，我现在依然还有这个技能。我还发现，我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笨”方法，却是复习“分析句子成分”知识的有效方法。我在黑板上先作示范，让学生看我怎样将“太阳升”这一简单的句子，从两个成分开始，一次一个变化地，最终列出一个很长的成分排序来。然后，就给学生两三个句子，“我们打球”了，“他们植树”了等，让他们进入这种文字游戏，各自为战，还是蛮有趣味的复习方法呢。应当说这是个未曾想到的战利品。
再细想一想，我当初要给学生找的简便工具，不过是个“死套”的办法。只是这个“死套”太滥，用不得，确实是失败了。但我意外地得到一个颇有趣味的活泼的“文字游戏复习法”，岂不是大获全胜了吗？至今想起这回事，我心里还是挺安慰的。
2005-7-31
任课保卫战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之六）
山城子
事情往往坏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当时我顺应期中期末考试的不成文的惯例，给学生留范围有限的复习提纲，并在提纲中原封不动地出题，让学生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出现几个一百的满分。那末，就不会有学期末的任课保卫战了。
这种惯例的形成，与工厂办学，委派不懂教育的人来充当领导有关，与当时师资队伍素质较低有关，与教师当中普遍的虚荣心有关。记得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兼了我们年级的政治课，他就是带头这样干的。考试成绩下来，一百分一大串。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优分率，绝对百分之百。
当时我的孩子正在读初二。作为家长，我也同一般家长的心情相同，就是指望初中毕业后孩子能考上工厂办的技校。时代局限使然，那时考上技校或中专，就像现在考上大学一样高兴。因此，家长对子弟学校的关注，可能比不上现在这样强烈，却也是拳拳于心的。他们拳拳于心的是都哪些老师教他们的孩子，特别是语文和数理化谁来教。（那时还不考外语）我拳拳于心的是必须参照中考的考试方法，来实施我们的考试。这样不仅可以掌握学生们比较真实的成绩，而且针对毕业时的中考也是个适应的训练。于是我不给学生搞那种有局限的复习提纲，而是全面系统的复习提纲，且压根不勾画那种暗示将要出成试题的所谓“复习重点”，只是我领着学生认真地进行考前复习。
但结果可想而知。因为没有校际间的统一考试，一个年级两个班又都是我一人教，就没了横向的比较。同时家长的习惯向来只盯住自己的孩子，而进行纵向的比较。
“原来都是九十多分，这孩子咋下降的这样厉害呀？”
“远不如小学的时候了，那时我们孩子都是双百！”
“学校也是，怎么谁都可以来当老师呢？”……
这些话没人当我的面来说，若是当面我至少还能分辨几句。没人给我这个机会，当人家背地里策划改变我的教学轨迹的时候，我还在捧着一本《全国各地中考语文试题集》在捉摸跟到初三，我该咋样下功夫呢。
可是当时的校长笑呵呵地同我商量来了。说老李你看我们学校的政治课缺老师，书记和主任那么忙，不好再让他们兼任下去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背后的事，还以为真是这样呢。但心里不情愿。就说书记不就是开开会讲讲话组织组织政治学习，主任不就是协调协调教务工作，安排安排考试，有啥忙的呀？
校长说哪里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再者说现在政治课越来越重要了，可能明年中高考就要百分之百地计算分数了。我看你毛著学的好，有一定的马列水平，最适合教政治了。
我说你别戴高帽子，我来学校时同你讲好的，你也答应我把这届学生带到毕业吗！答应的事怎么可以中途变更呢？
老李呀！此一时彼一时。我这可是长远打算，全盘考虑。而且很慎重，是通过校务会研究一致同意的。
那也应当事前给我说一下呀！你们一致同意，可我不同意。我说校长你一定要我改教政治，也得推迟一年。我无论如何也要教完这届学生。教完这届我就去教政治，好不好？我说话是算数的，决不改毁。
想不到我的这句承诺，后来还真的改变了我的教学轨迹。尽管当时我是多么地热衷于语文教学呀！人呀，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什么事情上都可以实现的呀！
校长又三番两次地找我做工作。我的观点毫不动摇，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巨大的让步。看我这样固执，校长终于耐不住性子猛提高了声音说，老李我告诉你吧——不是我不让你教初三语文，是人家家长不信任你，成绩上不去，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学校就这样决定了，你掂量着办吧。
很戏剧性的冲突，陡起高潮。
我想一想两年来忙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情形，却遭此误解实在委屈极了。我说好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校长既然是这样——要本来像你原先说的那样，我立刻答应了也没啥——可要是家长不让我教，我这初三语文就教定了。你再说出天花带绿叶来，我也教定了。
接着就放假了，但事情没有完。我知道校长他心里明白，只要我不吐口，他就是连下“十二道金牌”也没有用。
就在开学前一天，校长通知我说老李呀，你这事可惊动主管厂长了。现在你就到书记办公室去，他在那里等着你。还有w老师也在。现在厂长要听听你们俩人都要教初三的理由，最后，就由厂长当场拍板。——你要是说不过人家，可就别埋怨谁了。
矛盾上交，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这人实在让校长有些头痛，但就是这么个性格。即或心里觉得有些歉意，也不表达出来。
我说w他？校长你不是说学生家长反对我教吗？
校长说，w不就是学生家长之一吗？当然不是他反对，但他要跟你竞争可是有家长支持的。要我说老李你就算了，教初三累不说，责任也大，那么多家长在后边盯着，难受不难受哇？
我说这话你都说过多少遍了，别在临战时刻动摇我的军心了。
我是怀着必胜的信念走进书记办公室的。因为我知道主管教育的这位副厂长，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敏捷清晰，为人正直爽快，办事公道利索。在这样的领导面前，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怕的是那种拖泥带水听风就是雨不作调查也不动脑分析的人。
厂长坐在书记的位置上，表情严肃，说话和蔼，给人是一种信赖的感觉。面对面的调查很快就开始了。
我不知道w假期为这事又作了多少工作，只见他心情很急切，抢先陈述他的理由。他一定以为是先下手为强的吧？
W说他是科班出身——某夜大学中文专科毕业（这自然是对比我中专没毕业）；说他已经刚刚带过了一届初三毕业生有了经验（对比我没教过初三）；说他与学生家长有广泛的联系有利于沟通（对比我交际能力差）等等。当然，他要像我给他概括的这样简单明了，可能说服力要强得多。问题是他一句一啊，两句一重复，拐弯抹角，磨磨唧唧，欲贬损别人还想天衣无缝儿，想抬高自己还要假装谦虚，东拉西扯可能是要展示渊博，可惜肚子里没存货，到底也排泄不出什么有味的东西来。却占去了别人好多宝贵的时间。
轮到我说了。我说第一：我们考试成绩优分率很低，但我是模仿外地中考试卷出的试题，而且没有给学生画暗示出题的所谓“复习重点”，能考到平均七十多分我还是满意的。第二：作文的分数比例很大，我觉得我是有把握教好作文的，因为我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了。第三，这一届学生我已经带过两年了，每个学生的语文学习状况，我了如指掌，非常有利于进行个别辅导。第四，我还是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我了解学生，学生也了解我，这可能更有利于作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就这些。
我的陈述，几乎是原话，语调平静，语速适中，不枝不蔓，不哼不哈。
厂长先把脸对着w说，我看这样w老师，咱们就给老李一次机会。都教了两年了，感情上舍不得呀！你说是不是？厂长把脸转到我这边来说，哎，是不是？我没当过老师但当过学生，学生是不大愿意换老师的。
厂长很艺术，乐哈哈地把话题扯到他的学生时代去了，但也就是那么几句，就说厂里有事走了。
其实，厂长并没有把它决定的主要理由说出来。但他肯定知道，做个好的语文教师的首要条件，应当是语言表达的质量。虽然我的语言也不是上乘，但在那次只有两个人对比的情况下，他肯定是一目了然了。
哈哈！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恍如隔世。现在说起来，仿佛在讲着别人的故事了。
2005-8-1
沉醉于效度
——《回眸与反省》系列散文（之七）
山城子
进入一个陌生的风景地界，眼睛有点不够用，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都是新奇的。备好了课，批完了作文和作业，处理了班级的一些事，我就赶紧读刊看报。视线扫过标题，不定哪一篇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将我俘获了。我立刻走进去，有时沉醉得反反复复地徜徉，不愿意出来。
记得是1981年的春天，我在教务处发现一本《教育研究》期刊，其中有一篇介绍教育测量效度基本概念并呼吁教育当局注意这方面研究的文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一口气就读了两遍。那感觉就像陶渊明意外地发现了桃花源一样，真是别有洞天。从来没见过的新鲜词，“效度”、“测量效度”、“教育测量效度”、“答案信度”、“常模”、“效标”、“等值单位”、“测量全距”、“违常现象”、“复本现象”等。那时我已经从事两年半的语文教学工作了，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真是好兴味，好欣慰。
文章作者对当时教育界不普及教育测量知识，不研究教育测量效度问题，十分愤慨，十分焦急的心情，给我以很大的震撼。虽然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教育界的认真地对待和稳妥解决，但在当时，我可是立刻就单枪匹马地进入了这个领域。当然，我是教语文的，只能从语文的角度冲到阵地上来。
所以有这样的动作这样的激情，是因为我翻阅了半年的《全国各地中考语文试题集》（教初三了，要应试呀），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与困惑。看着看着，我就不明白他们咋可以这样出题呢？就说“给下列汉字注音”的试题吧，往往都是一组生辟的词语列在了题下，你是检查学生对拼音的把握程度呢？还是检查学生对这些词语的认知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对不认识词语中的字而拼音本已过关的那部分学生就不公平了。若是后者，则对认识字但拼音还没过关的一部分学生也是不公平的。“将下列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也大多是给出教材上讲读课文中的一段文字，那么你是检查学生对文言文进行翻译的把握程度呢？还是看看他们的记忆能力如何呢？检查目的有了不确定性，那学生的得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还碰到不少。
当时发现这些问题，只觉得是问题，同时如果让我出题的话，我也会避免。比如检查学生对拼音的把握程度，我只列出全体同学都认识的常用的浅显的汉字；若是检查学生对新学的生字是否掌握了，请注音并允许用同音字代注；至于检查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只从教材外选取一段文字，且要把学生尚未学过的文言词加上注释，再令其翻译。但是，如果让我从理论上讲清那些题何以不合理，我这样出题何以科学，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理论。
谁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无意地碰上了《教育研究》上的这篇文章。我边读边用新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对照那些不合理的试题，一切谜团都解开了，心里豁然开朗。于是，我觉得我完全有把握走进这个陌生而有价值的学术领地了。当然只能从语文这条小径进入。
初涉学术领域的欢欣，使我忘记了繁重教学任务带来的疲惫。我以那本试题集为基础研究材料，同时又收集了一些校内的中小学语文考试题，就摆开了战场。
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下一跳。我一套套题地审视查证，结果那本集子里的每套试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背命题必须遵守的“保证测量效度原则”的现象。其平均违背率竟高达38 % 。原来，这一堆我很青睐的语文教育测量量表，简直与一堆废铜烂铁无异。
我不能无动于衷了，不能保持沉寂了，我要写成文章，要发表出去，要让有兴趣读我文章的语文同行，都能把握如何出题，才符合教育测量效度的原则，从而保证试题的公正和公平。
也是材料的丰富，也是我对新学的知识理解得透彻，因此结构起文章来并不觉得费劲，很快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谈语文测量中的效度问题》就写成了。写成了就往外寄，只能一稿一投，否则就没有“投德”了。当然要投全国性的语文教学大刊，大刊的读者面广。我选择了北师大办的《中学语文教学》，寄出三个月后，被发在1981年第七期上了。编者特意加个“科学化笔谈”的栏目，很直接地认可了我的研究成果。至于这篇文章的简介辞条，被收入中央教育科研中心编辑的《中国当代教育科研成果概览》大型辞书，则是18年之后的事情了。
接到增刊刚好放暑假了。我欣慰在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教育学术文章的幸福中，并没有发晕，但也还是有点近似于发晕了——我竟决定乘胜追击，利用暑期的充裕时间，编制《初中语文教育测量标准量表（系列）》。其工程量大约有我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十二倍。因为初中有六个学期，一学期有两次传统的考试，所以应当有十二套用于参照的标准试题。但又不仅仅是只出试题，对于每套量表的每一个试题，为什么要出成这个水准，为什么要确定给这个分数定值，都要有理论的和教学实际的根据。有了两方面的根据，才符合科学，才符合提高测量效度的原则。
所以有这个决定，还是由于《教育研究》上那篇文章的震撼。那篇文章上很痛惜地说，既然我们依赖于一系列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却对制度中必须的量表从未制订效标，而是一次一个标准地临时制订量表使用。这就如同一个商人一杆自己随意制造的秤，你的大他的小却就那么使用一样不可思议。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为什么都不动手来制造一杆统一标准的教育之秤呢？我从学校将初中的六册语文教材和教学大纲都拿回家里来了。我要根据我所弄懂的教育测量效度知识，和对教学大纲的理解以及对教材的把握，来创制初中语文的系列标准量表了。就是说我要拟制十二套语文考试题，分别作为十二次考试使用的量表的效标。这实在是个耗费心血的苦差事，但我热情高涨，夜以继日，每拟出一个小题目，我都要纵横比较，并从多方面论证说明为什么应当这样拟制。目的不仅是让人相信这就是标准，而且操作性也在里边了。
我是把整整一个暑假都搭在里边了。到底完成了我的预想。最后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八十多页的标准稿纸，用挂号信寄给了《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
金秋十月，山上开满野菊花的时候，我接到了编辑部的回信。信是用流畅的毛笔字写来的，先赞扬了我的执着专研精神，然后委婉地说，尽管我对所有的试题都进行了细致的论证说明，但那毕竟只是教育测量理论上的根据，而没有进行一系列的实际实验，缺乏实践的基础。因此经编辑部研究，不拟采用。但鉴于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编辑部决定存档保留。盼能同意。
那时，经学校的决定，我已经改教政治课一个多月了。倘若仍然执教语文，我肯定要求把稿子退还给我，至少三个学年的语文考试题，我就不必重拟了。
既然权威刊物否定了我制订的标准，一定还有后来人。我当时这么想。后来我一直关注着这方面的信息，竟一直没有人再涉入我曾经趟过的河。尽管我们的考试制度还在沿用着，却至今没有任何学科任何考试的标准量表通过实验制订出来。我想，尽管这项研究工作繁难复杂，但至少高考的学科效标还是应当有的。若有，就不会出现去年的那杆秤较大，今年的这杆秤较小，本应是相同重量的测量，去年量成500分，今年就量成了550分。而考生比照去年的录取状况填报志愿，肯定要报高。结果，撞车发生率猛增的现象，就是必然的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制订标准量表这回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一是单枪匹马的自发性，不合于凡事都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僵化的传统；二是当时国家教育部门压根没有将教育测量效度的研究问题提上日程；三是我个人没有看清我究竟是个干什么的——你以为你是谁？
但一个暑期的辛苦，也并非没有收获。我正是通过拟制十二套标准量表，而巩固了我的所学和探索，从而将其转移到政治课上来。我曾针对普通高考政治试题进行效度的审视，并将发现的问题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国考试》上。同时我也能熟练地拟制符合教育测量效度原则的整套政治试题，并曾应征某出版单位高考模拟试题集而入围，因此得来我撰稿的一次最高稿酬八百多元人民币。或许，这是时间老人给我安排的迟来的安慰吧？当然说的不是钱，而是“入围”所能展示出来的自身价值。
2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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