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茶居

回望“窝巢”

星期四 一月 10, 2008 1:45 am

[  心情: Amused ]

回望“窝巢”
——《我的红湖情结》[3]
文/ 山城子

来到红湖厂的第一夜,住的是招待所。
入夜鼻息之声相闻,却是老死不相往来。
冬天,睡觉时必须戴上狗皮帽子,不然就冻脑袋。

人类从树上下来,总得有的遮风避雨的地方。先是山洞,有山顶洞人为证。后来在平原上盖房舍,在山崖下掏窑洞,直到现在就高楼大厦,就房地产就小区物业了。

来到红湖厂的第一夜,住的是招待所里。说是托儿所改的,就在歪头坡南麓山脚下,当时的厂大门外。管理员兼招待员兼守夜好像就一个人,我在老厂就熟悉的王大爷(王作范部长的父亲)。王大爷说话慢声慢语,总是一副慈祥的笑模样,永远的和蔼可亲。我们说些在老厂他到车间送报纸送文件,他还记得我在厂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的事。这一住就是来一个多月,原因就是别处还没有我的“窝巢”。

那时的单身宿舍叫“三合院”,就在消声器厂房里靠北的一半,人早满了。四号洞对过围墙下有一排简易房,也满住着我们七车间的单身,暂时也没我的位置。记不清后来谁通知我,去住当时的办公大楼。就是二楼东侧南数第三个房间。第四个房间也住着人,是三位女青年。入夜鼻息之声相闻,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大约住了一年的光景。比我先入住的是乐春光和周汉本。周外向,总有说不完的话,且总是乐哈哈的,绝没什么愁事似的。乐内向,没事就欣赏他自己制作的木质烟盒。烟盒方形带盖儿,盖口不紧不松,严实合缝,工艺品一样精致,闪闪亮着木纹的光芒。我喜欢看书写东西,尽管天天动笔,终于也写不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我们的住室,终于要做办公室了,恰好七车间的简易房有了个空位,我就搬了过去。住了半年余,又搬到“三合院”。同室的记得有刘启旺和白林,都是北京航校(中专)来的。后来的依然艰苦,没有留住他们,都先后调到条件优越的北京和青岛去了。

在三合院没住多久,因为妻与孩子的到来,我借住到了三区88栋楼。因为家属户口没解决,我不符合要房的条件,所以那间房子是车间向房产科借的。自然都是口头,不开借条的。那是典型的“干打垒”式房子。自然不像大庆那种用土夯实干垒起来的土平房或地窨子(“干打垒”称谓的来源),用的是大号实心水泥砖垒起来的,薄窗简门,四下里漏风,顶部漏雨。记得有几个冬天,我睡觉时必须戴上从东北带来的狗皮帽子,不然就冻脑袋。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必须下楼越过马路到对面公厕。这一住竟然就是24年。直到1995年春节,才搬到文化村的梅花楼。

80年代后,红湖厂的房子一批批地盖,先是文化村的新6栋和二区,以及新鲤鱼山,继而一区、老鲤鱼山,再而是文化村的点式楼、裤衩楼。截止到90年代中的狗楼与梅花楼是个质变——交钱购房实行标准房及半产权了。而这之前,都是属于福利分房。我开始是没有资格分,因为家属户口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80年代末终于落上户了,赶上一区、点式楼和裤衩楼的分房,但恋着三区楼下的菜园,我们一直没要。

那时分房,一次一个方案。有的人家资格老,左排右排都排到前边。因此先住新6栋,再到鲤鱼山,再到裤衩楼,总是住新房。有的则从小“干打垒”到大些的“干打垒”,再到改造的标准房,再到人家住过的标准房。总之,加上从祖国四面八方调来时的大搬家,有的人家搬了五六次,少的也有三四次。我家却很例外,只有一次。因为从沈阳调来,我只有一个0、7左右立方的包装箱子,家属则是空手来的,来后就在三区住。搬到梅花楼,直到04年,才办了全产权,才算真正有个自己的“窝巢”了。(待续)
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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