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茶居
回望“窝巢”
星期四 一月 10, 2008 1:45 am
[  心情: Amused ]
回望“窝巢”
——《我的红湖情结》[3]
文/ 山城子
来到红湖厂的第一夜，住的是招待所。
入夜鼻息之声相闻，却是老死不相往来。
冬天，睡觉时必须戴上狗皮帽子，不然就冻脑袋。
人类从树上下来，总得有的遮风避雨的地方。先是山洞，有山顶洞人为证。后来在平原上盖房舍，在山崖下掏窑洞，直到现在就高楼大厦，就房地产就小区物业了。
来到红湖厂的第一夜，住的是招待所里。说是托儿所改的，就在歪头坡南麓山脚下，当时的厂大门外。管理员兼招待员兼守夜好像就一个人，我在老厂就熟悉的王大爷（王作范部长的父亲）。王大爷说话慢声慢语，总是一副慈祥的笑模样，永远的和蔼可亲。我们说些在老厂他到车间送报纸送文件，他还记得我在厂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的事。这一住就是来一个多月，原因就是别处还没有我的“窝巢”。
那时的单身宿舍叫“三合院”，就在消声器厂房里靠北的一半，人早满了。四号洞对过围墙下有一排简易房，也满住着我们七车间的单身，暂时也没我的位置。记不清后来谁通知我，去住当时的办公大楼。就是二楼东侧南数第三个房间。第四个房间也住着人，是三位女青年。入夜鼻息之声相闻，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大约住了一年的光景。比我先入住的是乐春光和周汉本。周外向，总有说不完的话，且总是乐哈哈的，绝没什么愁事似的。乐内向，没事就欣赏他自己制作的木质烟盒。烟盒方形带盖儿，盖口不紧不松，严实合缝，工艺品一样精致，闪闪亮着木纹的光芒。我喜欢看书写东西，尽管天天动笔，终于也写不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我们的住室，终于要做办公室了，恰好七车间的简易房有了个空位，我就搬了过去。住了半年余，又搬到“三合院”。同室的记得有刘启旺和白林，都是北京航校（中专）来的。后来的依然艰苦，没有留住他们，都先后调到条件优越的北京和青岛去了。
在三合院没住多久，因为妻与孩子的到来，我借住到了三区88栋楼。因为家属户口没解决，我不符合要房的条件，所以那间房子是车间向房产科借的。自然都是口头，不开借条的。那是典型的“干打垒”式房子。自然不像大庆那种用土夯实干垒起来的土平房或地窨子（“干打垒”称谓的来源），用的是大号实心水泥砖垒起来的，薄窗简门，四下里漏风，顶部漏雨。记得有几个冬天，我睡觉时必须戴上从东北带来的狗皮帽子，不然就冻脑袋。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必须下楼越过马路到对面公厕。这一住竟然就是24年。直到1995年春节，才搬到文化村的梅花楼。
80年代后，红湖厂的房子一批批地盖，先是文化村的新6栋和二区，以及新鲤鱼山，继而一区、老鲤鱼山，再而是文化村的点式楼、裤衩楼。截止到90年代中的狗楼与梅花楼是个质变——交钱购房实行标准房及半产权了。而这之前，都是属于福利分房。我开始是没有资格分，因为家属户口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80年代末终于落上户了，赶上一区、点式楼和裤衩楼的分房，但恋着三区楼下的菜园，我们一直没要。
那时分房，一次一个方案。有的人家资格老，左排右排都排到前边。因此先住新6栋，再到鲤鱼山，再到裤衩楼，总是住新房。有的则从小“干打垒”到大些的“干打垒”，再到改造的标准房，再到人家住过的标准房。总之，加上从祖国四面八方调来时的大搬家，有的人家搬了五六次，少的也有三四次。我家却很例外，只有一次。因为从沈阳调来，我只有一个0、7左右立方的包装箱子，家属则是空手来的，来后就在三区住。搬到梅花楼，直到04年，才办了全产权，才算真正有个自己的“窝巢”了。（待续）
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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