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國古典經濟學及其三原則
星期四 一月 03, 2008 10:54 pm
從公元前1123年（殷帝辛35年）周文王建立起國家儲備制度並發行商品儲備貨幣（CRC﹐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到公元1937年“現代證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出版《儲備與穩定》一書﹐中國古典經濟學比西方經濟理論整整先進了3160年﹔無法走出甲午戰敗的陰影﹐一百多年來早已對中華文明失去自信心的人馬上會斷定這是“國粹主義＋狹義民族主義”的夜郎自大﹗是“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的最陳腐的老生常談﹗是“一切古已有之”愚昧思想的牽強附會……幸好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寫這本書的時侯謙遜地加了個副標題﹐以提示人們這一理論的中國起源﹕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 — 正確的中文譯法是﹕現代常平倉﹗
在西方環境經濟學出現以前﹐中國古典經濟學就將生態納入了經濟管理和國民核算體系﹔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依舊迷信市場會自動帶來均衡的時代﹐中國古典經濟學早已經將百姓均平理論數理化﹔當西方最杰出的經濟學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貨幣計劃的創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實踐這一理論數千年之久。問題是﹐這一偉大的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從國人的記憶中被刪除的呢﹖
一﹑興起與沉淪
歸根結底﹐中國古典經濟學幾成絕學的原因是中國兩千年的儒化和近一百多年的西化。
甲午戰爭已經逝去113年﹐但時光並沒有使國人走出戰敗的陰影。這場戰爭使洋務運動和中體西用的理論化為泡影 — 既然後起西化的日本最終戰勝了我們﹐那麼不徹底的西化﹐具體說是政治經濟體制不徹底西化就是罪魁禍首﹗於是西化成了唯一的道路﹐歷史有了戊戌變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運動﹐有了後來一波又一波的西化運動。
支撐全面西化的是一個簡單卻荒唐的邏輯﹕軍備不如人是因為工業不如人﹐工業不如人是因為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因為文明不如人﹐更有甚者﹐連漢字都不能要了﹐要斬草除根地割斷我們綿延八千年的文明臍帶。
筆者不是否定過去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救亡圖存的英雄史﹐在中國原文明已經全盤儒化的背景下﹐西化﹐而不是東方文藝復興成為當時唯一現實的選擇。儘管一戰後歐洲人開始懷疑西方文明的基礎﹐但中國當時根本就不具備全面的文藝復興條件。清代諸子剛剛整理完中華原文明著作﹐還沒有人從思想的角度去詮釋那些從故紙堆中搶救出來的古老文獻。
由於完全不同的地理﹑歷史背景﹐一百多年來西化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 所有法律及法制機構幾乎都引入了﹐卻沒有法治﹔經濟理論及經濟學教科書也大多譯了過來﹐經濟學家快成了過街老鼠﹔民主選舉在農村放開了﹐卻是賄選成風﹐沒有資本就用雞蛋拉選票……今天中國學術界更是西化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說北大一位教授在翻譯“Mencius”時﹐竟然不知道這個人是中國的孟子﹐將之譯為“孟休斯”。《儲備與穩定 — 現代常平倉》一書的中譯本是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環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譯者竟將文中的常平倉“ever-normal granary”譯成了“積穀防饑”。
說到學術界的儒化程度﹐同樣令人“嘆為觀止”﹐比如西方學者和政界人士常常會對秦漢黃金時代大為贊賞﹐稱秦始皇是偉大的戰略家﹐但中國學者很少有人這樣作﹐他們仍然沿襲漢初大儒陸賈的思維定勢詛咒這位法家治國的偉大領袖是暴君﹔中國學者對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一世紀的千年黃金時代似乎視而不見﹐反而將儒化後的黑暗時代驕傲地看成中華文明本身 — 今天所謂的兒童啟蒙經典不過是儒家那些漏洞百出的經典罷了 — 包括偽造的歷史。
儒化和西化還使國人失去了消化西方文明的能力﹐唯西方馬首是瞻。明明常平倉制度是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竟派人到美國去學習常平倉制度﹔明明現代公務員體制源自科舉制﹐今天國人卻讓美國高官來華宣講公務員制度。這種西方文明獨尊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中華文物制度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只剩下有意或無意﹐情願或不情願的全盤西化。唯一認識中國的窗口是西學﹐事實上單單通過西方人的眼睛內觀中國有如以管窺豹 — 西方人在學習中國經濟制度的時候﹐他們最多只學到了常平倉這樣的經濟政策﹐對後面的儲備原則一無所知。西方人在學習中國政治制度的時候﹐只看到了科舉制﹐他們對中國大黃金時代以事功精神為基礎的社會功勛制則不甚瞭瞭 — 西方傳教士最先看到的儒生公務員和法家制度下的文法吏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儒化和西化兩座大山的重壓下﹐許多知識分子喪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健康心態。他們對所有偏離西方學術軌道的思想都口誅筆伐﹐群起而攻之﹐儘管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對於自己攻擊的對象一點也不瞭解。
我們說中國古典經濟學是偉大的﹐是因為中國古典經濟學出色地解決了人與生態環境的均衡﹐社會上人與人的平等及經濟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問題。《管子》開篇一語道破了直到今天仍困擾著西方文明的上述問題﹐書中強調經濟生活必須符合自然本身的生產原則﹐用人為儲備碾平市場經濟週期。
最集中論述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文獻是《管子》一書﹐主要集中在後面的輕重16篇中﹐其間也大量提到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史。分散在《地數》﹑《國准》﹑《輕重甲》﹑《輕重戊》等篇中。作者認為輕重理論（這是古人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稱呼）發軔於中華文明之初﹐八千年的伏羲時代。甘肅大地灣等處的考古發掘告訴我們﹐七﹑八千年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結構簡單﹐人們還處於胼足脂手﹐刀耕火種﹐開拓蠻荒的時代。
《輕重戊》對那個時代描述說﹐伏羲執政時﹐就創造了八卦來預測陰陽﹐發明九九算法來印證天道﹐從而使天下歸化。神農氏執政﹐在淇山南部種植五穀﹐百姓才懂得食用糧食﹐從而使天下歸化。燧人氏當政﹐鑽木取火﹐以燒熟肉食﹐百姓免除了生食中毒之病﹐從而使天下歸化。黃帝時代﹐實行了伐光山林﹑枯竭水澤的政策。虞舜時代﹐實行了火燒山林﹐消除群害﹐為民興利的政策﹐並且建立了土神社廟﹐里巷門間﹐開始讓人民知禮。這兩個朝代﹐人們沒有怨恨﹑凶惡和反抗﹐從而天下也歸化了。夏代﹐開鑿20條河流﹐疏浚17條淤塞河道﹐疏三江﹐鑿五湖﹐引四涇之水﹐以測度九州高地﹐防治九條大澤﹐讓人們懂得城郭﹑里巷﹑房屋的建築﹐從而使天下歸化。殷代﹐修立柵圈﹐馴養牛馬﹐為人民興利﹐從而使天下歸化。周代﹐遵循八卦﹐印證明陽發展﹐從而使天下歸化。
《國准》一章更為明確地記載從周人開始（確切的說是從殷末開始）中國人開始用儲備調節經濟。上面說﹕黃帝當政的時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裝。虞舜當政的時代﹐斷竭水澤﹐伐盡山林。夏後氏當政的時代﹐焚毀草藪和大澤﹐不准民間增加財利。殷人當政的時代﹐不許諸侯經營牛馬畜牧事業﹐還限制他們製造武器和工具。周人當政的時代﹐統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儲備各種物資。
作為一個族群對自然環境的反應﹐自然災害常常是中國古典經濟學發展的催化劑。《管子‧山權數》記載﹐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湯都曾用發行貨幣的方法緩解危機﹐似乎夏朝和商初還沒有商品儲備制度。作者寫道﹕“商湯在位時有七年旱災﹐夏禹在位時有五年水災。人民沒有飯吃以至有出賣兒女的。商湯只好用莊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夏禹只好用曆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所以﹐君主對於天時水旱不能掌握防備﹐人力和土地財物也都無從掌握了。因此﹐成王業的君主總是每年貯蓄糧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當於夠吃一年的貯備。37年就能有相當於11年多一點的貯備。每年貯蓄三分之一不至於傷害民生﹐還可以促進農民重視農業並勤奮努力。即使天災毀壞土地生產﹐發生凶旱水澇百姓也不會有死於溝塹或沿街乞討的了。”
作為“孔子刪尚書之余”﹐《逸周書》對周人完善中國古典經濟學作了極其詳細的闡述。其中兩章最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來﹐兩者都是講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災救荒的﹐但《糴匡解第五》採用的只是增產節約和國家參與市場買糧（“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這樣的手段﹐按照《國語‧魯語》的說法﹕“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大匡解第十一》則開始大規模建立糧食儲備﹐同時以儲備的糧食作為準備金發行貨幣﹐這裡的貨幣已經具有商品本位貨幣的基本特點 — 儲備的目的不單純為了救濟或買賣獲利﹐而是為了穩定商品市場。當出現通貨膨脹的時侯﹐就應發行重幣﹐減少貨幣流通量﹐以穩定金融市場。
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時代的確發生了很嚴重的饑荒﹐因為除了《逸周書》﹐地下文獻《竹書紀年》也作了記載﹐上面說﹕“（帝辛）35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於豐。”《大匡》首先講了文王召集各級官員共同商討救濟之道﹐然後闡述了具體政策﹕“對官員的任職進行了考察﹐瞭解了各地該辦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賑救災荒。廣泛救助災民﹐官員不得違抗。查究清退驕頑凶殘的人﹐收捕放逐對抗不滿的人。謹慎地聯繫那些怠惰的﹐使甚伍自相擔保。感化勸勉遊手好閑的﹐把事情辦得合於節度﹐一年四季都順順當當。使農夫各自養家﹐家家男子都出門耕種。倉廩分設各地﹐各地命令農夫納糧。按規定徵收穀物﹐競相比賽積藏。藏糧不要買賣﹐買賣市場就不再均衡。佈散公家的錢幣﹐鄉正作借貸的擔保。豐年也不急於償還﹐真正進行救助﹐便於輔助百姓生財。到了財生食足﹐能夠收取再作徵收。按人口供給食物﹐人人有食才可徵取賦稅。外地食物不足﹐就開關周濟糧食。糧食少的就不轉運﹐但孤寡不得拋棄。糧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轉運外鄉。邊城糧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夠眾人守城就行。派出眾人幫助勞動﹐趕著車子送回他們﹐不分早晚運送糧食。”
為了上述政策的貫徹﹐周政府發佈文告﹐決心打擊黑市和囤積居奇的投機行為﹐保證金融和市場的穩定﹐維護商人的利益。文告上面說﹕“商旅當廣泛外出﹐順暢地交流貨物。坐船過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歸。如果錢幣輕﹐就作大錢以代替小錢流行。物資交流﹐價格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務不停頓。不得出售熟食﹐不得暗中交易。衡量本地與外地物價﹐制定平均價格﹐做到早晚不分。鄰里勞役要均等﹐只有均等眾人才會順從。先囤積而不出售的﹐當罰沒以使市場均衡﹐不讓有的人淪為貧困。財物平均而不讓有人缺乏﹐取利於民不得過分。”
中國古典經濟學在商末周文王時代已經完成了其理論基礎。如果將中國古典經濟學比作一個人的成長﹐讀者就會發現他大致可分為發育期（伏羲氏至周文王﹐約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華夏文明千年大黃金時代﹐約從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衰老期（公元前一世紀開始﹐至今也沒有完全實現復興）。
我們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發育期情況依舊缺乏全面的瞭解﹐有些記述甚至前後矛盾﹐這主要是因為缺乏更為詳盡的歷史典籍和考古資料﹐幸運的是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還是能依稀看到一條通向早期歷史的經濟學古道。《管子‧地數》中說國家壟斷礦產資源在5000年前的黃帝時代已經開始（“官山”是儲備的另一種形態）﹐《地數》中描寫了黃帝與伯高的一段對話﹐突出了這種“基本軍工原料儲備”的戰略意義﹔《逸周書》還曾引用夏代箴戒之書《夏箴》原文說明儲備的重要意義。
經過李悝﹑管子﹑桑弘羊﹐中國古典經濟學在華夏文明千年黃金時代進入成熟期﹐《管子》國輕重16篇﹑《鹽鐵論》中記述的桑弘羊經濟觀點﹐以及《史記》中有關經濟的篇目都出於這一時期。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具體內容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中進行詳細論述。這裡要指出的是﹐管子的輕重理論﹑范蠡的平糶法﹐李悝的平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輸﹑耿壽昌的常平倉﹐王安石變法……儘管這些政策的實施背景和範圍有極大差別﹐但他們的理論基礎是一致的﹐即通過基本商品的儲備﹐支持價格﹐調節市場﹐實現百姓均平。
如同古羅馬偉大的商業文明陷入中世紀的黑暗一樣﹐中國古典經濟學怎麼會被智慧的國人淡忘呢﹖終極原因是儒家對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瘋狂抵制及西方經濟學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野蠻肢解。
儒家從根本上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基礎﹐主張放任主義的小農經濟﹐對於一切政府調控市場的行為儒家都激烈反對。歷史告訴我們﹐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使中華文明陷入了漫長的中世紀﹐其陰影一直持續到今天 — 今天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已被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取代。歷史是多麼具有嘲弄性啊﹗儒家似乎在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折磨著國人 — 西方經濟學創立之初曾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啟發﹐當代英國哲學家約翰‧詹姆斯‧克拉克斷言﹐亞當‧斯密創立的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原理深受魁奈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影響﹐而魁奈這位“西方孔子”的思想源於中國。
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直接源於孔子。《論語‧顏淵篇第十二》有這樣一則故事。魯國所徵田稅的稅率是十分之二﹐國用仍十分緊張﹐於是魯哀公建議增加稅收。儒生反駁說﹐只要老百姓富足﹐國家“自動”會富強。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魯哀公問有若說﹕“遭了饑荒﹐國家用度困難﹐怎麼辦﹖”有若回答說﹕“為什麼不實行徹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稅呢﹖”哀公說﹕現在抽十分之二﹐我還不夠﹐怎麼能實行徹法呢﹖”有若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怎麼會不夠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怎麼又會夠呢﹖”
《論語》是儒家放任主義小農思想的源頭﹐到孟子﹐其具體主張已經相當成熟﹐且很有煸動性。如同1988年9月“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之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訪華時向中國領導人保證“中國可以用30年時間取得西方國家200年所取得的成就”一樣﹐孟子也為當時的政治家描繪了一幅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的人間天堂。
面對被四方欺淩﹐救亡圖存的梁惠王﹐孟子提出﹕“大王如能對民眾施行仁政﹐減省刑罰﹑薄斂賦稅﹐深耕土壤﹑清除雜草﹕青壯年在空閑時修習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用這些來侍奉父兄﹐出外用這些來侍奉尊長﹐就能使他們拿著木棒來打擊秦﹑楚的堅甲利兵了。那些國家侵奪民眾的農時﹐使他們不能耕種農田來養活自己的父母﹐父母挨凍受餓﹐兄弟妻兒離散。那些國家虐害自己的民眾﹐大王去討伐他們﹐誰能和大王對抗﹐所以說仁者是無敵的。”
孟子為梁惠王描繪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經濟圖景﹕五畝宅田種植桑樹﹐年滿50的人就能穿上絲綢了﹔雞鴨豬狗不失時節地畜養﹐年滿70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畝農田不誤了它的耕作時節﹐數口之家就能沒有饑荒了﹕注重鄉校的教育﹐強調孝敬長輩的道理﹐鬚髮斑白的人就不至於在道路上揹物負重了。年滿70的人能穿上絲綢﹑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飢寒。
在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的指導下﹐儒家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思想 — 儲備原則。荀子明確指出﹐儲備這樣的“末業”會導致國家滅亡﹐他特意發明了一個名詞“國蹶”。荀子這樣寫道﹕
“君主好大喜功﹐國家就貧窮﹔君主喜歡財利﹐國家就貧窮﹔官吏眾多﹐國家就貧窮﹔工人商人眾多﹐國家就貧窮﹔沒有規章制度﹐國家就貧窮。民眾貧窮﹐君主就貧窮﹔民眾富裕﹐君主就富裕。郊外的田野鄉村﹐是財物的根本﹔糧囤地窖穀倉米倉﹐是財物的末梢。百姓不失農時和諧安定﹑生產有條不紊﹐這是錢財的源頭﹔按照等級徵收的賦稅和國庫﹐是錢財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謹慎地保養那和諧安定的政治局面﹐節流開源﹐而對錢財的收支時常加以調節﹐使天下的財富像大水湧來一樣綽綽有餘﹐而君主也就不再擔憂財物不夠了。像這樣﹐那麼君主和民眾都富足﹐雙方都沒有地方來儲藏財物﹐這是懂得國計民生達到了頂點。所以夏禹時碰上了十年水災﹐商湯時遇到了七年旱災﹐但天下並沒有面有菜色的人﹔十年以後﹐穀物又豐收了﹐而舊有的儲備糧還有剩餘。這並沒有其他的緣故﹐可以說是因為他們懂得了本和末﹑源和流的關係啊。所以﹐田野荒蕪而國家的糧倉充實﹐百姓家裡空空蕩蕩而國家的倉庫滿滿的﹐這樣國家就垮了。”
中國古典經濟學明確反對儒家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主張。《管子‧山至數第七十六》指出﹐輕賦稅會直接導致國家儲備不足以及社會動員能力的喪失﹐國家的衰弱。文中借桓公與管子的對話寫道﹕桓公問管仲說﹕“梁聚對我講﹕‘古時候實行輕稅而薄徵﹐這算是稅收政策中最適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見如何﹖”管仲回答說﹕“梁聚的話不對。輕賦稅則國家倉庫空虛﹐薄徵收則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則皮﹑帛不能出口﹐國家倉廩空虛則戰士低賤無祿。對外﹐皮貨和絲帛不能輸出於天下各國﹔對內﹐國家的戰士又處境低賤。梁聚的話顯然是錯誤的。國君有山﹐山中產銅﹐可用銅鑄造錢幣。如能用錢幣折算糧食發放全國俸祿﹐糧食就全都囤集在國家手裡﹐糧價可上漲十倍。農民晚睡早起﹐不用驅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產量。這樣一來﹐戰士只要有從前一半的糧食俸祿﹐就可以為國效命﹔農民又晚睡早起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於主持國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語驅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必直接用言語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這樣﹐使百姓沒有不為他所用﹑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見是錯誤的。”桓公說﹕“好。”
從公元前81年鹽鐵會議上的激烈爭論到公元226年生於江東儒學世族的陸遜（183~245年）給孫權的上書﹐從明末的經濟到清末的經濟﹐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數的苦難。由於政府過小﹐根本無法調節市場﹐更別說保家衛國﹐兩千年的儒化導致中國貧弱相加。
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稅率過低﹐經濟自由放任﹐政府根本就沒有主動調節市場的能力﹐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飢民﹑飢兵一起將明朝推向滅亡的深淵。用大量數據﹐深入研究明末財政經濟狀況的杜車別先生這樣寫道﹕“和許多人想像的明代是一個對社會實施嚴密控制的專制社會相反﹐明代恰恰是一個把國家和政府的職能壓縮到最低限度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自由主義信徒的理想。經濟的發展運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對私人經濟力量的發展﹐政府無心也無力管制約束。”
清朝如何呢﹖清鼎盛時期﹐1757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驚呼大鹽商江春一夜之間為自己營造揚州白塔之余﹐看到江春比自己還富﹐乾隆感嘆﹕“人道揚州鹽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虛傳。”
到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時﹐道光皇帝卻連感嘆的份兒都沒有了。虎門地處珠江入海口﹐是出入廣州的門戶﹐虎門的火炮根本就不能打到珠江中線﹐只能做報信用（儒者不言兵﹐這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定信念。）。1835年關天培調任廣東水師提督﹐決心在虎門橫檔與武山之間激流中鋪設鐵鏈木排﹐防止洋船通過﹐但沒有經費﹐直到三年後﹐橫檔海防工程才開工 — 清政府“太小了”﹐錢是廣州大行商伍紹榮等捐獻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要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折合1470萬兩白銀﹐而此時國庫存銀不到700萬兩﹐可以說政府夠小的了吧﹐可錢是要賠的﹐那剩下的770萬兩白銀怎麼辦﹐由於儒家倒黴的“藏富於民”﹐道光皇帝就讓更倒黴的商人出。
今天那些主張“小政府”且名聲不佳的經濟學家自己都不清楚﹐他們的理論不過是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的翻版而已 — 儘管這些西天取經回來的先生們總是揮舞著拳頭反對小農經濟﹐主張市場經濟。
自由放任的市場要求國家退出經濟調節領域﹐當然﹐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家在儒家眼裡也就一併成了小人﹑盜臣。對宋以後文人影響甚鉅的《大學》中強調﹐只要生產多﹐消費少﹐國家就會強大。並借用魯國大夫孟獻子的話說﹕“養了四匹馬拉車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養雞養豬﹔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養牛養羊﹔擁有一百輛兵車的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養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有搜刮民財的家臣﹐不如有偷盜東西的家臣。”《大學》的作者這樣解釋這段話﹕“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做了國君卻還一心想著聚斂財貨﹐這必然是有小人在誘導﹐而那個國君還以為這些小人是好人﹐讓他們去處理國家大事﹐結果是天災人禍一齊降臨。這時雖有賢能的人﹐也沒有辦法挽救了。所以﹐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
既然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小人﹐當然就沒有人敢多談“利”了。公元266年﹐晉武帝司馬炎要朝臣們拿出經濟國家的具體主張﹐雄心壯志﹐欲平江表（蘇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區）的司馬炎抱怨道﹕“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
最後﹐中國古典經濟學如同孕育她的母體一樣﹐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全面引入﹐中國學者開始用西方經濟學的手術刀肢解中國古典經濟學﹐結果是災難性的 — 中國古典經濟學被殘酷而野蠻地割裂成﹕李福星《孟子經濟思想》（1926）﹑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經濟思想》（1931）﹑何大受《孔子政治經濟思想》（1933）﹑黃漢《管子經濟思想》（1936）﹑王守直《孔子的經濟理論》（1940）﹑馬元材《桑弘羊及其戰時經濟政策》（1944）﹑俞寰澄《管子之統制經濟》（1944）至於那些企圖完整論述中國經濟史的作者﹐不過是努力將這些被肢解的尸塊用邏輯的膠帶粘連在一起﹕甘乃光《先秦經濟思想史》（1926）﹐李權時的《中國經濟思想小史》（1927）﹐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1936）﹐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一部三卷﹐分別於1962﹑1963﹑1981年出版……）。
王亞南1946年就正式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概念﹐但他指的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範式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進一步說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詮釋中國。他自己也承認﹐經濟學只有一個西方經濟學﹗悲夫﹗
這些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先行者距司馬炎時代也有近1700年了﹐更難窺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全貌了。但是他們艱苦的工作至少告訴世人﹕中國即使沒有完整的經濟理論﹐也曾經存在偉大的經濟思想。
這裡﹐我們要做的不是繼續堆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尸塊﹐我們已經有力量克隆活生生的中國古典經濟學本身。
二﹑中國古典經濟學的三原則
克隆中國古典經濟學首先是找到華夏文明的基因。我們找不到商以前可信度很高的文獻﹐甲骨文也已經發現一百多年了﹐但其中幾乎都是對卜辭的零星記載。所以我們看到的可靠歷史文獻來自西周﹐最早的當屬《尚書》。宋明儒家奉為至寶的《古人尚書》被清人證明是偽書後﹐《今人尚書》的地位提高了。
由於《今人尚書》也遭到過儒家“義理化”刪改﹐所以“刪之餘”﹐被儒家扔進紙簍的《逸周書》顯得特別寶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按照《逸周書‧世俘》的記載﹐用天文學軟件定出武王克商年代後﹐《逸周書》的可信度明顯增加。今天﹐人們在重新編寫《尚書》的時候﹐已經將《逸周書‧世俘》作為真《武成》編入 — 進而言之﹐劉向所述《逸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的說法是可信的﹐《逸周書》才是本來面目的《尚書》— 它是中華文明的胚胎﹐從中我們能發現完整的中國古典經濟學基因。
公元前1117年春﹐周文王臨終前曾向太子發（克商的周武王）講述治國大道﹐內容包括了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中闡述的中國古典經濟學原則包括﹕自然原則﹑均平原則和儲備原則﹐詳述如下﹕
（一）自然原則
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她早就脫離了宗教神話的影響﹐相信自然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才是真理之源。這使得華夏文明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將生態秩序放在第一位﹐而不會像西方文明一樣用工業持續﹑大規模生產的辦法征服自然。儘管今天的西方文明也把環境問題看得十分重要﹐學蒙昧的印第安人大講“地球母親”﹐但他們仍然用資本主義工業原則﹐而不是用自然原則組織經濟生活。
一般認為中國自然主義世界觀的集大成者是《老子》﹐這沒有錯。但老子顯然不是國人獨特世界觀的源頭﹐我們的先人是何時脫離神話的影響過渡到自然主義世界觀的呢﹖
據甲骨文記錄﹐這一轉變發生在商朝末年﹐這時祖先不再是恐怖的需要用各種宗教儀式安撫的對象﹐他們變成了值得尊敬的會賜福子孫的靈魂。日本學者伊藤道治在《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 — 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 中總結第三期後半期﹑第四期卜辭（大致相當於公元前12世紀中葉以後）內容特點時說﹕“這一時期﹐祖先是在另一個與活人相同的世界裡生活的﹔同時﹐與祖甲時代相比﹐人們更明確地意識到祖先是賜福於子孫的﹐從而確立了祖先崇拜。”
這一轉變是重要的﹐它表明在神話中人性的因素正在加強﹐那種通過祭祀占卜﹐將人類的命運委於神權的時代終將結束。《逸周書》的作者在總結周文王的行事特點時﹐儘管仍然主張尊敬神靈﹐但已經將蔔筮的地位降到了無足輕重的地位﹐指出占筮不吉也要善其所為﹐龜卜雖吉也要想到凶危。
周穆王的史官在記述前朝諸國敗亡的原因與教訓時﹐單列出古國玄都氏重視鬼神﹐不重人才﹐相信占卜﹐重用神巫治國滅亡。這裡信奉鬼神﹑蔔筮已經被公開譴責。
西周末年﹐當芮伯良夫向厲王進諫的時候﹐已經屢屢講“道”﹐《逸周書‧芮良夫解第六十三》上面說﹕“我小臣良夫叩頭謹告天子﹕作為百姓的父母﹐只要盡到他的職責道義﹐遠方人沒有不服從的。如果不講道義﹐身邊的臣妾也會背離。百姓歸向恩德。有德百姓會擁戴﹐無德百姓就仇恨。這句話真實地驗證在此前不遠﹐商紂王不改夏王桀的殘暴﹐因此才有我們周朝。”
在西周以後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僅政治生活要講道﹐經濟生活也要講道﹐並發展出了完備的按時節安排生產的法規體系（即月令）和經濟管理體系（詳見《周禮‧地官司徒》部分）。經濟的自然之道包括﹕按照自然生產的週期進行生產﹐順時取物﹔維護生態持續的生產能力﹐蓄足功用﹔節制消費和資本﹐用之有節。
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儲備原則﹐卻極力贊同生產的自然原則。東漢班固在作《漢書》時﹐將中國古典經濟學的自然原則闡述得很清楚﹐《漢書‧貨殖傳第六十一》開篇就指出﹕要辨別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窪地等不同地理條件﹐教導百姓種植和畜養技術﹔這樣﹐人民用於生活和殯葬的用品﹐包括五穀﹑六畜﹑魚﹑鱉﹑鳥獸﹑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種物資都生產出來了。生產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制。草木的葉子沒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獸﹔在農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旁邊捕射飛鳥。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產外﹐還不能在山裡砍小樹﹐在湖邊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不能採集鳥蛋。這是為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將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順時取物總結為﹕山林不到季節不舉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長﹔河流湖泊不到季節不下漁網﹐以成就魚鱉的生長﹔不吃鳥卵不吃幼獸﹐以成就鳥獸的生長。打獵有季節﹐不殺小羊﹐不殺懷胎的羊。牛犢不拉車﹐馬駒不驅趕奔跑。土地不失其所宜﹐萬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時令。
由於現代人已經不知中國古典經濟學順時取物的原則﹐所有的生產都按工業化的邏輯﹐持續不間斷地進行﹐結果是生物資源的嚴重浪費。以我國為例﹐儘管從1995年我們就實行了海區伏季休漁制度﹐但那兩個月的休漁時間能保證恢復生態的自然生產能力嗎﹖由於長期捕撈過度﹐有的沿海的居民不得不轉產。
在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時代﹐《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還沒有類似“年積材量”的概念用以匡算生態持續的生產能力﹐但其中明確規定﹕不殺懷胎母獸﹐不砍未成材的樹木。不錯過農事季節。像這樣下去十年﹐有十年積蓄的為王﹐有五年積蓄的稱霸﹐沒有一年積蓄的滅亡。生十個殺一個的﹐用物會堆積十層﹔生十個殺十個的﹐用物會頓時空虛。堆積十層的為王﹐頓時空虛的滅亡。
小興安嶺的原始森林﹐日本人亂砍了一次﹐建國後又大砍了兩次﹐90年代基本砍沒了。相對我們的祖先﹐當代的經濟政策是不是太野蠻。現在大講封山育林﹐林不是靠育的﹐那些原始森林生態的恢復可能要上百年﹐可現代工業砍光地球上的森林是很快的﹔我們必須要蓄足功用﹐為萬世子孫﹐人類的持續發展計。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在談到節制消費和資本“用之有節”時﹐只是泛泛提到﹕不做驕縱奢侈之事﹐不做過分浪費的事﹐不貪戀於華美﹐柱子刮皮不加雕飾﹐屋頂用茅草覆蓋﹐為百姓珍惜費用。
中國古典經濟學經典《管子》輕重16篇明確反對消費主義及資本的無限擴張﹐特別是在世界政權分立﹐資源緊張的情況下。“桓公說﹕‘泰奢教我說﹕不修飾車帷車蓋﹐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業就不能發展。祭祀之禮不用牲﹐比如諸侯依禮用牛﹐大夫依禮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樓臺亭榭﹐修華麗宮室﹐各種木材就沒有出路。這種說法對不對﹖’管仲說﹕‘這是錯誤辦法。’桓公說﹕‘為什麼說是個錯誤辦法﹖’管仲回答說﹕‘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裡天子的管轄﹐方圓千里土地﹐列國諸侯方圓百里﹐濱海的子國70里﹐男國50里﹐像身體上的胸臂一樣互相為用。所以調節緩急餘缺﹐即使糧財散在民間﹐也不致成為統一國家君主的憂慮。但是﹐領土狹小而還要起來與大國爭強的國家﹐必須使農夫努力耕耘﹐成果歸於君主﹐使婦女勤於紡織﹐成果歸於官府﹐這並不是想要傷害民心與民意﹐而是因為國無積蓄就不能用人﹐國無餘財就不能鼓勵臣下。過分奢侈的辦法﹐不可用在領土狹小的國家。’”
自凱恩斯以來﹐刺激消費和信貸擴張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資本及資本力量造成的惡果已經顯示出來﹐甚至已經威脅到人類生存的安全。電動汽車早就發明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通過了《零排放法案》（Zero Emissions Mandate）﹐以降低汽車尾氣對環境和公眾健康的危害﹐該法案規定加州1998年售出的新車中﹐零排放的汽車要達到2％﹐2003年達到10％。在美國大石油公司的壓力之下﹐與燃油車﹑混合型動力車和氫燃料電池車相比擁有環保節能費用低廉等優越性的電動車卻退出了市場﹐最後在亞利桑那的沙漠中被絞成了鋼鐵碎片。
在2006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親自參與演出和製作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戈爾以嚴謹的科學精神﹐極其豐富的資料向世人證實了全球變暖的災難性影響﹐並指出人類（特別是一直忽視這一問題的美國）完全有技術能力解決這一問題﹐但由於某些工業利益集團的影響﹐連科學報告也被那些與石油公司有密切關係的政府官員隨意修改。戈爾最後不得不承認﹐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已經成為美國最寶貴的再生能源。
新近已經出了中文版﹐在美國影響鉅大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透露﹐美國大財團控制的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an）常常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外衣﹐通過蓄意作出誇大了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來控制別國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美國為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派遣經濟殺手到世界各地發動的隱蔽經濟戰爭﹐其規模空前鉅大﹐令人恐怖﹐所到之處是當地人民普遍的貧困和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以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厄瓜多爾為例﹐落入經濟殺手設置的陷阱後﹐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口從50％上昇到70％﹐就業不足和失業率從15％飆昇到70％﹐國債從2.4億美元猛漲到160億美元。作者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寫道﹐“世界上並非僅厄瓜多爾一個國家是如此。幾乎每個被經濟殺手網羅到美國‘保護傘’下的國家﹐都遭受著同樣的厄運”。
在人類資源已經越來越緊張的今天﹐西方文明依舊用消費主義支撐著他們的經濟成長﹐自己的資源不夠就用經濟﹑戰爭手段去掠奪﹐人類何時能脫離西方海盜文明的野蠻呢﹖就在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刻﹐伊拉克的戰火仍在燃燒。
西周初年是由山虞﹑森衡﹑川衡﹑澤虞﹑跡人﹑礦人等官員管理自然資源的。比如礦人的職責是掌管出產金玉錫石等地方﹐為之設置藩界和禁令而加以守護。按時採取﹐選擇開採地﹐繪成地圖交給開採者﹐巡視是否有人違犯禁令。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2007年我國稀土生產才由指導性改為指令性生產﹐其他礦產資源的亂挖亂採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國家物資儲備局物資儲備研究所楊子健先生撰文要求國家建立優勢礦產資源的保護機制﹕“由於我國的礦山開採和貿易過程中缺乏有效管理﹐大量寶貴的礦產資源廉價流入國外。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20年﹐許多目前我國佔有優勢的礦產資源將所剩無幾。因此﹐建立我國優勢礦產資源的保護機制已迫在眉睫。”
由於漢白玉資源有限﹐中國一向有節制的開採漢白玉﹐主要用於皇家標誌性建築﹐一般人不得隨意開採使用。但全面引入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後﹐漢白玉資源這些年很快就枯竭了。國家要建中華世紀壇﹐被稱為漢白玉的中華世紀壇石碑不得不用糙白石頂替﹐結果碑體很快就風化裂縫 — 這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是一種民族的羞恥﹗節制消費和資本是中國古典經濟學自然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裡節制資本不是消滅資本﹐《逸周書》屢次強調﹐國家要保證商人有足夠的資本。 周初政治家呂尚直接將大農﹑大工﹑大商稱為國之三寶﹐ 《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也將商稱之“三寶”﹐上面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中國古典經濟學節制資本的目的是讓百姓均平﹐不像今天美國那樣讓一個利益集團通過對資本的控制綁架整個社會。
（二）均平原則
首先需要說明﹐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百姓均平原則與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條件下通過抑商實現平均主義的小國寡民社會不同。儒家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上有﹕“我（孔子）聽說﹐對於諸侯和大夫﹐不怕貧窮﹐而怕財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於財富均了﹐也就沒有所謂貧窮﹔大家和睦﹐就不會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沒有傾覆的危險了。因為這樣﹐所以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歸服﹐就用仁﹑義﹑禮﹑樂招徠他們﹔已經來了﹐就讓他們安心住下去。”
中國古典經濟學主張不同社會階層間利益的動態平衡。“中國古典政治學的《黃帝內經》”《黃帝四經》所謂﹕應付事物變化的方法在於掌握平衡和適度﹐輕重不當﹐便是失道。
百姓均平原則是通過一系列經濟﹑政治手段實現的﹐目的是防止人與人互相剝削﹐“下相役”﹑“陰相隸”“同列而相臣妾”。具體政策包括物價調節﹑平均賦稅﹑每個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資源等等。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認為只有百姓均平﹐社會才會和諧發展（“和德”）﹐上面說﹕“百業得以均其利益﹐商賈得以流通貨物﹔百工不失掉職業﹐農夫不失掉農時﹐這叫做和德。土地多百姓少﹐土地就不是他的土地了。土地少百姓多就不是他的百姓了。因此﹐土地多﹐就發佈政令以達四方﹐四方之人流入﹔土地少﹐就讓百姓安好家室到外地勞作﹐向四鄰輸入。《夏箴》裡說﹕‘國內不能容納利益﹐百姓就到外地居住。’《開望》裡說﹕‘土地寬廣無人防守的﹐可以襲擊討伐﹔土地狹小沒有糧食的﹐可以圍困待其枯竭。兩種禍患的發生﹐都是土地與百姓多少不相稱的災難。’”
在以農業為主導的古代中國社會﹐均地分力﹐公平折算土地實行分戶經營成為歷代長期追求的目標﹐因為這樣能夠使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的利用最大化。《管子‧乘馬第五》上論證說﹕把土地公平折算實行分戶經營﹐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緊農時。他們會關注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這樣﹐他們就能夠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關心勞動﹐不知疲倦並且不辭辛苦地經營。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處﹐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發揮。
讓每個家庭平等享受土地資源的政策在中國大黃金時代相當成功﹐事實上早期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將均分田地作為自己的政策目標。東漢之後﹐大規模的土地兼併曾經發生過﹐但到明清仍沒有再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兩個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是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使他們沒有資源動員足夠的民力抵禦外部入侵 — 以前有的學者教條化地將一個朝代的滅亡歸因於土地兼併﹐中國經濟史的深入研究已經使這種意識形態主導的理論逐步失去了根基。
均地分力不再適用於工業化時代的農業﹐但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享受世界資源的思想卻永遠不會過時。
夏朝史書《夏書》中說﹕“賦稅均平﹐王室的庫藏才會充盈。” 為了使平均分配土地並公平地承擔賦稅﹐我們的先人發展了以《九章算術》為核心的完整的數學體系﹐它的主要架構都是按百姓均平的原則設計的。西周時政府專設均人一職﹐其職責就是﹕使地稅合理﹐使山林川澤之稅合理﹐使各種從業稅合理﹐使對於人民﹑牛馬﹑車輦的力役徵調合理。凡力役的徵調﹐依照年成的好壞﹐豐年公事平均每人徵用三天﹐中等年成公事平均每人徵用二天﹐歉收年成平均每人徵用一天。發生饑饉疫病就免除力役﹐免除賦稅﹐不徵收山林川澤稅和各種從業稅﹐因而也無須做使地稅合理的工作。三年大校比時﹐就對各種賦役作一次大的合理調整。
百姓均平還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平衡﹐特別是農民與工業商利益的平衡﹐不讓工商業階層壟斷國家權力。如果農產品價格過低﹐必然會損害農民的利益﹐也會使農民的工業品購買力受損﹐如果糧價過高﹐就會損害農業產品消費者的利益﹐因此中國古典經濟學主張國家調節糧食價格﹐使“農末俱利”﹐具體主張包括﹕出售糧食﹐每鬥價格20錢﹐農民會受損害﹔每鬥價格90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鬥價格最高不超過80錢﹐最低不少於30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並指出如果糧食這樣平價出售﹐並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
同時維護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價格扶持政策成為後來中國歷代農業政策的基礎﹐這一思想也被美國1933年通過的《農業調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所吸收﹐它是以1909~1914年農業繁榮時期農產品對工業品相對價格為“平價”（parity price）﹔《農業調整法案》的主要推動者﹐美國前農業部長華萊士（Henry A. Wallace﹐1933~1950在任）曾積極推動常平倉政策的國際化﹐以便讓所有國家的農民都有相等的權力獲得基本的農產品和工業品。
1942年1月﹐這位王安石的崇拜者就在《大西洋月刊》上鼓吹自己的“世界常平倉”思想﹐他寫道﹕“作為和平努力的一部分﹐我希望所謂的‘常平倉原則’會在世界範圍內一系列商品中實現﹐請注意﹐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達成的《大西洋憲章》八條中第四條提到﹐所有國家﹐不分大小﹐戰勝者或戰敗者﹐都有機會在同等條件下獲得世界的原料。 我們接下來數月的主要目標是使這個崇高的理想變得更為具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8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宣佈將建立一個世界糧食委員會（World Food Board）﹐要將“1930年代美國農業部長華萊士的‘常平倉’計劃國際化”﹐這個委員會將為歉收建立糧食儲備﹐穩定世界農產品價格﹐其基本目標是使“當其他國家有大量賣不掉的糧食剩餘時窮國免除飢餓之災”。然而﹐在美國等國家的激烈反對下﹐這個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偉大計劃被永遠地擱置了下來﹗
今天﹐世界農產品貿易仍按照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原則進行。星巴克大概可以從一公斤咖啡豆中收入232美元﹐而一個生產咖啡的埃塞俄比亞農民賣一公斤咖啡豆只能收入0.3美元﹐且這個價格還一直在下降。埃塞俄比亞的農民們至今還無法解決溫飽和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許多地方沒錢建學校﹔另據聯合國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全球有40個國家面臨不同程度的糧食短缺﹐全世界有8.54億人營養不良﹐每年有560萬兒童因飢餓和營養不良而夭折。在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問題尤為嚴重﹐約有五分之一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糧食。
當讀者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統計數字的時候﹐會懂得什麼是赤裸裸的經濟掠奪﹗什麼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華麗外衣下的野蠻﹗什麼時候﹐中國古典經濟學才能成為指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指南呢﹖
（三）儲備原則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那樣﹐產品的儲備是一切社會所共有的。古埃及就有了國家糧庫﹐主管官員的地位相當高。從《舊約‧創世紀》中我們能看到﹐約瑟建議法老在七年豐收之年儲備了大量糧食﹐然後在接下來的七年大荒中發了橫財﹐約瑟的政策只是王權下的囤積居奇﹔羅馬人也有大量的糧食儲備﹐目的和早期中國人一樣單純為了儲豐防缺。據歷史資料﹐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時候﹐羅馬至少有291家公共糧庫﹐儲備的糧食足以支撐首都居民七年之需。
西方沒有入侵前的印加和印度都有大量的儲備。印加人的儲備還相當豐富﹐除了糧食﹐還有羊毛﹑棉花和各種金屬﹔近代﹐法王路易十四設立了皇家糧食管理局﹐負責軍用糧食的公開採購。美國弗吉尼亞1632年立法明確要求每一位超過18歲的農民都應當為公共糧倉貢獻糧食。
由於西方世界的儲備最多停留在“積穀防饑”階段﹐所以西方學者們對儲備的見解亦有天壤之別。萊勒認為儲備將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減少﹔馬克思則持相反的見解﹐認為儲備的三種形式（生產資本的形式﹐個人消費基金的形式﹐商品儲備或商品資本的形式）就絕對量來說可以同時增加﹐但是一種形式的儲備會在另一種形式的儲備增加時相對地減少﹔西斯蒙第認為儲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缺陷﹔亞當‧斯密則認為儲備是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現象﹐農業經濟社會歷來都是吃上頓不管下頓。
人類文明史上﹐只有中國人將儲備作為經濟﹑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儲備﹐二是商品儲備貨幣CRC的發行。至晚在春秋時代﹐基本商品的儲備和商品儲備貨幣的發行理論已經相當成熟。
就如同中國人在三千年前就接受了負數概念而西方人到19世紀還稱負數十分荒謬一樣﹐筆者認為西方人長期關注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而沒有關注儲備的原因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在系統論誕生以前﹐西方人缺乏從整體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西方經濟學總是力圖從生產或消費方面解決經濟問題﹐而沒有意識到從生產和消費平衡的整體角度解決問題。直到20世紀30年代﹐常平倉制度引入西方後﹐商品儲備及商品儲備貨幣才正式進入西方經濟學家的視野。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在講儲備原則時沒有像《逸周書‧大匡第十一》中那樣清楚﹐但也強調了儲備及儲備商品調節市場的重要意義﹕天有四種災禍﹐水災﹑旱災﹑饑年﹑荒年。災禍的到來沒有固定時間。如果不從事積蓄﹐用什麼來防備它﹖《夏箴》裡說﹕“平民百姓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妻子兒女就不屬他所有了﹔大夫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奴隸侍妾以及車馬就不屬他所有了。國家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百姓就不屬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實行﹐災禍臨頭就不遠了。明白以上開放﹑關閉﹑禁止﹑施捨道理的人﹐他奪取天下就如演化一般的快﹔不明白開放﹑關閉﹑禁止﹑施捨道理的人﹐他失去天下也如演化一般的快。
《史記‧貨殖列傳》還記載了計然的儲備原則﹐以及如何用儲備調節市場﹐計然明確指出﹐國家絕對不能如投機商一樣囤積以求高價（不能學約瑟和埃及法老）﹐要根據市場價格的波動隨時平衡物價。上面引用計然的話說﹕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積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史記》還說﹐越王勾踐按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就富有了﹐終於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稱霸中原。
關於CRC的發行理論﹐公元前524年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時闡述的簡單明瞭﹐核心思想是統計財貨的多少﹐權衡錢幣的價值﹐如果錢貶值過多﹐就發行重幣﹐使重錢和輕錢按照一定比價流通﹐所謂“量資幣﹐權輕重”。上面說﹕古時候﹐天災降臨﹐於是統計財貨﹐權衡錢幣的輕重﹐以便賑濟百姓。若百姓嫌錢輕物重﹐就鑄造大錢來行用﹐於是有大錢輔佐小錢流通﹐百姓都得益。若百姓嫌錢重物輕﹐就多鑄小錢來行用﹐同時也不廢止大錢﹐於是有小錢鋪佐大錢流通。這樣﹐無論是小錢﹑大錢﹐百姓都不感到吃虧。
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管子》輕重16篇論述的相當細緻。作者指出﹐國家經濟工作首先要統計出“資”和“幣”﹐才能根據輕重原則調節市場﹐增強國力。統計內容包括﹕一個鄉有土地多少﹖用費的一般標準多少﹖糧食總值多少﹖還有一個縣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貨幣多少才合於該縣需要﹖穀價多高才合於貨幣流通之數﹖全年計算供應口糧後﹐餘糧多少﹖一鄉的女勞力全年進行紡織﹐其成品多少﹖應當把成品按時價算出總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後﹐餘布多少﹖還要有另外一組統計項目﹐調查土地的情況。
統計好資幣後﹐就可以用信貸﹑市場和行政命令等辦法經濟天下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總要掌握商品儲備的主動。儘管《管子》一書中描述的全部情況並不一定是歷史事實﹐甚至有些誇張﹐但作為一般的調節市場原則仍具重要的參考意義﹐它給了中國後世經濟學家太多的啟迪﹕
（總體統計完成後）﹐就計劃發行一筆經過全面籌算的貨幣。對於預計其土地收成超過口糧消費的農戶﹐就主動借錢給他們。大戶多借﹐小戶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農戶﹐全年口糧不夠消費的﹐也要借錢給他們﹐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穀豐登。官府就對具有上等土地的農戶說﹕“我所貸給你們的共多少錢﹖鄉中糧食的現價多少﹖請按照十成減三的比例折價還糧。”這樣糧價就會上漲﹐幣值就會下跌。因為上等土地的餘糧被官府掌握起來﹐中等土地又無法補足山地的缺糧﹐故糧價將上漲十倍。但山地農戶因已有國家貸款﹐接濟其不足﹐也不至於過分損失。只是上等土地的餘糧及時被國家掌握﹐使糧價坐長了十倍。這時對婦女所生產的布帛﹐只要合於國家需用﹐都加以收購並立下合同。合同按鄉﹑市的價格寫明﹕“官府無錢﹐但有糧。用糧食折價來收購。”這樣又用賣回糧食的辦法清償買布的合同﹐國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決。接著糧價又降回到原來水平了。再貸放經過統籌發行的貨幣﹐再進行囤集糧食﹐糧價又上漲十倍。這時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貸者們說﹕“國君將巡行各地﹐爾等各應出錢若干備用。”還通告鄰近各縣說﹕“有存糧的都不准擅自處理。如果巡行用糧不夠﹐國君將為解決人馬食用向民間借糧。”鄰縣四周都由此影響糧價﹐糧價又坐漲十倍。國君便下令說﹕“從富家所借的錢﹐一律以糧食折價償還。”這樣﹐糧食的市價又會降下來了﹐幣值又要上昇了。全國的百都百縣﹐其統計理財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糧價坐漲十倍。其次用糧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國家貨幣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間﹐幣值高而萬物賤﹐便收購物資而投出貨幣。再其次因貨幣放在民間﹐物資都集在官府﹐萬物價格乃上漲十倍﹔府官便按照市價拋售物資﹐至物價回降而止。這樣的國家統計理財工作﹐安排在產品未成之前﹐掌握經營在產品已成之後﹐運用國家號令而收放進退﹐不必向民間直接求索。
無論是“以穀准幣”還是“以幣准穀”（“以幣准穀”還包括官員俸祿不再直接發給糧食﹐而是換算成貨幣﹐類似於現代的工資﹐目的是讓國家掌握更多的糧食儲備﹐支撐糧食價格）﹐管子都將商品本位貨幣的應用推到了極致﹐這裡商品儲備貨幣已經不單純是為了穩定價格﹐還能通過可控的價格波動直接從市場獲取鉅大的財政收入 — 與西方經濟學的傳統作法不同﹐管子反對通過加稅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
在中國古典經濟學中﹐國家倉庫中的儲備起到準備金的作用﹐國家儲備貨幣的發行是以國家實際財富作基礎的。前提是國家必須掌握大量的商品儲備﹐否則國家將失去調節市場的能力。《管子‧山權數第七十五》將掌握糧食儲備稱為“天權”﹐“天權”不掌握﹐經濟管理也就無從談起。也因此﹐中國古典經濟學對於嚴重的入超和出超都十分關注﹐平衡市場的基本要求是保持物價水平與別國一致。因為商品價格偏高﹐別國就來傾銷射利﹔商品價格偏低﹐物資會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價一致﹐物資泄散外流﹐就等於本國失權﹔被人射利﹐就等於本國失策了。
我國僅1993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匯率就由1979年初的158元人民幣兌100美元降至580元人民幣兌100美元﹐下調了73％。後來又持續下調﹐1998年穩定到了828元人民幣兌1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近年來才有所上昇。美國人到浙江買襪子﹐說是和零價格差不多。商品價格太低導致大量的物質財富流向別國﹐不用說用儲備調節經濟了﹐居民消費率都變得奇低 — 泄者失權﹗國人不應忘記自己的經濟學古訓啊﹗
當格雷厄姆為自己的商品本位貨幣方案沒有得到華盛頓的青睞無可奈何的時候﹐在社會主義世界﹐他的計劃正在穩妥地進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儲備已經不再是馬克思眼裡的產品流通中的必要一環或“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哥達綱領批判》）﹐而是盧布穩定的基礎。1933年斯大林就指出﹕“蘇聯的通貨價值之穩定﹐首先是由於國家手中握有鉅大數量的商品來保證的﹐這些商品都以穩定的價格在市場上流通。”這是真實的﹐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蘇聯的財政人民委員宣佈﹕“蘇聯的盧布是穩固的﹐世界上沒有一種貨幣價值能比得上它。”
當代許多研究者都是赫魯曉夫的信徒﹐將當時蘇聯的經濟奇蹟說得一無是處。但斯大林的貨幣思想不僅為蘇聯經濟學家所鼓吹﹐格雷厄姆在寫他的商品儲備貨幣專著《世界商品與貨幣》時仍毫無偏見的引用 — 斯大林沒有有意識地去推行商品儲備貨幣﹐但他通過商品“準備金”的形式穩定盧布的路徑是對的。
斯大林的這些思想對1935~1937年間曾在莫斯科學習蘇聯處理經濟問題方法的陳雲有什麼影響﹐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1939年底到1940年初周恩來在蘇聯治病時﹐曾會見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前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瓦爾加‧葉‧薩（1879~1964）﹐按《師哲回憶錄》中的記述﹐因為法幣（國民黨貨幣）不斷貶值﹐導致陝甘寧邊區邊幣跟著貶值﹐物價猛漲﹐當時周恩來問策瓦爾加﹐後者建議﹕首先應使邊幣脫離與法幣掛鉤的關係﹐使之獨立起來。其次邊幣不應以黃金﹑白銀支撐﹐而是以邊區的實物（煤﹑石油﹑食鹽等）為基礎﹐以維護邊幣的購買力。第三要自立更生﹐發展生產。
多年以後﹐陳雲就將商品本位貨幣思想付諸實施。1943年初﹐剛剛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日常工作的陳雲提出建議﹐為了拯救不斷貶值﹐信譽嚴重受損的邊幣﹐可以考慮由鹽業公司發行一種流通券﹐其定價與法幣1比1﹐與邊幣1比9﹐使之在邊區內流通﹐逐步收回邊幣。達到一定程度時﹐再以邊幣收回鹽業流通券。這樣就可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1比1﹐驅逐法幣﹐掌握金融主權。陳雲的建議很快被採納了﹐1944年5月23日﹐西北財經辦事處第五次會議決定發行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共產黨人CRC的發行是成功的﹐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邊區的金融物價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波動。
解放初期﹐當時惡性的通貨膨脹足以吞噬任何一個意識形態的新生政權。全國13個大城市的批發物價指數如以1948年12月為基數100﹐則1949年11月的指數已達5376﹔人民幣的發行額增加速度若以1948年底為基數﹐到1949年11月猛增11倍﹐到1950年再增加至270倍。此時陳雲一方面利用商品儲備對付投機商（“米棉之戰”）﹐另一方面發行基本商品支撐的貨幣穩定市場。主要手段包括﹕
一﹐統一中央財政工作（這也是《管子》一書屢次三番強調的）﹐主要是統一管理財政收支﹐統一管理物資﹐統一管理信貸收支和貨幣發行﹐作到財政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求平衡﹐信貸收支平衡。為保證國家掌握雄厚的基本商品儲備﹐決定成立中央和省市各部門的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規定“所有庫存物資﹐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便減少1950年的財政支出及向國外訂貨。
二﹐緊縮銀根﹐發行折實公債（一種商品本位貨幣﹐實際上以單位人民幣准“一籃子基本商品”﹐這些商品大致包括糧食﹑布匹和煤炭）﹐中央制定了1950年發行二億分折實公債的計劃﹐計劃中的二億分公債實際只發行了一億分（一分公債折合實物為大米三公斤﹑麵粉0.75公斤﹑白細布1.3米﹑煤炭八公斤）。
三﹐開辦保值的折實儲蓄﹑大力吸收定期存款。當時折實單位後面的商品有很大不同﹐京津地區是以玉米粉0.5公斤﹑麵粉0.5公斤。五福布三分之一米的平均價格為一個標準折實單位﹔上海是以白粳米一升﹐生油50克﹑煤球0.5公斤﹑龍頭細布三分之一米的平均價格為一個標準折實單位﹔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標準折實單位。
四﹐通過國營貿易公司大力增加商品儲備。到1949年底﹐中央已掌握了50億斤商品糧和佔全國70％的煤炭供應量﹐40％的棉紗和50％的布匹﹑60％的食鹽﹐同時加強了對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物資調撥工作。1949年11月25~30日每日由東北地區調運1000~1200萬斤糧食入關。
五﹐還採取了打擊和取締投機勢力﹑發放折實工資等手段穩定社會﹑市場秩序。
陳雲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儘管到目前為止還很少有人承認這一點。他不和斯大林一樣主張將市場送到陰間去﹐一切都直接進行社會主義分配。他也不主張凍結物價。或許他比斯大林更多的汲取了中國幾千年的市場管理經驗﹐中國本土學者早就發現﹐陳雲經濟思想與管子多有相通之處。
中國古典經濟學將市場看作商品的價格標尺﹐是社會治亂的標誌﹐認為沒有市場就會嚴重打擊經濟﹐造成民用缺乏（“無市則民乏矣”）。《管子‧乘馬第五》中說﹕市場是商品供求狀況的標誌。所以﹐各種貨物價格低廉。各種商業就不能獲得高利﹔各種商業無高利﹐各項事業就都能搞好﹔各項事業搞好了﹐各項需求就都能得到適度的滿足。通過市場﹐可以通曉社會的治亂﹐可以通曉物資的多寡﹐只是不能通過它創造物資的多寡而已﹐掌握起來也是有規律的。
中國古典經濟學明確反對凍結價格或計劃價格的作法﹐計劃價格實際上是將經濟系統（市場）這一複雜鉅系統的感受器 — 價格麻痹了﹐由人和組織來進行資源配置﹐無論這些組織或人多麼有效率也無法取代市場系統本身。結果是經濟體制由麻痹到僵化﹐由僵化到死亡。20世紀末﹐蘇式計劃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破產。
《管子‧輕重乙第八十一》有一段桓公與管仲君臣的討論。桓公問管仲說﹕“平衡供求有定數麼﹖”管仲回答說﹕“平衡供求沒有定數。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價有高有低﹐不經常固定在一個數字上。”桓公說﹕“那麼﹐平衡供求的數字就不能調整劃一了麼﹖”管仲回答說﹕“不能調整劃一﹐調整劃一就靜止了﹐靜止則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則物價昇降沒有差別﹐沒有差別各種商品都不能被我們掌握利用了。”
解放初期﹐中國政府的商品儲備算是正常的﹐主要集中於基本商品﹐到1951年計劃管理的物資才23種。之後越來越多。1953年實行計劃管理的物資增加到227種﹐其中統配物資112種﹑部管物資115種。1957年甚至對非申請單位需用的物資也納入了各級主管部門的申請﹑分配計劃﹐計劃管理的物資增加到532種﹐物資計劃管理體制也逐步由計劃渠道和商業渠道﹑調撥價和市場牌價並存變為單一的計劃分配調撥和計劃價格。
計劃經濟的浪費﹑僵化現象是明顯的。更不幸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國家儲備機構似乎回歸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模式﹐變成了物流企業。1993年4月國家撤銷了商業部﹑物資部﹐組建了國內貿易部﹐1998年3月國內貿易部又改組為國家國內貿易局﹐到2001年﹐最後擁有儲備職能的國家國內貿易局也被正式撤銷﹐目前只剩下功能越來越萎縮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的國家物資儲備局﹐它似乎不可能具有調節宏觀經濟﹐發行商品本位貨幣的能力。
1992年以前﹐物資部直屬企業還有本傑明‧格雷厄姆所設想的那種“蓄水池”作用﹐這種蓄水池使中國長時間內免受經濟週期﹐經濟泡沫和通貨膨脹之苦。1992年﹐物資部直屬企業組成的“現代企業集團”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後來又請來西方和尚念經﹐立志作“現代物流企業”。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竟是2006年糧食價格上漲的始作俑者﹐而且他賺大發了（農民所得利益不足15％﹐超過85％的利益則落入了以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為代表的流通環節囊中﹗詳見2006年12月22日《南方週末》）。現在人們在“認真討論”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在履行國家宏觀調控職責和企業自身的盈利衝動之間的矛盾問題……
三﹑歷史女神的呼喚
帶著孩童般探索與發現之情研究中國古典經濟學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始終徘徊在作者心頭﹕為什麼中國古典經濟學會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早熟﹖
如前所述﹐重要的一點就是國人的思維方式﹐我們從六千多年前開始就試圖從整體的角度觀察世界﹐用整體尚中（平衡）的哲學方法解決現實問題。對於人體和經濟這樣的複雜鉅系統﹐關注整體是極為重要的。中國人通過自覺運用系統論的黑箱方法﹐通過對價格的把握﹐用儲備調節市場 — 她們關注的不僅僅是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更關注二者的持續平衡發展﹔她們關注的不單單是生產和消費﹐更關注供給和需要的平衡﹔他們關注的不僅僅是生產者和消費者﹐還有二者間利益的均衡。
有時侯你會感到西方文明的落後性是極為明顯的。華佗在公元二﹑三世紀就發明了麻沸散﹐而西方醫學家使用乙醚進行全身麻醉是在19世紀40年代﹐長時期內歐洲人在外科手術以前﹐先把病人用棍子擊昏﹐或者放血至昏迷後再進行手術﹔西方人直到20世紀初還用燒毀農作物﹐向河裡傾倒牛奶等方法解決市場不平衡問題﹐而中國早在三千年前就開始用儲備碾平各種因素帶來的經濟週期。
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經濟學仍然不能脫離牛頓世界觀的影響﹐相信理性經濟人的加總能夠帶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市場的自動平衡。現代系統論已經用科學理論清晰地證明﹐對於複雜的鉅系統來說﹐系統並不是其要素的簡單相加﹐整個系統會顯示出與要素完全不同的獨特性質。開放的複雜鉅系統也不一定走向自動平衡﹐有時會走向更加遠離平衡狀態 — 至少在經濟學領域﹐今天亞當‧斯密的理論已經成了中世紀的神學﹗
催生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早熟的市場經濟。考古證實﹐到商代晚期﹐平民已開始用當時的錢幣貝做隨葬品﹐少者一枚﹐多者數十枚﹐說明當時商業活動和商品經濟已經到了一個相對發達的階段﹔另外從商代製陶器﹑骨器等的手工業場所規模也能看出﹐當時的市場經濟已經有了較大發展。
李文治﹑江太新二位先生在《中國地主制經濟論﹕封建土地關係發展與變化》 一書通過詳細的數據分析發現﹐到秦漢時期﹐中國農民經濟商品率能達到20％乃至20％以上﹐可以說是相當高的。他們進一步指出﹐中國地主經濟以一家一戶為經濟單位﹐生產的主要是糧食﹐其他產品獲得都得依賴市場﹐這就決定了地主制經濟必然與市場聯繫﹐離開市場就無法進行再生產﹐以前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是一種誤解。
中國從來沒有形成過西歐中世紀那樣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不過完全西化的學者根本不管這些﹐他們堅定的認為﹐西方有奴隸制中國就要有﹐西方有自給自足的封建時代﹐中國也要有一個 — 自甲午戰爭以來﹐西化思想之愚昧常常如此﹗
華夏文明至晚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備的國民經濟核算和行政考核體系﹐這就是上計制度﹐內容包括﹕戶口﹑墾田數﹑財政收支﹑治安﹑綠化等多個方面。 1993年初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尹灣村六號墓出土一批西漢時期的郡縣級行政檔案﹐其中有相當完整的上計內容﹐除了上述幾項﹐還包括﹕賑濟貧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項﹔西漢宣帝時﹐穎川太守黃霸曾因“蓄足功用”等業績獲“治為天下第一”的好評。《漢書‧黃霸傳》中記載他﹕“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蓄養”。
可見﹐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核算和行政考核體系比以GDP為核心的西方模式要科學完善得多﹐GDP只是一個社會中在核算期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的最終產品總量﹐是資本的總流量﹐除了戰爭條件下﹐幾乎不能作為國民福祉的標尺﹐更不用說他根本就沒有算上環境成本。於是中國有人又從西方引進了綠色GDP﹐就是從現行GDP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問題是環境成本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根本就不能實際操作。連國家統計局也承認﹕“綠色GDP這個概念雖然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諸實踐又是非常困難的。”
讓我們少一些做秀和愚蠢﹐回歸八千年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本身吧﹗在未來的八千年里﹐從環境到金融﹐中國古典經濟學必將成為人類經濟理論的新起點。此時此刻﹐幸運地站在這個新起點上﹐我們聽到了歷史女神的呼喚 — 她預告了地球上一個滄桑古老而又勃發生機的新文明的來臨﹗
附錄﹕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商品本位貨幣計劃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話（當然得假設將來會有百世）﹐我希望他們會將我當作是商品本位貨幣計劃的創始人。說起這個計劃﹐我還得從一個逃學者講起。1912年﹐我到哥倫比亞大學馬齊博士門下接受正規的經濟學教育﹐但僅僅持續了四個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棄了經濟學及其他所有課程﹐到美國捷運公司上了日班。當我於1913年2月份返回學校時﹐我已無法再將經濟學納入我的課程表﹐於是幾乎未經絲毫猶豫就放棄了它。雖然我在這門“乏味的學科”中缺乏訓練﹐但這並沒有妨礙我最終成為證券投資﹑公司財務領域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權威﹐事實上我還是“經濟學”的權威﹐如果從經濟學這一術語的專門含義上去考慮的話。我用自己學習金融的同樣方法 — 通過閱讀﹑思考及實踐 — 掌握了我現有的這些經濟學知識。
在大多數關於貨幣理論的標準性著作中﹐你都可發現我在經濟學上的一個創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一些經濟學家似乎還未忘記它。偉大的凱恩斯勛爵還就我的新觀點寫了篇文章。（應該承認﹐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寫給我的一封關於這個問題的信也將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貨幣（簡稱為CRC）這一概念初次進入我的腦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經濟大蕭條的時候﹐當時﹐“富裕中的貧困”現象也許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現了。那時與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產普遍過剩。商品價格一落千丈﹐經濟由此陷入各種金融困境﹐由此又導致失業增加及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在我剛開始研究這次大蕭條及其帶來的普遍性災難的時候﹐我就認為這種狀況其實是不應該發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個國家缺乏肥沃的土地﹑製造的能力及科學技術知識等各種生產要素﹐那麼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源得天獨厚地豐富的國家﹐人們竟然無力購買自己的產品﹐忍受著倉庫裡商品堆積如山﹐家裡卻四壁空空的痛苦﹐這在邏輯上是荒謬可笑的。
為了尋求解決這一異常問題的出路﹐我首先考慮到了那些黃金生產者的處境。當其他人處於困境之中時﹐他們卻總能從中解脫出來。無論產量多或少﹐他們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證價格立即賣出黃金﹐甚至還能從經濟大蕭條中得到鉅大的利益﹐因為工資及他們所需物品的價格下降了﹐從而減少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利潤。許多經濟學家曾建議實行某種計劃以使物價能大體維持在某個水平上﹐但這些計劃都未能獲得廣泛的認同。當時最有名的要數歐文‧費希爾的“補償美元”計劃﹐他在計劃中建議紙幣的含金量隨價格的漲跌而昇降。而我經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得出了一個與他十分不同的觀點。我認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組（或稱為“市場一攬子”）基本原材料作為貨幣本位﹐取代原本由黃金承擔的職責。這就意味著商品組合（組合內的各種商品之間要有適當的比例關係）的所有者（或生產者）總能將它們上交財政部以換回固定數量的紙幣﹐而紙幣的所有者則可用紙幣買回相應數量的各種商品。
我個人認為﹐商品本位計劃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從積極的一面來說﹐它通過以商品確定紙幣的價值﹐並在紙幣與以它定價的商品之間建立雙向的可兌換性﹐從而盡可能直接解決穩定價格的問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將建立起一座溝通商品世界與貨幣世界的橋梁 — 允許暫不需要消費的商品換成或當成是貨幣﹐反過來﹐必要時貨幣也能轉換成商品進入消費。這種主張讓人聯想起《聖經》裡著名的“七豐年七災年”的故事﹐也讓人聯想起約瑟夫的明智之舉﹕積蓄盈餘以備將來之需。
從消極的一面來說﹐這個方法並未試圖使每種商品的價格都保持穩定 — 就像過去所實施過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謂“價格固定計劃”一樣。我的計劃允許每種商品的價格按其供求狀況有所浮動﹐而同時又要維持商品組合整體價格的穩定性（至少要將它的浮動限制在較窄的幅度內）。
要將這一在理論上很吸引人的計劃付諸實施會有很大的困難。服裝製造商及其他無數商人是否能夠以固定價格將他們生產的所有東西賣給美國財政部﹖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 因為這涉及到太多的問題了﹕質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穎﹐價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東西是否已經過時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錢買下這些東西﹐政府又該如何處置它們呢﹖
如果我們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這一限定的領域﹐那麼許多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價格的波動在經濟繁榮或經濟蕭條時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例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通貨膨脹以及戰後的繁榮使美國的基本原材料價格指數在1913~1920年之間大大上漲﹐但是在1922年又發生了暴跌。
假設我們將自己的職責限於為幾種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無限需求﹐情況又會怎樣呢﹖由於這些原材料通常構成了實物經濟的基礎﹐可以設想﹐如果能像保證黃金地位那樣確保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麼我們就能保護商品的價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數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經濟蕭條再次發生時的有害影響。基本商品價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於其他商品﹐將前者的價格穩定住了或許就能很好地穩定住消費品的價格。少數幾種主要原材料（一般說來不會超過30種）佔全部初級產品總價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穩定了這30種原材料的價格﹐也就可以防止整個經濟出現嚴重的不穩定。
但是﹐穩定基本原材料價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麼﹖我們能否為一蒲式耳小麥﹐為一磅黃銅﹐同時又為一磅咖啡定個不變的價格﹐直至給30種商品都分別定個不變的價格呢﹖這樣做顯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這些商品間的相對價格（商品間的比價）總是波動很大﹐這是由各個供求因素的變化引起的。這些變化是否僅僅是暫時性的﹖如果是的話﹐對它們的相對價格進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主要源於相對生產成本的長期變化﹐因此它們往往是長期性或准長期性的。過去人們為了穩定各種商品的價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對食糖價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例子﹐但事實證明這種努力非常不成功。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反對所謂的“為維持商品或服務價格而提供補貼的計划”。他們喜歡引用一個古老的例子 — 早在公元301年﹐迪奧克萊蒂安皇帝採取了一個大膽的決策﹐試圖固定物價﹐但最終失敗了 — 由此證明固定物價是行不通的。
對於試圖穩定多種商品各自價格這一計劃的內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決物價穩定問題的出路在於﹕固定住一組重要商品（或叫“市場一攬子”）的整體價格﹐只讓它在有限的窄幅內浮動﹐而同時允許籃內的幾種商品按自己的相對供求關係變化情況有所浮動。換句話說﹐我建議對一組經過精心挑選﹑有一定比例關係的商品組合賦予與黃金同樣的貨幣地位。這意味著新的貨幣發行是通過以貨幣交換生產者的基本商品這一形式進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儲備為後盾的。
在西方環境經濟學出現以前﹐中國古典經濟學就將生態納入了經濟管理和國民核算體系﹔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依舊迷信市場會自動帶來均衡的時代﹐中國古典經濟學早已經將百姓均平理論數理化﹔當西方最杰出的經濟學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貨幣計劃的創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實踐這一理論數千年之久。問題是﹐這一偉大的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從國人的記憶中被刪除的呢﹖
一﹑興起與沉淪
歸根結底﹐中國古典經濟學幾成絕學的原因是中國兩千年的儒化和近一百多年的西化。
甲午戰爭已經逝去113年﹐但時光並沒有使國人走出戰敗的陰影。這場戰爭使洋務運動和中體西用的理論化為泡影 — 既然後起西化的日本最終戰勝了我們﹐那麼不徹底的西化﹐具體說是政治經濟體制不徹底西化就是罪魁禍首﹗於是西化成了唯一的道路﹐歷史有了戊戌變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運動﹐有了後來一波又一波的西化運動。
支撐全面西化的是一個簡單卻荒唐的邏輯﹕軍備不如人是因為工業不如人﹐工業不如人是因為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因為文明不如人﹐更有甚者﹐連漢字都不能要了﹐要斬草除根地割斷我們綿延八千年的文明臍帶。
筆者不是否定過去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救亡圖存的英雄史﹐在中國原文明已經全盤儒化的背景下﹐西化﹐而不是東方文藝復興成為當時唯一現實的選擇。儘管一戰後歐洲人開始懷疑西方文明的基礎﹐但中國當時根本就不具備全面的文藝復興條件。清代諸子剛剛整理完中華原文明著作﹐還沒有人從思想的角度去詮釋那些從故紙堆中搶救出來的古老文獻。
由於完全不同的地理﹑歷史背景﹐一百多年來西化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 所有法律及法制機構幾乎都引入了﹐卻沒有法治﹔經濟理論及經濟學教科書也大多譯了過來﹐經濟學家快成了過街老鼠﹔民主選舉在農村放開了﹐卻是賄選成風﹐沒有資本就用雞蛋拉選票……今天中國學術界更是西化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說北大一位教授在翻譯“Mencius”時﹐竟然不知道這個人是中國的孟子﹐將之譯為“孟休斯”。《儲備與穩定 — 現代常平倉》一書的中譯本是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環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譯者竟將文中的常平倉“ever-normal granary”譯成了“積穀防饑”。
說到學術界的儒化程度﹐同樣令人“嘆為觀止”﹐比如西方學者和政界人士常常會對秦漢黃金時代大為贊賞﹐稱秦始皇是偉大的戰略家﹐但中國學者很少有人這樣作﹐他們仍然沿襲漢初大儒陸賈的思維定勢詛咒這位法家治國的偉大領袖是暴君﹔中國學者對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一世紀的千年黃金時代似乎視而不見﹐反而將儒化後的黑暗時代驕傲地看成中華文明本身 — 今天所謂的兒童啟蒙經典不過是儒家那些漏洞百出的經典罷了 — 包括偽造的歷史。
儒化和西化還使國人失去了消化西方文明的能力﹐唯西方馬首是瞻。明明常平倉制度是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竟派人到美國去學習常平倉制度﹔明明現代公務員體制源自科舉制﹐今天國人卻讓美國高官來華宣講公務員制度。這種西方文明獨尊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中華文物制度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只剩下有意或無意﹐情願或不情願的全盤西化。唯一認識中國的窗口是西學﹐事實上單單通過西方人的眼睛內觀中國有如以管窺豹 — 西方人在學習中國經濟制度的時候﹐他們最多只學到了常平倉這樣的經濟政策﹐對後面的儲備原則一無所知。西方人在學習中國政治制度的時候﹐只看到了科舉制﹐他們對中國大黃金時代以事功精神為基礎的社會功勛制則不甚瞭瞭 — 西方傳教士最先看到的儒生公務員和法家制度下的文法吏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儒化和西化兩座大山的重壓下﹐許多知識分子喪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健康心態。他們對所有偏離西方學術軌道的思想都口誅筆伐﹐群起而攻之﹐儘管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對於自己攻擊的對象一點也不瞭解。
我們說中國古典經濟學是偉大的﹐是因為中國古典經濟學出色地解決了人與生態環境的均衡﹐社會上人與人的平等及經濟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問題。《管子》開篇一語道破了直到今天仍困擾著西方文明的上述問題﹐書中強調經濟生活必須符合自然本身的生產原則﹐用人為儲備碾平市場經濟週期。
最集中論述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文獻是《管子》一書﹐主要集中在後面的輕重16篇中﹐其間也大量提到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史。分散在《地數》﹑《國准》﹑《輕重甲》﹑《輕重戊》等篇中。作者認為輕重理論（這是古人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稱呼）發軔於中華文明之初﹐八千年的伏羲時代。甘肅大地灣等處的考古發掘告訴我們﹐七﹑八千年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結構簡單﹐人們還處於胼足脂手﹐刀耕火種﹐開拓蠻荒的時代。
《輕重戊》對那個時代描述說﹐伏羲執政時﹐就創造了八卦來預測陰陽﹐發明九九算法來印證天道﹐從而使天下歸化。神農氏執政﹐在淇山南部種植五穀﹐百姓才懂得食用糧食﹐從而使天下歸化。燧人氏當政﹐鑽木取火﹐以燒熟肉食﹐百姓免除了生食中毒之病﹐從而使天下歸化。黃帝時代﹐實行了伐光山林﹑枯竭水澤的政策。虞舜時代﹐實行了火燒山林﹐消除群害﹐為民興利的政策﹐並且建立了土神社廟﹐里巷門間﹐開始讓人民知禮。這兩個朝代﹐人們沒有怨恨﹑凶惡和反抗﹐從而天下也歸化了。夏代﹐開鑿20條河流﹐疏浚17條淤塞河道﹐疏三江﹐鑿五湖﹐引四涇之水﹐以測度九州高地﹐防治九條大澤﹐讓人們懂得城郭﹑里巷﹑房屋的建築﹐從而使天下歸化。殷代﹐修立柵圈﹐馴養牛馬﹐為人民興利﹐從而使天下歸化。周代﹐遵循八卦﹐印證明陽發展﹐從而使天下歸化。
《國准》一章更為明確地記載從周人開始（確切的說是從殷末開始）中國人開始用儲備調節經濟。上面說﹕黃帝當政的時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裝。虞舜當政的時代﹐斷竭水澤﹐伐盡山林。夏後氏當政的時代﹐焚毀草藪和大澤﹐不准民間增加財利。殷人當政的時代﹐不許諸侯經營牛馬畜牧事業﹐還限制他們製造武器和工具。周人當政的時代﹐統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儲備各種物資。
作為一個族群對自然環境的反應﹐自然災害常常是中國古典經濟學發展的催化劑。《管子‧山權數》記載﹐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湯都曾用發行貨幣的方法緩解危機﹐似乎夏朝和商初還沒有商品儲備制度。作者寫道﹕“商湯在位時有七年旱災﹐夏禹在位時有五年水災。人民沒有飯吃以至有出賣兒女的。商湯只好用莊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夏禹只好用曆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所以﹐君主對於天時水旱不能掌握防備﹐人力和土地財物也都無從掌握了。因此﹐成王業的君主總是每年貯蓄糧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當於夠吃一年的貯備。37年就能有相當於11年多一點的貯備。每年貯蓄三分之一不至於傷害民生﹐還可以促進農民重視農業並勤奮努力。即使天災毀壞土地生產﹐發生凶旱水澇百姓也不會有死於溝塹或沿街乞討的了。”
作為“孔子刪尚書之余”﹐《逸周書》對周人完善中國古典經濟學作了極其詳細的闡述。其中兩章最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來﹐兩者都是講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災救荒的﹐但《糴匡解第五》採用的只是增產節約和國家參與市場買糧（“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這樣的手段﹐按照《國語‧魯語》的說法﹕“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大匡解第十一》則開始大規模建立糧食儲備﹐同時以儲備的糧食作為準備金發行貨幣﹐這裡的貨幣已經具有商品本位貨幣的基本特點 — 儲備的目的不單純為了救濟或買賣獲利﹐而是為了穩定商品市場。當出現通貨膨脹的時侯﹐就應發行重幣﹐減少貨幣流通量﹐以穩定金融市場。
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時代的確發生了很嚴重的饑荒﹐因為除了《逸周書》﹐地下文獻《竹書紀年》也作了記載﹐上面說﹕“（帝辛）35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於豐。”《大匡》首先講了文王召集各級官員共同商討救濟之道﹐然後闡述了具體政策﹕“對官員的任職進行了考察﹐瞭解了各地該辦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賑救災荒。廣泛救助災民﹐官員不得違抗。查究清退驕頑凶殘的人﹐收捕放逐對抗不滿的人。謹慎地聯繫那些怠惰的﹐使甚伍自相擔保。感化勸勉遊手好閑的﹐把事情辦得合於節度﹐一年四季都順順當當。使農夫各自養家﹐家家男子都出門耕種。倉廩分設各地﹐各地命令農夫納糧。按規定徵收穀物﹐競相比賽積藏。藏糧不要買賣﹐買賣市場就不再均衡。佈散公家的錢幣﹐鄉正作借貸的擔保。豐年也不急於償還﹐真正進行救助﹐便於輔助百姓生財。到了財生食足﹐能夠收取再作徵收。按人口供給食物﹐人人有食才可徵取賦稅。外地食物不足﹐就開關周濟糧食。糧食少的就不轉運﹐但孤寡不得拋棄。糧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轉運外鄉。邊城糧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夠眾人守城就行。派出眾人幫助勞動﹐趕著車子送回他們﹐不分早晚運送糧食。”
為了上述政策的貫徹﹐周政府發佈文告﹐決心打擊黑市和囤積居奇的投機行為﹐保證金融和市場的穩定﹐維護商人的利益。文告上面說﹕“商旅當廣泛外出﹐順暢地交流貨物。坐船過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歸。如果錢幣輕﹐就作大錢以代替小錢流行。物資交流﹐價格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務不停頓。不得出售熟食﹐不得暗中交易。衡量本地與外地物價﹐制定平均價格﹐做到早晚不分。鄰里勞役要均等﹐只有均等眾人才會順從。先囤積而不出售的﹐當罰沒以使市場均衡﹐不讓有的人淪為貧困。財物平均而不讓有人缺乏﹐取利於民不得過分。”
中國古典經濟學在商末周文王時代已經完成了其理論基礎。如果將中國古典經濟學比作一個人的成長﹐讀者就會發現他大致可分為發育期（伏羲氏至周文王﹐約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華夏文明千年大黃金時代﹐約從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衰老期（公元前一世紀開始﹐至今也沒有完全實現復興）。
我們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發育期情況依舊缺乏全面的瞭解﹐有些記述甚至前後矛盾﹐這主要是因為缺乏更為詳盡的歷史典籍和考古資料﹐幸運的是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還是能依稀看到一條通向早期歷史的經濟學古道。《管子‧地數》中說國家壟斷礦產資源在5000年前的黃帝時代已經開始（“官山”是儲備的另一種形態）﹐《地數》中描寫了黃帝與伯高的一段對話﹐突出了這種“基本軍工原料儲備”的戰略意義﹔《逸周書》還曾引用夏代箴戒之書《夏箴》原文說明儲備的重要意義。
經過李悝﹑管子﹑桑弘羊﹐中國古典經濟學在華夏文明千年黃金時代進入成熟期﹐《管子》國輕重16篇﹑《鹽鐵論》中記述的桑弘羊經濟觀點﹐以及《史記》中有關經濟的篇目都出於這一時期。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具體內容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中進行詳細論述。這裡要指出的是﹐管子的輕重理論﹑范蠡的平糶法﹐李悝的平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輸﹑耿壽昌的常平倉﹐王安石變法……儘管這些政策的實施背景和範圍有極大差別﹐但他們的理論基礎是一致的﹐即通過基本商品的儲備﹐支持價格﹐調節市場﹐實現百姓均平。
如同古羅馬偉大的商業文明陷入中世紀的黑暗一樣﹐中國古典經濟學怎麼會被智慧的國人淡忘呢﹖終極原因是儒家對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瘋狂抵制及西方經濟學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野蠻肢解。
儒家從根本上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基礎﹐主張放任主義的小農經濟﹐對於一切政府調控市場的行為儒家都激烈反對。歷史告訴我們﹐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使中華文明陷入了漫長的中世紀﹐其陰影一直持續到今天 — 今天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已被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取代。歷史是多麼具有嘲弄性啊﹗儒家似乎在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折磨著國人 — 西方經濟學創立之初曾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啟發﹐當代英國哲學家約翰‧詹姆斯‧克拉克斷言﹐亞當‧斯密創立的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原理深受魁奈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影響﹐而魁奈這位“西方孔子”的思想源於中國。
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直接源於孔子。《論語‧顏淵篇第十二》有這樣一則故事。魯國所徵田稅的稅率是十分之二﹐國用仍十分緊張﹐於是魯哀公建議增加稅收。儒生反駁說﹐只要老百姓富足﹐國家“自動”會富強。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魯哀公問有若說﹕“遭了饑荒﹐國家用度困難﹐怎麼辦﹖”有若回答說﹕“為什麼不實行徹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稅呢﹖”哀公說﹕現在抽十分之二﹐我還不夠﹐怎麼能實行徹法呢﹖”有若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怎麼會不夠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怎麼又會夠呢﹖”
《論語》是儒家放任主義小農思想的源頭﹐到孟子﹐其具體主張已經相當成熟﹐且很有煸動性。如同1988年9月“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之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訪華時向中國領導人保證“中國可以用30年時間取得西方國家200年所取得的成就”一樣﹐孟子也為當時的政治家描繪了一幅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的人間天堂。
面對被四方欺淩﹐救亡圖存的梁惠王﹐孟子提出﹕“大王如能對民眾施行仁政﹐減省刑罰﹑薄斂賦稅﹐深耕土壤﹑清除雜草﹕青壯年在空閑時修習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用這些來侍奉父兄﹐出外用這些來侍奉尊長﹐就能使他們拿著木棒來打擊秦﹑楚的堅甲利兵了。那些國家侵奪民眾的農時﹐使他們不能耕種農田來養活自己的父母﹐父母挨凍受餓﹐兄弟妻兒離散。那些國家虐害自己的民眾﹐大王去討伐他們﹐誰能和大王對抗﹐所以說仁者是無敵的。”
孟子為梁惠王描繪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經濟圖景﹕五畝宅田種植桑樹﹐年滿50的人就能穿上絲綢了﹔雞鴨豬狗不失時節地畜養﹐年滿70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畝農田不誤了它的耕作時節﹐數口之家就能沒有饑荒了﹕注重鄉校的教育﹐強調孝敬長輩的道理﹐鬚髮斑白的人就不至於在道路上揹物負重了。年滿70的人能穿上絲綢﹑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飢寒。
在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的指導下﹐儒家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思想 — 儲備原則。荀子明確指出﹐儲備這樣的“末業”會導致國家滅亡﹐他特意發明了一個名詞“國蹶”。荀子這樣寫道﹕
“君主好大喜功﹐國家就貧窮﹔君主喜歡財利﹐國家就貧窮﹔官吏眾多﹐國家就貧窮﹔工人商人眾多﹐國家就貧窮﹔沒有規章制度﹐國家就貧窮。民眾貧窮﹐君主就貧窮﹔民眾富裕﹐君主就富裕。郊外的田野鄉村﹐是財物的根本﹔糧囤地窖穀倉米倉﹐是財物的末梢。百姓不失農時和諧安定﹑生產有條不紊﹐這是錢財的源頭﹔按照等級徵收的賦稅和國庫﹐是錢財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謹慎地保養那和諧安定的政治局面﹐節流開源﹐而對錢財的收支時常加以調節﹐使天下的財富像大水湧來一樣綽綽有餘﹐而君主也就不再擔憂財物不夠了。像這樣﹐那麼君主和民眾都富足﹐雙方都沒有地方來儲藏財物﹐這是懂得國計民生達到了頂點。所以夏禹時碰上了十年水災﹐商湯時遇到了七年旱災﹐但天下並沒有面有菜色的人﹔十年以後﹐穀物又豐收了﹐而舊有的儲備糧還有剩餘。這並沒有其他的緣故﹐可以說是因為他們懂得了本和末﹑源和流的關係啊。所以﹐田野荒蕪而國家的糧倉充實﹐百姓家裡空空蕩蕩而國家的倉庫滿滿的﹐這樣國家就垮了。”
中國古典經濟學明確反對儒家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主張。《管子‧山至數第七十六》指出﹐輕賦稅會直接導致國家儲備不足以及社會動員能力的喪失﹐國家的衰弱。文中借桓公與管子的對話寫道﹕桓公問管仲說﹕“梁聚對我講﹕‘古時候實行輕稅而薄徵﹐這算是稅收政策中最適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見如何﹖”管仲回答說﹕“梁聚的話不對。輕賦稅則國家倉庫空虛﹐薄徵收則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則皮﹑帛不能出口﹐國家倉廩空虛則戰士低賤無祿。對外﹐皮貨和絲帛不能輸出於天下各國﹔對內﹐國家的戰士又處境低賤。梁聚的話顯然是錯誤的。國君有山﹐山中產銅﹐可用銅鑄造錢幣。如能用錢幣折算糧食發放全國俸祿﹐糧食就全都囤集在國家手裡﹐糧價可上漲十倍。農民晚睡早起﹐不用驅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產量。這樣一來﹐戰士只要有從前一半的糧食俸祿﹐就可以為國效命﹔農民又晚睡早起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於主持國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語驅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必直接用言語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這樣﹐使百姓沒有不為他所用﹑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見是錯誤的。”桓公說﹕“好。”
從公元前81年鹽鐵會議上的激烈爭論到公元226年生於江東儒學世族的陸遜（183~245年）給孫權的上書﹐從明末的經濟到清末的經濟﹐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數的苦難。由於政府過小﹐根本無法調節市場﹐更別說保家衛國﹐兩千年的儒化導致中國貧弱相加。
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稅率過低﹐經濟自由放任﹐政府根本就沒有主動調節市場的能力﹐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飢民﹑飢兵一起將明朝推向滅亡的深淵。用大量數據﹐深入研究明末財政經濟狀況的杜車別先生這樣寫道﹕“和許多人想像的明代是一個對社會實施嚴密控制的專制社會相反﹐明代恰恰是一個把國家和政府的職能壓縮到最低限度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自由主義信徒的理想。經濟的發展運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對私人經濟力量的發展﹐政府無心也無力管制約束。”
清朝如何呢﹖清鼎盛時期﹐1757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驚呼大鹽商江春一夜之間為自己營造揚州白塔之余﹐看到江春比自己還富﹐乾隆感嘆﹕“人道揚州鹽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虛傳。”
到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時﹐道光皇帝卻連感嘆的份兒都沒有了。虎門地處珠江入海口﹐是出入廣州的門戶﹐虎門的火炮根本就不能打到珠江中線﹐只能做報信用（儒者不言兵﹐這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定信念。）。1835年關天培調任廣東水師提督﹐決心在虎門橫檔與武山之間激流中鋪設鐵鏈木排﹐防止洋船通過﹐但沒有經費﹐直到三年後﹐橫檔海防工程才開工 — 清政府“太小了”﹐錢是廣州大行商伍紹榮等捐獻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要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折合1470萬兩白銀﹐而此時國庫存銀不到700萬兩﹐可以說政府夠小的了吧﹐可錢是要賠的﹐那剩下的770萬兩白銀怎麼辦﹐由於儒家倒黴的“藏富於民”﹐道光皇帝就讓更倒黴的商人出。
今天那些主張“小政府”且名聲不佳的經濟學家自己都不清楚﹐他們的理論不過是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的翻版而已 — 儘管這些西天取經回來的先生們總是揮舞著拳頭反對小農經濟﹐主張市場經濟。
自由放任的市場要求國家退出經濟調節領域﹐當然﹐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家在儒家眼裡也就一併成了小人﹑盜臣。對宋以後文人影響甚鉅的《大學》中強調﹐只要生產多﹐消費少﹐國家就會強大。並借用魯國大夫孟獻子的話說﹕“養了四匹馬拉車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養雞養豬﹔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養牛養羊﹔擁有一百輛兵車的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養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有搜刮民財的家臣﹐不如有偷盜東西的家臣。”《大學》的作者這樣解釋這段話﹕“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做了國君卻還一心想著聚斂財貨﹐這必然是有小人在誘導﹐而那個國君還以為這些小人是好人﹐讓他們去處理國家大事﹐結果是天災人禍一齊降臨。這時雖有賢能的人﹐也沒有辦法挽救了。所以﹐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
既然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小人﹐當然就沒有人敢多談“利”了。公元266年﹐晉武帝司馬炎要朝臣們拿出經濟國家的具體主張﹐雄心壯志﹐欲平江表（蘇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區）的司馬炎抱怨道﹕“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
最後﹐中國古典經濟學如同孕育她的母體一樣﹐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全面引入﹐中國學者開始用西方經濟學的手術刀肢解中國古典經濟學﹐結果是災難性的 — 中國古典經濟學被殘酷而野蠻地割裂成﹕李福星《孟子經濟思想》（1926）﹑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經濟思想》（1931）﹑何大受《孔子政治經濟思想》（1933）﹑黃漢《管子經濟思想》（1936）﹑王守直《孔子的經濟理論》（1940）﹑馬元材《桑弘羊及其戰時經濟政策》（1944）﹑俞寰澄《管子之統制經濟》（1944）至於那些企圖完整論述中國經濟史的作者﹐不過是努力將這些被肢解的尸塊用邏輯的膠帶粘連在一起﹕甘乃光《先秦經濟思想史》（1926）﹐李權時的《中國經濟思想小史》（1927）﹐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1936）﹐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一部三卷﹐分別於1962﹑1963﹑1981年出版……）。
王亞南1946年就正式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概念﹐但他指的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範式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進一步說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詮釋中國。他自己也承認﹐經濟學只有一個西方經濟學﹗悲夫﹗
這些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先行者距司馬炎時代也有近1700年了﹐更難窺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全貌了。但是他們艱苦的工作至少告訴世人﹕中國即使沒有完整的經濟理論﹐也曾經存在偉大的經濟思想。
這裡﹐我們要做的不是繼續堆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尸塊﹐我們已經有力量克隆活生生的中國古典經濟學本身。
二﹑中國古典經濟學的三原則
克隆中國古典經濟學首先是找到華夏文明的基因。我們找不到商以前可信度很高的文獻﹐甲骨文也已經發現一百多年了﹐但其中幾乎都是對卜辭的零星記載。所以我們看到的可靠歷史文獻來自西周﹐最早的當屬《尚書》。宋明儒家奉為至寶的《古人尚書》被清人證明是偽書後﹐《今人尚書》的地位提高了。
由於《今人尚書》也遭到過儒家“義理化”刪改﹐所以“刪之餘”﹐被儒家扔進紙簍的《逸周書》顯得特別寶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按照《逸周書‧世俘》的記載﹐用天文學軟件定出武王克商年代後﹐《逸周書》的可信度明顯增加。今天﹐人們在重新編寫《尚書》的時候﹐已經將《逸周書‧世俘》作為真《武成》編入 — 進而言之﹐劉向所述《逸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的說法是可信的﹐《逸周書》才是本來面目的《尚書》— 它是中華文明的胚胎﹐從中我們能發現完整的中國古典經濟學基因。
公元前1117年春﹐周文王臨終前曾向太子發（克商的周武王）講述治國大道﹐內容包括了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中闡述的中國古典經濟學原則包括﹕自然原則﹑均平原則和儲備原則﹐詳述如下﹕
（一）自然原則
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她早就脫離了宗教神話的影響﹐相信自然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才是真理之源。這使得華夏文明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將生態秩序放在第一位﹐而不會像西方文明一樣用工業持續﹑大規模生產的辦法征服自然。儘管今天的西方文明也把環境問題看得十分重要﹐學蒙昧的印第安人大講“地球母親”﹐但他們仍然用資本主義工業原則﹐而不是用自然原則組織經濟生活。
一般認為中國自然主義世界觀的集大成者是《老子》﹐這沒有錯。但老子顯然不是國人獨特世界觀的源頭﹐我們的先人是何時脫離神話的影響過渡到自然主義世界觀的呢﹖
據甲骨文記錄﹐這一轉變發生在商朝末年﹐這時祖先不再是恐怖的需要用各種宗教儀式安撫的對象﹐他們變成了值得尊敬的會賜福子孫的靈魂。日本學者伊藤道治在《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 — 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 中總結第三期後半期﹑第四期卜辭（大致相當於公元前12世紀中葉以後）內容特點時說﹕“這一時期﹐祖先是在另一個與活人相同的世界裡生活的﹔同時﹐與祖甲時代相比﹐人們更明確地意識到祖先是賜福於子孫的﹐從而確立了祖先崇拜。”
這一轉變是重要的﹐它表明在神話中人性的因素正在加強﹐那種通過祭祀占卜﹐將人類的命運委於神權的時代終將結束。《逸周書》的作者在總結周文王的行事特點時﹐儘管仍然主張尊敬神靈﹐但已經將蔔筮的地位降到了無足輕重的地位﹐指出占筮不吉也要善其所為﹐龜卜雖吉也要想到凶危。
周穆王的史官在記述前朝諸國敗亡的原因與教訓時﹐單列出古國玄都氏重視鬼神﹐不重人才﹐相信占卜﹐重用神巫治國滅亡。這裡信奉鬼神﹑蔔筮已經被公開譴責。
西周末年﹐當芮伯良夫向厲王進諫的時候﹐已經屢屢講“道”﹐《逸周書‧芮良夫解第六十三》上面說﹕“我小臣良夫叩頭謹告天子﹕作為百姓的父母﹐只要盡到他的職責道義﹐遠方人沒有不服從的。如果不講道義﹐身邊的臣妾也會背離。百姓歸向恩德。有德百姓會擁戴﹐無德百姓就仇恨。這句話真實地驗證在此前不遠﹐商紂王不改夏王桀的殘暴﹐因此才有我們周朝。”
在西周以後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僅政治生活要講道﹐經濟生活也要講道﹐並發展出了完備的按時節安排生產的法規體系（即月令）和經濟管理體系（詳見《周禮‧地官司徒》部分）。經濟的自然之道包括﹕按照自然生產的週期進行生產﹐順時取物﹔維護生態持續的生產能力﹐蓄足功用﹔節制消費和資本﹐用之有節。
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儲備原則﹐卻極力贊同生產的自然原則。東漢班固在作《漢書》時﹐將中國古典經濟學的自然原則闡述得很清楚﹐《漢書‧貨殖傳第六十一》開篇就指出﹕要辨別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窪地等不同地理條件﹐教導百姓種植和畜養技術﹔這樣﹐人民用於生活和殯葬的用品﹐包括五穀﹑六畜﹑魚﹑鱉﹑鳥獸﹑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種物資都生產出來了。生產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制。草木的葉子沒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獸﹔在農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旁邊捕射飛鳥。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產外﹐還不能在山裡砍小樹﹐在湖邊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不能採集鳥蛋。這是為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將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順時取物總結為﹕山林不到季節不舉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長﹔河流湖泊不到季節不下漁網﹐以成就魚鱉的生長﹔不吃鳥卵不吃幼獸﹐以成就鳥獸的生長。打獵有季節﹐不殺小羊﹐不殺懷胎的羊。牛犢不拉車﹐馬駒不驅趕奔跑。土地不失其所宜﹐萬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時令。
由於現代人已經不知中國古典經濟學順時取物的原則﹐所有的生產都按工業化的邏輯﹐持續不間斷地進行﹐結果是生物資源的嚴重浪費。以我國為例﹐儘管從1995年我們就實行了海區伏季休漁制度﹐但那兩個月的休漁時間能保證恢復生態的自然生產能力嗎﹖由於長期捕撈過度﹐有的沿海的居民不得不轉產。
在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時代﹐《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還沒有類似“年積材量”的概念用以匡算生態持續的生產能力﹐但其中明確規定﹕不殺懷胎母獸﹐不砍未成材的樹木。不錯過農事季節。像這樣下去十年﹐有十年積蓄的為王﹐有五年積蓄的稱霸﹐沒有一年積蓄的滅亡。生十個殺一個的﹐用物會堆積十層﹔生十個殺十個的﹐用物會頓時空虛。堆積十層的為王﹐頓時空虛的滅亡。
小興安嶺的原始森林﹐日本人亂砍了一次﹐建國後又大砍了兩次﹐90年代基本砍沒了。相對我們的祖先﹐當代的經濟政策是不是太野蠻。現在大講封山育林﹐林不是靠育的﹐那些原始森林生態的恢復可能要上百年﹐可現代工業砍光地球上的森林是很快的﹔我們必須要蓄足功用﹐為萬世子孫﹐人類的持續發展計。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在談到節制消費和資本“用之有節”時﹐只是泛泛提到﹕不做驕縱奢侈之事﹐不做過分浪費的事﹐不貪戀於華美﹐柱子刮皮不加雕飾﹐屋頂用茅草覆蓋﹐為百姓珍惜費用。
中國古典經濟學經典《管子》輕重16篇明確反對消費主義及資本的無限擴張﹐特別是在世界政權分立﹐資源緊張的情況下。“桓公說﹕‘泰奢教我說﹕不修飾車帷車蓋﹐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業就不能發展。祭祀之禮不用牲﹐比如諸侯依禮用牛﹐大夫依禮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樓臺亭榭﹐修華麗宮室﹐各種木材就沒有出路。這種說法對不對﹖’管仲說﹕‘這是錯誤辦法。’桓公說﹕‘為什麼說是個錯誤辦法﹖’管仲回答說﹕‘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裡天子的管轄﹐方圓千里土地﹐列國諸侯方圓百里﹐濱海的子國70里﹐男國50里﹐像身體上的胸臂一樣互相為用。所以調節緩急餘缺﹐即使糧財散在民間﹐也不致成為統一國家君主的憂慮。但是﹐領土狹小而還要起來與大國爭強的國家﹐必須使農夫努力耕耘﹐成果歸於君主﹐使婦女勤於紡織﹐成果歸於官府﹐這並不是想要傷害民心與民意﹐而是因為國無積蓄就不能用人﹐國無餘財就不能鼓勵臣下。過分奢侈的辦法﹐不可用在領土狹小的國家。’”
自凱恩斯以來﹐刺激消費和信貸擴張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資本及資本力量造成的惡果已經顯示出來﹐甚至已經威脅到人類生存的安全。電動汽車早就發明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通過了《零排放法案》（Zero Emissions Mandate）﹐以降低汽車尾氣對環境和公眾健康的危害﹐該法案規定加州1998年售出的新車中﹐零排放的汽車要達到2％﹐2003年達到10％。在美國大石油公司的壓力之下﹐與燃油車﹑混合型動力車和氫燃料電池車相比擁有環保節能費用低廉等優越性的電動車卻退出了市場﹐最後在亞利桑那的沙漠中被絞成了鋼鐵碎片。
在2006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親自參與演出和製作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戈爾以嚴謹的科學精神﹐極其豐富的資料向世人證實了全球變暖的災難性影響﹐並指出人類（特別是一直忽視這一問題的美國）完全有技術能力解決這一問題﹐但由於某些工業利益集團的影響﹐連科學報告也被那些與石油公司有密切關係的政府官員隨意修改。戈爾最後不得不承認﹐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已經成為美國最寶貴的再生能源。
新近已經出了中文版﹐在美國影響鉅大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透露﹐美國大財團控制的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an）常常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外衣﹐通過蓄意作出誇大了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來控制別國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美國為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派遣經濟殺手到世界各地發動的隱蔽經濟戰爭﹐其規模空前鉅大﹐令人恐怖﹐所到之處是當地人民普遍的貧困和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以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厄瓜多爾為例﹐落入經濟殺手設置的陷阱後﹐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口從50％上昇到70％﹐就業不足和失業率從15％飆昇到70％﹐國債從2.4億美元猛漲到160億美元。作者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寫道﹐“世界上並非僅厄瓜多爾一個國家是如此。幾乎每個被經濟殺手網羅到美國‘保護傘’下的國家﹐都遭受著同樣的厄運”。
在人類資源已經越來越緊張的今天﹐西方文明依舊用消費主義支撐著他們的經濟成長﹐自己的資源不夠就用經濟﹑戰爭手段去掠奪﹐人類何時能脫離西方海盜文明的野蠻呢﹖就在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刻﹐伊拉克的戰火仍在燃燒。
西周初年是由山虞﹑森衡﹑川衡﹑澤虞﹑跡人﹑礦人等官員管理自然資源的。比如礦人的職責是掌管出產金玉錫石等地方﹐為之設置藩界和禁令而加以守護。按時採取﹐選擇開採地﹐繪成地圖交給開採者﹐巡視是否有人違犯禁令。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2007年我國稀土生產才由指導性改為指令性生產﹐其他礦產資源的亂挖亂採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國家物資儲備局物資儲備研究所楊子健先生撰文要求國家建立優勢礦產資源的保護機制﹕“由於我國的礦山開採和貿易過程中缺乏有效管理﹐大量寶貴的礦產資源廉價流入國外。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20年﹐許多目前我國佔有優勢的礦產資源將所剩無幾。因此﹐建立我國優勢礦產資源的保護機制已迫在眉睫。”
由於漢白玉資源有限﹐中國一向有節制的開採漢白玉﹐主要用於皇家標誌性建築﹐一般人不得隨意開採使用。但全面引入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後﹐漢白玉資源這些年很快就枯竭了。國家要建中華世紀壇﹐被稱為漢白玉的中華世紀壇石碑不得不用糙白石頂替﹐結果碑體很快就風化裂縫 — 這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是一種民族的羞恥﹗節制消費和資本是中國古典經濟學自然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裡節制資本不是消滅資本﹐《逸周書》屢次強調﹐國家要保證商人有足夠的資本。 周初政治家呂尚直接將大農﹑大工﹑大商稱為國之三寶﹐ 《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也將商稱之“三寶”﹐上面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中國古典經濟學節制資本的目的是讓百姓均平﹐不像今天美國那樣讓一個利益集團通過對資本的控制綁架整個社會。
（二）均平原則
首先需要說明﹐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百姓均平原則與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條件下通過抑商實現平均主義的小國寡民社會不同。儒家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上有﹕“我（孔子）聽說﹐對於諸侯和大夫﹐不怕貧窮﹐而怕財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於財富均了﹐也就沒有所謂貧窮﹔大家和睦﹐就不會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沒有傾覆的危險了。因為這樣﹐所以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歸服﹐就用仁﹑義﹑禮﹑樂招徠他們﹔已經來了﹐就讓他們安心住下去。”
中國古典經濟學主張不同社會階層間利益的動態平衡。“中國古典政治學的《黃帝內經》”《黃帝四經》所謂﹕應付事物變化的方法在於掌握平衡和適度﹐輕重不當﹐便是失道。
百姓均平原則是通過一系列經濟﹑政治手段實現的﹐目的是防止人與人互相剝削﹐“下相役”﹑“陰相隸”“同列而相臣妾”。具體政策包括物價調節﹑平均賦稅﹑每個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資源等等。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認為只有百姓均平﹐社會才會和諧發展（“和德”）﹐上面說﹕“百業得以均其利益﹐商賈得以流通貨物﹔百工不失掉職業﹐農夫不失掉農時﹐這叫做和德。土地多百姓少﹐土地就不是他的土地了。土地少百姓多就不是他的百姓了。因此﹐土地多﹐就發佈政令以達四方﹐四方之人流入﹔土地少﹐就讓百姓安好家室到外地勞作﹐向四鄰輸入。《夏箴》裡說﹕‘國內不能容納利益﹐百姓就到外地居住。’《開望》裡說﹕‘土地寬廣無人防守的﹐可以襲擊討伐﹔土地狹小沒有糧食的﹐可以圍困待其枯竭。兩種禍患的發生﹐都是土地與百姓多少不相稱的災難。’”
在以農業為主導的古代中國社會﹐均地分力﹐公平折算土地實行分戶經營成為歷代長期追求的目標﹐因為這樣能夠使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的利用最大化。《管子‧乘馬第五》上論證說﹕把土地公平折算實行分戶經營﹐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緊農時。他們會關注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這樣﹐他們就能夠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關心勞動﹐不知疲倦並且不辭辛苦地經營。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處﹐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發揮。
讓每個家庭平等享受土地資源的政策在中國大黃金時代相當成功﹐事實上早期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將均分田地作為自己的政策目標。東漢之後﹐大規模的土地兼併曾經發生過﹐但到明清仍沒有再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兩個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是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使他們沒有資源動員足夠的民力抵禦外部入侵 — 以前有的學者教條化地將一個朝代的滅亡歸因於土地兼併﹐中國經濟史的深入研究已經使這種意識形態主導的理論逐步失去了根基。
均地分力不再適用於工業化時代的農業﹐但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享受世界資源的思想卻永遠不會過時。
夏朝史書《夏書》中說﹕“賦稅均平﹐王室的庫藏才會充盈。” 為了使平均分配土地並公平地承擔賦稅﹐我們的先人發展了以《九章算術》為核心的完整的數學體系﹐它的主要架構都是按百姓均平的原則設計的。西周時政府專設均人一職﹐其職責就是﹕使地稅合理﹐使山林川澤之稅合理﹐使各種從業稅合理﹐使對於人民﹑牛馬﹑車輦的力役徵調合理。凡力役的徵調﹐依照年成的好壞﹐豐年公事平均每人徵用三天﹐中等年成公事平均每人徵用二天﹐歉收年成平均每人徵用一天。發生饑饉疫病就免除力役﹐免除賦稅﹐不徵收山林川澤稅和各種從業稅﹐因而也無須做使地稅合理的工作。三年大校比時﹐就對各種賦役作一次大的合理調整。
百姓均平還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平衡﹐特別是農民與工業商利益的平衡﹐不讓工商業階層壟斷國家權力。如果農產品價格過低﹐必然會損害農民的利益﹐也會使農民的工業品購買力受損﹐如果糧價過高﹐就會損害農業產品消費者的利益﹐因此中國古典經濟學主張國家調節糧食價格﹐使“農末俱利”﹐具體主張包括﹕出售糧食﹐每鬥價格20錢﹐農民會受損害﹔每鬥價格90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鬥價格最高不超過80錢﹐最低不少於30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並指出如果糧食這樣平價出售﹐並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
同時維護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價格扶持政策成為後來中國歷代農業政策的基礎﹐這一思想也被美國1933年通過的《農業調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所吸收﹐它是以1909~1914年農業繁榮時期農產品對工業品相對價格為“平價”（parity price）﹔《農業調整法案》的主要推動者﹐美國前農業部長華萊士（Henry A. Wallace﹐1933~1950在任）曾積極推動常平倉政策的國際化﹐以便讓所有國家的農民都有相等的權力獲得基本的農產品和工業品。
1942年1月﹐這位王安石的崇拜者就在《大西洋月刊》上鼓吹自己的“世界常平倉”思想﹐他寫道﹕“作為和平努力的一部分﹐我希望所謂的‘常平倉原則’會在世界範圍內一系列商品中實現﹐請注意﹐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達成的《大西洋憲章》八條中第四條提到﹐所有國家﹐不分大小﹐戰勝者或戰敗者﹐都有機會在同等條件下獲得世界的原料。 我們接下來數月的主要目標是使這個崇高的理想變得更為具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8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宣佈將建立一個世界糧食委員會（World Food Board）﹐要將“1930年代美國農業部長華萊士的‘常平倉’計劃國際化”﹐這個委員會將為歉收建立糧食儲備﹐穩定世界農產品價格﹐其基本目標是使“當其他國家有大量賣不掉的糧食剩餘時窮國免除飢餓之災”。然而﹐在美國等國家的激烈反對下﹐這個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偉大計劃被永遠地擱置了下來﹗
今天﹐世界農產品貿易仍按照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原則進行。星巴克大概可以從一公斤咖啡豆中收入232美元﹐而一個生產咖啡的埃塞俄比亞農民賣一公斤咖啡豆只能收入0.3美元﹐且這個價格還一直在下降。埃塞俄比亞的農民們至今還無法解決溫飽和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許多地方沒錢建學校﹔另據聯合國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全球有40個國家面臨不同程度的糧食短缺﹐全世界有8.54億人營養不良﹐每年有560萬兒童因飢餓和營養不良而夭折。在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問題尤為嚴重﹐約有五分之一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糧食。
當讀者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統計數字的時候﹐會懂得什麼是赤裸裸的經濟掠奪﹗什麼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華麗外衣下的野蠻﹗什麼時候﹐中國古典經濟學才能成為指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指南呢﹖
（三）儲備原則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那樣﹐產品的儲備是一切社會所共有的。古埃及就有了國家糧庫﹐主管官員的地位相當高。從《舊約‧創世紀》中我們能看到﹐約瑟建議法老在七年豐收之年儲備了大量糧食﹐然後在接下來的七年大荒中發了橫財﹐約瑟的政策只是王權下的囤積居奇﹔羅馬人也有大量的糧食儲備﹐目的和早期中國人一樣單純為了儲豐防缺。據歷史資料﹐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時候﹐羅馬至少有291家公共糧庫﹐儲備的糧食足以支撐首都居民七年之需。
西方沒有入侵前的印加和印度都有大量的儲備。印加人的儲備還相當豐富﹐除了糧食﹐還有羊毛﹑棉花和各種金屬﹔近代﹐法王路易十四設立了皇家糧食管理局﹐負責軍用糧食的公開採購。美國弗吉尼亞1632年立法明確要求每一位超過18歲的農民都應當為公共糧倉貢獻糧食。
由於西方世界的儲備最多停留在“積穀防饑”階段﹐所以西方學者們對儲備的見解亦有天壤之別。萊勒認為儲備將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減少﹔馬克思則持相反的見解﹐認為儲備的三種形式（生產資本的形式﹐個人消費基金的形式﹐商品儲備或商品資本的形式）就絕對量來說可以同時增加﹐但是一種形式的儲備會在另一種形式的儲備增加時相對地減少﹔西斯蒙第認為儲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缺陷﹔亞當‧斯密則認為儲備是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現象﹐農業經濟社會歷來都是吃上頓不管下頓。
人類文明史上﹐只有中國人將儲備作為經濟﹑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儲備﹐二是商品儲備貨幣CRC的發行。至晚在春秋時代﹐基本商品的儲備和商品儲備貨幣的發行理論已經相當成熟。
就如同中國人在三千年前就接受了負數概念而西方人到19世紀還稱負數十分荒謬一樣﹐筆者認為西方人長期關注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而沒有關注儲備的原因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在系統論誕生以前﹐西方人缺乏從整體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西方經濟學總是力圖從生產或消費方面解決經濟問題﹐而沒有意識到從生產和消費平衡的整體角度解決問題。直到20世紀30年代﹐常平倉制度引入西方後﹐商品儲備及商品儲備貨幣才正式進入西方經濟學家的視野。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在講儲備原則時沒有像《逸周書‧大匡第十一》中那樣清楚﹐但也強調了儲備及儲備商品調節市場的重要意義﹕天有四種災禍﹐水災﹑旱災﹑饑年﹑荒年。災禍的到來沒有固定時間。如果不從事積蓄﹐用什麼來防備它﹖《夏箴》裡說﹕“平民百姓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妻子兒女就不屬他所有了﹔大夫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奴隸侍妾以及車馬就不屬他所有了。國家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百姓就不屬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實行﹐災禍臨頭就不遠了。明白以上開放﹑關閉﹑禁止﹑施捨道理的人﹐他奪取天下就如演化一般的快﹔不明白開放﹑關閉﹑禁止﹑施捨道理的人﹐他失去天下也如演化一般的快。
《史記‧貨殖列傳》還記載了計然的儲備原則﹐以及如何用儲備調節市場﹐計然明確指出﹐國家絕對不能如投機商一樣囤積以求高價（不能學約瑟和埃及法老）﹐要根據市場價格的波動隨時平衡物價。上面引用計然的話說﹕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積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史記》還說﹐越王勾踐按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就富有了﹐終於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稱霸中原。
關於CRC的發行理論﹐公元前524年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時闡述的簡單明瞭﹐核心思想是統計財貨的多少﹐權衡錢幣的價值﹐如果錢貶值過多﹐就發行重幣﹐使重錢和輕錢按照一定比價流通﹐所謂“量資幣﹐權輕重”。上面說﹕古時候﹐天災降臨﹐於是統計財貨﹐權衡錢幣的輕重﹐以便賑濟百姓。若百姓嫌錢輕物重﹐就鑄造大錢來行用﹐於是有大錢輔佐小錢流通﹐百姓都得益。若百姓嫌錢重物輕﹐就多鑄小錢來行用﹐同時也不廢止大錢﹐於是有小錢鋪佐大錢流通。這樣﹐無論是小錢﹑大錢﹐百姓都不感到吃虧。
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管子》輕重16篇論述的相當細緻。作者指出﹐國家經濟工作首先要統計出“資”和“幣”﹐才能根據輕重原則調節市場﹐增強國力。統計內容包括﹕一個鄉有土地多少﹖用費的一般標準多少﹖糧食總值多少﹖還有一個縣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貨幣多少才合於該縣需要﹖穀價多高才合於貨幣流通之數﹖全年計算供應口糧後﹐餘糧多少﹖一鄉的女勞力全年進行紡織﹐其成品多少﹖應當把成品按時價算出總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後﹐餘布多少﹖還要有另外一組統計項目﹐調查土地的情況。
統計好資幣後﹐就可以用信貸﹑市場和行政命令等辦法經濟天下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總要掌握商品儲備的主動。儘管《管子》一書中描述的全部情況並不一定是歷史事實﹐甚至有些誇張﹐但作為一般的調節市場原則仍具重要的參考意義﹐它給了中國後世經濟學家太多的啟迪﹕
（總體統計完成後）﹐就計劃發行一筆經過全面籌算的貨幣。對於預計其土地收成超過口糧消費的農戶﹐就主動借錢給他們。大戶多借﹐小戶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農戶﹐全年口糧不夠消費的﹐也要借錢給他們﹐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穀豐登。官府就對具有上等土地的農戶說﹕“我所貸給你們的共多少錢﹖鄉中糧食的現價多少﹖請按照十成減三的比例折價還糧。”這樣糧價就會上漲﹐幣值就會下跌。因為上等土地的餘糧被官府掌握起來﹐中等土地又無法補足山地的缺糧﹐故糧價將上漲十倍。但山地農戶因已有國家貸款﹐接濟其不足﹐也不至於過分損失。只是上等土地的餘糧及時被國家掌握﹐使糧價坐長了十倍。這時對婦女所生產的布帛﹐只要合於國家需用﹐都加以收購並立下合同。合同按鄉﹑市的價格寫明﹕“官府無錢﹐但有糧。用糧食折價來收購。”這樣又用賣回糧食的辦法清償買布的合同﹐國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決。接著糧價又降回到原來水平了。再貸放經過統籌發行的貨幣﹐再進行囤集糧食﹐糧價又上漲十倍。這時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貸者們說﹕“國君將巡行各地﹐爾等各應出錢若干備用。”還通告鄰近各縣說﹕“有存糧的都不准擅自處理。如果巡行用糧不夠﹐國君將為解決人馬食用向民間借糧。”鄰縣四周都由此影響糧價﹐糧價又坐漲十倍。國君便下令說﹕“從富家所借的錢﹐一律以糧食折價償還。”這樣﹐糧食的市價又會降下來了﹐幣值又要上昇了。全國的百都百縣﹐其統計理財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糧價坐漲十倍。其次用糧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國家貨幣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間﹐幣值高而萬物賤﹐便收購物資而投出貨幣。再其次因貨幣放在民間﹐物資都集在官府﹐萬物價格乃上漲十倍﹔府官便按照市價拋售物資﹐至物價回降而止。這樣的國家統計理財工作﹐安排在產品未成之前﹐掌握經營在產品已成之後﹐運用國家號令而收放進退﹐不必向民間直接求索。
無論是“以穀准幣”還是“以幣准穀”（“以幣准穀”還包括官員俸祿不再直接發給糧食﹐而是換算成貨幣﹐類似於現代的工資﹐目的是讓國家掌握更多的糧食儲備﹐支撐糧食價格）﹐管子都將商品本位貨幣的應用推到了極致﹐這裡商品儲備貨幣已經不單純是為了穩定價格﹐還能通過可控的價格波動直接從市場獲取鉅大的財政收入 — 與西方經濟學的傳統作法不同﹐管子反對通過加稅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
在中國古典經濟學中﹐國家倉庫中的儲備起到準備金的作用﹐國家儲備貨幣的發行是以國家實際財富作基礎的。前提是國家必須掌握大量的商品儲備﹐否則國家將失去調節市場的能力。《管子‧山權數第七十五》將掌握糧食儲備稱為“天權”﹐“天權”不掌握﹐經濟管理也就無從談起。也因此﹐中國古典經濟學對於嚴重的入超和出超都十分關注﹐平衡市場的基本要求是保持物價水平與別國一致。因為商品價格偏高﹐別國就來傾銷射利﹔商品價格偏低﹐物資會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價一致﹐物資泄散外流﹐就等於本國失權﹔被人射利﹐就等於本國失策了。
我國僅1993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匯率就由1979年初的158元人民幣兌100美元降至580元人民幣兌100美元﹐下調了73％。後來又持續下調﹐1998年穩定到了828元人民幣兌1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近年來才有所上昇。美國人到浙江買襪子﹐說是和零價格差不多。商品價格太低導致大量的物質財富流向別國﹐不用說用儲備調節經濟了﹐居民消費率都變得奇低 — 泄者失權﹗國人不應忘記自己的經濟學古訓啊﹗
當格雷厄姆為自己的商品本位貨幣方案沒有得到華盛頓的青睞無可奈何的時候﹐在社會主義世界﹐他的計劃正在穩妥地進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儲備已經不再是馬克思眼裡的產品流通中的必要一環或“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哥達綱領批判》）﹐而是盧布穩定的基礎。1933年斯大林就指出﹕“蘇聯的通貨價值之穩定﹐首先是由於國家手中握有鉅大數量的商品來保證的﹐這些商品都以穩定的價格在市場上流通。”這是真實的﹐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蘇聯的財政人民委員宣佈﹕“蘇聯的盧布是穩固的﹐世界上沒有一種貨幣價值能比得上它。”
當代許多研究者都是赫魯曉夫的信徒﹐將當時蘇聯的經濟奇蹟說得一無是處。但斯大林的貨幣思想不僅為蘇聯經濟學家所鼓吹﹐格雷厄姆在寫他的商品儲備貨幣專著《世界商品與貨幣》時仍毫無偏見的引用 — 斯大林沒有有意識地去推行商品儲備貨幣﹐但他通過商品“準備金”的形式穩定盧布的路徑是對的。
斯大林的這些思想對1935~1937年間曾在莫斯科學習蘇聯處理經濟問題方法的陳雲有什麼影響﹐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1939年底到1940年初周恩來在蘇聯治病時﹐曾會見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前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瓦爾加‧葉‧薩（1879~1964）﹐按《師哲回憶錄》中的記述﹐因為法幣（國民黨貨幣）不斷貶值﹐導致陝甘寧邊區邊幣跟著貶值﹐物價猛漲﹐當時周恩來問策瓦爾加﹐後者建議﹕首先應使邊幣脫離與法幣掛鉤的關係﹐使之獨立起來。其次邊幣不應以黃金﹑白銀支撐﹐而是以邊區的實物（煤﹑石油﹑食鹽等）為基礎﹐以維護邊幣的購買力。第三要自立更生﹐發展生產。
多年以後﹐陳雲就將商品本位貨幣思想付諸實施。1943年初﹐剛剛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日常工作的陳雲提出建議﹐為了拯救不斷貶值﹐信譽嚴重受損的邊幣﹐可以考慮由鹽業公司發行一種流通券﹐其定價與法幣1比1﹐與邊幣1比9﹐使之在邊區內流通﹐逐步收回邊幣。達到一定程度時﹐再以邊幣收回鹽業流通券。這樣就可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1比1﹐驅逐法幣﹐掌握金融主權。陳雲的建議很快被採納了﹐1944年5月23日﹐西北財經辦事處第五次會議決定發行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共產黨人CRC的發行是成功的﹐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邊區的金融物價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波動。
解放初期﹐當時惡性的通貨膨脹足以吞噬任何一個意識形態的新生政權。全國13個大城市的批發物價指數如以1948年12月為基數100﹐則1949年11月的指數已達5376﹔人民幣的發行額增加速度若以1948年底為基數﹐到1949年11月猛增11倍﹐到1950年再增加至270倍。此時陳雲一方面利用商品儲備對付投機商（“米棉之戰”）﹐另一方面發行基本商品支撐的貨幣穩定市場。主要手段包括﹕
一﹐統一中央財政工作（這也是《管子》一書屢次三番強調的）﹐主要是統一管理財政收支﹐統一管理物資﹐統一管理信貸收支和貨幣發行﹐作到財政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求平衡﹐信貸收支平衡。為保證國家掌握雄厚的基本商品儲備﹐決定成立中央和省市各部門的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規定“所有庫存物資﹐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便減少1950年的財政支出及向國外訂貨。
二﹐緊縮銀根﹐發行折實公債（一種商品本位貨幣﹐實際上以單位人民幣准“一籃子基本商品”﹐這些商品大致包括糧食﹑布匹和煤炭）﹐中央制定了1950年發行二億分折實公債的計劃﹐計劃中的二億分公債實際只發行了一億分（一分公債折合實物為大米三公斤﹑麵粉0.75公斤﹑白細布1.3米﹑煤炭八公斤）。
三﹐開辦保值的折實儲蓄﹑大力吸收定期存款。當時折實單位後面的商品有很大不同﹐京津地區是以玉米粉0.5公斤﹑麵粉0.5公斤。五福布三分之一米的平均價格為一個標準折實單位﹔上海是以白粳米一升﹐生油50克﹑煤球0.5公斤﹑龍頭細布三分之一米的平均價格為一個標準折實單位﹔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標準折實單位。
四﹐通過國營貿易公司大力增加商品儲備。到1949年底﹐中央已掌握了50億斤商品糧和佔全國70％的煤炭供應量﹐40％的棉紗和50％的布匹﹑60％的食鹽﹐同時加強了對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物資調撥工作。1949年11月25~30日每日由東北地區調運1000~1200萬斤糧食入關。
五﹐還採取了打擊和取締投機勢力﹑發放折實工資等手段穩定社會﹑市場秩序。
陳雲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儘管到目前為止還很少有人承認這一點。他不和斯大林一樣主張將市場送到陰間去﹐一切都直接進行社會主義分配。他也不主張凍結物價。或許他比斯大林更多的汲取了中國幾千年的市場管理經驗﹐中國本土學者早就發現﹐陳雲經濟思想與管子多有相通之處。
中國古典經濟學將市場看作商品的價格標尺﹐是社會治亂的標誌﹐認為沒有市場就會嚴重打擊經濟﹐造成民用缺乏（“無市則民乏矣”）。《管子‧乘馬第五》中說﹕市場是商品供求狀況的標誌。所以﹐各種貨物價格低廉。各種商業就不能獲得高利﹔各種商業無高利﹐各項事業就都能搞好﹔各項事業搞好了﹐各項需求就都能得到適度的滿足。通過市場﹐可以通曉社會的治亂﹐可以通曉物資的多寡﹐只是不能通過它創造物資的多寡而已﹐掌握起來也是有規律的。
中國古典經濟學明確反對凍結價格或計劃價格的作法﹐計劃價格實際上是將經濟系統（市場）這一複雜鉅系統的感受器 — 價格麻痹了﹐由人和組織來進行資源配置﹐無論這些組織或人多麼有效率也無法取代市場系統本身。結果是經濟體制由麻痹到僵化﹐由僵化到死亡。20世紀末﹐蘇式計劃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破產。
《管子‧輕重乙第八十一》有一段桓公與管仲君臣的討論。桓公問管仲說﹕“平衡供求有定數麼﹖”管仲回答說﹕“平衡供求沒有定數。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價有高有低﹐不經常固定在一個數字上。”桓公說﹕“那麼﹐平衡供求的數字就不能調整劃一了麼﹖”管仲回答說﹕“不能調整劃一﹐調整劃一就靜止了﹐靜止則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則物價昇降沒有差別﹐沒有差別各種商品都不能被我們掌握利用了。”
解放初期﹐中國政府的商品儲備算是正常的﹐主要集中於基本商品﹐到1951年計劃管理的物資才23種。之後越來越多。1953年實行計劃管理的物資增加到227種﹐其中統配物資112種﹑部管物資115種。1957年甚至對非申請單位需用的物資也納入了各級主管部門的申請﹑分配計劃﹐計劃管理的物資增加到532種﹐物資計劃管理體制也逐步由計劃渠道和商業渠道﹑調撥價和市場牌價並存變為單一的計劃分配調撥和計劃價格。
計劃經濟的浪費﹑僵化現象是明顯的。更不幸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國家儲備機構似乎回歸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模式﹐變成了物流企業。1993年4月國家撤銷了商業部﹑物資部﹐組建了國內貿易部﹐1998年3月國內貿易部又改組為國家國內貿易局﹐到2001年﹐最後擁有儲備職能的國家國內貿易局也被正式撤銷﹐目前只剩下功能越來越萎縮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的國家物資儲備局﹐它似乎不可能具有調節宏觀經濟﹐發行商品本位貨幣的能力。
1992年以前﹐物資部直屬企業還有本傑明‧格雷厄姆所設想的那種“蓄水池”作用﹐這種蓄水池使中國長時間內免受經濟週期﹐經濟泡沫和通貨膨脹之苦。1992年﹐物資部直屬企業組成的“現代企業集團”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後來又請來西方和尚念經﹐立志作“現代物流企業”。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竟是2006年糧食價格上漲的始作俑者﹐而且他賺大發了（農民所得利益不足15％﹐超過85％的利益則落入了以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為代表的流通環節囊中﹗詳見2006年12月22日《南方週末》）。現在人們在“認真討論”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在履行國家宏觀調控職責和企業自身的盈利衝動之間的矛盾問題……
三﹑歷史女神的呼喚
帶著孩童般探索與發現之情研究中國古典經濟學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始終徘徊在作者心頭﹕為什麼中國古典經濟學會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早熟﹖
如前所述﹐重要的一點就是國人的思維方式﹐我們從六千多年前開始就試圖從整體的角度觀察世界﹐用整體尚中（平衡）的哲學方法解決現實問題。對於人體和經濟這樣的複雜鉅系統﹐關注整體是極為重要的。中國人通過自覺運用系統論的黑箱方法﹐通過對價格的把握﹐用儲備調節市場 — 她們關注的不僅僅是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更關注二者的持續平衡發展﹔她們關注的不單單是生產和消費﹐更關注供給和需要的平衡﹔他們關注的不僅僅是生產者和消費者﹐還有二者間利益的均衡。
有時侯你會感到西方文明的落後性是極為明顯的。華佗在公元二﹑三世紀就發明了麻沸散﹐而西方醫學家使用乙醚進行全身麻醉是在19世紀40年代﹐長時期內歐洲人在外科手術以前﹐先把病人用棍子擊昏﹐或者放血至昏迷後再進行手術﹔西方人直到20世紀初還用燒毀農作物﹐向河裡傾倒牛奶等方法解決市場不平衡問題﹐而中國早在三千年前就開始用儲備碾平各種因素帶來的經濟週期。
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經濟學仍然不能脫離牛頓世界觀的影響﹐相信理性經濟人的加總能夠帶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市場的自動平衡。現代系統論已經用科學理論清晰地證明﹐對於複雜的鉅系統來說﹐系統並不是其要素的簡單相加﹐整個系統會顯示出與要素完全不同的獨特性質。開放的複雜鉅系統也不一定走向自動平衡﹐有時會走向更加遠離平衡狀態 — 至少在經濟學領域﹐今天亞當‧斯密的理論已經成了中世紀的神學﹗
催生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早熟的市場經濟。考古證實﹐到商代晚期﹐平民已開始用當時的錢幣貝做隨葬品﹐少者一枚﹐多者數十枚﹐說明當時商業活動和商品經濟已經到了一個相對發達的階段﹔另外從商代製陶器﹑骨器等的手工業場所規模也能看出﹐當時的市場經濟已經有了較大發展。
李文治﹑江太新二位先生在《中國地主制經濟論﹕封建土地關係發展與變化》 一書通過詳細的數據分析發現﹐到秦漢時期﹐中國農民經濟商品率能達到20％乃至20％以上﹐可以說是相當高的。他們進一步指出﹐中國地主經濟以一家一戶為經濟單位﹐生產的主要是糧食﹐其他產品獲得都得依賴市場﹐這就決定了地主制經濟必然與市場聯繫﹐離開市場就無法進行再生產﹐以前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是一種誤解。
中國從來沒有形成過西歐中世紀那樣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不過完全西化的學者根本不管這些﹐他們堅定的認為﹐西方有奴隸制中國就要有﹐西方有自給自足的封建時代﹐中國也要有一個 — 自甲午戰爭以來﹐西化思想之愚昧常常如此﹗
華夏文明至晚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備的國民經濟核算和行政考核體系﹐這就是上計制度﹐內容包括﹕戶口﹑墾田數﹑財政收支﹑治安﹑綠化等多個方面。 1993年初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尹灣村六號墓出土一批西漢時期的郡縣級行政檔案﹐其中有相當完整的上計內容﹐除了上述幾項﹐還包括﹕賑濟貧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項﹔西漢宣帝時﹐穎川太守黃霸曾因“蓄足功用”等業績獲“治為天下第一”的好評。《漢書‧黃霸傳》中記載他﹕“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蓄養”。
可見﹐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核算和行政考核體系比以GDP為核心的西方模式要科學完善得多﹐GDP只是一個社會中在核算期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的最終產品總量﹐是資本的總流量﹐除了戰爭條件下﹐幾乎不能作為國民福祉的標尺﹐更不用說他根本就沒有算上環境成本。於是中國有人又從西方引進了綠色GDP﹐就是從現行GDP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問題是環境成本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根本就不能實際操作。連國家統計局也承認﹕“綠色GDP這個概念雖然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諸實踐又是非常困難的。”
讓我們少一些做秀和愚蠢﹐回歸八千年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本身吧﹗在未來的八千年里﹐從環境到金融﹐中國古典經濟學必將成為人類經濟理論的新起點。此時此刻﹐幸運地站在這個新起點上﹐我們聽到了歷史女神的呼喚 — 她預告了地球上一個滄桑古老而又勃發生機的新文明的來臨﹗
附錄﹕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商品本位貨幣計劃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話（當然得假設將來會有百世）﹐我希望他們會將我當作是商品本位貨幣計劃的創始人。說起這個計劃﹐我還得從一個逃學者講起。1912年﹐我到哥倫比亞大學馬齊博士門下接受正規的經濟學教育﹐但僅僅持續了四個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棄了經濟學及其他所有課程﹐到美國捷運公司上了日班。當我於1913年2月份返回學校時﹐我已無法再將經濟學納入我的課程表﹐於是幾乎未經絲毫猶豫就放棄了它。雖然我在這門“乏味的學科”中缺乏訓練﹐但這並沒有妨礙我最終成為證券投資﹑公司財務領域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權威﹐事實上我還是“經濟學”的權威﹐如果從經濟學這一術語的專門含義上去考慮的話。我用自己學習金融的同樣方法 — 通過閱讀﹑思考及實踐 — 掌握了我現有的這些經濟學知識。
在大多數關於貨幣理論的標準性著作中﹐你都可發現我在經濟學上的一個創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一些經濟學家似乎還未忘記它。偉大的凱恩斯勛爵還就我的新觀點寫了篇文章。（應該承認﹐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寫給我的一封關於這個問題的信也將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貨幣（簡稱為CRC）這一概念初次進入我的腦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經濟大蕭條的時候﹐當時﹐“富裕中的貧困”現象也許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現了。那時與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產普遍過剩。商品價格一落千丈﹐經濟由此陷入各種金融困境﹐由此又導致失業增加及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在我剛開始研究這次大蕭條及其帶來的普遍性災難的時候﹐我就認為這種狀況其實是不應該發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個國家缺乏肥沃的土地﹑製造的能力及科學技術知識等各種生產要素﹐那麼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源得天獨厚地豐富的國家﹐人們竟然無力購買自己的產品﹐忍受著倉庫裡商品堆積如山﹐家裡卻四壁空空的痛苦﹐這在邏輯上是荒謬可笑的。
為了尋求解決這一異常問題的出路﹐我首先考慮到了那些黃金生產者的處境。當其他人處於困境之中時﹐他們卻總能從中解脫出來。無論產量多或少﹐他們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證價格立即賣出黃金﹐甚至還能從經濟大蕭條中得到鉅大的利益﹐因為工資及他們所需物品的價格下降了﹐從而減少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利潤。許多經濟學家曾建議實行某種計劃以使物價能大體維持在某個水平上﹐但這些計劃都未能獲得廣泛的認同。當時最有名的要數歐文‧費希爾的“補償美元”計劃﹐他在計劃中建議紙幣的含金量隨價格的漲跌而昇降。而我經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得出了一個與他十分不同的觀點。我認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組（或稱為“市場一攬子”）基本原材料作為貨幣本位﹐取代原本由黃金承擔的職責。這就意味著商品組合（組合內的各種商品之間要有適當的比例關係）的所有者（或生產者）總能將它們上交財政部以換回固定數量的紙幣﹐而紙幣的所有者則可用紙幣買回相應數量的各種商品。
我個人認為﹐商品本位計劃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從積極的一面來說﹐它通過以商品確定紙幣的價值﹐並在紙幣與以它定價的商品之間建立雙向的可兌換性﹐從而盡可能直接解決穩定價格的問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將建立起一座溝通商品世界與貨幣世界的橋梁 — 允許暫不需要消費的商品換成或當成是貨幣﹐反過來﹐必要時貨幣也能轉換成商品進入消費。這種主張讓人聯想起《聖經》裡著名的“七豐年七災年”的故事﹐也讓人聯想起約瑟夫的明智之舉﹕積蓄盈餘以備將來之需。
從消極的一面來說﹐這個方法並未試圖使每種商品的價格都保持穩定 — 就像過去所實施過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謂“價格固定計劃”一樣。我的計劃允許每種商品的價格按其供求狀況有所浮動﹐而同時又要維持商品組合整體價格的穩定性（至少要將它的浮動限制在較窄的幅度內）。
要將這一在理論上很吸引人的計劃付諸實施會有很大的困難。服裝製造商及其他無數商人是否能夠以固定價格將他們生產的所有東西賣給美國財政部﹖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 因為這涉及到太多的問題了﹕質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穎﹐價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東西是否已經過時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錢買下這些東西﹐政府又該如何處置它們呢﹖
如果我們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這一限定的領域﹐那麼許多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價格的波動在經濟繁榮或經濟蕭條時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例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通貨膨脹以及戰後的繁榮使美國的基本原材料價格指數在1913~1920年之間大大上漲﹐但是在1922年又發生了暴跌。
假設我們將自己的職責限於為幾種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無限需求﹐情況又會怎樣呢﹖由於這些原材料通常構成了實物經濟的基礎﹐可以設想﹐如果能像保證黃金地位那樣確保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麼我們就能保護商品的價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數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經濟蕭條再次發生時的有害影響。基本商品價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於其他商品﹐將前者的價格穩定住了或許就能很好地穩定住消費品的價格。少數幾種主要原材料（一般說來不會超過30種）佔全部初級產品總價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穩定了這30種原材料的價格﹐也就可以防止整個經濟出現嚴重的不穩定。
但是﹐穩定基本原材料價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麼﹖我們能否為一蒲式耳小麥﹐為一磅黃銅﹐同時又為一磅咖啡定個不變的價格﹐直至給30種商品都分別定個不變的價格呢﹖這樣做顯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這些商品間的相對價格（商品間的比價）總是波動很大﹐這是由各個供求因素的變化引起的。這些變化是否僅僅是暫時性的﹖如果是的話﹐對它們的相對價格進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主要源於相對生產成本的長期變化﹐因此它們往往是長期性或准長期性的。過去人們為了穩定各種商品的價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對食糖價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例子﹐但事實證明這種努力非常不成功。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反對所謂的“為維持商品或服務價格而提供補貼的計划”。他們喜歡引用一個古老的例子 — 早在公元301年﹐迪奧克萊蒂安皇帝採取了一個大膽的決策﹐試圖固定物價﹐但最終失敗了 — 由此證明固定物價是行不通的。
對於試圖穩定多種商品各自價格這一計劃的內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決物價穩定問題的出路在於﹕固定住一組重要商品（或叫“市場一攬子”）的整體價格﹐只讓它在有限的窄幅內浮動﹐而同時允許籃內的幾種商品按自己的相對供求關係變化情況有所浮動。換句話說﹐我建議對一組經過精心挑選﹑有一定比例關係的商品組合賦予與黃金同樣的貨幣地位。這意味著新的貨幣發行是通過以貨幣交換生產者的基本商品這一形式進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儲備為後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