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茶居
散文：搭上“支内”末班车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9:22 am
[  心情: Amused ]
搭上“支内”末班车
——我的红湖情结[1]
文/ 山城子
⊙⊙
人生之路许多弯曲和拐点，
都是一种偶然。虽然，
那是背后的必然使然。
我是1969年7月1日到红湖厂的。坐的是老厂“支援内地建设”的末班车。
从东北到西南，是我人生之路的一个拐点。不来，守在沈阳，或者故乡北镇，也不知是怎样的另外一条？
来是一种偶然。那时我已积了8年工龄，5年分居。妻领着孩子在乡下，艰难着日子，总不是个事。但把乡籍弄到省城，就是抓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绝对没有希望的，只有失望与绝望。政策仅限于“对换”。我找到一个对换对象，单位是商店。我一个车工到商店做什？犹豫着有树叶砸到头上，说“三线”最后一批要人了！给妻写信，回说同意。我就跟车间革委会讲。恰好当时我成了车间可有可无的人——被打倒的车间领导班子中最小的那个（管青的专职），已经很自觉地到原先班组不在编地干活了——领导就同意了。
驻老厂专管联系调人的红湖厂人事干事马仕增，就到车间找我。他说你去160吧！我说可以（那时我简单的可以，也不问问那是个什么厂）。第二天他又来找我，说你别去160了，到我们100号吧！今天就给你下调令。我说100号太好了，我们车间很多人都在100号。
如果有命运之说，命运并不都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当时不知马仕增与贵州长途电话怎样研究的，一夜之间我的命运脱离了160那个“寒枝”（系多年后验证-当时没有伯仲之分的），而落到红湖这棵大树上来了。
我们410一分厂33车间先我已有四、五批近百人奔赴“三线”了，成为460、170和100号的骨架结构。首班车只载四人，直抵红湖。那是65年夏季。车间支部书记刘福山赴任福利副厂长，调度室主任赵建民赴任7车间（后与2车间合并）主任，三工段总工长高吉楼赴任7车间副主任，工艺员赵承忠赴任7车间技术副主任。他们的命运是把握在组织手里的，下的是工作需要的“调令”。“三线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你能说不去吗？何况那是好事，都给你们“晋升”了呀！自然，他们都有种种困难，但组织的信任，是何等的荣耀之事呀！都暂不带家属欣然而赴。后顾无忧——我们共青团成立个小小服务队，每周走一遍，帮助买个煤购个粮什么的。
后来开出的车就人性化的多了，讲究“自愿”。大凡“自愿”，都有些个人考量的。上海籍的老师傅们，孩子都大了，“三线”可以招徒工的。而在沈阳就业，困难得很呢。我们车工组
的蔺师傅爱人在哈教书，调不到沈。他“自愿”了（应当说是一种必然了），分到170。与我最好的小刘却纯属偶然了。68年初，他夜班写班组交接班，那时是要写祝语的，就写“毛主席万寿无疆”，许是疲劳还是分神，竟把个“万”之写成了“无”。第二天接班者一看这还了得？“无寿无疆”，反标一个嘛！就到车间革委会“报案”去了。也幸亏是同派掌权，没有立刻揪出来批斗，但给反派看也得大会小会地检讨不完。检讨稿都是我写的，不过是颠来倒去的从排一回版罢了。事情稍平息，小刘觉得憋气，说他娘的上“三线”，就来了，分在460。同组的热恋女孩，拖了一年之后，还是不想去那个“鬼地方”，只好分道扬镳了。
不论是组织上的调遣，还是个人的自愿，反正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不断地集合到“三线”，不断地集合到红湖，整体上都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了就投入到火热的初创之中了。至于其艰难、艰苦、艰辛，是每个人都必然经历的了——也不论青春何等美丽，在这交通不便、物质匮乏、文化生活几近为零的大山沟里，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奉献了。所谓“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前半句，该怎样来注释，却是如今年轻人不能想象，也无机缘可以体会的了。
1969年7月1日上午12时，我搭乘到贵阳办事的解放牌，一路吹着风进了红湖厂。领车去办事的人，叫郭汝华，他领我来到大食堂，自费给我买了四两米饭——切成豆腐块的那种蒸饭，一碟炒芸豆，有两三疙瘩腊肉，吃得很香的。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尝到腊肉的味道，也是我第一次吃到红湖厂的烟火。
嘿！屈指已是38年半的时光荏苒了呀！（2007-12-27-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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