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友伍罐

星期二 十月 23, 2007 6:17 am

難友伍罐

我讀書的時候,同學臉上有痣,或身有胎記,外形有異,渾名由此而來。把人的外貌、性格、特長、嗜好、生理特徵、特殊經歷等特點命名,兼帶戲謔、幽默、加以諷刺,也屬人之常情。古今中外,帝王將相、社會名流、村夫野老、醫蔔百業,各式人等,皆有混名,又叫綽號吧。比如加洛林王朝時期的法國“總書記”丕平,是被叫出了名的矮子,恐怕能力強過我設計師同志;紅樓夢裏把賈瑞害死的巾幗混混的渾名叫鳳辣子,水滸裏的綽號更是天花亂墜,什麽一丈青,矮腳虎等,不此一一。要是把混名集合站隊,恐怕我堂堂大中華裏的瘸子,跛子,瞎子,聾子,麻子,癩子,肥頭(胖者),排骨(瘦者),塌鼻梁,歪脖子…..,可以整編師團。以共和國命名的前僞督軍劉伯承叫獨眼龍,僞尚書羅瑞卿叫羅長子,僞侍郎魯漢軍頭許世友叫和尚,以及我的鄰居患有陰囊病,便美其名曰(隱姓)某雞兒。哪壺不響提哪壺,笑趣多多。渾名趣話之最者,尚屬清末民初有個駝背,渾名叫圈墳石,由背部弧線引起的聯想,再往壞處說就行了。圈同志曾把令人羡慕的老婆加財禮物拿去嫁給別人,他孤苦伶仃的過,有田不種,賣糖街頭,有利不賺,夠吃兩日就歇工,很超脫。

難友伍罐也是混名,而他被挂在胸前的罪名之根,還是與生具有的伍天祿。既然叫天祿,該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得人間之惠吧。既然不受其惠必然引來其害,這名字一取就犯了大忌,令伍罐終生沒有俸祿,除了偷盜扒竊,只有死路一條。大概伍五同音同義,怎麽與罐聯繫,我沒有在意,渾名都是聽慣不驚的,屬國粹之列。伍罐沒有做軍頭當和尚的運氣,一生顛沛流離,吃盡苦頭,無緣得老婆,也許女人在他心目中,恐怕是永不下凡的神仙。

伍罐長得矮小結實,淨白膚色,雙目如鼠炯炯有神。他那時三十來歲,給人感覺精靈穩産,還有點故作掩飾的傲氣,對一般人的看法,他還有幾分鶴立雞群的神情。大概因我是那時代崇奉的工人階級之員,又非當年被愚弄的工奴那麽癡呆,又常冒險爲難友出頭露面說話,不那麽猥褻膽小,爲他看重。難友形同戰友,牢獄裏時時刻刻,分分秒秒皆同居一室。既是偶有分離,而後再遇,再分,再合,倒增添了交誼。在牢獄中,監獄長要把囚犯們不時調來調去,怕的是結爲團夥對抗。這樣一來,有的成了終身摯友,有的成了仇人,有的永遠陌生,有的勝過孿生弟兄。幾年的牢獄生活,伍罐與我交談也更近,我們的交誼從牢獄到獄外,最後(也許)天人兩隔,是我不寫不快的插曲。

牢獄打法日子,在管理鬆弛而牢房裏沒有“裝蟲(指告密者)”的時候,彼此間難免閒聊身世經歷,得悉伍罐小時候住家在北碚後豐岩,屬於礦區,那裏到北碚市區約有20公里,與川北華瑩山脈連接,是一遍比較荒脊的紅土坡地。好像他的成分份不好,加之從小失去父母,被人欺淩而不屈,搏鬥中成長,受到社會遺棄,地段人員監控,被派出所人員敲打。他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獨自生活,也許讀了很少一點書,勉強能讀懂報刊。伍罐好學,凡有文字可閱讀的紙片,他會聚精會神久久的讀下去,甚至求教,問我的時候多。伍罐個性屈強,易與人爭鬥,因爲貧窮和看不慣社會的渾濁黑暗,因小偷小摸被派出所抓去送少管所,半大年齡又送勞教,不屈而逃,被抓回,再跑,再抓,三抓兩不抓的就把很小的事,越抓越大,在時時叫囂“從重從快從嚴的打擊”年代,伍罐不知不覺被弄成大罪,他那彈簧似的脾氣,越整越不服,最後升級爲現刑反革命,這次被加刑關押,要正式判決,延長刑期。只要聊到派出所公安員等,他的目光像狼似的炯炯有神,口頭的禪語:“這狗日的年代,太黑暗了!”脫口而出。

伍罐很喜歡思考問題,因爲讀書只有掃盲程度,腦袋有些牛拉不轉的死道理,他常常提出怪問題,讓我們開懷大笑,記得最有趣的一次,他“據理”力爭,一間牢房頓時成了科學院。那是我們隨口說到10除以三,會永遠除不盡這個數學公理,好像他才第一次聽聞似的好奇,便低頭默默苦思,在牢房過道中走來走去,走去走來,偉人的偉大的戰略部署,哲學家的深奧哲理,也不過如此焦頭爛額而得。想來想去,他眼珠一亮,口氣鏗鏘的說!

“行了,我一定能分出來。”他乾脆利落把手一揮,臉色頓時興奮。

“你要是行,諾貝爾獎會從天而降。別說要你坐牢犯,讓你坐懷仁堂也不是問題。”我對他打趣。

“怎麽不行,比如拿一杆來稱一近米,把米分成三堆,每堆秤出的重量一模一樣,不就分出來了。”說罷他得意洋洋的手勢,好像把秤桿端得一是不差似的水平,豪情如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在囊中取物般那種神態。這下,牢房的犯人都被他的“神話”逗得哈哈大笑。有耐心的和他斤斤計較;反之,則搖搖頭,說他腦袋有問題,裏面一定有鉛。

“一斤等於十倆,我稱出平均數的三份,不就解決了這問題。”他的話像在案板上砍骨頭,斬金削鐵似的口吻,隨即笑笑的說:“這麽簡單的問題,還能難倒誰,連我都解決得了。”對於這麽孤傲的謙遜,要給他解釋數學的純理性公式,真是給菩薩洗澡,越弄越麻煩。曾經愛迪生搞不懂二加二等於四而提問,被教師責備他這輩子完蛋了,結果成爲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家。要是伍罐才三五歲或十來歲,有這樣的天賦加上還有個做教師的媽媽,也許這輩子能成爲---我堂堂大中華民族貨---貨真價實的偉光正同志。遺憾的是,他沒有可愛的童年,幸運的人生,美滿的家庭,注定了這樣的腦袋只有死胡同條。如果伍罐不是活在中國,有機會受到良好教育,以他那冥思苦想的習性,焉知他會不會也像門捷列夫在冥思苦想的疲倦中做個好夢,由此而照夢景裏的表格,尋找出化學元素周期的位置。

不過,在中國,好人的惡運,惡人的好運,倒是千古不變的黃土定律。


出獄之後的相遇


八十年代初---在我離開監獄不久之後---的一個有雷的夜晚,瓦上瀝瀝淅淅的雨點聲,弄得床床屋漏無干處,我和弟弟起來到處鋪盆接水,裏面放著毛巾,絨布等,爲雨滴“減震”,連我們共睡的一間大床上的蚊帳上也放著小盆,那狼狽的鏡頭,讀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者能體會一二。弟弟在工廠裏幹車工活,上中班要到子夜才回來,已經夠累,才睡熟不久。我們被警醒之後,顧不得許多,把主要的漏滴處接上,倒床又睡。一陣折騰之後我也將入眠,突然,一陣急促而輕微的敲門聲讓我驚覺,起來開門一看,原來是伍罐,他渾身濕透,一步踏進來。

嘩嘩的雨水掩飾了一切。

“你怎麽?”我吃驚的問他。
“哎!一言難盡。今晚就在你這裏睡,我從北碚下來得晚,哪里也去不了。”他一邊脫衣服,眼睛向著地下,連接過我給他的毛巾擦臉也不看我,就把衣服脫下來擰水在盆。

我有點納悶,但毫無拒絕他的念頭,將一塊舊門板搭在臥室中間,伍罐拿過我給的衣服換上,將他自己的衣服晾在靠牆拉直的繩索上,倒在這臨時床上,蓋上薄被。我依舊倒在原睡的大床,一時無法睡眠,冥冥中思索不久前才碰到的伍罐的鏡頭,像發生在昨日。

那天我路經解放碑(市中心)走往朝天門(重慶港碼頭),在中段的小什字一家鞋店門前碰見一個熟悉的身形下蹲,在專心致志的拆開皮鞋盒,三四雙皮鞋攤開,然後一雙雙的塞進一個提包。我仔細一看,原來是伍罐。想不到他也被釋放出來了,我當時的心態真是百感交集。

“嘿!是你嗩!”他一聽到我的聲音就擡起頭,神情奮然,高聲大氣直叫:“啊….哈!你!……”他竟然瞪大眼著我笑。隨即站起來,摸出香煙,急急的說:“走,走!我中午都還沒有吃,去哪里找家餐館吃飯。”說著就三舞兩下提起包來,留下幾個空盒在地,頭也不回。

他還的白,已不是昔日的那種蒼白了,陽光下的伍罐,顯得結實而有精神。到底是出了監獄。他誠摯的眼光流露無限的驚喜,我也十分高興,那是伍罐看我的目光,好像是專利。

就近的餐館裏,我們兩吃著談著,無不盡興,詢問相互離開後的情況。然後,他說要隨我去南岸,好朋友一時不舍,想多呆一會。於是,在通往江邊的路上,仍然邊走邊說:

“知道嗎,就在你出去之後大約兩個月,哦,不,可能沒有超出三個月,我也出來了。狗日的,判也沒有判,就當垃圾似的掃出來。唉,管他媽的,終於自由了,也好。這年頭。”伍罐喜悅的說。

“算來,還是你我的運氣好,沒有判就是明明沒有罪。全靠彭真(當年的僞司法部長)有個講話傳達下來,他說要清查監獄,該放的放,該判的判,不積壓案件。這樣一來,我們才被處理出獄。要不就象胡光友那麽關七八年還是沒完沒了。”

“對,胡光友也放了。我在北碚看見他的。”

“我知道,他出來找過我。那時候我還在北碚,你買這麽多皮鞋幹啥?”

“就這幾雙,我在這裏買成25元一雙,回北碚在後豐岩街口隨便擺在地上就能多賺十來元,有的還可以,對翻,醫悶雞呀(亂騙)。”

“虧了你怎麽辦?”

“嘿!好買的就猛賺,不行就虧本,這才叫生意嘛。況且,這個社會都是這麽整來整去,黑吃黑的,怕什麽。我都來過好幾次了,真的好賣。你在幹啥?”

說到賺錢,伍罐的臉色光茫閃閃。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生意,覺得很危險!後來我介入才知道,在改革開放加松綁的初期,人們對價值規律還沒有基本的認識,句話,那時候的人還不至於有今天的厚黑功夫。做生意要價是願打願挨的周瑜和黃蓋的交易。總的說來,虧本的仍然是少數。想不到伍罐開了先河,如果他沒有後來的境遇,能一直這麽做下去,慢慢做大,做好,也許不會有牢獄之災了。那年頭的體戶,好多都是絕處逢生的囚犯鑽進此行,不久以後便有了人見人愛的衣冠猴子神態。當時,我看伍罐那麽興致昂然,居然沒有感覺。

“我沒幹什麽正事,做木匠,買幾塊搓衣板來做獨凳,成本不到兩元,可以賣到4塊五角,一天做兩張,能賺五六元,做好之後拿到市場上去插個草頭圈,就有人來問價。象劉備賣草鞋。”我悻悻的說。

“哈哈,劉備賣草鞋,你真會說,還象在牢裏一樣。你現在住哪里呢,和父母一塊嗎?”

“不是,住外公外婆那裏,抓捕之後就沒有戶口了啊,出獄之後要我回父母處,原籍嘛。”我沒多說自己的家事。

“哦!那你工作沒有,戶口沒有,老婆也等於沒有了喲?”伍罐問道。

“老婆嘛,分居呀,不然戒嚴一查,沒有身份,又得抓進去。當然,我有時也上北碚去。”我回答。

“我也沒有住處,從牢裏出來以後,地段上給找了個街道角落的爛房子,小得很,四面來風,根本不能住人。我的弟弟也不理我。你曉得啥(‘啥’是重慶人最習慣帶的口音,這裏相當於‘嘛’),坐過牢的,誰瞧得起。你的外婆外公處沒有別的人?”他這麽說,讓我想起少年時候見到的鄰居晏華剛(另篇寫他)的居住狀況,我估計他住的差不多是那樣。看伍罐的口吻,幾乎就想隨我一起度日。

“外公外婆的房子很破爛,我和弟弟住一間屋,老人住一間,另外的就是廚房。弟弟在部隊當班長,他被我連累,本來要提幹了,出了個反革命哥哥,那還得了!被勒令轉業。他沒抱怨我,回來最先安置到區法院,要他當法警。”

“哈哈,法警,做儈子手,哥哥犯法,弟弟行刑!”伍罐少有的幽默語,讓我啞然。

“党的考慮周到,我弟弟不幹,對安辦的明說我在押。於是分配到父母所在的紡織廠做機修車工。”

“是你害了你弟弟一輩子喲,連官也當不成了!”伍罐幫我的兄弟遺憾。

“無所謂,提幹就留在西藏,也不是好差事。這年頭,一家人你害我,我害你的是多呢。比如你,生下來就倒楣,怪誰。”

“這些事沒得法,說不清的。”伍罐低頭迎合著我,居然不反感。

“你知道嗎,你出了牢獄好久。犯人們還在說,坐牢坐得硬肘的(不軟弱),只有你口表,換了別人不給銬殘廢才怪,只有求饒的。你真是把監獄長抹幹吃盡(震懾住)了。”伍罐又提起往事:“我轉到別的牢房時,犯人們還在說那事,後來你又沖監獄,槍兵沒有開槍,算你命大。真的服了你。”伍罐邊說邊看我笑。

“那是監獄長被我拿到短處,他真有點怕被控告,我好歹叫現行反革命罪,和政治沾邊。”
“只有你才敢!別的政治犯,哪個敢啊。”
“也不是,被監獄長押出去後,我也承認風門是我打爛的,是不對。但華龍國如此‘摻’(抽打)你,那一皮帶要是打到你的頭上,後果不堪設想。這樣虐待犯人,執法犯法,他先錯,才有我的不對。我與你們不同的是,我從來就沒有認爲自己有罪,監獄長也知道些情況。那時候全國都在搞平反,報上探討司法問題,他實際內心在那樣的形勢下也有點虛。特別是公佈了謝覺哉的文章,關於如何在監獄裏實施人道主義。這麽多年,他整了多少犯人,而且我的情況已經在處理。”

“你真是把監獄長收拾夠了,我坐過好多次牢,從來沒有見過哪個敢象你這樣。”伍罐又那麽誠摯的眼光,加重語氣說那句“只有你。”

“哈哈,不是你一人這麽說,連監獄長在我走的時候,他也如此對我憤憤留言。”這倒讓我很滿足了。 “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麽那瞬間突然憤怒,就一拳就打出去了。要是讓牢獄外的設想,沒人相信。不過,1979年那年算運氣,要是早些時間,我的手怕會銬殘廢。看監獄長的樣子,在戴不戴之間反復考慮,我看得出。”說著,我想起那天的情形。

在監獄長的辦公室裏,他居然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手裏的鑰匙就那麽的搖,表情很異常,真還不知道怎麽辦的好。我在詭辯:“華班長用那樣的軍用皮帶打犯人的頭,你要處理我,那也得處理他!銬死我口服心服,絕不怨你。”

一陣僵持和沈默之後,監獄長最後說:“你等著,我今天不銬你,給你記帳,再犯我就狠狠的罰你,先回去!”他說得咬牙切齒,但又悶悶不樂的把我押送,把我從十一號換到9號房。那晚我在總結自己怎麽沒有戴鐐銬,鑒於幾方面的原因是我從來沒有歪門邪道行爲在牢獄裏,所謂的正派人的形象還有;我那點小有貢獻的技術是監獄長佩服的,爲牢獄幹了些活,爲他解決了問題,也許在內心沒有把我當壞人。另外,加之形勢在變,而且很快的變,最主要的是。他也不願意在最後的時刻給我一鐐銬,引來我不服氣鬧大了事,控告他,不能說沒有依據。種種原因,監獄長忍了這口氣。在牢獄裏,監獄長可以說是殺人可見血的殺手。三十年的血漬已經浸泡透了他的雙手。但1979年的確是特殊的年代,社會在覺醒,人民在思考,百廢待興,恰好我的胡鬧讓監獄長難辦。再說,關押了幾年,他也知道我不是非爲之徒。爲此手下留情,這不能不說是我的運氣。

那天下午,什麽時候我送伍罐走的,已經忘記了。想不到這時伍罐會來臨,讓我模模糊糊的不知究竟。

想著,想著,滴滴嗒嗒的雨水依然不停,破爛的老式捆綁房千瘡百孔,瓦上的聲音龐然而淅瀝,雨還在繼續。我從回憶中漸漸睡去。早上伍罐先起,等我醒來,他即說要走。我看天色明朗,太陽射進瓦縫落在地上,我想去廚房弄早飯。

“不了,我現在就回北碚,你有錢嗎?”他看我有點猶豫,臉色很沈悶的解說:“我的買賣不能做了,皮鞋被地段的戶籍沒收,說我這是在搞非法投機倒把。還威脅說再做就要抓我。這年頭做什麽都是死路一條,真他媽的混蛋。”伍罐憤憤然的說,臉色更難看。 其實,當時的城市裏已經也許私人做買賣,無論從什麽地方買進,到什麽地方賣出,怎樣的進價,怎樣的售價,政府已經不再列爲投機倒把行爲了。遺憾伍罐大概因爲居住方便,就在居家附近的小鎮上出售,當地鄉土官員,還是循規蹈矩,不思進取,腦袋仍然保持著澤東毛時候的癡呆與頑固。那樣的情況下,伍罐沒有不吃虧的。

聽伍罐之言,我在衣服口袋裏翻找,掏出僅有的十五元,他只要十元。說著提起進門邊的一個小包,我居然沒有注意到他還有個包。他扯出裏面有的一床花被面,生硬的推給我,看來不接收不行。隨之,他扭頭就走,背影有點晃晃。我心裏一個怪念頭,從此以後,伍罐又怎麽生存呢,不久前他還那麽高興,而現在?或然間我恍然大悟,想到他一定是重蹈覆轍,繼續偷盜的生涯。

從那之後,伍罐再也沒有了音訊。

節 外 生 枝

沒有多久,當地人們爭相傳頌,說長江大橋開通了,人們專門乘車到南坪橋頭去看這個熱鬧,當年的鼇拜似的頭面人物葉劍英還專門來剪綵並題詞橋頭。那是重慶人熱衷的鬧劇,每日想去開眼界的絡繹不絕,我去了壹看,發現有幾個照相的忙得不亦樂乎,進入這行業之後,我一天也能掙二三十元,生計得到問題。我想到伍罐,希望見到他,告訴這消息。而我沒有他的地址,也許他本來就住在沒有地址的地方。至今,我記得他是北碚文星場後豐岩(鎮)人。

生計使我越來越忙碌,世間親友,無論誰,只要久不往來,便會自然而然的淡漠。對於伍罐,我幾乎想不到他,生活之路已經分道揚鑣,成了兩股道上的車。

1983年,又是我黨發病引起“嚴打運動”大叫大鬧,聲嘶力竭的一年。據說北京有個高幹的兒子在公園被幾個流氓打死,更有甚者到泰山頭上動土,香港一家雜誌報道《鄧小平回北京遇險》,我們的矮總設計師同志也差點被強人攔路打劫,氣得矮子同志回到北京,下令大抓大殺,那一陣子,連朱德的孫子也因此腦袋移位(估計是免費子彈)。慣用的伎倆又是“轟轟烈烈”,舉國喧囂,多少人被小題大做而幹掉,那是永遠不會公開的秘密。

那個夏天,一次我去北碚碰見難友胡光友,他睜大眼睛對我說:

“你知道嗎?伍罐給槍斃了!”

我心裏一沈,默應道:“槍斃名單的布告上有伍罐被叉上紅筆的名字,我見過了。 唉!”

我們相顧無言,都在想伍罐。

一個活靈靈的友人,正值生命的旺年,就這麽被屠殺了。平心而論,他也許有錯,甚至有點兒叫做罪行的不端手腳,以過分的處罰,也最大三五年刑期而已。不想一個“嚴打”命令從紫禁城裏播放出來,千千萬萬個伍罐就遭受宰殺,在禮儀之邦的華夏炎黃,慣於踐踏生命,這已經不稀奇了。經過文革那草菅人命的年代,什麽“人間奇迹”不能“創造”呢?一個小老百姓的生命,在“偉人”心裏,還不如螞螻昆蟲!

對於執政者而言,死亡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不值得大驚小怪,而伍罐的死,確延伸出另外的篇章。 以上寫的伍罐,我以爲可以打住了。可想不到在2006年我回國探親時,即興舊地重遊,再去北碚一趟,與過去的工友鄧正民碰面時,傳聞伍罐還活著。那才令我大吃一驚。

那年的其中一批槍斃人中的布告上有伍罐之名,鄧正民說他也見到過。因他與伍罐的弟弟認識,並有電話聯繫。我即接通對方,本想問伍罐生前的狀況,誰知節外生枝,聽筒裏回應說他在五六年前去看過伍罐一次,地點在重慶南岸監獄。

我浮想聯翩了,想去探監看看伍罐。明明白白在大庭廣衆的宣佈中,是槍斃了的人,怎麽還活著?這玩笑也開得太大了!

因父母所在的重慶南岸之地,距離這座監獄很近,每回國都要去探望他們。在這電網密布的高牆外,有過我擦肩而過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不過,裏面究竟有些什麽名堂,那秘而不宣的鐵幕永遠不會對外開放。當然,那個令人毛骨悚然之地,除了設想並附和電影鏡頭的猜測而外,也見慣不驚。

這座曾經以新生電機電扇而名名聲在外的監獄,也許現在更是撈取外匯的窩子,自不待言。年復一年的抓捕,陸陸續續的“新人”報道註冊之後,便無聲無息的“安居樂業”,伴隨鐐銬,伴隨滾滾烏雲,伴隨刺刀明晃晃閃爍的高牆電網將生命流逝。

爲了見伍罐,那個烈日當空的上午,我坐車走到這所監獄的崗亭,高牆已經大大擴充,周圍的農莊土地也被財大氣粗的監獄圈地購買,曾由青磚建築的牆樓大門變爲森嚴頑固的水泥裝飾。通往監獄的大門有點模仿裝甲車中南海似的樣子。當我走去詢問,被告知凡是接見犯人,在另外一道邊門,指點方位又得坐車一陣才到。我忘記了伍罐是囚犯,更不知道監獄與外界是兩重天地,詢問周圍住戶的農家,說每天接見的時間只有上午兩小時左右,恐怕已經過了,我急匆匆趕去,走過田間,走到高牆邊有間小屋,進去見到穿制服的警員,才知我根本沒有探視權,囚犯只能見直系親屬。但我還是想確證伍罐究竟還在不在這裏,接待人員還是厚道的幫我查閱在押人員名單,結論是:沒有此人!

這下,我真給弄糊塗了,伍罐究竟是不是活著,直到現在,依然是迷。

2007-10-30 再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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