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 沐· 聽 風 聽 雨集
对“黑砖窑”的“不知道”与“和谐” 、“崛起”的政治考量
星期四 七月 19, 2007 7:47 am
“黑砖窑”最后被处理了，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处理结果仍不出大家的意料之外，避重就轻，保护高于打击，而且更多是就事论事，根本没有从政府管理的系统和制度层面予以检讨，更遑论以此为契机推动体制改革！而这一切处理结果都是基于一贯的法律问题政治化、以及对目前刻意营造的国内“和谐”、国际“崛起”的“大局”的政治考量。有媒体评论，如此轻微的处理，更让其它地方诸侯清楚了中央在相关事件上的底线。
受处理官员层级如此之低，官方的一种说法，就是山西的高层对黑砖窑不知情，我要问一句，他们是干什么的？这是不是渎职？如果是渎职，该如何处理？
事实上山西的省领导知不知道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国内有发达的内参和情报系统，底下的任何情况不可能逃过上级的眼睛。第二、湖南人大代表早就山西的黑砖窑向总理上书，山西的大员怎可能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当然还有很多“知道”的渠道，只是现在装作“不知道”罢了！
山西高层“不知道”，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视遍地“黑砖窑”、“黑煤窑”为当然的“熟视无睹”。只有当民众在网上揭竿而起的时候，恐殃及池鱼，才急忙灭“城门之火”，后来索性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大谈“黑砖窑”的危害性，高调教育群众，仿佛这黑砖窑的责任要全国人民来负才对一样！
山西高层的“不知道”，就本质原因来讲，关键在于中国长期实行的类似于古印度种姓制度式的等级制度，中国官员对国家贱民——农民死活根本无所谓的惯性思维。众所周知，中国的人权状况本身就不敢恭维，而农民的人权状况更是惨不忍睹。在中国的种种制度设计中，农民实际上完全就不在“人民”的范畴之内，农民和农村地区的人和事也不在国家相应制度的监管范围之中。可能在城市里面需要考虑的生活和生产监管标准，在农村就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中国几十年统治的主流思维模式。中国在将人权窗口的大都市建设得美仑美奂的同时，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农民工就可以数九寒天住在工棚里、农民工的死亡赔偿就可以比城市人低（当然，城市人又可以比外国人低）、农民工就可以干高危险的工作、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也可以非常肮脏------在“公仆”的眼里，农民的人权状况好不好没有关系，只要中国“目前是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就行！因为农民不是中国人民，还因为这些表面上被承认的“中国人民”，外国人平时看不到，所以更不不必将他们当成中国人民！既然中国人民里没有了农民，只有大城市的富裕与发达，中国自然已经“和谐”了、“崛起”了！
那么当地农民知不知道“黑砖窑” 呢？答案同样是肯定的。但他们为什么不反映？ 是不是象于幼军说的那样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呢？我觉得于省长还是先追究“国官性”可能更恰当一些！几十年来中国统治的现实和意识形态熏陶，这类事情在中国农村早就见怪不怪，当地农民再要大惊小怪反而显得不正常，即使有人对此种社会秩序提出疑问，也只有死路一条，四川农民从黑砖窑逃出后，进京上访，结果最后失踪，上访道路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还有，此次黑砖窑的深喉咙，开始就是准备将四百个父亲的呼吁书放在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网》上的，但该网以内容敏感拒绝登出，也可见中国新闻在社会危机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以及政府新闻管制对真相扼杀之可怕！既如此，老百姓也就只有认命好了！在一个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被压迫者尤其农民还能说些什么呢？只要能不进黑砖窑，就只有感激涕零的份，哪里还敢有其它的非分之想？否则不是对内破坏和谐、对外影响崛起吗？起码也该以破坏地方经济论处。这次黑砖窑能够被揭开冰山一角，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城市儿童的卷入有很大关系，不然如果黑砖窑里全是农民 ，恐怕受关注的程度就要大大降低。
其实这一切“不知道”，都可视为中国社会对农民“无所谓”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全面接受；对此次山西全境“黑砖窑”犯罪活动的刻意淡化，不过都是出于追求冠冕堂皇的“和谐”、“崛起”的政治考虑。
至于九十年代以来就蔓延于全国各地的黑砖窑、黑工厂，到底是就此销声匿迹，还是春风吹又生，大家心中自然也就有了答案。
中国的“和谐”、“崛起”已经成了目前最大的政治，而这一大局的维护往往是以弱势群体的牺牲为前提。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来说，如果自己的生活如此不和谐，自己的命运根本难以崛起，其它空洞的“和谐”、“崛起”又有什么意思？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国家所谓的“和谐”、“崛起”的真正意义又在哪里呢？
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屈原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面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无奈情绪： “长太息兮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
原载《环球华报》200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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