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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哥们儿糊弄的一篇作业

星期三六月 20, 2007 12:46 am

漫谈全真道的流变——从《红楼梦》里的全真道士说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许蔚

小说《红楼梦》涉及道士处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明文提到全真道士的却只有一处，便是在小说的第十三回。这一回讲秦可卿的死，因为某些原因，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的热门。秦可卿死了，贾珍给儿媳妇做七，找钦天监阴阳司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这里明文提到的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醮，九十九自然是取其阳数，而所谓全真道士其实也未必指宗属全真的道士，大概和前述以“禅僧”代指一切僧众一般，不过是一切道士的泛称。另外解冤洗业醮在“全真道士”来说似乎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所谓的道教并非铁板一块，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独立意义上的宗教，毋宁说它更像是一个宗教联合体。在这一个“道教”之名下包含着诸多的教派，甚至于其他外来宗教的教团以及许多民间宗教的教团[1] 。明清时代的道教，简单来说可以划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派别，就影响而言以邋遢张三丰为标杆的武当派则于永乐朝达其鼎盛，然而后来也渐渐地融于全真与正一两派，而正一派的势力相对较强，清末以至于今，基本上正一派已经一统天下。不过，无论就文献的记录而言，还是就田野的实际来说，以传法、分香以及宗奉的神明等诸多因素而区别开来的支派教团依然并长期存在于正一派的内部。全真派一般来说比较重视自身内修功夫和道典的研读，这也是和王重阳创教时重视文教的传统分不开的，所以王重阳和七子身后都留下了不少的诗篇。当然斋醮仪式特别是符箓法术[2] 显然是正一派（以及划归正一派的诸多教团）的特长，而这里明文所指的“全真道士”恐怕未必就属于全真一派。我们暂且不论正一派的内部差异，首先来搞清楚何为全真道。
前引《红楼梦》的“全真道士”一般来说就是指属于道教全真派的道士，但是由于全真道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有时候人们也用“全真道士”来泛指其他教派的道士，比如《西游记》第四十四回孙悟空“变作一个游方的云水全真”这“全真”便是泛指道士而言了[3] 。全真道由王重阳所创立，按王重阳生于辽天庆二年（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曾应武举，后离家弃官，在终南山下刘蒋村掘地筑庵室居之号曰“活死人墓”，又自号“王害风”，于苦思数年后填毁庵室，逍遥而去。相传他于金正隆四年（1159年）在甘河镇遇吕洞宾点化，后游方至山东，于金大定七年（1167年）初遇马钰。作为地方豪绅的马钰为其异行所动，为王重阳筑室名曰“全真堂”（此为“全真”一词之始），后携妻孙不二双双入重阳子门下。之后王重阳多方宣化，化度、吸纳包括马钰在内的邱、刘、谭、马、郝、王、孙 [4]等七位高徒成为日后全真教的骨干（“北七真”），后于大定十年（1170年）仙逝，葬刘蒋村。之后马钰接任全真教第二代掌教，继续宣教活动，后由于籍属问题依照金律被迫回返故里，并于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羽化。继马钰之后成为全真教第三任掌教的便是后来声明卓著的邱处机。邱处机，山东栖霞人，少年出家入重阳子门下，于大定十四年穴居悟道，后于龙门山创全真龙门派。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邱处机受金世宗召见。不久世宗下世，继位的章宗诏禁诸道教，邱处机回返故里，后于金兴定三年（1219年）应成吉思汗之召，远赴西域面圣。邱处机的出入宦门与审时度势为后来全真道特别是龙门派在金元之际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5] ，而他所创立的龙门派也成为元明以降全真道的主流，以致于他之后的全真教掌教几乎都出自龙门一派[6] 。全真道自金初（南宋初）产生以来，随着教团的扩张，教派影响日益扩大，从最初的北方山陕一带的地方教团，逐渐发展为金元皇室倚重的全国性大教派。
入元以后，全真道（或者说全真龙门派）以燕京白云观为中心，开坛传戒。从元初的皇帝都赐邱处机等全真高道以封号来看，当时的全真道在朝廷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而元代《道藏》的编撰工作也由全真道士主其事[7] ，这其实也是邱处机的一个心愿。但是随着佛子番僧的活动，寺院田产成为佛道磨擦的焦点，双方械斗时有发生。佛道庙产的争夺战最终导致了元代几次三番的佛道大论争，其结果便是元代道经的数次禁毁。佛道论争的失利，佛教的咄咄逼人自然是重要的原因，还有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全真道内部的骄奢不学，更重要的是全真道自身内容的缺陷。全真道自王重阳开始就强调内修参悟，讲求心性，而排斥符箓法术、仙药金丹、房中辟谷等传统道教内容。但是番僧、喇嘛们则有的是奇异法术，这东西实实在在看得见，较之仅有口舌之功而无实绩的全真道士，自然存在优势。加之主事的道士判断失误，选派出战的道士全是辩才，无意中上了番僧（毋宁说蒙古人）的当。文化程度较低的元蒙统治者自然注重实际，能言善辩道士不懂得法术，油锅面前自然失利。
元蒙的焚经给道教的发展带来了重创，但是全真道并没有因此消亡。随着道士的游方布化，加之人们逐渐发觉金石丹剂不能利生反能速死的事实，全真道的内丹学早已在神州大地传播开来[8] ，后世明代著名东派内丹家陆西星[9] 便曾是宗主全真的道士。全真内丹学对于后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神魔小说、元明神仙道化剧方面。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全真道与《西游记》的关系问题。《西游记》的争议颇多，有一种观点认为小说参照内丹修炼而作[10]，这种说法从小说流行之初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不算理由的理由便是，小说长期以“邱处机” 为作者流传。又比如杨慎、杨悌等人也明确指出《西游记》出自内丹家言，后来清代高道刘一明更有《西游原旨》解释小说内丹原旨，而汪澹漪等人宣称得古本《西游记》并更以《西游证道书》之名刊行[11] 。
注意到全真道虽在文化领域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就明朝的宗教实况而言，全真道继续着元朝的颓势。明朝是与唐宋遥应的道教盛世，古代帝王死于丹药的也以这几朝为最多，而宋明两朝又以青词的撰写为特色。明代帝王多崇道，多次诏道士入宫，并赐厚爵，而宰辅也多凭青词见幸。纵观明代获幸的高道，没有一个来自全真道，大多是江西、福建等地以符箓、丹药和风雷法术见长的正一派道士。而全真道的大本营白云观就在皇帝眼皮底下，这充分说明全真道的见弃。另外，明清两代都由龙虎山张天师[12] 统领天下道教，明《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就是以张天师主其事的。《道藏》的编撰是道教的盛事，但《明藏》却存在着不少的质量问题。这一方面与张宗演等人的个人文化修养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重视文化修养的全真道的没落。
至于清代，满族统治本对道教就不大感冒，所以衰退是整个道教的现象，并不只是全真一家的问题[13] 。就张天师而言，明代还是二品高禄，到了清代已降为三品（一度恢复二品），并且原与曲阜衍圣公一样每年的进京面圣一再被延长以至终于被取消。当然有清一代也出现了像雍正那样的佞道君王，但是他所信赖的还是丹药方伎，不是全真的心性之学。所以说《红楼梦》虽然明文写到了“全真道士”，但是恐怕实在是一般的道士吧。
[1]外来宗教比如摩尼教（关于摩尼教的问题，则许地山、朱越利等人曾有相关论文）。实际上许多民间教派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称为道教或民间道教，但由于民间宗教的复杂性和多源性等问题，这是否合适，还将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当然某些民间宗教有时也逐渐演变并被吸纳成为道教某一派别的支派。另外所谓民间佛教实际上道教化倾向或者说斋醮法术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那么民间佛教与民间道教及一般认识的道教之间的异同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这方面现有欧大年、马西沙、韩秉方、邵雍、三石善吉等人作过一些研究，但是对于细节问题还不够深入。
[2]实际上，使用符箓这个词在教派划分上也会引起问题，因为这一层面的用语将涉及丹鼎、炼养等概念，而不是正一、全真等概念。这里暂时使用的符箓一词，以标明正一派及其诸教团的一个特征。另外南北宗的问题更涉及内丹学的理论分歧，用来划分道教派别也还存在问题。当然就《抱朴子》而言已出现内丹修炼的端倪。
[3]参见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中多篇关于《西游记》的考证文章。
[4]化度七真，教内美为“金莲七朵”，其中丹阳真人马钰创遇仙派、长真真人谭处端创南无派、长生真人刘处玄创随山派、长春真人邱处机创龙门派、玉阳真人王处一创嵛山派、广宁真人郝大通创华山派、清静散人孙不二创清静派。
[5]其弟子后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这次雪山之会。关于丘处机此次西行的意义，潘雨廷先生认为“迄今道教而仍有全真之裔，全在长春西行之德。当时轰动北国之情，足与玄奘媲美。”说见潘氏《道藏提要》。
[6]继邱处机之任者清和真人尹志平，其后李志常、张志敬等人均出自龙门派。
[7]全真道士宋披云、秦志安、李志全等人主其事。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8]宋元时期的内丹学主要分南北二宗，以性命双修为本，如追溯法源则南北二宗或出一源，不同的是一者重性，一者主命。北宗则推全真，南宗则张伯端以下。此处暂且不论南北宗，文中所谓“内丹学”皆指全真而言。
[9]柳存仁先生曾考证陆西星为小说《封神演义》作者。参见柳氏《和风堂文集》。
[10]这方面，中野美代子、李安纲等人有多部论著问世，柳存仁先生也有相关文字。
[11]柳存仁先生曾考证《西游记》在定本出现之前应该有一个确为邱处机所作的本子流传。参见柳氏《和风堂文集》。
[12]朱元璋以为皇帝贵为天子，天何有师，故去“天师”之号，改以“大真人”。
[13]实际上，若以内丹学的发展来说，道教内丹理论在清代还有大发展（比如宗祖全真的伍、柳），但是否将这完全归诸全真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