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王彬彬：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下）
星期六 一月 20, 2018 10:59 am
七
香港沦陷前，潘汉年以香港为情报工作的根据地，自己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决定到上海定居，并向岩井英一寻求保护。尹骐说，潘汉年“希望岩井能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而“岩井经过两年和潘汉年的交往，已经清楚潘汉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寻常的活动能量。他知道潘汉年在内地的情报班子和在上海的情报干部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当即答复说：‘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和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胡先生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办一个特别证件，就不致引起麻烦了。’潘汉年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潘汉年便拿到了一张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同时，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潘汉年使用。这无疑为潘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条件。”潘汉年这样与日本人合作，这样寻求日本人的照顾和保护，应该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如果说潘汉年其实是以真实身份与日本特务来往，那他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触，就更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因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产党人，对潘汉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后又在苏联学习，与潘汉年是同龄人，也是同时期参加“革命”、成为中共党员的。从苏联回国后，李士群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立即“叛党”，成为“中统”特务。1938年李士群干脆“叛国”，当起了日本人的鹰犬。1939年参加汪伪集团。汪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当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行政院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权欲熏心、盛气凌人，不断地伸手要权要官，汪伪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务的周佛海常感头痛，汪精卫也对其无可奈何。终于，连日本人也觉李士群难以驾驭，遂于1943年9月将其毒杀。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读周佛海日记，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松了口气。
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经历，我们就明白：潘汉年与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这两人打交道，谁也别想糊弄谁，谁也别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园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时，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鹤负责与潘汉年联系。胡均鹤是苏州人，亦于早年加入中共，当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成为“中统”特务。抗战爆发后，胡均鹤以“中统”特务的身份在沪宁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李士群的“76号”逮捕，旋即叛国，成为李士群手下的干将。由这样一个当初也是党内同志的人与自己联系，潘汉年当然很高兴。至于胡均鹤，也乐意与潘汉年接触，为的是万一共产党得了天下，自己有条活路。胡均鹤的政治身份是很暧昧的。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中说，胡均鹤还是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夫。赵尚志的父亲是胡均鹤的岳父，胡均鹤对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顾，也直接帮助过东北抗联。
潘汉年这时期在上海活动，与日伪周旋，有的读物把这写得很危险，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但其实是毫无危险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军、宪、警都不能动他，汪伪人员又岂敢太岁头上动土。何况，他同时与汪伪特务头子也开始了合作呢。周佛海日记中，亦有与潘汉年有关的记载。1943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筱月即邵式军，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员。渝方即重庆。筱月之戚名冯龙，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按周佛海的说法，潘汉年、冯龙等来沪宁，是谋求与汪政府“合作”，并非刺探情报。数日后的3月8日，周佛海见了冯龙，这天日记写道：“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回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1943年8月13日日记中，写道：“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中共方面与汪伪的联系，并不只有潘汉年这一条线。
前面说过，1936年9月，潘汉年离开陕北时，心情是沉重的，心头是有着浓重的阴影的。1939年后，潘汉年在沪宁一带与日军人和汪伪特务来往，生活是舒适的、人身是安全的、工作是顺利的。但心情却未必是畅快的。“延安整风”轰轰烈烈地展开，是在1942年初。但实际上，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标志着“整风”的开始。毛泽东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整风”，首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历史“罪错”，从而让他们不再作为党内的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1942年以后，他们就更是饱尝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了。王明后来写了《中共50年》一书，其中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说得像是在地狱中受煎熬。博古也必须不停地做检讨，必须深刻地否定自己。共产国际当时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屡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挨整的记述。例如，在1943年7月5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这样写到博古：“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地批评特区的政局，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并说：“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视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从弗拉基米洛夫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博古的所有检讨，都是在说违心话，他并不认为毛泽东对他们的指控是成立的。我们更知道，“整风”已成功地在延安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以致于博古这样的人终日胆战心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谈话，都要不时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偷听。
王明、博古，与潘汉年是有直接关系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是王明集团中的一员。1941年12月，潘汉年定居于上海，1942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并不意味着放弃在沪宁的情报工作。此后，潘汉年还将往返于淮南和沪宁之间。“整风运动”当然也在淮南根据地展开。许多人在“整风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整。这一切，都足以让潘汉年心生悲戚。
八
潘汉年有做诗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读“整风时期”潘汉年写的诗，可知这时期他的心境之阴郁。
潘汉年与扬帆是一对难兄难弟。扬帆于1938年从上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时，扬帆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部长。整风运动中，扬帆锒铛入狱。潘汉年对扬帆的遭遇十分同情，曾写《怀炎》诗抒发内心的愁绪，“炎”即扬帆的字。诗曰：“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其中的愤怨是强烈的。这是在表达对扬帆的同情，但又何尝不可认为是在怀念远在延安的王明、博古呢？“相煎何必数恩仇”，难道不也是在为正被“煎”着的王明、博古鸣不平？
虽然心有郁结，虽然时感不安，但工作还是要做的。1943年初夏，潘汉年从淮南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亲自与李士群见面。到上海后，先见到胡均鹤。胡均鹤说李士群现在苏州，要见李，须到苏州去。于是，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苏州。到苏州后，又被告知李士群到了南京，要见他，须去南京。到南京后，终于见到李士群。见面后，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见见潘汉年。潘汉年当然愣住了。但稍事考虑后，还是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汪公馆。
现在的一些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在解释潘汉年为何同意见汪精卫时，都强调当时向上级请示来不及、拒绝又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去按响汪公馆的门铃。也就是说，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完全被动和被迫的，是被“绑架”和被“挟持”的，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应付一下而已。我以为，这种解释，未必十分合理。首先来看看拒绝是否可能的问题。李士群、胡均鹤都曾是中共党员，对中共的组织纪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汪精卫，又何尝不了解中共纪律之严明。如果潘汉年坚持不见汪，并向李、胡说明，若擅自见汪，则意味着自己不再能担负与李士群联络的职责，意味着此前经潘汉年建立的关系网将被废弃，而自己也可能受到严厉惩处。这后果当然很严重。这后果当然也意味着李士群此前在潘汉年身上下的功夫都泡汤。明白了这些，李士群应该不会强迫潘汉年赴汪公馆。再说，汪精卫要见潘汉年，当然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潘向中共高层传达一些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潘口中知悉一些中共高层对时局的态度，这需要谈话在比较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如果将潘汉年“绑架”、“劫持”到汪公馆的客厅，汪精卫的目的又岂能达到？至于说如果潘汉年拒绝见汪，李士群就可能翻脸，就可能扣押潘汉年，那更是不合情理的推测。试问：这样做，对李士群有什么意义？他能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所以我认为，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半推半就的。当得知汪精卫想见自己时，潘汉年当然很惊讶，但惊讶之后是兴奋。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者，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体会特别深。机会稍纵即逝。能否经常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往往取决于能否敏锐地看到机会的到来并牢牢抓住它。这往往容不得过多的权衡、估算。所以，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难免养成一种赌徒性格。在潘汉年身上，这种赌徒性格就明显存在。从苏联回到香港后，不向陕北中央请示就擅自与南京方面联系，并试图独自代表中共与陈立夫商谈国共合作事，就是赌徒性格的表现。这一回，赌徒性格又发挥了作用。在潘汉年看来，汪精卫主动要见自己，说不定有重要信息要向自己透露。如果能从汪精卫口中得到对中共十分重要的情报，那岂不是大功一件？岂不是一种奇勋？果真如此，事先未能请示，就不值一提了。与汪精卫见面，当然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应该事先得到批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与汪精卫见面这件事本身，却又并非绝对不可。潘汉年在上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与影佐祯昭见过面。影佐是日军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是侵华日军的首脑人物之一。潘汉年与李士群这样的汪伪要人甚至成了“朋友”。能见影佐祯昭、能与李士群“交朋友”，见一下汪精卫，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举。
赌徒总有赌输的时候。这一次，潘汉年输了。看来他并未从汪精卫那里得到什么令中共高层感兴趣的东西。汪精卫见他，不过是扯了一通淡而已。汪精卫自己当然不会认为是在扯淡。但那番言辞，在潘汉年看来，无非是扯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得到了虎子，那擅入虎穴就不算罪过。如今是，擅自入了虎穴，却连虎毛也没有得到一根，那就有些不好交待了。在从南京返回淮南的途中，潘汉年一定沮丧不已。本来，情急之下去了汪公馆，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也是可以向饶漱石解释清楚的。但潘汉年终于没有说。对此，与潘汉年同时期参加中共的“老革命”陈修良有这样的解释：“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的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其实这正是潘汉年1955年的解释。潘汉年这样说，是能让人相信的，是他的心里话。但是，潘汉年的心里话却又并不只有这些。还有更重要的话，他没法说出来。他之所以终于不敢在整人整得热火朝天的整风运动中向饶漱石汇报擅自见汪一事，更因为自己本是与王明、博古关系密切的人，本就被正在得势的毛泽东一派视作是王明集团的人。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眼里，他潘汉年本就是有历史旧账的人，本就是“不能信用”的人。潘汉年如果向饶漱石说明擅自见汪一事，饶漱石当然会立即向延安汇报。毛泽东极可能拍桌大怒。又一次抓到了潘汉年切实把柄的毛泽东，很可能要新账老账一起算，那时就下令铲除王明、博古的这个“党羽”，而他也就同扬帆一样镣铐加身。正是这重原因，让潘汉年有了深重的顾虑，并终于把见汪一事瞒了下来。——但这一层原因，1955年的时候，潘汉年是没法说的。他怎么能够对毛泽东说这些？
可以说，如果“根正苗红”，如果与王明、博古集团没有什么实质关系，如果本没有证据抓在毛泽东手里，如果不是已经被毛泽东目为“不可信用”，潘汉年不会隐瞒在南京见汪一事。他终于决定把此事瞒下来，应该说，是赌徒性格又一次在起作用。潘汉年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人间秘密。他更知道有无数秘密被永远地掩盖了。因此，在擅自见汪一事上，他决定赌一把。当然，他又赌输了。
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杀，潘汉年应该是闻讯心喜的。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潘汉年也有理由比一般人更高兴。李士群、汪精卫，是潘汉年在南京见汪一事的知情者和见证人。这两人一死，真正能证明此事的，就只有一个胡均鹤了。
九
即使没有见汪一事横在心中，潘汉年的心情也是抑郁的。有了这件事，他觉得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锋利了，落下的可能性也更大了。潘汉年这几年写的诗中，常见一个“愁”字。1943年6月29日，是一个雨天，潘汉年写了《雨夜有感两绝》。其一曰：“萧萧细雨又黄昏，独坐寒斋伴孤灯。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这是在南京见汪后不久写的诗。在这样的雨夜，潘汉年满怀愁绪。其二曰：“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这一首就更让人感叹唏嘘了。潘汉年投身中共后不是屡建功勋么，怎么成了“岁月蹉跎”？怎么说是“万事空”？投身中共后，潘汉年不是十分受重用么，不是早已成为中共对外谈判和情报方面的要人么，怎么说是“落魄”？怎么反而“信心穷”？至于“荣辱何妨一笑中”，莫非潘汉年已感到巨大的屈辱、侮辱、羞辱、耻辱、凌辱迟早要到来？1944年1月24日，是旧历除夕，潘汉年写了《农历除夕》：“云黯风狂岁暮天，淮南作客又经年。征尘落落知音少，送旧迎新亦惘然。”过年了，应该高兴些吧，潘汉年怎么感到那样“惘然”？1944年6月，潘汉年写了《淮南闲居有感》：“狂豪不若少年时，嫉恶如仇自笑痴。历历丑恶收眼底，春秋难续独吟诗。”
读潘汉年的诗，我们知道，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他的内心其实是异常愁苦的，是没有多少快乐的，是总有着不祥之感的。1949年5月，中共开始了对上海的接管。中共中央，从毛泽东开始，都对接管上海极其重视。能否成功接管上海，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视作中共能否在大陆站稳脚跟的前提。陈毅成为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潘汉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分管公安、政法、统战。这实在是知人善任。对付上海滩上的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以及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潘汉年无疑是十分合适的人选。1949年4月底，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三人一起离开香港，赶往北京。夏衍、许涤新也被选为接管上海官员。5月上旬，三人到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据夏衍回忆，潘汉年住的是303号房间。巧的是，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开会，住的也是这303号房间，他就是穿着拖鞋，从这间房间走进监牢的。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分头接见了他们，可见中共高层对接管上海如何重视了。毛泽东是在5月12日夜接见潘汉年、夏衍等人的。夏衍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毛泽东这时期心情很好，那是十分自然的。这时心情不好，还有什么时候心情能好。十几年前，在陕北时，毛泽东曾说过潘汉年“不可信用”，莫非现在改变看法了？当然没有。毛泽东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恰恰说明他牢牢记住了潘汉年，这对潘汉年来说并非幸事。眼下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当然是一种高度的“信用”。但这与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不矛盾。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非指能力方面，而是就政治态度、政治派系而言。接管上海，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这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了对潘汉年的成见。
在副市长任上，潘汉年干得有声有色。潘汉年领导下的市公安局，成立了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值得一说的是，当年陪同潘汉年到汪精卫公馆的胡均鹤，被任命为这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在潘汉年衣锦荣归上海滩时，胡均鹤也“重现江湖”。我们现在不知道，潘汉年是否与胡均鹤有过私下密谈，不知道潘汉年是否叮嘱过胡均鹤要守口如瓶。也许并不需要密谈，也不需要特意叮嘱。潘汉年只要在某个场合不经意地说一声当年见汪一事并未向上级汇报，胡均鹤就什么都懂了。写到这里，我要说，潘汉年毕竟未失书生本色，毕竟不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恶棍。否则，依他的智谋和那时在上海滩上的权势，要做到让胡均鹤永久消失，并非不可能的。
胡均鹤活着，擅自见汪精卫一事就随时可能暴露。1954年9月，胡均鹤被逮捕，潘汉年的心一定提到了嗓子眼上。1955年3月下旬，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通报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饶漱石是潘汉年的老熟人、老上级，他的落难，自然也会令潘汉年惊心。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敦促与高、饶有牵连的人赶快坦白，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人也应该从速交待。会上又印发了关于上海逮捕胡均鹤和将扬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一切，足以令潘汉年坐卧不安。扬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这两人都出了问题，自己还能太平下去吗？潘汉年有理由怀疑，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正是对自己在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潘汉年觉得，长期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他必须尽量争取主动。他不能等到被审讯时才交待当年见汪一事。他知道，他已无法说清楚为何将此事隐瞒了十几年。他感到百喙莫辩。但说不清楚也要说。瞒了十几年，没法再瞒了。
于是，1955年4月1日夜间，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时隔十九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不可信用”的断语。不知道毛泽东这天午觉是否睡着。反正陈毅告辞后，毛泽东肯定在思考潘汉年的问题。他一定先回忆着潘汉年的历史。他想起了当年在瑞金自己大权旁落、向隅而“怨”时，潘汉年却与博古、张闻天们打得火热。他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欢歌笑语。他想起遵义会议后博古派潘汉年到莫斯科向王明汇报，出发前更面授机宜。他想起潘汉年在苏联迟迟不归，自己急得团团转，只得又派邓发赴莫斯科。他想起潘汉年好容易回到了香港，却不立即到陕北找中央，竟擅自与南京政府联系，并跑到南京试图代表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他想起潘汉年到了陕北后，总把王明挂在嘴上，似乎王明仍在主宰一切。他更想起，潘汉年到陕北后，竟然质疑张浩“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想到这一点，毛泽东有理由皱眉切齿。想完了历史，就要想现实。现实是，五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上海大局早定，中共不但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在整个大陆也政权稳固。那么，是该解决潘汉年问题的时候了。本来要如此，还要费点心思。现在，他主动送上了绑他的绳索，这真是太好了。于是，毛泽东拿起了笔。于是，悬在潘汉年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一医院病亡。“萧叔安”是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时用过的化名之一。死后，骨灰埋葬在长沙市郊，墓碑上的姓名也是“萧叔安”。人们习惯于认为，潘汉年当初如果没有擅自见汪并长期隐瞒此事，就会终身太平无事甚至官运亨通。这是大错特错的。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即便没有擅自见汪一事，也决不会善终，更不会官运亨通。即便潘汉年能平安地把官当到“文革”，他也决不会逃过“文革”这一劫。在“文革”中，像潘汉年这样的人，一定会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因为1955年便进了班房，潘汉年还能苟活到“文革”结束，还能偷生到古稀之年。如果没有在1955年便退出历史舞台，潘汉年可能死得更早，也死得更惨。——潘汉年其实是在劫难逃的。
原载于《钟山》杂志2011年6期，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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