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一泓清泉流眼前——《戏缘》读后随笔
星期二 四月 04, 2017 8:17 am
在海南三角梅盛开的季节里，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了孙崇涛先生的《戏缘——我的自述》一书。眼前仿佛有一道清澈的溪流在缓缓流过，它自然、亲切、生动，给我带来许多乐趣和启迪，一种阅读的美感油然而生。正如他自己在书的题记中所说：“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我以为，《戏缘》正是这样一次成功的尝试。
如果说，人的一生会有某种缘份的话，那末，孙崇涛先生无疑是一位注定要和戏曲有缘的人。他出生在《琵琶记》的作者、戏剧大师高则诚的故里——浙江瑞安，又生长在一个痴爱戏剧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京剧迷”，虽然经营一间绸布庄，却把大部分时间和兴趣都放在看戏和听戏上头。这使孙崇涛从小受到耳濡目染，接触戏曲比读书识字来得更早，可以说是未读书，先读戏。他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戏缘”两字，不但恰如其分，而且妙趣无穷。
他的“戏缘”始于家乡，始于童年，所以“家乡戏缘”顺理成章地被列为本书的开篇之作。他在这一章里，讲述了自己童年时代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叙述一个普通家庭和传统戏剧的不解之缘。他娓娓道来，向我们介绍温州和瑞安一带的民间戏剧活动，如数家珍。
作为一个与他同时代的瑞安人，我不得不佩服他这种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和对周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特别是对于一些细节和小人物的描写，往往栩栩如生，颇具神来之笔，他对自己童年时代心理活动的描写也非常到位。这些都显示了他的文学天赋和驾驭语言文字的深厚功力。
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幅上世纪得三十年代的浙南水乡民俗风情画卷。譬如知名京班“金福连”在瑞安城里演出京剧的盛况；瑞安正宗方言“戏台下打淘堂”的生动场面；正月隆山的庙会；硐桥头和关老爷殿的庙戏；七铺塘河和小河轮里民间艺人的表演；郑剑西、许达初、陈小鲁等社会名流的人生片段，以及他和本地草根名角阿铨伯、鸿炎伯、林永祥等人的交往。这些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细节，无一不勾引起我对于家乡童年的深刻回忆，我想它们同样也会在所有瑞安人的心里引发强烈的共鸣。
孙先生是深受家乡人民爱戴的我国当代知名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他也深深地爱着家乡和家乡的人民，他在这一章的最后说：“我要赶紧写。只有在文字里，才能暂时冻结时光流逝、生命无常、物异人非……”。记得我在温州机场候机时看到这里，随手在书眉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写作是真情的流露，他是带着对故乡的一片真情，带着对戏剧的一片痴情来写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格外感人。”
“省城戏缘”和“小城戏缘”讲的是他的大学生涯和毕业后在家乡附近的平阳县中学任教时的经历。他仍然紧紧围绕着“戏”和“缘”两个字做文章，没有离开过“戏缘”这个主题。行文看似散漫而不乱，头绪虽多却脉络清晰，许多和戏剧有关的人和事，那个荒唐年代的纭纭众生，在他的生花妙笔下，纷然呈于纸上，让人既可爱又可恨，更有无限辛酸于其间。特别是他对于大学时期的室友钱苗灿的描写，前后呼应，颇具传奇色彩，可以说是经历“大跃进”年代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应该说，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是中国政治色彩特别浓重、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 ，也是中国文化最为不幸的年代，传统戏曲处境更是惨不堪言，几乎到了濒临灭亡的境地。热爱戏曲的他经历并见证了这个特殊年代的全过程。从书中不难看出，他曾经为此痛苦过，彷徨过，但是从没有放弃过。他没有和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热衷于政治，而是清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便充分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潜心于自己喜爱的事业，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曲史作一番研读和探索。他在“平中”半月池边的清风明月里，补读了魏晋六朝笔记小说、全部唐宋传奇和敦煌变文以及近代学术大师们的许多著作，甚至萌发重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的愿望，为此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为他今后的学术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他，终于等来属于他的机遇。1978年，他命运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就是在书中被他称为“恩师”的中山大学教授、温州人王季思。在“小城戏缘”的最后，他坦率地叙述了自己命运转变的全部细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前辈大师扶掖新人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他和王季思老师之间当然也是一种缘分，但这种缘分并不完全出于偶然，它由主客观多方面因素造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学问矢志不渝的追求和钻研。如果说他和“戏剧”天生有缘，这“缘”在王师出现时，终于水到渠成，使得他的人生戏缘翻开了新的一页，拓展了新的空间。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他亲身经历了我国首个戏曲史研究生班招生的全过程，也有机会目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京城戏剧活动的许多重要事件，以及它的兴衰和时运。可以说，没有王师的出现，也就没有他“京城戏缘”这一段难得的经历。至于“海外戏缘”，那只不过是他“戏缘”一生的必然结果，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如果说，吴梅先生是最早把中国戏曲学搬上大学课堂的人，郑振铎先生是最早把中国戏曲史用大篇章写进中国文学史的人，那末，我的同乡孙崇涛则是最早把中国戏曲学带进世界名校进行系统讲学的第一人。
孙崇涛一生戏缘，因“戏”结“缘”，“缘”中有“戏”，既平凡，又精彩。亦如他自己在“尾声”中所言：“70年人生与戏剧结缘是一种福分”，“戏剧带给我愉悦与陶冶、知识与启迪”，也让他收获许多友情与友谊。为他留下值得纪念的人生印迹。
通过《戏缘》，我们在了解孙崇涛先生大半个世纪来与戏剧结缘的同时，也从中解读到一位名家的成长之路，他的诚实和可爱，他的儒雅和洒脱，他的勤奋和才气，他的进取和机遇，都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深思的空间。
总之，《 戏缘》一书，不仅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很高的美学和文学价值。如果说，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海外戏缘”这部分的写法和全书存在某种不协调，显得有些拖沓和累赘，不知说得对否？
（本文出处：《剧作家》双月刊2016年第5期的《戏缘》评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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