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抄梁启超书的美女学生
星期一 三月 27, 2017 9:52 am
网上得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2012年去世的消息，想起了在复旦时的一些事。
我大学毕业后考上本校的研究生。那是本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复旦借调了本校英语系的索天章教授。作为交换，本校提出请复旦外文系代培本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就是研究生的课程在复旦上，最后的论文回本校做。
我家在北京有个老街坊郭宗鼐，比我妈妈大，但是属于同辈。我从小叫他郭舅舅。那年放假回北京去他家玩的时候，我说起我开学要去复旦了。他说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也好有个照应。便给了我朱维铮的名字。
到了复旦以后，我去历史系找朱教授。赶上他在上课。不便进去，就在楼道里等。只听得他讲课的声音。下课后他出来。我迎上去。因为我是个生人，我感觉他有点戒心。我自我介绍以后，说是我北京的朋友介绍过来的。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起来之后，说：“主要是我爱人跟他们熟。”那语调听起来有点冷。不过他也客气地说了如果有事可以找他的话，但是我后来没有再找过他。我更没有见过他爱人。我觉得既然这关系不是很密切，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找他。再说我们在上海就是念书而已，也不会有什么值得麻烦别人的事情。
复旦外文系附近有个教学楼。研究生的英语课大多在那个楼里上。教室都很小，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没课的时候常常有不多的学生在那里自习。我自然也是这些学生之一。有的时候周末大清早就去，一个人靠窗坐着，独自享受那种大学校园里的宁静气氛。
久而久之，我发现一个美女学生也喜欢总到那个教室自习。她个子不高，身材苗条，喜欢穿喇叭口的牛仔裤。她的样子我现在无法描述清晰，我只记得她引起我注意，是她的脸型像一只可爱的小狐狸。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相貌有点个别的女生。那种大众说的什么鹅蛋脸，柳叶眉，樱桃小嘴直鼻梁之类的，我觉得都属于俗套的一类，没有特点。
很长时间我们没有说过话，因为没有理由说话。我又不会吃饱了撑的穿过几排座位去跟不认识的人搭讪。她也是一个很专注的学生，从来不会东张西望飞媚眼什么的，所以连个机会都没有。偶尔的时候，如果教室里就我们两个人，可能有过点个头表示打个招呼的事。但是没有说话。
但是我对她有点好奇。好像是一次她坐在我下方一排，我看到她在抄一本书。我后来进一步发现那是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下我更好奇了。我无法把一个穿着时髦，年轻美貌的小姑娘和这种古董联系到一起。就借着这个我跟她搭讪了一次。她告诉了我什么我忘了，反正没有通报姓名。我只记得她说是朱维铮的学生。我想可能是研究生吧。
那以后虽然也还常在教学楼碰到，到底也没有再接触过，不过点个头罢了。
后来因为读到一篇朱维铮的文章，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问他关于文化问题，居然还收到了他的回信。我给他写信的时候也并没有再提北京那个邻居的事。他可能也就是当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现在我看这封信，可以说是只能看懂字面意思，完全不能联系实际。到底隔行如隔山。
这封信已经看不出是哪年的了。只有日期，现在录在这里：
XX同志：
上月16日赐函，因出差故，今始拜读。迟复为歉。
谢谢您拨冗阅读拙文并赐以高见。
拙文乃去夏在沪一次文化讲习班上的报告，以后敝校学报要刊登，便给了他们。近十年我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史，与学术界一些朋友合作时常组织一些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常常感觉我们有将历史与现实完全等同的倾向。我以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样对于文化和文化史不加区别，将妨碍讨论的深入。因而不揣浅陋，提出廓清基本概念问题，供学界同好批评。
您最后提出的问题，令我甚感兴趣 [注：我的问题是关于文化的合理性。我认为不同文化史可以互为标准，不能以此文化肯定或否定彼文化。那么文化合理性的依据何在呢？]。多年来，我一直申说研究思想文化史，不应从观念到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早已指出，观念的东西不过是在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早已指出，研究观念的历史，应该注意政治进程对于思想进程的真正的历史的干预。我以为这是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而研究各种观念形态史的学者有不少对此是忽视的。文化不限于观念形态，在我看来它是精神和物化的精神的综合，因而更不应从纯观念角度研究。拙见已大体在近几年发表的几篇拙文中讨论过。
合理的东西应该是现实的，但在目前未必是现实的。这是黑格尔早已提过的著名命题。从文化史的过程来看，这个辩证的命题是正确的。但我是研究历史的，不想去预测未来。在我看来，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说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讨论“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否则，文化传统是怎么回事，还在若明若暗之中，那么无论对它怎么评估，都可能如鲁迅所说解剖刀不中腠理。我希望在基本概念上有共同语言，大家来做弄清“是什么”的工作，可能对深入讨论有益。未知您的高见如何？
弄清“是什么”，需要分工合作，进行艰苦的潜心研究。对中国文化的过去，总不能老是若明若暗下去。潜心于历史，可能被人认为是迂腐，或者脱离实际。但历史实际也是一种实际，不了解过去便不可能深刻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所以我仍然以为这个工作非做不可。近年我和学术界一些朋友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便是想做足这方面的工作。
受到赐函的启发，说一点想法，给您的思考助兴。
专此奉覆，顺候
时绥
朱维铮
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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