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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45 am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四）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３c）
五，余生的思考
１，我所理解的文革和造反派
文革是中国建国以来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我一生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就在文革中度过，让我忘却这一年代是不可能的，简单的“十年浩劫”的评语和结论也难以令人完全接受。自文革结束以后，官方的基调就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十年浩劫，其主要罪状是打倒、迫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评价文革“宜粗不宜细”的权威话语的控制下，对文革的深层次分析讨论一概禁止，不但官方媒体忌讳文革，甚至民间的研究和讨论也可能受到警方的干预。其实，硬性设置禁区是罔顾历史的自欺欺人做法，十年间现实的社会运动不可能真的被人们忘记，也不会因为高压让所有人都缄默不语，只有在此期间作恶而又被粉饰者才妄想永远掩盖真相。由于民间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近年来不少文革亲历者的著作在境外出版，文革资料也不断闻世。特别是《记忆》、《昨天》等民间电子刊物、网站的发刊和流传，它给许多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使文革研究的真实性和历史性都有了本质的突破。作为经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应有责任和义务还历史的原貌，力求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
我认为：文革的整体面貌至今尚未有客观公正的评述，其中包括文革的起因、进程的分析、功过的评价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文革的起因涵盖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党内高层的宫廷斗争，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和文章流传，我作为一介平民，也难辨真伪，且不是草民们关注的范畴。另一层面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会积极参加文革，他们的动因何在？现在因为全盘否定文革的主调得到各级当权者的认同，所以大多数人在谈及文革时往往强调自己的消极和厌恶，以表明从未与这类的邪恶同流合污过。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客观地说，文革初期大多数人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的。原因很简单：正常的公民都希望能在政治运动中有个好的政治表现。共产党的强项就是搞运动，每次运动后都会提拔一批积极分子，大家都明白，这是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捷径。
自从建国以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有：户籍、成分（家庭出身）、身份（所从事的工作）、学历，还有政治表现，其中最具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的就是政治表现。文革刚开始，人们都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场空前规模的大政治运动，所以大多数人认真学习文件和社论，积极参加运动当然是件非常正常的事。另外，毛泽东在运动中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点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不管毛本人是真心这样说，还是政治诡计，老百姓们从内心情感上是认同的。因为建国以来，整个体制是党领导一切，给普通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党的领导决定一切，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就是右派的等同语，平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受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基本上无处申诉。当然，政府的大政策是大体保证了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存权，但个人的个性受伤害、自由被限制的情形比比皆是。具体执行政策的各级干部们，即便有的是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也难免在处理问题上带有个人好恶，在基本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十七年来，干部们累计的积怨已经造成了干群之间的情绪对立，这也是运动初期许多人积极投入的重要原因。
运动刚开始，学生们是当然的先锋队，应该说，多数学生主流动机是为了争取有个好的政治表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积极表现形式是造反，潜台词就是：各级基层领导在运动前的许多工作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起来造反就必须判断清楚，以往的事情哪些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那些又是不对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就给争取好的政治表现增加了难度，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要紧跟党的基层领导就能遂愿。对造反内容的理解各阶层的和各个不同思想的人思维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十七年来一定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至少文革的发起者毛主席是这样认为的。造反派们认为：最主要的不合理是各级干部们享受着不受群众监督的特权，处事专横跋扈，不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而一些干部及高干子弟们则认为：十七年来对旧的剥削阶级政治上处理得不够狠（反映在血统论的对联中），对文化领域的四旧也容忍过度（反映在破四旧运动中），这样易造成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修正主义。针对这两个不同的矛头指向，引起了运动初期两派的激烈冲突。对于前一种思想，绝大多数干部是明确反对的，但对于后一种思想，造反派们未必都反对，只是认为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令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居然支持前一种想法，千钧重的砝码使天平产生了不寻常的倾斜，以往的右派行为竟成了正确的左派。仅半年时间，造反的声浪对当权派的打击犹如摧枯拉朽，各级领导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顿时丧失了长期掌握的权力，当年的威望一落千丈。这和他们十七年来积怨过多不无关系，保守派们除少数各级领导的亲信以外，也并非真诚地拥戴他们的上司，主要是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教训，因选择造反过于危险才反其道行之，这样的基础是不牢靠的。
到了６７年，运动的主战场成了新贵们为争夺再分配的权力，再由于军队的介入使形势变得混乱复杂。造反派们也明显分化，一部分造反派成了争功邀赏的新贵，他们持续了当初“走资派”的执政风格，同样压制不同政见，有的甚至更为跋扈；另一部分由于和介入运动的军队冲突，再次遭殃，成了新权力中心的反对派；还有一部分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造反派，看到了权力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专制体制的本质，文革运动仅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罢官革命，于是有的开始逍遥，有的则成为政治异己分子，在后来的“清队”、“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运动中屡遭整肃。后来的运动再也没有出现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的模式，结果都是权力方获胜，几经反复，新的政权渐趋加强，压制不同政见也随之加剧，群众监督领导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于是，激烈的政治权斗场所逐渐从群众运动转入宫廷斗争，不稳定的局面一直延至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多数人在期间都受到过各种不同的心灵创伤。
文革结束后，对它的谴责基本上是众口一词的，但其内容则并不相同。以各级党政干部为群体的人认为：文革中最坏的事情就是群众起来“炮轰当权派”。从当年“西纠”头目孔丹在文革后给陈云的信中可见，他强调“西纠”们没有参与“炮打”活动就表明文革中没干过坏事，至于肆意打人、抄家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似乎不值一提。而陈云回复中则明确赞同孔丹的说法，表示他们是“自己的子弟”，文革中并无明显过错。这清楚地说明，干部们认为文革中最需要“拨乱反正”的就是“炮轰当权派”，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彻底。随着群众“四大”权利的取缔，干部的权力被无限扩大，不受人民监督的程度比文革前更甚，为后来干部们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先决条件。普通老百姓们的感受则不同，他们对文革最痛恨的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文革中，几乎人人都存在着成为阶级敌人的危险，没有可行的法制保证个人人身不受侵犯，再加上经济遭破坏，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导致对文革怨声载道。更为可怕的长效性破坏是在科技文化领域和道德领域的负面影响，知识社会价值的低落除了在八十年代稍有好转外，其社会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化需要非常长的时期才能修复，可惜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不但没有认真做，反有加甚，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以至于当我们已成为经济大国时，还因国民素质低下而被人看不起。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自由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这方面遭受的损伤负面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我国人民至今未能有真正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造反派是一个特殊群体，它因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起来造各级党政领导的反而得名。因官方对文革评价的影响，这一群体现在被严重妖魔化了，被描绘成一群胡作非为的破坏分子，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造反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文革中后期进入政权机构者，上至王洪文及当上各省市领导的代表人物，在人数上是造反派的少数。他们确实成了文革的新贵，不同程度上做过各类坏事。大多数造反派虽有半年的风光，但在以后各阶段政治波折中相继落马，早就被新政权抛弃，而且多被整肃。再加上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补课”，能全身而退的数量甚少，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境遇最惨的一个群体。事实再次告诉全国人民，在现存的体制下，反对领导就是“大逆不道”，有独立政见就是“图谋不轨”，一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报复。
对于造反派有几点需要强调的：第一，他们是思想上能独立思考，不屑于奉承拍马，敢于与领导抗争者，他们选择造反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投机因素不占主要成分；其次，文革中破四旧，毁坏文物，肆意抄家，对四类分子进行人身虐待，基本上是保守派所为，当时造反派位于少数，身处险境，生怕受人以把柄，不敢也不能做这类的事；第三，造反派绝不是文革得益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文革受害最大的人群，遭到整肃最为严重，身心两方面都遭受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当然，造反派们垢弊也不容掩盖，我也不能认同有些文革研究者的见解，认为造反派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炮打司令部”是开创民主运动的先河。造反派的行为实际上也没有民主理念，他们对付政敌的方法也是无限上纲、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同样也是政治整人术。这样斗争的发展必然会演变成武斗，形成暴民政治，这与和平、非暴力的现代民主运动相距甚远。重读当年造反派们的大字报，确实带有较严重的极左派腔调。
学生造反派更是遭受文革蹂躏的重度受害者，他们与已有职业的人员不同，很少有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动机，理想主义的成分占多数。如果一定要细究其功利性动机，基本上是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政治表现，也就是孙怒涛所说的：想当个党和政府认同的“优质”大学生。运动初期，在我所接触的大学生中几乎都是积极参加运动的，而且都是积极跟党走的，其动机应该说是很纯洁的。因为家庭或个人原因想捣乱的基本不存在，即便思想上有不满，也不敢在一开始就有所表现。当时，大家比拼的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紧跟程度，在基层党组织失控的状态下，评判和结论只能从报刊的社论中去寻找。如果，某张大字报的观点和后来的社论精神吻合，那么大字报的作者就会成为大众认同的左派。这样，学生们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研读每天的报纸，强调认识的前瞻性、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观点的正向效应，最初的学生造反派大体都是这样产生的。从性格角度分析，这些人大都有独立思想，不喜欢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且有一定的冒险倾向，因为判断一旦错误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应当说，最早期的造反派领头者大多数是出身和表现都比较好的，因为如果这两方面有亏，不但号召力受影响，还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那时的领头人物没有任何上层的指定，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影响力，应当说在能力上必有过人之处。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处于少数地位时，其核心人物和骨干在思想、道德、智慧和能力各方面，正向因素应该是远大于负面因素的。后来，造反派形成了帮派成了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角色，并在角斗中逐渐占了上风。那时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成分急剧淡化，为自己的帮派争取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成了主要目标，届时进入造反队伍者，其动机就难以判断和估测了。初战暂时获胜的造反派大体都这样考虑：最高目标是力求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争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和话语权，最坏的底线是不能被打成反动组织而遭受整肃。这样，“君子不党”的古训已被抛在脑后，早期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则被实际的功利淹没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冲突和权力再分配，那些早期领头者，少数人被社会地位和权力所腐蚀成了运动的新贵，多数人在各个阶段和新权力集团发生了冲突，成了运动的牺牲品。后来，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学生造反派的骨干们几乎很少有人幸免，成了文革中受害面最广的一个群体。直至文革结束后，对“三种人”的反复清查，应该说，文革初期的造反骨干能免于整肃的基本没有了。数十年过后，这批才能超于常人的群体在政界上层已经绝迹，少数人在科研领域或是商场中凭着自己的才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大多数境遇悲惨，个别的连基本生活和基本人权都不能保证。经历了这样的人生坎坷，当年对党的真诚热爱自然不复存在，多数把政治视作为畏途，被迫安于苟活。少数继续关心国事者中，现政权拥趸寥寥，有向往民主政治者，希望中国顺应世界潮流；也有沉迷于文革不能自拔，成了新一代的“毛粉”。
文革应当否定这是无疑的，但我认为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仅是６６年下半年到６７年初的群众起来“炮打司令部”这一阶段。虽不能说这是民主运动的雏形，但老百姓以独立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向不受监督的官员们挑战，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其中多有偏颇和弊端，至少能容忍这样大规模地公开发表政治异见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也是对官僚特权一次巨大的冲击，将官场的弊病和劣迹公示于众，使群众开始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性，无疑是促进社会改革的冲击波。另外，这一运动过程至少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官僚体制的积弊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民怨，以至于不少群众甘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加入造反派的队伍。
２，社会进步与不同政见
我本是一个适合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误打误撞陷入了政治圈，历经磨难，终于又回到了我原来专攻的力学专业，从事人体力学的研究。人生的这一波折，我没有后悔，反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科学与民主的相通。“赛先生”和“德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恒定的精神追求，它既是读书人固有的理念，也是社会进步永恒的思想动力。科学和民主的灵魂就是创新，创新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所以，独立思维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世界各国政府都鼓励创新，像哥白尼时期那样的惨剧基本没有了。但在政治、社会变革领域，由于有专制政体的存在，独立创新思想就不很畅通，当政者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往往会运用公权来迫害独立思想者，反右运动如此，一打三反运动也如此，直到“六四运动”，类似的情景依然延续着。
其实，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应当和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有其最佳化模式，最优化途径，目标函数应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利益。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在研究这样的课题，但因为其中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当政者就不愿意正视客观现实，让各种不同政见进行深入讨论和实践试行。世界上把有独立见解与政府意见不同的称为不同政见者，在我国则以公共知识分子名称代之。不少政府对这类人相当厌烦，千方百计企图迫使他们闭嘴，当年的苏联及东欧诸国皆是如此。一个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这与世界进步的民主潮流非常不相容，压制不同政见，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结果只能是加剧社会冲突。反之，宽容他们，参考他们的政见反能合理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推动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对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是当政者的自信力和民主意愿的标志。一个工程系统，如果没有负反馈，系统一定会崩溃的。社会问题也同样，一个国家没有不同政见（主要是反面意见）同样不能长治久安，早晚会有动乱，这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制造出来的，而是系统本身存在问题。所以，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对社会进步利多弊少。有人担心他们的存在和发声会影响政权的权威性，可能造成政权不稳，甚至被颠覆，这完全是专制体制下的思维模式。首先，如果一个政权被批评就会垮，那么这个政权非常脆弱，一定不代表人民。再者，不同政见者的基本特征就是非暴力非团伙性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只有和平、理性的抗争，根本不存在对政权的实质性威胁。他们大多来自知识界，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能公开表示不同政见，就表明评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并非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能对社会问题提出独立见解，则表明热衷公共事务有奉献精神。如果，这样的知识精英都不能容忍，很难让人相信当政者是真心为了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
其实，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古来有之，他们始终是历代专制君王的眼中钉，接二连三遭到迫害和整肃，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启了整治异己知识分子的序幕。虽然唐代诗人章碣明确提醒：“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指出了读书人不会搞颠覆，但仍然减轻不了独裁者对来自文人反向言论的憎恶和打击。在宋代，文人的处境相对最好，因为宋太祖有遗诏，对进谏向君王提意见的文人一律不杀。这样就形成了“清流派”的文人阶层，以议朝政批评当政者为荣，所以，宋朝虽然军力衰弱，但科技文化则是历朝中最繁荣的朝代之一，这与开放言路容忍不同政见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世界上已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博爱、平等、自由已成了基本人权的内容，形成了知识阶层的共识。共产党就是以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践踏民主作为号召民众的武器，延安的《新华日报》始终以倡导民主为主调。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讲话明确提到：“当前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执政后，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宣传，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专政的手段进行镇压，反胡风是如此，反右也是如此，文革中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更是如此，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整肃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结果反对意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大量的正直且有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社会上阿谀之风陡长，奉承拍马的小人和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接二连三地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国家的兴旺和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不同政见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它是社会的调节系统，有利于执政者不断地改善社会管理，推动时代进步。反之，如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见采用专政手段压制，必定会使社会畸形，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崩溃，苏联和东欧诸国就是明显例证。事实上，对待不同政见的态度是考量执政者是否真心推行民主政治的标尺，这也是普世价值的内容，专制政体是应该到了被彻底淘汰的时候了。
３，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我认为：文革最大的祸害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知识就是力量”这是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知识不断的更新中实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核心动力。
当年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群体。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产业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主力军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已经取代了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了与最先进的生产形式相联系的阶层。（近期在网上流传的普利汉诺夫的封存遗嘱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纵观世界各国，凡是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的国家，相对都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都将会出现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种形式的政局动荡。
我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那时对知识分子还是足够重视的。从经济地位看，按１９５５年工资制定标准，教授收入比司局长略高，副教授比处长略高，讲师、工程师比科长略高。从社会地位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尊重，对国家大事（特别是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事）也有一些话语权。随着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开展，知识分子们常常成为受整肃的主体，反复被提醒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认真接受改造”。因此，其整体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文革期间降到最低点，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列为“臭老九”，读书无用几乎要变成了读书有罪，科技文化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百姓受难。十年浩劫过后，确实引来了一段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春天”的日子，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语千钧口号的引领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骤盛，考大学、考研究生改变命运为广大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不用屈辱地乞求权贵并切实可行之路。不久，又恢复了知识分子职称评定，并确定了技术职称的工资级别。教授工资介于行政正局和副局之间，能享受高干的医疗保障，工程师的工资略高于正科，虽然这比建国初期的地位略有下降，但对“臭老九们”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大多数人都感到报国有门。
随着权力的经济杠杆作用的日益增大，知识的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在后改革开放时代，权力和金钱成了社会权重最大的两个要素，随之而来的则是：知识贬值，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腐败盛起，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怨气上升。经济的连续增长掩盖不了这些社会弊病的繁殖，也没有使人民实际体会到真正的和谐和幸福，知识界又陷入了新的彷徨。不平则鸣，历代如此，现代化的网络成了我国知识分子公开、和平、理性地表述不同政见的唯一场所，虽然经常被一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们诬蔑为受西方敌对势力操纵，但呼吁民主，呼吁整体改革的声音始终不断。因为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已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自身权利，对它的容忍度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推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准。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境遇也应当是社会是否真正和谐发展的衡量标尺。近年来，知识分子待遇与行政官员相比，相形见拙。以上海为例，１９９３年开始将教授级的医疗高干待遇取消了（曾许诺以后恢复，至今未见任何兑现迹象），如今普通教授的实际收入只能相当于公务员中的科级，对公众事务的话语权更是微乎其微。知识和知识分子没有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这样将产生的负面后果迟早会显现出来的。
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最自我欣赏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喜欢直言的秉性。年少时就是这样，愉快、顺利地渡过了学生时光；文革时过度爆发，以致惨遭整肃；劫后依然如故，坎坎坷坷地走完了从业生涯；风烛残年还要这样，把一些本不应该示人的回忆见著于世，给自己的晚年添烦。此时，不禁想起《屈原·涉江》中的名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本性难移也罢，生不逢时也罢，我总是想把自己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为人生不留遗憾。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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