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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44 am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三）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３a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２，兰考和兰考的知青们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处境比在农场是又好了许多，“紧箍咒”似的档案在县组织部，本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过去。我表面上是和大家一样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还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领导，不能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会比以前更惨，因为我已经没有学生身份了。那时兰考很穷，穷得难以想象，但那里的人们还是比较老实、胆小、善良，（不似现在河南专门造假的印象）处事比较实际，对政治理论淡漠。那时的大形势是文革中的一个低谷区，政治环境也稍有宽松。我被分在兰考县科委，属政府机关，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业务工作，除了经常去工厂和农村蹲点外，我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也许是本性难移，积习难改，我沉积了两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几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结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读了许多书，清理了思想，写出了政论、文艺等方面的一批处女作。
我来兰考前，上海有一批知青在兰考插队，分别集中在韩村、唐寨、大付堂三个知青点。我到兰考后，不久就与他们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韩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育中学）中四和中一的学生为主体，另外还有颇有名气的上海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市东中学的侯美度（红鸥）、复旦附中的张水荣等。我较为相知接触最多的是我的校友，比我低两届育才中学的陈韶麟。这些插队学生多数是真心诚意到农村锻炼自己的，他们平时本分地参加劳动，空余时还能认真读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都是中学造反派，持中串会观点，如管宇春、邱月芳（海鹰）等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对接受再教育一类的口号内心并不认同。接受再教育态度最好的应是唐寨的知青点，他们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地学习农活，与另外两个知青点少有来往。因此。他们很快就得到县里的表彰和嘉奖。队长复旦附中的樊颂贤被评为毛著学习标兵，不久就上调参了军。客观地说，这三个知青点的知青大多数都是下乡青年中的好学生，但他们选择到兰考插队都不是正常途径的统一分配，而是自己和兰考知青办联系的。个人当初的内在动机至今无法考证，但三十几个来自重点中学（大多数）的学生集中在兰考插队，已成为很有特色的事件留在了知青下乡史上。我和他们相识在贫穷落后的兰考，那时，文化沙漠似的环境和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们很快有了频繁的交往。我和他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过一定程度的深谈，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当年兰考唐寨的知青。
我在劫后余生的日子里，居然很快地结交了一些思想上的新朋友，这是得益于兰考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兰考人很穷，最关心的就是怎样能不挨饿、不受冻，对生活上能给与他们一些帮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从上海回来，能给周围同事、邻居分送糖果、牙膏、肥皂等小礼品，他们就会记住这些情谊。研究社会制度、政治理论离实际生活很远，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关注这类人，也不会认为这类人是坏人。所以，我在兰考和一些朋友们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注意，我与那批知青的清谈沙龙一直持续着。即使他们尽数上调到工厂，我们之间无穷的话题始终没有中断。
与我思想上交往最多的是韩村的陈韶麟和唐寨的朱学勤。陈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学高三学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还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缘分。文革初期，我们中国科大几个原育才中学的校友写大字报到母校，认为育才中学的教改是修正主义的教改，校党总支和段力佩校长应对此负责，接受群众批判。此举马上受到强烈的反击，在育才中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我们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责我们是小右派分子。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下，陈韶麟等二十三个同学写出了《谁敢灭火？！》的大字报，指出我们点的是革命之火，对我们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们在兰考邂逅相遇，谈起这段往事，彼此的亲近感骤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频繁的好朋友。他在７７年文革后首届高考考入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中文系，７９年考入本校现代文学研究生，师承任访秋先生，专事周作人作品研究。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后调至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工作至今。陈君为人坦诚，忠于友情。早在插队期间，就对鲁迅有深入仔细的研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买齐了鲁迅全集，并认真通读。只要谈到鲁迅及其著作有关之事，他都能详细地谈出出处和原委。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又研读周作人的作品，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成就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愿笔耕，述而不作，以至于他的精到见解不能问世。我们之间的交情已有四十余年，在政论、文学、社会现象等方面，我们一直延续着没有谈完的话题。
朱学勤也是当年与我接触频繁的年轻人，他现在已是赫赫有名的独立知识分子，其业绩不用我赘述了。他当年在兰考唐寨插队，和我老伴同一个集体户。他是６９届的学生，文革开始时还在读小学，当时因仰慕这批兰考知青，单身一人来兰考，是这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志向高远，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读书极其勤奋，也有相当的领悟能力。开始时，他不断向学兄、学姐们学习，像海绵似地吸取知识营养，不久在见识上就有了逾越。那时我们相识了，经过多次交谈，我惊讶不已，如此年轻的上海知青居然对政治理论极感兴趣。后来，应他的要求，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脉络的各类典型事件。朱君听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集和研究。我们之间另一重要话题是谈《南共纲领》，学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在旧书店购得该书，读后十分兴奋，与我谈及此事。该书是我在６８年精读并作了详细读书笔记的，我虽然当时身边已无书，仅凭回忆，我把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他系统地讲述了下来。后来在通信中他竟戏称“忻君吾师”。现在，青蓝易位，他业绩卓著，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高论，我大概连听也听不懂了。除了这二位，兰考的知青们在文史或理工等方面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们对兰考的这段生活都觉得对自己一生有一定的价值，并没有对当时非常艰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状的控诉。我也同样，认为在兰考时期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我还交了一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大学生朋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现在。
３，浩劫年代读书和写作
文革后期对失落感很强的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个学习知识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适空间。那时，我们正处于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强的时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阶级斗争浪潮中，我们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却又有大量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正是认真读书的好时光。我在兰考呆了一年多，被抽调到开封地区推广优选法小分队，不久就留在了开封地区科委。在那里，我和本单位的图书馆管理员保持了相当好的关系，我教她数学、中文和外语，（她正准备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大学）她给了我翻阅封存禁书的自由。我如鱼得水，不但补看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和哲学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这又得益于河南这样的环境，人们对我这样异于常人的举动缺少“政治敏感性”，只认为我是个爱学习的青年。经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对许多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鉴于大学时期的教训，我又不敢与人交流，和好朋友的谈论也尽量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样，我的思想成了一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系统，我感到不爽，于是决定写些东西，留些作品，相信将来会有用，即便是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也好。那时，我虽然还是单身，但已有一个九平米的独立宿舍，安全尚可保证。于是，从７４年开始，我笔耕不止，写出了一批仅有手稿而不能公开的作品。现在偶尔翻阅，虽然觉得当时见解上不够成熟，语言还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中的激情和敏锐仍为可贵，至少我现在是不复再有了。
第一个作品是一篇小说，题名为《经验》，写一个县级机关科研弄虚作假的事，是在我相当熟悉的领域内虚构的故事。之所以初选这一题材，是为了先练练笔头，也让我这爱好文学的理工科学生过一把文艺写作瘾。此后，我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写了《论自由》、《李白与杜甫》、《谁之罪》等一批政论、杂文和小说。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时写了两篇批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这是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后，并将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比较后的学习体会。我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人的意识和事件过程都简单化了。意识应该包括感觉和思考，而思考则是决定人们行为主导因素。而《实践论》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过多强调感觉。另外《实践论》描述实践过程过多强调了经验感知，忽略了思维和间接知识的作用，特别在知识共有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获得正确认识多数来源于学习知识，而不是亲身体验。毛的这些哲学思想正是他历来罔顾科学规律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缘由。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过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而将量质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作其附属，这就将社会发展过程简单化，把制度的变更看作两个阶级的位置互换，这就造成他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全部。它片面地强调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斗争，无视矛盾双方存在的同一性，这就使我国长期处于斗争的气氛中，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他的内因决定论更是显得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常识，也是全国人民一直陷于无休止的内斗中的理论根基。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比７０年前又进了一步，当然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想法不足为奇，更何况也未必都正确，我仅想说明当时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题名为《血雨催春》的小说，它以７６年四五事件为背景，主要描写一些当年经历文革的大学毕业生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现。四五事件引起我强烈的愤慨，觉得不写不足以平息内心怒火，于是我在没有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凭想象虚构了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用血写的文章，充满了激愤，现在翻看还竟不住动情。为了安全，我的这批文字手稿在当时基本不示于人，极好的朋友也仅能看一些小说类的，如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在“四人帮”未被打倒前无一人看过。经过一次劫难，我仍然敢于如此“不安分”，是因为随着阅读量增加，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龙归大海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些文章无论是思想或表达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毕竟是我思想变化的历史纪录。在上世纪末和前几年，有些朋友都借阅了我的这批作品，特别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其有相当的价值。而我仅把此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个环节，也是我这样一个具有异端思想的人批评主流社会而发出的不同声音。
４，人生的转弯
此后，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我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急转弯。接下去的生活就是重新拾起数理化，苦读外语，考回科大回炉班，交大研究生，生活节奏顿时紧张起来，精力和兴奋点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专业领域。毕业工作后，因业务上逞强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必经的常规程序，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课题、写论文，为了使自己的职称尽快从中级、副高到正高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因此能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条件。对知识份子应有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心却在一定程度上罔顾了，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兴趣的转移，总之，我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中断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可能我有些机会可以进入体制内，这便于名正言顺为社会变革发声。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掷地有声口号的感召下，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很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倡导下，许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识分子被选入了“第三梯队”，作为新一代各级接班人培养，像我这样当过“反动学生”居然也在此列。那时，我的档案已经过两次清理（林彪事件后和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一打三反运动留下的痕迹了。单位领导启动组织培养程序，派人到中国科大外调，了解我在文革中的表现。那时科大力学系当政的是我同年级同学，他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点强调了我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迫害，对我运动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估计一字未提，就这样我顺利进入后备干部名单。那时，正值控诉文革当热时期，不少人将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浓墨重彩地上升为“受迫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讲述，以便积累政治资本。一位与我颇为相知的领导见我从不谈文革，曾直言相询，问我怎样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我实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批评毛主席。”他听后频频摇头，而后又反复提醒：不要把这话再对别人讲。说实在话，我当时对自己专业上发展甚为看好，对是否当官看得很淡，始终也不要求加入共产党。到了八九民运以后，我彻底失望，中断了这方面的任何念想。这样，由于我的不配合，仕途无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在体制内发声也就成了幻想。我退休后，逐渐淡出了专业，也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旧病复发”理所当然。但是非常可惜，在与朋友们接触中，我很快发现：由于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研究的中断，现在的认识离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的讨论已很有差距了。所以，我只能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化的经历实录下来，希望能对文革研究和政体改革作极微薄的贡献，也了却我一生中最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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