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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以小说方式破译甲骨文密码

星期一 二月 20, 2017 5:08 pm



陈河 1958年生于浙江温州,1994年出国经商,现居加拿大多伦多。近年重拾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在暗夜中欢笑》《布偶》《甲骨时光》等。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


印 象

停笔经商
十年后重归文坛



2016年年末,陈河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文坛关注。在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陈河斩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这距离他第一次萌生写一部关于甲骨文、考古的小说已有五年之遥。

《甲骨时光》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陈河虚构的人物——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傅斯年所托,来到安阳调查殷墟。抵达安阳后,他发现这里布满了历史雾障。此后十几年,杨鸣条在安阳遭遇到一系列神奇事件,最终找到了商朝的甲骨典籍宝库。围绕殷墟甲骨,陈河用文字引导读者跋涉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地带,再现了爱国人士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文化觉醒和担当。

陈河是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他的第一篇小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那时候陈河写了不少作品,还担任了温州市作协副主席,他的理想是要写出最好看的小说。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有距离。1994年,陈河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带着妻女移民加拿大。这期间,他停笔整整十年,但写作仍是他的梦想。2006年,他完成了小说《被绑架者说》,引起国内文坛关注。

十几年海外生活的经历,给了他丰厚的生活积累。他打了个比方:“有了自己的粮仓,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几根挂在墙外晒太阳的老玉米。”他源源不断写出新作品。远离故乡,让他看待历史和生活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也逐渐摸索出自己写作的方向。“对于我们这些定居海外的作家,如果写国内当下现实,由于不能身在现场,肯定会有生疏感,乃至失之准确。如果写本身经历过的记忆,或者写历史上的故事,可能会写得更好一点。”

旅居国外的陈河经常回国,除了探望亲人,还会到国内各地走一走。行走的过程让他放松,才会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正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行走,诞生了《甲骨时光》这本书。陈河说:“或许真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一本书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花力气把它找出来。现在想想,我觉得《甲骨时光》的书稿好像真的是事先存在的,只是被埋藏在某个地方,就像那些甲骨被深埋在安阳的土地下面一样。”

被殷墟的神秘图景深深吸引
花了5年时间深入研究甲骨文

记者:作为作家,您当时为何想到去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研究甲骨文考古?

陈河:说实话,我读书不多,写了一本关于甲骨文的小说,我自己也蛮奇怪的。2011年,我在北京为新书出版做宣传,接下来还要参加全国作代会,中间有一段间隙,我去了河南安阳看殷墟。事先没有任何打算,只是准备去玩一次。但人到了安阳就不一样了。当地有一条河叫洹河,《诗经》对其有过描述,这条河的河床被深深地切开了,河岸披着绿色植被,河底流淌的水呈黛绿色,河中有洲渚,开着水生植物的花。这条河唤起了我对时间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参观中,又不断冒出让我惊奇的展品、让我感叹的故事。我知道了甲骨文是贞卜的记录,内容大到国家战事、播种时节,小到国王的一次牙痛。通过甲骨文,我看见了三千年前商朝神秘而美丽的图景。我被殷墟深深吸引。

记者:写这样一本历史背景深厚的书,切入点还是很难确定。

陈河:真正刺激我的,是我在礼品摊上买到了李季写的《安阳》。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在上世纪20年代回国以后,参加了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书中对安阳发掘做了详尽介绍。这些知识分子在安阳干了十几年,最终取得了巨大的考古成就,把甲骨文以及商朝的那段历史搞得清清楚楚,挖出了很多珍贵文物,这让我非常感动。过去中国的文人只知道在书斋里把玩古董,不屑于也不可能到现场去挖掘。当时国内几次重要考古发现,比如仰韶红陶、北京周口店,都是外国人主持的。傅斯年认识到安阳殷墟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困难重重,仍组织了安阳考古。我在潜意识中觉察到,这里面将有一个巨大的故事。

记者:想到这里面会有故事,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这个故事迷宫的入口?

陈河:结束中国的行程回加拿大时,我带走了一大堆书,有邦岛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行李都超重了。回去之后埋头阅读,通过阅读,我看到了商朝的城市、河流、民居,看到了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而复原的地图。我还发现了甲骨文发掘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加拿大人明义士。他从1914年起就在安阳当传教士,是最早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之一。

记者:看的资料越多,觉得需要继续深入挖掘的东西越多。

陈河:我足足花了5年时间才深入到甲骨文文化中。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做考古研究,而是要让读者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除此之外还能宣传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的阅读量已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和计划。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我没白花时间,最终的产物就是这本书。

从《达·芬奇密码》中得到启发
让虚构人物在真实历史里完成故事

记者: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顺利吗?

陈河:最初几章写得很顺利,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写到考古队到安阳之后开始发掘,我的思维就掉进了资料里,一直想的就是挖掘挖掘,推进不了故事。我干坐在书桌前,一整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转机出现在2013年,我和妻子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观博物馆,博物馆里正举行《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的新书发布会。冥冥之中似有暗示,我在那一刻明白了,我要适当拉开与材料的距离,把小说往好看里写。

《达·芬奇密码》我读了好几遍。我发现西方人对耶稣、《圣经》的知识非常熟悉,跟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密切联系,一旦在宗教里面找到切入点,会很快调动读者的思维。而我们要说甲骨文有什么密码,我们的大脑里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我开始想王国维的故事也很多,是不是可以插几个进去,但是我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当然,我还是从丹·布朗、帕慕克这些作家的书里吸取了很多飘逸的素质,吸取了《达·芬奇密码》的技巧。我在书里写到商朝的画,画里有一些新的图标暗示甲骨宝库的位置,破译了这些密码,就能够找到新图的地点。整个故事把破译密码作为推进故事的动力。

记者:本来是想写一部虚构的小说,但里面又有大量的史实,这二者之间如何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陈河:初稿完成时,我并没有欣喜若狂,因为它没达到我梦想中应该有的状态,但一时我又无力修改,便把它发给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总编辑。他看了之后认为,小说有出人意料的新奇之处,但整体叙述上更像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在他的建议下,我经历了一番痛苦的修改。历史小说可以有非虚构的气质,但更需要作者在写作时充分运用还原的想象力和虚构的想象力,两者缺一不可。我最终卸下了写实的包袱,明确自己要写的是一部小说。在大的故事架构上,尽量做到有史有据,严格考证,但小说主要人物杨鸣条却早已脱开了原型,他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完全由我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

记者:您的这个创意非常好,让虚构的人物在真实的历史里面完成故事。作家麦家说您的这部小说“让艺术的想象力飞上了历史的天空”,您认为好的小说是要飞起来吗?

陈河:好的小说要飞得起来,我一直渴望做到这一点,最后也总算让杨鸣条飞了起来。写到最后我甚至这样想,我所写的所有细节,就是为了让杨鸣条飞起来。杨鸣条支持它飞起来,这个小说就成立了。这个飞起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找到好多细节,好多事实,营造一个环境让他飞起来。

记者:您的作品是纯文学作品,如何才能吸引大众读者?

陈河: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写所谓的通俗小说比写纯文学的精英小说更难,因为通俗小说有更多人要看,而且我们又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文学品质。如果写得天花乱坠,写得像《盗墓笔记》,觉得不是我们自己的口味。所以一方面想把故事写得好看,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学品质,这是蛮挣扎的事情。其实纯文学作家也可以借助通俗文学的表现手法。西方很多很受欢迎的大师,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他们也在小说里融入了侦探小说的技巧。我这本甲骨文题材的小说,如果不用这些通俗文学的技巧,普通读者是不会喜欢的。这种技巧还能帮作家看清整个故事,它的效果要比写纯文学小说好得多。

对写作始终保持耐心
海外文学的概念已经淡化

记者:您最早写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来一度停笔,是什么原因让您重新回到写作这条路上的?

陈河: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那时候我总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个和亲戚到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的机会,我就出国了。到海外以后中断了写作,直到2005年才重新开始写。写作这件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再次开始写作,我的感觉比以前要好很多,一方面是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碰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另一方面离开中国后,跟家乡在空间上有了距离,回过头来再看过去的事,心里更加明白。

记者:过去常常有一种声音,说我先去赚钱,等赚够了钱再回来搞艺术。但兑现的人非常少,您是一个特例。

陈河: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住,但对写作却特别有耐心,坐在那里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也不会烦。我觉得写作就像长跑,需要慢慢积累。当然我也通过十几年的经商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财务问题都解决和安排好了,我可以不靠写作吃饭,用一种比较职业的方式去从事写作。

记者:谈谈您平时写作的状态。

陈河:我现在的状态是,不管有没有灵感,一定会用每天早上的时间去写作,然后中午休息一下,下午会看一些书,去游泳、散步,偶尔也会写一点。我每天也就写那么一两千字,每天写一点,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好作品。在写作方面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人,自己的写作中断了10年,等到重新开始写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从恢复写作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10本书,应该说是蛮高产的。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目前在同时筹备好几本书。

记者:在海外生活的华文作家与国内的作家相比,状态有哪些不同?

陈河:现在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人挺多的,但说实话,他们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偶尔在报纸上发一发文章,有一部分会印书出版,但专职写作的不多。海外华文作家跟国内相比,无论是资源还是人数,都没有可比性。当然国外还是有非常成功的作家,比如严歌苓。

在中国国门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大家对国外的事物非常好奇,如果一个人用文章把国外的生活写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好看。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出国,在巴黎、纽约的街头随处可见中国人,大家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看过了,于是所谓的海外文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写作的时候一直没有“海外”这种观念,我就是一个写作者,不过是居住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陈河口述

无论走多远
文学始终在我心里

我是温州人,1976年当兵,在部队打了几年篮球,复员后,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当个小干部。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我写过一些小说,但一直没有像样的作品。我读到海明威的一句话,他说一个菜鸟去学写作学了5年,假如这5年一点成就都没有,那就不要再写了。

决定到阿尔巴尼亚去做生意时,我没想过以后会回归写作。 我们做药品生意,从中国进口青霉素、扑热息痛、链霉素这类药。第一个集装箱都是青霉素,标签上只印着中文。人家让我们改过来,用不干胶印一个阿尔巴尼亚语的说明贴上去。那个货柜有几千箱,每箱有1000瓶,手工改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我们的房东说你交给我,我让邻居们帮你贴,一箱青霉素一美金就可以搞定。结果第二天早上,屋子外面的人都在排队等着领青霉素回去贴标签。

那里的人特别悠闲,早上7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下班以后吃中饭,饭后睡一觉,黄昏时所有人都会出来逛街。繁华地带的街道上、花园里都是人,大家很开心。到了周末,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人们都会到海滩去游泳、喝啤酒。

可能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看过很多阿尔巴尼亚电影,比如《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有一天傍晚,我们去边境的一座城堡。我看到一棵树,树下有一个少女雕像。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雕像是电影《宁死不屈》里主人公米拉的塑像。《宁死不屈》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记忆,多年后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接触到电影里的人物原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离开中国,我以为再也不会接触到文学,但那时候我反而走到文学里面。我发现,原来文学一直在我心里,始终没有被遗忘。

1999年2月,我带着太太和女儿移民去加拿大多伦多。那天气温低到零下二十摄氏度,说好来接我们的移民律师没有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一家离唐人街比较近的旅馆。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开始了移民生活。

2005年,我在出国后写了自己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被绑架者说》,寄回国内,发表在《当代》上。后来的小说,又在《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也出了几本书。我本身是一个小生意人,如果不回到写作,大概也跟温州小老板们差不多,打打麻将,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幸好,文学又成了我最后的归宿。

《天津日报》,2017年02月17日

文/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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