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鲁迅故居的悲欢传奇
星期六 八月 20, 2016 11:22 am
一、兄弟失合的悲剧
当他搬进这座小院(西三条胡同２１号，鲁迅故居博物馆院内）时，心里满
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
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
就承担起家庭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四岁的二弟周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１９１９年，他到北京已经７年有余，二弟来京也有两年有余，他在教育部
工作，同是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两个
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他决计把母亲和三弟
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
之乐。
这一年的２月，他花了３５００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１１号的一处大院子。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房屋高敞，宽绰豁亮，他
早已算计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
二弟安静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
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
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
这个新家。近乎９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
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
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
到８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悠哉游哉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
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他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
１１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１２月份，他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
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等举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他毫无怨
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他觉得，一个十三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
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做个表率作用。当时，他和周作
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
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个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
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
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
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惊奇
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
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他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
“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
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
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
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
用汽车运走的呢？”
他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
了”。二弟周作人也试图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台里性”的信子，却有“发
颠”的杀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
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
他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他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周
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周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受
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他心疼三弟，帮他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
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
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么？以他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
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
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
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他只会“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
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
本使馆去讲话。对此，他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他一句“真昏”罢了。
他还记得，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９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他这位
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
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
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
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
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他无
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
名。他如此解释道：“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
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二、朱安女士的蜗居
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鲁迅）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大先生明确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
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留在
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
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老太太，鲁迅的母亲
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
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
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
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
１９２３年８月２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六
十一号”。
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生活了差不多九个月。虽说依然分室而居，可这一段
时期是她和大先生结婚十七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时
期。这个时期，她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她想通过“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
他”，那么“将来总会好的”。搬出去不到两个月，大先生的肺结核复发，她便
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大先生菜饭不进，她便在厨房里，精心煮些米汁，或
熬点鱼汤给他滋补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她又细心地把米碾碎，烧成容
易消化的粥糊，加以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这些在大先生的日记里都
有记载，却并不明指是她所为。虽说这一段时期，两人同桌吃饭，可饭桌上谈话
依然很少。她若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的反应，
“或点头，或答应一声”，然后两人继续“静静地各自吃饭”。大先生对她冷淡，
十几年来一直如此，她早已习惯，可对她太过刻意的回避，不免还是让她伤心。
大先生倒是很有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
放需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朝上，放在她屋门口，盛放替换的干净衣裤。这样她连
向他讨要脏衣裤，唠几句家常话的机会也被体面地“剥夺”了。十几年的夫妻，
交流竟要简约到如此地步，足令我们后人“莫名惊诧”了。
待到第二年五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２１号的这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
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
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尊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
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
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叫不出“没有
爱的悲哀”，也叫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澈，可困在
“无爱的婚姻”里，她不见得不比他痛苦，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
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
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
上下黄包车；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
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
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若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
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
（１８９３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了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而贿赂主
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
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
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
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１８９６年），也终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３５岁。
更不幸的是，两年后（１８９８年），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
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仅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她与大先生的姻缘，说来并不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当初，她是大先生的启蒙
老师，也是远房叔祖父周兆蓝的夫人——蓝太太的内侄孙女。周兆蓝的儿媳妇伯
夫人，“人极漂亮能干，有王熙凤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周作
人），便是由她做媒，将朱安介绍给鲁家的。朱安并不漂亮，而且比鲁迅大了整
整三岁。便是在周作人的眼里，大哥的这桩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以为是能
说会道的伯夫人在成心欺骗，是“很对不起人的”。可深受丧夫、丧儿等一连串
打击的鲁老太太，也许是没缓过神来，才“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自然，
鲁老太太认定朱安，内心深处也有她的一些情结和理由。当初，她比自己的丈夫
周伯宜，也要大上三岁，而且，她这样的新媳妇一过门，便喜运连连。先是过门
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几个月，即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５日（农
历八月初三），身为周家长子的长孙鲁迅诞生了，鲁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称为旺夫
宜子的贤内助。大概在鲁老太太的心思里，也期望朱安能够像她一样，为周家
“冲冲喜”，给自己的长子带来幸运和幸福。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
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
那时的鲁迅，１７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
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
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
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
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
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二十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
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
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九年，也就是说，鲁迅有九年的时间，可以合
情合理地推拖。而这漫长的九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
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九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
归宿。
这期间，每听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会担惊受怕。１８９９年，也就是订婚
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转校，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两三年后，即
１９０２年，他又去日本留学。对于大先生的学识和抱负，她都不懂，便是这个
小她三岁的“未来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许她是见过大先生寄往家里的那
些意气风发的照片，也曾持有过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源于自卑
的忧伤，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
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１９０３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
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
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诗中“荃”意指母亲大
人。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
一个九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１９０６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
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
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三十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
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
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
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
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
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
中扮演主角了”。
而当揭开盖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
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的新娘时，新郎一声不响，只是“脸
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个洞房之夜，失望的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
进了书房，让她一人独守空房。婚后第四天，他又藉口学习功课忙，逃也似的离
开了伤心的故乡。
对于鲁迅而言，朱安只是母亲送他的一件“礼物”，他是替母亲娶媳妇，正
如他对友人沉痛地说过：“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对朱安来讲，
一切都是命，她只有无条件的顺从和忍耐。她只是嫁给了一个影子丈夫，不，他
甚至连一个影子都不愿意给。此后十几年间，他在日本继续留学，他回杭州教书，
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她永远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得有些过分，冷漠得有些无情的挂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没有愤
怒过，也不是没有抗争。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她借备席款待亲友之际，当众
指责他的种种不是。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事后鲁迅对好友孙
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
她也就无计可施了。”她也曾改变策略，试图“开明”地劝他娶妾，以为这样就
可以换来他的一点同情和温柔。
然而，她无法懂得鲁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称为“大先生”的丈夫，对
于这种包办的婚姻悲剧，有着清醒得近乎绝望的认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
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
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
帐。”陪着做一世牺牲！这种恨，这种痛，这种伤，又岂是语言可以形容！
从１９０６年结婚到１９２３年搬进这个小院的十七年时间里，他和她，在
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
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
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
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及其艰难，甚至绝望的
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
一份安静吧。
在这座小院里，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
生活乐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嘟咕嘟地抽上几口水
烟，然后闷闷地听着别人说话。间或有鲁迅的学生造访，青春欢乐的气息撒满院
落时，身为大师母的她，只会自卑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也太过乏味。身为女人，她难道就不曾想过孩
子吗？想，她当然想。有一次，邻居小姑娘天真地问她：“大师母，你不喜欢孩
子吗？”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岁年纪的她，内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
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
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
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
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麻木是她保护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年后，鲁
迅在这座小院里收获了迟到的爱情，又是一年过后，鲁迅带着他的爱情南下，并
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就一个女人的直觉而言，她不可能没有察觉，也不可能
没有触动。然而，她既没有闹，也没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
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她也不是没有过情绪波动，在鲁迅和许广平通信录中，被称作“某太太”的
她，在听说许广平怀孕后，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落和嫉妒。她告诉娘娘说她做了一
个梦，梦见大先生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可她毕竟是一个善
良的女人，小小的气忿过后，便是释然和欢喜，因为她认为“大先生的儿子也是
她的儿子”，因此便原谅了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情敌”“颇示好感”，真心邀
请许广平带着孩子来北京去玩。
好多年后，海婴（鲁迅之子）在回忆录里，还曾感慨地说道：“她是一位心
地善良的女性。她虽然没有文化，却能正视现实，能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
为‘妹’，视我为己出。”鲁迅逝世之后，朱安定期和他们母子通信，字里行间，
满是关爱之情。隐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爱，终是被孩子激发出来，这也是她晚年，
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也是欣慰的情感释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朴素愿望，海
婴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后，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样她就不会
做“孤魂野鬼”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广平和海婴都无法在她去世时，赶往北平。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晨，在这座坚守了２３年之久的院落里，她终是一个人孤
独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后，也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愿望，“葬在大先生之旁”，
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鲁瑞的墓旁。
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一如她生前一样寂寞和凄凉。
三、收获爱情的福地
差不多是鲁迅搬进这座小院的一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怀着好奇而又
激动的心情，贸然走进这座院落，也从此走进了鲁迅的心扉。
她叫许广平，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身为北大教师的鲁
迅也在这所学校兼课，授讲《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这位传说中“怪僻可怕”的
先生，她和同学们起初是好奇，甚至有些敬畏，可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是那样的
幽默和平易近人，渐渐的，也敢和他亲近，甚至敢于对他“淘气”和“放肆”。
１９２５年３月间，即将毕业的许广平，由于学校的动荡和前途的迷茫，便
决心壮胆给自己敬爱的先生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疑惑和苦闷。那时她还是个有
些天真，有些调皮的学生，也是知道鲁迅包容，甚至疼爱自己学生的，因此在信
中，针对自己的苦闷，她才敢认真却又活泼，坦诚又略带俏皮地询问道：“先生，
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同时要求鲁迅“能够
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
这封信是３月１１日发出的，在接到信后的当天夜里，鲁迅就为她写了一封
长长的回信，因此，１３日一大早，许广平便收到了先生的复信，这让她非常感
动。而信里头，头一句便是称她为“广平兄”，更是让她受宠若惊。但在写到第
六封信时，已经完全无拘无束的许广平又显“淘气”本色，自称自己为“小鬼”。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来往书信达１２封之多，而且几乎每一封
书信，鲁迅都是当天即复。
随着对先生好感的不断增加，她的好奇心也愈发茂盛。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２
日，她拉着自己的同学林卓凤，贸然前往西三条胡同，“探险”先生的“秘密”。
她看到了什么呢？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一个栽着“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
树”的小花园，以及正屋中间后面加盖的，面积仅十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即
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俗称“老虎尾巴”），房间的摆设，也不过是旧箱子、旧写
字桌、旧藤椅，以及一张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和一个简单的多层书架。
对于一位堂堂的北大教授而言，这样的“蜗居”实在是显得太过简朴，甚至
有些寒酸。可在许广平的眼里，这一切却显得诗意而浪漫。她在信中写道：“……
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
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
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多个多个’，‘戈
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
番趣味，其味为何？”
如果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１日双方第一次通信算起，到当年７月底，信件往
返达４１封之多，抛开邮递的时间不计，两人的通信从未间断。根据《鲁迅日记》
的记载，仅７月份，许广平去鲁迅家５次，给鲁迅写信６封，差不多两三天就有
一次联系，这还不包括鲁迅去女师大上课时的见面。正是在这样异常密切的联系
和沟通中，师生之间的鸿沟慢慢填平，感情之间的距离也渐渐拉近。双方在通信
中的称呼，日益亲切，甚至开始有了甜蜜的味道。在７月中下旬份的通信中，许
广平愈发大胆，甚至颠倒“辈份”，开始娇憨地称鲁迅为“嫩弟”、“嫩棣棣”，
由此观之，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人的感情开始漫漫浸过“忘年交”和“师
生情”的界限，悄无声息地向爱情的方向漫延。
１９２５年８月间，由于学校风潮的原因，警方强行介入，身为学生积极活
动分子的许广平被赶出校园，无处可栖，只好在鲁迅家里暂避了一个星期。这期
间，鲁迅请她替自己誊抄旧杂志上的文章（即后来收入《坟》中的那几篇长文）。
能为恩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许广平自然乐意，而且非常积极。一次，她在一
天的时间里，就抄了一万多字，当她把抄好的稿子交给鲁迅时，鲁迅非常惊讶，
一边心疼地抚摸着她的小手，一边责备道：“你为什么要抄得这么快这么多呢！”
细微的举动里，满是关爱之心和怜惜之情。
然而，纵是有浓烈的爱意存在，可鲁迅却不敢直面，他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
的情感。当时已经４４岁的鲁迅，本是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
牺牲，并以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痛苦地表明着一种道德的姿态。而面对许
广平的爱情，他觉得自己实在“不配”，无论是年龄、长相，还是生活条件、社
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更何况，身为名人，身为老师，身为长者，
他都无法跨越朱安这个现实的、伦理的、以及心里的“坎”，正如他所说：“异
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
于是，当许广平勇敢地向鲁迅大胆示爱时，他不敢答应，而是列举出自己的
种种“不配”来，然后问道：“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答道：“神未必这样
想！”《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首诗作，主要讲述了一对恋人，
由于男的因年长很多，不敢结婚，１０年后，女的委身于不爱之人，而他仍是单
身，最后和一位女伶结识，结果是四个人都很不幸。诗人的本意是鼓励人们大胆
追求自己的真爱，否则违反天意。这首诗也是鲁迅在女师大上课时点评过的一首
诗作，却不料被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对此，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是说她
“中毒太深”。嘴上如此说，他的心，却未必这样想。也许正是这句话，让他开
始勇敢起来，慢慢解开自己身上那些传统的、伦理的、道德的重重枷锁。
面对鲁迅的谨慎和犹豫，许广平要主动得多，也决断得多。１９２５年１０
月，一个深秋的夜晚，在这座小院的“老虎尾巴”书房里，２７岁的许广平主动
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终于，他对她说：“你战胜
了！”有关他们示爱的细节，许广平在《为了爱》的诗篇中描述道：“在深切了
解之下，／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我们无愧于心，／对得起
人人。”
热恋中的许广平，还写了一篇情绪激昂的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她
在诗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宣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
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
另外，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还特地编发了她的《同行者》一文，
宣称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这一番大胆热烈的表白，无疑向世人表白了他们的爱。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
自我禁闭２０年之后的鲁迅，终是大胆地跳了出来，亮出自己的态度，拥抱自己
的爱情。然而，这个时期的鲁迅，除却短暂的欣喜之外，他的心情依然复杂而沉
重。就在他们相互表白爱情的第二天，即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１日，鲁迅一气呵
成地完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
在小说里，他表达了一种对于新式婚姻最走依然走向悲剧的忧虑，甚至说是一种
恐惧。按照他敏感而悲观的气质，他不自信，或许不相信他和许广平的未来，会
有一个乐观的答案。
自然，忧虑终归只是忧虑，一时的情绪罢了。实际生活中，他还是非常欣喜
自己的爱情。正如１９２５年底，他在散文《腊叶》中将自己比作“将坠的病叶”
那样，感激有幸被人怜惜，并被摘下来夹进书页保存。当时，他的好友孙伏园问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题材，他答道：“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
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
能两全的。”热恋中的幸福滋味，溢于言表。
耐人寻味的是，自从他们明确恋爱关系的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之后，一直到１
９２６年８月他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的交往却突然淡了下来。这期间，许广平
仅给鲁迅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还是对稿件的说明，而鲁迅则一封也没有回，更
没有主动写信。或许有工作紧张忙碌的缘故，可与其形成对比的是，这期间鲁迅
依然在大量回复朋友的来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一年间，许广平也不
曾像以往那样频繁拜会鲁迅了，一年仅去了三次，而在最初频繁书信往来的那五
个月里，却达七次之多。真正的原由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善良的猜想，可能是缘
于一种对朱安的尊重吧。
那个时候，除却以文学方式，隐晦地表达他们的爱情之外，还不便于对世人，
特别是家人公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只能悄悄地藏在心中。他们必须寻求一
个机会，寻找一个理由，冲出这座禁锢情感的小院，圆满他们的结合，培育他们
的爱情。
１９２６年，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在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后，知道鲁迅
在北平遭遇到一些麻烦，便热情地邀请他去厦大执教。而许广平也正好这一年毕
业，家在广东的她自然要回南方。于是，两人有了可以同行的最好理由，无论对
他人还是对他们自己。
１９２６年９月２日清晨７时，鲁迅从上海乘新宁号轮船赴厦门，同日清晨
８时，许广平乘广大号轮船赴广州。对于他们而言，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历史
的目光，也终是热切地追随他们而去。可北京小院的故事，却在这一刻悄然落幕。
大概没有人记得，小院里还有一位孤独的女性，陪着年老的婆婆，在一个只有两
棵枣树的寂寂院落，默然独守。
·段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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