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从自嘲诗，看“躲进小楼”的鲁迅心态
星期五 十月 23, 2015 5:35 pm
这老年鲁迅，似乎不如孔融八、九岁之二子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父亲被曹操投入监牢，二子并不逃避，朗朗告以此语。鲁迅十三岁，因祖父科场罪案，逃到外祖父和舅父家，现在五十余，依然只会逃。
原题：“横眉冷对千夫指”究系何意?——鲁迅《自嘲》诗解析
一九三一年东北“九一八”衔着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虎视鹰扬、大举侵华，恨不能一口吞掉中国。一九三二年十月，鲁迅作诗《自嘲》，对那个强盗横行、公理何在、苍天为之倾的悲剧时代，交出卑怯回答：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在中国、东亚、整个世界——希特勒崛起于西欧、墨索里尼崛起于南欧、日本崛起于东亚而构成欧亚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犄角之势——人类正义面临严峻考验，鲁迅持颇见个性的逃避态度。他的夸张和矫饰，自私和卑怯，对民族悲剧和人类命运的淡漠，从这首诗得到清晰表露。
不妨透过字面略作揭示。首联运交华盖、未敢翻身云云，显系矫饰。他处世取实利，却装出可怜相，诸如谋取国民政府四年高额津贴，获取大笔版税，同时身为反政府秘密组织老大，正是朝野两利，鱼和熊掌兼得，上海滩属他闹得最欢。这种处世做人已属道德破产，然而他名利双收。他挂着普罗革命作家名衔却住着小洋楼、过着灯红酒绿的大财主式生活。谈何运交华盖、未敢翻身?他一个筋斗翻上左翼盟主地位，气势汹汹率众征讨异己作家，几无人敢撄其锋，却虚言“已碰头”。此时，左联内部尚未出现对他的公开批评(四个月后首甲们发表批鲁文章)。他必定碰头，只是时候未到。此联乃旧文人玩弄笔墨、装腔作势、饰喜为悲。“欲何求”三字，遮掩多欲之心，诸如加入左联、博左翼领袖声名和势力、以遂打伐异己之心，此其名欲;背后托请他人为其说项蔡元培、争竞政府每月三百元大洋津贴，此其物欲。这虚荣心与金钱欲，使之丰裕富足、闹腾不已，却装出老僧无欲腔调，偏说“欲何求”。
第二联“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露出酸腐作态、自卑自贱习气和小市民混世心态，遮掩破落户子弟及时行乐、抓取实利的现世主义人生观。所谓“破帽遮颜”，显露装穷叫苦之矫饰心。他一点不穷，至一九三一年底，他已领取国民政府高额津贴长达四年零一个月共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加上每月版税和稿酬，他已是上海文人之巨富。这副“破帽遮颜”的叫花子相，正见矫饰。饭店酒楼、影院戏院、出入汽车侍候，却拿“破帽”二字扮成无产者式穷酸相。
“漏船载酒”，泛之中流，见出中国陆沉、民族大难之际醉生梦死、追欢取乐的人生态度。他不关切民族命运，却乐于缩头藏身于沉沦中的“漏船”之一角纵酒贪杯。悲剧国运和冷漠态度构成强烈对照，此句是全诗核心。船已漏，却任之，势必沉没;泛中流，贪欢乐，亡在旦夕。“漏船载酒”四字，泄漏这个时代的强烈悲剧意象和鲁迅把酒贪欢的幸灾乐祸态度。沉船上的人们在浴血奋战、英勇抗敌、喊声震天，鲁迅置身沉船却置若罔闻、苟且偷生、把酒贪欢，这一点最值注意。这漏船显然隐喻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中国大地和民族命运。如果把一年前东三省沦陷和本年初日本发动的上海“一二八”战争加紧吞并中国(漏船已至中流)联系起来思考，鲁迅“漏船载酒泛中流”之隐意和心态已跃然纸上。如果注意到沉船上的鲁迅无一文抗议或谴责侵略者，知道他此时格外积极地和许多日本人诗酒密谈、亲善交往、广结善缘，如果知道他背后竟阻止日本人学习汉文并向之表白“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那么，对于急流漏船上的鲁迅何以对此沉船命运处之泰然、诗酒不辍、怡然自得，就会恍然大悟了。
“漏船载酒泛中流”显示鲁迅对中国命运和战争结果了然于心。中国亡国、民族倾复，在他心中已成定局。他的态度是，置身沉船，无所挂怀，任它改了正朔，任它沉没去罢(“管他冬夏与春秋”)，决不放弃杯中物，决不抛弃这小小快活林。“漏船载酒泛中流”与“管他冬夏与春秋”突显他处此民族苦难时代而毫无民族责任感、自私而卑怯的人生态度。
鲁迅这种漏船取乐心态，与明末东南小朝廷心态颇似，却更恶更黑，他明知亡国之势而俯首等待、决不抵抗。明末大诗人吴伟业在《鹿樵纪闻》中感叹晚明福王小朝廷之腐败堕落和醉生梦死，最是一针见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复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卷上“福王下”)
正由于鲁迅对中国命运持此冷漠、超然态度，对个人小家庭生活持此现世取乐态度，所以才有末联“躲进小楼”成三口小家之“一统”，不管中国民族大家庭之沦亡，不管中国大地之乾坤正朔、冬夏春秋，遑论窗外之枪声炮声、歌哭万端、神州陆沉。于是，“漏船载酒”与“躲进小楼”，勾勒出这颗卑贱自私、怀有二心者灵魂之两面：听任民族倾复，贪求个人和小家安乐。
末联“躲近小楼成一统”正是“漏船载酒泛中流”核心诗句之演化，即躲避社会责任、全无民族尊严、更无男人气概。三十年前那个写出“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句、被研究者们视为表现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宏愿”的青年周树人哪里去了?
“管他冬夏与春秋”这种自私自乐的狭隘心态，与他早年《惜花四律》那种不见乾坤襟抱、唯见女人美酒、及时追欢取乐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他的心灵性格有无广度、深度和高度，在青年时代已见其身胚尺寸。这《自嘲》小诗实乃一个懦夫的性格画像和心灵自白。
第三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亦需辨析。所谓“千夫指”， 意思是：千人所指、万夫所恨。这里需要注意，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可有意思迥异之两解：一、作诗者“横眉冷对”的是千夫所指万夫所恨之人。若做此解，则是作诗者与大众、与整个民族站在一起、共同对敌。二、作诗者“横眉冷对”的是千夫万夫对作诗者的指责和痛恨。若做此解，则是作诗者与大众、与整个民族乃至与人类为敌。
以往研究者和注释者将此句一致解为第一意，完全不知第二意，乃至有许多牵强附会和无据之想象和发挥。只取第一解的人，显然既不知格律诗规则，亦不懂鲁迅，特别是不懂当此国破之际鲁迅之黑色心灵性格。此时，鲁迅念念不忘的是被他切齿痛恨并视为敌人的本国人。他“横眉冷对”的，是文化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同胞，亦是全体国民、整个中国民族。作诗人此句，在于第二意。此意与下句“俯首甘为孺子牛”方可互文，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面对千万国民之指责和痛斥，我将始终如一采取横眉冷对、不屑一顾之冷嘲和敌对态度，而对待自己的儿子，我却心甘情愿作其牛马。一“冷对”，一“甘为”，即横眉冷对千万民众，俯首只爱一个小儿，斯乃对仗，构成完整本意。此意从全诗之核心意旨(“漏船载酒泛中流”)和整体诗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得到印证，构成完整诗思结构。
孺子牛，出自《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你忘了先君齐景公口里衔绳、做他儿子荼的牛，荼跌倒，把景公的牙齿也折断了吗?现在你要违背他的遗嘱而立别人吗?)鲁迅诗中所谓孺子，是他的三岁儿子，他要做的是他儿子的牛。把“孺子”解为中国百姓或别人之子，那是不知其人而生拉硬扯。躲进小楼的鲁迅自然只背自己的儿子。倘若推及他人孺子、同胞苦难乃至人类苦难，作诗者就不会是漏船载酒、躲进小楼、管他冬夏春秋、任他水深火热这副自私心态、逃避责任和卑怯行为了。倘若作诗者“横眉冷对”的是国民的敌人，那决不会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副毫不负责的卑怯态度，他就应当是挺身而起、反抗邪恶、与“千夫指”向的敌人作殊死战斗，而取“我以我血荐轩辕”之行动。
“躲进小楼成一统”，过自己小家庭的富足日子，是日寇践踏中国的苦难年代里鲁迅心态和生活写照之一。然而，无情的现实早把他躲进租界小楼、不管神州陆沉的迷梦轰得粉碎。他躲进小楼，却躲不过日军炮火。八个月前，他被日军炮火和突然搜查吓得狼狈钻进日本人家里请求庇护。八个月后，他竟如此健忘和自欺，把国难中风雨飘摇的小楼视为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侈谈什么躲进小楼、不管春秋。
严酷的事实已经警告他，中国的苦难现实、破碎河山是躲不开的，所谓躲进小楼，纯属痴人说梦。面对日军日益猖獗的侵略行动，鲁迅携着酒壶“躲进小楼”，躲避的不正是抗日大潮、放弃的不正是抵抗、缺乏的不正是人格的骨气和民族的尊严麽?事实上，他携家带酒、躲进小楼，用各种假名写了那麽多小文不断放暗箭、对抗日军民大泼冷水、讥刺加嘲骂，不是在等待和迎接迅速亡国、神州陆沉麽?
这老年鲁迅，似乎不如孔融八、九岁之二子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父亲被曹操投入监牢，二子并不逃避，朗朗告以此语。鲁迅十三岁，因祖父科场罪案，逃到外祖父和舅父家，现在五十余，依然只会逃。对日本，他没有个人抗议，没有抵抗行动，却屡屡携妇挈雏、扑入日本人怀里求庇护，还要“避居法国‘租界’” 呢，他这种无耻无骨无人格之行为使美国左翼记者斯诺感到惊奇不解(注一)。
鲁迅对自己民族似怀异心。一九三二年四月，他把此年写的一些讥骂抗战军民的小文题为《二心集》，其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这“携贰的心思”，需要注意。他自知有怀贰之心，写的亦是怀贰之文，所以笔下隐晦、躲藏，这是他的世故。他向日本人表白他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正是“携贰的心思”之自白。
胡风提供一条晚年鲁迅材料：“一次，他用低沉的调子说：‘我懂了，为什么明末的知识分子希望亡国……”(注二)置身日寇铁蹄下、亡国阴影浓重之际，鲁迅此言配合其与各色日本人之间的亲善密谈、对抗日军民冷嘲热讽，愈见其心思所在，恰可解读此诗之心态，透露其心灵实质，证实本文剖析之不虚。
激流求乐，任其沉船，小楼不安，偏要索居，勾勒出一颗黑暗、自私、怀有异心者之自画像。题为自嘲，即自知丑陋、自我解嘲也。这位态度最左、批判和诋毁国人最烈者，在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河山、凌辱中国民族的苦难年代里，竟能超然物外。这与他谩骂的摩挲小品、玩物丧志、走狗奴才，究有何异?
注一：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注二：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来源:共识网作者:孙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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